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来源：抗战胜利80周年征文作品 文/钮翔宇   2025-12-11 15:20:33

　　摘要：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向复兴转折的里程碑,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探索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当时甚嚣尘上的文化保守主义作斗争，反对大汉族主义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提出民族平等思想等主张，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投身于维护国家独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 ：抗日战争  民族文化复兴  中国共产党   中华民族共同体

　　不同于以往的政府或任何党派之间的战争，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全国各民族人民正是通过抗日战争这一大熔炉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大联合。“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中国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各个派别、各个军事集团纷纷诠释了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也产生了团结抗敌、无畏牺牲、勇于拼搏、百折不挠的抗战精神。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培育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措施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育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在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上，《中共中央提要》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救国的民族观。抗日战争自卢沟桥事变后全面爆发，推动国共两党合作、同仇敌忾，动员全体中国人民投入民族解放战争。

　　（一）抗战时期中共培育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措施

　　“《瓦窑堡会议决议》全面分析了当时中国国内外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进行了确定和系统的阐述。主张团结和组织一切中华民族的革命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领袖蒋介石这一当前的主要敌人作斗争。”[①]随后党中央在建立抗日政权的时候，实行“三三制”。在“三三制”下，中共主动与无党派人士开展民主合作，为党外人士参与政权建设提供了支持，也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制度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各方政治力量互相博弈，但其本质上大都以维护中国国家存亡为根本利益，因此存在建立统一战线的前提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来考察当时环境可以得出结论，日本的“三光”政策和文化殖民政策都表明，日本当时发动的侵华战争逐步演变为以完全吞并中国并灭绝中国文化为根本目的的侵略战争。

　　在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的武器装备精良，人员训练有素；而中国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在各方面均处于劣势，抗战形势极其严峻。包括汪精卫在内的投降派自暴自弃，成为可耻的汉奸，甚至鼓吹投降等卖国思想，造成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不利于鼓舞抗战军民的斗争士气。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非正义战争、是不得人心的，注定要走向灭亡。具体来看，日本帝国主义劳师远征，军事补给线长，导致后勤压力巨大；日本侵略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后勤补给更加困难且更加难以集中兵力；此外，日本陷入中国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被地道战等战术打击至疲于奔命的境地，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成果，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充分体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抗战时期中共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措施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成功，是因为其发动和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大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采取的较为成功的经济措施，这两大运动为抗战时期中共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扎实的经济基础。

　　抗战时期边区政府鼓励大生产运动,实现了从依靠外援转向半自给自足。在1941年初至1942年底大生产运动的推进阶段，国民党的封锁和日军的进攻，边区经济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却包围封锁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的作用日益突出，侵华日军对其进攻愈演愈烈，大生产运动显得尤为重要。1941年以后，大生产运动进入新阶段，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南泥湾在八路军359旅复垦的辛勤劳动下，被誉为“陕北的好江南”。

　　减租减息运动取得经济上的成功是因为赢得了两方面的支持。农民最支持这项运动，也是这项运动的最大受益者。减租减息运动的成功为全民族形成抗战共识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日趋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将农民与其他群体的共同利益紧密结合，成果斐然。

　　（三）抗战时期中共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措施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精神引领。廖茂忠和伍笛凯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包含了党与国家的历史主流在民族情感和精神本质追求上的深层融合，以及民族夙愿与现实要求之间的实践耦合”[②]，对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其中的抗战精神就是引领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旗帜。抗战精神震古烁今，不仅书写了历史而且创造了全新的时代。

　　抗战时期中共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措施多种多样，其中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保障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利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办民族学校，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分别在1935年和1937年提出要建立回族和蒙古族学校，用回族和蒙古族的语言教学。1940年7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许多关于回族和蒙古族文化教育问题的政策。大量少数民族学校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指导下建立，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各根据地的民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水平和巩固民族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提升了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平，而且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磅礴的精神动力。

　　有些封建糟粕仍然在抗日战争时期兴风作浪，阻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机结合。父权制和封建残余思想影响下的社会观念阻碍抗日战争时期妇女参与抗战建国：“在晋察冀边区传统的乡村社会，父权制居于核心地位，‘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社会观念扼杀了妇女的主体性，剥夺了妇女的社会权利。”[③]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充分释放妇女潜力，让更多妇女投入到抗日战争的后方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了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妇女形象，充分释放了妇女的抗战潜力。中国共产党“通过树立妇女典型、宣传模范妇女的方式，号召晋察冀边区妇女走出家庭、走入社会、走上前线。1943 年晋察冀边区在三八妇女节奖励妇女劳动英雄；1944 年至 1945 年，边区相继举行第一届、第二届群英会表彰模范妇女。”[④]这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妇女作用的积极一面的继承和发展。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的胜利从以下三个方面树立了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上实现民族团结乃至国家独立的典范。

　　（一）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传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由于抗日战争时期局势复杂多变，思想领域对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局结合众说纷纭，中国共产党肩负起在思想领域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坚决与文化保守主义作斗争。中国共产党宣传民族平等思想、实行民主制度，与国民党政府儒家文化外衣下“假民主真独裁”的丑陋面目形成了鲜明对比，与传扬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努力相得益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激浊扬清。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要在动态中实现平衡”[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反对以牺牲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代价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积极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奠定了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传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实基础。

　　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也有着深远影响。战争的残酷和英勇抗争的情感被生动地呈现在文学、电影、音乐等文艺作品中。例如，作家巴金的《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以其深刻的描写和真实的情感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电影《英雄儿女》等也成为反映抗战英雄形象的经典作品。这些文艺作品传递了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精神，激励了更多的人投身于抵抗侵略的行列，强化了中国人民对国家的爱和忠诚，弘扬了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贯穿了整个抗战时期，在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的过程中，中国人展现出的英勇和坚韧使世界瞩目。中国人民从中获得了自信和自尊，对中国文化的自我认同感进一步加深。抗日战争是历史记忆的传承，这种历史记忆的传承对中国及其文化认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抗日战争中的各种历史事件和英雄事迹成为了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历史事件和英雄事迹通过教育、纪念活动等方式被传承下来，使后代对抗战的认识不断加深。

　　（二）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结合了民族主义与国家统一

　　实现民族主义与国家统一的结合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不可少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主义思想，摈弃了其中不符合抗日战争斗争需要的糟粕；另一方面，以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为了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腐朽统治，盲目与儒家思想结合，试图为其维系统治奠定思想基础。蒋介石政权和一些儒学的代表人物削足适履，试图机械地以儒家思想作为民族主义的主心骨，以实现民族和国家的救亡图存，这是与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的客观需要背道而驰的，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对其宣传的儒家集体主义在内的一系列错误的民族主义思想作出有力驳斥，提出了反对大汉族主义等思想，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作出突出贡献，对民族关系问题有了新的认知和阐释，其中民族团结思想更是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突出贡献，是两个结合的典型范例。中国共产党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实现了民族主义与国家统一的结合：各民族的分散的爱国抗日力量汇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一股坚不可摧的洪流，民族主义在中国脱胎换骨，与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为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注入强大动能，成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证明。

　　（三）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扬弃了抗战路线

　　中国共产党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实现抗战路线扬与弃的结合，与其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是分不开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出于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一味推行片面抗战路线成为其唯一的选择，且无法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导致不得民心和后勤压力倍增等结果，最终失败也是必然的。中国共产党则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彻底抛弃不符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具体国情的片面抗战路线，为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提出并完善全面抗战路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有效组织和深入动员，使中华民族的贫苦大众真正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战争的残酷、认识了团结的力量，也认识了民族复兴，这些认识化作无尽的动力，让每位中华儿女不再孤军奋战，而是结成整个民族的命运共同体，进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动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还表现在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抗日战争的胜利对推动中华民族复兴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直接与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相联系。抗日战争的胜利宣告中华民族结束了多次被外族肆意侵略的耻辱历史、开始走上迈向和平复兴光明之路。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步入近代史后首次获得胜利的战争，是真正意义的胜利之战。　　

　　注释：

　　[①] 程中原：《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第16-40页。

　　[②] 廖茂忠 伍笛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释义》，《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96页。

　　[③] 吴志赛，武晓黎，李亚兰：《抗战时期中共对根据地妇女形象的典型塑造—以<晋察冀日报>为考察中心》，《邯郸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第123页。

　　[④] 吴志赛，武晓黎，李亚兰：《抗战时期中共对根据地妇女形象的典型塑造—以<晋察冀日报>为考察中心》，《邯郸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第123页。

　　[⑤] 张淑娟：《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历程: 话语、成就与经验》，《民族学刊》2021年第11期，第2页。

（作者钮翔宇，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上海师范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