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长沙会战：罗伯特·白英之战地日记
来源： 翻译：江岚 （美国）；胡芳毅（中国）；Shelyn Yang (美国)   2025-11-07 09:12:35

　　作者：Robert Payne（美国）

　　翻译：江岚 （美国）；胡芳毅（中国）；Shelyn Yang (美国)

　　【原作者及原著简介】

　　本文之原作者，著名作家、历史学家、翻译家罗伯特·佩恩（Pierre Stephen Robert Payne，1911-1983, 汉名白英）[1]，1911年12月出生于英国。天资聪颖，从小酷爱文学。高中毕业后，辗转英国、南非、德国等地求学，承父业攻读军事造船技术专业，并掌握了俄语、丹麦语、波兰语等多门语言。自1937年起，白英前往欧洲游学。旅居西班牙期间遭逢该国内战，他为《伦敦新闻纪事报》（London News Chronicle）撰写战况见闻，因此以“战地记者”之名蜚声欧美，实际上他生平从未正式供职于报社。

　　1939 年，白英随其父一起被派往新加坡的英国海军基地。他先担任造船技师，后服务于英国陆军情报局，任装备官兼驻新加坡首席情报官。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继续扩大。白英奉命前往重庆，就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12月16日，白英经缅甸前往中国，途中，偶遇援华士兵Bergery（伯杰瑞），后者是白英在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上结识的旧交[2]，此前到过中国，并对中华文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二人一起从缅甸腊戍空军基地飞往重庆。白英抵华的最初几个月里，大半时间与伯杰瑞同行同止，其中华文化知识以及对华态度深受此人影响。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后，二人亲历战场，白英为《伦敦泰晤士报》（The London Times）撰写的战地报道，至今仍是英语世界研究此次战役的重要史料之一。

　　白英在文化参赞任上，曾兼职到当时迁至重庆附近的复旦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同时开始师从专人，学习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期间，他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界诸多知名人士往来频繁，并迎娶了前民国总理熊希龄之次女。1943年，时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力劝白英脱离与英国政、军两界的工作关系，推荐他去西南联大任教。同年6月，白英前往昆明，进入西南联大教授英国文学、英文写作、翻译和造船学，直至1946年4月。随后，白英曾到北京、延安、南京等地短暂盘桓，同年8月偕夫人移居美国旧金山。入籍美国之后，他加入哥伦比亚大学，创设该校的“翻译研究中心”并自任负责人，供职于该校直至去世。

　　白英一生著述等身，且创作体裁范围很广。1983年，白英去世之时，伦敦《泰晤士报》发布他的讣告，标题为“高标准的多产作家（Prolific Writer of High Standard）”；《纽约时报》知名记者Orville Prescott更认为白英创造了一个“高产且多元，令人震惊的文学现象（literary phenomenon of astounding industry and versatility）”。目前美国学界普遍认定的，白英正式出版的著述多达110部，其中以旅华经历为背景创作的“中国系列叙事”书目占三分之一，包括日记、小说、诗歌、人物传记和中国文学作品编译。但其人及其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得到英美学界的重视，原因待考。

　　本文节译的部分，出自白英所著《中国永恒》（Forever China）一书。该书为白英的“中国系列叙事”中较早的一本，初版于1945年[3]，是作者从1941年12月到1944年4月间的日记。期间不是每日必有所记，但也基本保证了每周至少有两、三篇，白英的中国经历及见闻因此线索很清晰。本文译出1942年1月4日到1942年1月12日的内容[4]，为白英亲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记录。通过一个外籍作家兼学者的视角，部分还原了此次会战的历史现场，呈现了当时热爱中国及中国文化的外籍友人对抗日战争的态度，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今保持原文格式译出，以为正史研究之补充或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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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

　　1月2日，笔者受《泰晤士报》委派，前往长沙战役现场。12月23日夜间，日军渡过汨罗江，该战役爆发。但起初没有激烈战事，直到去年的最后一天[5]，日军才试图冲进长沙城门。一场短暂而关键的战斗发生了，持续整整三天。到第四天，在薛岳中将率领的主力部队和游击队的顽强抵抗下，日军向岳州方向撤退。

　　1月4日   自从凌晨时分离开湘潭，河面上一直浓雾弥漫。空气又湿又冷，我们不停发抖，手指冻得跟冰一样。眼看着朝阳爬过山顶，却比之前还要冷。麻鹬鸟在岸边巨大的台阶上对着河水啼哭。小镇里漆黑一片，乞丐睡在门廊下，对我们的经过视而不见。就在我们的脚刚踏上小木船的一瞬间，竹子开始颤抖，蓝鸟或喜鹊发出被惊飞的叫声，所有的树都开始摇晃。夜里下过雨，给河滩前的树挂上一块块小小玉石，随着风吹过，它们相互碰触又分开，在空气中留下隐约的声响，以及闪烁的水光。深绿的河水就在面前，孔雀石一般，山峦被朝阳染上灰红色。当手指终于开始慢慢解冻，我们进入一间漆黑的小船舱，松木板的窗户破败。大家围着小桌子歇息下来，桌上竟然有一个空花瓶和一个带炭炉的茶壶和我们作伴，在这湘江边上的一隅。

　　汽油发动机的轰鸣使我们无法入睡。渐渐地，当看到视线中低矮的绿色小丘被高耸的红色山峰所取代，我们振作起来，从过热的船舱逃到甲板的寒风中。我们的视线掠过一座建造中的大桥的白色立柱，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白色的大帆船顺流而下。它们比长江中的帆船大，又大又干净，像海鸟一样轻柔滑翔，无声无息，不留痕迹。除了前甲板上烧得通红的炭火之外，也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一些渔民带着黑色的鸬鹚在河岸边捕鱼。河岸的高度让我们感到震惊——河水在地表以下的深处流动，顶着白色浪花。北风呼啸而过，我们的脸颊冰冷，双手冻在身侧，天空的颜色如最亮的精钢，万里无云，我们向长沙进发。帆船像巨大的天鹅，悄无声息地滑翔。船体被漆成各种颜色，而船帆一律是白色的，风轻轻吹过，白色船帆不为所动。船上仍然看不到活物，船队如幽灵般顺着绿色水流而下。

　　下午来临。舱底传来的水声越来越柔和，令人昏昏欲睡。我们喷出了堆积如山的喷雾，那些固执停留在我们船头的水鸟被喷雾弄瞎了双眼，坠落河中，尖叫。我们沿着岸边行驶，也许是因为想要避开日军飞机，所有船只都沿岸边滑行，河中心因此在视线中具有了某种神奇的特质。我们可以看到岸边的农夫在霜冻的土地上耕耘。夜幕降临了，我们仍在缓慢地靠岸前行。经过小岛和沙洲，更频繁地通过桥梁，我们显然正在向首都靠近。整个晚上，我们沿河岸缓慢地前行，圆月的微光下，清晨的空气更冷了。我们走上甲板，眼前的风景没有变化——同样红绿色相间的悬崖，同样的小寺庙，还有同样的渔夫，将渔网和大翅膀的黑鸬鹚抛入碧波之中。

　　我不知道我们走了多远。在雾气迷蒙的小屋里浑身湿漉漉地，油灯明明灭灭，褪色的灰蓝色窗户和木板似乎自古以来就是同类。河水湍急，非常湛蓝，非常寒冷。风卷起白帆，逆流而上——多么奇特的转变！——我们不再靠近河岸，白色的早晨突然涌出薄雾。阳光下，红色的悬崖和岛屿后面，长沙在地平线上闪闪发光。霜冻的空气中，一切全是白色的，两侧的白色船帆，明亮而清澈，一块白色大理石夹在红色悬崖之中。

　　我们上岸了。之前我们从重庆飞往桂林，从那里我们乘“蓝色快车（Blue Express）”抵达衡阳和湘潭。由于铁路被日本人切断，我们只能乘船来长沙。“沙之城”，它站在那里闪闪发光。风儿吹在脸上，我们在齐膝深的细沙中缓慢前行，爬上岸。日本人的飞机出现之时，我们已经走在一条路上，在被碎冰铺成白色的田野之间，喜鹊在枝上鸣叫。

　　后补[6] 我们住在乡下的一间绿色小屋里。平坦的床铺，散发着强烈的松树味道，在冷冽的空气中闻起来很香甜。我已经四年没见过霜，或者雪。整个下午，我们在松树下闲聊，我一直怀念蒙帕纳斯大道（Boulevard Montparnasse）上的大雪和西班牙。我是从西班牙和法国离开欧洲的。1938年的冬天，整个欧洲被暴风雪横扫，有时你会在其间看到痛苦或疯狂的面孔。但这里的寒风不会令人疯狂。我又想起和那个西班牙人的约定——我们要一起去中国。那位年轻的西班牙将军曾经率领共和国的空军（the Republican Air Force）抵抗过摩尔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他很痛苦，但从没有失去过理解世界的能力。“现在只剩下一个地方，他们在那里真诚奋战，这是顶要紧的，真诚地奋战。我也想到那里去战斗，让我的西班牙飞行员们去和日本人对抗。”然后他叹一口气，引用了一句古老的西班牙谚语：“Mi venga la muerte de Spagna。”（让我为西班牙捐躯。）

　　半英里外，是湖南大学的废墟。该大学曾经拥有的，中国中部最伟大的图书馆之一，只剩下了两根多利安式（Doric）石柱子。我走上绿色山丘，在那里，中国官员用彩色粘土制作城市小模型，他们稍后将会收复这些城市。但比起岳麓山上的绿松坡或远处长沙城中的尖顶，这两根孤独耸立的柱子更令人印象深刻。日本人是两年前来的。他们纵火，他们掠夺，他们毫无征兆地摧毁了整座大学。我们坐在楼下大桌子前的长凳旁。一名中国军官正在讲述两天前结束的长沙战役；他的声音继续，在烛光摇曳的黑暗中神秘地嗡嗡作响，他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这幅地图对我们来说仍然只存在于想象中，我们刚到湖南，还无法把这些城市的名字转换成我们以后可能会看到的堡垒。晚上，庭院里闪烁着奇怪的灯光，士兵们站岗警备，远处传来炸弹的轰响。

　　1月6日   黑暗中，我们拿到分发的早餐。然后裹着皮草或棉袄，大步走下光秃秃的木台阶，走进早晨。旭日从红色山丘升起，将光线的长矛扔在田野的破碎冰面上。农民们已在犁地，黑鸟（真实是蓝色的）用那刺耳笨拙的舌头鸣叫，叫出这些田地贫瘠的清晨。

　　我们穿过厚厚的沙子爬到等待出发的地方，行驶到河中央，看着黄红色的山丘掠过。长沙突然出现在一座岛屿后面，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白，前滩上散落着树桩和建筑物的残骸，但工厂的烟囱仍然指向天空。比昨天更清晰，因为当我们走近它时，它露出了它的伤痕。而不知何故，这些伤痕只增加了美丽的印象。当水流把我们逼到岸边时，我们看到一具中国士兵的尸体，身穿天蓝色制服，在靠近吃水线的红土地上如雄鹰铺开。这是我们在那里看到唯一的一具士兵遗体，他可能是被一架低空飞行的飞机不幸射杀的，也可能是被此前抵达河边试图包围城镇的一小股日本兵杀害的。白色的城市，红色悬崖边的男孩遗体，海鸥从蓝色河流上空俯冲而下——最后我们来到了下风处，躲在岛屿的阴影中，躲避头顶上的飞机，盐雾从船头和船尾飞了起来——“河里有很多盐，”船长说，“如果到洪水季节，你会以为这是大海。洞庭湖的水里都是盐，随洪水冲进……”他后面的话我没记住。在这个早晨不可思议的氛围里，我们已经离白色的城市很近。我还记得曾在一本儿童地理书上看到过洞庭湖，不确定是不是和他说的一样。

　　我们看到弹孔和弹坑在潮湿的大地上泛着红光；抛锚的破船，船头的破洞如鲨鱼张着大嘴；一座被炮火熏黑的房屋燃烧残骸；蓝衣士兵跟在一具棺木后面，用黄色绳索荡过河岸。细节——一个被轰炸得弯曲变形的烟囱；一片暗红色的污渍高高挂在一所房子的墙上；一具尸体漂浮在澄澈的河水里，一动不动，因为那双赤足被铁丝网缠住了；然后是这座城市——它的名字被印在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上——高高耸立在我们的头顶，在清晨的烟雾中沉思。有人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黄色油漆题着“长沙不倒”。生动形象的汉字。“长”的意思是“long”，“沙”的意思是“sand”，在“沙”的字符中有一条向下延伸的线条，如长矛，让全世界看来都是在这场战争中不屈的形象。河的左岸，一点沙子也没有，当摩托艇在湍急透明的水中颠簸，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的瓦砾从头顶慢慢落下——几块石头、几块砖、几根柱子，它们在黑色的烟尘中向河边翻滚。

　　我们在瓦砾中小心翼翼地往岸边走。伯杰瑞在拍照，忘记了摄像头还被河里的喷雾掩盖着。嘴里哼着歌：

　　“Sie werden lachen,

　　Ich liebe,

　　Meine eigene Frau……”

　　“怎么唱出这样扯淡的歌？”我问。

　　他温柔地笑了笑，转向城市。“被炸弹毁掉的城市，我见多了，”他难过地说。“多到好像我娶了它们，多到一个没被炸弹毁掉的城市让我觉得怪异。在里斯本，我觉得没有什么比炸弹更常见的了。我找不到方向，完全迷失自我。为了站稳，我必须在废墟中找到立足点。Sie werden lachen……”

　　我们都没笑。随即绕过破碎的墙壁，我们第一次看到一具卫国者的白色棺材。没有鲜花，盖子上也没有公鸡。它挂在竹竿上重重摇晃，可以听到里面尸体的移动声，沿我们面前被毁坏的道路，朝着东门的乱葬岗方向而去。

　　眼前，到处是穿浅蓝色棉制服，戴蓝色头盔的士兵。他们都很年轻。他们在阳光下走出防空洞，出人意料地大摇大摆，刺刀闪闪发光。我们给他们拍了照片。他们笑了，很乐意和我们谈论这场战役。他们带着非凡的敬意和感情提到李上校[7]，他曾率领战士们誓死保卫这座城市。“一个将军或军官在中国得到士兵们的尊重，就能创造奇迹，”有人这样说，让听者深信不疑。目光追随着面前经过的棺材，他们有些怔忡。这些手抚刺刀的年轻人，是足以令任何国家都感到骄傲的士兵。他们几乎全都是湖南人，大多是农家子弟，脸颊带着成熟苹果般的颜色，他们为自己的家园而战，动作敏捷。这整个冬天，他们都在备战，有一段时间，他们在自己的平房顶上种菜。我们拐到另一条小街上，透过刺刀的帘幕，看到被铁皮加固的房子顶部长出几排莴苣，长势茁壮，真是奇观。

　　我们跟随士兵们沿着一条破碎的街道前行，烧焦的建筑物仍在冒烟。偶尔只有一根木柱还立着。一个树桩或一个带弹孔的灯柱如同还在流血的伤口，那些弹痕是如此新鲜，似乎是几分钟前才留下的。战争的暴力赤裸裸地铺开。尸体仍然躺在房子里，铁器敲击声回荡在这冷寂的冬日早晨。周围出奇地安静。喜鹊戴着白色项圈，在枝头唱歌，士兵的脚步声在石墙上回响。城市上空，敌机在寒冷的冬日阳光下盘旋。哨兵吹响了哨子，我们被告知到河边寻找掩体。不久后，敌机突然消失，整座城市变得空前死寂，直到被突如其来的猪叫声打破。

　　转过一个拐角，我们看到三个湖南农民推着手推车。那侧面弯曲的手推车有着巨大的中心轮子，这些轮子雕刻得如此精致，丝毫不逊于现代工业艺术博物馆中的展品，真应该展示给其他国家的人看看。手推车上坐着穿大红袄裤，围着厚围巾的孩子，神情和憔悴、疲惫、哀伤的大人们形成鲜明反差。农民身后传来猪叫声，他们说，想要回河西岸的家里去。当士兵们让他们通行，那些掩在黑色头巾下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表情。我们继续在一片焦土中徐行，很清楚地看见了躺在那里的尸体数量。而阳光照在墙上和污水坑里，蒸汽从路边的棺材表面冒出来，又渐渐消散，新鲜的木质的香味随阳光变成金黄色。

　　被炸毁的城市有时可能会呈现一种悲剧美，但长沙周围因黑色瓦砾的痛苦而荒凉。东门外，日本人的尸体加剧了这种荒凉。他们躺在被步枪和手榴弹击落的瓦砾中，他们的脸肿胀残破，一丝不挂，肉身变成绿色。他们显然很不愉快。如死者经常有的那样，表情傲慢，裸露的牙齿并没有让我们的灵魂记住他们。他们的脚趾向外翻，这是我们认识日本人的第一堂课上提到的特征。其中一些人留着胡子。他们躺在一个军火库后面的小围栏里，被草席卷裹。摄影师们跪下来，拍摄必须要有的特写镜头，偶尔也需要调整尸体的手臂或腿的位置。

　　这座山很陡，可以俯瞰河流；绿色的草坪上到处都是血迹。天很暖和，凉风从湘江河面吹来。我们走上山丘，走向山顶上的灰色墓碑，只看见白天的清澈美丽和天空中白色透明的云朵，直到突然跌跌撞撞地发现草丛中的一具全裸尸体，随即看到机关枪的枪腿泥印，如黑色的爪子。在兵工厂的红色屋顶下，白鸽飞起，我们立刻意识到，这一天将围绕着这个死在草地上的士兵了，就像宇宙围绕着太阳旋转一样。

　　总有一些天，被无关紧要的小事填满；也许这个士兵并不比其中最不重要的事情更轻飘。他已经死了；他被剥去了衣服；他的脸转向了城市，而城市拒绝接受他。他很年轻；他抽烟；他看到过阳光灿烂，他会在透过樱花树的月光下变得伤感；他和所有在中国的日本人一样孤独，一样绝望；他吃不饱，他被欺负、被惩罚以至于变得愚蠢，这也和所有在中国的日本人一样。他死了。这是他的错吗？他单枪匹马，能阻止自己的死亡吗？他和他的兄弟们在一起，能阻止自己的死亡吗？战场上的悲伤，每块墓碑前都散落着纸钱，死者手中燃尽的香烟。然后，一只鸟的歌声划破沉寂。同情是没有必要的，但即使是为了展示血红碎牙的撕裂伤口而蹲在死者脸上的摄影师，也必须知道这一突然的死亡同时也是意料之中的，也许是被期待的。战斗发生在三十六个多小时前。东门前的土丘历经五次易手。穿蓝色制服的年轻中国士兵，与穿棕色制服的日本兵，戴着中国士兵很少能拥有的钢盔；日本兵脚上是皮凉鞋，中国兵则只有树皮或稻草编制的草鞋；日本兵远离家乡，中国兵在自己家的墙外，浴血奋战。

　　还有其他尸体。一个死在战场上的人不会孤独。步枪或机关枪总会在泥地上留下小洞洞；到处可见纸片——为什么战场上总是布满纸片？总是有照片。我捡起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日本女孩坐在背景布前，背景中的樱花盛开，她的凝视中有着如此丰满的温柔和期待，仿佛要走出照片，来到我身边。一个人必须战斗。

　　——生活在安宁平静之中是可怕的。

　　——如果我们能保持战争揭示的美德，战争是必要的吗？即使和平中也存在危险。船沉了，房子烧了，总是有痛苦的呼号。

　　——战争证明了同志情谊中最伟大的英雄主义，死亡让一切显得圣洁。和平中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可供想象的冒险如战争中的冒险那样美丽。我们必须死去才能活着。为了让我们的女人活着，我们必须死去。死亡使一切成圣。

　　三年前在德国的火车车厢里的这段对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想起来。这里只有军事战略上的一个教训。日本人曾计划攻占俯瞰这座城市的小山丘，然后从那里居高临下，用重武器控制战场。他们严格执行了整个预定计划，到最后却拿不出任何重武器，因为运输线被游击队切断了。他们纸上谈兵，纯粹的理论在真正的战场上不可避免地失败。

　　伯杰瑞说：“日本兵很年轻，但中国兵更年轻。这是我在这场战争中发现的不同寻常之处。更有经验的老将士一定是被派去马来亚和菲律宾的战场了，留下一群新兵蛋子守卫长沙，所以日本人坚信他们会胜利。”

　　所有的尸体都很年轻，其中许多看不到任何受伤的迹象。在寒冷的空气中，在坟墓的柱子之间，他们的肉身苍白如纸。他们拥抱着野草，像找到了自己的家人，微笑着死去，尽管他们很惊讶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家。在我看来，战争总是如此奇怪，随之而来的是喧闹、喊叫和愤怒，不可避免地是沉默。没有鸟叫。在白色的阴霾中，长沙的白色沙滩闪闪发光。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农民，大多数是老妇人，正在掩埋尸体。

　　我们穿过城里被烧得焦黑的街道，穿过幸免于轰炸的宽阔街道。这座城市是巨大的。曾经在1927年，1938年被焚毁过的地方，用石膏重建过，有些店面的石膏还很新鲜，橱窗里的装饰物在玻璃盘映射下微笑。数天前，该省省长下令疏散平民，并承诺保护他们的房屋资产，战后将完好无损地归还。街道上能见到呼吁人们撤离的告示，地上散落着一种红色的小方块纸片，那是日本飞机扔下来的“劝降书”：

　　“大太平洋战争已经开始——放弃你的战斗，告诉你的士兵放弃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我军再次进入了湖南。我们没杀过湖南人。我们反对杀戮。我们热切地希望你们能够停止抵抗。如果你想保护家园并重归和平，请放下武器。这是我们的忠告。”

　　这份“劝降书”由驻华日本军队总司令签署。

　　在市中心的一座四合院，一座由石狮子守护两旁的小楼里，指挥城市防御战的李将军正等着我们。楼上的一个小房间，摆满了杂志、一小杯灰褐色的茶、卷轴和舒适的沙发，我们听取了他关于战斗进展的报告。从12月31日晚间——不到一个星期前——日军从南、东、东北向城市郊区发起进攻的三天后，他们向北全速集结。他接到薛岳将军的命令，誓死保卫长沙。他打得相当精彩。在西城门组织了三次阻击，东城门八次，他还清理掉了侵入城中的一个日军小纵队。他竟然在完全没有侦察机辅助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一切。驻扎岳麓山阵地的中俄联军有重炮，但光靠重炮绝不会让日本兵飞上半空。很多中国人牺牲了，他们还在被埋葬。许多建筑物被摧毁了，幸好市区中心被保留下来……

　　我跟不上讨论军事部署的节奏。在军事地图以外，我才能更好地理解战争。因为重要的不是地名，而是守军庇护下的“树木”、“房屋”、“稻田之间的田陇”，以及他们乘夜渡过，一直守卫到天亮的“河流”。这些普通人的普通心灵所珍视的东西，被用13色彩印在这样一张巨大的地图上，变得几乎没有现实意义。我将视线转向这位年轻将军的脸。那是一张被太阳晒得几乎变成灰色的脸，布满蛛网一般神秘的皱纹。他的眼神随自己胖乎乎的手掌，游走在摊开的地图上——如一个经历过恐惧的人再无畏惧；谁下达了某个命令——保卫那棵树、那堵墙、那座房子——谁知道任务成功后的喜悦；他的湖南口音有些憔悴，时断时续，令人很容易联想到集中在桌子上那只粗糙大手上的威权。而威权没有成熟的分配模式。那是一只战士的手，并不好看。伤痕累累的不是伤口，而是被这只手不停敲击着的目标物体。那枚厚厚的绿玉指环显得格格不入。他微笑：“所以防御者要变为攻击者——对吧？”这是他说的唯一英文句子，突如其来，像是对中国终将胜利的预言。

　　三英里外的一个院子里，墙边扔着沾满鲜血的日本国旗、机枪、步枪、日记本、毒气炸弹，乱七八糟。只有子弹被小心翼翼地码放成整齐的一小堆。太阳照在厚厚的干血上，照在破头盔、皮毛衬里手套、绿色帐篷布和从衣袋里逃出来的照片上。从日本人手里捕获的一匹白马，忽而嘶鸣，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然后戛然而止，死寂。一匹英俊的，不再被关心的马，它曾经属于一个对自己的外表特别自豪的年轻军官。受惊的，嘶鸣的，它继续在这阳光普照下，光秃秃的庭院里制造突兀的动静，直到我们离开。

　　我们回到了荒凉的长沙街道上。几个士兵守卫在十字路口。几个农民穿过街道东角被烧毁的焦黑房屋。一个药盒上沾满泥土。绿色蔬菜从屋顶上长出来--而且总是散发着火药和危险的气味。这座城市已被烧毁了很多次，以至于没有人愿意记住它必须重建多少次，但它没有被摧毁。商店仍然屹立着，带着飞机炸弹留下的垂直状怪异痕迹。长沙并不总是这样的。若时间倒退十年，这些商店即便被抢劫，也不会留下这种垂直状的痕迹，也不会有外国记者在城中驰马而过。

　　傍晚时分，我们来到了雅礼堂（Yale-in-China）的废墟。这栋庞大的建筑物被掀掉了屋顶，墙壁烧得焦黑，地板塌陷，各种仪器设备变成一堆被熔化的黑色金属。什么都没留下——什么都没有，连床都只剩下触感仍然滚烫的扭曲铁条。

　　十天前去南方的佩蒂特博士(Dr. Petit)今天早上回来了。他没有抱怨，脸上看不出愁苦，他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损失大约是价值两百万美元的黄金，”他说。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审视着现场，目光茫然，反映出每一个细节。那些细节如此清晰，以至于一直盯着他的我，从他的眼睛里看着一股小烟雾从建筑物的一角飘起。

　　我们很努力地想搞明白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雅礼堂周围有一些带山形屋顶和玫瑰园的欧式小建筑，依然完好，花园里的草仍然是绿色的。 1月1日，中国人几乎决定轰炸雅礼堂，因为他们担心日本人可能会把这座庞大的医院变成堡垒。2日和3日，当中国人从北门出击时，医院附近发生了几场激烈战斗。但除了从窗户向外发射几颗子弹以外，日军几乎没有用到这栋建筑。3日晚间，当日军终于被击退，他们冷酷而有条不紊地焚毁了它。 他们将煤油倾倒在地板上和床上，用手榴弹放火焚烧。大火整整烧了一夜。据陪同我们的中国军官说，日军把一些自己人的尸体也扔进了大火中—火葬的烈焰一定温暖了他们的手，因为那天晚上天气非常冷。纵火的间隙，他们杀害了两三名中国护士，以及所有无法转移的病人，然后才向北面撤退。

　　伯杰瑞在废墟中徘徊，回来了，看起来前所未见的苍白。因为他后来才得知，他踏过的废墟里遍布人类的灰烬。

　　黄昏时分,湘江上长云漂浮，我们慢慢走回住处。经过古老的岩石花园，城市边缘的小乡间别墅似乎独立于战争之外。士兵们仍然沿着空荡荡的街道行进，夜幕四合，刺刀的闪光比星光还要明亮。我们徒步走了一天，满眼毁坏，以至于让每一栋完好房屋的存在都像是一种冒犯。经历了轰炸和激烈反击战的中国上校在一旁不停喃喃自语:“不长，不长---”但他究竟指的是我们穿过的河流，还是指传闻中汨罗河北岸击溃日军的一场激烈战斗，我们不确定。我们在星光下过河。当我们到达对岸，在沙地上几乎跪下时，星星都陨灭了。我们沿着松树之间的黑暗长路走下去，只看到中国士兵们为我们点燃的小蜡烛。

　　我们感激黑暗和光明。

　　1月7日 我们又是一大早就出发，又是在寂静的地方过河，困惑着悬崖边的红色到底是什么，带着小城的白茫茫和墓穴边的绿树荫。这座小城对我们来说越来越熟悉了。我们知道--或者我们认为自己知道--每一条街道和每一个废墟；我们是从山上俯冲而下的水鸟的朋友。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过客，即将向西南方出发，把蓝衣士兵们孤零零地留在青山之间。

　　今天早上我们有驴。它们被喂养得圆桶一样肥硕,而且非常圆滑。它们五颜六色地等在渡口--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颜色都有二三十种。他们垂着柔顺的长耳朵，假装是世界上最温驯的驴，但等我们一骑上去，它们就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抗拒，不肯挪动半步。漫长的道路向北延伸，途中穿过一幅幅如画的中国风景。太阳出来了，照在小小的土地庙上；照在荒芜的农园中日本马红肿的尸身上；照在倒卧路边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尸体上；照在断断续续的电报线和鸭子浮游的小水泊中。我们出城的时候天气比较凉爽。风儿掠过大片稻田吹来，味道像夏天的凉牛奶。这里或那里，尸体成群结队躺着，像恋人一样。几乎所有的日本兵都赤身裸体，衣服都被剥光了，中国士兵深知长夜的寒冷。因此，当我们排成一列穿过石头茅舍的村庄，那里的一切都像坟墓一样寂静。房门紧锁，村民们走光了，只有萤火虫和嘶鸣的驴子是真正的活物。哦——还有鸭子。这些小村庄之间遍布大大小小的池塘，像项链一样串着，数以千计的鸭子随意漫游，带来一种关于生机的印象。霜冻仍然闪闪发光，田野的颜色如飘落的云朵。

　　远处有枪声传来。我们并不经常听到这种声音，只有在村庄成为传声筒，或顺风的时候，那些绿色小山丘间的这种声音才会传到我们耳中。我们行进在如画的自然风光里，小毛驴的蹄子小心翼翼而坚定地踏过这条曾经宽阔，如今已变得破败逼仄的道路。这是一条高架在稻田之上的道路，本可以让一辆马车和一对马匹并排通行。但两边如今堆满被拆毁的泥土和石头，红灰色的田野之间只剩下一堵薄墙。偶尔遇见人，我们和他们攀谈。他们藏在水井中，或堡垒般的小山头里。有一次，当我们完全沉醉在周遭景色之中，看见一个男人驱使着一头水牛走过坚实而脆弱的土地，为风景画的一角嵌上深沉的小小实物：犁头，棕色水牛，白色的水蒸汽环绕，如他们身体上升起的羽毛。

　　靠近一个绿色小湖边的田野上，一堆焦黑的尸体混乱地躺在低沉的云层下。焚烧的柴堆足有一个网球场那么大的面积，尸体厚厚堆叠。它们像煤渣一样黑，像烧焦的木头一样萎缩，一根根蓝黑色小木炭散乱在四周。不远处的水池边，躺着两个中国农民—是一对父子。老人头发斑白，年轻的相貌英俊，尽管他额上结着血块。火葬的柴堆是昨夜点燃的。大约可以肯定的是，住在附近一所房子里的这对父子偷偷监视他们，被他们发现而遭枪杀。这对父子的尸体被扔在水池里，穿黄色长袍的和尚们在火焰中被肢解。估计焚尸的仪式快结束时下起了雨，因为在田野另一头，几具尸体仍然半焦，黄黑相间，牙齿张开，头骨分裂，双手被扔了出去。

　　我们抵达浏阳河边时，天色渐晚。昏暗中，农民和士兵挤满街道，我们的小毛驴举步维艰，在一种茫然无措中徘徊。村庄里很暖和。中国先遣部队的总部设在一座小教堂后面，如同其他地方的总部：光秃秃的桌子、地图、制服，站岗的士兵年轻得不可思议，刺刀闪着蓝光。我们把毛驴留在院子里，听着它们踏过骑过石径，身上驮负着重物的砰砰撞击; 起初主人没意识到我们不是敌人。食物是为我们准备好了的，我们贪婪大吃，不确定是不是在做梦。在整个旅程中，我们没想到还有城镇。

　　中国部队指挥官发表讲话。他是个瘦弱的小个子，整整六天未剃过胡子。他一边说，一边迅速地、几乎是无声地，偶尔指一指墙上的地图。他如此庄严而安静地宣布战死的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总数、俘虏数量、缴获军械名称，好像军队自己在说话。他复盘了日本和中国军队的优点。当我（后来）检视当时的潦草记录，它看起来简单到怪异难明，然而，当初莫德斯托（Modest）也正是以这种方式罗列出他的西班牙的共和军的优缺点：

　　我们的弱点：（1）缺乏电报通信和有效联络；（2）缺乏枪支和坦克。

　　他们的优点：（1）更优良的装备；枪械和空军之间的合作；（2）作战的勇气和拒绝投降，（3）对地形的把握。

　　他们的弱点：（1）倾向于在罔顾两侧和后方威胁的情况下推进；（2）未能据守战略要点，（3）情报和侦察工作无效，（4）防御能力不足。

　　讲话结束，年轻的指挥官和我们一起沿陡峭的斜坡走到河边，战争再次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不再是一个统计数字，而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河岸边的绿柳，沙滩上弹痕遍布的大帆船，以及弹孔更多的石阶。

　　那是一个寒冷的下午。风从东北方吹来，天高云淡。几只鸟儿从矮竹丛上飞起。刚下战场的小士兵们在机枪架上摆动双腿，露出战斗间歇的微笑；水鸟从高处尖叫掠过。浏阳河边的这个村庄与湖南其他地方的千万个村庄一无二致：灰色水井，白色石阶，几艘停泊在绿水边缘的老帆船。我们默默地过了河。我们静静地走过铺在河岸上的第一片白色薄雾，未见战争的迹象。半小时后，我们来到一个河湾处，看到了侧射火力的攻击效果，是我在中国第一次见到的。稻田没有播种，脚下，泥土硬实而易碎；沿稻田一直到沙滩的起伏斜面上，死者们茫然地倒伏。他们赤身裸体，身体在霜冻中格外苍白，甚至不大看得到伤口。 他们躺在冬日薄雾的寂静中，大约有两百多具。我们沉默地走过，一个巨大的水车旋转，转着转着，偶有白色的水禽停在轮间的小水桶上，大声地“咕噜”、“咕噜”。

　　到处都是尸体。一位穿着天蓝色制服的年轻中国中士向我们描述，日军如何在傍晚时来袭，他们如何布防抵御。当时雾气很浓。负责警戒的一名哨兵突然向他跑来，喊着日本人来了！他即刻命令哨兵返回营地，想知道详情。电报系统坏了。他不停地大叫“日本人来了”，直到增援部队终于赶到，阻断了日本兵从驳船上继续蜂拥扑来。但靠小橡皮艇登陆的日本兵已很多，他们整夜都在战斗。第二天的大部分时间也还在战斗。他们在稻田中的高田埂间狙击敌人，在那里，山脊下，河岸边，尸体横陈的脸转向天堂。现在他们都被剥光了制服，安静而再无危害。

　　农民们在修建坟墓，一锄一锄。河水在我们脚下静静流淌，水车不断旋转。空弹壳、染血的手帕、烟盒、被风撕碎散落的小纸片、埋在田野边缘高高草丛里的步枪——这就是他们躺着的风景。有时候，中国人也为他们的对手感到骄傲。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士兵跑到我面前，带我去看一具年轻日本士官的尸体：他的手指尽断，牙齿还紧紧地咬着五颗子弹。“他战斗到了最后，”小士兵说。“你看他咬着的子弹！我们不得不切断他的手指，才能拿到他紧握着的左轮手枪，”他微微一笑。此时，日本人是值得对战的敌手，有关火葬的烈焰以及死在池塘边上的中国农民父子的记忆，已消除了所有的同情心。然而那些年轻的生命毕竟是美的。苍白的尸身躺在绿草丛中，如同泳者畅游后的酣睡。这幅画面在后来的整个旅程中令我们饱受折磨。

　　中方还击。迫使日军退出岛屿，那里的小树林无法提供任何遮蔽，土地非常坚硬，如同用棕色冰块制成。我们默默地走着，几乎不敢去想象乌鸦和野狗们如何狼吞虎咽地享用这场不正常的盛宴。许多尸体已被埋葬，现场的气氛悲伤，农民们的脸靠在锄头上。而尸体们似乎只是在这里睡觉，随时有可能跃起跳入河中，环绕的雾气更像是它们嘴里呼出的白色气息。这些日本兵大多非常年轻，从遥远的北国来到这里，根本不知道中方已严阵以待。他们僵死的脸上因此常常有种惊讶的表情，眉毛扬起，嘴巴张开。

　　这座小岛被日本人占领了一周，但除了中国骑兵军官试图拼凑的碎纸片外，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占领的痕迹。当信纸的四分之三被对齐时，他安静地读了一遍，然后把碎片一吹，抱怨说他没功夫读日语的情书，但他却奇异地被感动了。当你离开主路穿过小树林，在死骡子和废子弹箱间逡巡，士兵们私生活的小印记随处可见——蓝色皮面的日记本；三、四张信笺纸，被厚重的露水粘在一起，模糊了薄薄的潦草的黑色笔记；一个笔记本里装着日钞；一个镶金的马鞍；还有一把日式短剑。然而，尽管这些东西是存在的，但它们都不如铁镐和铁锹发出的可怕声音，不如那些埋葬了数不清躯体的农民的面无表情，甚至不如那个在半明半暗的冬日下午不停旋转的可怕水磨，来得更为现实。

　　我们骑行过红色的湖南小丘，沿破碎的道路前行。随着夜幕降临，关门闭户的农舍显得很小，星光下如一个个小小黑池塘。我经常好奇为什么这些农舍会在夜幕下收缩，但临近战场，这一点又似乎更容易理解。这里或那里，我们注意到草地上和泥泞的田野上发光的小物件：废弹壳、一顶日本帽、日本军官的碎眼镜片，像一堆堆小钻石，闪闪发亮。

　　我已经忘了我们从浏阳河到长沙花了多长时间。这一路似乎没完没了。偶尔我们注意到马刺或中国士兵腰带的闪光，此外的一切都在浓重的夜色里沉寂。好在很快星星出来了，刚下过雨的空气纯净，星光柔和透明。

　　伯杰瑞在我身边说了些什么，但一开始我听不见。我正在专注于远处海浪的轰鸣，或是树木的巨大喧嚣。伯杰瑞骑在我前面，一只手放在缰绳上，另一只手晃晃荡荡。“你知道吗? 这几乎是中华文明的心脏，”他指着长沙长城的方向说。“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淹死在日本人正在穿越的河里。他叫屈原，他为湘江的女神写过两首诗：

　　‘The Lady comes not; she stays her steps.（君不行兮夷犹，）

　　How slow! Who detains her on the island,（蹇谁留兮中洲？）

　　She who is so beautiful and so adorned? （美要眇兮宜修，）

　　I would fetch her in a boat of scented sandalwood,（沛吾乘兮桂舟。）

　　Let the Hsiang and the Yuan rivers be without waves,（令沅湘兮无波，）

　　Make the waters of the river flow gently…（使江水兮安流。）’[8]

　　后面的我不记得了，诗文挺长，屈原提到他见过的好多花草。好吧，这时候聊诗歌太晚了。你还记得长沙对面的小岛吧？那或许就是屈原等待过湘夫人的岛，因为不受他的帝王重用而叹息。河流依然流淌，你依然可以听到波浪声。”

　　他勒住缰绳，凝视远方，而长沙还在更远的南方。我让他告诉我更多关于那个歌颂河流的神秘诗人的事，但他却沉默良久，直到他看见星星升起在岳麓山顶，才开始紧张而快速地开口。当他引用诗文时，他会先用中文说，口齿不清，享受诗句的韵味，然后再把它们翻译成英语。

　　“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许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他为楚国的怀王服务过很长一段时间，尽忠职守，以至于其他的大臣都不遗余力去诋毁他。我想他一定知道自己会被溺死，就像雪莱(Shelle)的诗歌中似乎很确定某天他会归于生养他的大海。伟大的中国诗人李太白也写过类似的东西，济慈（Keats）也是，你还记得吧，他们应该在他的墓碑上注明‘水之令状即他之名’。最伟大的诗人和水之间有种奇特的共性——你会在莎士比亚最后的戏剧和德国诗人Friderich Hoelderlin的最后一首诗中看到。但屈原爱水，比其他任何诗人都要多:

　　‘I will build my house in the water,（筑室兮水中，）

　　Covering it with lotus leaves,（葺之兮荷盖；）

　　The walls of iris, the court of purple shells,（荪壁兮紫坛，）

　　The hall carpeted with narcissi,（播芳椒兮成堂；）

　　The roof-beams of cassia, the rafters of orchids. （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

　　I will make my curtains of saffron leaves,（罔薜荔兮为帷，）

　　And all about the house there will be magnolia…（擗蕙櫋兮既张；）’

　　然后他继续往下写，说，要用花儿做成为自己陪葬的花环。他写了一本名为《九歌》的书，这本书比较典型的是——中国人说数字总是不太准确——有十一首诗歌，包括一首他自己的哀歌，一定是他死前一周写的。中国的端午节就是为了纪念他。但没人确切知道他的生卒年月，也无法确定他的死因，究竟是因为皇帝不再信任他，还是因为某个女孩移情别恋，把他给甩了。”

　　星光下，伯杰瑞那颗大头闪着银光。我们骑上了一条小路，看到长沙的灰色城墙出现在前方。我们身后是浏阳河，死去的日本人和前进的（中国）士兵。夜幕降临，马匹的嘶鸣像刺刀一样闪闪发光，长长的骑兵队伍面向月光，从树影中突然显现。想到死者，他喃喃地说:

　　“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总是不知所措。死亡从来都不是我们能理解的。死亡既简易，又危难。我们懂得什么——见过横躺在沙滩上的日本人尸体的我们？他们赤身裸体，这至少算得一种祝福，因为这样他们变得与我们相似，或许赤身裸体更容易理解死亡。”

　　没有人回答。我的小马盯着地上的影子；月光消失在厚重的云幕后；骑兵们换成单列行进了。从湖泊到地标，从遥远的山丘和白色天空本身，夜雾似乎要扑向我们；现在我们的孤独终于变得难以忍受，关于战斗的记忆和远处传来的枪声在要求一个解释。伯杰瑞一定知道我的想法，因为在黑暗中，我听见他轻声说: “在西方，我们给英雄的坟墓献花。在四川，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把一只公鸡绑在棺材上？ 我们必须为活着的人着想！”

　　“然后呢？”

　　“我们总是必须为活人着想。凡活着的，都是圣洁的。这是我们最伟大的英国诗人说过的，至少在中国和其他地方都如此。死了很多日本人——但我们必须想到活人。”

　　那时我想起了在长沙郊区，一个靠近旧坟地和泡桐树的地方，日本人像雨后的纸灯笼一样排成一排。他们无色彩，无表情，阴郁如铅，痛苦如囚徒。我还记得多年前，我在新加坡拜访一位老中国木匠，看着他如何解开新加坡河岸边大桅舢板上的原木，将它们扔进淤泥的河中，沉浸在灰色的油性水中。多年后，原木们将被打捞起，比之前更细致，更坚韧。 但这些日本人永远不会从众多的死亡河流中崛起。他们已经死亡，活人没空记住他们。

　　我们已经接近长沙的城墙，漫长的冬日午后结束了。几个心烦意乱的中国农民正在泥泞的道路上推着他们精致的手推车。一盏菜籽油灯在田野上晃来晃去，那可爱的微光很快就消失了。我们疾驰上被哨兵拱卫着、布满障碍物的长沙城墙，马蹄声回荡。

　　“喂，你能听到蓝鸟了吗？”伯杰瑞突然在马上问，手持缰绳。“他们说这是好兆头。我忘了这鸟儿的中文名字，但我想它的意思是‘吉祥鸟’。 我们得为蓝鸟干一杯。”他做了一个举杯到唇边的手势。我相信他在微笑。

　　我们终于进入了荒凉的市区，店铺紧闭，房舍只是我们马蹄声的回音板。不知怎的，我们已经脱离了大队伍，只有中国上校, 伯杰瑞，和我。我们骑行着星光。夜晚的长沙格外空阔，本来很容易迷路。伯杰瑞在战场上捡到的一顶日本头盔，微微闪烁着星光——这顶头盔上有两个弹孔，还有日军之星，皇冠上凝着鲜血。

　　中国上校骑在他的白色小藏马上，挺立着。马衔一闪，他在马鞍上回身，催促我们加快速度。士兵们沿着与我们平行的一条小街行进，他们轻悄的脚步声与马蹄声混合，形成另类的一种音乐。我们骑得很辛苦，足有半小时才到达河边。

　　“我们一不小心可能遇见湘夫人，”伯杰瑞看着月光下湍急的河流。这条河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我想我看到了它在天空上银色的投影。只是，银河那一缕缕丝线在高空上，纹丝不动，脚下的河流却浩浩汤汤地咆哮着。

　　伯杰瑞还在想着日本人，尽管他很久以前就答应把他们赶出脑海。

　　“他们死了也好，”片刻后他又说。“我在那个火葬场和田野里数过，四百具。有一次，我离开你，独自穿过日本兵横尸田野的冰层。战斗后形成的冰层，冰下的草叶凝着鲜红的血和白色脑浆。他们为什么南下？！他们供给不足，他们还年轻，他们是应征入伍。他们切断（中国人）尸体的手臂，他们建造巨大的火葬场，有时他们还使用毒气。他们疯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像疯狗一样被干掉！”

　　中国上校站在马镫上，指着停泊在中游候命的驳船。我们沿着河岸慢慢骑行，我们的黑影漂浮在银河上, 伯杰瑞继续说：“我们必须像疯狗一样把他们干掉。但每一次我们干掉他们，都必须记住活着的人。他们比死亡清醒。是的，他们已经死了——没有爱，没有生命，没有思想。我在上百次战争中见过他们，现在，感谢上帝，这些战争即将结束。我在西班牙见过他们，在德国、匈牙利、波兰、芬兰，然后——这里！他们在哪里都一样。 我们为生命而战，为了我们在婴儿和爱侣身上看到的生命而战，这就是我从二十年军旅生涯中学到的一切。”

　　我们的三匹马驹立在河中，畅饮流水，月光照在它们光滑的半边躯干上。对岸某个地方是薛岳将军的总部，他刚像当年著名的岳飞将军那样，下达了有名的将令: “还我河山！”

　　“让我们记住这一夜,”伯杰瑞说。“我见过很多次胜利，但从没见过像这样的夜晚。这是中国！这就是我所看到的，让我永生难忘，我要告诉国外的那些朋友们。无线电是一个奇怪的东西，但是很管用。我将通过无线电讲述这件事，让千千万万人知道中国军队正在遭受怎样的痛苦。然后我将讲述这寂静，这河面航道辉煌的银光，如探照灯穿透黑暗。” 伯杰瑞停顿片刻，又说：“这寂静，这光芒！”

　　中游的驳船向岸边缓慢移动。沿着河岸，在废墟中蜿蜒，更多的小马驹前来与我们会合。 伯杰瑞再次转向我，说: “我们必须记住活着的人。我们必须为年轻人、恋人，所有那些灵魂中不存在这种疯狂的人而战。这就是我们对民主的共同理解——热爱生命并让生命之花盛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肯定会赢，因为活着的一切都是圣洁的。”后来，我们过河的时候，我听到他哼唱着湘江的渔歌。那顶日军头盔在他的手中闪闪发光，他像一个海员一样直视着前方。

　　之后，我们跋涉过对岸齐膝深的沙地，一阵狂风吹来，沙子铺天盖地，如死亡的哀歌。前方的能见度只有几码而已，但我记得伯杰瑞大步走在我身边，在烈烈风中咬牙呼喊: “凡活着的，都是圣洁的！”

　　1月8日  下了一夜雨，我们醒时天色已放晴。淡青的天空点缀着几抹更深的蓝色。我们溯湘江而上时，我也注意到同样的景象——中国的天空上有深蓝色的云朵。

　　今天早晨，在东门附近被俘的一名日军士兵被押送到我们的住所。他坐在露天院子的阳光下，脸色灰暗而疲惫，浑身包裹着一种深刻的悲伤，似乎他已不再留恋生命，可又似乎因能见到阳光而感到欣喜。他名叫小原恭司，今年二十五岁，是一名来自名古屋的保险业务员。他有妻子和三个孩子；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雇有八名工人的小工厂。他的长官是据说已经逃走了的圆野大佐。我们都围在他身边，刘上校担任翻译。偶尔，伯杰瑞用日语说上几句，年轻的日本士兵就会抬起头来，误以为伯杰瑞是他的朋友。

　　我遇到过的所有日本人里，只有他让我产生了些许好感。他的悲伤如此沉重，看上去和伯杰瑞有了某种共通之处。他身穿土黄色军大衣，低头坐在那里，乌黑的头发剃得精光，头皮像涂了一层黑漆般油光水滑。他双手紧握，夹在膝盖间，始终低着头。

　　“你属于哪支队伍？”刘上校问。

　　“第五旅团第六十八联队。”

　　“他们每月付给你多少军饷？”

　　“十二日元。”

　　他解释说，食物是重中之重——伙食、交通和军装。他脸上隐隐露出一丝笑容。冬日的阳光从光秃的梅树枝丫间照下来，他说话断断续续，仿佛对他自己的声音难以置信。他解释道，每月十二日元足够在军营每周找一次慰安妇，或者买两百包军供香烟。

　　刘上校微微一笑：“那，女人在日本廉价吧？”那士兵没有回答。一阵寒风吹过，梅树摇动，他有时很急促地点点头，像是急于结束这场对话。

　　“你们会枪毙我吗？”他问。

　　没人吭声。

　　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讲起他的伙食，语调急促不安，因为有人命他罗列中国军队的食物供给。他说他吃的是大米、牛肉干和一种粉状的酱料；他抱怨说中国士兵每天只吃两顿，而日本士兵每天吃三顿，因此自五天前被俘以来他就一直觉得饿。等有人从屋里给他拿来加了糖的米饭，他感激地笑了笑，把那饭放在膝上，却只是毫无胃口地盯着看。他彬彬有礼，十分温和。终于，刘上校允许他在院子里随意走动。他对近身打量他的记者们微微示意，随后双腿交叉坐在草地上，面朝长沙那赭红色的崖壁。整个下午，他就那样安静地坐着。让人很难相信几天前的东门激战中，他曾试图用手雷自戕。只是因为手雷哑火，他不得不投降，本以为得不到宽大处理，结果却被优待了。

　　那天夜里来了一场暴风雨。大雨倾盆，早晨我们渡过的那条小河变成一股洪流。房子在风雨和雷电中摇晃，我们呆在寒冷简陋的卧室里等待暴风雨停歇。此情此景，我们难免挂念在汨罗江以北的抗日战士。湖南的狂风能折断人的脊梁；这片土地是剽悍的，这里的天空更狂猛，也许这就是湖南人的威名冠天下的缘故。

　　暴雨稍歇之后，我们努力踏过泥泞小路，来到河边一间木头搭建的小农舍。在那里，在那些小型手动印刷机之间，我们举杯向中国的战地记者致敬。

　　有中国军队的地方，总有一个小印刷作坊。约摸十二三岁的娃娃兵从分门别类的铅字匣里取出铅字，小心地嵌入印刷机的卡字槽。这些铅字小得令人眼花，油墨质量太差，印出来的字模糊不清。可印刷机依然高效运转，且每次排字完工后字码都能准确归位。报纸印出来的三四小时后，就会由一辆摩托车快速送到前线。那里有收音机接收新闻，有时还能见到便携式小发电机。面颊红润的小排字工在房间暗处忙碌，另一边则被大乙炔灯照得亮堂堂。伯杰瑞和苏联记者并排坐，《泰晤士报》记者和最有影响力、相对不那么官方的《大公报》记者并排坐。一场盛宴摆在我们面前，不知这些美食从何而来：白糯米饭、鸽子、鸭子、各种甜酸酱制作的猪肉菜品，四种酒和六种水果。时值冬日，且一场激战离此不到三十英里。中国新闻界一再表示欢迎我们的到来；因为我们也喝了辣喉的白酒；因为我们对这些中国同行崇敬有加。当《每日快报》的记者开始发表演讲，我们都笑不出来了，他不断重申他对中国的热爱，以及对所有不爱中国人的那些人的不满，长达一小时之久。中国人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胜利的消息也早就登上了全世界主流报纸的头版。我们没心情听他的这些车轱辘话了。我们祝贺他，掮着他顶风冒雨往回走。途中狂风疾卷松林，只有那间埋在丛林中的农舍，闪耀出一点微光。

　　1月9日 整日无所事事，只是望着铅灰色天空发呆。我们本打算去更远的地方看看，比如汨罗江附近。可随着白天慢慢消逝，我们明白这个计划没有被批准。天气前所未有地寒冷，寒风将霜冻的土地吹成片片碎冰。黑色的树枝上，蓝鹊仍在嘶叫。一整天的萧瑟，狂风大作，一旦用手触摸便能感觉到黏乎乎的阴云，我们就这么一直等待着。

　　我开始理解作为一名记者的苦楚。伯杰瑞的耐心，是在这些年一次次的挫败中磨练出来的。下午赴宴前，他说：“新闻业本质上是失败的。我们准备好披露真相，怀着报道真相的唯一信念。但后来当我们全心投入这劳碌奔波、世态变化无常的旅程，那点儿使命感并不管用。” 我们无事可做那会儿，他闭目躺在床上，眼皮下垂，能看见蓝色血管在眼皮下跳动。睡梦中他偶尔微笑，但更多时候双唇紧抿，仿佛困在永恒的噩梦里：记者目睹万千真相，能言说的却极其有限。

　　“也许希特勒是对的，”这天晚上，他喃喃自语。“记者对这场战争负有重大责任。一个用词偏差，一句不实报道......”

　　当然他明白，还有其他人对此负有更大的责任。“过去的政客谁也不怕。可现在，他们至少会忌惮优秀的记者们。新闻的好处在于，让政客和外交官明白，他们的言论会被监督；而且，不管他们是否愿意，那些言论都会被传播给绝大多数民众。”

　　和伯杰瑞相处越久，我越发觉得，尽管他的祖辈父辈来自三个不同的欧洲国家，他骨子里更像一个新英格兰人。今晚的宴会，只有他一个人穿着正规的礼服出席。

　　我们此前已见过薛岳将军，在数里外他住所的阳台上。他当时向我们展示了从日军加藤大佐尸体上缴获的秘密文件。“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三个月，中方的最高统帅部便已从日军内部获得相关情报。且据薛岳将军说，这些情报都送交给了美英政府，但美方和英方都并未重视。他微笑着，搓了搓手，仿佛在说：“我们是个古老的民族，那些年轻民族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他看起来很年轻，尽管两鬓已斑白。他透着红晕的清癯面颊，恍若一个14岁的少年。他谈吐间总带着笑意。晚宴已准备好，席间他和我谈起国民党上台前，他在新加坡的岁月。“我曾在法属印度支那被法国当局三次拘捕，因为协助中国的革命志士运送军火。好在总能躲回新加坡避难。”谈及马来亚的战局，他起初不愿多言，末了却补上一句：“若能贯彻焦土政策，盟军必胜。”这句话听来简单，如果他不继续解释，我们也许只会敷衍地一笑而过：“我们能在中国赢得胜利，或者说能阻止日本人夺取中国政权，全靠实施焦土政策，这是我们的主要战略。我们摧毁了自己的国土——拆毁每一块砖石，焚毁每一处农庄，拆掉每一条我们亲手铺就的铁轨，我们成功地用这一切让日军后悔侵入中国，让他们对侵略既疲惫又厌倦。”听到这里，我们不由想起那个叫小原恭司的日本兵，他曾坦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占领岳阳的日军毫无斗志：“我们都知道，回家的日子更加渺茫了。”

　　薛岳将军生于1891年，比孙中山先生年轻近三十岁，言谈间透露出对这位革命领袖的深切敬仰。薛岳1918年自广东军校毕业，获以少校衔，曾追随陈其美，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之父，参与南方革命战争。那场战事曾令夏日的广州城满目疮痍。将军谈吐自若，每当听到合乎心意的语言，便用瘦长手指轻叩桌面。有人提及土肥原贤二，他眼中倏然迸出光芒，朗声笑道：“土肥原是我的老对手，交锋多次，至今仍在对阵。但依我看，我的武器——中国军队——终将战胜他的日本兵。”

　　此时隔壁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副官过来禀报说，委员长来电。薛将军致歉离席，两分钟后含笑归来，说：“委员长来电询问，在此采访的各国战地记者是否都得到妥善接待？”我们赶忙连连称是。整场宴席间，将军自己几乎没吃什么，只顾用筷子将漂亮瓷盘中的佳肴频频夹入我们碗中。

　　1月10日 此处当有过浮冰。天气实在太冷，让我们不免羡慕那些戴着灰绿色军帽的中国士兵。他们的军帽上有两片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章扣住的厚布片，可以翻下来捂住耳朵。伯杰瑞穿着厚厚的皮毛衬里大衣，而我们其余人冻得瑟瑟发抖。灰色的道路，偶尔被几缕蓝色染亮的灰色天空。河边的大片平整沙地，小船在汹涌波浪中颠簸。长沙，渐行渐远渐消失。

　　我和伯杰瑞站在船尾，在剧烈颠簸的波涛上遥望着它，长沙城仍是幻影般的白色，水鸟仍在我们头顶鸣叫。那名阵亡士兵仍躺在红色的悬崖下，不过现在烟囱里有缕缕炊烟升起，成千上万的人正陆续返回家园。我们能看见他们在岸边排队，黑压压的一片，等着坐小舢板渡河。那座衔接长沙城与对岸的绿色岛屿静静伫立，如哨兵，在云层下显得益发苍翠。我们凝望着长沙城，直到它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伯杰瑞把皮毛领子竖起来，低声嘀咕：“他们将会在全世界的报纸上谈论长沙保卫战，可他们不会真正理解。他们不明白，中国人民一直为了胜利而战斗，而其余的我们却只是为了挽回颜面。”

　　向晚时分，我们继续奋力逆流而上，发动机突然坏了。我们的船一度向北漂去，好在一名中国工程师把引擎拆开，及时修好。船外浓雾笼罩，最后几只鸬鹚也栖在船上睡去，我们在这神秘的河道上悄然前行。伯杰瑞坐在那里，眼睛一直盯着窗外。忽然，他转过头对我说：

　　“世界上没有另一条河能得到如此伟大的诗篇去赞美它。我以前疑惑过。论壮阔，湘江比不了长江；论凶险，也比不上黄河。但它就是刚刚好，不宽不窄，村庄就那么神奇地浮现两岸。屈原或许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也因此是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他随即以低沉的嗓音，如我们在浏阳河上回程时一样，开始吟诵那首屈原写给湘水神的诗[9]：

　　With you I wander the Nine Rivers, (与女游兮九河,)

　　The whirlwind and the wave rises. (冲风起兮横波。)

　　Floating in a water chariot,

　　With its roof of lotus leaves, (乘水车兮荷盖，)

　　(驾两龙兮骖螭。)

　　I climb above the K'un Lun mountains And search eagerly in the four directions. (登昆崙兮四望，)

　　My spirits wander over the face of the deep. (心飞扬兮浩荡。)

　　The day is waning; bemused, I forget my home. (日将暮兮怅忘归，)

　　And dream of the furthest reaches of the river. (惟极浦兮寤怀。)

　　In an abode of fish-scales, in a hall of dragons (鱼鳞屋兮龙堂，)

　　Under a purple-shell gateway, in a palace of pearl, (紫贝阙兮朱宫。)

　　O Spirit, why do you dwell in the waters? (灵何为兮水中，)

　　Riding the white tortoise and chasing the spotted fishes. (乘白鼋兮逐文鱼。)

　　I wander with you among the small islets, (与女游兮河之渚，)

　　The melting ice comes swirling down river. (流澌纷兮将来下。)

　　With a gentle bow you turn towards the East, (子交手兮东行，)

　　And I accompany you to the south anchorage.  (送美人兮南浦。)

　　Wave after wave comes to welcome me. (波滔滔兮来迎，)

　　Multitudes of fishes come to bid me farewell. (鱼鳞鳞兮媵予。)

　　1月11日   我们又在湘潭过夜，还是那家旅馆，还是那间糟糕的客房，临窗正对天井——到处晦暗潮湿。黑色屋檐下，黑饭甑里煮着米饭，红烛火焰高烧。远处某条街巷传来少女的歌声，伴着小提琴压抑的乐音。尘埃和硕大的阴影映在天井院墙上摇曳——有人在赌博——麻将桌上的搓牌声。夜的喧闹有时陷入短暂的寂静，仿佛正攒着力气等待下一回合。

　　这样的小地方没有真正的寂静。湘潭曾是烟花爆竹的集散地，如今的喧闹主要来自北方来的难民，这座小城中人满为患。我或许永远见不到湘潭城白天的模样。我们傍晚时分抵达，天不亮又要赶路，明早五点就得出发。我们睡不踏实。旅馆里有老鼠，客房外松动的地板上脚步声不断；还有突如其来的尖叫，如老鼠被夹住了脖子，还有让人不安的沉寂。靠窗铺着稻草的硬板床上，伯杰瑞正就着烛光看书。所有记者中似乎只有他乐在其中。“三千年前的中国大概就是这副模样啊，”他欢快地说，“一切都没变——稻草、木板、破碎的瓷片、镜子的裂纹。它们从来就是这样。或许，两千年前，就在这个房间，有另一位学者秉烛诵读《论语》”。

　　“这些让你开心了？”

　　“是啊，当然，这有什么奇怪？所有能链接过去与现在的事物都令我欣喜，因为这个时代的我们正不遗余力地摧毁过去的影响。我们自诩为新一代。不仅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以为他们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可世界分明古老，如此古老——却得不到他们敬畏。想想这间屋子！这里三千年前就有村落存在，或许五千年前，因为湘江存在于中国最初的文字记载当中。当时必有客栈在这里——也许和如今的四方天井、飞檐没太大差别。想想这间房住过的旅客：书生、商贾、杀人犯、娼妓、伶人。帝王也曾乔装打扮，顺江流而下。长沙城曾是王都，大军南征北战。你床上的这堆稻草也许三千年来从未换过，多少代人在这里诞生，那杀人犯……”

　　我沉沉睡去，想着我当晚买的一床鸭绒毯、那顶皮毛帽子和厚厚的内衣。湘潭物价比重庆便宜。那些狭窄的黑色街道，比我在中国任何地方见过的都更富于“中国味”。

　　1月12日   我们先从重庆坐飞机到桂林，再搭乘“蓝色快车”到湘潭。“蓝色快车”曾在北平与上海之间，承载着浪漫传奇往返，中国政府为了让它免遭日军破坏费尽心机。它是一列豪华列车，带卧铺、软坐，豪华卫生间，以及可供乘客饱览窗外景色的巨大车窗。这列海军蓝色，流线造型的火车运转高效，是唯一尚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精良制造列车组。

　　整整一个上午，列车在荒凉的乡野中穿行。灰色田地开耕了，但很少能见到农民。浓云降下雾气，笼罩了一切；树木寥寥无几。不久前，我们经过了著名的中国五岳之一[10]。它并不起眼，只是天际线上一座小小的紫色山丘。没人知道为什么它会被列为五岳之一，或许只是因为它正好处在中国的边界顶点。就这样，中国的乡野延伸向前，灰濛濛地，荒草和小丛林中野鸡惊起，几座灰黄石墙的小屋散落在远处的冬地平线附近。没有士兵。大地并未死去，只是在冬日酷寒里沉睡。

　　那条河，村庄的生命源泉离此很远。伯杰瑞谈起这些中国小村落的境况，往往方圆五十英里内见不到河流或小溪：“村民与世隔绝，靠各种礼仪将彼此团结起来。更确切地说，这正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地方。第一次到中国时，我常常骑马在乡村走上好几英里，忽然偶遇一个幽僻的村庄。村民们对我十分友善。他们知道我未携带武器，并无恶意，也对他们的风俗饶有兴趣，他们就盛情款待我，为我安排一场射箭比赛，或摔跤、耍大刀的表演。那是二十年前，中国还没有内战，他们依然保持着那些赋予自己力量与自豪感的古老风俗。他们身穿宽大飘逸的丝质长袍，手持用熊筋或长角牛筋制成的华美弓箭，伴着音乐的节奏互相比试。我当时真的觉得仿佛置身于孔子的年代。在绿油油的田野和石头庙宇之间，那些英武少年挺起胸膛，向须发飘飞的父辈微笑，张弓搭箭。可如今……”他把视线转向窗外，期待也许能见到灿烂的阳光耀亮绿色草地，听到少年拉动熊筋弓弦的声响。但外面什么也没有——雾色灰濛，一只云雀盘旋着飞向天空。

　　在衡阳，我们注意到一列救护列车。阳光微弱，装牲口用的车厢大门敞开。车厢里铺着稻草，上面三三两两地躺着从战场上撤下的伤员。他们的伤口都包扎得不错，不过我们也不时看到灰色绷带上渗出黄色污物，显然绷带早该换了。伤员们看上去苍白而疲惫。我们不禁想，他们在车站边的这条小铁轨上被耽搁了多久。

　　衡阳不算美丽，虽然这里有几条像样的道路，还有一条河绕城而过。火车站看起来很像法国某个省城的车站：灰色泥墙以及穿着华丽制服的人。可一离开车站，置身在宽阔的市区，一排排白色小房子便不会让人联想到法国，而更像是波兰南部某个令人愉悦的小村庄。这里有养鸭的池塘和小湖泊。沿河岸有步道。我们到达后不久，炎热的阳光洒下来，女孩们身着轻薄的裙子在河边漫步，老人们则在栗子树荫下睡着。散落在红色的山丘上，这城市的枝干向四面八方蔓延开去，看上去仿佛一张令人愉快的蜘蛛网。这张“网”的中心是四条街道，街上挤满了店铺、乞丐，还有光身子的小孩哭着乱跑。从我们离开火车站的那一刻起，乞丐们就一路尾随。他们并不凶，也不说话，只是不停伸出他们皮包骨的手臂；如果我们不予理会，他们会走开，但很快又会回来，乖顺而似乎依旧满怀期待。

　　我当记住衡阳，为了那里的尘埃与青山，以及我们启程前往桂林仅仅五分钟之后，来袭的日军飞机。起初，火车司机并不知道有飞机来袭，火车行进，而飞机则在城市上空掠过。没多久，我们驶入一条侧线，伴随着一声轰鸣，火车似乎颤抖了一下，戛然停在轨道上。我们摇摇晃晃地下车，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低矮的绿色坟丘之间，不禁想，如果火车被炸，我们该怎么返回。

　　那天阳光璀璨。太阳照在一片小竹林上，照在刻有白色字迹的墓碑上，也照着那些在田里劳作的农民身上。他们似乎对远方传来的防空警报声毫不在意。衡阳的春天来得很早，亮闪闪的犁铧在阳光下闪烁，农民们彼此打招呼，一个小男孩提着给他们送饭的瓦罐。一个小时后我们重新上路。那座农田之间的小小坟地深深烙在心里，我们都明白，也许要过许多年才可能淡忘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伯杰瑞看上去很疑惑。他望着逐渐远去的景象，低声嘀咕：“很奇怪，刚才那一刻我竟以为身在英国。我闻到干草的味道，听到打板球的声音，在田野上……” 他凝视着车窗外，眉头紧锁，想象着地球另一端的另一个国度。“那感觉就像一场梦——不，不像是梦。犁铧犁过泥土的声音，孩子的呼喊，还有那匹老母马在林地荫凉处缓慢前行的画面，很多年前，我肯定曾经在英国的某个地方见过。早已忘记了的。如今，这个中国的小小角落唤醒了我的记忆，并将铭刻在我心中，伴随我的余生。”

　　后补：乡野由灰转蓝，天际线上出现黑痕，最后连树木也融进了原野中。随后雾气弥漫，月亮升起，乡野又变成白色，仿佛罩上了一层透明白纱。我们的火车依旧喷掷出明亮的红色火花，大小、形状和颜色都像橘子；穿过隧道时发出轰隆巨响，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与我们的心跳的节奏相契合。

　　自抵达中国以来，我们从未住得如此舒适。床垫和所有被褥都是新的，车厢也刚刚刷过油漆；我们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只因踩着那绿色地毯十分惬意。我们的脸在没有窗帘的车窗上显出淡淡蓝光，因为天花板上亮着一盏小小的蓝灯。这蓝灯让伯杰瑞想起他在欧洲的旅行。“有段日子我很讨厌这种灯，只要一想到深夜漫长的旅程，就会吓得宁可坐飞机或乘船——若从勒阿弗尔到罗马，我宁愿等上一个星期，乘船绕道直布罗陀海峡——可又有那么几年，我觉得这种蓝灯可以像个朋友，一种永不熄灭的善良的灵光。”蓝灯偶尔会闪动几下。夜色中，我们只能隐约看见中国房舍的竹屋顶，不见灯火，只有月光苍白在云层之上。

　　这一夜，我写完了在战场上起头的那首诗：

　　THE CHINESE SOLDIER SPEAKS OF DEATH

　　The grain is ripening in the seed.

　　We who have seen the cities fall

　　Take from our harvest all we need,

　　And leave on earth no death at all.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wild

　　And death lies caged within their tread,

　　To die is greenness for the child

　　And comfort for the lonely head.

　　Let others climb the bitter tree,

　　I drove my knife within the soil:

　　Killing the world's last enemy,

　　I ended all this human toil.

　　In shielding light or summer storm

　　The waving branches of the dead proclaim

　　Historic images reform

　　Into the style and semblance of my name.

　　This country nourished me and fed

　　Upon my wealth of blood and shame.

　　May others carve around my head

　　Heraldic emblems of my fame.

　　I was once proud to choose my fate.

　　The green earth takes me to its side.

　　The yellow wheat grows soon or late,

　　The yellow earth shall be my bride.

　　中国士兵谈论死亡

　　（1）

　　谷物在种子里悄然成熟，

　　我们是曾目睹城市沦陷的人。

　　从收获里取走我们所需，

　　仅将生存留给大地。

　　（2）

　　当所有的鸟儿放声高歌，

　　声线亦编成死亡的囚笼；

　　于孩童，死是一片绿意，

　　于孤独者，死是一种安息。

　　（3）

　　任他人攀爬那苦涩的树，

　　我将利刃深深插进泥土；

　　杀死这世上最后的敌人，

　　我终结了人间劳苦。

　　（4）

　　在防护光或夏日风暴里，

　　逝者的枝桠摇曳诉说：

　　历史的画面重塑，

　　化作我姓名的模样。

　　（5）

　　这个国家哺育了我，

　　以鲜血与耻辱的喂养；

　　愿人们在我头颅四周刻印，

　　象征荣耀的徽章。

　　（6）

　　我曾因能选择命运而骄傲，

　　苍翠大地拥我入怀；

　　金黄的麦苗迟早会长大，

　　而黄土当是我的新娘。

　　我把它交给伯杰瑞。他在那微弱的蓝光下阅读，脸上带着温柔、也许多少有些怜悯的微笑。他读了很久，一遍又一遍。有好几次，我等得不耐烦了，问他为何不肯还给我。他过了半天才说：“这首诗里有两行真是妙不可言，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写得出来。”可他怎么也不肯告诉我，究竟是哪两行。

　　在那个漫长的夜晚，火车穿行于华中大地上。车厢里的灯光，像一个个微小的黄色方块，映照在铁路两旁绵延不绝的灌木丛与枝桠如蛛丝蔓延的树木上。忽然，远处原本孤零零、在空旷原野上晃动的那盏绿色灯火，倏地分成了两盏，随后又合并为一。

　　“那是一个农夫，他出去照料他的耕牛，出门时不得不涉过一条小溪。”

　　就在那一瞬间，我第一次意识到，伯杰瑞根本就不应该离开中国。

　　注：

　　[1] 其英文姓名音译为罗伯特·佩恩。目前国内学界普遍以其汉名为后缀，称“罗伯特·白英”，本文沿用。

　　[2] 此人的姓氏因此在书中从未出现，其生平有待进一步考证。据日记的后续内容可知，这位援华士兵后来牺牲在中国。

　　[3]  此书初版时，有两个版本。W. Heinemann出版公司的伦敦/多伦多版，名为《重庆日记》（Chungking Diary）。同年由Dodd, Mead & Co.出版公司推出纽约版时，因“重庆日记”之书名与斯诺等人此前出版的著述重复，更名为《中国永恒》，内容不变。此书还有续集《中国觉醒》（China Awake）。1970年代，两书经大幅度修订、调整后，在纽约由Doubleday、Weybright & Talley两大出版社分别再版，书名改为《中国日记：1941-1946》（Chinese Diaries, 1941-1946）、《目击者》（Eyewitness）及《中国的愤怒》（A Rage for China）.

　　[4] Payne, Robert：Forever China, New York: Dodd, Mead & Co., 1945. P.43-59. 白英的中国日记后来经过修订，多有补充。这一版本是最原始的日记。

　　[5] 即指1941年12月31日。

　　[6] 这一部分的内容当是作者后来整理日记时另加的。

　　[7] 当指受命坚守长沙的原第十军军长李玉堂。

　　[8] 诗句出自屈原《九歌·湘君》。

　　[9]考英文句意，此处当为屈原《九歌·河伯》

　　[10] 此处当指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