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此稿经原邯郸一带抗战领导人（原冀南三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原政委）高厚良，原《人山报》社长（（《河北日报》创刊人、省委宣传部长、《人民日报》原副总编）翟向东等老领导、老干部审阅，高厚良为本文命名。
有多名部省级老领导为纪念《人山报》题词、题诗和撰稿，创刊地已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冀南三地委《人山报》是抗战时期我党在冀南的第一张地委机关报。其连续办报时间之长、发刊之多、影响之大是抗战年代的我党地方报之最，其成员是后来是创办《河北日报》的一支办报主力。曾受到冀南区党委、冀南区党委宣传部的通报表彰，受到冀南党政军领导人宋任穷、王任重、陈再道的多方关照和帮助，称之为冀南模范报。是党史词典中的唯一模范报，为抗战年代的我党地方报突出者，被称为中国抗战第一地方报。
它揭露敌人，鼓舞人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了邯郸一带的抗战典型。《人山报》记载着邯郸乃至冀南一带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战史。
本文通过介绍《人山报》，反映了我党新闻工作在抗战时期的重要历史作用和为民族大业而艰苦奋斗的忘我精神；反映了各级领导对新闻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反映了新闻工作者同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共赴国难的深情厚谊。
一、创刊前后
《人山报》创刊于1941年3月8日，但筹备工作是从1940年开始的。是时，抗战形势严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愈演愈烈，日寇疯狂扫荡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灾难。敌人不仅盘踞着县以上城市，连农村人口较集中的集镇都有碉堡和据点。为了进一步宣传抗战和唤起民众揭露打击敌人，根据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提出的“人山思想”（即发动人山人海，进行全面抗战），冀南三地委决定创办冀南首家地委机关报——《人山报》。从延安到冀南开展工作的原八路军总政记者团第五记者组组长、一一五师陈支队教育股长胡林畇（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副书记、顾问）接受了这个任务，单枪匹马地开始了考察和筹备工作。由于胡林畇到冀南后多在三分区活动，对此环境条件有较多了解。
位于今邯郸东部曲周县东南的曲周、馆陶、邱县、广平等四县两省（河北、山东）交界处，两河（卫何、老沙河）之间的沙窝地带是我抗日政府开辟较早的根据地（实际只有二十多个村庄，多属曲周六区），民心较稳定，不少抗日机关常年在此活动，三分区和地委、专署领导人也常在此召开重要会议，曲周县领导往来频繁，被称为小边区。胡林畇初来时为隐藏身份仅在曲周县文教科挂了科员的虚衔，在军分区和专署文救会协助下，曾编印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的《扩补通讯》（取义为扩大和补充八路军、游击队），共发十八期，每期千余份，称之为《人山报》的前身。但一直是流动作战，无固定地址。这时，胡林畇认识了常在县文教系统流动壁报上发表诗歌和短文的抗日小学模范教师朱力航，二人一见如故。
1940年10月，胡林畇被任命为《人山报》社长。在招兵买马的同时，对社址问题进行了考察。四县两省两河之间的河道树林沙丘青纱帐是各级公认的平原游击战的地理优势，尤其是曹庄村，抗战初受日伪危害严重，民众抗战情绪很高。同时，各级领导特别推荐了朱俊士的家庭。年近五旬的朱俊士不仅是本村朱氏大家族的族长，而且是当地很有影响的进步名人，有文化，会武术,少林紅拳鲜于敌手。擅于见义勇为、抱打不平和交友，有民族正义感。抗战初，土匪汉奸猖獗，朱俊士曾东联聊城范筑先（民族抗战英雄）所属 张维翰（曾任129师八旅旅长，军分区司令员）部；南接大名游击队李大磊（开国少将）。只身游说这一带十余村民众和发动广大亲友举起大刀、长矛和土枪举行万人武装大游行和万民联防，成民众抗战自卫团任团长，有效地抵制了大土匪汉奸王来贤、李二虎、吴作修的烧杀抢掠，群众威望很高。抗日政府成立后，当时的模范县长郭企之对朱俊士带领全家亲友积极为抗日作贡献的行动很赞赏。同军区领导多次拜访并亲自主持让县秘书、行政科长胡易之（曾任国务院司长）同其子朱力航结拜。尔后，朱俊士积极带头把农民自卫武装交给抗日政府，取其精锐三百人改编为抗日八大队（营级编制），开赴抗战第一线。其他大批成员则在各村创建民兵组织为骨干，成了我党在这一带较早早的抗日武装。其子朱力航1938年参加革命，结交了一些有民族大义的同学好友如范叶萍（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长）、申玉卿（曾任省公安厅长）、王荣卿（曾任国务院司长）等，曾在八大队任书记和考上范筑先的军政干校，后调回地方创办抗战女校并任教，同诸多抗战有识之士往来频繁。因而，抗战一开始朱俊士家便成这片抗日根据地的策源地和坚强的抗日堡垒户。而地县领导则把此做为办公点，军分区锄奸科以此为“定点单位”。八路军路经停住的领导干部和时来时往的被服厂、野战医院等抗战部门及八路军伤病员更是不可胜数。把朱家几院占满后把邻里和亲友都发动了起来。尤其是使胡林畇感兴趣的还有两点：一、交给报社使用的一个秘密地下印刷点（石印机）就在朱俊士东院枣树园的地窖里。二、朱力航同意调报社工作，社址于此，岂不成了以社为家，对掩护和保密更有利。于是，胡林畇报地委领导拍板而定。在不得不挤走一些单位的前提下，朱俊士故居即成了以《人山报》为主体，五年如一日，始终如一的社址社部和创刊地。初期，为了隐蔽，曾在其西院南屋遗址上挖了个地窖，就是挖一个约长四五米，宽三米多，深二米多的长方形土坑，上面架擅条棚上秫秸，再用麦秸泥抹平。在坑角上留一出口，下面放个破耙做梯子上下，出口处扣个破锅或放捆玉米秸。外观上看就是一个十足的储存萝卜、白菜的菜窖，当地人叫做地窨子，在里边编稿和写报时就点上棉油灯。虽条件简陋，但相对安全一些。最初的《人山报》就是在地窖里编印出来的。史建民在回忆中提到的“雪花飘飘从天降,窨子里边办报忙”就是描写编办人员在天寒地冻时，仍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不畏虫蛇骚扰和敌人猖狂，为民族抗战日日夜夜地辛苦工作着。为了安全和应付不利环境，朱俊士又帮助报社在家周围和村内外联系了多处落脚点、办公点、隐蔽之处和“关系户”，从而使报社人员在敌人的多次扫荡中得以灵活转移。
1941年3月8日，《人山报》正式创刊。由地委宣传部长曹海波（曾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正部级）具体领导；不久，杨易辰（曾任省委第一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总理级）接任，长期具体领导报社工作，报纸刊头由三专署专员孟夫唐（曾任湖南省副省长）题写。初，由于报社人员紧缺，手续不健全、主要靠动员而来的人员在困难条件下，极不稳定，来去匆匆，能坚持几个月也很难。还有人投敌而去，也有人被我方按特嫌抓走，也有临时帮忙的。因此，看起来有十多个人，但年内能坚持下来的事业型人员除胡林畇外，业务人员只有张大伟（负责通联，后任通联科长，曾任《海南日报》总编辑）、朱力航（任通联、记者等工作）二人，后勤曾一度只剩下史建民兼伙夫（负责总务，后任管理科长）。根本无法成立所需科室和编辑部，稿件主要靠专属文救会提供，只成立了一个四不像的通联科通过接收组织编排文救会稿件出报，有点临时代理编辑部的意思.创业难，在极其困难环境中创业更难。1942年开始，日寇愈加猖狂，为加强《人山报》的力量，春，调曲周县文教科长刘艺亭（任编辑兼党支部书记，曾任省文联党组书记）朱克勤（曾任省卫生厅顾问）等到报社并逐步建立编辑部，胡林畇任社长兼总编。是年秋，部队、分区、地直机关及冀南区领导纷纷派遣干部充实《人山报》。
是时，一二九师新八旅政治部翟向东等陆续来到报社，翟向东任总编辑，胡林畇任社长。李晓南任编辑科长，苗青任缮写科长，柏宏文（曾任新华社部主任）、牛林荣（曾任河南省教委主任、省人大副主任）、李怀(曾任陕西某兵工厂厂长、书记)、郝朝江等分别到报社担任编辑、刻板和印刷发行工作。同时，军区、军分区为报社配置了电台（新闻台） ，可直接接收延安电讯。冀南区党政领导人王任重亲自在新华分社选派刘盾（曾任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系主任、师职）、胡存夫（曾任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教研室主任、师级），到报社创建新闻台。陆续到电台工作的还有赵海生（曾任西南军代处主任，师级）、李树森（转工业后省厅级）、苏传兴、赵祥荃等，报社收起了笨重的石印机，以一台轻便的油印机取而代之，从而印报改油印。次年，报纸发刊也由五天一期改为隔日版或三天一期，四开两版或三版或四版的油印报，每期500—700份，多达上千份（1945年初再改为石印）。这时报社的人越来越多，老房东朱俊士家前后院的朱家也住了不少报社的同志，目标越来越大。为此，朱俊士等配合报社通过亲友和可靠户，把一些同志和部门分散到邻近的村庄，如编辑部在军寨住了一年多，电台在段寨一气住了十个月，印报也换了好几个地方，这样既减少了目标又便于同敌人周旋。《人山报》的同志先后活动在四县交界地带的二十多个村庄，在人民中间深深地扎下了根。
二、为抗战呐喊功绩显著
随着办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山报》的宣传鼓动作用和舆论号召力越来越大。并及时、迅速、不断地把斗争胜利的喜讯传给人民，如《杨大路展开地雷战，出扰敌伪触雷尸体横飞》、《1945年的头一炮》、《我分区子弟兵发动战役攻势，打掉杨桥、海子、万堤敌据点》、《我分区子弟兵精锐攻克刘营伪据点——活捉袁老粗子以下百八十人》、《漂亮的伏击——邯郸我军打垮抢粮敌》、《曲周反围击大胜》、《军民齐心，打得敌人不敢进村》，我八旅二十二团粉碎敌人“铁壁合围”的《吕洞固战斗》及《北阳堡战斗》、《和尚寨战斗》、《大破大名府》等文章。一些综合性的报道如《三军分区司令部公布四四年全年辉煌战果》一文指出：战斗358次，攻克与迫退敌伪据点、碉堡52个，毙伤俘敌2428名。既震慑了敌人，也鼓舞了人民。一位部队领导人回忆说：“当时我们地方部队很少看到报纸，而《人山报》却是领导们时时珍藏的读物，行军打仗时报不离身。读报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也坚定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人山报》报道的那些杀敌英雄，地雷大王、武工队员、民兵英雄等一直是有志青年向往的目标和学习的榜样，如张新春、金从山、韩朝举、王思龄、刘书明、赵贵山等英模人物的事迹通过报纸在人们中传颂着。刘亦耕在《人山报》上发表的《马功岑传》，通过永肥县长马功岑为抗战壮烈殉国的英雄事迹激励着邯郸广大抗日干部和抗战军民为驱除日寇而英勇奋战。同时，报纸上多次报道的平民壮举也极大地推动了全民抗战高潮。如1943年2月，民族英雄范筑先故乡南彦寺村被日伪军500人围剿，当场射杀二十余人，毒打多人，把本村粮秣干事张寿山抓起后长时间酷刑吊打折磨直至活活烧死，而张寿山宁死不屈，至死不向敌人吐半字（经抗日政府批准,此村以英烈为名改名寿山寺）。同年12月，南广才村八名村民为保护我军11名伤员和10万斤藏粮，在敌人严刑毒打下不屈不挠，最后被抛入冰河活活冻死（经抗日政府批准为纪念八名为民族大义而牺牲的烈士，此村改名八义村）。上述村民的视死如归高尚民族气节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已成为抗日“人山”的广泛群众基础和动力。随着《人山报》的一再宣传和报道，全区青年踊跃参军参战的典型数不胜数。如《本区各地青年纷纷参军》、《馆陶参军轰轰烈烈》等通讯就是报道这方面盛况的；《良母送儿上战场，贤妻送郎打东洋》就是报道这方面典型的。
同时《人山报》宣传的“一年打败希特勒，三年打败小日本”的口号，更使敌伪军晕头转向，惶惶不可终日。是时，《人山报》又紧密配合一二九师、冀南军区和三分区对敌人的猛烈打击不断展开对伪军进行分化瓦解的政治攻势，首先是及时揭露敌人的罪恶，如《揭露敌伪的残暴——大魏两县人民负担奇重》、《大馆广边沿村老百姓粮食被抢光》、《鸡永魏敌疯狂抢抓——沦陷区人民痛苦万分》、《曲周槐桥发生人吃人的现象》、《鸡泽国特勾结敌伪煽动会道门叛乱，残杀抗日干部》等就是这方面的文章。并针对“曲线救国”论的反动观点，报社发表了地委书记李福祥化名“下冠”写的《曲线救国论的下场》等文章，批判了各种反动的汉奸论调，指出了伪军、伪组织人员的两条不同道路。还发表了不少对伪军、伪组织记黑点、红点和对顽固分子惩处的报道，如《大洋马、二黑心的罪单》、《南馆陶人民起来斗争大洋马、二黑心》、《钻到钉子里捉汉奸——邯郸锄奸小组活跃》等，并警告他们要少办坏事多积德和立功赎罪。如《大北汪十一名伪军携枪反正》、《曲陌伪军全部反正》之类的报道就是用事实给那些心神不定的伪军指出了效仿途径和光明出路。不少伪军看到宣传后，暗中纷纷传播“身在曹营心在汉”。有的则暗中直接同八路军和抗日政府联系，甚至有些伪军反正时还带着刊登记黑点、红点和号召他们立功赎罪的《人山报》。他们把《人山报》看成是八路军、共产党发出的金玉之言和证据，通讯《伪军都在找出路》就是这方面的报道。永年县的交通员杨允谦曾把《人山报》有关文章翻印了几十份送给伪军家属，作为教育他们的材料。当占据双陵村一带的灰色武装头子杨尚世看到这些文章后，深受教育和启发，逐步同抗日政府接触，后来带着队伍反正，接受了我军改编。“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人山报》为抗战而呐喊，似战鼓催阵扬威，像匕首和投枪直戳敌人心脏。
三、抗日军民同舟共济，挖洞、渡荒，一致对敌
党和人民把《人山报》看成是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利思想武器，而日本侵略者和顽固势力却把报社视为眼中钉。他们经常不断地派汉奸和敌探窥测报社人员的行踪。为此，军分区派出武工队以保护《人山报》为主要目标，常年在曹庄至侯村一带巡视，而军分区锄奸科则直接派人坐阵保护《人山报》社。一个又一个的汉奸特务被铲除，使那些妄想以消灭《人山报》升官发财的伪军头子心惊胆战。如八路军武工队长杜恒绪率奇兵深入侯村据点击毙大汉奸罗八和击伤吓跑了伪军队长刘健民的事迹，均与保护《人山报》的安全有关。据杜恒绪回忆说：“当时孔副司令（孔庆德，曾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湖北省委书记）和王主任（王幼平，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代表军分区和一二九师新八旅给我布置保护《人山报》任务时，孔副司令严厉地说：“要是《人山报》被敌人破坏，我杀你头。”王主任接着说：“共产党员就要严格要求自己嘛！”从而在领导的支持下，“杜大个子”的名号威震敌胆，为报社解除了许多危难。但在敌人的攻势和一个接一个的大扫荡中，报社一直是敌人消灭的主要目标，始终处于危险中。因此，报社人员经常处于戒备状态，不仅每人练就了一副专门“跑敌情”的飞毛腿和夜光眼，竟能在枪林弹雨中毫不畏惧，在重重包围中穿梭自如。危急时，他们常常几顿不吃饭，睡在庄稼地、坟场和坑壕里。但在广大人民群众的保护下，报社的人员也多次化险为夷。如一次反扫荡中，朱力航带着报社的五名同志和军分区锄奸干事一人，在敌人的追击下，冲过重重包围，但仍未挣脱这个规模很大的铁壁合围大网，便冒险闯进了被敌人称为“模范村”的桃寨村其岳父家中。其岳父冒着全家被杀的危险，在敌人的眼皮下把他们掩护了三天三夜，直至大扫荡结束。《人山报》为人民抗战呐喊，人民把报社人员看成是自己的贴心人。那时的革命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是亲如一家人，鱼水不能分。
随着环境的日益恶化和残酷，报社已很难在地面上存在。为此，领导决定开挖即能藏人储物，又能进行工作的、规模较大的地洞（即地道）。但因当地是沙质土壤，时间长容易塌陷，地面上的建筑也会受到损失，为此，胡林畇首先征求房东朱俊士对挖洞的意见。朱俊士却慷慨地说：“为了打日本，受点损失有啥？地皮下的权力全归你，房子出了事不用你管。”（按：抗战胜利后，地洞果然坍塌，地面房屋受损，当政府派人上门要赔偿损失时，朱俊士分文未取）。这样，经过一番筹划后，一场大规模挖洞就开始了，除留少数女同志在地面干活外，胡林畇、翟向东亲自带领全体男同志分别在曹庄、军寨等几处挖地道。他们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在地底下汗流浃背，没明没夜地摸着掏土、出来时汗水和黄土糊满了全身，有的连眉眼也分不清，人们称他们是“土地爷”。经过几个月的奋战，一条条错纵交织的地下工程相继告捷。在报社的带动下，邻近的抗日机关和许多群众也纷纷投入这场地下战斗，以至后来发展到户连户，村连村，在这一带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道网，人们利用地道同敌人进行斗争和周旋。曹庄群众冒死保护报社地下仓库和翟向东带编辑部在军寨地洞坚持斗争两昼夜的事迹曾被人广为传颂。社址以朱俊士家为中心的保密地道一直被完好地保护到抗战胜利。
从1942年开始，伴着敌人的猖狂，一场罕见的天灾在冀南大地迅速蔓延。10个月的大旱，再加上铺天盖地的蝗虫，把农田扫流行得几乎一无所有。后又有一场七天七夜的滂沱大雨，下的房屋倒塌，坑满壕平。时又霍乱疾病，死人不断。树叶、树皮、草籽，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曾在最危险时几次掩护报社人员的朱力航岳父全家七口人也被饿死了。在报社领导的劝说下，房东朱俊士便带全家出外讨饭，把全部房产都交给了报社使用。这时，报社人员的生活已十分艰苦，顿顿糠菜而不能填饱肚子，天灾、人祸、敌人猖獗，环境愈加恶劣，随时都会失去生命。报务员苏传兴是长征时的红小鬼，曾饱经风霜和磨练，但在这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终于积劳成疾，经常吐血，不幸逝世。而胡存夫则在铁壁合围中，中弹被俘，受尽折磨，但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一点消息。赵海生被捕后，坚贞不屈，被押送日本国做苦役时，伺机逃回本国，历尽艰辛后，又回到了革命队伍。尤为凄惨的是小通讯员聂丰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打死后暴尸荒野，几乎面目全非。也有个别人由于经不起考验，妥协投降当了汉奸。这时《人山报》的绝大多数人员却咬紧牙关，艰苦奋斗，坚定不移地把报办了下去。炕边或搭块木板就是桌，用削尖的木棍和火柴杆蘸着墨水改稿。在阴暗潮湿和缺氧的地洞里一工作就是几天几夜，买文具和印刷品也要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徒步迂回数百里。战地记者的采访，更是在敌人的碉堡下，炮火中，在层层封锁的敌占区，孤身深入，危险重重。《人山报》先后发刊四百余期，大都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在子弹呼啸声中，在狭小的地洞里印出来的。报社人员在同饥饿斗争的同时，首先想到的是人民和人民的对敌斗争，他们针对那些土豪富户借灾荒之机勒索穷人（竟以几升米或几斤米换一亩地）的情况和见死不救的典型事例，在报纸上充分揭露，并于大篇幅笔墨极力为苦难农民说话，报道他们向地主借粮的合理要求，报道他们同顽固地主进行说理斗争的经验，引导他们对行为不同的地主富农予以区别对待，并对乐于借粮帮助穷人的开明士绅进行表扬。连续发表了《在灾荒面前的重要任务》和《大家动手，生产自救》等社论及文章，介绍了许多生产渡荒的典型和经验，发表了翟向东写的《荣林娘是怎样领导互助组的》，刊登了苗青写的《侯长利互助组是怎样走向了长期互助的》等一系列开展互助合作的文章及卜文俊（解放后曾任湖南省机械厅副厅长）、王尚魁等一些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并配合抗日政府对灾区人民采取的一些救贷措施，如以工代赈、贷粮、贷种和发展多种生产、多种经营及赎地运动等进行宣传报道，从而极大地稳定了灾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灭蝗救灾本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开始时，却有不少群众有迷信思想，并传谣说这是人们得罪了上天而遭到的劫难，“天降蚂蚱神，灾星到人间”。只能烧香祷告，不能捕打，否则就是逆天命，遭报应。从而有不少人只在庙里烧香，而不去消灭蝗虫。为此，报社的同志一面大张旗鼓的宣传破除迷信和灭蝗抗灾的意义，一边在报纸上连续报道各地的灭蝗经验和成绩，他们在身先士卒，带头灭蝗的同时，又带着一批人雷厉风行的把这一带村庄的神庙拆了精光。人们不信神，不靠天，使灭蝗战役取得了显著成绩，大大减弱了虫灾危害。这时，报社在生产渡荒中，自己也租种了四十亩地，大家把仅有的一点菜金和衣服等拿出做资金，买了牲口,早晚比赛拾粪积肥，辛勤参加田间劳动。在日晒和汗水中，积极为农民说话的报社人员，却成了标准的农民，他们手上有老茧，身上有泥土味，脚踏实地地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增进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这也是老一辈人至今还念念不忘他们的原因之一。
四、版面生动活泼，为抗战文艺和人民教育做贡献
1944年7月，程光远（曾任《青海日报》社长、总编辑、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等）带领一分区《黎明报》并入《人山报》。同来的有田辛甫（曾任河北省美协主席、全国美协理事、国画家，国画大师齐白石的关门弟子）和董武魁（曾任《江西日报》秘书长）、殷富田（曾任湖南省工程公司副总经理、副厅级）、田霞光（曾任河北电台编辑部主任、厅级）、申宗义（曾任邯郸市总工会主席、地市级）、赵华真、秦国英、贾曰义、岳永明、陈昭等十余人。是年，董荩臣和几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宋复光、朱克俭等到报社工作。这时，《人山报》原社长兼总编辑翟向东任社长（胡林畇已调冀南区党委宣传部工作），程光远任总编辑。这是《人山报》的鼎盛时期，可谓人才济济。不仅提高了版面水平，又不断印出增刊和特刊。尽管当时还没有照相设备，但名画家田辛甫的画笔却在报纸上一领风骚，民兵英雄张新春的半身像就是他按照片画上去的。尤其是1945年春天地委、专署和军分区联合召开的文武英雄群英会，这不仅是对抗战数年来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进行的全面总结，也是整装待发，将迎接全面抗战胜利的大会。此时，翟向东、程光远带着《人山报》这支强大的新闻队伍，首次在公众场合大显神威。会上，田辛甫画兴大发，挥笔疾书，一气为十余名文武状元画了英姿勃发的半身像，并随着轰轰烈烈的报道，一排排地印制在报纸的显要位置上。这时《人山报》的文艺专栏《大众园地》也越办越活跃，曾以整版篇幅发表在斗争中产生的抗日歌谣。如刘树春的京调新剧《虎口夺枪记》，剑波的《打蚂蚱小调》，田辛甫的秧歌舞《牛凤高别母》、翟向东执笔的快板剧《后悔不迟》及独幕话剧《王定保从军》、《探伤兵歌》等文艺作品，不仅思想性强，而且生动活泼，别有风趣。如《敬礼，中国共产党》、《我们歌唱毛泽东》等诗歌则是热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及领袖毛泽东的英明领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夏，在抗战环境最艰苦的时候，报社创办了《草芽》诗刊，为64开本，油印，套色封面。由翟向东、刘亦耕等带头带动大家写稿，并结合收集当时的进步佳作，由刘亦耕负责编辑成册，再由报社刻版高手苗青刻写出具有文艺吸引力的漂亮字体。至秋末停刊，虽历时不足半年。出几期和有哪些具体内容，随着日月的推移，人们已记不很清了，但它的基本思想，基本面目和历史作用却使人永远不能忘记。它以文艺形式呼唤着抗战，讴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揭露了侵略者的罪恶，憧憬着光辉灿烂的未来，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在极其艰苦和困难中看到了胜利的前景。《草芽》的喻意有二：一是把诗刊喻为文艺荒原上的一株嫩草，它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努力为抗战文艺的春色点缀新绿；二是《草芽》喻意为富有强大生命力和正在成长的人民抗战力量，它像根系大地，出土不久的小草，虽弱小，但不惧狂风暴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终将覆盖荒原。
创刊号中翟向东写的《冬天里的春天》一诗从题目上就使人感到时代的气息和抗战必胜的春意。如李犁的《边缘上》，刘亦耕的《自由》、柏宏文的《一段记忆》等都是受人欢迎的佳作。《草芽》虽发刊不多，范围不大，数量有限，但这种以诗歌作为专一内容的文艺刊物，在冀南诗作并不繁荣的历史时期，更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它是邯郸抗战文化的精粹。
在以宣传抗战为中心的同时，报社领导更从长远利益考虑，不忘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搞好地方教育，他们连续在报纸上发表了《研究日前的教育方针》、《对办小学的一点意见》及《曹庄冬学》等文章，并把社址所在地曹庄冬季学校办得红红火火，形式多样，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当时不少学校，如有名的抗日中学——冀鲁中学，不断聘请《人山报》的负责人到学校讲课，并以《人山报》为语文课、政治课的主要教材。而至今使他们记忆犹新的一课书《棉油不卖了》的典型报道，就是写一个卖棉籽油的农民，听说八路军打了胜仗，欣喜若狂，正在卖着的油不卖了。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要去慰劳八路军，把油送给他们吃”。教育是为人民服务的，《人山报》为人民教育做了许多积极有效的工作。
《人山报》在充分利用版面和各种形式宣传报道人民抗战的同时，报社又不断印出一批方便携带的小册子，用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发行纲领性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延安干部大会上毛泽东的报告》、《斯大林五一命令》等通过不同方式把党的政策和国内外形势的信息及时送到抗日干部手中。
五、典型报道和发行工作
《人山报》是冀南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其编采人员的一些作品，不仅在冀南区，而且在全国解放区抗战文化作品中尚属精华。其报道的一些英模人物至今还闪耀着光辉。如《人山报》所报道的晋冀鲁豫边区一级劳动英雄、边区参议员荣林娘（群英会上宋任穷起名刘再勤）是一个出身贫苦的农村妇女，抗战时期冀南农村少有的共产党女支部书记，冀南第一个农业互助组的创建者。她带领群众生产、抗灾、拥军支前，是活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地上的子弟兵母亲，农村妇女反封建、反压迫的带头人，与敌人殊死搏斗，视死如归的民族女英雄、女烈士，劳动妇女的旗帜和榜样。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仅在冀南、冀鲁豫，在晋冀鲁豫边区，在共产党全民抗战的史册上，荣林娘堪称为典型的、特点鲜明的农民巾帼英雄。荣林娘的成长与影响同《人山报》的报道、鼓舞和大力宣传有着重要关系。
当时的记者朱力航，奉社长翟向东之命，一身农民打扮，在我们的地下交通员——几个十几岁的娃娃，一程又一程地护送下，在黑夜茫茫中，跨过滏阳河，越过封锁沟，闯过敌人无数据点和岗哨，徒步迂回百里到达鸡泽县孟贯庄，在荣林娘身边跟踪采访了近十天，同时又辗转曲周、永年、南和等县和鸡泽一些其它地方，走访了数十人，收集了几万字的资料，徒步行程达500余里，回来后即发表了近万言的长篇《劳动妇女的旗帜荣林娘》和《民兵英雄张新春壮烈殉国》等典型报道。其中，荣林娘一文，分别在1944年12月1日和12月28日的《人山报》上以通版两版的版面进行了刊载，荣林娘的名字通过《人山报》的报道响彻了全冀南，传遍了晋冀鲁豫边区（曾谱写成歌曲和编入抗日小学课本）。至今五十年过去了，荣林娘的名字仍在老一辈革命者的心目中记忆犹新。当时的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将军在回忆录中用了大篇幅的墨迹感情真挚的回忆了荣林娘的当年事迹。通过采访荣林娘，《人山报》的影响更大了，记者的名字也跟着叫响了，一次，翟向东开会回来打趣地对朱力航说：“现在你的名字比我这个社长还响，许多人都在打听你。”
《人山报》的发行工作是《人山报》发挥作用的最后一关，据直接负责发行工作的殷福田等回忆，《人山报》的最大发行范围是冀南和近邻党政机关及新闻机构.乃至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门。报纸一印出，搞发行的便风雨无阻，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也要千方百计送到指定的交通站。冀南有名的“四二九”大扫荡后，负责送报的交通站也打起游击来。报社发行人员，只好背上盛报纸的布袋追着交通站跑，有时找几个村还找不到，一遇到敌人就有生命危险。从而他们就化妆成不同形象的农民，报社从十一岁的小通讯员，到五十八岁的老管理员，都曾化妆送过《人山报》。报纸送到交通站后，再由交通员发到各个网点上，遇到重大新闻或重要文章，有的交通站还想方设法秘密翻印，有的还冒着生命危险直接送到伪军炮楼里。因此，敌人对交通站十分恼火，他们经常秘密派特务寻找交通战所在。永年县的敌人听说杨允谦是送《人山报》的交通员，就秘密派特务按照片上提供的相貌去追捕，在集上见到杨允谦问：“你是杨允谦吗？杨允谦见势灵机一动，便说：“我不是杨允谦，我刚才还见他，他到前边买肉去了”。就这样骗过了敌人。后来敌人终于把他抓去逼问《人山报》，他誓死不承认，又乘隙脱逃。继续为发行《人山报》，同敌人进行斗争。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把一套完整的《人山报》珍藏了几十年，连同原《人山报》社长胡林 畇保存的一套，是邯郸历史上仅存下来完整的两套，可惜在文革中被抄走毁掉，这是邯郸抗战文化的一大损失，也是我党新闻史上的遗憾。
六、为新中国锻炼了一大批久经考验的优秀干部
《人山报》不仅为抗日做出了贡献，也为新中国锻炼出一批强有力的领导干部和专业人员。据粗略统计，先后在《人山报》社工作过的四十余名干部中，有省部级和地师厅级三十余人，县团级十余人，其中有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各级新闻部门总编、副总编，文化教育战线负责人（内有作家、画家、教育家），企业领导人等。
抗战时期的《人山报》，经过五年的艰苦磨练和战斗洗礼，日趋成熟和不断提高，办报人员的经验日益丰富，他们在党和人民的支持下，逐步建立和发展了一个庞大的通讯网。这是《人山报》的坚强后盾和支柱，是《人山报》的广泛社会基础。据不完全统计，《人山报》的通讯员和撰稿者，上至省地县党政军领导干部，下至一般干部和进步知识分子，先后达三百余人，遍布整个邯郸和冀南一带。他们支持了《人山报》，《人山报》也锻炼和提高了他们的斗争水平，他们是和《人山报》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的知音者。如军分区司令员高厚良、政治部主任李福尧（笔名福尧，曾任军政委、南京高级陆军学院副政委）发表的《三分区八路军永远保卫三分区人民》一文，不仅震慑了敌人，也鼓舞了人民的斗争士气。几年来，曾在《人山报》上发表文章或通过不同形式对《人山报》进行支持和帮助的地区党政军领导人有乔晓光、杨易辰、曹海波、孟夫唐、王幼平、孔庆德、温光中、焦善民（曾任国务院劳动人事部副部长）、李福祥（曾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王万春（曾任吉林省委组织部长）、王吉平（曾任吉林省副省长）、肖永智（原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1943年10月牺牲）、赵海枫（原军分区副司令员，1947年牺牲）、王近山（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李定灼（曾任河南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顾问）、王贵德（曾任贵州军区政委、解放军铁道兵副政委）、张西三（曾任中南军区防空司令员）等，他们是《人山报》的支持者、保护者、撰稿人或特约通讯员。
在通讯队伍中，以县委书记、县长和地直单位负责人带头写稿的通讯骨干则是这个通讯队伍的中枢和主力，他们有鲁大东（曾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刘孜（曾任北京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张越（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田光涛（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郭献瑞（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林霄（曾任河南省纪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亚南（曾任湖南省副省长、顾问）、王佩玉（曾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坦（曾任河南省委秘书长）、康健生（曾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胡若嘏（笔名庆祥，曾任国防科委实验基地军政委）、唐振生（曾任湖南政协副主席）、王纪明（曾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张树明（曾任河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昝绍南（曾任解放军炮兵副政委）、姚韦舟（曾任武汉军区炮兵司令员）、赵鹤亭（曾任辽宁军区副司令员）、訾修林（曾任铁道兵副政委）等。
在县与县的写稿竞赛中，《人山报》所在地的曲周县同与之相邻的馆陶县竞争最激烈，曲周县由县委书记王万春，刘孜带头，馆陶县则以县委书记鲁大东、张树明牵头，层层建立通讯机构，县有通讯领导小组，区有通讯小组，各级都有不少通讯员。从而使大量的优秀稿件涌向《人山报》。馆陶县委书记张树明写的《馆陶县是怎样开展通讯工作的》就是写的这方面内容。驰名卫河两岸的冀鲁中学同《人山报》关系密切，也是《人山报》的发稿基地之一。如报社史建民、秦国英、陈孝光都是来自冀鲁中学，馆陶县委的通讯骨干肖寒也曾是冀鲁中学的通讯骨干，如李文明（笔名冯江、文明，曾任湖北省纪委副书记、省顾委秘书长），赵建新（曾任青海省经委主任）、郭泽民（笔名秋波等，曾任煤炭部一建公司宣传部长）都曾是冀鲁中学的优秀通讯员。《人山报》的抗战宣传，鼓舞和激励了无数有志青年投身于革命的豪情壮志。
当时的年轻县委宣传干事肖寒（曾任煤炭部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务院全国能源基地主任、神华集团董事长），以流仙为笔名的三分区武委会干事刘树春（曾任军区副政委）为《人山报》的特约通讯员、特约记者，他们的稿件紧密结合当前形势，不失时机地、接连不断刊登在《人山报》上。《人山报》的优秀通讯员还有梁毅民（笔名树田）、逄志明、李文彪、武宗圣、吴福祥、陈子明、周镜、赵玉清（以上曾任邯郸地市领导人）、王文彦等。在同《人山报》有密切联系的几百名干部中，建国后大部分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方面领导干部，其中有省部级四十余人，地市级三百余人，他们是和《人山报》共同奋进的领导和战友。正如郭泽民等一些老干部感情真挚的回忆说：说实在的，我们这些常给报社投稿的人，许多人都沾了《人山报》的光，从思想上、文化上的进步到社会知名度的提高，以及不少同志被提拔重用等都与《人山报》的鼓励和帮助有关。尤其是通讯员在与报社频频交往中对自己的锻炼，往往终生受益，一些人也因此走上了新闻战线并成为骨干。当年的抗日模范团团长崔治国来信说“我能成长成一个党的干部，除了党的培养外，就是得益于《人山报》。”当年的《人山报》著名通讯员肖寒收到征集有关《人山报》的资料函即来邯郸，同笔者进行了长时间的畅谈，说：“我与《人山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收到你的信后，顿时心潮澎湃，非常激动，历历往事涌上心头。在那不平凡的岁月中我与《人山报》结下的不解之缘及报社对我的鼓舞和帮助终生难忘。肖寒这个名字，就是从《人山报》上叫起来的”。并一再表示愿为纪念《人山报》撰稿。
七、尾声
1945年8月15日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一天，曹庄是冀南三分区第一个得知日本投降的村子。当电台收到日本投降的喜讯后，报社一片欢跃，人们奔走相告，并以最快的速度印完特大号外，把这振奋人心的消息飞速传遍了整个邯郸和更远的地方，顿时城乡一片沸腾。这时我冀南部队和三分区主力所向披靡，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解放了整个邯郸地区。而为人民抗战艰苦奋斗了五年的《人山报》，却在举国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完成了它的光荣历史使命，过渡到《冀南日报》。而作为业务骨干的原《人山报》人员又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冀南日报》也继承和发扬了《人山报》等抗日党报的优良传统和奋进精神，作为党的喉舌，为新中国的建立而竭尽全力，大造舆论。
随着全国的解放，区划后的各省报先后诞生，《冀南日报》过渡到《河北日报》。《青海日报》、《海南日报》、《江西日报》及新华社等，或社长、总编，或业务骨干，都有原《人山报》社的成员。他们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创建者、开拓者，是人民的功臣。
文化大革命中，原《人山报》社的同志普遍受到冲击，社址所在地----老房东朱俊士的家也被污之为保黑帮、走资派的反动家庭，全家受害。当时的县委书记冯文海（曾任省委副书记），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副主任董强（曾任市委书记）等几赴曹庄落实政策，地委领导人亲赴曹庄。时《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原《人山报》社长兼总编辑翟向东和老一辈革命者也频频来到曹庄《人山报》的故址探望。翟向东在同当时的地委、行署领导人谈话中感慨的说“我这是‘探家’来了，他（指朱力航）的家就是我的家，就是《人山报》的家，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始终在一起”。这是多么深厚的感情啊！这次‘探家’，翟向东住在曹庄原社址北屋的土炕上，吃着当时最爱吃的玉米窝头、红薯、小米粥、辣椒萝卜条。忆往昔，峥嵘岁月，思绪万千，颇感另有一番滋味。这就是战争年代的感情，是患难与共的深情厚意。国画家田辛甫的一幅名画“喜鹊登枝”就是专为祝贺《人山报》堡垒户落实政策而命笔。
《人山报》故址是当年的三分区领导人和《人山报》老干部难以忘怀的地方。来翟向东等同抗战老领导游故地时曾吟诗曰：“重来喜见物美新，回眸征程忆故人。学步桥头莫忘本，赶潮步正万家春”。谈起《人山报》和这一带的地理环境时，老首长高厚良口若悬河，记忆犹新。曾同笔者通信十余封，通电话多次，非常关心《人山报》和怀念当年的抗战史事，并亲自为文章审稿和命名为《抗日烽火中的人山报》。几十名老领导、老干部纷纷为纪念《人山报》挥笔泼墨......。原三地委书记乔晓光的题诗是：“人山隆起在平原，群众喉舌抗战言，表述真情知进退，报声呼唤著新篇”。其间仅因推敲“抗敌”与“抗战”中的一字，由“敌”改为“战”后又来信解释，并重写了一遍。当时的地委委员，民运部长张谭（曾任国务院局长）早年在国画大师徐悲鸿所创美专的高材生，其绘画声国内外，已年近九旬，辍笔数年。为纪念《人山报》却破例再上画坛，挥笔画出了“甘为孺子牛”画卷。尤使人感动的是《人山报》的热心撰稿人，原地委宣传部长杨易辰在病危时，还念念不忘《人山报》，表示只要手能挥笔，就要为纪念《人山报》写稿。
《人山报》是冀南抗战文化的典范，全国新闻史上的奇葩。由原《人山报》负责人程光远等精心保存至今的百余份《人山报》，可称为邯郸乃至全国新闻史上的瑰宝，是邯郸乃至冀南抗战史上的珍贵财富。于1995年冬，《人山报》作为我党地方报珍品参加了全国新闻系统革命历史文物展，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书写了光辉的一页，为邯郸这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增光添彩。《人山报》抗战一代先驱虽大多故去，但浩气长存。其为人民打江山，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永驻，启迪教育着一代后来人，不忘本，不忘记革命历史传统文化。
作者： 朱金玲（邯郸市历史文化协会原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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