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记忆里的抗战岁月
来源：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 （俞仙莲口述 洪显林整理）   2025-11-13 10:37:13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的思绪便瞬间被拉回到八十年前。它不再仅仅是一首歌谣，而是一把钥匙，骤然开启尘封的记忆闸门，让那段浸染着硝烟与温情、恐惧与希冀的童年岁月，裹挟着战火的灼热与山风的凛冽，汹涌地奔流在眼前。那歌声，曾是我幼小心灵在黑暗长夜里捕捉到的星光，穿透时光，至今仍在我八十七载的生命长河中，激荡着最深沉的共鸣。

　　父亲的背影  匹夫担起山河重

　　我的父亲俞义庆，1903年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黄宅治平王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上有三个姐姐，父亲虽是幼子，但他骨子里刻着倔强。画匠出身的爷爷欲把画画与塑像的技艺传授于他，父亲却不甘囿于方寸画布。爷爷一气之下扔给父亲17个铜板，然后抛下一句：“既然不听父母的话，那你自创自活（自力更生）去！”父亲怀揣17枚铜板，随村里保长的儿子一道踏上了经商之路。刚开始，在地摊上卖一些妇女头部用的丝织发圈，并掘得了生意场上的第一桶金。赚到钱后，父亲又做起了买绸缎的生意，从金华、到义乌，与布匹丈量着他早熟的商路，也悄然铺就了另一条更险峻的征途——在频繁往返间，他与活跃于金华、义乌的地下党情报联络站人员相遇相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地下党同志的话语，如星火点燃了父亲胸中的家国烈焰。他不惜生命危险，毅然以“布商”身份为掩护，穿梭于日伪军的虎视之下，成为了一名行走在刀尖上的情报联络员。

　　情报，是悬在头顶的利剑，亦是刺向敌人的匕首。父亲以过人的机敏与胆识，将一份份重要的情报，及时送到地下党人员手中，配合八大队一次次挫败了敌人的“清剿”。然而，残酷的战争终在他身上刻下了永恒的印记——在一次掩护八大队同志撤退的血战中，父亲身负重伤，永远失去了右小腿。行动虽不便，热血却未冷。他在黄宅集市中心开设了“维昌布店”，隔壁是一家染坊店，那明处的布匹与暗处的联络点，成了情报联络人传递星火、运筹帷幄的秘密堡垒。晚上，地下党人员时不时来到父亲的店里接头、开会。浦东区委委员黄祖民叔叔（他的身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的身影，也常伴着夜色潜入店中，低语声与父亲坚毅的目光，构成了我童年时期对“秘密”最初的朦胧印象。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拖着残躯，率先响应号召，将布店公私合营，购买爱国公债，将赤诚延续至和平建设的岁月。

　　我家的小院  烽火中温暖港湾

　　我的家乡黄宅镇治平王村，静卧在浦江南山的群山怀抱中，宛如世外桃源。历来，村里与附近一带的村庄，每每遇到土匪兵痞的骚扰，乡民就可以及时逃到村南边的山上。然而，1942年日寇的铁蹄踏入浦江，乡村的宁静瞬间被撕碎。浦江大地哀鸿遍野，乡邻四散奔逃。我家因地处偏僻，群山环绕，就成了亲戚六眷的“诺亚方舟”，挤满了惊魂未定的一张张面孔。

　　彼时，八大队的战士正餐风饮露于朱云尖、大坞的险峰密林。父亲闻之心如刀绞。他深知山间寒苦，更担忧战士安危。凭借与保长（其儿子与父亲是铁杆的布商伙伴）的深厚情谊，以及我家与伯父家那几间独踞高处、远离其它村民家的房屋，父亲力陈利弊，终于说服八大队将南山一带的宿营地转移至我家。自此，三间半房屋，除去灶间与茅房，其余两间连同堂屋，都成了八大队战士的“营房”。白天，他们如鹰隼隐入山林洞穴；暮色四合，便如溪流般悄然汇入我家小院。平素有十多人，有时来了二三十人，草席不足、皮垫（晒谷用的篾垫）铺地，便是他们的是安身之所。昏黄的“灯草”微光里，战士们自带手电的光划破了黑暗，也照亮了我懵懂而好奇的眼睛。

　　八大队战士  硝烟背后的温情

　　住在我家的八大队战士，绝大部分是男同志，也有为数不多的女同志，女同志有时来二个，多的时候有三、四人。最令我难忘的是那几位女同志，她们的出现，如同灰暗战地上骤然绽放的春花。她们穿着素雅却得体的旗袍（在那个年代是罕见的整洁与体面），言谈间是清脆悦耳的“国语”（普通话），她们刚来时，我和母亲像“燕听天籁”（浦江方言）似的一句话都听不懂。她们颇有礼貌，对我母亲亲昵地以“姐妹”相称。肩挎的皮包（公文包）和开会时专注记录的姿态，无声诉说着她们的不凡。于我而言，她们更是启蒙的使者。在战斗与工作间隙，“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妹妹”这些带着异乡口音却无比温暖的词汇，连同最初的拼音，从她们温柔的唇齿间流淌出来，浸润了我求知的心田。这份在烽火中播下的语言种子，竟成为我日后求学路上最坚实的基石。

　　她们不仅带来知识，更带来了家的暖意。家里的水缸空了，总有男同志会默默挑满；一名叫思琪的叔叔手脚特别勤快，在我家猪栏里精心饲养了两个猪仔，长膘宰杀时，他送给了我家一大块肉和猪肝、猪肠，热气腾腾的肉香与内脏共享的欢愉，是那个战乱年代最奢侈的盛宴。最是那几位“大姐姐”，总爱把我这个五六岁的女娃揽入怀中，依偎在她们带着淡淡皂角香气的臂弯里，听着战斗的故事，那一刻的温馨与幸福，足以驱散弥漫的战争阴云。夜晚，我们母女俩与她们挤在一张床上，我们在这头、她们在那头，共枕着她们带来的被褥，听着彼此的心跳和呼吸声，仿佛硝烟从未存在过。

　　然而，温馨之下，死神从未远离。那个潘宅赶集的日子，思琪叔叔的身影随着清晨薄雾出门，归来时却只剩下同伴空空的双手和泣血的哽咽：“思琪……他牺牲了！”噩耗如冰锥刺入心房，欢笑声戛然而止，小院里弥漫着化不开的悲恸。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死亡的冰冷与战争的残酷，那份痛楚，铭刻一生。

　　“聚散纵有时，再见亦有期。”那几位大姐姐们离开我家前夕，执意将一个饱含情谊的枕头赠予母亲。临行时，我死死拽着她们的衣角，不舍地哭喊着：“大姐姐，你们别走哇！”稚嫩的挽留终究未能留住她们远行的脚步。后来才知道，她们与那些大哥哥们一起随金萧支队北撤山东，融入了更广阔的解放全中国的洪流。那渐行渐远的背影，连同那枕头上残留的体温，成了我心中永不褪色的剪影。

　　午夜的惊魂  血染的生死突围

　　我们村庄依山而建，地势高耸，本是宿营的天然屏障。站在村口高地，离村三、四里路程的戚寸桥、马堂弄、务虚岭方向的动静一览无余。然而，这份优势也潜藏着致命的危机。

　　一个死寂的午夜，在村口放哨的同志凄厉的报警撕破宁静：“鬼子来偷袭了！”瞬间，我家小院如炸开的蜂巢。父亲与堂叔俞永伟一起，在黑暗中急促地引导惊醒的战士们向村前的大山撤退。枪栓声、脚步声、压抑的催促声交织一片。撤退队伍中殿后的父亲与堂叔即将遁入山林之际，鬼子的机枪火舌喷吐而至！刺耳的爆鸣声中，堂叔高大的身躯猛地一震，轰然倒下，鲜血瞬间染红了脚下的泥土。父亲的膝盖也如遭重锤，剧痛钻心，鲜血汩汩涌出，染红了撤退的小径。前面的战士们迅疾折返，冒死将父亲抢回。为安全起见，八大队战士连夜用担架把父亲送往离浦江60多公里的金华医院。因伤势过重，医生不得不截去了父亲那条曾跋涉千山万水传递情报、又因掩护八大队战士而负伤的右小腿。从此，父亲的背影，永远印上了一根拐杖的沉重。

　　求学的课堂   歌声与战火交织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的阴云下度过的。1942年日寇入侵浦江那年，我已经四岁，到了能够记忆的年龄。我是家中七个孩子中唯一活下来的女儿，享受着父母双倍的疼爱。六岁那年，父亲便将我送入黄宅后陈外婆家村里去求学，成为学校20多个学生中唯一的女孩子。七岁那年，父亲把我转至黄宅小祠堂读书。开学第一课，老师说要教唱《解放区的天》这首歌。话音刚落，那熟悉的旋律已情不自禁地从我的口中流淌而出。老师惊诧地询问：“歌是谁教给你的？”幼小的我，受家庭环境的熏陶，早已懂得保守秘密的道理，便低头嗫嚅：“是我爹爹教的……” 这善意的谎言背后，是黄祖民叔叔去我家时教我唱的歌，悄然种在我心田的歌谣种子。

　　不久，学校迁至与黄宅大祠堂一墙之隔的古城小学。有一天，课堂正酣，骤然枪声大作，炮声轰鸣，八大队正围歼盘踞于大祠堂、作恶多端的国民党顽匪洪邦基部。我们的老师厉声疾呼：“同学们，快趴下！”，校长也火急火燎地关上了学校的大门。我们瑟瑟伏地，头顶流弹尖啸。厮杀声、爆炸声震耳欲聋，直至八大队战士冲入祠堂肃清残敌后，老师才敢让我们起身。那天，一些同学的裤管已然湿透。然而，当洪邦基被击毙的捷报传来，老师和同学们的恐惧瞬间化为狂喜，我们兴奋地跳着、喊着，仿佛浦江头顶那方被硝烟熏染的天空，真的透出了“明朗”的光。

　　正义的终章  乌桕树下的审判

　　浦江沦陷后，日寇暴行罄竹难书。而洪邦基，这个挂着“国民党自卫大队副大队长”名头的顽匪，更是浦江东乡人的噩梦。他倚仗权势，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我家一位原来在“九皋殿”教书的远房表姐，调到黄宅小祠堂教书之后，因容貌姣好被洪邦基看中并强掳为妾，便是血泪控诉的一例。在黄宅一带，凡有姿色的女子，或闭门不出，或女扮男装，唯恐落入他的魔爪。“洪邦基”三个字，足以令小儿止啼。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在望。洪邦基——这个曾与八大队有过短暂“统战”关系的投机者，眼见日寇将败，凶相毕露。他悍然袭击中共浦东区办事处，残忍杀害三名征粮干部，更狂妄叫嚣：“三个月剿灭八大队！”其部磨刀霍霍，妄图血洗八大队根据地。

　　未等其毒牙完全张开，利剑已然出鞘。9月11日拂晓，获知情报的八大队雷霆出击，将洪邦基及其主力围困于其“巢穴”——黄宅大祠堂。激战从早晨至中午，顽匪虽负隅顽抗，终难逃覆灭命运，恶贯满盈的洪邦基被当场击毙。

　　消息如惊雷炸响浦阳江两岸。积愤已久的乡民，将其尸身悬于溪滩畔（浦阳江岸边）的乌桕树上。昔日畏其如虎的乡民，此刻络绎不绝，群情激愤。唾沫与控诉，如雨点般落在那具曾令人闻风丧胆的躯壳上。“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古老的箴言，在浦阳江水的呜咽中，得到了最淋漓的印证。那棵见证正义的乌桕树，也永远烙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铭记抗战史  为了永恒的星光

　　八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战火硝烟早已散入历史长空，父亲、黄祖民叔叔、我家堂叔、思琪叔叔、教我识字的大姐姐们以及无数有名或无名的八大队战士，他们用自己最绚烂的青春，照亮了民族最黑暗的夜空，最终汇入了共和国黎明的曙光。

　　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耳聪目明，儿孙绕膝，沐浴盛世暖阳。然而，那段血火交织的童年记忆，从未因岁月流逝而褪色。它沉淀在我心底，化作最深沉的思念与最坚定的信念。我讲述这些抗战岁月的故事，不为沉湎苦难，只为缅怀那些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脊梁的故人；只为鞭策今人，珍惜与捍卫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与尊严；更为激励后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俞仙莲口述   洪显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