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无数国际友人跨越山海,以生命和热血支援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当时活动最频繁、影响最大的是在陕北的外国新闻记者和作家。乔治·何克以记者的笔触记录真相,以工合人的热忱支援抗战,以教育家的智慧培养人才,最终以国际主义者的胸怀献出了生命。
乔治·何克,1915年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37年大学毕业后,何克跟随姨妈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穆里尔·莱斯特环球旅行。游历了美国、日本后,1938年2月何克到达中国上海。当时侵华战争已经开始,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国内进行欺骗宣传,当地民众对政府美化侵略的宣传深信不疑;在中国,何克看到的真相是中国人惨遭屠戮、流离失所、饥病交加,悲苦凄惨的景象,使他感到十分震惊。他决定留在中国实地了解中国人民面临的问题。他对姨妈说:“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
预见一个新的中国
1938年3月,何克以美国合众国际自由撰稿记者的身份,启程前往武汉。从上海到武汉的所见所闻,何克已觉察到真正领导抗日的力量,似乎不在国民党政府,而在延安。何克见到了美国进步作家、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和斯诺。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史沫特莱的帮助下,何克赴延安陕甘宁边区访问。
他参观机关、部队、工厂和学校,参加各种座谈会和庆祝活动,看到各阶层的大批青年从全国各地,从新加坡、马尼拉、新西兰等地来到延安求取真理。这一切,使他感到惊讶!他写道:在这里“人们对全民族团结抗日显然感到十分自豪”,虽然人们生活很苦,一日两餐小米饭,每月七分钱的津贴,因为“政府官员和军队首长同他们一样过着艰苦生活,他们干劲大,自信心和欢快精神感染了全城”。他认识到延安“无疑是这一抗日运动在全国最强有力的领导中心”。
访问结束后,何克重返武汉,亲历了武汉会战。他把看到的一切,如实地进行报道。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帝国操纵之我见》,揭露了西方列强面对日军侵略行径,只顾自身利益、不保护中国人反而阻止中国军队行动的势利行为。这时,路易·艾黎正在武汉筹划“工合”运动,为“整个非敌占区提供一条游击工业战线”,以便生产各种产品来支援抗日战争。艾黎正为缺少人力而发愁时,斯诺领来了何克。艾黎觉得“他那样年轻幼稚,能否在中国一片混乱中安下心来”?可又感觉到,在他欢快的举止后面,有“一种坚韧和刚毅”,于是艾黎告诉他,如果愿意和我们一起干的话,就设法到陕西宝鸡去,我们“工合”的西北总部设在那里。
1939年3月,何克从北平前往晋察冀边区采访时突染伤寒,新西兰护士凯瑟琳·霍尔救了他。养病期间,何克看到人民虽然生活困难,缺衣少食,但在边区政府领导下,无不团结一致,满怀豪情地投身抗战。这种精神,使何克惊讶不已,他对共产党越加敬佩起来。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接见了何克,还派陪同和警卫带他到整个根据地参观采访。何克怀着好奇心,信心百倍地到战士中,到演员中,到工人、农民中访问、学习,并学会了不少抗日歌曲。
何克更努力地报道中国人民抵御外辱的正义事业。除了给中外报纸和通讯社写稿外,他还把见闻写成书,1945年以《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为名在英国和美国出版,预告了必将诞生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他在书中写道:“西北是我考察新的中国诞生的理想之地,这里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惊人的创造力。”这些观察不仅打破了西方偏见,突破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也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提供了重要窗口。何克不止一次地说,中国共产党是有前途的,他会永远留在中国,直到和中国人民一起把伟大的抗日战争事业进行到底。
以工合人的热忱支援抗战
宝鸡是西北“工合”总部所在地。“工合”旨在组织难民和失业工人成立合作社,生产军需民用物资,支持长期抗战。何克到总部报到后不久,艾黎也来了。何克被任命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的视察员和外事秘书,并额外交给他一项任务,即向国外报道自己的所见所闻,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他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到陕西、甘肃、山西、河南等地考察合作社发展情况并写成新闻报道,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工合事业。何克觉得这是一份“可以把工业和社会建设相结合的工作”,认为自己与工合“结婚了”。1941年7月15日,《工合战士》上刊登的《洋秘书何克先生》一文写道:“他(何克)负责起草各项英文报告与宣传文件工作,日夜不停地苦干……他痛恨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他不计报酬,不辞艰苦,愿为中国这个新兴事业——工合运动服务。”
在此期间,何克有机会来往于兰州、西安、洛阳等大中城市和广大农村,大量地接触了中国农民,还有那些最具有社会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实地考察了这些地区的“工合”运动,了解报道了各阶层人们对抗日斗争的态度和动向,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了大量的工作。面对国民党对外界评论的敏感态度,何克的报道也间接地成为促使国民党继续抗战的原因之一。
何克的工作异常艰苦。他几乎走遍了陕西、甘肃、河南和晋东南的乡村和县城,只要有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地方,几乎都能找到他的足迹。最危险的是穿越战区时的真枪实弹和空袭,随时都可能危及生命。尽管如此,何克始终乐观坚强,忘我地投身工作。他的身体虽屡遭重创——先后患上结膜炎、赤痢、伤寒和炭疽病等多种疾病,但都没有动摇他对中国抗战事业的热情。最初,他只是抱着好奇心、怀揣冒险精神来到中国,渴望通过记者的身份记录抗战的真实场景。此时,他已经把自己视为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斗争中的一员,致力为这一伟大的事业全力以赴。
1941年春,何克被派往双石铺负责重建工合培黎学校。后因战事迫近和国民党当局刁难,学校在双石铺无法继续办学,1944年下半年被迫西迁甘肃山丹。何克既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又兼任英语教师。他和学生一起打球、演戏、唱抗日歌曲。他还写了一首中文歌:“我们在山丹获得新生,我们要坚持在这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正当何克为办好学校艰苦奋斗时,意外感染破伤风。1945年7月22日,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年仅30岁!
路易·艾黎说:“他是出于对中国革命的信念而捐躯的,他是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的纽带,他的英名永存。”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英国时特别提及何克的贡献,称其为“中国人民永远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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