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场全国性的抗日运动迅速兴起,无数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以不可辱的坚定誓言,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抗日救国的壮丽史诗,不仅唤醒了民族的觉醒,孕育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而且激励了一代代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奋勇前行。在河南省档案馆珍藏着一份七十年前焦裕禄同志亲笔撰写的《干部历史自传》(以下简称“自传”),里面详细记述了他在抗战时期所经历的抗争、遭受的苦难,以及在党的教育下觉醒成长的过程。这份档案既是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铁证,也是研究焦裕禄精神形成的珍贵史料。
勤奋好学的爱国少年
1922年8月16日,焦裕禄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县一户贫苦的农民的家庭。他的祖父焦念礼,因不识字,深受地主剥削、敲诈,为了让自己的孙子将来不受苦、不受压迫,能够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特地请来私塾先生,给他起了一个饱含美好寓意的名字——“裕禄”。关于自己的家庭情况,焦裕禄在“自传”中写道:“从出生到15岁,家庭有15口人,15亩地,牛2头、骡子1头,房子20余间。全家依靠种地生活,农闲时开一小油坊,打蓖麻油,资金大部是外债。”日子虽然清苦,但也勉强能够自给自足。

图为:焦裕禄亲笔撰写的《干部历史自传》
1930年,焦裕禄被家人送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四年后又被送入南崮山小学继续学习。南崮山小学是用现代教学理念兴办的一所新式学校,关于这所学校的教学目标,在一本同时期的课本上这样写道:课外读传记、游记、童话各两本,学会一种乐器,种一株树,做一件自己用的东西……可见素质教育已经初见雏形。焦裕禄非常珍惜家人省吃俭用供他读书的机会,在刻苦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还尤为喜爱各种乐器,他初习军号,经常在操场上练,在野地里练,在崮山山顶上练,在岳阳山丛林中练,练得腮腺肿胀,练得腹空气短,直到练得号音逐渐圆润,高亢、挺拔、嘹亮。之后又练二胡,滚指运弓,打扎滑揉,快弓慢弓,或欢快或悠扬,皆能拉出个人情韵味。之后又练鼓乐,很快就能打出气势、节奏和花点,从作派到效果,深得大家赞许。

图为:焦裕禄幼年读书的学堂旧址
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各种进步思潮开始在知识分子云集的学校传播,南崮山小学也不乏这样的热血教师,他们一方面讲授进步思想,一方面教唱进步歌曲。其中,有一首《五三惨案》描写的是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为维护在华既得利益,阻止英美势力扶持的国民党军队北进与其扶持的奉系军阀争夺地盘,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悍然出兵侵占济南,大肆屠杀中国军民。歌词这样写道:五三事变真可惨,日兵到济南。蓄意寻衅端,灭公理,恃强权,意在逞凶顽。炮火猛射击,军民饮弹丸……这首歌,不仅在校园里唱,老师们还经常组织学生到村街乡集等人群密集的地方演唱,铿锵的旋律,悲愤的歌词,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正是在这样的校园环境中,焦裕禄萌生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小学作文《阚家泉的风景》中,他深情地写道:“我钦佩那些为国建立过功勋的仁人智者,更爱那哺育过无数仁人智者的好山好水。而最令我喜爱的,就是岳阳山南山脚与崮山西山脚交汇处的阚家泉……”这篇文章,质朴沉稳,写景状物,用优美的文字,形象的比喻,抒发了自己爱国爱家的情怀。然而,正当他发奋学习之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饱含血泪的悲苦青春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年10月,日军侵入山东境内,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12月30日博山沦陷后,日军大肆屠杀饥民230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谦益祥惨案”。此时,社会动荡、盗匪四起,为防匪保家、抗日保家,博山一带的农民群众相继建立了“罡风道”等多个道会门组织,他们虽然存在狭隘性、散漫性,但普遍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爱国热情,16岁的焦裕禄就曾加入其中。
关于这段历史,焦裕禄在“自传”中这样写道:“1938年日寇侵占县城后,经常到我村一带扫荡,这时汉奸国民党游击队四起,谁到谁要粮要款,老百姓逼得没法,便以南崮山村李星七为首组织了一个迷信会门红枪会,有个罡风道起来抗日自卫,我参加了此会。入会后,不吃葱韭芥蒜,不吃肉,不准和女人同床睡觉,每晚烧香叩头,打仗时便枪刀不入,周围几十个村子,很快组织起来了数千人,每人持一红樱枪站岗放哨。”
1938年6月,日寇又来扫荡,红枪会迅速集合数千人准备抵抗,但还未接触,就被机枪大炮打死打伤20余人,会众纷纷逃散,焦裕禄跑到山里住了两天才敢回家,从此红枪会就解散了。这时,各种队伍都向老百姓要粮要款,谁要就得给谁,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不知道该相信谁和依靠谁,同时见到日本鬼子实力那样强大,没人敢和鬼子正面抵抗,他只好老老实实在家种地,但由于长期接受的是抗日拥蒋教育,他仍幻想着国民党政府能够早日回来将鬼子打跑。

图为:1941年日军在博山进行疯狂的大“扫荡”
日军占领山东后,在各地建立起伪政权,除了要求每亩农田每年要上交基础税3—40斤小麦外,每户还要缴纳建设费、情报费、日军娱乐费、联合费、子弹费等各种苛捐杂税,群众生活苦不堪言。焦裕禄在“自传”中写道:“山村设了据点,并很快修到了我村15里源泉村正南八里郭庄村,我村成了敌人的中心地区,老百姓更遭殃了。南崮山村驻一中队汉奸,经常到我村要粮要钱,老百姓说不定何时便被汉奸随便加入罪名抓去受罪花钱。此三年中我除在家种地外,农闲时担挑子卖菜卖油在崮山桥卖锅饼和到煤窑做工维持生活。”

图为:日据时期的大山坑煤矿
1941年,山东大灾,庄稼绝收,焦家发生重大变故。在“自传”中他这样写道:“1941年生活困难,还要给汉奸拿粮交款,明年我还要结婚,父亲终日愁闷秋天上吊自杀了。”父亲死后,焦家的生活更加困难,为维持生计,焦裕禄和同村的焦念钢、焦念石一起,从南崮山村的一家酒店赊了一担酒到沂水县卖,计划再买油担回来挣些钱,但路上碰上了国民党游击队暴力盘查,酒桶被他们用刺刀捅破,洒了一地,赔了大本,从此他彻底打消了对国民党的幻想。1942年6月,日寇开始强化治安,焦裕禄被抓到博山宪兵队,在受尽非人的折磨后又被押送到抚顺大山坑煤矿做劳工,九死一生。在“自传”中他这样写道:“每天早晨,大把头拿着棍子到宿舍查一遍,谁不下坑便用棍子毒打。再加上有些人因在宪兵队吃不饱又吃不到油盐,到煤窑后叫吃饱了,但吃得过多肠子胀破了,有些人得了病不能治,不到一个月,我们附近村被抓去的老百姓又死去十几个,只剩下我们三人了,我对门一家的一个祖父焦念重也死在此煤窑了……”
所幸焦裕禄没有屈服,于1943年4月逃了出来,但到家后又连续遭受日伪迫害,并因认识的局限没有立即投奔革命队伍,为了生存只得逃荒到江苏宿迁给地主打长工。在“自传”中他这样写道:“从抚顺跑回来未过十天又遭了二次迫害,没伪军良民证不敢出门……这时虽也听说我村东南五六十里路的小冯村有八路游击队,对穷人也很好,但认为他们不是正规队伍,人少武器不好,也打不了鬼子,也站不住脚,不能去干,同时也想去干了,全家也要被汉奸剿了,此路不能走,想来想去没出路……便同爱人孩子跑到郭庄村岳母家住了几天,才与岳母及岳母的婆婆及黄台村几家老百姓一同逃荒到江苏省了。”
鲜为人知的逃难岁月
1943年秋,焦裕禄一行一路逃荒要饭,终于来到距离博山300多公里的江苏宿迁,借住在早前逃荒至此的一户黄姓表叔家,后被介绍到了一家张姓饭铺做杂工,但他家店小,雇不了三四个人,所以半个月后他就托人安排焦裕禄到园上村的胡泰荣家去帮工。在“自传”中,焦裕禄写道:“1943年逃荒到江苏省宿迁县城东十五里的双茶棚村,在早已逃荒去的黄台村几家老百姓家住下,岳母的婆婆出去要饭,岳母给一家开饭铺姓张的家烧锅做饭,我女人纺花,我给张家担水混几顿饭吃。在此住了半个月,饭铺姓张的将我与我们一同逃荒的皮峪村一姓张的共同介绍到城东二里园上村当雇工。”虽远离家乡,但正是这里,让他和家人在动荡岁月中得到了难得的喘息。

图为:记录有焦裕禄在宿迁逃难的履历档案
当时的胡泰荣家有30多亩地,焦裕禄深知这份工作的来之不易,每天天刚亮就起来干活,施肥、除草、晒粮食……什么活都干,深得胡泰荣赞许。除了收种大忙季节在胡家种地外,为贴补家用,头脑灵活的他还在农闲时做起了小生意。园上村西边的雨露庵,常年生意不断,由于他相貌可亲,语言可信,有什么能挣钱的,人家也都愿意告诉他,甚至有时候还会把剩下来的零星散货交给他卖。有年腊月,一个北方客商交给焦裕禄两头驴请他代卖,卖多卖少由他说了算,来年只收一半,正好胡泰荣家西边第三家胡俊清和第四家李广富看驴不错,就一人牵了一头回家推磨、赶办年货。年后胡李两家都要买驴,他没有收,至到来年四月,北方客商路经雨露庵,他才叫这两家将买驴钱直接交给对方。客商未想到这两头驴卖价之高,便要按三分之二价款接济焦裕禄,而他拒收分文,后双方推来推去,最后还是依据原来说的“按售价二分之一收取售驴价款”。这桩生意三方四家都很乐意,焦裕禄还作东招待了买卖双方。
焦裕禄在宿迁两年时间,其一言一行,深得当地群众敬重,人们都爱听他讲话,喜欢听他拉二胡,由于他面相显老,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老焦”,久而久之就没人记得他的大名。每到晚上,许多人都会到他住的地方闲谈,特别是为胡家耕地的李振武,俩人非常要好,阴天下雨,形影不离,李振武拉二胡,就是焦裕禄手把手教会的。1945年焦裕禄得了个女儿,很多人都去为他贺喜,为他家送些好吃的东西,李振武更是喜欢的不得了,三天两头去焦家做这做那。焦裕禄岳母来照顾女儿,胡泰荣家属还预先打扫好房间,准备好生活用品,热情地安排她住下,这让焦裕禄一家倍感温暖。
觉醒之后的革命历程
抗战时期的宿迁,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不仅是无数南下逃难者的落脚地,也是一块红色的热土。早在1938年底和1939年初,中共苏皖特委就在山东分局领导下,派遣干部在宿迁及周边各地建立和发展党组织,领导境内人民开展抗日斗争。1940年秋和1941年8月,淮海抗日民主根据地、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相继成立后,新四军在此的活动开始日益频繁。焦裕禄所在的园上村与宿迁县城隔河相望,正好处在国、共、日伪三方面势力拉锯地带,并且毗邻淮海抗日根据地。白天,日伪四处“扫荡”,国民党到处催粮要钱;晚上,共产党秘密集会,发动群众,袭扰敌顽,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1945年8月15日,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共同打击下,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8日,新四军便解放了宿迁。

图为:抗战时期新四军在宿迁
宿迁解放后建立了人民政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反奸惩霸等斗争。在革命形势的感召和党的宣传教育下,焦裕禄不仅亲身感受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而且真正了解了党的主张,并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于是,他决定立即返回家乡,参加革命。在“自传”中,他这样写道:“1945年新四军北上,宿迁解放了,建立了人民政府,经常开会才真正认识了共产党真是为人民办事,并听到家乡也解放了,便将我二年工资同女人纺花挣的钱买了一头驴,同我们一起逃荒去的黄台、郭庄、皮峪村四家一起推小车回了家。”
1945年秋,焦裕禄回到家乡加入了村里的民兵组织,由于表现积极于1946年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自己新的人生,并先后参加过莱芜战役、南麻战斗和淮河战役,领导群众开展过剿匪反霸、反霸减租、土地改革、土改复查、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革命运动,参加了洛阳矿山机器厂建设等,历任淮河大队一中队班长、尉氏县彭店区区队指导员、尉氏县宣传部干部、尉氏大营区副区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青年团尉氏县工委副书记、陈留团地委宣传部长、陈留团地委副书记、郑州团地委第二书记和洛阳矿山机器厂筹建处资料办公室秘书组副组长、基建工程科副科长等职。多年后,焦裕禄回忆起抗战期间的屈辱历史,仍愤恨无比。他誓言,要学好本领把国家的工业搞上去,不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事实证明,他确实做到了。在抗战精神的激励下,他不仅攻坚克难研发出了新中国第一台大型卷扬机,而且在团结带领兰考人民积极与风沙、内涝、盐碱“三害”顽强抗争的过程中,用自己的生命铸就了永恒的精神。
现如今,焦裕禄亲笔撰写的这份“自传”,虽然纸张已经发黄,十分松脆,大有一碰即破的娇贵,但伟大的抗战精神,以及继承了抗战精神基因的焦裕禄精神,早已沉淀为民族复兴的深厚底蕴,融汇成昂扬奋进的精神内核,不断激励着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作者贾关青系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教务部副主任、焦裕禄精神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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