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犬养毅的政治生涯与对华政策的双重性：理想与现实间的艰难平衡
来源：胡平   2026-06-04 07:58:19

　　编者按：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与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然而，战后在美国等国家的纵容与利益交换影响下，日本的投降过程并未得到彻底执行。仅有少数人被定为战犯，更多参与侵华战争的罪犯未能受到应有的清算。但我们不应忘却历史，中国人民必将世代铭记这段惨痛记忆。今天，我们列出部分侵略中国的战争罪犯，既是为了揭示历史真相，也是为了警示世人：日本军国主义与右翼势力正在重新抬头。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居安思危，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犬养毅( 1855-1932)， 日本第29任首相(1931.12-1932.5)。1890年第一届众议院选举时当选为议员，此后连续17次当选。1898年任隈板内阁文部大臣。1923-1924年任第二次山本内阁、加藤高明内阁递信大臣。1929年任政友会总裁。1931年组织政友会内阁。1932 年“五一五”事件中被刺杀。(《新满洲国写真大观》)

　　摘要

　　犬养毅(1855-1932)作为日本政党政治时代的重要政治人物，其生涯横跨明治、大正及昭和初期。在1931年至1932年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其执政恰逢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崛起与侵华战争爆发的关键节点。本文旨在探讨犬养毅作为一位长期被视为“中国通”及对华“温和派”的政治家，在面对日本对华侵略扩张时的复杂立场、政策选择及其历史局限性。通过分析犬养毅早期的政治思想、对孙中山及中国革命的支持，对比其在首相任内处理“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变”时的决策，本文认为，犬养毅的个人理想与对华友好情感，最终屈服于日本国内汹涌的军国主义浪潮、财阀利益及殖民地扩张的逻辑，其执政并未能扭转日本的侵略轨道，反而暴露了日本宪政体制在约束军方行动上的根本性失败。犬养毅个人的悲剧，亦是日本战前民主政治被军部法西斯势力吞噬的缩影。

　　关键词：犬养毅;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政党政治;军部独走;中日关系

　　引言：一个“亲华派”首相的历史悖论

　　犬养毅是日本近代史上一个颇具矛盾色彩的人物。他早年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许多中国革新派人士交往密切，被冠以“中国通”与“亲华派”的标签。然而，1931年12月，当他以七十六岁高龄组阁时，面对的却是关东军已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占中国东北的既成事实。国际联盟的调停压力、国内军部与右翼势力的狂热、以及经济危机的社会动荡，共同构成了其执政的残酷背景。研究犬养毅在这一时期的角色，不仅关乎对其个人的历史评价，更是剖析日本昭和初期为何以及如何从有限的宪政民主滑向全面侵略战争的重要视角。

　　一、理想之源：犬养毅早期的对华认识与活动

　　犬养毅的对华观形成于明治中后期。作为立宪政友会的核心成员，他属于主张实行宪政、政党内阁的“民党”阵营。其政治思想深受其师胜海舟的影响，主张“亚洲连带论”，但带有鲜明的日本中心主义色彩。早在1898年，犬养毅便与进步党领袖大隈重信共同组阁(隈板内阁)，担任文部大臣，开始接触对华事务。

　　他对孙中山革命的同情与支持是具体而持续的：

　　1897年，孙中山首次流亡日本，犬养毅通过其政治盟友宫崎滔天等人与孙建立联系，并提供住所和生活费。据《宫崎滔天全集》记载，犬养毅曾言：“孙文是一位值得援助的人物。”

　　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犬养毅协助孙中山安全留日，并安排其与日本政财界人士会晤。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犬养毅虽未公开出席，但通过内田良平、平山周等“大陆浪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庇护。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犬养毅作为政友会代表，与头山满等人共同推动日本政府对革命派采取“观望”乃至有限支持的态度，试图影响中国政局走向，以对抗清朝及袁世凯势力。

　　然而，这种支持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历史学者臼井胜美在《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中指出，犬养毅等人的“援助”始终服务于日本在华扩大影响力、获取利权的战略目标。例如，1912年，犬养毅曾向孙中山提出以“满蒙利权”作为援助革命的条件，虽遭孙婉拒，但揭示了其“亲华”表象下的现实政治考量。

　　二、现实之困：首相任内的侵华危机与决策困境

　　犬养毅内阁(1931.12.13-1932.5.16)成立时，关东军已侵占东北大部，并于1932年2月炮制了伪“满洲国”。犬养毅的应对策略体现了其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

　　“不扩大”方针与秘密外交的尝试：

　　组阁后，犬养毅在议会答辩中公开表示“希望事件不再扩大”(1931年12月22日第60届帝国议会会议录)。他试图通过非正式渠道与中国政府沟通。

　　1932年2月，他派遣与国民党高层有旧交的萱野长知作为密使前往上海、南京，与行政院长孙科、外交部长陈友仁等人接触。根据《萱野长知文书》及学者冈田丈夫在《犬养毅：人与思想》中的研究，犬养毅提出的方案核心是：日本原则上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但中国需承认日本根据既往条约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并同意中日共同开发东北经济，同时中国承诺排日运动。这即所谓的“犬养构想”。

　　遭遇的全面阻击与失败：

　　军部的强硬抵制：关东军和陆军中央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动摇“满洲国”建国的谈判。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在阁议中多次表示“满洲问题已无外交解决余地”。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更是视犬养毅为“国贼”。

　　内阁与官僚体系的掣肘：外相芳泽谦吉虽由犬养毅任命，但其本人及外务省主流意见倾向于对华强硬，对首相的秘密外交并不积极支持，甚至存在分歧。芳泽更倾向于通过国际联盟框架施压中国。

　　右翼与舆论的围攻：右翼团体“黑龙会”、“血盟团”等通过媒体大肆攻击犬养毅“软弱”、“卖国”。当时的主流报纸如《东京朝日新闻》虽未直接点名，但社论普遍强调“满洲权益关乎日本生命线”，任何退让都是不可接受的。

　　来自元老与宫廷的疑虑：元老西园寺公望虽对军部独走忧心忡忡，但在其回忆录及传记中显示，他对犬养毅能否控制局面缺乏信心，认为其方案过于理想化且难以执行。

　　“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与失控：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挑起战端。尽管犬养毅内阁最初希望“局部解决”、“保护侨民”，但战事迅速升级。根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大本营陆军部》资料，海军和上海派遣军不断擅自扩大行动，内阁的“不扩大”指示形同虚设。

　　犬养毅试图通过英国等第三方调停，但军事行动的既成事实使其外交努力效果有限。

　　三、平衡的失败：理念、体制与时代的局限

　　犬养毅的失败是结构性的，个人意愿在强大的系统力量面前不堪一击。

　　个人理念的内在矛盾：学者升味准之辅在《日本政治史》中分析，犬养毅属于“现实主义的政党政治家”，其目标是维护政党政治和宪政常态。他对华“温和”是基于成本与风险的计算，认为赤裸裸的军事占领会引发国际孤立和长期消耗，不如通过经济渗透和政治控制更为有利。但这种“温和”从未挑战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扩张的根本国策。

　　明治宪法体制的根本缺陷：

　　统帅权独立：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1条，天皇统帅陆海军，军令系统(参谋本部、军令部)独立于内阁之外。首相无权指挥军事行动。

　　帷幄上奏权：军部首脑可直接向天皇上奏，绕过内阁。在“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的行动就是通过参谋本部直接上奏天皇而获得事后追认的。

　　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大将或中将担任。这赋予了军部“倒阁”的武器。犬养毅无法撤换强烈主战的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否则内阁将立即垮台。

　　国内政治经济结构的推动：

　　财阀的利益驱动：三井、三菱等财阀在东北有大量投资(如满铁)，起初对军部激进行动有所顾虑，但随着局势发展，转而期待新政权带来的垄断性商机。历史学家中村隆英的研究表明，财阀的默许或支持是军部行动的重要后盾。

　　农村危机与民族主义情绪：1930年代初期，日本农村因“昭和恐慌”而极度凋敝，大量青年将参军和对外扩张视为出路。军部成功将侵略宣传为“开拓生存空间”，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国际环境的误判与压力：犬养毅等人低估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抵抗意志和国际社会(特别是国联)的反应强度。当国联李顿调查团明确指认日本为侵略者时，日本国内舆论反而更加同仇敌忾，将国际压力视为对日本的“不公”，进一步压缩了妥协空间。

　　四、悲剧的终点：五一五事件及其象征意义

　　1932年5月15日，以海军少壮军官为主的暴徒闯入首相官邸，将犬养毅枪杀。凶手在审判中宣称：“斩杀国之奸贼!”这一事件被历史学家秦郁彦在《昭和史的军部与政治》中定性为“政党政治终结的标志性事件”。

　　事件后，军部势力并未受到实质性惩处，凶手获得轻判且舆论多有同情。继任的斋藤实内阁是“举国一致”的中间内阁，政党政治从此一蹶不振。犬养毅之死，象征性地宣告了：任何试图在既有体制内，通过合法、渐进方式约束军部、部分调整侵略政策的行为，不仅无效，而且会遭到肉体消灭。国家暴力逻辑彻底压倒了政治协商逻辑。

　　结论

　　犬养毅的政治生涯，尤其是其短暂的执政期，清晰地揭示了日本走向全面侵华战争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他个人的经历表明，即使存在个别对华相对了解、意图采取相对缓和策略的政治领袖，在日本当时特定的历史结构——即畸形的明治宪法体制、失控的军部势力、日益右倾的社会思潮以及深刻的国内社会经济危机——的合力作用下，也完全无力扭转国家走向战争的总方向。他的“温和”是一种在侵略框架内的战术性调整，而非战略性的根本转向;他的失败，则证明了日本当时的统治集团中，已不存在能够并愿意从根本上挑战侵略路线的有效政治力量。因此，犬养毅的故事，不仅是一个政治家的个人悲剧，更是战前日本民主实验失败、国家被军国主义绑架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缩影。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对于理解近代中日关系的悲剧性根源，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参考文献

　　1.秦郁彦. 《昭和史的军部与政治》. 东京: 第一法规出版社, 1983.

　　2.臼井胜美. 《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 东京: 原书房, 1972.

　　3.升味准之辅. 《日本政治史》(全四册). 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8.

　　4.冈田丈夫. 《犬养毅：人与思想》. 东京: 中央公论社, 1978.

　　5.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 《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本).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6.信夫清三郎. 《日本政治史》(第四卷).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7.萱野长知. 《中华民国革命秘笈》. 东京: 帝国地方行政学会, 1940.

　　8.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译本). 南京: 1932.

　　9.Beasley, W. G.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10.Bix, Herbert P.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11.《第60届帝国议会会议录》，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12.相关档案汇编：《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Ⅰ)、《现代史资料》系列(みすず书房)中关于满洲事变、五一五事件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