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北风云》——第一部 桂北风云前奏曲（三）桂北革命的摇篮
来源：秦健飞   2026-07-29 09:46:16

第三章桂北革命的摇篮

　　一、黎明

　　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临桂县两江镇大岭心村。秋日的晨雾像一匹巨大的白纱，从环抱大岭心村的十八灶、石狮旗、三星望旗山脉里缓缓倾泻而下，将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露水很重，打湿了路边的野草，也打湿了这群年轻人单薄的衣裳。

　　秦鹏程停下脚步，放下肩上的包袱。那包袱里装着一套换洗的衣服、一双母亲连夜赶制的布鞋，还有一本翻得卷了边的《三国演义》。

　　他抬起头，望着前方那掩映在榕树和樟树之间以校门封闭联接的青瓦平房，胸口涌动着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到了？"身后有人问。"到了。"秦鹏程的声音有些沙哑。他今年二十一岁，老家灵川潭下枣木人。但此刻，站在这所陌生的学校门前，他突然感到自己像个初生的婴儿，即将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

　　陆续有人从他身边走过。他们大多和他一样，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有的赤着脚，有的穿着草鞋。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踩在泥泞路上的声响，和远处传来的几声鸡鸣。

　　村口的老榕树下，校园的大门牌坊借着渐亮的晨光，看清了上面的校名：“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是白底黑字，在雾气中显得格外醒目。大门围墙宽大的八角窗旁边，是一张墨迹未干的布告，上面写着首批录取学生的名单。

　　秦鹏程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师范班，秦鹏程，灵川县。"秦兄！"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秦鹏程转身，看见一个瘦高的青年正朝他招手。

　　那是肖钦，也是灵川人，他们在桂林参加入学考试时认识的。两人同住在一家肮脏的客栈里，分吃一碗米粉，就这样成了朋友。

　　"肖兄，你也找到了？"秦鹏程问。"找到了，师训班。"肖钦凑过来，压低声音，"秦兄，你听说了吗？这所学校的校长，是唐现之先生。""唐现之？"秦鹏程摇摇头。"广西有名的教育家啊！"肖钦的眼睛发亮，"我在桂林听人说过，唐先生办了好几所学校。最重要的是——"他左右看了看，声音压得更低，"他主张民主自由，不管学生是什么党派，只要抗日救国，他都欢迎。"

　　秦鹏程心中一动。他来自灵川，听说过不少关于八路军抗战的故事。在去桂林的路上，他曾在一家茶馆里听到有人偷偷议论，说共产党在敌后打得很英勇，但国民党却处处限制他们。当时他想多问几句，却被老板用眼神制止了。"但愿如此吧，"秦鹏程说，"这年头，能有个安心读书的地方，就不容易了。"

　　雾气渐渐散去，阳光穿透云层，照在那围成回字形的青砖瓦房上。秦鹏程注意到，就在这片简陋的土地上，一种田园式的全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他不知道的是，这所偏僻的乡村师范，将在未来十一年里，成为桂北革命运动的摇篮，成为培育红色种子的沃土。而他自己，将成为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者。山风拂过，带来远处义江的气息。大岭心村的早晨，宁静而庄严。

　　二、唐现之的理想

　　开学典礼定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那天早晨，秦鹏程很早就醒了。他躺在宿舍的木板床上，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鸟鸣，怎么也睡不着。同宿舍的七个同学还在熟睡，有的打着鼾，有的说着梦话。他轻手轻脚地爬起来，走到院子里。深秋的桂北，清晨已经有了寒意。秦鹏程搓着手，在院子里踱步。

　　学校的建筑并不比他想象的简陋：带外走廊的青砖平房把学校围成一个四合院。屋面是灰色的小青瓦片，红油漆的木柱走廊还在散发着油漆的清香，明亮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教室内一排排整洁的课桌，校园内最里边的办公室和大礼堂以及图书馆是一座正方形的红漆木窗、外墙石灰膏粉刷的小青瓦平房，后面以走廊联着师生的宿舍区同样是一排内外装修完全相同的小平房。

　　这正是唐现之先生希望将桂师建设成践行“艺术兴学、礼乐治校”理念的典范——校园采用闭合式“回”字形布局，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不仅秩序井然，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却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礼制思想。

　　这也是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建筑系、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建筑学家林乐义的佳作，在设计桂师时，他年仅21岁，就能巧妙地将“江南园林式书院”的风格融入校舍设计，在建设中尽量保留原有树木，让建筑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营造出宁静致远的书香氛围。因这座校园设计颇具匠心，成为他的成名作。他后来还设计了北京首都剧场、北京电报大楼等许多重要建筑。

　　当时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作为顾问，亲自指导建校。

　　值得一提的是，由林乐义设计的桂师老校园，有幸被保存下来，让今人得以一睹其独特的风貌。

　　秦鹏程看见一个中年人站在不远处。那人穿着一身半旧的中山装，身材清瘦，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先生早。"秦鹏程恭敬地鞠了一躬，他以为这是学校的老师。

　　那人却笑了，说话带着浓重的灌阳口音："我不是先生，我是校长唐现之。"秦鹏程愣住了，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唐现之校长，竟然是这样一个朴素的人，而且这么早就在校园里转悠。

　　"校长早！"他连忙改口，"学生秦鹏程，灵川人，师范班。"唐现之走过来，仔细打量着他："灵川？好地方啊，桂北第一邑，风气开通。怎么想到来读师范？"

　　"家父重病缠身多年，我不得不辍学侍奉，但最终还是撒手人寰驾鹤西去，家道从此败落贫穷，"秦鹏程潸然泪下，"想读书长点见识，将来做个教书匠混口饭吃。"唐现之点点头，眼中闪过一丝赞许："教育救国，这是我们的宗旨。不过，"他顿了顿，目光变得深远，"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做个教书匠混口饭吃还不行哦。我们要培养的，是能够唤醒民众、组织民众的人才。”秦鹏程小心翼翼“嗯、嗯。”

　　“你知道吗？现在华北、华东大片国土都已经沦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都丢了。日本鬼子步步紧逼，广西也危在旦夕。”秦鹏程握紧了拳头：“学生知道。学生来桂林的路上，看到不少难民，都是从北边逃过来的。听说日本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所以，”唐现之的声音低沉而有力，“我们这所学校，不能办成死读书的学校。我们要抗日，要民主，要进步。”

　　我办这所学校，有三条原则：“第一，抗日爱国；第二，思想自由；第三，兼容并包。不管你们是什么出身，什么信仰，只要有救国之心，这里就欢迎你们。”

　　这番话，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可谓大胆至极。民国二十七（1938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已经形成，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防范从未放松。蒋介石一方面被迫抗日，一方面又时刻提防着"异党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唐现之公开宣称"兼容并包"，实际上为进步力量在桂师的活动打开了一扇门。

　　秦鹏程心中涌起一股热流。他想说什么，但唐现之已经转身离去，只留下一句话："好好准备吧，今天的开学典礼，我要讲一讲我们的办学宗旨。"

　　上午九点，开学典礼在学校礼堂举行。所谓礼堂，其实就是一栋较大的平房。130名新生挤坐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新鲜石灰和木头的气味。

　　唐现之站在讲台上，目光扫过台下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大多来自广西各地的农村，皮肤黝黑，手掌粗糙，眼睛里却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他知道，这些年轻人将成为广西乡村教育的骨干，也将成为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

　　"诸位同学，"唐现之开口了，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每一个角落，"你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求一张文凭，不是为了谋一个差事。国难当头，我们要培养的是能够教育民众、唤醒民众的人才。"

　　“教育救国，这是我们的使命。”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报纸，扬了扬："这是今天的《大公报》。上面说，武汉会战正在进行，几十万中国军队正在与日寇殊死搏斗。但是，光靠军队是不够的。四万万同胞，如果都是一盘散沙，怎么能战胜强大的敌人？我们要让农民识字，让工人明白道理，让每一个人都参与到抗战中来。这就是师范生的责任！"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秦鹏程坐在中间一排，用力地拍着手，掌心都拍红了。他注意到，坐在他旁边的肖钦，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我办这所学校，有三条原则，唐现之继续说，"第一，抗日爱国。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不爱国，读再多的书也是废物。第二，思想自由。我不赞成死读书、读死书。你们可以讨论，可以争论，可以有不同的观点。第三，兼容并包。不管你们是什么出身，什么党派，只要有救国之心，这里就欢迎你们。我唐现之用人，不分地域，不分党派信仰，只看有没有真才实学，有没有爱国之心。"

　　这番话，在秦鹏程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想起了来桂林路上的见闻。那些从战区逃来的难民，那些沿街乞讨的孤儿，那些愤怒却又无助的民众。他也想起了在家乡听到的传言，共产党在敌后打游击，国民党却处处掣肘。他一直想弄清楚，到底谁才能真正救中国。现在，唐校长说，这里可以讨论，可以争论，这让他看到了希望。

　　开学典礼后，秦鹏程和肖钦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肖钦显得很兴奋："秦兄，你听到了吗？唐校长说可以有不同的观点！这在别的学校，是不敢想象的。"秦鹏程点点头。"唐校长是个明白人。但我担心，这种局面能维持多久？国民党那边，恐怕不会坐视不管。"肖钦压低声音："我听说，学校要请一些很有学问的老师来。其中有些人是从北方撤下来的，见识过真正的抗战。还有人说，他左右看了看，"其中有共产党。"胆小怕事的秦鹏程心中一惊，显得小心翼翼的："别乱说。我们还是好好读书，总有报效国家的机会。""但愿如此吧，"肖钦说，"但我总觉得，这所学校不会平静。秦兄，我想组织一个读书小组，你愿意参加吗？"

　　秦鹏程看着这个瘦高的青年，从他眼中看到了和自己不一样的渴望。他低声说："到时候再说吧。"大岭心村的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

　　三、名师云集

　　唐现之没有食言。建校伊始，他就四处延揽人才。他的用人标准很简单：有真才实学，有爱国之心，不问地域，不问党派。

　　第一批聘请的教师中，就有好几位后来在桂师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丰子恺是第一批到校的。这位著名的画家、散文家，带着他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的画作和书籍，给同学们讲授国文和美术两门课程，他住进了学校简陋的教工宿舍。他的房间很快成为了学生们最喜欢光顾的地方。

　　秦鹏程第一次听丰子恺讲国文课，就像是听讲故事一样，被他那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说词打动。

　　丰子恺的十分风趣地娓娓道来，声音带着浓重吴语腔：“我们桂林出过陈继昌，连中三元，是状元中的状元。而我们中国人，人人都有三个状元的资格…中国人都可以当三个状元：用筷子状元、吹煤头纸和吃瓜子状元。”

　　丰子恺形容精通筷子的人："有了一双筷，可抵西方的刀锯叉瓢一切器具之用，爬罗剔抉，无所不精"，两根竹筷仿佛"身体上的一部分，手指的延长"。

　　吹煤头纸，这是旧时抽水烟袋点火的技艺。丰子恺跟同学回忆账房先生能用各种角度吹燃煤头纸——"向上吹、向下吹、向左右吹"，甚至能用鼻孔吹。

　　丰子恺说："吃瓜子是三种技术中最进步最发达的"。他生动描写了中国人吃瓜子的绝技：嘴巴像"精巧灵敏的机器"，门牙"格"地一咬、嘴唇"呸"地一吐，壳肉分离；而女士们用"兰花似的手指"捏瓜子，姿态"窈窕妩媚"，连吐出的瓜子壳都"有如朵朵兰花"。

　　丰子恺表面赞叹这些"国粹"，实则讽刺这种"消闲"文化。他指出吃瓜子是"最有效的消磨岁月"之法，具备三个条件：吃不厌、吃不饱、要剥壳。

　　他忧心忡忡地告诉同学们："试看茶楼、酒店、家庭中满地的瓜子壳，便可想见中国人在'格，呸'的声音中消磨去的时光，每年统计起来为数一定惊人。但是穷苦人当不了吃瓜子状元！"

　　这体现了丰子恺对民族性的深刻反思——他担忧这种"闲散的少爷"式的消闲精神，正是民族性衰退的表现。

　　秦鹏程又一次见到丰子恺，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他路过教师宿舍区，看见一个留着长须的中年人坐在榕树下，面前摆着一张小桌，桌上铺着宣纸，手里握着一支毛笔。"先生好。"秦鹏程恭敬地打招呼。丰子恺抬起头，微微一笑："同学，来，看看我画的什么。"秦鹏程走近了，看见宣纸上画着一群孩子，背着书包，走在山路上。

　　“这是……”秦鹏程不知如何评价。"这是我来的路上看到的，"丰子恺放下笔，"我从浙江桐乡经江西、湖南辗转来到桂林师范学校，一路上都是逃难的人。这些孩子，有的失去了父母，有的失去了家园，但他们还要赶路，还要寻找可以读书的地方。"他叹了口气，"我画这幅画，是想提醒自己，也提醒你们，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教育是多么重要。"

　　秦鹏程心中涌起一股敬意："先生，您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辛苦是有的，"丰子恺说，"但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看到唐校长办学的决心，我觉得值得。你知道吗，我在路上遇到了不少人，他们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去了重庆，有的就留在了桂林。桂林现在是个文化城，大批进步文化人士都聚集在这里。你们能在这里读书，是最幸运不过的了。"

　　秦鹏程鼓起勇气问："先生，您说的进步文化人士，包括共产党吗？"丰子恺看了他一眼，目光深邃："包括。共产党在敌后抗战，很英勇。他们的主张，有道理。当然，"他顿了顿，"国民党也在抗战，国民党人多、枪多，武器精良。现在的关键是团结，是统一抗战。只要抗战就没有对错，你们年轻人要自己思考，自己判断。"

　　这番话，让秦鹏程陷入了沉思。丰子恺先生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但却给了他更大的启示：要独立思考，要自己判断。

　　民国三十九年后，按照中共地下党的安排，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教师队伍来了不少共产党员。桂师也有了新的变化。

　　陈啸天就是另一位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这位编辑出身的国文教师，带来了大批进步书刊。他的课堂从不拘泥于教材，常常从一篇古文讲到当下的时局，从杜甫的诗歌讲到抗战的现实。

　　一次，陈啸天讲解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讲到"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时，他的声音哽咽了。"同学们，"他说，"刘和珍是死于北洋军阀的枪弹。但今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比北洋军阀更凶残。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真的猛士，敢于直面这惨淡的人生，敢于为民族的解放而战斗。"

　　课后，吴腾芳、毛文彦、秦振和几个同学围着陈啸天，请他推荐书目。陈啸天从抽屉里拿出几本书：《大众哲学》《西行漫记》《论持久战》。

　　"这些书，不要公开看，"他低声说，"特别是这本《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写的，分析得很好。但国民党有些人不喜欢，你们要小心。"吴腾芳接过书，手有些颤抖。这是他第二次接触到共产党的著作，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的著作是在桂林中学读书时，从同学处借阅《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那天晚上，他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一口气再次重温《论持久战》的前几章。毛泽东的分析清晰有力：中国不会亡，但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原来如此！"吴腾芳恍然大悟。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国民党宣传的"速胜论"总是落空，为什么前线的战事总是失利。这不是因为中国军队不英勇，而是因为战略方针错了。

　　陈啸天、郭文杰、李文松、钱渭川、张镇道、唐肇华、王河天、白凤山、肖克勤等共产党员老师的到来，给桂师带来了更大的变化。他们都是地下党员，但表面上与其他教师无异。他的讲课充满激情，从《诗经》讲到《离骚》，从杜甫讲到鲁迅，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民族命运的关切。

　　吴腾芳是陈啸天课堂上的常客。他发现，陈啸天讲课时，常常有意无意地引导学生思考社会问题。一次，陈啸天讲解杜甫的"三吏""三别"，讲到"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时，突然问道："同学们，杜甫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诗？因为他关心民间疾苦，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接地气，不了解民众的苦难，能写出好作品吗？能真正救国吗？"

　　课后，吴腾芳主动留下来，帮陈啸天收拾讲义。陈啸天看了他一眼，问："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吴腾芳""我注意你很久了，"陈啸天说，"你听课很认真，眼神里有思考。你是哪里人？""灵川。""灵川，靠近湖南，风气开通。"陈啸天点点头，"你读过什么书？"吴腾芳犹豫了一下，还是老实回答："刚读了您推荐的《论持久战》，有点启发。"

　　陈啸天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恢复正常："那本书不错，分析得很透彻。不过，"他压低声音，"读书要广泛，博览群书。要比较，要思考，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对了，我那里还有一些书，你有兴趣可以来借。"

　　就这样，吴腾芳与陈啸天建立了联系。他经常去陈啸天的宿舍借书，从《资本论》到《共产党宣言》，从《新民主主义论》到《群众》周刊。每次借书，陈啸天都会和他讨论一番，引导他深入思考。

　　"腾芳，"有一次陈啸天问他，"你觉得中国的问题，根子在哪里？"吴腾芳想了想："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势力压迫，还有……"他犹豫了一下，"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陈啸天笑了："你这是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看来的吧？不过，说得对。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这些问题，靠谁？靠国民党？靠知识分子？靠共产党？还是靠人民群众？"

　　"靠人民群众，"吴腾芳说，"但人民群众需要组织，需要领导。""谁来领导？"陈啸天紧追不舍。吴腾芳沉默了。他知道答案，但不敢说出口。陈啸天也没有继续追问他，只是拍拍他的肩膀："好好读书，好好思考。时机到了，你自然会明白。"

　　除了这几位，还有张毕来、李文松、王德培、卢宜庆、贾祖璋、朱萌龙、莫一庸、汤松年等进步教师陆续到校。他们中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进步民主人士，有的是单纯的爱国知识分子。但在桂师这个特殊的舞台上，他们都成为了传播进步思想的火炬手。

　　学校的氛围日渐活跃。每天傍晚，操场上、榕树下、义江滨，都能看到三五成群的学生在讨论、在辩论。话题从文学到哲学，从时事到政治，无所不包。唐现之校长有时也加入讨论，但从不以自己的身份压制学生的观点。这种自由开放的风气，在当时的国统区是罕见的。它像一块磁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到一九四二年年底，桂师的学生人数从最初的一百三十人增加到三百多人，成为广西最有活力的学校之一。

　　四、陶行知的演讲

　　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一个寒冷的冬日，学校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陶行知，这位闻名全国的教育家，穿着朴素的长衫，踏着泥泞的山路来到大岭心村。他的到来，在桂师引起了轰动。何鸿德和植恒钦早早地来到礼堂，占好了座位。

　　礼堂里挤满了人，连窗台上、门口都站满了学生。大家都在议论：陶行知是谁？他为什么要来这个偏僻的乡村师范？"你们不知道吗？"一个高年级的学生说，"陶行知是大教育家，在南京办晓庄师范，在上海办山海工学团，提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他现在是国民参政员，专门到处演讲，宣传抗战教育。"

　　正说着，唐现之陪着陶行知走进了礼堂。陶行知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朴素：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袍，一双布鞋，头发花白，面容清瘦，但目光炯炯有神。"同学们，"唐现之简短地介绍，"陶行知先生百忙之中来到我们学校，为我们做'世界形势和抗战教育'的报告。大家欢迎！"

　　掌声雷动。陶行知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他没有讲稿，站在台上，像拉家常一样开始了演讲。"同学们，我是个办教育的，不懂什么高深的理论。但我懂得一个道理：教育不能脱离生活，不能脱离抗战。现在日本鬼子打进来，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在眼前，我们还能关起门来死读书吗？"

　　他走到台下，走近学生："我在来的路上，看到不少年轻人，有的去参军，有的去搞救亡宣传，有的去农村办夜校。他们都是好样的！但我也看到，有些学校还在按部就班，照本宣科，培养出来的学生，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连老百姓的话都听不懂。这样的教育，能救国吗？"

　　台下鸦雀无声。何鸿德感到，陶行知的每一句话都像锤子一样敲在他心上。"我主张，把桂师办成一所抗日的学校、进步的学校、团结的学校！"陶行知提高了声音，"什么是抗日的学校？就是一切为了抗战，课程要联系抗战，学生要参加抗战工作。什么是进步的学校？就是要民主，要自由，要让学生敢于思考、敢于说话。什么是团结的学校？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分党派，不分地域，共同抗日！"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我知道，你们这里有不少进步教师，有不少热血青年。这是好事！要保护这种积极性，要发扬这种风气。我送你们一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办教育，就要有这种精神！"

　　演讲持续了三个小时。陶行知从世界形势讲到中国抗战，从教育理论讲到具体实践，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最后，他说："过几天，我创办的新安旅行团要到你们这里来联欢。这些年轻人，最小的才十二岁，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出头。他们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用文艺宣传抗日。你们看看他们，就知道什么是'生活即教育'，什么是'社会即学校'了。"

　　三天后，新安旅行团果然来到了桂师。这是一支奇特的队伍：二十多个年轻人，穿着统一的灰色军装，背着简单的行囊，却带着丰富的节目。他们中有男有女，有大人有小孩，但个个精神饱满，歌声嘹亮。

　　联欢会在操场上举行。没有舞台，就用木板搭了一个简易的平台；没有灯光，就点起几盏汽灯。但演出的效果，却震撼了每一个观众。

　　《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抗日救亡进行曲》……一出出活报剧，一首首抗战歌曲，把全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当唱到"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时，全场师生都站了起来，跟着一起唱。

　　何鸿德站在人群中，声嘶力竭地唱着，眼眶湿润了。他注意到，站在他旁边的植恒钦，唱得格外卖力，声音都有些嘶哑了。而在不远处，杨晦教授正静静地站着，目光中满是赞许。

　　联欢会结束后，新安旅行团的成员们与桂师学生进行了座谈。他们讲述了一路上的经历：如何在敌人的炮火中演出，如何在贫困的乡村办夜校，如何与农民同吃同住，宣传抗日道理。

　　"你们知道吗，"一个十五岁的小团员说，"我们在北方的时候，见过八路军。他们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帮老百姓挑水、扫院子，老百姓都把他们当亲人。这样的军队，一定能打胜仗！"这番话，在桂师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何鸿德、植恒钦回到宿舍，久久无法入睡。"植兄，"何鸿德终于开口，"我想组织一个读书小组，系统地学习一些理论。你愿意参加吗？"植恒钦一骨碌坐起来："我早就想说了！我们不能再这样零散地读书了，要有个计划，有个组织。""还有，"何鸿德压低声音，"我们要像新安旅行团那样，到农村去，到民众中去。唐校长、陶先生都说了，教育不能脱离生活。我们学了这么多道理，不能只是自己知道，要传播出去。""对！"植恒钦兴奋地说，"我们可以办夜校，教农民识字，宣传抗日。

　　不久何鸿德与植恒钦、苏元章、陈涛民等同学组织建立桂师最早的读书小组。

　　"两个年轻人的手在黑暗中握在一起。窗外，大岭心村的夜空繁星点点，远处传来几声犬吠。一个新的计划，在这个寒冷的冬夜里诞生了。

　　五、读书小组

　　民国二十七年冬，桂师第一个读书小组在秘密中成立了。最初的成员只有七八个人：何鸿德、植恒钦、苏元章、陈涛民、郑震、曾金全、郑崇济，何鸿德被推举为组长。

　　他们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聚会，在义江边的岩石上讨论，在宿舍熄灯后的被窝里传阅书籍。

　　读什么？《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西行漫记》，还有毛泽东刚发表不久的《论持久战》。

　　第一次聚会，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地点选在学校后山的一片竹林里，那里人迹罕至，只有风吹过竹叶的沙沙声。何鸿德带来了傅彬然借给他的《论持久战》。

　　他翻开书，指着其中一段说："你们看，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不是空口说白话，是分析了中国和日本的力量对比得出的结论。

　　日本是小国，退步，寡助；中国是大国，进步，多助。所以，中国不会亡，但也不能速胜。"

　　喻家福是个沉默寡言的青年，来自资源山区。他皱着眉头说："可是，国民党不是说'速胜论'吗？说三个月就能打败日本。我表哥在部队，他说前线打得可惨了。要是真相信速胜论，那就是自欺欺人。""那是骗人的，"郑震插话。他是五班的学生，年纪虽小，却很有主见，"我看过一份传单，说国民党有些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限制民众运动。这和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何鸿德心中一动："什么传单？哪里来的？"郑震犹豫了一下："是我一个亲戚从桂林带来的，说是地下党散发的。上面说，共产党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打了很多胜仗。但国民党却处处限制他们，甚至搞摩擦。"大家沉默了。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虽然唐校长提倡思想自由，但公开谈论国共矛盾，还是有风险的。

　　植恒钦打破了沉默："不管谁说的对，有一点是肯定的：只有发动群众，全民抗战，才能救中国。光靠政府和军队，是不行的。陶行知先生说的'生活即教育'，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到民众中去，唤醒他们，组织他们。"

　　"对！"曾金全说，他是五班的学生，来自阳朔农村，"我老家的人，很多连日本鬼子在哪里都不知道，更别说抗日了。我们要去告诉他们，国家危亡，匹夫有责！"

　　何鸿德总结道："我们读书小组，首先要自己学好，然后要向周围同学宣传，推动团结进步。但有一条：不对外公开成员名字，不暴露我们的组织。这是为了安全，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大家都同意。就这样，桂师第一个读书小组正式开始了活动。

　　在杨晦、傅彬然等进步教师的指导下，读书小组的学习越来越深入。他们开始专题讨论："社会发展与中国社会的性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每次讨论，都像是思想的碰撞，火花四溅。

　　一次，他们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时。苏元章提出："中国到底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

　　何鸿德说："我觉得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势力统治，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压制。所以，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那革命的前途呢？"郑震问，"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更难回答。大家争论了很久，最后何鸿德说："按照《新民主主义论》的说法，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完成第一步，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这些讨论，在当时的桂师是很大胆的。大都得益于唐现之校长营造的宽松氛围，学生们可以相对自由地探讨这些问题。当然，他们也知道分寸，从不公开张扬，只在可靠的小范围内进行。

　　读书小组的影响也在扩大。成员们向周围的同学推荐书籍，介绍学习心得，不知不觉间，进步的思想像涟漪一样在校园里扩散。到民国二十八年，读书小组已经发展到十几个人，成为学校进步活动的核心力量。

　　六、小先生运动

　　陶行知的来访，不仅带来了思想的启迪，还带来了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小先生制"。

　　所谓"小先生"，就是让学生去教民众，把学校里的知识传播到社会中去。在抗战的背景下，这成为了动员民众、宣传抗日的有效方式。

　　在学校的倡导下，桂师学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小先生"活动。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深入附近的农村，办夜校，教农民识字，宣传抗日道理。

　　何鸿德和读书小组的成员们是这项活动的积极分子。每个周末，他们都会走十几里山路，到附近的村庄去。大岭心村、福村、两江镇……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民国二十八年春的一个夜晚，何鸿德在福村的一所祠堂里给农民上课。昏暗的油灯下，二十多个农民围坐在一起，有老汉，有青年，还有抱着孩子的妇女。

　　"各位乡亲，"何鸿德用桂林话讲道，"今天教大家认三个字：中、国、人。"

　　他在一块临时找来的木板上写下“中、国、人”这三个字，然后讲解："我们是中国人，日本鬼子要来占领我们的土地，杀害我们的同胞，我们能答应吗？"

　　"不答应！"农民们齐声喊道。

　　"对！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何鸿德接着教他们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歌声在夜空中回荡，许多农民眼中含着泪水。一位老汉拉着何鸿德的手说："先生，你们讲的这些道理，我们以前从来不知道。原来国家是我们大家的，不是皇帝老崽的。"

　　这样的场景，在桂师学生中比比皆是。他们不仅教农民识字，还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成立农会，改善生活。一些学生甚至长期住在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成为了真正的"农民之友"。

　　植恒钦在一次活动中，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农民。那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名叫李大山，红军路过广西桂北时曾经参加过红军，后来失散了，回到家乡务农。植恒钦和他聊了很久，听他讲述红军的故事：官兵平等，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做主……

　　"那后来呢？"植恒钦问，"红军到哪里去了？"

　　"长征了，去了陕北，"李大山说，"现在叫八路军，在敌后打鬼子。我多想去找他们啊，但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走不开。"

　　植恒钦把这件事告诉了何鸿德。两人意识到，农村里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那些受过红军影响的农民，那些饱受压迫的贫苦大众，只要组织起来，就是抗日的伟大力量。

　　"我们要把'小先生'活动深入下去，"何鸿德说，"不仅要教书识字，还要了解农民的需求，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赢得他们的信任，才能动员他们参加抗日。"

　　读书小组的成员们开始分工：有人负责办夜校，有人负责调查农村情况，有人负责联络进步农民。他们把这些情况整理成报告，通过杨晦等教师，传递给地下党。

　　"小先生"运动的意义，远不止于抗日宣传。对于学生们自己来说，这是与工农结合的初步实践，是改造世界观的重要一课。许多学生通过这次活动，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民众"，什么是"革命"，为他们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七、风雨欲来

　　民国三十九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从积极抗日转向反共。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十九日，国民政府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确立“管教养卫”合一的新县制，并于民国二十九年起逐步在全国实施。民国二十八年国民党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民国三十一年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明确规定："各级学校教员都必须担任党务工作"，教师被纳入国民党党务体系，要求为党服务。

　　在国统区逐日加强了对共产党的防范和镇压。桂林，这个曾经的"文化城"，气氛也日渐紧张。

　　桂师的进步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国民党、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学校建立了组织，一些思想反动的学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监视进步师生的活动，向上面打小报告，甚至公开攻击读书小组是"赤化组织"。

　　一天，何鸿德在图书馆看书，一个陌生的学生走过来，阴阳怪气地说："何同学，听说你们经常读一些禁书？小心被特务抓去啊。"

　　何鸿德抬起头，平静地说："我读的是《大公报》《广西日报》，都是政府批准的报纸。同学说的是什么禁书？"

　　那人碰了个软钉子，悻悻地走了。何鸿德意识到，斗争已经公开化了，必须更加小心。

　　但是，由于唐现之校长坚持民主进步的办学方针、中共地下党的暗中组织引导，桂师的进步势力仍然占据绝对优势。读书小组的活动虽然转入了更加秘密的状态，但从未停止。

　　民国二十九年以后，按照地下党的安排，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教师队伍来了不少共产党员。桂师也有了新的变化。

　　民国二十九年上半年，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了：共产党也开始直接向桂师派遣党员，以对付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当时周恩来、邓颖超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负责人，领导整个南方国统区的地下工作。

　　与周恩来有直接联系的陈啸天组织周白、郭文杰、白凤山、王河天、唐肇华……这些地下党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来到桂师任教。他们中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导师，表面上与其他教师无异，实际上肩负着特殊的使命。

　　唐肇华担任简师班导师，他年轻热情，很快与学生打成一片。郭文杰和王河天先后担任第六班导师，他们特别注意在班级中培养积极分子。陈啸天担任第七班导师，他学识渊博，讲课生动，深受学生爱戴。

　　这些党员教师的到来，为桂师的进步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不仅自己传播进步思想，还秘密地物色、发展党员。1941年2月，市委委员陈奕江发展第六班学生陈赐珍入党。

　　八、两个党支部

　　民国三十一年春，桂师的地下党组织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一批从广西学生军撤下来的进步青年，通过各种渠道来到桂师读书。其中，有两位已经在学生军中入党的青年——肖辛戎（又名肖雷）和欧维端。他们与先期入校的毛文彦、陈赐珍汇合，使桂师的党员人数增加到五人。中共桂林市委认为，在桂师建立党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

　　但是，考虑到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为了确保安全，决定采取特殊的组织形式：建立两个互不发生横向关系的平行党支部。一个支部由市委书记罗文坤直接领导，支部书记为毛文彦，副书记为肖雷。另一个支部由市委委员陈奕江领导，负责人为欧维端，陈赐珍、王璇（七班学生）由陈奕江个别联系。这种"双轨制"的组织形式，体现了中共地下党在白色恐怖下的高度警惕性。

　　两个支部的党员虽然知道彼此的存在，但从不发生组织上的联系，只是凭相互的了解，在工作中默契配合。

　　党员教师们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陈啸天、王河天、郭文杰、白凤山、肖克勤等人，虽然不与学生支部发生横向关系，但在教学活动中给予指导和协助，成为学生党员的精神支柱。

　　两个支部建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健全全校核心领导小组和建立各班核心组，将全校的学生进步活动置于中共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之下。

　　民国三十一年春，十一班新生入校，核心领导小组增加了肖辛戎（肖雷）、欧维端、刘流、赵桂器等人。每个班都建立了核心组。

　　第五班核心组由郑震任组长，成员有陈魁、蒋念洁、傅一屏、邓程章、吴培梅、曹曼山、于钿、谢贤忠等。

　　第六班核心组由梁嗣学任组长，成员有陈赐珍、曾金全、唐志敬、肖含芳等。

　　第七班核心组由谢敦俊任组长，成员有邓崇济、陆支礼、王璇、王新国、唐震雄、陈士发、王居礼、谭月籁等。

　　第八、九班核心组由吴腾芳任组长，成员有蒋昌斌、蒋光密、王介民、唐耀星等。

　　第十班核心组由何彦常任组长，成员有毛文彦、文良儒、陈钜、阳至冠等。

　　第十一班核心组由肖辛戎任组长，成员有赵桂器、邓仲槐、欧维端、刘流等。

　　这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全校性的问题，由校核心组统一研究决定，传达到各班核心组；各班的事务，由各班核心组自行处理。所有活动都是秘密的，外人看不出任何痕迹。

　　毛文彦负责指导第五、六、七、十班的工作，肖辛戎和欧维端负责指导第八、九、十一、十二班和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九、理论武装

　　党支部建立后，特别重视党员和积极分子的理论武装。他们认为，青年学生要走上革命道路，必须树立自觉的革命人生观，而这离不开系统的理论学习。

　　在学校当局对公开进步活动有所限制的情况下，党支部采取了更加隐蔽的学习形式：秘密读书小组。这些读书小组由党员和进步学生发起，串联可靠的进步同学参加，多数在校外的树林中活动。

　　学习方法是：选定几本书，订出学习计划，个人自学做笔记，每两周左右进行一次集体讨论，有中心发言人，有讨论题目。读什么书？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当时称《论青年修养》），张闻天的《论待人接物》，还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

　　讨论什么问题？"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中国社会性质及革命任务、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途"等等。第十班的一个读书小组，经常在漓江边的竹林里聚会。

　　组长何彦常是个沉稳的青年，善于引导讨论。一次，他们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有人说，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何彦常开场说，"你们觉得呢？"毛文彦发言："中国的情况特殊。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封建势力又太强大。历史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那社会主义呢？"一个组员问。"中国这么落后，能实现社会主义吗？"

　　"革命要分两步走，"毛文彦解释道，"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的。"

　　“我十分赞同毛文彦的观点”吴腾芳举双手赞成。这样的讨论，不仅提高了理论水平，也坚定了革命信念。参加学习组的同学，后来大多成为了党的骨干力量。

　　十、掌握三青团

　　民国三十二年上半年，国民党当局责令桂师扩大三青团组织，建立三青团分部，企图以此限制桂师进步力量的发展，与中共地下党争夺青年学生。

　　面对这一新的挑战，桂师党组织已改由灵川特支领导。灵川特支书记阳雄飞和副书记吴腾芳研究后，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策略：打入、渗透、限制、掌握。"既然他们要建立三青团，我们就派人进去，"阳雄飞说，"通过选举夺取领导权，把三青团变成我们控制的组织，至少也要让它名存实亡。"

　　这个策略得到了省工委交通员肖雷的同意。随后，副书记吴腾芳和进步骨干袁汝森在进步学生中进行动员，明确布置了"打入敌人组织，夺取其领导权，以达到破坏敌人组织的目的"的任务。

　　一部分进步学生在地下党的安排下，"自愿"加入了三青团。在选举中，他们利用人数优势，成功夺取了三青团分部的领导权。进步学生张荣昌担任了三青团分部书记，蔡纯华、黎家驿等也在分部任职。

　　吴腾芳还跟张荣昌说：“三青团开展任何活动前，都要请你事先和我商量。”实际上，桂师的三青团分部完全处于中共地下党的控制之下。

　　这一策略取得了奇效。三青团在桂师的发展被有效遏制，其反动宣传也失去了市场。一些原本思想动摇的学生，看到三青团头目谢荣祖（十一班学生）的嚣张气焰被挫败，纷纷向进步同学靠拢。谢荣祖每次发表反动言论，立即受到进步同学的驳斥，在生活上也被孤立，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休学离校。

　　这次斗争的成功，体现了地下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不是简单地对抗，而是巧妙地利用敌人的组织形式，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旧瓶装新酒"的策略，在后来的斗争中被多次运用。

　　十一、驱蒋学潮

　　民国三十二年春，桂师发生了校长更迭。汤松年被迫辞职，省教育厅派蒋宗耀接任校长。蒋宗耀秉承教育厅的意旨，对学校师生的进步活动实行高压政策：不准学生看进步书籍，不准召开进步的讨论会，不准进步教师作时事政治报告，甚至连学生买的进步书刊也要没收。这不但使进步师生感到窒息，也给地下党的活动带来了阻碍。

　　“桂师”地下党支部决定：发动一场学潮，把这个反动校长赶出去。

　　民国三十二年春天，义江的水还带着寒意。

　　两江镇大岭心村周围的山峰——十八灶、石狮旗、三星望旗——像三道沉默的屏障，将这所乡村师范与战火纷飞的尘世暂时隔开。但此刻，校园里的空气比山外的硝烟更令人窒息。

　　"又不准了。"

　　国文教师陈啸天推开教员休息室的门，将一叠油印讲义摔在桌上。讲义首页印着丰子恺当年讲授的《吃瓜子》，旁边是他手写的批注："消闲误国，实干兴邦。"

　　"什么不准了？"数学教师郭文杰抬起头，眼镜滑到鼻尖上。

　　"时事报告。蒋校长说，教育厅有令，任何教师不得作政治性讲演。"陈啸天冷笑一声，"我讲的不过是'抗战必胜，消闲误国，建国必成'，这算那门政治？"

　　窗外传来一阵喧哗。几个学生围在布告栏前，指指点点。陈啸天走近一看，是新贴出的告示：

　　校长手谕

　　查近来有学生私藏违禁书刊，甚有传播赤化思想者。自即日起，凡《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一律没收，违者记大过处分。

校长蒋宗耀

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五日

　　"蒋宗耀……"陈啸天低声念出这个名字，像含了一口苦药。

　　蒋宗耀是年初接任的校长。前任校长汤松年虽是国民党员，却开明宽厚，默许地下党的活动。而这位新校长一到任，就带来了教育厅的"清党"指令。进步教师被监视，学生读书会解散，连图书馆的《鲁迅全集》都被锁进了储藏室。

　　"这是要憋死我们。"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陈啸天回头，看见教导主任李文松。他手里拿着一本被撕去封面的《论持久战》，书页边缘已经卷了边。

　　"学生们什么反应？"陈啸天问。

　　"憋着一口气。"李文松压低声音，"秦振那帮年青人，已经在商量对策了。"

　　四月的夜晚，义江水声潺潺。

　　大岭心村东头的桂花树下，三个人影聚在一起。江水在月光下泛着银光，远处的山影黑黢黢的，像伏兽。

　　"情况就是这样。"阳雄飞蹲在一块青石板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一块鹅卵石。他是中共灵川特支负责人，三十出头，脸庞清瘦，目光却像山鹰般锐利。"蒋宗耀是教育厅派来的打手，专门来'清共'的。我们得把他弄走。"

　　"直接揭露他的政治背景？"吴腾芳问。他今年才二十出头，现在是以学生身份潜伏在校的中共地下党员。

　　"不行。"另一个声音响起。说话的是肖雷，省工委的交通员，刚从桂林市区赶来，布鞋上还沾着山道的泥。"蒋宗耀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我们一喊政治口号，他正好抓人，说我们'煽动学潮，破坏抗战'。"

　　"那怎么办？"吴腾芳皱眉，"眼睁睁看着他掐死我们？"

　　阳雄飞将鹅卵石扔进江心，"咚"的一声，水花四溅。

　　"查他的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

　　"蒋宗耀这个人，贪婪成性。"阳雄飞冷笑，"他以为到了这山旮旯里，没人管得着。我们偏要让他知道，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压低声音，详细说明了策略：不喊政治口号，只抓贪污腐败；争取社会同情，特别是李宗仁亲属和地方开明士绅；通过合法形式——成立伙食清算委员会——掌握确凿证据。

　　"记住，"阳雄飞环视两人，"我们的目标是赶人，不是暴露。要让蒋宗耀自己把自己绊倒。"

　　五月的“桂师”，草木葱茏。

　　"全校同学注意！全校同学注意！"

　　清晨，学生自治会的广播喇叭突然响起，惊飞了树梢的麻雀。广播员是女生梁衡芳，声音清脆却带着压抑的愤怒：

　　"兹有紧急事宜通告：经查，本学期膳米发放存在严重问题。部分同学反映，所领米粒霉变，且有克扣分量现象。经各班代表商议，决定成立'伙食清算委员会'，彻查学校账目。请各班立即推选代表，于今日午后在大礼堂开会！"

　　消息像长了翅膀，瞬间传遍校园。

　　"终于来了！"秦振猛地从床上坐起。他是八班的学生，身材魁梧，浓眉大眼，是进步学生中的骨干。他迅速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学生装，将一叠准备好的材料塞进书包。

　　大礼堂里人头攒动。两百多名学生挤满了座位，连窗台上都坐着人。讲台上，秦振和徐家兴并肩而立，身后挂着一条横幅："清查账目，还我膳米"。

　　"同学们！"秦振的声音洪亮，"我们师范生，将来要当小学教师，要教育下一代。可是今天，我们连自己的饭碗都保不住！"

　　他举起一本账册，"这是我从总务处'借'出来的膳米调拨单。大家看——"他指着上面的数字，"省财政厅拨给我们的是上等糙米，一百斤三百六十元。可是蒋校长在荔浦以一百斤四百二十元卖出，再在我们临桂以一百斤二百八十元买回陈米！这一进一出，差价去哪了？"

　　台下哗然。

　　"还有更狠的！"徐家兴接过话头，他是灵川人，说话带着本地口音，"上学期我们节省下来的膳米，有三万多斤！蒋校长说，'充作学校建设基金'。什么建设？建了谁的腰包？"

　　"清查！清查！"学生们齐声高喊。

　　最终，大会选举产生了伙食清算委员会：委员长秦振，副委员长徐家兴，委员由各班级推选。散会后，秦振故意从蒋宗耀的办公室窗前走过，看见那位新校长正站在窗边，脸色铁青。

　　清算委员会的工作紧张而秘密地进行着。

　　总务处的老会计周先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起初不肯配合。"蒋校长会杀了我的……"他哆嗦着说。

　　"周会计，"秦振和颜悦色地递过一杯茶，"您在这学校多少年了？"

　　"五、五年了。从唐现之校长那时候就在。"

　　"唐校长待您如何？"

　　"唐校长……"老会计的眼圈红了，"唐校长是好人哪。那时候学校穷，他把自己的薪水都贴出来买米……"

　　"现在呢？"秦振的声音低沉下来，"蒋校长来了半年，您看他做过一件为学校的事吗？"

　　老会计沉默良久，终于从抽屉深处摸出一串钥匙，"账册……在里屋的柜子里。你们……你们小心点。"

　　查账的结果令人震惊：

　　第一笔账：蒋宗耀利用"调拨"之名，将省厅拨给学生的膳米在荔浦高价卖出，再于临桂低价购回陈米，又向省政府报销运费。半年间，贪污差价达四万七千余元。

　　第二笔账：蒋宗耀利用学生助学金套购大米，囤积居奇。1943年春，桂林米价飞涨，他将囤积之米高价抛出，获利三万余元。

　　第三笔账：上学期学生节余膳米三万一千余斤，被蒋宗耀私自侵吞，拒不归还。

　　"三万多斤……"徐家兴算着账，"按当时市价，够全校师生三个的伙食费！"

　　秦振将证据材料一份份整理出来，用毛笔誊写在毛边纸上。窗外，义江的流水声彻夜不息，像是在为这场无声的斗争伴奏。

　　六月的一个闷热的午后，清算委员会向蒋宗耀提交了《查账报告》，要求他将贪污的节余膳米折卖成现款发还学生。

　　蒋宗耀的办公室里，空气凝固得像胶。

　　"你们……你们这是造反！"蒋宗耀的脸涨得通红，手指颤抖地指着秦振，"我是校长！是教育厅任命的校长！你们这些毛孩子，敢查我的账？"

　　"校长，"秦振站得笔直，声音不卑不亢，"我们不是造反，是依理行事。这三万多斤膳米，是同学们从口里省下来的。您身为校长，理应爱护学生，为何反而侵吞？"

　　"胡说！那是学校建设基金！"

　　"建设什么？"徐家兴从人群中走出，手里拿着一叠照片，"我们拍了照，学校的新建工程只有两处：一是您办公室的木地板，二是您宿舍的洋铁皮屋顶。这三万多斤米，就建了这两样东西？"

　　蒋宗耀语塞，随即暴怒："滚！都给我滚！你们这些赤色分子，我要开除你们！"

　　消息传开，全校沸腾。

　　"同学们！同学们！"秦振站在大礼堂的讲台上，声音嘶哑，"蒋校长不仅拒绝归还膳米，还要开除我们！我们怎么办？"

　　"罢课！罢课！"台下响起雷鸣般的回应。

　　第二天清晨，桂师校园空了。学生们走出课堂，聚集在蒋宗耀的住所——那座带洋铁皮屋顶的小楼周围。有人敲着脸盆，有人喊着口号，更多的只是沉默地站着，用目光表达愤怒。

　　蒋宗耀试图从后门溜走。他换了一身便装，提着皮箱，刚出后门，就被几个学生拦住了。

　　"校长，您去哪？"秦振堵在路中央，身后是黑压压的人群。

　　蒋宗耀脸色煞白，皮箱"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学潮持续了七天。

　　省教育厅派来了督学，扬言要"严惩肇事学生"。但让他们意外的是，事态并没有按常规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桂林大公报》发表了署名"本报记者"的文章：《乡村师范惊现贪腐，三万余斤膳米下落不明》。文章没有提及政治，只是详细列举了蒋宗耀的经济问题，最后问道："抗战艰难，教育濒危，为何还有人发国难财？"

　　更令教育厅头疼的是，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过问了此事。

　　因为郭德洁女士所创办的儿童教养院离“桂师”很近，蒋宗耀的经济问题闹得沸沸扬扬，难免有所耳闻。更要命的是中共地下党通过社会关系，将材料送到了郭德洁女士手中，材料里不仅有蒋宗耀的贪污证据，还有他克扣学生助学金、导致多名贫寒学生辍学的详情。

　　郭德洁女士鉴察此事，通过亲信传话给教育厅："蒋宗耀这样的人，败坏党国声誉，留着何用？"

　　"德洁女士很关心家乡教育。"那位传话的人意味深长地说，"她说，这样的校长，换了也罢。"

　　与此同时，临桂县的开明士绅、两江镇的商会会长、甚至大岭心村的保甲长，都纷纷为学生鸣不平。蒋宗耀陷入了泥沼无法自拔。

　　省教育厅虽然想官官相护，但也被迫让步：撤换学校总务主任，答应将清算出来的三万多斤膳米折成现款归还学生。

　　但蒋宗耀不甘心。暑假期间，他利用学生回家的机会，突然贴出布告，开除秦振、徐家兴等十二名"闹事学生"。

　　九月开学，桂师校园里的桂花开了，香气浓郁得化不开。

　　被开除的学生中，有七人返校。他们一进校门，就被进步同学围住。

　　"蒋宗耀还在！"徐家兴咬牙切齿，"他不仅没走，还变本加厉！"

　　原来，蒋宗耀以为暑假一过，风潮平息，又可以作威作福。他甚至放话："我要一个个收拾这些共产党！"

　　"那就再罢一次课！"秦振说。他已经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

　　第二次罢课来得更猛烈。这一次，不仅是学生，连部分教师也加入了。陈啸天、郭文杰、李文松等进步教师联名致信教育厅，要求收回成命，彻查蒋宗耀。

　　"我们不是要闹事，"陈啸天在教员会议上说，"是要公道。蒋宗耀贪污有据，开除学生无理。这样的校长，如何服众？"

　　会议室内，几位老教授沉默良久，最终也在联名信上签了字。

　　压力最终传导到了重庆。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接到李宗仁办公厅的电话，语气很平淡："桂师的事，要注意影响。抗战时期，稳定第一。"

　　民国三十二年深秋，蒋宗耀灰溜溜地离开了大岭心村。据说他走时，皮箱里装满了学生的控诉信，却带不走那三万多斤膳米折成的现款——那笔钱，最终发还给了学生。

　　学潮胜利后，秦振和徐家兴在义江边散步。

　　"这次胜利，代价不小。"徐家兴说。他的脸色有些苍白，暑假期间曾因劳累过度病倒。

　　"但值得。"秦振望着江水，"我们证明了，只要团结起来，反动派是可以打败的。"

　　"下一步呢？"

　　"下一步……"秦振笑了，"当然是把这三万多斤米的经验，教给更多的同学。"

　　远处，三星望旗的山峰在暮色中若隐若现。山脚下，桂师的教室里亮起了灯火，新的校长即将到任，而地下党的活动，在更深的地下继续着。

　　义江依旧向南流，带着大岭心村的故事，流向远方。

　　十二、"七·九"事变

　　民国三十一年夏，国民党桂系军阀撕下了容共抗日的假面具，在广西掀起了反共逆流。

　　七月九日，桂林发生了震惊省内外的"七·九"反革命事变。由于叛徒郭潜（原中共南委组织部长）和梁耀宝的出卖，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遭到严重破坏。省工委副书记苏蔓、妇女部长兼市委书记罗文坤、中共中央南委驻桂林特别交通员张海萍等一批共产党员被捕，广西和桂林市的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

　　消息传到桂师，党员们震惊之余，迅速采取应变措施。根据省工委"平时已暴露或可能暴露的党员迅速撤离"的指示，毛文彦、肖雷接到通知后立即离开了桂师；欧维端、陈赐珍、刘流接到陈奕江的转移通知后，也迅速撤离；教师党员白凤山等也被迫易地工作。一夜之间，“桂师”的地下党组织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大部分党员转移，只剩下少数未暴露的党员和大量进步骨干。白色恐怖笼罩着校园。

　　在这危急关头，毛文彦在撤离前做出了一个重要安排。他与肖辛戎商量，决定发展邓崇济入党，并指定他与未暴露的党员郑震、曾金全成立党小组，由邓崇济任组长，继续坚持斗争。

　　民国三十一年八月，毛文彦专程到全州，在秘密中发展了邓崇济为共产党员。邓崇济，这个在驱蒋学潮中表现突出的青年，从此肩负起了领导桂师地下党的重任。

　　同年冬，省工委将桂师的党组织关系交给阳雄飞领导。阳雄飞和党小组研究后，根据"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决定采取新的工作方法：

　　1、暂时停止发展组织，但继续培养建党对象，严格考查，留待适当时机吸收；

　　2、恢复和调整校、班核心领导小组，继续领导全校进步活动；

　　3、采取更加隐蔽的学习形式，由各县同乡会出面组织学习，避免引起注意；

　　4、继续掌握学生自治会领导权，利用合法形式开展活动；

　　5、教师党员钱闻、葛琳（女）、钟士民也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来校任教。他们虽不与学生党小组发生横向关系，但在教学活动中继续支持进步学生。

　　钱闻在作《关于中国文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专题报告时，巧妙地指出：民主、进步、科学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方向，在文化上搞封建法西斯专政是反动的、行不通的。这给了学生很大的鼓舞。

　　吴腾芳在加入中共地下党之前，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追寻过程。他在桂林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受到学校党组织的教育和培养，决心跟党走。为了找到党组织，他几次找中共党员都没找到。

　　当年的两个地下党支部的建立为吴腾芳寻求中共地下党创造了最好的时机。

　　民国三十二年二月，中共广西省工委政治交通员肖雷（辛戎）发展第九班学生吴腾芳入党，并派他回桂师继续上学和工作。

　　吴腾芳后来成为“桂师”中共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桂师的地下党保存了力量，坚持了斗争，保持了学校民主进步的风气。这段经历证明，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正确的策略，革命力量就能够在白色恐怖中生存发展。

　　十三、灵川特支

　　民国三十二年五月，“桂师”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迎来了新的领导体制。根据中共广西省工委的指示，成立中共灵川特别支部，将灵川和桂师的党的工作统一领导。阳雄飞任特支书记，吴腾芳任副书记，具体分管桂师工作。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从此，桂师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点，而是与灵川地区的革命斗争紧密联系，成为桂北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灵川特支对桂师工作高度重视。他们认为，“桂师”是培养革命青年的重要基地，必须加强对学生思想教育的领导。

　　中共灵川特别支部决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加强对读书小组的领导上。"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必须有一个自觉的革命人生观，"阳雄飞说，"这需要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改造世界观，树立与工农结合的思想。通过读书小组，组织学生学习革命理论，联系中国现实，才能解决世界观的问题。"

　　在中共灵川特别支部的指导下，桂师的读书小组活动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哲学、政治经济学，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途"、"中国革命的动力和方向"等问题。

　　民国三十二年，正值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党内传来了二十多份整风文件，包括《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特支书记阳雄飞亲自拟就学习提纲，由吴腾芳带回桂师，组织党员和部分进步骨干学习讨论。经过系统学习，党员和骨干的思想修养与理论水平普遍提高。这为他们日后从事更艰巨的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十四、暑宣队

　　（一）风雨欲来

　　民国三十三年夏，湘桂线上的铁轨在烈日下泛着刺目的白光。

　　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校园里，梧桐树的叶子被晒得卷曲，蝉鸣声嘶力竭，仿佛预感到什么。吴腾芳站在教导处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那是灵川特支刚刚派人送来的指示。

　　"桂师暑期抗日宣传队"——他默念着这个名称，感到一股热流从胸腔涌起。三个月前，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郑州、长沙相继沦陷，衡阳守军正在血战。桂林城里，达官贵人早已携家携口西逃，而省工委书记钱兴同志却在这时候指示：要积极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建立以桂北海洋山为中心的桂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腾芳同志。"

　　身后传来低沉的声音。吴腾芳回头，看见教导主任钱渭川站在走廊阴影里，这位四十出头的地下党员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斯文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火热的心。

　　"渭川同志，特支的指示下来了。"吴腾芳压低声音，"要组织暑宣队，到桂北各县宣传发动群众，为建立游击根据地做准备。"

　　钱渭川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好。校长那边我去说，汤有雁校长虽然还不是党员，但民族大义面前，他会支持的。教师里，李文松同志可以配合。学生中，王和琴、梁衡芳这些积极分子都可以动员。"

　　"特支指定要陈扬华、郑镜南、阳至冠、陈钜参加。"吴腾芳说，"陈扬华和郑镜南是党员，可以负责队内组织工作。"

　　"陈钜那孩子……"钱渭川沉吟道，"他是当地人，熟悉桂北民情，是个合适人选。只是性格刚烈，你要多引导。"

　　正说着，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大步走来，浓眉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听说要组织暑宣队？算我一个！"

　　正是陈钜。他身后跟着几个学生，有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陈扬华，有面容清秀却目光坚毅的郑镜南，还有身材瘦高、沉默寡言的阳至冠。

　　吴腾芳看着这些年轻人，他们最大的不过二十三岁，最小的才十九岁。在和平年代，他们本该在教室里诵读诗文，在义江畔吟风弄月。但国难当头，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可能通往死亡，却必将通向光明的路。

　　"好。"吴腾芳重重地拍了拍陈钜的肩膀，"我们都要去。但这不是游山玩水，是要到敌后去，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你们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几个年轻人异口同声。

　　陈扬华推了推眼镜，轻声说："日军已经过了汨罗江。如果我们现在不站出来，等到日军铁蹄踏破桂林，我们就真的成了亡国奴了。"

　　郑镜南握紧拳头："我爸爸当年参加过北伐，他说过，好男儿当为国捐躯。我虽是一介书生，也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

　　阳至冠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这个来自灌阳山区的青年，有着山里人特有的质朴和倔强。

　　吴腾芳深吸一口气："好。那我们就干一场！"

　　（二）集结号

　　七月八日清晨，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大门前，五十多名青年学生整装待发。

　　他们穿着统一的灰色土布制服，背着简单的行囊，行囊里装着换洗衣物、笔记本，还有最重要的武器——油印机、蜡纸、油墨、传单，以及几箱从图书馆借来的进步书籍。每个人腰间都别着一把油纸伞，这是南方雨季的必需品，也是他们唯一的"防身武器"。

　　校长汤有雁亲自来送行。这位五十多岁的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本可以躲在后方安享太平，却选择留在这危城之中。他看着眼前这些年轻的面孔，声音有些哽咽："同学们，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日之国难，甚于明末清初，甚于鸦片战争。你们此去，是要唤醒民众，是要保存中华文化的火种。我汤有雁，以有你们这样的学生为荣！"

　　说罢，他深深鞠了一躬。

　　队伍中响起热烈的掌声。王和琴，这个来自融水县城里的女学生，眼里闪着泪光。她本可以跟着家人去重庆避难，却偷偷留了下来。梁衡芳站在她身边，紧紧握着她的手——她们是室友，也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吴腾芳站在队伍前面，展开一张手绘的地图："同志们，我们的路线是：从桂林出发，经灵川、兴安、全州、灌阳，最后返回灵川。全程约四百里，历时四十天。我们要在每一站开展抗日宣传，发动群众，调查民情地形，为将来的游击战做准备。"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个人："记住，我们是宣传队，不是战斗队。我们的武器是传单和演讲，不是枪炮。遇到日军，首要任务是保存自己，转移群众。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五十多个声音汇成一股洪流。

　　"出发！"

　　队伍沿着湘桂铁路向北行进。七月的桂北，稻田如绿色的海洋，远处的喀斯特山峰在薄雾中若隐若现。若不是远处偶尔传来的防空警报，这几乎是一幅田园牧歌般的画卷。

　　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宁静即将被打破。

　　（三）灵川初战

　　第一天的目的地是灵川县城南藩表证中心校。

　　傍晚时分，队伍抵达时，发现校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三十出头，穿着粗布短褂，像个乡下教书先生；另一个二十五六，身材结实，目光锐利如鹰。

　　"吴腾芳同志？"那"教书先生"迎上来，低声问道。

　　"我是。您是……"

　　"灵川特支，全昭毅。"他简短地说，又指指身边的人，"这位是特支的阳雄飞同志。钱兴书记让我们来接应你们。"

　　吴腾芳心头一热。在这白色恐怖的年代，地下党员之间往往互不相识，一旦接上头，便是生死之交。

　　南藩表证中心校的教室里，油灯如豆。全昭毅和阳雄飞带来了最新的战报：衡阳保卫战已经持续四十多天，方先觉将军的第十军仍在血战；而桂林城里，国民党当局已经开始疏散，人心惶惶。

　　"你们的任务很明确，"全昭毅说，"一是宣传，二是调查绘制标注地图，三是播种。所谓播种，就是要在群众中留下抗日的火种，为将来组建游击队做准备。"

　　阳雄飞展开一张手绘地图："这是灵川、兴安、全州、灌阳四县的山川地形图。你们要注意记录哪里适合隐蔽，哪里有水源，哪里有群众基础。将来我们的游击队，就要依托这些大山和民众生存。"

　　陈钜凑过来看地图，突然指着一处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标注得这么详细？"

　　"海洋山，"阳雄飞眼中闪过一丝光芒，"钱兴书记指定的根据地中心。那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而且民风彪悍，有反抗传统。将来，我们要在那里建立桂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座谈持续到深夜。当其他队员都已睡下，吴腾芳、陈扬华、郑镜南三人被全昭毅留了下来。

　　"组织上决定，"全昭毅严肃地说，"在暑宣队内部建立党小组，陈扬华任组长，郑镜南任副组长。你们的任务是：第一，保证暑宣队的政治方向；第二，物色培养积极分子，为将来发展党员做准备；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压低声音，"保护好这些青年学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革命的种子，不能白白牺牲。"

　　陈扬华感到肩上的重担。他看着窗外月光下熟睡的年轻面孔，暗暗发誓：一定要把他们安全带出去，再安全带回来。

　　（四）三街灯火

　　七月十日，暑宣队进入灵川县城三街镇。

　　县城不大，三街镇自唐代龙朔二年（662年）起便是灵川县治所在地，因建有东、南、北三条主大街而得名。青石板路贯穿南北，两旁是青砖木柱骑楼。战争阴影下，店铺大多关门，街上行人稀少，只有几个老人坐在古樟树下，茫然地望着远方。

　　"先找桂师的同学。"吴腾芳说。

　　通过事先联系，他们找到了在灵川南藩表征中心小学教书的桂师毕业生刘志强。刘志强见到母校来人，激动得热泪盈眶，立刻张罗着打扫县城关帝庙前的戏台。

　　傍晚，关帝庙前人潮涌动。暑宣队的队员们分散在人群中，发放传单。王和琴带着几个女学生，教孩子们唱《义勇军进行曲》；陈钜和一个叫李大柱的壮汉一起，把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挂在庙前的旗杆上。

　　"乡亲们！"吴腾芳跳上临时搭起的木台，声音洪亮，"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东北，占了我们的华北，占了我们的华中，现在又要来占我们的广西！他们烧我们的房子，杀我们的亲人，抢我们的粮食，糟蹋我们的姐妹！我们该怎么办？"

　　台下一片沉默。一个老人颤巍巍地说："官府都跑了，我们老百姓能怎么办？"

　　"跑？"陈钜突然跳上台，声音如洪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爹爹（桂北地区方言对祖父称乎）说过，当年太平天国打过来，我们桂北人没有跑！军阀混战的时候，我们没有跑！如今鬼子来了，我们更不能跑！"

　　他指着地图："这是我们的广西！这是我们的桂林！这是我们的灵川！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先辈用血汗开垦的，凭什么让给东洋鬼子？"

　　台下开始骚动。一个中年汉子喊道："说得轻巧！我们没有枪，没有炮，拿什么跟鬼子打？"

　　"拿这个！"郑镜南举起一本厚厚的书，"拿我们的脑子！拿我们的团结！鬼子兵力有限，他们占得了城市，占不了乡村；占得了白天，占不了黑夜！只要我们村村联防，人人自卫，鬼子就是瞎子、聋子、瘸子！"

　　阳至冠走上台，用浓重的灵川本地口音说："我是山里人。我们灵川有句老话：'山高人胆大，林深兽难擒'。鬼子不熟悉我们的山，不熟悉我们的路，只要我们组织起来，利用地形，就能叫他们有来无回！"

　　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刘志强趁机上台，宣布成立"灵川抗日自卫后援会"，当场就有二十多个青壮年报名。

　　这一夜，关帝庙前的灯火彻夜不熄。

　　（五）潭下风云

　　七月十二日，暑宣队离开县城，向潭下圩进发。

　　潭下是灵川北部的一个圩镇，地处交通要道，也是桂北民团势力较强的地区。如何争取这些地方武装，是暑宣队面临的新课题。

　　队伍在烈日下行进了二十多里，到达潭下时已是黄昏。乡公所的门紧闭着，只有一个乡丁懒洋洋地坐在门槛上。

　　"我们是桂林师范暑期抗日宣传队，求见乡长。"吴腾芳上前交涉。

　　乡丁打量了他们一番，嘟囔着进去通报。半晌，一个穿着绸缎短褂、戴着瓜皮小帽的中年人踱出来，正是乡长黄德贵。

　　"哦，学生崽来宣传抗日？"黄德贵皮笑肉不笑，"好啊，抗日是好事。不过……"他压低声音，"如今局势复杂，你们年轻人不要乱说话，免得惹祸上身。"

　　吴腾芳心中一凛。这黄德贵话中有话，显然是在暗示什么。

　　果然，当晚在乡公所安排的住处，陈扬华带来了一个重要情报：黄德贵与国民党灵川县党部有联系，对共产党素有成见。更麻烦的是，潭下民团团长黄天霸是黄德贵的堂弟，手下有三十多条枪，是个地头蛇。

　　"怎么办？"郑镜南问，"如果硬来，恐怕会吃亏。"

　　吴腾芳沉思良久："我们换个思路。黄德贵怕的是'共产党'，不是'抗日'。我们就以纯学生的身份，只谈抗日，不谈其他。同时，争取民团中的下层士兵。"

　　第二天，暑宣队改变策略。他们不找乡长，而是直接到民团驻地——潭下祠堂，给士兵们演话剧、教唱歌。

　　陈钜编了一个短剧《放下你的鞭子》，自己扮演被日军追赶的难民，王和琴扮演卖唱姑娘。当演到日军士兵抢夺姑娘的包袱时，台下民团士兵中响起怒骂声。

　　"狗日的东洋鬼子！"一个满脸络腮胡的壮汉站起来，正是民团的一个小头目，叫张铁牛。

　　演出结束后，张铁牛主动找到吴腾芳："吴老师，你们说得对！我张铁牛虽然是个大老粗，但也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是鬼子真打到潭下，我第一个跟他拼命！"

　　通过张铁牛，暑宣队又联系上了几个民团中的下层军官。他们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对日军入侵有着切肤之痛。吴腾芳趁机提出"军民联防"的建议，得到他们的响应。

　　黄德贵见势不妙，想阻拦又不敢公开反对抗日，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临别时，他假惺惺地说："吴老师，你们年轻人有干劲，好啊。不过……"他压低声音，"我听说你们队伍里有'异党分子'，你们要小心啊。"

　　吴腾芳心中冷笑，面上却不动声色："黄乡长说笑了，我们都是桂师的学生，只谈抗日，不问其他。"

　　离开潭下时，张铁牛带着十几个民团士兵一直送到三里外的岔路口。他拉着吴腾芳的手说："吴老师，将来有用得着我张铁牛的地方，捎个信来，我随叫随到！"

　　这句话，吴腾芳记了一辈子。

　　（六）九屋之夜

　　七月十五日，暑宣队离开潭下圩、经枣木圩进入灵岩乡公所驻地九屋圩。

　　九屋地处山区，是灵川最北端的一个乡，再往前就是兴安县境。这里的地形复杂，山高林密，正是将来开展游击战的理想之地。

　　队伍住在九屋小学，这是一座建于清末的祠堂式学堂，青砖灰瓦，古朴庄重。校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秀才，叫周文博，早年参加过同盟会，虽然年迈，却精神矍铄。

　　"贵校来此，老夫不胜荣幸。"周文博捋着长须，"不瞒各位，老夫当年追随孙先生革命，最恨的就是列强侵华。如今日寇猖獗，正是我辈报国之时。"

　　当晚，周文博设宴招待暑宣队。席间，他谈起桂北民情："九屋一带，民风剽悍，自古多出义士。清末太平天国起事，这里便是重要兵源地；民初护国战争，此地青年踊跃参军。若组织得当，可成劲旅。"

　　吴腾芳趁机请教："周老先生，若以九屋为据点，开展游击战，您看是否可行？"

　　周文博沉吟片刻，起身取来一张泛黄的地图："这是老夫年轻时绘制的九屋山川图。你们看，九屋西北接兰田，东连潞江，西通公平山区，南扼灵川要道。进可攻，退可守，确是游击佳地。"

　　他指着一处山谷："此处叫'兰田堡'，四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进出，谷中有甘棠江的上游支流东江、西江，可饮千人。若在此建立营地，外人绝难发现。"

　　陈钜兴奋地说："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情报！"

　　周文博却叹了口气："不过，此地也有隐忧。九屋虽偏僻，却非世外桃源。乡中大户与官府勾结，百姓贫苦，若不能发动群众，游击战便成无根之木。"

　　这一夜，吴腾芳与周文博长谈至深夜。老人不仅提供了详细的地形情报，还开列了一份名单——九屋乡中同情抗日、可以团结的士绅和贫苦农民。

　　临别时，周文博送给暑宣队一面锦旗，上书"还我河山"四个大字，落款是"辛亥老人周文博"。

　　"老夫年迈，不能随诸位征战沙场，"老人颤巍巍地说，"但此心此志，与诸位同在。他日若建立根据地，老夫愿以残年，尽绵薄之力。"

　　吴腾芳双手接过锦旗，深深鞠躬："老先生高义，晚辈没齿难忘。他日若得胜利，必来向老先生报喜！"

　　（七）兴安风雨

　　七月十八日，暑宣队往东跨过越城岭山脉的德王岭进入兴安县境内小溶江汇入漓江处的大埠头村，然后沿湘桂公路到达兴安县城。

　　兴安是桂北重镇，湘江上游的界首渡口是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四大渡口之一，也是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渡过湘江的地方。十年前，这里曾血流成河。如今，战争的阴云再次笼罩这片土地。

　　民国三十三年六月下旬至七月初各路日军完成对衡阳的战略合围，七月衡阳保卫战正处于最激烈的阶段，第十军仍在死守衡阳，外围援军第六十二军等正在衡阳外围与日军展开争夺战，时进时退，试图解围。

　　民国三十三年六月下旬至七月，白崇禧与张发奎在桂林召开第四战区高级将领会议。值得注意的是，白崇禧七月份就开始将主力部队调离桂林，名义上是"机动作战"，实际上是为桂系保存实力，这导致后来桂林防守兵力空虚，军心动摇，为桂林保卫战的失败埋下伏笔。

　　此时兴安县城气氛更加紧张，桂系正规军尚未到位，街上只有本地保安团和民团人员，武器装备参差不齐，军纪堪忧，扰民甚烈，横征暴敛，欺压百姓。

　　见状，让暑宣队忧心忡忡。

　　先找张家玖校长。"吴腾芳说。

　　“张家玖校长秉持‘不问政治倾向、唯才是举’的办学理念，广泛招揽沦陷区学有专长的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在这一原则下，民国三十一年他还聘请了共产党员、左联作家杨纤如到校任教，承担《抗战文选》、《中国近代史》等课程教学，传播爱国思想”

　　通过联系，他们找到了兴安中学张家玖校长。张家玖校长见到吴腾芳，却面有难色："现在情况复杂。兴安城里进驻了保安团，团长姓马，是个铁杆反共分子。他放出话来，说发现有'赤化宣传者'，格杀勿论。你们这时候来……"

　　吴腾芳眉头紧锁，但很快镇定下来："我们是以学生身份来的，合法合理。只要不暴露政治面目，他抓不到把柄。"

　　"可是……"张校长欲言又止，"马团长有个副官，是我的同学，叫孙志高。他偷偷告诉我，马团长已经接到省党部密令，要监视桂师暑宣队，特别是注意其中有无'异党分子'。"

　　陈扬华推了推眼镜，冷静分析："这说明我们的行动已经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注意。但他们没有确凿证据，不敢公开镇压学生抗日活动。我们要更加谨慎，宣传内容要集中在'抗日'，避免敏感词汇。"

　　郑镜南握紧拳头："难道我们就这么束手束脚？"

　　"不，"吴腾芳眼中闪过一丝锋芒，"我们要更聪明地斗争。张校长，城里不能大张旗鼓，我们就到乡下去。兴安有哪些大乡？"

　　张校长想了想："大溶江、华江、漠川、白石，都是大乡。其中漠川、白石虽然偏远，但就在海洋山区，国民党势力较弱。"

　　"好，"吴腾芳拍板，"我们不在县城停留，直接去白石。张校长，你能否帮我们联系白石的桂师同学？"

　　张校长点头："白石小学有个教员叫秦孙焕，是秦家大院人，桂师毕业，应该可以帮忙。不过……"他犹豫了一下，"白石路途艰险，不仅要翻越大山还要走50多里崎岖山路，你们这些学生……"

　　"我们能行！"陈钜突然开口，声音洪亮，"红军长征时，八万多将士就在兴安界首突破湘江，血染山河。我们走这点山路算什么？"

　　提到红军长征，众人神色肃穆。十年前，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人类战争史上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如今，新的战斗即将开始。

　　当夜，暑宣队在兴安城外的一所破庙里宿营。吴腾芳召集党小组会议，传达特支的最新指示：由于战事紧张，原定四十天的宣传期可能要缩短，但任务必须完成，特别是海洋山一带的地形调查。

　　"我提议，"陈扬华说，"队伍分成两组。一组由吴腾芳带领，去大溶江、华江；另一组由我带领，去漠川、白石。白石乃边远山区，也最危险，党员应该去最危险的地方。"

　　"我跟你去白石！"陈钜、阳至冠同时说。

　　郑镜南说："我也去白石。大溶江一线相对安全，有吴腾芳和几个骨干就够了。"

　　吴腾芳沉思良久，终于点头："好。但记住，一旦遇到保安团，首要任务是保护群众，其次才是保存自己。我们是种子，不是炮灰。"

　　（八）海洋山之路

　　七月二十日，陈扬华率领二十人的小分队向白石进发。

　　白石位于兴安东南部，海洋山脉的核心区域，山高林密，人烟稀少。从兴安县城到白石乡公所治地鳌头，要走五十多里山路，其中二十里是在密林中穿行的羊肠小道。

　　队伍里除了陈钜、郑镜南、阳至冠三个党员，还有王和琴、梁衡芳等六个女学生，以及十几个男同学。临行前，吴腾芳特意叮嘱："白石是边远山区，那里还有少量瑶族、壮族少数民族居住，要注意民族政策。瑶族同胞长期受汉族地主欺压，对我们可能有戒心，要用真心换真心。"

　　第一天的路程相对平坦，沿着湘江源流海洋河溯流而上，傍晚到达一个叫"崔家"的小镇。

　　第二天，真正的考验开始了。从崔家到白石，要翻越海拔一800多米的海洋山支脉。山路陡峭，羊肠小道荆棘丛生，只能在荆棘丛中开路。

　　陈钜和阳至冠走在最前面，用柴刀砍开荆棘。七月酷暑，密林中闷热如蒸笼，蚊虫成群，每个人的脸上、手臂上都被咬得红肿。

　　"坚持住！"陈钜回头鼓励大家，"山顶有溪流，到那里休息！"

　　中午时分，队伍终于爬到山顶。这里有一片开阔的草地，一条清澈的溪流从石缝中涌出，形成一个小小的水潭。

　　"这里……"阳至冠突然蹲下身，仔细观察地面，"有人来过。"

　　陈扬华警觉起来："怎么看出来的？"

　　"这些草，"阳至冠指着被踩倒的灌木，"是最近才断的。而且你们看，这里有炭灰，还有这个——"他捡起一个空弹壳，"是步枪子弹壳，七七式，正规军的装备。"

　　郑镜南脸色一变："会不会是日军侦察兵？"

　　"不像，"阳至冠摇头，"日军还在湖南用的三八式步枪，弹壳不一样。这更像是……我们自己的部队。"

　　正说着，树林中突然传来一声低喝："不许动！举起手来！"

　　十几个穿着灰色军装的士兵从四面八方冒出来，枪口对准了暑宣队。为首的是一个年轻军官，二十七八岁，面容憔悴但目光锐利。

　　"你们是什么人？"军官厉声问。

　　陈扬华举起双手，镇定地回答："我们是桂林师范暑期抗日宣传队，去白石、漠川宣传抗日。请问长官是……"

　　军官打量了他们一番，目光在女学生身上停留了片刻，神色稍缓："宣传队？这个时候还宣传什么？"他苦笑一声，"衡阳快沦陷了，鬼子随时可能打到桂林。"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宣传！"陈钜忍不住说，"长官，你们是哪部分的？"

　　"哪部分的？"军官眼中闪过一丝痛楚，"在衡阳打外围的第六十二军。拉锯战打散了，我们不愿意当俘虏，拼死突围出来，现在就剩这十几个兄弟了。"

　　原来，这是衡阳保卫战中打外围失利突围出来的残兵。陈扬华心中一动，上前一步："长官，你们现在有什么打算？"

　　军官摇摇头："打算？能有什么打算？上级没了，部队散了，我们就像没娘的孩子，到处流浪。"

　　"那你们愿意留下来打游击吗？"陈扬华直视他的眼睛，"海洋山这一带，山高林密，适合游击战。我们可以组织群众，建立根据地，继续抗日。"

　　军官愣住了。他仔细打量着这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仿佛在看一个疯子："你们？一群学生？打游击？"

　　"学生怎么了？"王和琴突然站出来，声音清脆但坚定，"古有辛弃疾率五十骑闯五万人敌营，今有我们桂师学生组织民众抗日。长官，你们有枪，我们有知识，有群众，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

　　军官沉默了。他身后的士兵们窃窃私语，有人低声说："连长，这些学生娃说得有道理。咱们反正没处去，不如……"

　　"好！"军官突然下定决心，"我叫周卫国，第六十二军第157师的一个连长。如果诸位不嫌弃，我们愿意跟着你们，一起打鬼子！"

　　陈扬华大喜，上前紧紧握住周卫国的手："周连长，欢迎你们！我们虽然力量微薄，但只要团结民众，一定能建立一块抗日根据地！"

　　就这样，暑宣队意外收获了第一支武装力量——十几个经历过衡阳血战的老兵。他们带来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也带来了关于日军战术的第一手情报。

　　（九）海洋火种

　　七月二十二日，队伍终于到达白石。

　　白石乡公所就设在水源头村的"秦家大院"，这里乡长叫秦子公，名义上服从政府，实际上自成一体。

　　秦孙焕，那位桂师毕业的教员，早已在村口等候。他是个而立之年的壮实汉子，说着一口流利的桂林官话。

　　"欢迎欢迎！"秦孙焕生热情地握住陈扬华的手，"我是秦孙焕，桂师师训班的。你们可来了，我们白石就盼着有人来讲讲外面的形势呢！"

　　在秦孙焕的安排下，队伍住在秦家大院祠堂里。当晚，秦子公设便宴招待。这位乡长六十多岁，满脸皱纹，但目光如炬，一看就是个有故事的人。

　　乡长秦子公对陈扬华娓娓道来：“我们秦家彰显家谱祖训——‘忠国之邦本，世代永荣昌，子孙承祖德，作善定吉祥’。”

　　“秦家大院最辉煌的故事，莫过于武状元秦本洛的传奇。”

　　“你看见的我们大院门牌楼下高悬着一块硕大的红漆金字古匾"武魁"，旁书"钦命赠武职郎秦本洛，恩科武魁，嘉庆十三年(1808)戊辰岁季冬月谷旦立"。——“这是嘉庆皇帝封赐的佐证。”

　　“鄙人乃秦本洛的第六代子孙”

　　"你们这些外来人，"秦子公开门见山，"有的好，有的坏。坏的欺负我们山里人，占我们的山，抢我们的地。好的帮我们，教我们识字，帮我们打官司。你们是哪一种？"

　　陈扬华恭敬地回答："秦公，我们是来抗日的。日本鬼子要占我们的国家，杀我们的人民，不管好人坏人，都是他们的刀下鬼。我们不分“好”、“坏”，只要愿意抗日的，都是一家人。"

　　秦子公点点头："这话我爱听。我父辈年轻的时候，跟着洪秀全的部下打过清妖，知道团结的道理。你们要来白石宣传抗日，我支持。但有一条——"他竖起一根手指，"不能欺负我们，不能抢我们的东西。"

　　"我们保证我们就不会做那种勾当！"陈扬华郑重承诺。

　　第二天，暑宣队开始了在白石的宣传工作。与在灵川、兴安不同，这里的群众大多是秦氏家族，很快能进行畅所欲言的交流。

　　陈钜和周卫国则带着男队员和士兵们，勘察地形，绘制地图。他们发现，白石确实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山高林密，易守难攻；溪流众多，水源充足；更难得的是，秦氏家族的人丁都有习武的传统，秦家大院防卫设施齐备。在抗日的大义面前，都愿意团结起来抵抗倭寇，后来秦家大院果真成为桂北游击队的据点之一。

　　七月二十五日，一场特殊的"誓师大会"在秦家大院举行。参加的不仅有暑宣队、周卫国的残兵，还有秦子公召集的一百多青壮年。陈扬华提议，成立"海洋抗日自卫联队"，由秦子公任名誉队长，周卫国任军事教官，暑宣队队员担任政治教员。

　　"我们没有什么好武器，"秦子公说，"但是打猎的鸟铳、大刀、长矛、土炮应有尽有。"

　　"武器会有的，"周卫国说，"鬼子有，保安团有，我们可以从敌人手里夺！"

　　陈钜站起来，声音激昂："对！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能用土枪土炮，打败洋枪洋炮！"

　　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青年们唱起了古老的战歌，那是他们祖先反抗压迫时传下来的歌谣。歌声在山谷中回荡，经久不息。

　　当晚，陈扬华通过地下党交通员向灵川特支发出鸡毛信："白石群众已发动，自卫联队已成立，请求指示下一步行动。"

　　第三天旁晚，回信到达："做得好。速完成地图测绘调查任务，返灵川汇报。局势突变，桂师即将西迁，需重新部署。"

　　陈扬华看着回信，心中沉重。四十天的期限未到，但形势已经不允许他们继续停留了。

　　（十）全州血泪

　　七月二十八日，陈扬华小分队离开白石，向全州进发。

　　按照计划，他们要与吴腾芳带领的另一组在全州会合。全州是桂北重镇，也是广西的北大门，湘桂铁路和公路的必经之地。如果日军南下，全州必将首当其冲。

　　路上，他们听到了越来越坏的消息：日军已经占领衡阳，正沿湘桂铁路快速推进；桂林城里，省政府已经开始疏散，人心惶惶。

　　"要加快速度，"陈扬华对队员们说，"必须在日军到达前完成全州的宣传发动。"

　　八月一日，队伍抵达全州县城。这里是桂师学生较多的一个县，有十几个毕业生分布在各个学校。通过他们，暑宣队很快在县城的湖南会馆搭起了宣传台。

　　然而，气氛明显不对。与灵川、兴安不同，全州的群众脸上写满了恐惧和绝望。一个老人告诉陈钜："鬼子离这里只有五百里了，听说他们杀人不眨眼，连小孩都不放过。有钱的人都跑了，我们穷人跑不了，只能等死。"

　　"不能等死！"陈钜跳上台，声音嘶哑，"我们要抗争！湖南的乡亲们、衡阳守军坚守了四十七天，打死打伤鬼子几万人！我们广西人，难道还不如湖南人？"

　　台下有人回应："衡阳不是沦陷了吗？方先觉不是投降了吗？"

　　"方先觉是为了保全伤兵的生命，"周卫国突然上台，声音低沉但有力，"我是从衡阳突围出来的。我可以告诉你们，第十军和第六十二军的弟兄们，没有一个孬种！我们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拼；刺刀弯了，就用拳头打；拳头断了，就用牙齿咬！鬼子想占领中国，除非把我们都杀光！"

　　台下一片寂静，随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周卫国的亲身经历，比任何宣传都更有说服力。

　　接下来的几天，暑宣队在全州各地奔波：龙水、黄沙河、永岁、石塘……每到一处，他们都发动群众，组织自卫队，调查地形。王和琴和梁衡芳负责办妇女识字班，教妇女们唱抗日歌曲，讲救护知识；阳至冠带着几个熟悉地形的队员，绘制详细的山川地图；陈钜和周卫国则训练保安团队员，传授基本的军事技能。

　　八月八日，一个噩耗传来：日军已经占领湖南衡阳正在向广西逼进，距离全州只有四百里了。

　　"必须撤退，"郑镜南说，"我们手无寸铁，不能硬拼。"

　　"不，"陈扬华摇头，"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特支指示，要调查全州到灌阳一线的地形，为将来建立根据地做准备。而且，我们要帮助群众转移，不能丢下他们。"

　　"可是……"王和琴脸色苍白，"日军来了怎么办？"

　　"分散隐蔽，"陈扬华展开地图，"全州到灌阳之间的连绵的大山叫都庞岭。它是南岭山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呈东北—西南走向，连绵起伏，主峰韭菜岭海拔2009米，是华南地区著名高峰，山势险峻，峡谷幽深，森林茂密，与萌渚岭、越城岭等构成广西东北部的天然屏障。我们可以引导群众向山里转移，同时我们自己也撤往灌阳，与吴腾芳他们会合。"

　　八月十日，暑宣队分成若干小组，引导群众向山区转移。陈扬华带着主力，押运着几箱宣传材料和调查资料，向灌阳方向撤退。

　　路上，他们遇到了第一批逃难的群众。那是从黄沙河来的村民，扶老携幼，背井离乡。一个中年妇女抱着奄奄一息的孩子，哭喊着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

　　王和琴接过孩子，发现是饿晕了，连忙拿出自己的干粮，嚼碎了喂给孩子。梁衡芳则组织队员，把随身携带的干粮分发给难民。

　　"不能这样，"陈钜说，"我们的干粮也有限，要支撑到灌阳。必须想办法搞粮食。"

　　阳至冠站了出来："前面有个村子，叫石塘，我熟悉。那里有个大地主，叫蒋百万，囤积了不少粮食。我们去借！"

　　"借？"郑镜南苦笑，"这种时候，地主肯借？"

　　"不肯借，就抢！"陈钜眼中闪过一丝狠厉，"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为了救群众，顾不得那么多了。"

　　陈扬华沉思良久，终于点头："好。但要记住，我们是'借'，不是'抢'。要留下借条，将来革命胜利，一定归还。"

　　当晚，在陈钜和阳至冠的带领下，十几个男队员摸进石塘村。蒋百万早已逃走，只留下几个管家看守粮仓。队员们没费什么力气就控制了局面，打开粮仓，运走了二十担大米，留下借条和暑宣队的印章。

　　"你们……你们这是抢劫！"管家颤抖着说。

　　"这是借，"陈扬华郑重地说，"告诉蒋百万，我们是桂师暑宣队，这些粮食是用来救难民的。将来抗日胜利，人民政府会还给他。"

　　有了粮食，难民们得以继续向山区转移。陈扬华他们则继续向灌阳前进，一路上不断收容难民，队伍越来越庞大，行动也越来越缓慢。

　　（十一）灌阳抉择

　　八月十二日，陈扬华小分队终于到达灌阳县城。

　　灌阳是桂北最东端的一个县，与湖南道县接壤，山高林密，交通闭塞。

　　吴腾芳带领的另一组已经在灌阳等候三天。两组人马在县城的文庙会合，劫后余生，恍如隔世。

　　"你们可来了！"吴腾芳紧紧握住陈扬华的手，"我担心死了。路上遇到日军没有？"

　　"没有遭遇，"陈扬华说，"我们路上遇到了很多难民，听到了很多坏消息。日军已经占领衡阳，正向广西推进。"

　　"广西桂林……"吴腾芳脸色凝重，"特支紧急通知，桂师已经决定西迁。灵川特支指示，暑宣队必须立即结束任务，做出抉择。"

　　"什么抉择？"

　　吴腾芳展开一张特支的密信：“一部分队员留灵川，参加特支组织的抗日政工队，另一部分返回桂师，随校西迁。”

　　"一部分队员，主要是应届毕业生和灵川籍的，留在灵川，参加特支组织的抗日游击队；另一部分，由党员陈扬华、郑镜南率领，返回桂师，随校西迁。

　　随校西迁任务是：团结教育进步师生，保全桂师这个培养革命人才的阵地，坚持地下工作，相机开展武装斗争。"

　　陈扬华看完密信，久久不语。这意味着，五十多人的暑宣队，即将一分为二。

　　当晚，在文庙的大殿里，召开了暑宣队的全体会议。月光从破损的窗棂中洒进来，照在每个人疲惫但坚毅的脸上。

　　"同志们，"吴腾芳声音低沉，"近四十天的征程，我们走遍了桂北四县，宣传了群众，调查了地形，播下了抗日的火种。现在，形势突变，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明天马上行动抓紧时间测绘地图，四天之后赶回灵川与阳雄飞书记汇合再做出下一步决定。"

　　八月十八日暑宣队的全体队员回到灵川。当晚阳雄飞召开灵川特支小组会，传达了广西省工委有关建立灵川青抗日政工队和桂师迁移及保护桂师这个培养革命人才的阵地，坚持地下工作，相机开展武装斗争的最新指示。

　　十九日暑宣队召开全体队员大会，阳雄飞帮助大家进行了工作总结，根据暑宣队的工作情况分析了桂师的前途和今后的工作方向。

　　吴腾芳代表灵川特支对下阶段的工作做出了具体安排。

　　他顿了顿，继续说："愿意留在灵川参加游击队的，请站到左边；愿意随校西迁的，请站到右边。"

　　沉默。长久的沉默。

　　陈钜第一个站出来，大步走到左边："我是灵川人，愿意留在灵川打游击！我的命，早就交给革命了！"

　　秦振、秦万家、俸星保紧跟陈钜着站到左边。

　　周卫国和他手下的十几个士兵，毫不犹豫地站到陈钜身边："我们也留下。打游击，比当正规军更痛快！"

　　让所有人惊讶的是，王和琴和梁衡芳也站到了左边。

　　"和琴，衡芳，你们……"郑镜南吃惊地看着她们。

　　"我们是女的，但我们也是战士，"王和琴平静地说，"我家里人都去重庆了，我回去也是一个人。不如留下来，和同志们在一起。"

　　梁衡芳握住她的手："我们一起留下。"

　　陈扬华和郑镜南，作为组织指定的负责人，必须站到右边。按照吴腾芳的指示，王和琴、梁衡芳最终还是服从组织决定也站到右边。

　　最终，左边站了近三十人，右边同样站了二十多人。

　　陈扬华和郑镜南将率领返回桂师的队伍，完成更隐蔽但同样重要的任务。

　　"陈钜，"陈扬华走到好友面前，紧紧握住他的手，"你们留在灵川，一定要听特支的指挥，保存自己，发展力量。记住，活着，就是胜利。"

　　陈钜的眼眶红了，但他强忍着泪水："扬华，你们西迁，也要小心。国民党反动派比日军还狡猾，不要暴露身份。等革命胜利了，我们桂林见！"

　　两个年轻人紧紧拥抱。他们同窗三载，并肩战斗四十天，如今即将天各一方，生死未卜。

　　吴腾芳走过来，将一面锦旗交给陈钜。那是九屋周文博老人送的"还我河山"，如今传给留在桂北的战友。

　　"这面旗，"吴腾芳说，"是暑宣队的精神。不管走到哪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记住我们的夙愿：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战斗到底！"

　　陈扬华站在路口，望着向东而去的背影，直到他们消失在晨雾中。他知道，有些人，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十二）星火即将燎原

　　八月二十日，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工作总结。阳雄飞、吴腾芳、全昭毅、等特支领导参加了会议。

　　"暑宣队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全昭毅宣布，"你们走了四百多里路，发动了数万群众，调查了桂北四县的地形，为建立根据地提供了宝贵情报。更重要的是，你们锻炼了队伍，培养了骨干，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他看着陈扬华和郑镜南："你们即将随校西迁，任务更加艰巨。桂师是广西革命的重要阵地，不能丢。你们要团结进步师生，发展党员，建立支部，等待时机。"

　　"我们明白。"陈扬华和郑镜南齐声回答。

　　七月二十一日，桂师西迁队伍从灵川启程。陈扬华、郑镜南率领二十多名暑宣队队员，汇入这支流亡的学校大军。

　　他们向西、向罗城县（今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三防镇、向更漫长的斗争走去。

　　而在他们身后，灵川的群山之中，全昭毅、陈钜、阳至冠、俸星保、周卫国……二十多个年轻的身影，正在密林中穿行。他们带着暑宣队的旗帜，带着"还我河山"的誓言，开始了另一场更加艰苦的战斗。

　　十五、桂师战时服务团

　　（一）烽火弦歌

　　一九四四年的深秋，仿佛比往年都要来得萧瑟。

　　桂林师范学校已经辗转迁到了罗城县北部的三防镇。这个隐藏在九万大山腹地的小镇，本应是个躲避战乱的桃源，但空气中弥漫的硝烟味和不断从北面传来的炮声，时刻提醒着每一个人：日寇的铁蹄，正在逼近。

　　小镇边上的一座破旧祠堂里，临时用木板搭起的讲台上，校长汤有雁正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讲课。台下坐着五十多个衣衫简朴的学生，女生们的短发压在军帽里，男生们的裤腿上还沾着昨夜急行军时溅上的泥点。

　　梁衡芳坐在靠窗的位置，二十一岁的她，眼眸里已经没有了少女的懵懂，只有一种历经磨砺后的沉静。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贴身衣袋里那本已经被翻得卷边的《大众哲学》，耳边仿佛又响起了五年前在宜山那个秘密入党的夜晚，同志们低声诵读的誓言。

　　“同学们，”汤校长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我们的国家，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从灵川到兴安，从全州到灌阳，我们暑宣队走过的每一个村庄，都在流血。现在，战火已经烧到了家门口，我们是继续往深山里躲，还是——”

　　“到前线去！”

　　一个清脆的女声从后排响起。梁衡芳回头一看，是王和琴。这位和她同在民国二十九年入党的战友，平日里文静寡言，此刻却涨红了脸，眼中燃烧着火焰。

　　祠堂里瞬间沸腾了。有人拍案而起，有人紧握拳头。就在这时，一个身穿灰色中山装的中年人快步走进祠堂，他摘下眼镜，擦了擦上面的雾气，向汤校长点了点头。他是学校的国文教员，也是地下党员李文松。

　　“诸位，”李文松的声音不大，却让整个祠堂安静下来，“柳城县新任县长陈如平派人来了。陈县长主张抗日，他请求我们桂师派出精干力量，支援柳城敌后抗战。”

　　李文松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年轻而激动的脸，最后落在了梁衡芳、王和琴，以及坐在后排的徐家兴、陈扬华身上。

　　“学校决定，以暑宣队返回的同学为骨干，成立桂师战时服务团。我们不仅要用笔，更要用枪！要到抗日前线去！”

　　“到抗日前线去！”雷鸣般的呼喊冲出祠堂，惊起了屋后竹林里的一群飞鸟。

　　梁衡芳紧紧握住了王和琴的手。她们知道，这一次，不是演《放下你的鞭子》时的哭泣，也不是唱《黄河大合唱》时的热血沸腾，而是真正的生死考验。从笔杆子到枪杆子，这条路，她们已经走了五年。

　　（二）团旗猎猎

　　民国三十四年二月二十日，三防镇的晒谷场上，寒气逼人。

　　五十三名桂师战时服务团的团员列成方阵。男生们背上了老旧的长枪，有的枪栓还用麻绳拴着；女生们腰间别着手榴弹，短发齐耳，英姿飒爽。队伍中央，一面白字红底的旗帜迎风招展，上面是五个大字：桂师战时服务团。

　　领导序列已经明确：

　　团长：蔡纯华

　　副团长：徐家兴

　　领队（指导员）：李文松（中共党员，桂师教师）

　　总务：郑镜南（中共党员）

　　女生工作负责人：王和琴（中共党员）

　　演剧队副队长：梁衡芳（中共党员，1940年入党）

　　核心成员还有：陈扬华、张谷（张胤昌）、苏茵（苏金洁）、陈德龄、胡秀芝等人。队伍中还有一批十五六岁的小战士，稚气未脱，眼神却异常坚定。

　　“同志们！”李文松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我们这支队伍，叫服务团。什么叫服务？就是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服务！我们有三重身份：拿起枪，我们是战斗队；放下枪，我们是宣传队；走进村子，我们是工作队！”

　　队伍里，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个子女生踮起脚，看着那面崭新的团旗，小声问旁边的梁衡芳：“梁姐，我们真的能打赢鬼子吗？”

　　梁衡芳低头看她，小姑娘的脸被山风吹得通红，眼神里有紧张，更有渴望。她想起自己十四岁那年，瞒着家人偷偷报名参加广西学生军时的样子。她轻轻拍了拍小姑娘的肩膀：“能。因为我们身后，是四万万同胞。”

　　经过七天的短暂整训——主要是学习如何开枪、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包扎伤口——三月二日清晨，服务团高举团旗，告别三防的父老，向着柳城方向开拔。

　　山路蜿蜒，队伍如一条长龙隐没在晨雾中。梁衡芳走在队伍中间，回头望了一眼渐渐模糊的三防镇。她不知道，这一去，她再也没能回来。

　　（三）出征之前

　　临行前的夜晚，服务团在祠堂里举行了最后一次文艺演出。没有观众，只有五十三名团员自己。梁衡芳站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唱起了她最拿手的广西山歌，调子是欢快的，词却是她自己新填的：

　　“三月里来三月三，妹送哥哥上战场。

　　打走东洋鬼时，妹妹等你把家还……”

　　台下，陈德龄跟着轻声哼唱。这个十九岁的姑娘，最爱唱歌，嗓音清脆得像山间的泉水。徐家兴坐在角落里，借着油灯的光，在一本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他是副团长，负责全团的宣传材料和战斗日志。

　　演出结束后，李文松把几个骨干召集到一起，就着微弱的油灯，摊开一张手绘的地图。

　　“这是柳城敌后的大致情况。”他用手指点着，“古砦、沙埔、洛崖、凤山，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要去的。县警卫大队的张镇道同志，是地下党员，他会配合我们。”

　　张镇道——这个名字，从此刻起，刻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夜深了，梁衡芳和王和琴挤在一个稻草铺上，谁也没有睡意。

　　“衡芳，你说，我们能活着看到胜利吗？”王和琴轻声问。

　　梁衡芳沉默了一会儿，握住她的手：“和琴，记得入党时的誓言吗？”

　　“记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那就够了。”梁衡芳说，“活着看到胜利，是我们的愿望；但如果看不到，就让后人替我们看。”

　　窗外，山风呼啸，江水呜咽。

　　（四）牛头山的枪声

　　三月五日，服务团抵达柳城县古砦乡的古寨。

　　这里已经是敌我交错的区域。县政府临时设在寨子里，县警卫大队的士兵们看到这支学生军，眼神里带着好奇和些许怀疑——这些连胡子都没长全的娃娃，能打仗？

　　疑虑在第三天就被枪声击碎。

　　三月八日拂晓，寨子北面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放哨的团员飞奔回营地：“鬼子！鬼子上来了！”

　　李文松和郑镜南冲出房门，登上高处一看，只见大约一个小队的日军正沿着山脊向古寨扑来，刺刀在晨光中闪着寒光。

　　“全体集合！”李文松下达命令，“郑镜南，你带武装班和演剧队，在寨子东侧罗城方向的土坡布防，保护群众转移！王和琴、梁衡芳，你们带女生班，跟上我！”

　　梁衡芳心头一紧。她握紧了分给自己的那支老式步枪，枪管冰凉。身边的王和琴脸色煞白，但牙齿咬得咯咯响。

　　“别怕，”梁衡芳轻声说，“跟紧我。”

　　李文松带领一个武装班迅速抢占了牛头山制高点，那里，县警卫大队的重机枪阵地已经架好。梁衡芳和王和琴被分配在侧翼，负责警戒和传递弹药。

　　日军显然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顽强抵抗。当他们哇哇叫着冲进山脚的稻田时，牛头山上的重机枪咆哮了。火舌像镰刀一样扫过，最前面的几个鬼子应声栽倒。

　　“打！”李文松一声令下，服务团的步枪也开火了。

　　梁衡芳趴在冰冷的岩石上，透过准星，她看到了山下蠕动的黄色身影。那是她只在宣传画上见过的敌人，此刻却如此真切地出现在眼前。她深吸一口气，扣动扳机。“砰！”一声脆响，肩膀被后坐力震得生疼，她不知道打中没有，只是机械地拉栓、退壳、再推弹上膛。

　　战斗持续了整个上午。日寇三次冲锋，三次被压了下去。中午时分，敌人丢下十七八具尸体，狼狈撤退。

　　硝烟散去，古寨保住了。当群众端着一碗碗稀饭送上山来时，梁衡芳才发现自己的手抖得连碗都端不稳。王和琴靠在她肩上，忽然笑了：“衡芳，我们刚才开枪了，打的是真鬼子。”

　　梁衡芳点点头，眼眶发热。这是她们从舞台走向战场的第一课，用硝烟代替了胭脂，用枪声代替了鞭炮鼓。

　　（五）沙埔河畔的机枪手

　　五月，雨季来临。

　　中旬，服务团转战至沙埔。这里地处河东门户，是敌我争夺的焦点。服务团白天协助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夜晚演出《农村曲》鼓舞士气。那晚演出的情景，梁衡芳终身难忘。

　　汽灯挂在老榕树下，台下坐满了衣衫褴褛的难民。当演到农妇被日寇侮辱、孩子被刺刀挑死的情节时，台下哭声一片。一个老大娘突然站起来，颤巍巍地举起拳头，用当地土话喊道：“打！打死那些狗日的！”一时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震天响。

　　然而，就在演出成功的第二天晚上，危机降临。

　　服务团刚刚撤出驻地，转移到另一个村庄，日寇便趁着夜色扑了上来，包围了他们之前的驻地。敌人发现扑空后，立刻在附近搜索，并占据了村西北的高地。

　　李文松当机立断，率全团抢占了另一个山头，与随后赶来的县警卫大队互为犄角。张镇道率领的警卫大队就在他们左侧的山梁上，两支队伍隔谷相望，互为支援。

　　战斗在拂晓打响。

　　日寇的小钢炮把阵地炸得土石飞溅，弹片呼啸。机枪手老赵趴在最前沿，枪管打得滚烫。战斗持续到中午，老赵的胳膊被弹片划伤，鲜血染红了衣袖。

　　“让我来！”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梁衡芳扭头一看，竟然是演剧队里那个平日最腼腆、唱起歌来会脸红的小陈——陈德龄。她爬到了机枪手的位置。

　　“胡闹！”李文松大吼。

　　但陈德龄已经握住了机枪握把。她咬着嘴唇，扣动了扳机。机枪剧烈跳动，巨大的后坐力几乎把她掀翻，她仰面倒下，瞬间又爬起来，死死压住枪身，继续射击。

　　那一幕，让所有男兵都红了眼。

　　战况最激烈时，补给中断了。两天一夜，没有一粒米进肚，没有一滴水润喉。梁衡芳趴在战壕里，嘴唇干裂得起了皮，嘴里像含着一把沙子。她看着旁边的王和琴，王和琴的脸色蜡黄，但眼睛死死盯着山下，手里攥紧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怕吗？”梁衡芳问。

　　“怕，”王和琴声音沙哑，“但更恨。”

　　两天一夜后，日寇终于支撑不住，丢下几十具尸体，向凤山方向溃退。

　　（六）十五坡的雨夜

　　如果说沙埔之战是意志的较量，那么五月底的十五坡阻击战，则是生死的炼狱。

　　那天下着瓢泼大雨。情报传来：一股日军企图绕道十五坡，偷袭后方。服务团奉命立即出发，冒雨急行军，抢占十五坡东北面的制高点。

　　山路泥泞，一步一滑。梁衡芳的草鞋早就陷进泥里拔不出来，她就光着脚走。锋利的山石划破了脚掌，鲜血混着泥水，每一步都钻心地疼。她回头看了一眼，队伍里没有人掉队，那些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没有一个叫苦。

　　到达阵地时，天已经黑了。大雨浇透了每个人的衣服，冷得直打哆嗦。没有时间挖工事，大家就趴在湿漉漉的岩石后面，把子弹压在身下，怕受潮。

　　战斗在深夜打响。

　　先是零星的对射，然后日寇派出了小股部队试探。黑暗中，不知谁喊了一声：“鬼子摸上来了！”接着就是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的闪光。

　　梁衡芳趴在山腰，借着闪电的瞬间光亮，能看到山下影影绰绰的黑影在蠕动。她不停地射击，耳朵被枪声震得嗡嗡响，什么也听不见。

　　相持，整整一夜。

　　第二天拂晓，雨停了，敌人的进攻更加疯狂。子弹打在身边的石头上，溅起一串火星。梁衡芳只觉得脸颊一热，伸手一摸，是血——一块弹片擦着她的鬓角飞过，留下一道血痕。

　　“副队长，你挂花了！”旁边的女生惊呼。

　　梁衡芳摆摆手，继续射击。

　　两天两夜，全团只吃上了一顿饭，喝上了一口水。当增援部队赶到，敌人最终退却时，梁衡芳瘫坐在石头上，看着身边同样疲惫不堪的王和琴，两个人都笑了，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七）洛崖的俘虏

　　六月上旬，服务团在洛崖打了一场干净利落的伏击战。

　　情报说，日军的一支船队将顺柳江而下。服务团从休整地紧急出发，赶了半夜的路，在洛崖的江边埋伏下来。

　　然而，当他们赶到时，战斗已经接近尾声——县警卫大队抢先开了火，江面上两艘敌船正在燃烧，火光冲天。张镇道站在岸边，朝他们挥手。

　　“快，沿江搜索，防止敌人潜水逃跑！”李文松下令。

　　梁衡芳带着几个女生，沿着岸边仔细搜寻。芦苇丛中，忽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她打了个手势，几个人悄悄包抄过去。

　　扒开芦苇，只见两个湿淋淋的日本兵缩在泥水里，枪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浑身发抖。看到黑洞洞的枪口，其中一个惊恐地举起双手，用听不懂的日语咿呢哇吶喊着什么。

　　服务团的同志们兴奋得差点跳起来。这是他们第一次亲手抓获俘虏！把两个鬼子押回驻地时，村里的老百姓纷纷围过来，有人朝俘虏吐口水，有人拿石头砸，被团员们拦住了。

　　“同志们，俘虏也要优待，这是我们共产党军队的政策！”李文松大声解释。

　　夜里，梁衡芳和王和琴坐在篝火旁，看着那两个蜷缩在角落里的俘虏。王和琴轻声说：“衡芳，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亲手抓住日本鬼子。”

　　梁衡芳拨弄着篝火，火光映在她消瘦的脸上：“我更没想到，我们能活着打完这四仗。和琴，战争快结束了吧？”

　　王和琴没有回答。远处，偶尔还有零星的枪声传来。她们不知道，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八）凤山空城

　　七月，酷暑难耐。

　　中旬的一天，服务团正在大埔休整。一个过路的群众带来消息：“凤山的鬼子好像在收拾东西，怕是要跑！”

　　李文松和郑镜南对视一眼，立刻召集骨干开会。徐家兴摊开笔记本，准备记录会议要点。

　　“鬼子可能要撤退。”李文松指着简陋的地图，“凤山是县城，如果鬼子真的撤了，我们必须第一时间进去，不能让汉奸或者散兵游勇趁火打劫。”

　　“可是，”有人提出疑问，“万一是鬼子的圈套呢？”

　　李文松沉默片刻，目光落在地图上的凤山标记上：“是圈套也得闯。我们是抗日队伍，收复失地，责无旁贷。”

　　七月十六日黄昏，服务团两个武装班在李文松、徐家兴、郑镜南的率领下，沿着融江西岸，高度戒备地向凤山搜索前进。张镇道率领的县警卫大队在他们侧翼掩护。

　　梁衡芳和王和琴并肩走在队伍里。夕阳把江水染成金红色，远处的凤山城静悄悄的，没有炊烟，没有狗吠，像一座死城。

　　侦察员回来报告：“鬼子真的撤了！城里空无一人，全是路障和垃圾。”

　　队伍加快脚步，进入凤山。

　　满目疮痍。

　　街道上堆满了沙袋、鹿砦、铁丝网，到处是瓦砾和垃圾。腐烂的臭味熏得人睁不开眼。墙上涂满了“大东亚共荣”的标语和令人发指的涂鸦。家家户户门户洞开，屋内被洗劫一空。

　　这就是被日寇蹂躏了半年的县城。

　　服务团没有停歇，立刻投入到清理工作中。搬开路障，清除垃圾，搜寻敌人可能埋设的地雷和毒剂。在城外的山洞里，他们发现了一大批日军来不及运走的迫击炮弹。

　　一连三天，队员们顶着烈日和突然的暴雨，在恶臭和危险中劳作。没有人抱怨，因为每一锹土，都在为乡亲们的回归铺路。

　　（九）三江口的暴风雨

　　七月十九日，是收复凤山的第三天。

　　傍晚时分，天气闷热得像个蒸笼。没有一丝风，天边涌起了铅色的云团，越积越厚。

　　李文松接到报告：对岸村子里还有一批缴获的物资需要清点，另外，需要过江联络县政府，报告城里的情况。任务落在了王和琴、梁衡芳和演剧队的陈德龄身上。

　　陈德龄是个活泼的姑娘，才十九岁，最爱唱歌。临上船前，她还笑着对梁衡芳说：“梁姐，等打完仗，我跟你回宜山看你爹妈，好不好？”

　　梁衡芳笑着点头。她已经七年没有回家了，不知父母可还安好，妹妹碧云应该已经长大了吧。

　　小船缓缓离岸，向对岸划去。

　　船到江心，暴风雨毫无征兆地降临了。

　　风，像无数头猛兽在咆哮，瞬间把小船掀得剧烈摇晃。雨，不是雨点，是整盆整盆的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打得人睁不开眼。江水沸腾了，浪头一个接一个扑向小船。

　　“抓紧船舷！”船工嘶哑的声音被风撕碎。

　　一个巨浪打来，小船猛地倾覆！

　　梁衡芳只觉得天旋地转，冰冷的江水灌进她的口鼻。她在黑暗中拼命挣扎，耳边是风声、雨声、浪涛声，还有隐约的呼救声。

　　“和琴！德龄！”

　　她喊不出声。又一个浪头打来，把她压入水底。

　　她用尽全力蹬水，浮出水面，在闪电的亮光中，她看到不远处有一个黑影在沉浮，是王和琴！她伸出手，想要游过去，但汹涌的激流像无数只手，再次把她往下游拉，往下拉……

　　力气一点一点消失。江水灌进肺里，辛辣而冰冷。意识开始模糊，恍惚间，她仿佛回到了十四岁那年，背着家人离家出走时，小妹碧云拉着她的衣角问：“姐，你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

　　她张了张嘴，想回答，却只有江水涌入。

　　黑暗，彻底淹没了她。

　　第二天，暴雨停歇。

　　江水还在咆哮，但已经慢慢退去。服务团的同志们沿着江岸疯狂地寻找，呼喊三个战友的名字。渔民们帮忙撒网，打捞。

　　中午，他们在下游的芦苇丛中找到了王和琴和陈德龄的遗体。两个年轻的姑娘，静静地躺在泥滩上，脸色苍白，仿佛睡着了一样。

　　而梁衡芳，他们找遍了融江两岸，找了三天三夜，没有找到。

　　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二十一岁。她化作了一缕忠魂，融进了三江口的滚滚波涛。

　　一个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十）长歌当哭

　　噩耗传到宜山县庆远镇时，已经是很多天以后的事了。

　　梁衡芳的家人不敢相信——那个十四岁就偷偷离家、参加学生军的孩子，那个考进桂林师范学校、让全家骄傲的女儿，那个说好打完仗就回来的姐姐，就这样没了。连尸骨都没有找到。

　　她的妹妹梁碧云，趴在江边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干了，江水却没有把姐姐送回来。

　　而在服务团的驻地，徐家兴在笔记本上，用颤抖的手，一笔一画地写下：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十九日，三江口风雨大作，王和琴、梁衡芳、陈德龄三位同志，执行任务途中，舟覆溺江，不幸牺牲。和琴同志，中共党员，负责女生工作；衡芳同志，中共党员，演剧队副队长，1940年入党；德龄同志，演剧队队员，年十九。三同志之牺牲，乃我团之重大损失。痛哉！痛哉！”

　　他写不下去了，笔尖戳破了纸张。

　　李文松站在江边，望着滔滔江水，久久不语。良久，他吟诵起一副挽联，声音哽咽：

　　“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王和琴、梁衡芳、陈德龄——三个年轻的生命，没有倒在抗日的枪林弹雨中，却倒在了胜利的前夜，倒在了她们亲手收复的县城边。这江水，从此记住了三个名字。

　　（十一）不朽的青春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柳城时，桂师战时服务团的幸存者们正在凤山的江边，为三位牺牲的战友举行简单的悼念仪式。

　　没有遗骨，他们只能朝着江水，燃起一炷香。

　　蔡纯华、徐家兴、李文松、郑镜南、陈扬华、张谷、苏茵、胡秀芝……活下来的人站成一排，面向三江口，深深鞠躬。

　　江水依旧滔滔，仿佛在回应他们。

　　服务团的历史，就此画上句号。五十三人出征，五十人归来。那三个永远留在融江里的名字，被刻进了历史的深处。

　　抗战胜利后，徐家兴回到桂师，继续完成学业。后来，他投身桂北游击队，在解放战争中继续战斗。

　　陈扬华、张谷、苏茵等人，后来一起撰写了回忆文章《桂师战时服务团的战斗历程》，为那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胡秀芝一直记得，在沙埔被日寇搜捕时，是当地群众掩护了她。解放后，她留在了柳城，教书育人，把那段故事讲给一代又一代孩子听。

　　张镇道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受聘回到桂师任教。民国三十六年秋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怀东大队大队长，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任北风团团长，在开辟新游击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十二）碑石无言

　　一九九八年，柳城县凤山镇政府院内，立起了一块石碑。

　　碑身上刻着：“抗日战争时期革命老区纪念碑”。

　　碑上，刻着一串名字：

　　侯信、林立、谢廷滋、张镇道、王和琴、梁衡芳……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青春，一个家庭，一个故事。

　　又过了许多年，二零一七年的一个春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从宜山赶来，站在碑前，颤抖着抚摸着碑上的名字。

　　他是梁衡芳的侄儿，梁顽存。

　　他带来了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发到家族QQ群里。

　　“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大姑妈。”他在群里说，“她没有失踪，她在这里。”

　　照片里，阳光照在石碑上，“梁衡芳”三个字清晰可见。

　　今天，如果你来到柳城县凤山镇，还能看到那块碑。

　　如果你在七月十九日那天来到三江口，还能听到江水拍岸的声音。那涛声，时急时缓，时高时低，像是一首永不消逝的歌。

　　歌里唱的，是八十多年前，有一群年轻的学生兵，高举着战旗，从三防走来，走过古砦，走过沙埔，走过洛崖，最后来到凤山。

　　他们之中，有团长蔡纯华，有副团长徐家兴，有领队李文松，有总务郑镜南，有女生工作负责人王和琴，有演剧队副队长梁衡芳，有爱唱歌的陈德龄，有腼腆的陈扬华，有写文章的张谷，有活泼的苏茵，有被群众掩护脱险的胡秀芝……

　　五十三个人，我们到今天能查证姓名的，不过十余人。更多的人，连名字都已佚失。

　　但他们共同的名字，叫桂师战时服务团。

　　他们的青春，留在了三江口，留在了桂北的山山水水间。

　　那是一代人的挽歌，也是一代人的青春。

　　江水长流，青春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