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民战争起点的烽火——东北抗战
来源：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 文/陈铭淇   2025-12-05 17:14:34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时间通电全国，号召将马克思主义人民战争理论运用于东北实践，开创一条持久抗战之路。本文基于十四年东北抗战史实，系统论证东北抗战中发动人民战争的现实原因、主要方式以及对后续产生的影响：其一，在“九·一八”事变的特殊背景下，只有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打赢持久战；其二，以党的绝对领导为核心，依靠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其三，揭示东北抗联对日军的战略牵制与经济消耗，以及为全国抗战作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研究表明，东北抗战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战争理论的首次大规模成功实践，更为全国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石。

　　一、东北抗战发动人民战争的现实原因

　　在敌我力量极端悬殊、日伪统治极其残暴、东北沦陷的特殊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深刻认识到，单纯依靠正规军作战难以生存与取胜。唯一可行的道路是深入发动、紧密依靠并武装东北广大民众，凝聚全民族力量，开展一场以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以群众力量为源泉的人民战争。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与积极参与，是东北抗战能在极其艰苦卓绝条件下坚持十四年的根本保障。

　　（一）持久抗战的必然选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密令东北军“不抵抗”，十余万主力撤至关内，致使东北百万平方公里国土数月内沦陷。关东军推进远超预期，国际社会态度暧昧，调停完全失效。党中央审时度势，判定面对强敌速胜无望，必须依靠人民发动人民战争，通过持续袭扰消耗敌有生力量与战争资源，积小胜为大胜。事变爆发后，党中央迅即派遣李兆麟等同志奔赴东北，与杨靖宇、赵尚志、冯仲云等同志汇合，组建人民革命军，发动群众，为后续东北抗联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敌统治薄弱的偏远地区，依靠群众支持，逐步建立与巩固抗日根据地或游击区。尽管根据地建设异常艰难且屡遭破坏，依靠群众建立的秘密联络点与后方基地，为后续长达十四年的抗战提供了坚实依托，有效满足了兵员补充、粮秣衣物供应、情报获取、伤员安置等维持武装斗争的基本需求。

　　（二）高压统治与地理条件的推动

　　日军在侵略东北过程中实行“三光”政策，肆意屠杀平民，并对乡村实施长期经济封锁与奴化政策，激起民众强烈反抗意愿。同时，东北独特的地理特征为人民战争提供了客观条件。因此，我党发动人民战争主要基于两方面：一是日本殖民统治的残酷高压。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推行严酷殖民统治，横征暴敛，任意屠杀迫害民众，强征劳役。[1] 二是“小群多路”游击战的客观要求。东北地形复杂（长白山、大小兴安岭等山脉连绵、森林密布），难以建立稳固平原根据地，加之敌强我弱、联络困难，大兵团作战难以实施。分散、小规模、高度灵活的游击战成为主要形式，而这高度依赖群众提供精准情报与局部支援。

　　同时，我党在《中共满洲省委关于“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的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千百倍地加紧宣传鼓动工作，将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满洲后的一切暴行与对于劳苦群众的宰割，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无耻行为和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在广大群众面前揭露。满洲政府是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殖民地政府，着重的指示:只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坚决的斗争，执行彻底的反日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①]在我党的宣传和影响下，东北民众家国民族意识逐渐觉醒，这为抗联深入有效动员群众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宣传一经落地，原本分散的保家愿望被迅速整合成同仇敌忾的卫国意志，也正因为这种觉醒，当关东军推行“集团部落”、切断抗联与乡村的日常联系时，群众才能立即把对“家”的守护转化为对“国”的支援——他们用地下交通线传递情报，借“良民证”暗中筹粮送药，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把热饭和子弹送进深山。隐蔽而坚韧的支援网络由此形成，既延续了抗联的生命线，又把觉醒的家国情怀日复一日地锻造成持久抗战的精神动力。

　　二、东北抗战实行人民战争的主要方法

　　（一）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人民战争的核心支柱

　　中国共产党是东北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三天，中共中央首次以党的名义明确提出在东北“组织武装斗争”，标志着党对东北抗战的最早战略部署：“党必须积极号召与组织武装群众，发动游击战争……在东北伪军中组织兵变，开展游击战争，直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李兆麟等大批优秀党员进入东北，迅速恢复建立满洲省委及各地党组织，将民族解放战争建立在坚实阶级基础之上。党领导并协助组建各种反日游击队，团结改造部分义勇军。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央名义发出《一二六指示信》，强调“必须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反日武装，包括义勇军、山林队、红枪会等，在党领导下组织东北抗日联军。”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明确在东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接推动了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的统一建制。抗联成立后，确立了党的绝对领导，各军普遍建立党委作为最高领导核心，实行政治委员制度。政委向官兵和群众阐述“枪杆子里出政权”思想在民族战争中的应用。为发展人民战争，党在南满、东满、北满、吉东等地建立多处抗日游击根据地，作为战略依托，在斗争中保存发展自身、消灭驱逐敌人，这正是“农村包围城市”思想在东北的实践。

　　尽管1934年10月党中央随红军长征后与东北抗联失去直接联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却始终关注东北抗战。1936年10月，历经千难万险，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面对深重民族危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立即把目光锁定东北。1935年12月23日瓦窑堡会议，中央政治局首次将东北抗战纳入全国战略部署，明确党的任务是“联合并领导”东北一切抗日武装，指出“东三省是发展游击战争的主要省份之一……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②]1936年1月24日，张闻天致电朱德：“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③]，标志中央正式批准东北抗联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形成双重领导体制。[2]

　　在与党中央失联的七年间，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等主要领导人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组织上，1936年7月在南满组建“中共南满省委”，吉东、北满随后成立省委，形成“虽无中央电报，仍有省委号令”格局。1940年后部队陆续转入苏境，1942年9月成立“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东北党委员会），统一领导境内外党组织和武装直至抗战胜利。政治上，东北抗联三次尝试打通与党中央联系：1936年6月、11月，杨靖宇两次率部西征热河，试图会师关内八路军未果；1939年底周保中借赴苏谈判之机，请求苏方协助恢复与中共中央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电台联络；并通过苏方交通员、地下交通站零星获取关内报刊、共产国际转来的中央文件和延安广播稿。思想上，1937年底《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文件传入后，李兆麟即要求“以此为工作主要根据”。1940—1945年，教导旅每周安排集中学习《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使官兵在“看不到延安”的环境下掌握中央精神。最关键的是在战略与策略上，运用中央理论解决东北实际问题：1938年夏，根据《论持久战》“战略退却与战略反攻”论述，吉东、北满省委决定“跳出包围圈”实施远征；1940年按“保存骨干、等待时机”方针战略收缩，转入苏境整训；1945年6月，教导旅根据党的七大路线拟定《东北反攻五条方针》，明确“东北是中国一部分，必须在中共中央政治路线指导下参加反攻”。[④]正是坚持党的正确方针与领导，东北抗战才能贯彻群众路线，实行人民战争，使抗联在日军“梳篦清剿”中保存火种。

　　（二）“兵民是胜利之本”：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

　　面对日寇的疯狂侵略与严密封锁，赢得这场英勇顽强的局部抗战，离不开群众路线的有力支撑。日寇通过重兵“围剿”、切断物资来源、控制必需品流通等手段，妄图使抗联失去依托，最后将其一举歼灭。然而，东北抗联在极端艰苦中将封锁线转化为群众线：在斗争中依靠群众掩护、补给、传递情报；在纪律上实行“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的“三不”政策——1938年杨靖宇因为战士误拿群众红薯，命令向群众公开道歉赔偿，由此可见抗联铁一般的军纪，对违纪者严惩不贷；在涉及群众利益上，发动减租减息运动，解决土地问题，使群众“看得见物质利益”……抗联的系列举措赢得了群众信任，形成了“鱼水相依”的关系。正如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黄强在2025年7月15日召开的“深化东北抗联历史研究讲好东北抗联历史故事座谈会”上所言，“东北抗联十四年红旗不倒，关键在于扎根群众、赢得民心”。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深刻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⑤] 这一论断贯穿东北抗战始终——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并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与行动。抗联通过发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群体，在根据地推行“三三制”政权（以民主选举方式让群众参与政权管理）；建立农会、妇救会、青年反日会等团体，将群众纳入抗日体系；组建地方游击连（民兵）并逐步编入主力，形成“父送子、妻送郎”的参军热潮，短期内组建11个军，成为打击日寇的核心力量。日军的碉堡铁丝网可以隔绝空间，却无法隔绝人民与抗联血脉相连的心。“一切依靠群众”绝非口号，群众参与创造的“地雷战”、“麻雀战”等游击战术，使日军深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没有人民群众的舍命支持，东北抗联不可能在冰天雪地与铁壁合围中坚持十四年之久。东北抗战的胜利，不仅是局部抗战的辉煌战果，更为全民族抗战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石，彰显了四万万中国人民战争伟力的磅礴气势。

　　东北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尤其是人民战争思想）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首次大规模、长时期的成功实践。其军民融合的游击战模式，为人民战争提供了宝贵的“东北样本”，为后续全国抗战尤其是敌后战场积累了丰富经验，深刻影响了全国敌后战场建设，也是毛泽东思想关于人民战争理论形成的重要实践来源。正如周恩来同志多次强调的那样：“东北抗战之能否持久，根本取决于能否把千百万群众真正动员起来，形成不可摧毁的全民抗战基础。” 抗联领导人冯仲云也通过《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进行了总结：“东北抗联之所以能够坚持到最后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始终同广大农民、伐木工人、矿工、城市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离开了群众一天也不能存在。” 正是凭借这种生死相依的群众路线，抗联才能在十四年间由三万余人锐减至不足千人、战损率高达90%的极端残酷环境中屹立不倒，并以孤军绝境之躯向世界昭示：只要党与人民血脉相连，纵使星火微茫，亦可终成燎原之势。

　　三、东北抗战实行人民战争对全国抗战的影响

　　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致东北抗日联军电》中，首次在中央决议层面将东北抗联的战略牵制作用与全国抗战直接关联：“东北四省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东北三千万同胞是全体中华人民的一部分,我国全民族抗战的目的,不仅是要把日寇从内地各省驱逐出去，并且要把日寇从东北四省驱逐出去……希望在东北各地的民族志士及全体同胞，在敌人后方响应与敌进行更加长期的持久的艰难的游击战争，更加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准备我国军队在将来反攻，而达到收复东北的目的。”[⑥]这表明，东北抗联不再是孤立的地方武装，而是全国抗战棋盘上不可或缺的“战略牵制力量”。

　　据统计：“从1936年1月至1937年12月，抗日联军共毙伤俘日伪军7380余人，其中日军近3000人。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严重地威胁了敌人后方的安全。牵制10余万日军兵力，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全国抗战。”[⑦]朱德从经济角度也对东北抗联对全国抗战的贡献作出评价：“东北的数万人民革命家、义勇军经常牵制着数十万日伪军，使日伪在东北的统治不能稳定，使日寇很困难甚至无法榨取东北的资源。”[9][⑧]日本官方统计亦侧面印证了东北抗战对日本的沉重打击——日本大藏省档案显示，1931—1936年度日本军费总额51亿日元，其中关东军及“维持东北治安”支出占相当比例。日本学者吉田裕等据此论证“中国局部抗战已显著消耗日本国力”。若无东北抗联的顽强牵制，日军将获得数十万“额外”机动兵力、数亿乃至十亿日元的战争经费和一条畅通的北进通道，关内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所承受的压力将远超历史实际，全国抗战局面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局都可能因此改写。

　　历史雄辩地证明，东北抗联用血肉之躯铸成的钢铁长城，有效迟滞了关东军行动，阻止其与“北进”日军迅速会合，为全国抗战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时间与空间，奠定了中国持久抗战并最终夺取胜利的重要基石。

　　结语

　　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开展的长期人民战争，不仅以军事牵制与经济消耗的方式对全国抗战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更在党的领导下开创了一条以人民为战争主体的新路径，它的历史意义超越了地域范畴，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宝贵经验的组成部分。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回望这段烽火历程，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我党革命战略变化和发展的理解，也为新时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夯实执政根基、推进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实的历史镜鉴与经验支撑。

　　参考文献

　　[1] 张宽.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区的民众动员——以东北抗日联军为例[J].社会科学战线,2024,(05):162-168.

　　[2] 尚金州.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与东北抗日联军关系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9.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焦润明,李媛媛.“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抗战[J].史学集刊,2023,(06):72-83.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3.0065.

　　[5] 刘信君,曾梦晴.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抗日义勇军关系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23,(08):246-253.

　　[6] 刘静涵.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联将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J].学习与探索,2022,(05):175-182.

　　[7] 刘信君.关于东北抗联三个重大问题的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20,(08):113-122.

　　[8] 王惠宇.关于1936-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人数的考察[J].长白学刊,2017,(06):103-109.

　　[9] 王连捷.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十四年抗战[J].长白学刊,2009,(04):129-134.

　　注释：

　　[①] 中央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 吉林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档案馆.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11册: 1932年8月—12月[M]. 哈尔滨: 哈尔滨呼兰印刷厂, 1988:4.

　　[②]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7-378.

　　[③] 张闻天.张闻天选集：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69.

　　[④] 张一波, 袁鲁毅. “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上)[Z]. 哈尔滨: 哈尔滨市政协文史资料, 2005: 43.

　　[⑤]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11.

　　[⑥]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册）[M].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182.

　　[⑦]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319-320.

　　[⑧] 朱德.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