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 1939-1942 年三次长沙会战为背景，聚焦 “焦土” 这一象征性场景，深入探讨了会战期间的社会动员机制、民众日常生活实态及抗战精神的生成逻辑。研究首先剖析了 1938 年 “文夕大火” 造成的深重创伤，包括城市物理空间的毁灭、民众生存困境及对官方信任的崩塌；进而阐述了长沙民间社会在废墟中自发构建的多维自救网络，如开明士绅组织垦荒、码头工人承担军需运输、宗教力量参与救亡、女性承担生产重任及邻里互助契约的形成等，展现了民众在极端环境中的生命韧性；最后揭示了日军暴行下长沙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升华，通过宣传抗日、支援抗战、直接打击日寇等行动，凝聚成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本文旨在呈现普通民众如何以顽强生命力支撑起抗战脊梁，重塑抗战精神地基，为理解战争中的社会底层韧性与民族精神淬炼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长沙会战；文夕大火；民众生活；抗战精神；民族意识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湖南作为正面战场前沿和粤汉铁路枢纽，战略地位至关重要。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间，日军为攻占长沙，三次大举进犯湘北，累计投入陆海空及化学部队兵力逾40万。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副司令长官罗卓英指挥湖南军民顽强阻击，史称“三次长沙会战”。[1]现阶段，学术界就三次长沙大会战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者聚焦长沙会战的军事价值，从战略和战术的层面进行长沙会战的研究。[①]一者则深入挖掘长沙会战的历史意义，从后续影响层面展开广泛讨论。[②]但战争对社会底层的撕裂、民众在极端环境中的生存韧性，以及民族精神如何于废墟中淬炼成型，仍是亟待深挖的维度。本文以“焦土”为象征性背景，聚焦1939–1942年长沙会战期间的社会动员机制、民众日常生活实态及抗战精神的生成逻辑，试图揭示：在深重的战争创伤下，普通民众如何以惊人的生命力支撑起“东方斯大林格勒”的脊梁，并由此重塑了抗战的精神地基。
（一）文夕大火的创伤遗产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为巩固武汉外围，派第九师团为前锋进犯湘北，企图攻占长沙。陈诚预判“日军下一步的企图当为占领长沙”，[2]蒋介石亦在南岳军事会议（11月1日）上断言日军必然南下。[3]11月7日，蒋介石为此专赴长沙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防务。1938年11月12日夜，误传日军逼近，长沙城奉令焚毁。[4]大火连烧五日，5.6万栋房屋倒塌，商业中心坡子街、文化地标天心阁尽成瓦砾。[5]官方统计死亡3万余人，实际或逾5万。难民如潮水般涌向湘潭、衡阳，城内仅存2万余人蜗居断壁残垣。“焦土”不仅是物理景观，更是心理烙印。“（抗战）一年以来，湖南省所贡献于国家，物资人力，质量俱有可观。“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6]大火后的长沙古城满目疮痍，全城近1100条街巷中，690条彻底焚毁，330条仅存零星房屋，街道损毁率逾九成。原商业中心受灾尤甚：南正街（今黄兴南路）、坡子街、臬后街等繁华街区及沿河地带尽成焦土。北门区域中山西路至北门口一线，唯北正街圣公会与头卡子一间瓦货铺幸免于难。全城残存建筑多分布于城市边缘，宛若废墟中的孤岛。可悲的是，“文夕大火”之后，面对此等惨状，国民政府仍试图延续“焦土抗战”策略。中央社11月14日短评《坚壁清野，长沙已成废墟》宣称“长沙将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然前线战况未变，旋即引发国内外舆论震荡：国内湘籍精英联名谴责当局失责；汪精卫等主和派借机鼓吹“再战必亡”论；盟国外交机构严正抗议；日军更派专机航拍灾情充作反华宣传。[7]大火余烬中，幸存者以炭化梁木、焦糊芦席在废墟间搭起连片窝棚。南门口棚户区密度竟达千人/亩（相当于每平方米挤站1.5人），巷道污水横流、秽物堆积。1940年夏霍乱爆发，棚户区因水源污染沦为疫病温床，日殁数十人，尸骸用草席裹卷堆于城外乱葬岗。作家张天翼在纪实小说《谭九先生的工作》中痛陈：“劫后长沙人蜷居狗窝，啖食猪馊，肩头却扛着狮虎般的战事重担！”至1941年秋，长沙米价较1937年暴涨200倍，小学教员月薪仅够购糙米10斤（据当年《湖南省政府公报》）。主妇挖尽巧思：将糠麸、苦菜、观音土掺入霉米蒸煮“八宝饭”，食后腹胀如鼓却难解饥荒；富户则怀揣金条潜入黑市，按"一两黄金换三斗米"的死亡汇率苟活。粮店门前常见昏厥老妪紧攥空米袋，而军粮卡车轰鸣驶过扬尘漫天。1942年4月，日军731部队在湘北投撒鼠疫杆菌，疫魔沿湘江直扑长沙。缺药民众以石灰水泼洒街巷，刺鼻白雾中抬尸人络绎不绝。当局将高烧病患强押至橘子洲露天隔离区，任其在高烧谵妄中自生自灭。"晨葬东街囡囡，午收西邻双生子，暮埋自家幺儿——今日共葬邻童三人。”[8]这场由政府失误造成的灾难，使民众对官方动员的信任降至冰点，也为后续社会整合埋下隐忧。
（二）“焦土”中迸发的生命韧性
1938年的文夕大火，让长沙这座千年古城沦为一片焦土，国民政府的动员体系也随之遭受重创，行政效能大幅削弱。然而，在这片废墟之上，长沙的民间社会并未沉沦，反而如野草般顽强生长，自发构建起一张涵盖生存保障、军需支援、精神慰藉的多维自救网络，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
开明士绅曹典球便是这场民间自救运动的先驱。目睹满城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惨状，他毅然牵头组织“战时服务团”，带领一千余名无家可归的难民奔赴岳麓山麓。彼时的岳麓山虽林木葱郁，却多是荒坡野岭，开垦之路布满荆棘。难民们带着劫后余生的疲惫，用简陋的工具刨土、垦荒，手掌磨出了血泡便用破布包裹，饿了就啃几口硬糠饼，渴了便喝山间的泉水。日复一日的劳作下，超千亩荒地终于变成了可耕种的良田。[9]
与此同时，长沙箩业工会的三千余名码头工人，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匹夫有责”的担当。他们没有精良的武器，肩头的扁担、手中的箩筐便是抗击日寇的“武器”。在三次长沙会战期间，前线军需运输任务紧迫，这些工人自发承担起70%的运输量。无论是枪林弹雨的前沿阵地，还是泥泞难行的山间小路，都能看到他们弓着脊背、汗流浃背的身影。扁担在肩头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甚至渗出血迹，他们便垫上破棉絮继续前行；遇上日军飞机轰炸，便匍匐在路边隐蔽，等敌机过后立刻起身，争分夺秒地将弹药、粮食送往前线。在惨烈的战斗中，逾百名工人壮烈牺牲，伤亡率高达3.3%，他们用血肉之躯为前线筑起了一条“生命线”，被《力报》盛赞为“铁肩部队”——这“铁肩”，扛的是军需，更是民族的脊梁。[10]
宗教力量也在这场救亡运动中重构了伦理坐标，将慈悲情怀与家国大义紧密相连。基督教青年会迅速行动，在长沙城内及周边设立了21处难民粥棚。[11]每到开粥时间，粥棚前便排起长龙，志愿者们一勺勺地将温热的稀粥递到难民手中，虽不能饱腹，却在寒冬中给了人们一丝温暖。南岳僧侣救护队则褪去袈裟，换上救护服，穿梭于枪林弹雨之间。他们昼夜不停地转运伤员，用寺庙里带来的草药为伤员清洗伤口，用诵经的平和语调安抚伤者的情绪。弘法寺的巨赞法师更是以一句“出家未出国”的宣言震动整个教界——出家人虽超脱世俗，却从未脱离自己的国家，在国难当头之际，同样要挺身而出，护佑这片土地上的同胞。这句话打破了宗教“出世”的刻板印象，让慈悲之心与爱国之情在战火中交融。[12]兵员的大规模征调，彻底打破了传统的家庭结构，迫使性别角色与社区纽带发生革命性重构。1941年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大量男性奔赴前线，农村劳动力急剧短缺，女性不得不走出灶台、踏入田间，承担起全县90%的农业产出，形成了一支令人动容的“女性生产军团”。农妇李刘氏便是其中的代表，丈夫参军后，她独力支撑着一个七口之家——年迈的公婆、年幼的四个子女，全靠她一人照料。白天，她在田间挥汗如雨，种稻、插秧、收割，样样不落；夜晚，为支援前线，她又到第五军的临时作坊里磨面粉，整夜整夜地转动石磨，右臂因长期超负荷劳作而神经坏死，落下终身残疾。[13]
在城市的棚户废墟中，更衍生出一种特殊的生存契约伦理。昔日互不往来的邻里，在“轰炸-瘟疫-饥荒”的三重绞杀下，自发缔结了“尸体掩埋-病童照护-粮食共享”的三位一体互助协议。谁家有人不幸遇难，邻里便合力将逝者掩埋，让其入土为安；谁家孩子染上疫病，其他人便轮流照看，寻医问药；粮食紧缺时，各家将仅有的口粮集中起来，按人口均分，哪怕只是稀粥，也要让每个人都能活下去。这种默契让原本原子化的个体凝结成最小的生存单元，在绝境中传递着人性的温暖，形成了一种“共担生死”的社区纽带。
废墟之上的经济自救，更透着长沙人骨子里的乐观与坚韧。瓦砾堆中，小贩们摆起了“焦货摊”，售卖那些被大火烧得变形的铜器、边缘残缺的瓷片。这些在和平年代弃之不顾的“废品”，此刻却成了稀缺的生活物资：变形的铜壶稍加打磨便能用来烧水，残瓷片可以拼接成简易的碗碟。工匠们则捡起战场上遗留的弹壳，敲敲打打，将其改造成煤油灯，还特意取名为“胜利灯”，诉说着“黑夜终将过去，胜利必将到来”的信念。[14]
从岳麓山的垦荒田到防空洞的小吃摊，从“铁肩部队”的扁担到“胜利灯”的微光，长沙民间社会在战火中展现出的自救智慧与坚韧精神，不仅支撑着这座城市走过最黑暗的岁月，更成为中华民族抗战史上一抹动人的底色。
（三）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升华
日军的残暴行径，激起了长沙市人民的强烈愤慨。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下，近郊人民同仇敌忾，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通过宣传抗日、支援抗日、打击日寇等多种方式，为抗战胜利贡献了力量。具体如下：
宣传抗日：七七事变后，长沙爱国知识分子陈国钊等近十人自发组织抗敌画会，绘制了约 100 幅抗日宣传画，在中山亭、育英小学等地巡回展出。画会还邀请东北流亡人士现身说法，并油印画报张贴，宣传抗日救国与游击战术。1939 年 2 月，望岳地区成立妇女抗日工作团，由共产党员邓波任团长，组织妇女演出活报剧、教唱抗日歌曲，宣传防空防毒知识等。3 月，岳麓地区妇女抗日工作团筹建，团员们分为学生组和农村妇女组，学生组负责排节目、写标语，农村妇女组则负责做军鞋、搞捐献。她们还召开成立大会，广泛宣传抗日，为军队送军鞋、捐献鸡蛋。此外，洞井地区地下党组织在 1942 年 4 月通过撒传单、贴标语和《百路帖子》等形式宣传抗日，揭露军阀官僚的不作为，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甚至打动了部分国民党人。1944 年秋，黎托地下党负责人孔福生编顺口溜，控诉日军暴行和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政策。[15]
支援抗日：长沙近郊人民积极为党筹集经费。1940 年 8 月，洞井牛头支部书记彭顺和卖掉自家耕牛，与桃花支部书记邓长云一起筹集银元，交给党的干部作去延安的路费。1943 年下半年，洞井各支部还资助湘南游击队负责人前往成都的路费。此外，孔福生不顾危险保护省委电台，豹子岭支部成员破坏敌通讯联络。洞井地区党的干部打入敌伪政权，组织开展三抗斗争，部分支部成员还在自家建立联络站。在灾年，桃花支部和牛头支部的成员组织群众阻运、平粜粮食，保障了当地农民的基本生活。[16]
打击日寇：1942 年元旦，日军进攻长沙，近郊人民踊跃参战，有的修筑工事，有的运送弹药，有的救助伤员。金盆乡农民吴洪顺在送弹药时与日军肉搏，壮烈牺牲。日军进攻妙高峰时，谭姓工人主动请战，炸死多名日军。会春乡林桂生、林梅生兄弟在协助挖战壕后，与偷袭的日军搏斗，虽牺牲但挫败了日军的偷袭。长沙沦陷后，国民党少尉排长何芳甫组织俘虏队，后扩编为 “何芳甫突击队”，活捉多名日军，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李绍皇农民自卫队也是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李绍皇原本组织了战地服务队，在长沙沦陷后将其改为农民自卫队。他们伏击奸淫掳掠的日军，首战告捷，队伍迅速扩充。后来，农民自卫队被收编为内应队，活捉日军、获取情报，战斗力不断增强。1944 年 9 月，湘东人民自卫军成立，李绍皇任侦察大队长兼教导团第三营营长，多次带领队伍击败日军。他还力保队内共产党员，并在 1945 年 5 月，成功协助一万多名官兵渡过湘江，后又带领队伍拔掉宁乡枞木冲日军据点，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7]
长沙人民在日军暴行的激起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通过抗敌画会宣传、妇女工作团活动、顺口溜传播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抗日，激发民众斗志，全力支援抗日，为抗战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展现了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
三次长沙会战的硝烟虽已散尽，但焦土之上绽放的生命韧性与民族精神，始终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四）结语
文夕大火留下的不仅是断壁残垣，更撕裂了传统社会秩序与民众对官方的信任。然而，正是这片废墟，成为民间力量觉醒的土壤：开明士绅垦荒拓土以解饥馑，码头工人以铁肩扛起军需运输的重担，宗教人士以 “出家未出国” 的担当重构救亡伦理，女性走出家庭构筑 “生产军团”，邻里间缔结生死与共的互助契约。这些自发的民间自救网络，既填补了政权职能的真空，更以坚韧的实践诠释了 “民生即抗战” 的深层逻辑。
从抗敌画会的宣传画到农民自卫队的伏击战，从 “焦货摊” 上的铜器到 “胜利灯” 里的微光，长沙民众以最朴素的方式完成了民族意识的淬炼：他们在饥饿与疫病中守护家园，在炮火与死亡中凝聚共识，将个体的生存韧性升华为集体的抗战意志。这种从苦难中生长出的团结与担当，不仅支撑着长沙挺过最黑暗的岁月，更重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地基——它证明，当国家机器暂时失灵时，民间社会的生命力与凝聚力，恰是文明存续的最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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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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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程沧波．长沙大火——敬慰湘民．中央日报，1938-11-18.
[7]邹业欣.文夕大火后长沙城区重建居住建筑特点研究[D].湖南大学,2021.
[8]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宝编:《湖南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43页。
[9]酉村：《胜利之城——长沙》，《战地党政月刊》，1942 年第7期，第15页。
[10]朱振声：《四次会战的长沙》，《中国文摘》，1945年第3期，第2页。
[11]《新墙河北岸十二月二十日元礼寄自长沙》，《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1月10 日，第1张第3版。
[12]胡定芬等编：《湘北大捷》，中国抗战史料社 1940 年版，第67-70 页。
[13]《封面》，《新华日报》，1939年10月7日，第1版。
[14] 蓝踪萍：《长沙会战周年的回顾与前瞻》，《宇宙风》，1940年第 111 期，第9-11 页。
[15]胡丞嗣.抗战时期长沙会战的书写与诠释[D].湖南师范大学,2021.
[16]胡湘荪.日军对长沙近郊的蹂躏和长沙近郊人民的抗日斗争[C]//红色记忆-雨花党史丛书第一辑.[出版者不详],2015:154-161.
[17]徐晖.三次长沙大会战述评[J].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04):7-10.
[①]覃汉旅通过研究探讨薛岳三次成功保卫长沙，所运用的军事地理学因素。（覃汉旅：《长沙会战:现代军事地理学的经典战例》，《湘潮(下半月)》2015年第8期)。祁雪春又探讨了长沙会战期间中美空军的联合作战的军事作用与评价。（祁雪春：《中美空军在长衡会战中联合作战述评》，《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 马守丽则更进一步，在地理环境因素之下详细分析薛岳充分利用天然地理障碍，创制“天炉战法”。（马守丽：《战争书写与记忆建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的地理环境因素》，《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②] 薛其林认为长沙会战中湖南民众自强不息、同仇敌忾、团结一心的精神，赋予了湖湘精神全新的思想内涵。（薛其林：《长沙会战与湖湘赤诚爱国精神的彰显》，《伦理学研究》，2015年第5期）。胡丞嗣认为“湘北大捷”是抗战时局转换的枢纽、失败走向胜利的关键，且精神价值远高于军事价值。（胡丞嗣：《抗战时期长沙会战的书写与诠释》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陈艳辉认为存在“西方中心论 ”的问题，对于中国贡献较少述评，对中国负面评价居多以及凸显同盟国对中国援助而淡化中国对同盟国支持等 。（陈艳辉：《“西方中心论”的再检视——以西方二战史关于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述评为例》，《怀化学院学报》，2022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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