【摘 要】1936至1939年间来华传教士书信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军事形象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微缩样本。在此期间，由于党的宗教政策适时调整、反抗法西斯势力的客观要求及党在根据地的建设符合传教士乡村建设的设想，来华传教士对党的态度由敌视畏惧转向亲善赞许。在传教士的直接或间接宣介下，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壮大，党的军事形象通过他塑得以进一步正名。
【关键词】抗日战争；海外形象传播；来华传教士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统一战线的胜利，是“动员一切力量”[1]的胜利，此中的“一切力量”也历史地包含着心怀人类公理、投身中国建设的外国来华传教士群体。经由根据地外国传教士的往来信件和新闻报道，真实情根据地军事力量得以冲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和猜忌、在国内国际的舆论环境中予以展现，客观上成为塑造我党正面形象、积极争取国际和平力量支援的重要宣传武器。然而，外国传教士对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态度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敌视到合作并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转变过程。以现存海外传教士书信日记为母本，探究抗日战争时期外国传教士对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评价转变的经过、原因与效果，不仅是“他者”时域下抗战历史的整理回溯，更为当下党的军事形象建设工作提供现实指南。
一、形象：“魔鬼”到“天使”
七七事变前大量外国传教士来华布道，这便不可避免的与红军产生直接或间接、主动或被动的接触。然，这种接触在初始往往是令传教士不悦乃至畏惧的。迟至1936年末，传教士的敌意方才逐步消融；日本全面侵华后，双方合作交往达到一个高峰、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种军事力量不吝褒美。
1.“红色魔鬼”
当红军刚刚抵达陕北时，西方传教士眼中的红军形象是蒙上灰黑滤镜的。1936年前的华北传教士们与中国共产党尚无直接接触而只能依靠华南公理会对红军长征前的印象加以想象：将红军预设为“扰乱宣教工作，迫害中国基督徒，破坏宣教财产”[2]的灾难。这种偏见甚至占据了中国教会官方杂志《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的认知，将红军称之为“憎恨基督的共产主义煽动者”、“撒旦之手”、“邪恶势力”，革命则被包上了“持续不断的可怕的无法无天和犯罪活动”、“推翻上帝事业”的外衣。实际上，长征时期红军对英国传教士薄复礼的礼遇与优待证明党的宗教政策是不断调整和优化的，但这种改变由于长征时期红军与外界近乎失联，便无法为外人所知。当1936年红军跨过黄河攻入山西境内，传教士必须直面在根据地进行传教活动的种种限制。传教士原先对红军道听途说的种种刻板印象映射入现实，党对宗教工作的各种管理都被他们认为是“直接和间接的干涉”，更有甚者因为红军进驻而诱发了精神疾病[3]。
这种对党和红军的畏惧情愫在1936年末达到顶峰。以汾州（今山西省汾阳市）为例，红军入城前大量居民涌向白区引发的社会动荡严重威胁了当地教会存在的社会基础，相关教会活动和教产经营近乎停滞。美国《传教先驱》杂志（The Missionary Herald）载“教会学校因生源不足而关闭，教会医院因缺少病人和必要物资而关闭；食品价格高企......迫使传教士们为了有足够的钱维持生计，不得不削减任何社会公益事业”[4]。在外国传教士眼中的一切混乱的根源仿佛都要归结于红军的军事政治活动，打击土豪和买办财主的行为被视作“寻找富人并榨取他们能得到的金钱、食物和动物”[5]，将对不法人士的审查被视为“绑架”、“掠夺”[6]。总之，由于红军的到来，传教士不得不与曾经相对平静而舒适的生活告别陷入政权交迭的短期震荡，加之此前国民党与华南公理会对共产党报道的肆意歪曲，故此山西传教士对红军的第一印象必然充满敌意与恐慌。
当然，这种敌意并非一成不变的，在对红军的畏惧和疏离之上，传教士也在主被动地反思和调整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当红军释放中国教会人士时，西方传教士明确表达了感激[7]，更有甚者将党摆在对等位置，开始思考社会治理的道路究竟“他们是对的，还是我们是对的”[8]。而伴随着西方传教士与党的接触日益深入，这种对党的认识更趋理性化、正向化，由隔阂造成的情感坚冰逐步消融。
2.“正义之使”
伴随时间的推移，红军的灰黑滤镜日益消融，传教士与红军的友谊逐步建立并日益深厚。传教士最初对红军的负面情绪大多来自于白区及长征前华南公理会带有歧义抹黑性质的第三方报道宣传；但当他们与红军不可避免的产生直接联系后必然生成更加强烈而直观的主观真实感受，对红军的评价也会逐渐趋于理性。红军军事战术、军队性质、军队风貌、根据地建设等多个方面钧得到了传教士的肯定与赞许。
一是八路军的“中流砥柱”作用日益凸显。在日军铁蹄践踏与国军的溃退中，八路军“逆行”的背影给来华传教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警钟》(Chinese Chimes)刊载道“（中国战场的混乱）已经有了一些改善，因为日本的死敌——中国八路军（以前被称为中国红军），已经从山西进入了山东，并将许多散乱的军事队伍纳入了自己的阵营”[9]，他们“重新组织了山东农民”进行敌后游击斗争[10]。按照沃尔特·贾德的说法，八路军“无论如何是当今世界上最有经验、最顽强的战斗人员”[11]。华北传教士们甚至能够熟练背诵八路军游击战战术的口诀“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12]。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是抗日战争的领导力量”业已成为西方传教士的共识[13]。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亦得到传教士甚至美国官方的认同[14]。“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正在地图上看似拥有数千平方英里土地的日占区发展”[15]，而日本势必“就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部署一支庞大的占领军”从而拖垮日本整个战争机器[16]。美国传教士休·哈伯德在日记中记载，八路军以游击战的方式“杀了几百个日本鬼子，等于不断用针刺向日本”、“从长远来看，这种游击战战略似乎表明，日本人将被迫在他们希望守住的任何地点维持大量驻军。这就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部署一支庞大的占领军。日本能承受经济压力吗?”[17]
二是八路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传教士赞许。外国传教士很早便注意到八路军迥异于旧社会军队性质，其笔下所记载的八路军士兵“帮助农民收割”、“手里拿着铲子和锄头”[18]，“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吃非常简单的食物，通常是小米，与当地农民的是食物相似。此外，士兵们为自己的食物买单，从不抢劫”[19]，凡此种种与国民党士兵形成鲜明对比。面对中国共产党到来后发生的种种变化，华北传教部主任R·M·克罗斯在一份油印通讯中报告说:“红军一方面调动青年学生的热情，另一方面又能争取农民的支持，这并不奇怪”[20]。厄尔·巴卢感叹道“乡民与军队之间从未有过这样的合作。曾经，农民害怕穿制服的人，憎恨他，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不会为他做更多的事。然而这些人（指八路军）已经赢得了他们的信任”[21]。哈伯特同样认为“中国军队肯定是在尽其所能帮助老百姓，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老百姓的坚定支持”[22]。换言之，人民军队给予根据地群众的正向反馈已经成为华北传教士的共识。
三是八路军昂扬的革命斗争精神引起传教士群体的共鸣。较之直观的军事问题，外国传教士处于自身工作的考量往往更乐于探求八路军精神世界的亮点。传教士阿尔玛·库克在给她在美国的朋友们的信中写道，“八路军的整个精神，”与这里大多数军人的精神截然不同。他们的宣传和理想中有一种信念因素，是其他部队所没有的”[23]。詹姆斯·亨特对“红军”判断是“蹩脚的战士，装备不足”但“他们有一种灿烂的精神，这是这个地区的希望，也是日本人的绝望”[24]。阿比· 查平在《北平》中记录道:“中国人民军队如何保持士气？答案是靠很少或根本没有工资的粮食(主要是小米)生活——保持养活他们的贫似乎是对最终的成功充满信心，这真是太棒了”[25]。1938年8月，鲁滨逊夫妇在旅行时，经过一支红军纵队，其中三位红军女战士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们穿着军装，其中两个正在走路。这是一个炎热的日子，他们过着艰苦的生活......她们在帮助自己的国家，艰苦对他们来说就不算什么。这样的精神是不容易被征服的”[26]。
四是红军对根据地的建设成效为传教士所叹服。匪患、毒患、娼妓问题曾是中国旧社会的三大毒瘤。传教士们“欣喜”的发现红军所到之处“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镇压土匪”[27]并“清理鸦片窝点和妓院”，扫清旧社会习气的顽固毒瘤使根据地风气为之一新[28]。社会救济上，据休·哈伯德回忆，“为伤员提供药物和治疗”、“为那些失去了他们储存的东西的人分发粮食”、“为那些房屋被烧毁的人提供住所”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工作，甚至“当地一个救济协会的负责人”是曾经神学院的学生，这不禁令其对中国共产党肃然起敬[29]。群众教育上，据厄尔·巴卢回忆，党在根据地开办的学校兼具素质教育与技能培训、教师大多具有大学文凭甚至来自于神学院的学生，党的教育方法与成果“超过了这个国家以前所见过的任何方法”[30]。
二、源由：党的军事形象转变探赜
1.红军的宗教政策转变
抗日战争时期是党统一战线策略实践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便指出共产党员可以与“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31]。外国传教士是所具有的的两面性使其成为可以争取的对象，一方面其带有明显得西方殖民主义色彩，一定程度上作为侵略中国的一面；另一方面其深入参与中国社会建设，助推医学、慈善等公共事业发展，并且拥有相当体量的受众和国际影响力，这决定其成为可以争取的一面。抗战以来，为最大限度的团结传教士群体的支持，党对自身宗教政策、教会教产保护政策及时调整，为赢取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一，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决议案》中便明确提出“边区政府应扶植民众团体之组织，予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宗教信仰等自由”[32]，在1937年与1939年两次出版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中钧明确规定教徒信众同样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这一基本政治权利[33]，事实上隐喻着党对根据地宗教群体政治权利的进一步开放。相对宽松的信仰自由环境不仅使来华传教士的宗教活动得以继续开展、更使其生活的日常气氛更加轻松。党的宗教政策赢得了传教士的认可与支持，传教士们也积极在国内国际书报平台释放善意信号。韦恩·费尔菲尔德在《传教士先驱报》中提出“北方的共产党人肯定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态度’，而不是他们在福建和江西活动的态度”、“在山西的一个村子里，共产党召集村民开会，告诉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信仰任何宗教，传福音的人也可以留下来，只要他们不试图向人们传教，他们也可以继续住在教堂里”[34]；查尔斯·贝茨在年度报告中也记载了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对比：“在过去共产党在攻击基督徒和基督徒财产方面尤为无情；但最近他们的政策似乎有所改变。只要一个基督徒不试图传播他的信仰，他就可以保持基督徒的身份”[35]。
其二，妥善处置教会教产。《晋冀鲁豫边区使用条例》中第十五条规定“外国宣教师以私人名义购置或捐募之土地，改为有关教堂或教会学校所公有，依照边区政府法令交纳赋税，其收益作为教会公益经费及办理教育之用”允许以教会名义保留合法土地产权不予没收；第四十一条规定“外国人在尊重中国主权及遵守边区政府法令之原则下，经专员公署以上政府之批准，得依法租用必要之土地办理实业文化公益及宗教事业”[36]更为无产或少产教会日常工作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权益。党在根据地进行的一系列保护合法教会教产政策提高了党在来华传教士甚至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也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哈罗德·马修斯在与亲友的信件中记载“自从我上次写信以来，山西共产党人访问了我们的一些其他教会，但据我所知，没有任何教会、传福音者或教会成员受到伤害......大约一个小时前，他们经过了我们在上塔的教堂，但没有停下来”，“他们把总部设在我们的教会里，但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教会的财产在山西士兵的占领下遭受的损失比共产党的还要大”[37]。
2、反抗法西斯势力的客观要求
抗战爆发之初，西方传教士曾认为应在中日双方保持中立。然而覆巢之下，焉存完卵。伴随日本暴行的血色漂染中国大地，日军细菌战、大屠杀等反人道行径与日方对西方传教士的不公待遇使传教士群体迅速倒向中国。特别是，根据地自由宽松的信仰氛围、和蔼可亲的政治氛围、健康团结的社会氛围与日占区的恐怖气氛形成剧烈反差，党的形象在传教士群体中日益高大，双方友谊日益深厚。
其一，日本在中国大地上的残酷剥削与反人道行为促使其走向正义的一方。日军制造的累累血债为西方传教士群体眼见笔录，休·哈伯德曾探访71个在日军“无人区”扫荡中被彻底烧毁的村子，他在日记中愤懑于日军暴行：“日本军队是我所遇到的最邪恶的组织，如果做传教士意味着我必须对大规模屠杀无辜男女和儿童、焚烧财产、强迫人们种植鸦片和吸食海洛因来腐败中国人民，征召男孩和身强体壮的男子进入这个军事系统准备与同胞或共产党人作战，强奸妇女、对女孩的猥亵以及所有其他不人道的政策来堕落和剥削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保持沉默的话，那么我将不得不不情愿地辞去我在这里的传教士职务。”[38]如若作为一个旁观者，西方传教士对日军行为厌恶和鄙视，那么当这种屠戮的暴力降临在他们曾生活的地区甚至教徒身上，这种对朋友的同情便会进一步加深对日军的仇恨，也就使之进一步向党靠拢。
其二，日本对传教士进行肉体和精神的直接侮辱快速加深了传教士与党的友谊。伴随日本快速攻城略地造成的自满与轴心国、同盟国间裂隙俞上台面，日方对外籍人士的态度日益恶劣。在日常生活中，日方不仅通过要求传教士佩戴标识，还必须向日本门卫鞠躬并强迫接受行李检查[39]。哈罗德·罗宾逊曾任传教医师，1938年12月日军闯入其所在医院，在掳走所谓“红军”后强迫他签署了一份用他看不懂的日文声明[40]，仅一个月后他再次被日本警察抓走并被逮捕审问，又被迫签署了一份看不懂的声明协议[41]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如向骑自行车车的传教士射击、殴打中国传教士、强制破坏或占领教堂等等[42]。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此情形下日方的种种暴行迅速将传教士迅速推向党的一边。
3、红军根据地的建设符合传教士乡村建设的设想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乡村由于战乱频仍百废待兴，虽然这种动荡为村民脱离现实生活的困苦而从精神世界的宗教中获得慰藉成为可能，但过于贫弱的社会生产严重阻碍了潜在教民最基本的饱暖问题——中国村民最迫切希望解决的是实现社会稳定、生产有序的理想治世。在吃饱穿暖为第一、精神世界为第二的现实情况下，来华传教士直接播撒福音遇到种种阻力，因而主被动地转向依靠社会工作方式缓解社会矛盾、树立传教士良好形象的方式感化村民。乡村建设实际上成为来华传教士的主要途径和核心议题。中国公理会记载“耶稣在人间的时候，在乡村和乡村之间穿梭，医治人们的痛苦，把他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难道不能以他的精神，通过乡村工作，通过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改善他们的生活，提升他们的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影响他们的社会行为，来满足乡村的需要吗”[43]。
显然，同样致力于乡村建设的还有中国共产党，且后者的成效更显。早在1933年与初步党接触时，部分来华传教士便超越意识形态的对抗鸿沟开始反思党在根据地建设的成功之处，“他（指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在某些细节上与我们是一致的，它无畏地把基督教本可以强调的一些事情付诸实践.......我们不能忽视它，就像我们不能忽视太阳和月亮一样”[44]。尽管双方建设乡村的根本目的迥异，但手段相似的共性确实使传教士对党的间接看法有所改观。1937年8月以后，日本对中国乡村的大肆蹂躏致使传教士不仅无法开展往日一样的乡村治理，甚至原有的少数成果也被破坏殆尽。与之相反，党的根据地建设不仅效果卓著，更能将这种成功的治理范式在日寇的冲击下保持稳固甚至逆向扩张，传教士对党不禁更加刮目相看。此外，由于传教士乡村建设伴随日本入侵而腰斩，他们不得不开始乡村救济以抚平日军造成的创伤，巨大的工作量也使其必然加深与党合作甚至主动融入党进行的社会救济工作体系之中。美国传教士乔治·费奇在1938年底的书信中讲道，“当然，这个故事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我们的中国和外国朋友所表现出的出色的服务精神，以及我们在共同事业中所享有的亲密友谊”[45]。在《中国纪事》中也有类似记载“现在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为了应对当前的巨大挑战，所有的意见分歧都暂时被抛弃了”[46]。相似的工作内容、共同的工作目标，双方的联合后情感的交流也日益增深。
三、效用：助力国内与国际反法西斯事业
1、壮大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基督教在华北地区具有一定的宗教影响力和群众组织力。八路军展现的正面形象有力的鼓动基督教信众参与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热情。一方面，大量从教会学校学习的青年学生脱胎为红军的新鲜血液；另一方面，这些外国传教士个体也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到抗日活动之中。
一是教会学生投身革命，积极参与抗日斗争。抗日战争期间，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教事业都惨遭蹂躏，值此国难深重之际，教会学子由于其相对可观的教育质量成为党青年才干的补充渠道之一。休· 哈伯德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个插曲，他曾与红军高层及其“幕僚长”“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而这个“幕僚长”则是“来自我们的一个基督教家庭，曾在我们的教会学校就读，毕业于燕京大学”[47]。来华传教士尽管声称“不参与政治”，然依旧在暗中默许甚至支持教会学生的爱国事业。哈罗德·鲁滨逊也用明快的口吻记载道“有两个女学生，至少有一个曾经在我们的教会学校里学习，住在我们过夜的教堂里，我们还曾和她们一起吃晚饭。她们要参加八路军在那里开办的一个培训班，大约有800名青年男子和几个妇女参加。这些女孩希望从事宣传工作”[48]。
二是传教士主动合作，间接参与抗日活动。基于抗日的共同目标，公理会传教士与八路军近乎结成了心照不宣的联盟。大量西方传教士直接或间接发挥自身特殊身份融入抗战大后方体系之内，甚至主动参与到抗日军事斗争之中。尽管当时日军对占领区实行信息封锁和邮件审查，但从1938年8月厄尔·巴卢在北平的书信中，依然可以窥见一二：“最令人不安的是，我们的人（即传教士）不可避免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游击队保持着不断的联系。他们的领导人中有不少以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他们（指八路军）期望在医疗用品采购和特务收留等问题上与我们展开合作。他们在北京有他们的代理人，且经常往返”[49]，传教士也事实上接受了这一工作，并不断在游击区间隙奔波。休·哈伯德在日记中更是讲述了游击队利用教会一处地产作为游击队地下联络点藏匿了不少于900枚手榴弹及其他军火。由于伯哈德担心大批量移动军火会增加暴露风险，甘于冒险将此地作为党的长期游击活动点[50]。
2、破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来华传教士作为深入中国乡村腹地观察和参与边区建设的“他者”，往往掌握最直观的一手资料，其日记、书信等文字内容成为揭开“红色禁地”神秘面纱的支撑性材料。来华传教士对八路军的印象由此在国际、特别是以美国为主流的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中引起巨大轰动，有力地改善党的国际形象、扩大和巩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一是直接影响美国外交决策。迫于意识形态及国府抗议，美国官方与党的直接交流在1940年以前尚不充分，直接面向乡村的传教士群体便成为美国外交官隐秘的“眼睛”。在1935年2月19日的官文通函中，美国驻汉口总领事馆便要求大批传教士随时向其充分通报共产主义运动和红军内任何苏联活动的迹象[51]。在1935年9月领事馆发表的共产主义活动的长篇报告中更是直接承认其主要材料母本之一是传教士提供的信息[52]。在传教士的文件中，也有证据表明传教士向美国领事馆发送了红军相关的信息。美国官方通过传教士的通信与报告，逐步扭转了对八路军的污蔑。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美国政府内部甚至曾出现越过国府直接向陕甘宁边区提供援助的声音，凡此种种，均与传教士秉公实录紧密相连联。
二是调动美国国内舆论热情。宗教势力在美国具有相当雄厚的民情基础，故而仅依靠美国国内教会平台，传教士的往来书信和文章便能引起相当的影响[53]。在传教士归国休假期间，也往往会参与众多布道交流会甚至发表演讲，当地报纸也会随之跟进报道[54]，在美国牧师群体之内也会流传相关文件材料作为学习母本等。在来华传教士的直接或间接的宣传和推介中，美国国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注度日益增长，八路军的国际形象日趋正面，有力地推动美国政府进一步加强援华力度，为后来美国加入同盟国并壮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打下初步的民意基础。
四、结束语
抗战时期在华外籍传教士的口述笔录为研究当时中国共产党形象特别是战争中的军事形象提供了“他者”视角的材料母本，是向海外人士展示党的形象、引导国际舆论的重要窗口。新时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体系工程日迈月征，以中国军事形象为代表的国家形象建构之路依旧任重道远。以史为鉴，通过传教士等非官方人士在中国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见闻与经历，不妨是一种以人际传播牵引大众媒体传播与组织传播，从而“借口说话”实现党的海外形象“自塑”与“他塑”相互统一的重要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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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North China Notes, Apr. 1939, ABCFM, Vol. 55, item 125.
[13]．A large number of the missionaries were probably also influenced by journalists such as Edgar Snow, Haldore Hanson, and Evans Carlson. See ABCFM, Vol. 69, items 74 and 251.
[14]．Earle Ballou, Paotingfu, Aug. 12, 1938, ibid., item 9. Alice Reed, Tehchow, June 13, 1938, ABCFM, Vol. 70, item 255.
[15]．Earle Ballou, Peiping, Nov. 4, 1938, ibid., item 6.
[16]．Diary of Hugh Hubbard, Jan. 30, 1938, ibid., item 235.
[17]．Diary of Hugh Hubbard, Jan. 30, 1938, ibid., item 235.
[18]．Harold Matthews, The Missionary Herald, 133:274 (June 1937).
[19]．Alma Cook, Lintsing, Aug. 31, 1938, ABCFM, Vol. 69, item 49.
[20]．R. M. Cross, Peiping, Sept. 28, 1938, ibid., item 47.
[21]．Earle Ballou, Paoting, Aug. 12, 1938, ibid., item 9.
[22]．Diary of Hugh Hubbard, May 29, 1938, ibid., item 258. 其他传教士对于这个话题的陈述见Harold Matthews, The Missionary Herald, 133:274 (June 1937); Alice Reed, ABCFM, Vol. 70, item 255; Abbie Chapin, ABCFM, Vol. 71, item 172.
[23]．Alma Cook, Lintsing, Aug. 31, 1938, ABCFM, Vol. 69, item 49.
[24]．James Hunter, Tunghsien, July 28, 1938, ibid., item 310.
[25]．Abbie Chapin, Peiping, Feb. 19, 1939, ABCFM, Vol. 71, item 172.
[26]．Harold Robinson, Tehchow, Aug. 17, 1938, ibid., item 331.
[27]．Diary of Hugh Hubbard, Mar. 21, 1938, ABCFM, Vol. 69, item 251.
[28]．Earle Ballou, Paoting, Aug. 12, 1938, ibid., item 9. Diary of Hugh Hubbard, May 28, 1938, ibid., item 258.
[29]．Diary of Hugh Hubbard, Apr. 7, 1938, ibid., item 251.
[30]．Earle Ballou, Peiping, Nov. 4, 1928, ABCFM, Vol. 69, ite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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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Wynn Fairfield, “Shansi Developments”,The Missionary Herald,132:225 (May 1936).
[35]．Charles Bates, Taiku, no date given, ABCFM, Vol. 62, item 100
[36]．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4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74-279.
[37]．Harold Matthews, Fenchow, Mar. 31, 1936, ABCFM, Vol. 66, item 80.
[38]．Diary of Hugh Hubbard, July 9, 1939, ABCFM, Vol. 71, item 310.
[39]．Phillip Dutton, Taiku, Nov. 1939, ABCFM, Vol. 55, item 121; Janes Hunter, T'unghsien, Apr. 10, 1939, ABCFM, Vol. 72, item 16.
[40]．Harold Robinson, “Chinese Chimes”,Jan. 1939, ABCFM, Vol. 72, item 263.
[41]．Harold Robinson, “Chinese Chimes”, Jan. 1939, ABCFM, Vol. 72, item 263.
[42]．Diary of Hugh Hubbard, June 24, 1939, ABCFM, Vol. 71, Item 310; Harold Robinson, “Chinese Chimes”, Jan. 1939, ABCFM, Vol. 72, item 263; diary of Hugh Hubbard, Mar. 1, 1938, ABCFM, Vol. 69, item 83.
[43]．This is found in a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Work of the Rural Church appoin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July 1937, ABCFM, Vol. 55, item 86.
[44]．George Shepherd, Yangkow, May 30, 1933, ibid.
[45]．George Fitch, Nanking, Dec. 1938, ibid., item 101.
[46]．Stockwell, The Chinese Recorder, 70:25 (Jan. 1939).
[47]．Diary of Hugh Hubbard, May 18, 1938, ABCFM, Vol. 69, item 258.
[48]．Harold Robinson, Tehchow, Aug. 17, 1938, ABCPM, Vol. 70, item 331.
[49]．Earle Ballou, Peiping, Aug. 12, 1938, ABCFM, Vol. 69, item 9.
[50]．Diary of Hugh Hubbard, May 4, 1938, ABCFM, Vol. 69, item 83.
[51]．Archives of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893.00/12990.
[52]．Archives of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893.00/101.
[53]．Harold Matthews, Lintsing, 1936,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16.3.12,Vol. 69, 1tems 57, 75, and 259.yo
[54]．Harold Matthews, Lintsing, 1936,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16.3.12,Vol. 70, items 30 and 317.
The military imag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eyes of missionaries in 1936-1939
Yang Cheng-yu
(Institute of Marxism of 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Zhejiang Hangzhou 311121，China)
Abstract:The letters of missionaries to China from 1936 to 1939 provided a miniature sample for the study of the Party's overseas military imag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During this period, due to the timely adjustment of the Party's religious policy, the objective demands of resisting the fascist forces, and the fact that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in the base areas was in line with the missionary village construction plan, the attitude of the missionaries to China towards the Party changed from hostility and fear to goodwill and praise. Under the direct or indirect propaganda of the missionaries, the domestic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anti-fascist united front were consolidated and strengthened, and the party's military image was further corrected through other efforts.
Keywords: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Overseas image communication; Missionaries to China
作者简介：杨成宇（1999-），男，安徽亳州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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