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的长河奔涌八十载，洗尽了硝烟，却洗不掉镌刻在民族骨血里的记忆。当卢沟桥的炮声在历史深处回响，当南京城头的落日染尽血色，总有一些身影在时光的褶皱里愈发清晰。在山东滕县那片浸透热血的土地上，一位从巴蜀小城走出的川军将领，用36年的生命写就了一曲壮怀激烈的悲歌。他叫王麟，荣昌城头的少年心事，北川山间的民生足迹，滕县城下的血色黄昏，在他短暂而滚烫的生命里，熔铸成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1902年，王麟（字智仁）出生在四川省荣昌县城关镇（今重庆市荣昌区昌元街道）。彼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列强的铁蹄肆意践踏华夏大地，国家积贫积弱，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长，王麟的心中早早便种下了爱国的种子。
少年王麟的启蒙，是在荣昌中学堂的晨读声里开始的。课堂上，先生讲授的不仅是经史子集，还有胶州湾的屈辱、巴黎和会的背叛。窗外的黄葛树沙沙作响，像是在为多难的祖国叹息。夜里，煤油灯的光晕里，王麟将亲手书写的“国势衰颓多愤慨，民生凋敝总忧心”贴在床头。那方褪色的宣纸，被油灯熏出淡淡的焦痕，却掩不住字里行间奔涌的热血。
1918年的成都，熊克武创办的军官学校里，多了一个眼神坚毅的青年。王麟背着简单的行囊，从荣昌的石板路走到成都的街巷，脚下的路变长了，心中的志向也愈发清晰。军校的操场上，他总是第一个出操，最后一个收队，单杠上磨破的手掌结了厚厚的茧，刺杀训练时喊出的口号震得胸腔发疼。他知道，手中的枪不仅是武器，更是守护家国的希望。深夜的营房里，他在油灯下研读《孙子兵法》，批注里写满“御外侮”“安社稷”的字样，墨迹透过纸背，像是要刻进历史的年轮。
（王麟1902年——1938年）
从排长到连长，从营长到团长，后又调任军官训练总队总队长。王麟在川军的序列里一步一个脚印。他的军靴踏过四川的崇山峻岭，每一步都连着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百姓。
1931年春，王麟赴任四川省北川县县长。彼时的北川，深嵌偏远山区，多民族杂居其间，经济贫瘠、民生困顿，匪患更如附骨之疽常年肆虐，治理之艰可想而知。但王麟毫无退缩，怀揣“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赤诚信念，毅然接过这副重担。
初到北川，王麟便扎进乡间地头，踏遍村寨角落，常与百姓促膝而坐，耐心倾听他们的疾苦与期盼。“路通了，日子才能活泛起来。”他拍着老乡的肩膀，语气笃定如磐。不久后，北川的山路上便多了支修路队伍——县长王麟就混在民工里，一同抬石填壑。粗布衣衫沾满泥浆，手掌磨出的血泡与石块粘连，他却浑不在意。
（王麟1931年任四川省北川县县长，他亲自撰写并手书的北川县志序言）
除了修路，王麟还在北街建起模范小学。山里的孩子第一次迈进课堂，朗朗书声从简陋校舍里传出，像一缕晨曦，照亮了闭塞山乡的未来。任上，他设救济院、恤孤苦，致力于减轻赋税，倡导官员廉洁奉公。主持修订出版了民国时期北川唯一一部《北川县志》，并亲撰序言，为地方留下珍贵的文字记忆。县府二堂重建时，他特意在梁上刻下“为民兴利”四个大字，笔笔皆是初心。
那年冬天，北川第一条简易骡马路终于贯通，山货顺着新路源源不断运出大山，换回了盐巴、布匹，山里人的日子渐渐有了亮色。老乡们捧着热乎乎的玉米饼送到县府，亲昵地唤王麟为“穿军装的父母官”，“好县长”的美誉在北川大地传开，深深烙进了百姓心底。
然而，王麟的心中始终牵挂着国家的安危，时刻准备着为抵御外敌、保卫家园而战。1932年，王麟赴庐山军官训练团、南京中央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受训，不断提升自己的军事素养和战略眼光。1936年结业后，他复任团长。
1937年的卢沟桥，枪声撕碎了夏夜的宁静。消息传到四川，王麟正在军官训练总队授课，讲台下的年轻军官们群情激愤。他猛地一拍桌子，军装的纽扣崩开两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辈军人，当以死报国！”几天后，出川抗日的命令抵达，王麟连夜收拾行装，妻子周淑芬将缝制的布鞋塞进背包，针脚里藏着千言万语。“等我打跑了鬼子，就回来陪你看北川的羊角花。”他的承诺轻得像风，却重得让妻子哭了一夜。
9月的蜀道，秋霜已经染白了秦岭的峰峦。王麟率领740团的战士们，背着川造步枪，踩着草鞋，从绵阳向广元进发。山路崎岖，秋雨连绵，战士们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草鞋磨破了，就用破布裹着脚继续走。沿途的百姓提着竹篮赶来，篮子里是热乎乎的红薯、炒得喷香的花生，老大娘拉着战士的手抹眼泪：“娃啊，到了前线多杀鬼子，给咱中国人争口气！”
王麟走在队伍最前面，军帽下的脸被晒得黝黑，却始终挺直着脊梁。他知道，这支部队里，有不少是像他一样的巴蜀子弟，有的才十六七岁，脸上还带着稚气。但他们的眼神里，都燃烧着同样的火焰——那是保家卫国的决心。渡过黄河时，王麟捧起一捧浑浊的河水，对身边的战士说：“记住这水的味道，等把鬼子赶出去，咱们带着它回四川。”
山西战场的寒风，比北川的山风更烈。日军的飞机像乌鸦一样盘旋，炮弹在阵地前炸开，泥土和碎石溅满了王麟的军装。一次激战中，王麟高烧到40度，浑身烫得像火炭，却执意不肯下火线。卫士们含泪编了个箩筐，把他抬到前沿阵地。王麟趴在箩筐里，声音嘶哑地指挥作战，手指在地图上划出进攻的路线，血泡破裂的嘴唇上，还念叨着“守住阵地”。直到部队打退日军的进攻，他才一头栽倒昏睡过去。
回到成都养病的王麟，常常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出神。树叶黄了又绿，前线的战报一封接一封传来，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心上。1938年初，当王麟听说部队转战山东，立刻拔下输液的针头，前往山东追赶部队，在途中，王麟给妻子周淑芬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几句话：“余自从戎伊始，即以身许国，抗御外辱，乃余素志。今值日寇入侵，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正是志士仁人精忠报国之时。余率部开赴前线，誓当痛歼敌寇，扬我国威。倭寇未灭，何以为家，成功成仁，余则不计······”
22集团军总部里，总司令孙震看着王麟消瘦的脸，劝他留在后方：“王麟，你的身体……”王麟“啪”地敬了个军礼：“总司令，军人的岗位在前线！”那一刻，窗外的阳光照在他的军装上，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1938年的春寒里，滕县的城墙透着一股蚀骨的苍老。砖石缝隙间的枯草在风里抖索，像无数双攥紧的手，攥着一场避无可避的血战。王麟立在城楼，望远镜里的太阳旗在远处招摇，刺得人眼睛生疼。身后的740团战士们，棉衣上的补丁摞着补丁，老旧的步枪在手里沉得像块铁，倦容爬在脸上，却没一个人低下头——他们知道，城墙外是三万虎狼般的日军，坦克履带正碾着土地低吼，重炮炮口泛着森冷的光。
这场仗从一开始就透着惨烈。日军占了南京，又把獠牙伸向津浦铁路，想啃开徐州的北大门。滕县这地方，离徐州不过百里，是津沪铁路的咽喉，自古就是刀光剑影里争出来的兵家地。可守在这里的川军，本就是装备低劣的乙种部队，刚在晋东打了四十多天，伤亡过半，两万来人守着这座孤城，对面是数倍于己的精锐。
3月9日起，炮声就没歇过。日军的飞机像乌鸦似的盘旋，炸弹把城墙炸得豁豁牙牙。16日那天，三千多发炮弹砸下来，东南角炸出个几米宽的口子，五十六个日军刚冲上来，就被川军战士的手榴弹吞没，逃生的不足十个。可日军像潮水，退了又涌，下午五点那会儿，四十多个日兵借着暮色突入关内，战士们抱着枪肉搏，直到把最后一个鬼子放倒，阵地才在血里抢回来。
（重庆历史名人馆的王麟塑像）
17日的天刚亮，日军五十六门大炮、二十多架飞机就把滕县裹进了火海。南城墙先塌了，日军的坦克轰隆隆碾进东关，炮弹像暴雨砸下来，城墙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里摇晃，烟尘把太阳都遮得看不见了。
王麟在硝烟里跑，军装被弹片划开道大口子，左臂的血顺着袖口往下滴，滴在脚下的碎砖上，洇出一朵朵暗红的花。他好像没知觉，嗓门在炮声里哑得像破锣，却带着股狠劲：“机枪架东北角！手榴弹给我往死里扔！”
大石墙村那边，日军坦克的履带碾得土地发颤。王麟站在阵前，风把他的声音吹得飘忽，却字字砸在战士心上：“弟兄们，咱川军出川，不是来送死的，是来保家卫国的！滕县就是鬼子的坟！”
“杀鬼子！保家国！”战士们喊声震得城砖簌簌掉渣。
川军没有反坦克武器，就抱着炸药包往上冲，导火索“滋滋”响，战士们脸上没半点怕，只有股子决绝。爆炸声起，年轻的生命像春夜里骤然绽放的烟花，亮得刺眼，又灭得仓促。王麟看着，眼眶红得要出血，猛地拔出大刀：“跟我上！”
刀光在烟尘里一闪，像划破黑夜的星。巷战开始了，滕县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都成了战场。日军的刺刀闪着寒光，川军的大刀劈出凛冽的风。王麟带领战士们逐屋争夺，从街这头打到街那头，石板路上流淌的鲜血汇成了小溪。王麟的大刀砍卷了刃，手臂酸痛得抬不起来，却依然咬牙坚持。一个年轻的通信兵倒在他身边，临终前喊着：“王团长，告诉我妈老汉，我杀了三个鬼子······”
激战持续到中午，740团的战士已经所剩无几。东关阵地被突破的消息传来，王麟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整理了一下破烂的军装，对着四川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转过身，对剩下的战士说：“弟兄们，我们没有退路了！”王麟拔出一颗手榴弹，拧开盖子，“跟我冲！”就在这时，一颗炮弹呼啸而来，在王麟身边炸开。
剧烈的爆炸声中，王麟的身体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倒下。卫士刘玉成要背王麟下火线。122师师长王铭章也命令担架要将王麟抬回城内。王麟要副团长税斌向王师长报告说，现在是与城池共存亡的时候，主管指挥反脱离战场，影响士气，会引起全线崩溃。不击退敌军进犯，自己坚决不下火线。
王麟让军医简单包扎后，继续指挥作战，并又一次打退日军进攻。不久日军又发起猛烈炮击，王麟让卫士扶起，观察战况，再次被炮弹碎片炸伤头部，副团长何煋荣冲过去抱住他，只见他的面颌被弹片贯穿，鲜血不断涌出，染红了胸前的衣襟。“团长！团长！”何煋荣哭喊着，却只看到王麟的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说什么，最终头一歪，再也没有醒来。
王铭章师长得知王麟牺牲的消息时，沉痛地说：“王智仁阵亡，军失勇将，滕县是守不住了。”
那天的滕县，夕阳格外红，像是被鲜血染过。36岁的王麟，永远留在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口袋里还揣着一张照片，那是他离开四川时，王麟和妻子周淑芬、年幼的儿子王先文的合影。
随后，第122师长王铭章和参谋长赵渭滨及124师参谋长邹绍孟等人也相继阵亡。滕县最终还是失守了，那曾经坚固的城墙如今已是千疮百孔，城内一片废墟，弥漫着刺鼻的硝烟与血腥。
但王铭章师长和王麟团长及全体守城将士们的挥师血战，却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他们以巨大的牺牲，挫敌凶锋，阻敌锐气。在那漫长而艰苦的战斗日子里，他们让日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的顽强抵抗，为徐州一带国军的集结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就像一场及时雨，为尔后的台儿庄大捷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有利条件。
战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感慨万分地说道：“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这句饱含深情与敬意的话语，是对滕县保卫战中所有牺牲英烈的高度赞誉，也是对那段悲壮历史的深刻铭记。
王麟牺牲后，成都与荣昌等地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当时的国民政府予以褒奖并追赠王麟为陆军少将。而毛泽东和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等人为滕县保卫战牺牲者联名敬献的挽联：“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增光。”朱德挽联曰:“一旅守孤城，为民族解放事业牺牲，是大好儿男，流芳青史;万人兴义奋，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将收复失地，复兴中华。”更是对这些英烈们崇高精神的最好诠释。
（王麟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滕县，设立滕州市。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的《革命烈士证明书》送到王麟烈士的孙女王愔家中。这位曾任青岛市人民政府督学、青岛市教育督导研究会副秘书长的中共党员，双手捧着证书，泪水悄然滑落。泛黄的纸页上，“王麟”两个字仿佛带着余温，轻轻熨帖着这个等待了半个多世纪的家庭。
2014年，王麟的名字被载入国家著名抗日烈士名册，故乡荣昌海棠公园的抗日烈士纪念碑上镌刻了他的英名，他壮烈殉国的滕县立起了他的墓碑，台北市忠烈祠里，也供奉着这位为国捐躯者的灵位。
（滕州烈士陵园王麟烈士墓碑）
2025年的春天，滕州烈士陵园的松柏在春风中愈发挺拔。王愔又一次伫立在爷爷王麟的墓碑前，指尖轻抚过冰冷的石碑，“王麟烈士之墓”六个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每年3月17日，王愔总会带着兄妹们如约而至，献上一束菊花，轻声讲述家里的近况。“爷爷，荣昌的黄葛树又蹿高了，北川的公路修得平整宽阔······”她的声音轻柔得像春风，仿佛在与爷爷娓娓闲谈。
王愔兄妹常对和平年代出生的儿孙们说：“太爷爷是英雄，是为了咱们今天的好日子牺牲的。”
荣昌中学的校园里，王麟当年就读的教室虽已翻新，墙上却始终悬挂着他的画像。画中青年眼神坚毅，眉宇间透着少年人的锐气，学生们路过时总会驻足，听老师讲起这位校友的故事。“国势衰颓多愤慨，民生凋敝总忧心”——这两句诗被刻在校园的石碑上，如火炬般照亮着一代又一代荣昌学子的求学路。
北川的山路上，当年王麟带领百姓开凿的骡马道早已拓宽，化作连接山里山外的致富通途。当地学校的课堂上，老师常给孩子们讲起王麟办学的往事，告诉孩子们：知识能改变命运，更能强国兴邦。
（王愔与川军抗战后代在南岳忠烈寺留影。左为川军著名抗战将领明继光孙子明科，右为死字旗主人公王建堂侄儿王烈勋）
80年过去了，滕县的城墙早已不在，当年的战场变成了繁华的街市。孩子们在阳光下奔跑嬉戏，老人们在公园里悠闲地散步，谁能想到，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那样惨烈的战斗？但历史不会忘记，滕县的每一块砖石都记得，山东的每一寸土地都记得，那个从巴蜀走来的川军将领，用生命守护了这片土地的尊严。
站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回望那段烽火岁月，我们总能看到无数像王麟一样的身影。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有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滕县的血色黄昏里倒下的英雄，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先烈。他们的精神，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进。
作者简介：永珩，四川北川人，1992年加入绵阳市作家协会，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中国乡土艺术协会会员，在《四川文学》《西部》《民族》《草地》《剑南文学》《散文选刊》《巴蜀史志》《四川日报》《绵阳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500余篇，部分作品40余次获国家、省、市文学征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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