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红
来源：百度百科   2025-10-11 10:26:59

　　李桂英(1907-1997)，江西省寻乌人。原名李桂红。中国红军女英雄。华东军区军事工业工会组织部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被任为麻州区委书记和扩大红军突击队长。因扩红工作突出中央政府授予她扩红模范称号，并获奖牌。1932年任会昌委妇女部长，1934年8月，调到粤赣省委任妇女部副部长，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6年12月被捕入狱，1937年9月获释。1939年担任皖南特委妇女部长。同年调到新四军一师，先后任妇委书记兼政治部支部书记、后方勤务部、上海后勤总支部书记等职。解放时期，因生产突出荣立三等功一次。全国解放后，先后任华东军区军需部组织科长、华东军区军事工业工会组织部长、政治处主任、山东青岛疗养院副院长。1997年2月10日，不忘初心、革命一生的李桂英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享年90岁。

　　李桂英4岁时父亲去世，贫苦的家境更加艰难。苦撑家事的母亲让她读了3年私塾，因家贫使勤奋好学的李桂英不得不辍学。迫于生活压力,母亲忍痛将李桂英卖给一户人家做童养媳。她受尽折磨，因此养成坚韧与顽强的性格和品质。

　　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寻乌县，她在听宣传中认识到红军是解救穷人的军队，由衷地热爱和拥护红军。她义无反顾地参加到当地革命斗争中：打土豪、分田地,剪掉长辫、撕毁缠脚布，解除童养媳婚约，成为寻乌县打破旧俗的第一女子。次年，她光荣地加入共青团，任村妇女主任。

　　1931年春，李桂英带头参加红军。为带领更多人走上革命道路，她向青年和群众宣传：“虽然穷苦人民获得解放，分得了田地，但是决不能安于现状。只有参加红军，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劳苦大众才能彻底翻身做主人。”在她的动员激励下，当地青年踊跃参加红军。

　　1932年，经组织批准李桂英同中共粤赣省委宣传部长戴元淮(江西泰和县人)结为革命伴侣。

　　1933年9月，李桂英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随着反“围剿”斗争的不断胜利和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调地方工作的李桂英先后任中共江西省会昌县委妇女部长、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负责“扩红”工作。经她宣传发动，在她负责“扩红”的乡村有数百名青年参军。由于“扩红”等工作出色，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李桂英“扩红模范”光荣称号，受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亲切接见、热情表扬。长征路上

　　1934年10月，李桂英加入到史无前例的长征行列中，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30名女红军之一，踏上漫漫征程。

　　长征初期，李桂英任中央卫生部运输连政治指导员，带领200多名战士搬运医疗器械。她和战友们日夜兼程，紧跟主力部队突破敌人重重封锁线，沿途救护在险恶战斗中负伤的同志。

　　早年缠过脚的李桂英走路不如常人灵便，她总是身先士卒，严于律已。她起床最早，帮房东挑水、扫地，检查部队纪律，做群众工作、照料战士们饮食起居。由于粮食紧缺，一个战士限量配发一茶杯米饭供行军路上食用。李桂英常常将自己的那一茶杯米饭给战友吃，自己以野菜、野果充饥。有一次，8个战士抬着重约400公斤的X光机翻越一座高山，爬到半山腰时体力不支行进缓慢。李桂英见状带领战士们上前帮助，协力同心前拉后推，凭着顽强拼搏的毅力，艰难地把机器抬过了山顶，赶上了部队行进的步伐。在从江西到川滇黔边的征途中，李桂英以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冲天的干劲和高度的责任感团结运输连战士，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胜利抵达川滇黔边。

　　游击川南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2月9日，中央红军各军团集结云南扎西(今云南昭通市威信县城)。党中央确定新的战略部署：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武装打击和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作战、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北上。10日，中革军委颁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决定在缩编的同时抽调部分红军干部和战士，与川南地方党组织建立的四川叙永特区游击队合并，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中央指定原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徐策、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泽鸿(四川长宁县人)，原红八军团民运部长戴元淮等5人组成由徐策任书记的中共川南特委，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负责领导川滇黔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川南游击队展开武装斗争和地方工作。

　　2月1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被选派留驻川滇黔边区的红军干部战士作政治动员。他讲了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后，明确提出中共川南特委和川南游击队的任务：一是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二是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三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周恩来热情地鼓励大家留下来坚持斗争，直到革命胜利。李桂英是被选留下的红军干部之一，聆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倍受鼓舞。

　　2月14日，徐策等率领被留川滇黔边区的红军将士与中央红军分别。18日到达四川叙永县五龙山，同叙永特区游击队汇合，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庄严宣布纵队建制和各级领导人员的任命。李桂英被中共川南特委任命为纵队司令部政治指导员。

　　川南游击纵队成立，即制定并践行《川南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要》，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转战川滇黔边区。川滇黔边区多系穷乡僻壤，消息闭塞。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造谣污蔑，一般群众心存疑虑，对红军持回避、观望态度。时任纵队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政治部没收委员会主任的李桂英，遵照特委和纵队的部署，带领地方工作团和宣传队深入群众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宗旨、纪律、任务和奋斗目标。通过宣传，消除了群众对红军的疑虑与恐惧心理，群众的觉悟被唤醒，主动拥护支持红军在川滇黔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灵活机动，出其不意的作战方式成功地迷惑、牵制了敌人，为中央红军回师黔北，取得遵义战役大捷创造了条件。

　　1935年3月中旬，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长宁县境内袭击敌人交通要道、重要城镇，在江安、珙县、兴文边界与敌周旋。川南各县当局惊恐万状，惶惶不安。3月20日，四川军阀刘湘、潘文华慌忙调兵遣将开赴川南汇同各县民团“清剿”红军。刘湘授权驻川南的黄锦章团指挥川南各县团队。长宁、古宋、兴文、江安等县地方武装在黄锦章指挥下向川南游击纵队分进合击、围追堵截，企图将纵队困于长宁县南部。

　　川南游击纵队在中共川南特委领导下，从长宁罗家岩转移至珙县龙潭一带。当黄锦章指挥的地方团队包抄而来时，纵队已进至兴文县周家沟，灵活机动的战术使疯狂的敌人处处扑空。作为纵队司令部政治指导员的李桂英，既要做好司令部机关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又要负责地方群众宣传工作，还要随军行动参加战斗。

　　3月下旬，纵队集结周家沟。敌人以为纵队要袭击长宁县城，敌指挥官黄锦章急令长宁县团队转回阻截。然而，纵队掉头南下经珙县、兴文边界进至珙县石碑乡大石盘。摆脱数县民团袭扰、连续作战疲劳不堪的纵队，打算在此休整一天。不料，敌黄团所属吴营纠集兴文、长宁、江安、古宋4县团队尾随而来。3月26日拂晓，众团队向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发起总攻。转战而至未得到休整的纵队官兵遭到实然袭击，仓促应战，且战且退。战士们虽奋勇冲杀，但强敌未予制服。李桂英指挥纵队司令部机关人员紧跟纵队，在纵队第五大队的掩护下向云南威信县境撤退。当纵队政委徐策率领纵队大部分人员退到观音岭时，由于敌营中被招安的土匪熟悉此地地形和道路，他们抄捷径占据由观音岭通往云南方向的要隘。密集的枪弹从山上俯射下来，使纵队人员腹背受敌，十分危险。

　　在关系到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戴元淮来不及与妻子李桂英说点什么，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带领司令部通讯班战士，用短枪阻击围拢来的敌人。戴元淮等奋力拼杀，吸引敌人火力以掩护纵队突出重围，穿过密林冲向云南境地，有效保存了实力。

　　戴元淮带领通讯班掩护纵队陆续突围，而他和通讯班战士却壮烈牺牲在观音岭的观音井。随后续突围部队跟进的李桂英，看见丈夫戴元淮中弹倒卧血泊中，心中万分悲痛。她快步向前欲施救，同志们含着悲泪劝慰和制止她的行为。从悲伤和痛苦中清醒的李桂英，把对丈夫、对同志的崇敬、热爱、悲痛、缅怀之情深深地埋在心底。擦去悲泪，迈开沉重的脚步在战友们搀扶中步入威信县境。

　　戴元淮的牺牲，李桂英精神受到很大打击，忧伤、悲痛。纵队领导见特委副书记、纵队宣传部长余泽鸿与她有相同遭遇(余泽鸿之妻吴静焘牺牲在中央苏区)，为使两人都能走出痛苦的阴影，在战斗生活中相互照应。由中共川南特委书记、纵队政委徐策做双方的工作，经组织批准，李桂英与余泽鸿结为革命伴侣。

　　辗转隐蔽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穿插迂回作战，李桂英带领纵队政工干部和宣传队员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他们访贫问苦，和颜悦色地同穷人促膝谈心，启发群众觉悟。他们选择人口密集的场镇利用赶场机会搭台演讲，演出群众喜闻乐见的话剧，有时也自编自演宣传共产党、工农红军的舞台戏。由于化妆简明，剧情紧密结合当时当地群众斗争生活的实际，深受群众喜爱，男女老少争相观看演出。凡宣传队途经的岩石、农房墙壁上都留下他们醒目的标语，振兴人心鼓舞斗志的口号。为迷惑敌人威慑地方恶霸，李桂英指导宣传队员在宣传标语的落款冠以不同的单位番号：如“红军”、“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红军川南拥支”、“红军黔北支”、“红军滇北五纵”。李桂英和她带领的宣传队员旗帜鲜明地坚定站在劳苦大众一边，替贫苦农民作主惩治当地恶霸。经过不懈的宣传发动和对群众的教育培养，纵队得到川滇黔边区各族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衷心爱戴，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加入到红军游击纵队中。

　　1935年11月，身怀有孕的李桂英行军打仗不便。纵队党组织决定由女红军甘棠(名阚思颖，四川宜宾市南溪区人)陪同去余泽鸿的家乡——长宁县梅硐乡隐蔽。同时，纵队抽调部分同志开展工作，建立中共梅硐区委、区乡农民协会、游击小组和妇女会。

　　李桂英和甘棠来到梅硐乡，受到群众的欢迎和热情接待。安排住进一贫苦农民家里，得到悉心照顾和保护。很快融入当地群众中的李桂英，就近向贫苦农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讲述红军领导穷人闹革命求翻身获解放的故事。她着重向青年妇女讲解妇女争自由、创平等的道理，启发受到重重压迫的妇女们觉醒起来，支持丈夫、兄弟参加红军游击队。

　　位于川滇黔交界的长宁县梅硐山区森林茂密，是中共川南特委书记、纵队政委余泽鸿(原特委书记、纵队政委徐策牺牲后，由余泽鸿继任)的家乡。叛徒王逸涛(四川叙永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参加南昌起义后随朱德上井冈山，为朱德的警卫员。后离队回乡，组织了叙永特区游击队，红军川南游击队组建时任司令员。经不住纪律约束和艰苦考验而叛变投敌后，蒋介石委以川南招抚特派员，搜集情报捕杀隐蔽的红军伤病员)侦悉到梅硐隐蔽着女红军，即报告上司。接报的四川省第六行政督察区(宜宾)专员公署密令“派员前往该县暗中查拿究办。”由于余泽鸿率领川南游击纵队继续与敌殊死战斗，对川滇黔边区国民党组织、基层政权造成震动和威胁，川滇黔边区各县县长纷纷告急：声称红军“声势浩大”、“形势严重”、“团力不足”，要求上峰派劲旅“清剿”。这时，判徒王逸涛千方百计招抚余泽鸿，遭到余泽鸿的严厉痛斥。知道余泽鸿的妻子李桂英隐蔽在梅硐的王逸涛决定：抓住李桂英，招降余泽鸿。于是，王逸涛指挥敌特人员和铲共义勇队等赴梅硐，张开大网“缉拿”女红军李桂英和甘棠。

　　被捕入狱

　　1935年底，李桂英在余泽鸿家的夹墙里生产一男婴。由于余泽鸿家周围驻扎有国民党军周化成的“剿匪”部队，为防消息泄漏，梅硐妇女会趁夜黑将出生两天的婴儿，交由共产党员、保长胡治国之妻哺育。胡治国夫妇未生育，以“捡来的娃儿”为名收养。敌人对胡治国收养孩子的来历怀疑是女红军李桂英所生，暗中加紧调查。恐夜长梦多发生意外，为保护好红军的孩子，胡治国举家迁居兴文县城开中药铺维持生活。

　　产后4天，李桂英在甘棠的照顾和梅硐游击队员的护送下，怀着骨肉离别的痛苦和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情，饱含热泪依依不舍地离开长宁县梅硐乡，踏上寻找部队的途程。

　　经过艰难和曲折，李桂英回到游击纵队。这时她才得知，丈夫余泽鸿已于1935年12月25日在江安县碗厂坡与敌战斗中壮烈牺牲。在川滇黔边区的对敌游击战争中，李桂英先后为革命献出两位亲人，坚韧顽强的她没有被击倒，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她向特委表示：我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同纵队战友们一起坚持战斗到底!

　　1936年6月，蒋介石对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贵州游击队加入而更名)，再次实施残酷的三省“会剿”。纵队在新组建的川滇黔边区特委领导下奋力抵抗，历尽艰难仅剩下100多人了。战斗日益紧张、激烈，环境更加艰苦、恶劣。李桂英随天天作战的战友们爬山涉水、风餐露宿。鞋穿破了，她用旧布缠着脚掌行走，脚底磨起了血泡，她咬紧牙关坚持独立前行。她因时因地制宜地开展宣传，鼓舞士气。

　　1936年11月26日，纵队来到云南边境野腊溪，在一处农家院落休整。刚驻下来，“清剿”的敌军尾随而至包围了驻地，两挺机枪对准屋里疯狂射击。继任纵队政委龙厚生带领大家奋勇突围，队伍被打散了，李桂英、甘棠被敌抓捕关押在云南昭通滇军旅部。关押期间，敌军头目多次审讯李桂英，她审慎而机智地与敌周旋，严密保守党组织和纵队的秘密，保护战友安全。敌军问来问去，始终问不出想要的东西，给李桂英、甘棠扣上“红军宣传员”帽子监禁起来。西安事变后，李桂英被关进重庆反省院。

　　投身抗战

　　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浪潮高涨，党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1937年9月，经过谈判和中共四川省委的营救，李桂英走出反省院，经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介绍去中共中央长江局报到。董必武迎接李桂英住进长江局招待所，由邓颖超陪伴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这里，李桂英像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家的孩子，尽情地向亲人倾诉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悲壮的战斗历程。1938年元旦，在汉口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办公室里，周恩来把李桂英介绍给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周子昆、张云逸等，赞叹地说：“这就是从川滇黔边区走出来的红军游击队战士李桂英同志，长征中她没走到延安，但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啊!”

　　抗战期间，李桂英先后担任新四军服务团妇女分队长、地方工作团分团长、教导总队八队队长、皖南特委妇女部长等职。她在做好抗日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参战的同时，认真贯彻执行党对农民减租减息政策，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李桂英和新四军军需处长罗涛与部队一起坚持战斗了4个月。突破敌人重重包围转辗千里到达苏北盐城，把一大笔党的经费安全送到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对此，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和代理军长陈毅，高度赞扬李桂英等的重要贡献。

　　李桂英回到新组建的新四军后，先后任新四军一师政治部妇委会书记，后勤部总支书记、军工部政治指导员、苏浙军区直属队总支书记等职。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李桂英不怕艰难险阻，积极组织军工生产，发动群众做好后勤服务工作，为支援前线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评为工作模范，受到师长栗裕的表扬和嘉奖。

　　抗战胜利后，李桂英先后任解放军华东军区军工部政治协理员，关东疗养院总支书记、华东军区卫生部直属政治处副主任、后勤部军需政治部组织科长等职。此间，李桂英积极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1946年荣立二等功，被华东军区授予“二等模范”荣誉称号。

　　初心不忘

　　她先后任华东军区军事工业工会组织部副部长、华东兵委军需工会筹备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复员，任中央卫生部青岛疗养院副院长。在任职期间李桂英坚持学习毛泽东思想，认真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完成各项任务出色的李桂英，多次受到上级党政表扬和嘉奖。

　　1962年，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军时期的女同志收编部队，李桂英调到南京军区。她主动将复员费6000元上交党费，解放军总政治部予以表彰。

　　在“文革”中李桂英坚持党的原则，反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遭到打击迫害。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致双目失明。她以顽强毅力和乐观精神积极配合医护人员，同疾病作不懈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桂英获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享受副军职待遇。

　　1997年2月10日，不忘初心、革命一生的李桂英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