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罪犯·天皇：昭和天皇裕仁与日本的侵略战争：基于史料的权力、责任与历史叙事再考
来源：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 胡平   2026-05-26 07:46:20

　　编者按：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与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然而，战后在美国等国家的纵容与利益交换影响下，日本的投降过程并未得到彻底执行。仅有少数人被定为战犯，更多参与侵华战争的罪犯未能受到应有的清算。但我们不应忘却历史，中国人民何亚洲人民必将世代铭记这段惨痛记忆。今天，我们列出部分侵略中国的战争罪犯，既是为了揭示历史真相，也是为了警示世人：日本军国主义与右翼势力正在重新抬头。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居安思危，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昭和天皇(1901年4月29日—1989年1月7日)，名裕仁，称号迪宫，日本第124代天皇。根据当时的日本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陆海军大元帅”天皇裕仁 既是名义上也是实际上的最高统帅。( 《满洲事变关东军纪念写真帖》)

　　昭和天皇裕仁(1901-1989)的统治时期，特别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战败的“十五年战争”，是现代东亚史上最惨痛的篇章之一。长期以来，关于昭和天皇是“被动立宪君主”还是“主动决策者”的争论不休。本文旨在依据多国已公开的权威史料和主流历史研究，论证昭和天皇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最高统帅，更在关键历史节点上运用其巨大影响力，默许、批准并推动了日本的侵略进程，其战争责任不容回避。

　　一、 权力架构：明治宪法下的“现人神”与绝对统帅权

　　理解天皇战争责任的前提，是厘清战前日本独特的“天皇制”国体。

　　宪法赋予的绝对权力：《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第一、三、四条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这从法理上确立了天皇的绝对权威。

　　独立的统帅权：日本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这一“统帅权独立”原则意味着军队(大本营)直属于天皇，内阁和议会无权干涉军事指挥。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的“帷幄上奏权”使得军部可绕过政府直接向天皇上奏。历史学家约翰·道尔指出：“天皇是武装部队在法律上和形式上的唯一指挥官，这一事实使得任何试图将他与军队行为分开的论述都变得复杂。” 【来源：John W.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1999, p.277】

　　早期巩固权力的证据：昭和天皇登基后，积极巩固自身对军队的控制。他任命皇族成员担任军部首脑，如任命闲院宫载仁亲王为陆军参谋总长(1931-1940)，伏见宫博恭王为海军军令部长(1932-1941)。据《杉山笔记》记载，天皇经常就具体战术问题质询参谋本部，显示出他对军务的深入介入。 【来源：《杉山メモ：大本营政府連絡会議等筆記》，原書房，1967年】。

　　二、 侵略进程中的关键决策：从默许到御准

　　一系列关键历史事件的记录表明，昭和天皇的“御意志”是侵略政策得以实施的必要环节。

　　九一八事变(1931年)：对既成事实的追认与嘉奖

　　关东军发动事变后，政府和军部中央最初持“不扩大”方针。但天皇并未强行命令关东军撤回。事变后不久，1932年1月8日，裕仁发布《军人敕谕》补充诏书，赞扬关东军“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这被视作对侵略行为的正式肯定。【来源：日本宮内廳，《昭和天皇実録》第五卷，東京書籍，2015年，第488-489頁】。

　　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在其普利策奖获奖著作中明确指出：“天皇和他的宫廷顾问们……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就默许了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并最终接受了既成事实。” 【来源：Herbert P.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2000, p.238】。

　　全面侵华战争(1937-1945)：从“不扩大”到全面战争的批准者

　　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7月11日，天皇批准了向华北派兵的内阁决议。尽管他曾对近卫文麿首相表示希望“不扩大”事态，但此决议本身已构成战争升级。

　　上海、南京战役的直接干预：当战火扩大到上海，日军进展不顺时，天皇多次召见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和陆军大臣杉山元，详细询问战况，并催促增兵。据侍从武官长的日记记载，天皇对上海战事的迟缓感到“极度不满”。【来源：日本防衛研究所戰史部，《戰史叢書·中国方面陸軍作戦(1)》，朝雲新聞社，1975年】。

　　南京大屠杀的关联责任：天皇任命其叔父朝香宫鸠彦王为上海派遣军司令，指挥进攻南京。朝香宫抵达战地后发布了包含“杀掉全部俘虏”意图的命令。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盟军审讯档案显示，朝香宫对南京暴行负有直接命令责任。【来源：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Judge Advocate General (Army), Record Group 153,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 USA】。尽管没有文件证明裕仁直接下令屠杀，但他在1937年12月14日，即南京陷落后第二天，便通过侍从武官向朝香宫和松井石根传达敕语，对“攻克敌国首都南京”表示“深感满意”，并予以嘉奖。【来源：《昭和天皇実録》第七卷，第526頁】。在已知前线存在“纪律问题”(通过外务省报告和皇室成员反馈)的情况下，此嘉奖在客观上起到了激励和纵容作用。

　　发动太平洋战争(1941年)：开战决策的最终批准人

　　御前会议的最终环节：1941年9月6日和12月1日的两次御前会议，是决定对美英开战的最关键决策会议。会议记录显示，天皇虽未主动发言，但会议流程规定，只有在他亲自询问“有无异议?”且无人反对后，决议才算最终成立。他的沉默和最终提问，构成了正式的“御准”。【来源：日本國際政治学会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走向太平洋戰爭之路：開戰外交史》別卷·資料編，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457-458頁】。

　　偷袭珍珠港的知情与批准：据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和大本营海军部参谋三代辰吉的证词与回忆，天皇详细听取了关于偷袭珍珠港计划的汇报，并对计划的突然性和成功可能性表示了关注。【来源：三代辰吉，《回顾珍珠港》，载于《知性》杂志增刊，1956年12月】。比克斯指出，裕仁“积极参与了导致珍珠港袭击的策划过程”。【来源：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441】。

　　三、 战争责任的规避：冷战政治与“象征天皇制”的构建

　　战后天皇责任被免除，是国际政治博弈的结果，而非基于历史事实的无罪判定。

　　美国的政治考量：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如果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将需要大幅增兵并建立战时补给系统，可能造成数十万人的伤亡。”他主张利用天皇来实施“间接统治”。【来源：Douglas MacArthur,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MacArthur in Japan: The Occupation: Military Phase, 1966, p.132】。因此，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方在麦克阿瑟的授意下，决定不起诉天皇。

　　天皇的“责任论”表述：1945年9月27日，裕仁在与麦克阿瑟会晤时表示：“我对国民进行战争时在政治、军事两方面做出的一切行为和结果负全部责任。”这份被广为引用的“承担责任”声明，在日本官方语境中被解释为“作为君主的形式责任”，而非“个人刑事责任”。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批评道，这是一种“抽象的整体责任论”，巧妙回避了具体罪责。【来源：家永三郎，《戰爭責任》，岩波書店，1985年】。

　　官方史料的局限性：日本宮内厅编纂的《昭和天皇実録》虽为重要史料，但其编纂过程与内容取舍受到严格管理。许多关键性的、可能显示天皇主动干预的原始记录(如某些侍从日记、内大臣笔记)或被简化，或未被收录，导致研究者在利用时需格外谨慎并交叉比对其他史料。【来源：坂本多加雄，《〈昭和天皇実録〉的功与过》，载于《中央公论》2014年11月号】。

　　结论：未被彻底清算的核心与持久的历史遗产

　　基于以上多源史料和学术研究可以确认：昭和天皇裕仁在明治宪法体制下拥有最高权力，他并非被动无为的象征物或军部傀儡。他通过默许侵略事实、批准重大军事行动、嘉奖作战部队、以及在御前会议上完成开战决策的最终程序，深度参与并推动了从中国到太平洋的全面侵略战争。战后其个人责任因冷战需要而被政治性地豁免，这使得日本社会对战争根源的反思始终存在一个巨大的盲点。

　　1. 责任的多层次性：制度责任与个人责任的交织

　　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并非一个简单的“是”或“否”的问题，而是呈现出复杂的多层次性。在制度责任层面，他作为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是整个战争机器名义上和法理上的最高负责人。在个人责任层面，他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如批准对美开战)和放任(如对南京暴行的默许)，表明他并非完全无法左右局势，其个人意志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战后美国的庇护策略，刻意将这两种责任混为一谈并一并豁免，导致了责任主体的模糊化，为后世的历史修正主义留下了空间。

　　2. “象征天皇制”的悖论：和平外衣与历史重负

　　战后建立的“象征天皇制”是日本和平宪法的核心成果之一，旨在永远剥夺天皇的政治权力，防止军国主义复辟。然而，这个新制度是建立在对其前身——拥有绝对权力的“天皇制”——的战争责任进行“有选择性的遗忘”之上的。这使得战后的天皇制承载着一个内在悖论：它既是日本走和平道路的象征，其存在本身却又遮蔽了导致战争的那部分历史真相。当昭和天皇以“和平使者”的形象巡游全国乃至出访海外时，对于亚洲战争受害者而言，这种未经彻底历史清算的“和平”，其基础是脆弱且不完整的。

　　3. 对当代日本与东亚的深远影响

　　昭和天皇战争责任问题的悬置，产生了持续至今的深远影响：

　　对日本国内：它阻碍了日本社会对战争进行一场真正全民性的、触及权力核心的深刻反省。历史教科书问题、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以及对“慰安妇”等历史罪行的暧昧态度，其根源之一就在于未能彻底厘清最高统帅的责任。这使得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一再成为国内政治斗争和外交摩擦的焦点。

　　对东亚国际关系：这一问题成为横亘在日本与中、韩等邻国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信任鸿沟。邻国民众普遍认为，日本未能像德国那样彻底清算过去，而天皇责任的豁免被视为这种不彻底性的最高体现。每当日本在军事或安全政策上有所动作(如修改宪法解释、扩充军备)，都会引发邻国对“日本是否重走老路”的深切疑虑，其历史根源正在于此。

　　总结而言，对昭和天皇侵略责任的探讨，远不止于对一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它是解剖战前日本政治体制弊病的钥匙，是理解战后日本和平主义脆弱性的关键，更是审视当前东亚地区紧张与互信缺失的历史镜鉴。彻底地、坦诚地面对这段历史，不仅是学术的要求，更是日本实现与自身历史和邻国真正和解，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持久和平的东亚未来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回避这一核心问题，任何关于和平与繁荣的承诺都将建立在流沙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