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金融事业探索实践
来源：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 学术组 文/王卫斌   2025-11-06 16:33:29

　　摘 要：抗日根据地红色银行的初心使命，正在于服务抗战、保障民生。晋察冀边区银行既是一个战斗堡垒，也是一所育人学校。晋察冀边区党政随机应变、以患为利，对敌货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边币发行谨慎、币值稳定，赢得了边区社会各界的信任。晋察冀边区党政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硬是用金融货币当武器，直接或间接地战胜了空前严峻的天然人为灾难。晋察冀边区实现了物质自给自足，精神也得到了解放自由。

　　关键词：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金融事业；探索实践

　　蕞尔小邦日本环境恶劣、资源匮乏，图谋吞并中国、独霸东亚由来已久。1931年9月18日，日寇利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糊涂政策，蓄意制造“柳条湖事件”，强行侵占了我国东北地区。1937年7月7日又得寸进尺，如法炮制“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难当头，中共摒弃前嫌、主动让步，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江南北的工农武装接受改编，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战前线。其中聂荣臻所部孤悬晋察冀三省边区，开辟了中共领导下的首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犹如一把尖刀插入顶在了敌人的咽喉腹部。

　　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粉碎惊醒了日寇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黄粱美梦。日伪不得不收缩战线，集中兵力对付敌后战场，在华北地区实施惨无人道的“清乡”“蚕食”“扫荡”，推行滴水不漏的的经济封锁和金融统制，企图破坏毁灭根据地军民的一切生存条件，以战养战解决其自身的经济危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也令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忌恨不安，明里暗里不断制造军事摩擦，设置经济障碍。晋察冀边区党政针锋相对，独立自主率先创办了自己的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领导边区军民劳武结合，大力发展实业，与日伪顽展开了金融经贸领域的白刃战。

　　一、打造金融堡垒，锤炼经济尖兵

　　晋察冀边区行政界线犬牙交错，人口结构复杂，各地素来政出多门，金融经贸壁垒森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各级政权机关土崩瓦解。豪杰枭雄、散兵流寇一哄而起，非法自封的司令遍天下，廉价委任的主任赛牛毛。为了加强与统一军政财经各项工作的领导，与日伪顽进行全面持久的斗争，1938年1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召开军政民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边区行政委员会及各职能部门，宋劭文当选为主任，兼财政处长。2月18日，边区银行总行在阜平县城宣告成立，3月20日在五台县石嘴村正式挂牌营业，关学文就任经理。

　　边区银行成立初期“其作始也简”，包括警卫、运输、文印等勤杂人员在内，只有20多名工作人员，且没有分支机构。1939年3月30日，边委会颁布通令规定，各专区均须设一办事处，各县均须设一代办所。但冀西第一、第四专区合设一办事处，由总行直接管理所属各县代办所工作。随后边委会又颁布经济建设的原则方案，要求各银号与各级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在边委会统一指挥调度之下建立完整的金融网。规定各专区办事处由银行派人主持，必须在3月底建立起来。各县区代办所分别由贸易机关、合作社代办，也希望在6月底、8月底普遍建立起来。

　　敌后金融工作情况特殊、责任重大，打铁还得自身硬。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在整顿紧缩党组织的非常时期，破例批准边区银行建立党支部、发展新党员，并从党校和抗大抽调3名学员帮助建党。边委会从华北联大挑选了40名学员，开办了一期行政人员训练班，结业后有6名学员分配到总行。边区银行从抗战建国学院、山西民中招收了50名学员，结业后全部充实到基层。总行专门设置了教育秘书，以排为单位开展军训，还特邀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文艺家谱写行歌，激励干部职工挽救边区贫困、创造民生繁荣，“伸出金融力量打击敌人，替边区装上一付铁的神经”[[1]]。

　　1940年8月下旬，中共武装力量在华北敌后发动百团大战后，招来了日伪顽变本加厉的报复摧残。1941年1月上旬，国民党别有用心地制造皖南事变，完全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费。晋察冀边区党政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厉行节约、精兵简政，但尽了最大努力，确保银行系统人员少减不动、机构有减有增。1942年8月27日，关学文主持召开边区银行行务临时会议，传达贯彻边区政府高干会议精神。决定缩编总行警卫队，各办事处一律保留5人。撤销盂县、正定县代办所和云唐县营业所，改龙华县营业所为代办所，超编人马不发粮食经费。

　　1944年春季，边区终于熬过了至暗时刻，转入局部反攻阶段。但日寇“困兽犹斗，其力尤劲”，巩固区不断被蚕食缩小，游击性更形增加。3月4日，边委会决定总行并入财政处，保留编制12人。各办事处并入专署财政科，保留编制3人至4人。总行经理、办事处主任分别由财政处长、科长兼任，编余人员下放到商店一线，加强对敌货币斗争。7月下旬，边区军民发动夏季攻势，根据地疆域迅速恢复扩大。到年底，边区政府已辖有4个行署、18个专署，以及110个县政权、750个区政权。边区银行也相应恢复完善了组织架构，配备增强了骨干力量。

　　抗日根据地红色银行的初心使命，正在于服务抗战、保障民生。其性质既不同于钱庄票号，更有别于金融寡头托拉斯。其内部目标一致、关系平等，没有老板高管对伙友下级的欺压剥削，也没有行员同事之间的竞争倾轧。晋察冀边区银行既是一个战斗堡垒，也是一所育人学校。尽管机构一简再简，人员少之又少，而业务一直没有间断。虽然行址频繁转换、居无定所，但队伍始终拆不散、冲不跨、打不烂。总行经理关学文鞠躬尽瘁，以至于脸上骨格凸出。广灵县兑换所负责人郑尊国长期深入乡野，身上长满了脓疮。又因敌人追击，经常露宿山头，十指被冻僵坏死[[2]]。

　　二、驱逐伪钞杂票，统制货币市场

　　华北地区政权分离割据，导致了币制杂乱无序。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币制改革，确立了四大银行发行纸币的法定货币地位。但华北各地私发票币屡禁不绝，市场上金币、银元、铜钱仍在使用，法币、省钞、杂钞、土票并存流通。日寇侵占华北各中心城市、接管各大银行后，即开始实施所谓经济谋略与武力并举的“总力战”。晋察冀边区蔚县、灵丘、涞源三县政府麻痹大意，当日伪宣布察钞作废时，仍然允许在境内流通使用，引来大量察钞抢购物资。三县政府情急之下，竟将部分察钞盖上印章。日伪突又宣布察钞继续使用，盖印章的作废，几十万察钞遂成废纸一堆。

　　1938年1月中旬，在晋察冀边区军政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行边币、统一币制成为热点议题。3月下旬，关学文利用安国县的印刷设备和技术力量，组建成立了边区银行印刷部，成功开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早的红色货币。但因银行准备金太少，仅印发了1元、5元面额边币数万元。为了树立边币信用，边区党政决定联合法币，集中打击伪钞。日伪转而采用鱼目混珠法，特意在伪钞上设计了中华圣贤头像，盗印河北省银行和平市官钱局的小额票券，连同平津各银行杂钞一起挤向边区。边币发行量小，印刷质量差，特别是缺少筹码辅币，完全陷于被动境地。

　　1938年下半年，边区银行印刷部独立升格为边区印刷局，专责边币制版印刷。边区银行保留加印部，专责边币签号印码。总行和印刷局先后从辛集、武强等地，招收到一批技术工人，引进了整套设备和一台柴油机。并在冀中设立了分行加印部和印刷分局，增发了1角、2角和5角辅币，边币发行量达到410万元。1939年下半年，边区印刷各局、银行加印各部陆续迁驻灵寿县油盆，合并成立了边区印刷总局，边币生产实现了流水线作业。边区银行增发了2元主币和20枚铜元券，边币发行量达到1626万元[[3]]，各县合作社也发行了约400万元流通券。

　　边币发行量、印刷质量和筹码辅币都有了保证后，边区政府采取拒绝使用、坡度贬值使用等办法，借助商人作搬运夫，“用它的插头捣它的眼”，逐一把各种伪钞、杂钞全部打出了边区。1939年12月上旬，阎锡山在晋西制造严重的反共摩擦事件，再加上晋钞及山西土货券发行过滥、一文不值，边区政府果断禁止其流通，且不予兑换。到1940年年底，边币已有70%的现金准备，30%的实物和保证准备，增发了10元面额的主币，发行量突破3428万元，接近饱和程度。在边区货币流通市场上，边币已占80%，法币仅占20%[[4]]，基本上一方清汉。

　　1941年1月上旬，国民党在皖南制造千古奇冤，颠倒黑白污蔑抗日根据地为“匪区”，把红色货币一律定性为“伪钞”，不惜动用军事力量遏制边币发行流通。12月上旬，日寇挑起太平洋战争后，丧失了利用法币套取外汇，采购国际战备物资的渠道，不得不贬值抛弃法币，转向国统区大后方抢购物资。晋察冀边委会正式宣布边币为惟一本位币，禁止法币在边区市场上流通使用。规定凡法币持有者需要用钱时，必须向边区银行按市价兑换成边币。各级政府征收款项时，不再接受法币。边币由此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而穷途末路的法币、伪钞信用一落千丈。

　　晋察冀边区党政随机应变、以患为利，对敌货币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边币发行谨慎、币值稳定，赢得了边区社会各界的信任。有不少富人视边币若金银，当作一种储藏保值手段。即使是在敌占区各大城市车站，使用边币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有日寇特务人员巡查市场搜刮到边币，笑嘻嘻地直夸“边区票子大大的好”。据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1942年8月份的统计，边区券等中共系货币流通额已达数千万元[[5]]。又据原边区银行研究室主任尚明回忆，边区银行自创建到抗战胜利，共计印发了14种面额、33种版别、48.52亿元边币，使用人口800万[[6]]。

　　三、扶持实业发展，保障物质供给

　　晋察冀边区总体地狭田少，耕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大都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自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出于攫取原料、倾销商品的需要，在局部地区推动了某些产业的畸形发展，形成了单一脆弱的半殖民地经济结构。日寇全面入侵华北地区后，即对边区卡脖子放血，实施野蛮的军事围攻破坏和经济封锁掠夺。国民党军队抗战不足、扰民有余，五台县一天之内就被勒索了六七千头驮骡。城市达官贵人纷纷裹挟钱财远逃，乡村土豪老财也藏匿现金不出，造成边区金融闭塞、生产停顿、市井萧条。八路军的给养不堪言状，物质动员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1938年1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军政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规定，边区银行的主要业务为代理金库、调节金融，举办低利农工商业信用货款。总行经理关学文亲自指导，设计了黑马耕地主景的边币图案，突出了抓生产、促抗战的主题。然而根据地初创、百废待兴，边币发行主要还是解决财政透支。据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档案记载，该行1938年度的一般业务用款中，政府用款占96.06%。1939年度的投资贷款项目，只有商业贷款1万余元[[7]]。而商贸部门热衷于盈利，对外输出粮油副食品过多。七八月间，华北各地发生特大水灾，次年边区全境闹春荒。

　　1940年1月下旬，边委会指示边区银行按月息4厘，发放合作贷款300万元，用于补充粮食、农具，推动修滩、造田和开渠工作。这批合作贷款实际贷出284万元，经层层分解后并不多，且存在分配不公平的弊端。1941年3月上旬，边委会决定以收回的合作贷款作基金，由边区银行统一按月息5厘，转贷于私资力所不能及的生产事业。但本年度边区银行更偏重于扶持商业贸易，商业贷款达到565万元，而生产、合作两项贷款也不过23万元[[8]]。自12月上旬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寇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步步升级，依靠对外贸易调剂余缺越来越困难。

　　1942年1月19日，边委会指示坚持敌后长期抗战，需要健康持久的财力物力，决定向北岳区发放农业贷款200万元。本年度边区银行还发放了工业贷款221万元，救灾贷款155万元，但商业贷款仍占大头，增加到752万元[[9]]。12月下旬，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批评了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圈子的陈旧保守观念，指明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1943年1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提出今后应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本年度边区银行发放了春耕贷款900万元[[10]]，另向北岳区合作社发放合作贷款145万元[[11]]。

　　1943年11月下旬，毛泽东又在陕甘宁边区群英大会上，批评了只向群众要东西的国民党官僚主义作风，号召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社形式的集体化道路。1944年1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召开为期9天的经济会议，掀起了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大生产运动。本年度边区银行发放了耕畜贷款2000万元，生产贷粮1.8万石[[12]]。12月下旬，晋察冀边区召开第二届群英大会，提出1945年要争取“耕三余一”，逐渐达到工业品自给。本年度边区政府发放了贷款2.95亿元，贷粮9.26万余石。合作社增加到7400多个，生产业务扩大到20多种[[13]]。

　　晋察冀边区党政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硬是用金融货币当武器，直接或间接地战胜了空前严峻的天然人为灾难。据原边区国民党代表刘奠基的统计，边区政府自1939年至1945年，共计发放了各类贷款4.42亿元，贷粮18.85万石[[14]]，有力地支持了边区实业的恢复和发展。边区实现了物质自给自足，精神也得到了解放自由。干群上下同心，军民步调一致，“敌来就打，敌退则耕”，钳制歼灭了大量日寇精锐兵力。战后日军高层也承认，华北治安战是一场陷在泥潭里的独特战争，既未收到预期的成果，也未达到作战的目的，军事以外的力量起了很大作用[[15]]。

 

　　王卫斌（1968-），男，江西省瑞金市红色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社会热点问题。

　　注释：

　　[[1]]邵子南,周巍峙.晋察冀边区银行行歌[M]//河北省金融研究所，晋察冀边区银行.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24.

　　[[2]]齐鲁,李沦.抗日战争时期的察南雁北银行工作[M]//人行河北省分行.回忆晋察冀边区银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94.

　　[[3]]河北省金融研究所.历年货币发行与购买力变化表,晋察冀边区银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41.

　　[[4]]韦明.晋察冀边区的货币金融建设[N].新中华报,1940-12-29（9）.

　　[[5]]〔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华北治安战[M].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253.

　　[[6]]尚明.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边币10年的总结草稿[M]//人行河北省分行.回忆晋察冀边区银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12.

　　[[7]][8][9]宋邵文.关于晋察冀边区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M]//中央档案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788.

　　[[10]]王稼祥.晋察冀边区的财政经济[J].群众,1944,9（3/4）.

　　[[11]]北岳区.当前的灾荒和我们的斗爭[M]//魏宏元.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725-726.

　　[[12]]宋劭文.1944年大生产运动总结及1945年的任务[M]//魏宏元.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410.

　　[[13]]宋劭文.关于1946年的财政经济工作[M]//中央档案馆.晋察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1945-1949）.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39.

　　[[14]]刘奠基.晋察冀边区九年来的农业生产运动[J].北方文化,1944,2（3）:130.

　　[[15]]〔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结束语,华北治安战[M].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