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选择悼亡对象，抗战悼亡诗歌决定了哪些类型的人物可以进入悼亡空间，享有被纪念的资格；而在与政治事件相关的集体悼亡中，政治立场的不同、与亡者关系的不同，对同一位悼亡对象的呈现自然也不相同，而不同政治区域集体悼亡的影响力和侧重点同样也有所不同，这些差异都反映出集体悼亡中不同政治力量对悼亡背后所隐含的政治资源和政治空间的争夺。相较于内部的政治分歧，在“抗战建国”这一远大政治理想的统一之下，利用原始的复仇意识，中华民族获得空前的联合与团结，朝着民族独立、国家民主与人民自由的共同理想奋勇向前。
关键词：抗战悼亡诗歌；选择性悼亡；集体悼亡；抗战建国；政治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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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悼亡诗歌本身出现得很早，先秦就已经出现了形式较为完备的悼亡诗歌，后历经汉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发展，相继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悼亡诗歌，并因此成为中国的文学传统之一。另一方面，学术史上对悼亡诗歌的研究也十分丰富。从时空上讲，古今中外皆有研究，并呈现出由古至今、由中至外的转换。从研究层次上看，呈现出由个案研究、断代研究到整体研究、从作家作品的研究到比较研究、由外向内的转换。从总体上看，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展、内容不断深化、理论和方法不断丰富。但遗憾的是，学术史上重中国古代悼亡诗歌研究、经典的悼亡诗人和诗歌作品研究，现代时期的悼亡诗歌研究则较为薄弱，尚处于垦荒期；同时，对悼亡诗歌的研究更关注作家个体的差异性和历时差异性，而对同一时期悼亡诗歌内部的空间差异性缺少必要的关注和研究。除此之外，悼亡诗歌的研究方法也比较陈旧，大多停留于文本的解读，只有极少数研究者使用心理学、语言学的理论研究悼亡诗歌，得出的结论也多有雷同。相比之下，抗战悼亡诗歌数量庞大，已成为一种诗歌现象，加之悼亡诗歌这一诗歌类型仍活跃于当下的生活之中，因而在专门研究抗战悼亡诗歌寥寥无几的情况下，结合当下的现实与抗战的实际情况，用新的方式研究其政治建构，对此做出较为合理、可靠的解释，并对其价值与意义做一简要说明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悼亡的选择性与抗战悼亡诗歌的政治建构
“抗战悼亡诗歌是指创作于抗战时期，与抗战现实生活和历史背景紧密相关的、以悼亡为主题的诗歌。”①通过一种区别性的悼亡，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抗战悼亡诗歌的政治建构历程之中，而这种政治建构是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完成的。第一，决定悼亡哪些对象。第一方面是就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而言的。“有机会获得形象描述(尤其是自我描述)的人更有机会受到合乎人性的对待；而那些没有机会自我描述的人则有遭到非人对待之虞：人们会将其视为低于人类的生物，甚至会完全忽视他们。” ②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亡者都能成为悼亡的对象，所有的悼亡对象都是经过挑选并最终确定的，只有获得国家政治许可和认定的亡者才有资质成为被悼亡的对象，并被赋予人性的光辉。抗战时期，只有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符合抗战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的亡者才有可能进入悼亡的视野，从而进入悼亡对象的备选区，并进一步通过其贡献的大小、多寡决定其悼亡的优先等级和评价的尺度。抗战悼亡诗歌中的悼亡对象几乎都是在抗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人物，基本上都有一种“殉国”的身份，而那些汉奸、侵略者乃至普通的个体则基本被排斥在悼亡的序列之外，这就是通过悼亡对象的选择实现政治建构意图的最好说明。反观沦陷区的悼亡诗，同样存在大量悼亡汉奸和侵略者的作品，双方的选与不选，完全取决于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图。“问题不在于，某人的死亡未能受到充分关注；问题在于，此人的死亡是不可能受到关注的。此类死亡并非湮没于明确的话语之中，而是湮没于公共话语的遮蔽之中。” ③不同的政治力量通过悼亡对象的选择制造了不同的遮蔽，而这种遮蔽显示的恰好就是不同政治力量各自的政治努力。
第二方面是就中国国内不同政治区域的政治关系而言的，其中也隐含着第一方面的内容。抗战时期，悼亡已成为一种政治，哪些人可以被悼亡、哪些事件可以被铭记，在不同的政治区域都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规范。“哀悼的区别对待原则决定人们必须哀悼哪些主体，必须禁止哀悼哪些主体，这一原则产生了一种排他性的人类概念：谁是合乎规范的人类？何种生活值得追求？何种死亡值得哀悼？” ④在抗战悼亡诗歌中，只有被政治选中的生命才具有被悼亡的资格，从这一意义上讲，悼亡对象“是一类经过筛选的‘生命’” ⑤，而筛选就意味着标准和等级。在国统区，阵亡将士、死于战争的知识分子具有被优先悼亡的资格；在解放区，除了阵亡的将士，大后方的基层干部、有贡献的平民百姓也处于优先悼亡的序列，知识分子的优先性则不突出；在沦陷区，悼亡存在着隐喻的转化，“母亲”“人民”等群体成为悼亡的优先选项。不同政治区域优先性的差异，恰好反映了其背后不同的政治倾向和价值标准。不论在国统区还是解放区，抗战将士都是抗战的主力，因而均被置于优先地位，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边区政府政治理想、抗战方针的不同，其对待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的悼亡态度呈现出显著的差异。而沦陷区的转喻性悼亡则是一种主流政治的失声，这种失声的背后则是另一种政治对主流政治的挤压和替换，因而悼亡差异性的背后，其实是不同政治力量角逐的结果。同样，在抗战悼亡诗歌中，对亡者塑造亡者形象至关重要的事件的选择也同样存在差异，这些事件的选择关乎亡者形象的呈现，而事件选择的不同倾向恰好说明了其背后的政治选择存在差异。
第二，决定以何种方式悼亡。与日常悼亡的深婉悲切相比，抗战悼亡诗歌普遍采用了比较积极、乐观的悼亡方式，这也是出于政治实际的需要。在整个抗战时期中国的各方面实力均输于日本，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各种灾难接踵而至，国内士气一度低沉，甚至出现了叛逃的现象。为了鼓舞士气、激励国人抗战的斗志，政治要求诗人们把亡者牺牲的哀痛转化为复仇的力量，以激发全民族的抗战意志，因此就必须以积极乐观的方式呈现出来。第三，决定悼亡对象的面孔。政治选择了悼亡对象，并普遍以积极乐观的方式呈现出来，但赋予悼亡对象以何种形象，却是另一个政治问题。在抗战悼亡诗歌中，悼亡对象的形象特征是在与日本形象互相对照中生成的，正义/邪恶、神化/妖魔化构成了一对完整的政治命题，在形象的突出对比中，政治内涵得以显示。而就悼亡对象自身的形象塑造而言，同样存在着等级差异。亡者的知名度越大、人生经历越传奇、牺牲的贡献度越大、影响力越大，亡者的面孔就会被塑造得越高大，有关的书写也就越多。而有些贡献较小、影响力不如前者的亡者政治利用度较低，其神化的程度也较低，反而比较真实。
二、政治事件、集体悼亡与抗战悼亡诗歌的政治建构
抗战悼亡诗歌中存在着显著的“集体悼亡”现象，它往往围绕着一位战死的将军展开，由多位诗人共同悼亡。集体悼亡的背后，是各种政治力量角逐、博弈的结果。集体悼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组织的集体悼亡，其悼亡的成果往往以专刊、专栏或专版的形式出现。另一类则无明显的组织意图，悼亡的成果分散在不同的期刊，往往无特别的说明。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集体悼亡，服务抗战是其共同的政治主题。但具体到不同的政治区域，其集体悼亡对象的差异、同一悼亡对象悼亡侧重点的差异，都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政治诉求，甚至暴露出不同政治区域之间的矛盾。
在抗战悼亡诗歌中，每一次重大的死亡都是一次政治事件，集体悼亡就成了对政治事件与死亡危机的一种解决方式，不同的政治利益群体也会利用集体悼亡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一些有组织的集体悼亡是由政治利益集团支持、鼓动、发起的，悼亡对象往往是一些阵亡殉国的抗战将士。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将军在枣宜会战中殉国，据张自忠将军的随从张宗衡记载，“张将军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六日在湖北宜城南瓜点十里长山殉国后，忠骸为日军盛殓安葬。经黄维纲部觅得葬处，开棺将忠骸抬至荆门县襄河西岸快活铺，以上将礼服重殓后将灵柩运抵宜昌，然后转运重庆安葬。灵榇所经各县，均有军政人员和各界群众列队迎送，路祭哀悼。运灵船到重庆，蒋介石带领军政官员到码头祭悼。随后将灵柩运至北碚双柏树暂厝。不久即安葬在北碚梅花山上” ⑥。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张自忠将军的葬礼在重庆举行，国统区和解放区都组织了一系列或大或小的悼念活动，各政治区域的重要领导人亲自参加追悼会，悼念他的诗文达到上万篇。张自忠殉国后不久，蒋介石以最高统帅的身份亲自发电悼念，并题写“
勋烈常昭”的赠词，而毛泽东主席也题写“尽忠报国”的赠词，冯玉祥题写“荩忱不死”，李宗仁题写“英风不泯”，林森题写“天地正气”，足见国共两党的重视程度。一九四〇年解放区的《新中华报》发表了题为《悼张自忠将军》的社论，既表明了国共两党对张自忠殉国一事的重视，也从侧面说明对张自忠的集体悼亡是国共两党有意推动的政治行动。社论中指出以张自忠将军为代表的抗战将士们“为了国家民族与抗战的胜利，赴汤蹈火，奋不顾身，对国家民族尽其大忠大孝，最后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全部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 ⑦的贡献和牺牲精神，并以此号召“全国人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一定要前仆后继，坚持抗战，发扬他抗战到底，英勇牺牲的精神，踏着他的血迹前进，为他报仇。为一切为国家死难的战士同胞们报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⑧。在上层人士的引领和示范下，全国各地展开了对张自忠将军的集体悼亡，但悼亡的主体力量在国统区。国民党几位重要的人物都为张自忠作了悼亡诗，如邵力子《满江红·挽张自忠将军》、李济深《诔张自忠将军》、陈铭枢《挽张自忠将军》、张治中《挽张自忠将军》、章士钊《张将军诗》等，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他们在悼亡诗中对张自忠的评价与蒋介石的题字“勋烈常昭”四字有着共同的政治逻辑。李济深的表述是“金石褒忠，缥缃纪武。烈烈威灵，永垂千古” ⑨，突出其忠烈的品德和垂范作用。邵力子则侧重描述其“死绥壮烈”⑩的忠烈，注重其“是丈夫、皆应继风徽，收京阙” ?的激励功能与示范作用。陈铭枢等余下几人的表述也相差无几，先是述其“死难何忠烈”?，继而肯定其“大将慷慨捐躯此巨擘，永为抗战史上之伟绩”?的丰功伟绩和垂范作用。国民党对张自忠的集体悼亡十分官方，在其有意的建构中，张自忠的形象几乎没有任何缺陷，显示出强烈的“神圣化”倾向。这一塑造方式有明显的政治意图：首先，通过对张自忠的悼亡，安抚人心，显示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其次，通过对张自忠的悼亡，利用其忠烈的形象，为全国军民树立榜样，激发抗战的信心。
相比之下，在一些文人墨客的笔下，或许是与中心人物保持相当的距离，诗歌的想象空间反而更大，其塑造的人物形象更为丰富，人物的经历更为曲折，也更富有传奇色彩。唐玉虬在《吊张将军自忠》中不避张自忠“芦沟求全毁誉”?，反而借此事塑造了其“知耻近乎勇，湔瑕即上材” ?的人物形象，把张自忠的形象塑造得更为真实、丰富。晏孝型的《悼张自忠将军》、杨云史的《大江东去——吊张自忠将军》同样没有回避张自忠在卢沟桥事变中饱受争议的行为，反而利用争议的故事性着意突出其曲折、传奇的人生经历，利用前后的对比突出其忠烈的品性。相比之下，民间的悼亡显得更为丰富，不仅用旧体诗悼亡，用新诗悼亡的也大有人在。如魏精忠的《悼张自忠将军——为纪念张自忠殉难三周年写》一诗，形式短小、语调舒缓、感情悲沉，比完全用旧体诗悼亡的官方悼亡诗更为丰富、真挚。再者，对张自忠的民间悼亡政治意图相对淡薄，但依然突出了其民族英雄的属性与垂范作用。与国民党立足于政党、国家的悼亡不同，民间的悼亡更加突出其民族的意义，这一点反而与“在野”的解放区的立场有某些相似之处。毛泽东主席给张自忠的赠词是“尽忠报国”，这里的“国”显然是指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民之“国”，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政党之“国”。尽管官方与民间、国统区与解放区的集体悼亡存在种种差异，但其中抗日的政治意图是不谋而合的，双方都希望利用烈士死亡的身体，通过悼亡这一形式实现抗战建国的政治构建，虽然彼此对“国”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在抗战的整体目标面前，差异与分歧总能得到管控，并统一到共同的旗帜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新中华报》的社论《悼张自忠将军》，还是三年后周恩来的《追念张荩忱上将》，都把解放区和敌后抗战中牺牲、负伤的重要军事领导同张自忠等国统区殉国的将军相比较，似乎在突出解放区及其敌后抗战所做的努力和付出的巨大牺牲，意图与国民党争夺悼亡的政治话语空间。与张自忠等人殉国后悼亡之作的丰富相比，解放区中阵亡殉国的重要将领很少能进入国统区的视野，其大部分悼念发生在解放区。在解放区，较为显著的一次集体悼亡是对左权将军的悼亡。1942年5月25日，左权将军壮烈殉国。“1942年7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延安各界一万余人举行追悼左权同志和阵亡将士的大会，挽联、花圈达数百件。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挽词:‘为左权同志报仇，为一切死难烈士报仇!’朱德在讲话中号召:‘要继承左权同志遗志，要为左权同志报仇。’” ?周恩来指出：“左权壮烈牺牲，对于抗战事业，真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 ?，朱德也赋诗悼念：“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为了纪念左权将军，根据太行人民的请求，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批准，1942年9月18日，辽县党政军民等5000余人举行了辽县易名典礼。从此，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左权牺牲的消息传开后，举国同哀。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颁发《关于追悼左权同志的决定》，号召全军将士继承左权遗志，坚持华北敌后更加艰苦的斗争，直到抗战最后胜利。左权是解放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最高将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高层的倡议和推动下，解放区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悼亡。在
凌霄的《悼左权同志》中，左权是一个不怕辛劳、勤恳踏实的形象。“你所处理的事情是最繁的事情，/你真正尽了组织战斗的重任，/白天行军作战，/夜间又要计划周详，指挥有方，/电话机子成了你枕旁经常的陈设，/电话的铃声一夜不知多少次地催你醒来，/你倦极了，/清醒的神志到底抵不过过度的疲劳，/电话还未讲完你又昏睡过去，/不到几秒钟你又醒来，/电话，一次再次的电话！/过度的烦劳使你好说梦话，/你的梦话我常听到，/你所说的句句都是战斗的安排。/见你过度的疲劳我心中常有不忍，/然而你的战友也是困倦不堪的，/又何能替你分劳！” ?为了战斗的胜利，左权可谓是殚精竭虑，不分昼夜的工作，突出了他极强的责任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精神。“我们屡次从尘土中浓烟里滚了出来，/我们是越打越起劲的，/当着人们面色苍白失去理智的时候，/我们却更加奋发聪明起来，/也更加有点野蛮起来了，/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忘记其他一切，/你在这时常警告着别人隐蔽身体，/一种耿耿的忠心，/至今想来犹使人忍不住感激的泪。” ?第一人称拉近了读者与诗歌的心理距离，增添了一种亲切感，也显示了左权的平易近人的形象特征，而这些值得赞美的品德在解放区又是被普遍推重的，其形象的呈现反映了解放区构建新型军民关系，塑造亲民、奉献的共产党形象的政治意图。
解放区的集体悼亡与国统区集体悼亡宣扬的国家精神有明显的差异，解放区的集体悼亡常用中华、国家等宏大、多解的概念，而用这一相对模糊、宽泛的概念，是解放区有意淡化国共之间的政治分歧，试图用民族的概念弥合政治分歧的努力。在朱德的《悼左权同志》一诗中，用“国家”“中华”这一概念突出了一种政治的整体感。“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解放区所理解的国家政治形态与国民党的理解显然是有差异的，但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用国家、民族来指代各自理解的政治理想是基于一种整体的感觉，虽然细节是有意迷糊的，但在抗战的境况中，并不构成根本性的矛盾，因而可以有效地弥合二者间的政治歧见。“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中所守护和保卫的“国家”“吾华”虽然在国共之间存在理解的分歧，却并不妨碍读者的理解，也不妨碍国共双方彼此的政治诉求，因为爱国、殉国、护国所体现的政治意识在抗战时期符合国共双方共同的利益诉求。
在陶铸的《七律·悼左权将军》和叶剑英的《满江红·悼左权同志》中，突出的并不是张自忠悼亡中“烈”的特征，而是着重突出了一种“最伤心，河畔依清漳，埋忠骨”的悲伤情愫。如果说对张自忠的集体悼亡是高亢的激越之音，那么对左权的集体悼亡则显示了一种深沉的悲凉。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对张自忠的集体悼亡更像是一项政治任务，尤其国民党内部的抗战悼亡诗，突出了对张自忠殉国这一死亡事件的政治利用，加之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张自忠也并非蒋介石的嫡系，情感的虚浮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反观对左权的集体悼亡，情感深沉，虽然也在利用死亡的影响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但由于共产党内的团结，且彼此间都是战友、同志关系，那种悲伤是发自内心的，掺杂了许多个人性因素在里面。
三、政治建构的另一种形态：抗战建国
在对战争的亲历性体验中，诗人们认识到战争的毁灭性和灾难性，对战争本身大加挞伐；与此同时，随着战争的持续推进和深入发展，诗人们也从单纯的战争批判中挣脱出来，在较为清醒地认识到战争已避无可避，“速胜论”也无法实现的基础上，诗人们转而将关注点放在如何挖掘战争本身的积极效用上，试图从抗日战争中汲取重塑民族性格、重构文化结构和重建民主国家的力量。因此他们很快就摆脱了单纯的战争批判论，转而将批判战争与在战争中实现国家、民族和文化的重新整合视为不可分割的双重任务，也就是实现所谓的“抗战建国”。
战争能“唤醒、激发并鼓起一个民族的全部内在力量” ?，在抗战悼亡诗歌中，诗人们总是把来自敌人的压迫转化为反抗和前进的力量，其中最重要的资源就来自于传统文化中的复仇精神。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构，进而泛化为普适性的家-国结构，因此不论是民间还是上层社会，虽表现形态不同，但根深蒂固的复仇精神却是相同的，并没有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中断。“复仇是用摧毁恶的暴力形式来呼唤正义公理，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它在破坏社会法制的同时，又庄严体现并充分激发了人们的正义感，使人在善恶是非忠孝侠义等伦理价值的催奋下，诉诸内在的野性豪勇去冒险拼搏。” ?在抗战悼亡诗歌中，“对复仇的倡扬往往起到激励民族魂的作用，它不仅是提高民族凝聚力的一个口号，也是心理上的、灵魂上的升华和催奋” ?。在解放区诗人冈夫的《五月的悼念》中，“血”成为激起复仇精神和反抗意志的燃点，凝聚起全民族的反抗精神和战斗意志，在目睹了“我们的尊敬的同志的/血” ? “我们的亲爱的同志的/血” ? “他们的/青春与生命的/血” ?“他们的/给这世界以光彩与活力的/血” ?“流在这/五月的/绿色的原野” ?，带有魔咒和蛊惑般的神秘力量便进入到诗人的体内，仿佛控制了诗人的意志，使其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我们啊，/复仇吧” ?的呐喊与呼告。诗人用跨行的技巧将“血”与前面的限定性词组强制分离，使“血”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具有“血”一样绵延、流动的质感，在起到强调作用的同时也延长了读者对“血”的感知，从而使“血”的蛊惑能力更为持久、强烈。接下来，诗人并没有把复仇的呼告一览无余地发泄出来，转而进入到对“他”和“我们”的点滴往事的追忆之中，赋予了复仇以情感的细节和真实。“那么听啊，同志，/他们并没有沉默” ?两句独立成节，承上启下，实现了大跨度的跳跃和拉伸，将读者从日常细节的摩挲中挣脱出来，以“染了他们的/鲜血的/绿茸茸的草” ?和“峥嵘的岩石”?向死亡献祭，通过亡者的“血”，人们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在无数“喊着：/战斗啊，战斗” ?的英雄的反抗中实现了复仇。
与冈夫复仇的呼告与呐喊不同，方然在《悼》一诗中有意组织了一次针对性的复仇。诗歌开篇就表明了悼亡的对象是“绥远民间英雄纳泰刘”，毫无疑问，这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和绿林精神的民间抗日英雄，选择这样一位悼亡对象，自然会唤醒读者传统小说的阅读经验，打开读者对绿林莽汉的想象空间，也为复仇增添了来自民间的、偏离正统秩序的野性和原始色彩。亡者并非诗人熟识和共事过的人，而是从“在大火光里/沙漠的人们纷乱地讲着你了”的流传中得以了解他的传奇事迹，乃至于他的死讯，诗人也是从流传中得知的，并非亲历。在相当大的部分中，诗人都在讲述“纳泰刘”的传奇故事，叙说他如何一次次英勇杀敌后神秘地逃脱了敌人的追捕，一次次带着部下穿梭于敌人的包围之中，也叙写了他的“土里土气”、野蛮和粗豪。在诗人的笔下，“纳泰刘”的形象是颇为复杂的，他是抗战反日的民族英雄，但身上又充满了强盗的野蛮和粗豪，他讲不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大道理，却明白“‘咱只晓得咱们是中国人，/咱们不能让人家在头上拉屎，拉尿！/咱们国家总不能让人家灭掉” ?的大义，而朴素乃至粗俗的语言也凸显了“纳泰刘”粗野英勇的真实形象。然而，在“血”的献祭中，这个“坚强的老头子”?最终“光荣地殉国了” ?，在“谁能毁灭/无数万被残害者底苦斗与仇恨？/除非那残害者都被毁灭尽” ?的复仇欲的驱使下，“无数弟兄们底复仇，愤恨的” ? “无数个雄健的脚步/从这上飞过去了，/袭击向敌人方向” ?，诗人预示了后人必将用战斗来完成复仇行动。署名为“黑”的诗人，在《给亡友——陈作雄同志》中叙述了受尽“一切的苦刑”的陈作雄挣脱了监狱的牢笼，“脱离了那‘人间地狱’” ?，“奴隶们觉醒了，/监牢的铁门，/被粉碎了” ?。他们站在“南山顶的山顶上” ?，呼喊着“咱们今晚要报仇了” ?的口号，紧接着“血的战斗开始了，/火药的气味，/笼罩了大地” ?，他们以敌人的血献祭了正义之旗，完成了复仇，也唤醒了广大的民众，“无数的人——男的，/女的——在正义的旗帜下面，/准备踏着你的血迹前进” ?，在复仇中实现了全体人民的大联合、大团结，向着最终的胜利前进。
“原始人已开始了一个旷日持久的嗜血时期。他们对血，自己的、敌人的或动物的血，都有着浓烈的兴趣，为之欣喜若狂、激动万分；并想象鬼神也与自己一样，因而用鲜血——人的血和动物的血去讨好鬼神，或镇住那些邪恶的鬼神。” ?可以说，比起各种苍白的政治口号和意识形态宣传，复仇更能激活具有原始色彩的民族意识，并赋予其本身天然的正义和道德感。陈雷在《祭廷章》《悼张兰生》《吊赵敬夫》中分别发出了“愧我空留满腔血，不复国仇不回乡” ? “万里胸襟报国仇，血战年年誓不收” ? “追忆同窗约征战，不复仇不还”51的誓愿，极富鼓动性。通过复仇的召唤，全体成员具有了共同的敌人，血债血偿的原始契约成为了合法的反抗依据，也成为其走向新生的前提条件。复仇的完成，除了获得一种报仇雪恨的快感之外，还完成了全体成员整体性格的更新，实现了自身弱点的克服与素质的提升。陈国柱在《哀悼茂林殉国将士辞》中历数侵略者犯下的罪恶行径，为复仇的必要性积累了充分的依据，“回思及此，愤慨难论！如此残酷，奚能忍容”52成为了诗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因而要“复仇雪恨，拆殄穷凶。肃清奸伪，扫尽顽锋”53。而最终整个民族都会像史轮在《我永远敬念你超人的灵魂》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同志，/都会抛掉自己的旧的渣滓/走向超人的灵魂——走向你所锻炼到的强度”54“一切妥协、腐蚀被照彻，被战栗，被淘汰，/一切柔儒、自私被暴露，被悔悟，被消灭，/一切新鲜、生动被焕发、成长起来，/葱葱的象春天的树林爆烈地成长起来”55，在对自身性格弱点的去除和“至死不屈”56的精神的锤炼中，全体成员的性格得到了检验和提升，在万般灾难中经受了重重考验和磨练而更具韧性，正如天蓝在《哀歌》一诗中所言：“一个民族德性底亮光/使凶残者战栗”57，而这也为“实行民主，解放工农。恢复失地，奠定崇墉”58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建国本身就包含着对自由理想的追求。“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59，因而“一个现实的自由人就是在枷锁中不断追求自由的人”60。所以抗战悼亡诗歌中对压迫的反抗就有一种追求自由的意义在其中，并且这种自由的追求不但是一种个人的自由，而且更是一种相对整体的自由。在抗战悼亡诗歌中，诗人不仅期待着建立一个民族独立、国家民主和人民自由的国家，还憧憬着一个具有区别性的共同体意识的自由王国理想，而且两者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在陈毅的《某同志父母双亡，闻讯大哭，诗以解之》中，诗人构建了一个具有共同体意识的世界：“凯歌绝贪暴，人类归善良。自由王国成，大众无凄惶”61。在这个理想的自由王国中，没有贪暴，人类回归善良的本性，民众安居乐业。诗人并没有具体描绘理想中的自由王国的细节，而是以否定的方式为读者描绘出一副大致的概貌。在《抗战五周年挽八路军阵亡将士》中，朱德对心中的理想世界也有类似的想象：“民主真共和，世界皆仁里。持此慰英灵，光明新世纪”62。可见，在描述未来的理想国度时，诗人使用了示现的手法，把未来无法亲眼目睹的事物通过概括性的描述呈现出来，使读者得以感知，这使得抗战悼亡诗歌表现出一种预言性质。不论是对未来将要建立的新中国，还是对扫除法西斯以后的世界，诗人都赋予了二者民主、共和的品质，在表达对未来世界的想象时，诗人使用了仁里这一典故。“仁里”语出《论语·里仁》中的“里仁为美”63一句。郑玄注：“里者，民之所居，居于仁者之里，是为美”64，后称风俗淳美的乡里为仁里。可见，诗人在想象未来的人类世界时，赋予了其淳朴的品质，而对未来世界的态度，诗人则是乐观而积极的。综合来看，抗战悼亡诗歌中构建的理想世界具有一种乌托邦性质，在诗人的笔下，它是自由、民主、共和、光明、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生活于其中的人民淳朴而善良。不难发现，在想象未来世界时，诗人们期待着一个民族独立、国家民主和人民自由的现代化世界，而在想象生活于其中的人类时，诗人们则采用了复归的策略，希望人性能够回归到原始的单纯和善良，这明显是一种中西混合的想象方式。而具体如何实现这一带有乌托邦性质的政治理想，抗战悼亡诗歌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通过复仇扫清邪恶、专制的法西斯，重塑民族性格，重建世界秩序，还人类以和平。
四、结语
抗战悼亡诗歌通过悼亡个体排他性的选择、集体悼亡的差异性策略和抗战建国的共同性追求，彰显出其同中见异的政治诉求。在整体性的政治要求下，一种复杂的政治生态得到显现：分歧与团结共存。分歧与斗争是手段与策略，而抗战建国则是一种共同追求，是抗战时期的最终目标，也是管控分歧的根本保证。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鲁迅的文化选择对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9ZDA267））
【注释】：
1赵刘昆，《抗战悼亡诗歌中的战争性叙事》，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年。
2345〔美〕朱迪斯·巴特勒著、何磊、赵英男译，《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力量》，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分别引自第224页、第53页、第6页、第43页.
6鹿理梅，《抗日名将张自忠》，远方出版社2016年版，引自第145-146页。
78张自忠将军史料征集出版工作委员会编，《尽忠报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分别引自第264页、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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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mourning poetry
Zhao Liu-kun
(College of Art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Abstract: By selecting the objects of mourn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mourning poetry determines which types of characters can enter the mourning space and enjoy the qualifications to be commemorated. In the collective mourning related to political events,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positions and the differe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ceased naturally present the same mourning object differently, and the influence and focus of collective mourning in different political regions are also different, which reflects the competition for political resources and political space implied by different political forces behind the mourning in collective mourning. Compared with internal political differences, under the unity of the lofty political ideal of "building the country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using the primitive sense of revenge, the Chinese nation has achieved unprecedented unity and unity, and forged ahead towards the common ideal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national democracy and people's freedom.
Keywords:
anti-Japanese war mourning poetry; selective mourning; collective mourning;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赵刘昆（1995—），男，云南曲靖人。山东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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