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本庄繁与日本侵略：角色剖析、历史背景与文献综述
来源：胡平   2026-07-09 10:50:10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内容摘要

　　本论文聚焦于日本陆军大将本庄繁(1876-1945)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中的核心作用，以其军事政治生涯为线索，重点剖析1931年至1932年其担任关东军司令官期间的关键战争责任。作为日本陆军中顶尖的“中国通”，本庄繁的个人轨迹与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推进高度重合——早年驻华经历为其制定侵华战略奠定基础，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后直接指挥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全境，继而主导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将日本长期以来的侵略计划从国策构想转化为血淋淋的政治现实(71)。本论文综合中文、日文、英文三方史料及学术研究成果，梳理其从“中国通”军人到甲级战犯的堕落轨迹，辨析其与关东军中层策谋军官的决策关系，核心观点认为：本庄繁并非战后日本史学界所谓的“被动执行者”或“关东军独走的傀儡”，而是秉承日本军国主义的长期国策，在九一八事变发动和伪满洲国炮制中承担最终军事政治责任的关键决策者，是近代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典型执行者与直接践行者(81)。

　　关键词

　　本庄繁;日本侵华;关东军;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大陆政策

　　一、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近代日本在“大陆政策”的指引下，持续推行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将长期与世隔绝的中国东北及亚洲大陆其他地区视作其生存发展的“生命线”，连续发动针对中国、朝鲜等周边国家的殖民侵略战争。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这既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预谋、精心策划的结果，也成为其武装侵略中国的真正开端。这场侵略战争不仅在短短4个月内导致中国东北全境沦陷，更彻底打破了一战后形成的华盛顿体系，在远东地区形成首个世界战争策源地，后续更逐步推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了空前的巨大灾难(9)。

　　在这段决定亚洲乃至世界命运的侵略历史中，本庄繁是一个长期被忽视却极为关键的核心人物。作为关东军第九任司令官，他在1931年8月至1932年8月的短短一年任期内，将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中层参谋人员的侵略阴谋转化为切实的军事行动，更以“高超的执行力”巩固殖民扩张成果，成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将侵略计划逐步落地的直接核心指挥者(71)。战后，围绕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及侵占中国东北的历史罪责问题，部分日本政界、学界人士竭力编造历史谎言，刻意将事变的爆发歪曲为关东军中层少壮派军官的“独走”行为，片面强调日本文职政府对事变的失控状态，试图以此将责任完全归咎于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中层参谋，为身为关东军最高负责人的本庄繁开脱洗白。甚至有部分右翼学者大肆鼓吹“本庄繁不知情”的荒谬论调，声称他是在下属的“胁迫不得已”下才被动采取军事行动，刻意掩盖其在侵略战争中承担的最终军事政治责任。

　　基于此，重新深入考证本庄繁在日本侵略扩张全局中的具体角色，系统梳理其从备战到指挥作战、再到炮制傀儡政权的完整侵略活动链条，不仅是还原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建立历史真相的必然要求，更是驳斥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美化侵略历史、正确认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本质的关键学术抓手。同时，这一研究也能深刻揭示日本军国主义如何通过自上而下的紧密配合，将长期的侵略国策转化为血淋淋的殖民统治现实，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47)。

　　1.2 文献综述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中、日、英三国史学界围绕本庄繁在日本侵略扩张中的角色定位，开展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与考证，形成了相对清晰的学术脉络，同时也存在明显的观点对立。综合三方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史料基础已较为扎实，但学术观点间的争议仍十分显著。

　　1.2.1 中文研究现状

　　中国学界对本庄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史、伪满洲国殖民统治史两大研究领域，早期研究多侧重宏观叙事，自20世纪90年代起，逐步转向基于原始史料的精准考证研究。从现有公开文献来看，截至2025年年底，尚未出现以本庄繁个人为单独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相关研究内容大多作为关键章节，被纳入九一八事变史、伪满洲国史、关东军战争罪相关研究著作中。不过，在学术期刊论文及权威机构学术文章层面，已有不少基于一手史料的扎实考证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权威研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高培撰写的《本庄繁与九一八事变》。该文以《本庄日记》、关东军官方战史资料、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等核心一手史料为直接证据，详细梳理了本庄繁自1931年8月上任至九一八事变爆发期间的完整活动轨迹，精准辨析了他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关东军核心参谋的决策分工逻辑。高培在文中明确驳斥了“本庄繁是被动执行者”的日本右翼论调，以确凿的史料证据证实：本庄繁并非对下属的密谋计划一无所知，而是早在正式下达作战命令前，就已经通过战前的密集军事部署和针对性演习，为事变发动做好了充分的外围准备;在战事突发的关键节点，是他最终拍板批准了下属的进攻方案，并以关东军最高司令官的身份承担全部后续责任，将局部冲突扩大为覆盖中国东北全境的全面侵略战争(80)。

　　另一项重要研究来自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沈燕撰写的《伪满洲国始作俑者——第九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评析》。该论文结合伪满洲国建国原始档案、关东军会议记录等一手史料，重点聚焦本庄繁在炮制伪满洲国过程中的具体政治操作细节，系统梳理了他从提出“新国家”政治构想、确定“表面由中国人统治、实质实权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的核心殖民原则，到威逼利诱末代皇帝溥仪出任傀儡执政、扶持亲日派官员组建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完整操作链条。沈燕在文中明确指出，伪满洲国这一傀儡政权的本质，正是本庄繁等日本殖民侵略者为掩盖武力侵略事实、在东北实施长期殖民统治而刻意设计的政治工具。这一研究从政治层面补充了本庄繁的侵略罪证，让其在军事侵略之外的殖民政治角色更加清晰(71)。

　　除上述专门研究外，国内关于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的通史类著作，如《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也均以官方档案史料为依据，记载了本庄繁下达全面进攻命令、指挥关东军侵占东北、策划建立伪满洲国等关键侵略活动，从宏观视角固化了其作为核心战犯的历史定位(54)。

　　1.2.2 日文研究现状

　　日本学界对本庄繁的研究，大多被纳入满洲事变史、关东军战史类研究著作中，相关研究成果呈现出极为鲜明的两面性特征：一方面是权威原始史料的公开开放，另一方面则是部分主流学术研究刻意淡化其战争罪责的片面化倾向。

　　在史料层面，核心原始文书基本实现公开开放。由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编辑、朝云新闻社出版的《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收录了本庄繁任职期间的关东军作战命令、与日本军部的往来机密电文、军事部署相关官方记录，是研究其军事指挥行为的最基础一手史料;由本庄繁本人亲笔书写的《本庄日记》，其原稿收藏于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曾于1989年由原书房正式公开出版发行。这部日记详细记录了他上任后的每日具体活动、关东军核心会议的完整内容、事变前后的详细决策过程以及个人的真实战略想法，是直接研究其侵略心理与活动轨迹的最核心一手证据(18)。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的《满洲事变相关外务省机密记录》(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录，档案编码B02030192300)，完整收录了事变期间关东军与日本陆军省、外务省之间的往来机密电文，其中部分电文内容直接证实，本庄繁的军事行动及政治殖民方案，均得到了日本中央军部的私下授权或事后默认，这为考证其与日本中央决策层的联动关系提供了直接依据(91)。

　　但在具体学术研究结论层面，部分日本主流学者长期存在刻意淡化、歪曲其战争责任的倾向，典型的代表观点如：战后日本著名政治史学家林久治郎在其著作《满洲事变与奉天总领事》中，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完全归因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关东军中层少壮派军官的“独走”行为，声称本庄繁作为关东军最高司令官，是在“完全不了解具体行动计划细节”的前提下，被下属的既成事实绑架后，才被迫做出了追认的军事决策。部分日本学者甚至进一步美化这一说法，声称本庄繁在接到事变报告后，曾试图约束下属的军事行动，只是被军部的匿名电报劝诱才最终同意扩大战事。这类论调刻意回避了本庄繁在上任后积极组织备战、提前审定作战计划、事后主动追认侵略行为的一系列关键事实，本质上是为了将侵略战争的责任完全推卸到中层军官身上，以维护日本军部和天皇的权威，更直接为本庄繁的个人罪责进行开脱(17)。

　　1.2.3 英文研究现状

　　英文史学界对本庄繁的专门研究数量较少，相关内容大多被纳入日本对外扩张史、九一八事变史这类区域性国际冲突研究的宏观著作中，研究重点更侧重从国际政治视角出发，聚焦其军事决策对日本国内文职政府权威及远东国际格局的深远影响，较少涉及具体的战争责任考证。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来自《20世纪军事传记百科全书》中收录的本庄繁相关条目。该条目在如实记述其指挥九一八事变、主导建立伪满洲国等基本侵略史实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本庄繁在1931年的军事行动对日本国内政治格局的颠覆性影响——他公然越过日本文职政府的既定外交政策行事，肆意扩大战事的军事决策，标志着日本军部的政治影响力彻底压制住了文职政府，正式确立了军部在日本国家决策体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这一权力结构变化，为日本后续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全面走向军国主义独裁统治提供了关键政治前提(37)。

　　此外，部分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史、远东国际战争史著作，如《剑桥日本史》《远东国际关系史》等，也均将本庄繁的指挥行动视作日本军部完全掌控国家对外政策、日本正式走上大规模军事扩张道路的一个关键性历史分水岭。这类研究虽然对本庄繁的战争罪责没有进行直接的详细考证，但从国际政治宏观视角出发，如实记录了其侵略行为的后续影响，侧面证实了其在日本侵略扩张进程中的关键角色。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英文研究著作由于参考了日本战后主流学界的歪曲化研究成果，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低估、忽视本庄繁个人在侵略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与实际决策责任的倾向(81)。

　　1.2.4 现有研究缺口

　　综上所述，中、日、英三方现有研究已经初步勾勒出本庄繁在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建立过程中的大致活动轮廓，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初步基础，但从学术研究的精准性、系统性角度来看，目前仍存在三个较为显著的研究缺口：

　　第一，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将本庄繁的生平活动与侵略史实进行简单的二元拼接，未能紧密结合其长期对华工作的特殊经历、“中国通”的战略认知，深入剖析其个人军国主义思想形成的完整轨迹，以及这种思想如何直接指导、决定了其在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建立过程中的具体决策行为，对其个人角色的剖析缺乏足够的思想层面支撑。

　　第二，现有研究对本庄繁的责任界定存在各说各话、缺乏权威史料交叉验证的问题。部分研究片面强调他作为“傀儡司令官”的被动性，另一部分研究则虽认定其为战争元凶，却缺乏足够的细节支撑，没有完全澄清他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中层策划军官的具体决策分工关系——现有史料虽证实中层军官负责策划具体侵略方案，但并未清晰论证本庄繁作为最高司令官，如何通过战前的综合部署、战时的命令追认及扩大、战后的政治巩固等操作，将下属的局部阴谋方案转化为全局性的国家侵略行动。

　　第三，现有中文研究较少系统引用《本庄日记》原文、日文官方原始史料及英文权威学术文献进行交叉验证，部分研究存在史料来源单一化的问题，难以形成覆盖多维度的证据链，无法有力驳斥日本右翼学界的歪曲论调;同时，现有研究几乎没有将其个人角色放到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整体发展脉络中，分析其侵略活动对日本后续整个对外扩张战略的全局性影响。

　　有鉴于此，本论文将采用文献综述结合原创性深度考证的研究方法，以《本庄日记》、关东军官方战史记录、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资料等核心一手史料为基础，结合中、日、英三方权威学术研究成果，重点考证本庄繁在侵略扩张中的具体决策细节，厘清其与中层策划军官的真实权力关系，剖析其个人经历、思想认知与侵略决策之间的内在逻辑，精准界定其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历史罪责与战略角色。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1.3.1 研究方法

　　本论文综合采用以下三种研究方法，形成完整的史料验证与逻辑分析链条，确保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准确性：

　　第一，文献研究法。广泛搜集、整理中、日、英三方相关权威原始史料与学术研究成果，其中既包括《本庄日记》、关东军作战机密电文、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资料等一手原始史料，也包括三方权威学术期刊论文、专业研究著作等二手研究成果。通过对这些文献的逐一甄别、分类梳理，汇总各方研究结论，夯实本论文的史料支撑基础。

　　第二，史料交叉核验法。重点将《本庄日记》原文、关东军官方战史记录、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的机密电文、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及各方权威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交叉验证，多方比对，核实本庄繁在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建立过程中下达的具体命令、采取的实际行动、与下属及中央军部的真实互动细节，厘清历史记载中的争议性内容，最大程度避免单一史料导致的偏差或片面化。

　　第三，角色分析法。将本庄繁的个人军事政治活动，放入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整体发展脉络中，结合其长期驻华的特殊经历、“中国通”的战略认知、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轨迹，系统剖析其作为关东军最高司令官的法定职权、实际决策行为及后续政治操作细节，精准界定其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过程中承担的具体军事、政治责任。

　　1.3.2 论文结构

　　本论文除引言、结论外，共设置四大核心主体章节，具体结构如下：

　　第一章为历史背景：简述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过程与核心内容，梳理近代日本对中国东北逐步渗透、扩张的长期侵略轨迹，重点介绍本庄繁的生平经历，尤其是他长期驻华、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入了解的“中国通”成长轨迹，以及这一身份如何推动他逐步走向军国主义道路，最终成为侵略扩张的核心执行者。

　　第二章为核心角色剖析：聚焦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关键历史节点，深入考证本庄繁作为关东军司令官的具体决策行为，梳理他从战前军事准备、事变爆发后下达全线攻击命令、主动请求驻朝鲜日军增援、将关东军司令部迁往沈阳的完整指挥链条，厘清其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中层策划军官的真实决策分工关系，驳斥有关开脱罪责的论调。

　　第三章为另一核心角色剖析：聚焦1931年至1932年伪满洲国政权的炮制过程，详细考证本庄繁在这一过程中的具体政治操作细节，包括提出殖民统治原则、拟定“新国家”具体方案、威逼利诱溥仪出任傀儡执政、扶持亲日派组建伪政权的完整过程，揭露其在建立傀儡政权、实施殖民统治中的核心政治责任。

　　第四章为文献综述与责任界定辨析：梳理中、日、英三方学界关于本庄繁战争责任的主要争议观点，结合最新的权威史料交叉验证结论，从国际法、日本国内军事体制、历史事实层面，对其战争责任进行精准、客观的界定，总结其在日本侵略扩张史上的典型角色定位。

　　最后为结论部分，在前面章节的基础上，对本庄繁的角色进行总结性定性，系统梳理其从军国主义“中国通”到战犯的完整堕落轨迹，阐明其个人行为与日本长期“大陆政策”之间的紧密关联，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二、历史背景：大陆政策与“中国通”军人的崛起

　　要深入剖析本庄繁在日本侵略中的角色，必须先厘清两个基础背景：一是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核心国策——“大陆政策”的形成逻辑，以及中国东北在这一政策中的极端核心地位;二是本庄繁的个人成长轨迹，尤其是其长期驻华、深入掌握中国内情的“中国通”身份，这两者共同决定了他后续的侵略行为。

　　2.1 日本大陆政策与“满蒙生命线”论

　　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思想，并非少数军国主义分子的突发奇想，而是经历了数百年的思想铺垫、近半个世纪的国政策划和逐步推进的军事行动，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其核心内容就是所谓的“大陆政策”。这一政策的思想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日本战国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丰臣秀吉。他在统一日本国内后，曾先后两次发动大规模侵略朝鲜的战争，妄图以朝鲜为跳板，进一步侵略中国，进而建立一个包括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诸国在内的“大日本帝国”。这一初步的扩张构想，成为后世日本“大陆政策”最早的思想源头。

　　到了19世纪中叶，日本的部分封建军阀、没落武士阶层和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进一步发展了丰臣秀吉的扩张思想，形成了完整的“大陆政策”雏形。1868年，日本开始实行明治维新，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同时也迅速走上了对外军国主义扩张的道路，正式将“大陆政策”确定为其国家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战略逻辑，是妄图以武力征服中国、朝鲜等亚洲大陆国家，进而称霸整个亚洲大陆、征服欧洲，最终建立所谓“世界帝国”，将日本的国家生存与发展空间，完全建立在对周边国家的殖民掠夺和领土分割之上(92)。

　　在日本“大陆政策”的整个扩张蓝图中，中国东北(日本当时称之为“满蒙”，即满洲+蒙古的区域称谓)始终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认定为实现其扩张目标的关键核心起点。这是因为中国东北不仅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更是联结中国本土、朝鲜、苏联远东地区的战略要地，能够为日本提供充足的战略资源、广阔的商品倾销市场和极具价值的军事战略缓冲空间。自19世纪末开始，日本国内就逐步形成了所谓“满蒙生命线”的侵略理论，将中国东北视作日本国家生存发展的“生命线”，公开提出要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称霸亚洲大陆的战略前沿基地(92)。

　　基于这一侵略理论，日本自19世纪末开始，就对中国东北实施了长期的、有计划的、分步骤的渗透与侵略行动，逐步将其势力范围扩张至东北全境。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打败清政府后，通过《马关条约》强行割占中国辽东半岛，后因俄、德、法三国干涉才被迫归还，但并未放弃侵占东北的野心;1904年，日本为夺取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发动日俄战争，战后根据《朴茨茅斯和约》，正式夺取了俄国在中国旅顺、大连的租借权，以及长春至旅顺的南满铁路沿线的绝对特权，随后在东北正式驻扎重兵，成立关东都督府，直接开启了对中国东北长达40年的政治、军事渗透。1906年，日本正式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这一机构名义上是铁路运营机构，实则是日本对东北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侵略的核心综合机构，被称为“满蒙侵略的先锋机构”;1919年，日本正式在旅顺设立关东军司令部，将此前驻扎在东北的独立守备队、南满铁路沿线的驻军整合为统一的关东军部队，这支军队随后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执行“大陆政策”的核心先锋军事力量(9)。

　　至20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已经完全把控了国家的核心决策权力，进一步将“大陆政策”推向了具体的付诸实施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末期、东北易帜前后的政治混乱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北伐战争正在快速推进，中国的统一趋势逐步明朗。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将这一局面视作“天赐良机”，加紧制定全面侵占中国东北的秘密作战计划，不断强化关东军的军事实力，最终在1931年通过九一八事变，将这一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侵略构想彻底转化为血淋淋的殖民现实。本庄繁的军事生涯巅峰，正是在日本这一长期密谋、侵占中国东北的最后关键阶段——他被日本军部选中，作为执行这一侵占计划的最高军事负责人，直接见证并亲手推动了“大陆政策”这一关键步骤的落地。

　　2.2 本庄繁：“中国通”的军国主义人生轨迹

　　本庄繁于1876年5月10日出生于日本兵库县的一个下层武士家庭，这种传统武士家庭的成长环境，让他自幼开始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熏陶，从青少年时期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对外扩张、尊崇武力的军国主义价值观。1897年，本庄繁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正式加入日本陆军队伍，开启了长达近50年的军事政治生涯;1904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校，随后直接参加了日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积累了初步的实际作战经验，更亲眼见证了日本通过武力夺取中国东北特权的整个过程。日俄战争结束后，本庄繁被调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工作，随后历任多个重要军事职务，职位逐步升迁。

　　从1921年开始，本庄繁的军事生涯进入了一个决定性的新阶段——他被日本军部任命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专属军事顾问，随后又担任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在这一过程中，他获得了长期在北京、东北等地工作、生活的机会。在华工作期间，本庄繁刻意学习中国语言、传统文化及各地的地方风俗，曾专门花费大量时间走访东北各地的军政要员、地方士绅和普通民众，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民情，以及当时中国各派军阀的真实政治动向、军事实力部署和内部矛盾细节;他还利用职务之便，广泛收集中国东北的军事部署、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经济社会发展等各类核心情报，对中国东北的战略价值、各派军事实力的强弱分布及国内的政治形势，形成了远超普通日军将领的精准、深入认知，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东北话，因此被当时日本军界公认为陆军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值得注意的是，在华工作期间，本庄繁并非单纯的情报收集者，更是积极的对华战略规划者——他多次在给日本军部的秘密报告中提出，中国东北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关键，对日本的生存发展具有“绝对不可替代的价值”，必须通过武力手段将其完全占领，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4)。

　　1931年8月1日，在日本军部已经完成侵占中国东北的前期军事准备、即将发动事变的关键节点，熟悉东北内情、坚定支持扩张政策的本庄繁，被日本天皇正式任命为关东军第九任司令官。当时的日本军部高层认为，他长期在华工作、熟悉东北的情况，具备丰富的对华军事、政治经验，是统筹指挥这次大规模侵略军事行动的最适合人选。此时的本庄繁，已经是一个有着30年军事生涯、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分子，完全赞同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国策，更对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和“中国通”的战略认知充满信心。

　　1931年8月20日，本庄繁抵达旅顺，正式就任关东军司令官一职。从到任的第一天起，他就没有任何掩饰，立即全面投入到战前侵略准备的工作中。根据《本庄日记》及当时关东军的官方战史记录记载，他到任后的第二天，就开始连夜听取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核心下属的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关东军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细节及东北军的实际防务情况;随后，他不顾旅途劳累，立即对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的所有日本关东军驻地，以及驻旅顺、大连的关东军部队，展开了为期近10天的连续巡视检阅。在检阅过程中，他多次向关东军官兵发表“训话”，公开强调“近来满蒙的形势渐告紧迫，不容一日偷安，我关东军的责任真可谓既重且大”，要求部队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要有当事件突发时绝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独立执行任务的小部队，要断然遂行自己的任务”;此外，他还组织部队进行了多次针对性的军事演习，演习的核心内容正是针对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沈阳城的模拟攻坚作战，从战术层面完成了事变前的最后准备。

　　本庄繁的这一系列密集备战活动，与此前关东军中层参谋在暗处的秘密策划形成了极为默契的公开配合：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少壮派军官在暗处具体谋划爆破柳条湖铁路、进攻东北军驻地的详细行动方案;而本庄繁则以关东军最高司令官的公开身份，在军事实力部署、战略战术准备、士气动员等层面完成了公开的全方位准备，将关东军的秘密行动计划，正式上升为有强大军事力量支撑、有明确战略指导的实质性国家侵略行动。他的这一系列举动，充分表明他对事变的爆发早有心理准备，更完全赞同下属的侵略方案——所谓“完全不知情”的说法，从他到任后的一系列备战动作来看，根本无法成立(93)。

　　1931年9月18日，柳条湖事件爆发，九一八事变正式拉开帷幕。事变爆发后，本庄繁没有任何犹豫，更没有任何对国际法、中国主权的忌惮，直接以关东军最高司令官的身份，批准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提出的全面进攻方案，正式下令关东军全线出动，对中国东北各地的东北军发起大规模进攻;随后，他又下令将关东军司令部从地处后方的旅顺，直接迁往事变爆发地沈阳，就近指挥前线作战，并主动向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求援，请求驻朝鲜日军越过中朝边境，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增援，进一步扩大了侵略战争的规模。在本庄繁的直接指挥下，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关东军，面对奉行“不抵抗政策”的东北军，在短短一周内就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战略要地，随后又快速向黑龙江省推进，于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至此，中国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在短短4个月内就完全陷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在这一过程中，本庄繁充分发挥其“中国通”的优势，根据东北军的兵力部署特点、各地的地形条件，制定了精准的分兵作战、快速推进的作战方案，成为侵占中国东北的核心元凶(9)。

　　在完成军事占领后，本庄繁没有丝毫停顿，立即着手策划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试图通过这种“以华制华”的形式，巩固日本的军事侵略成果，将东北从中国的领土中彻底分割出去，转化为日本的长期殖民地。1932年8月，本庄繁离任关东军司令官一职，回国后先后担任军事参议官、天皇的侍从武官长、枢密顾问官等重要职务，在此期间，他始终不遗余力地支持日本政府推行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继续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扩张战略出谋划策。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本庄繁被盟军远东总司令部列为甲级战犯，面临国际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同年11月20日，在得知中国政府已经照会盟军总部、正式要求逮捕自己的消息后，自知罪孽深重、难逃正义惩罚的本庄繁，在东京陆军大学校内切腹自尽，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在自杀前，他留下了一份遗书，其中写道：“由于我多年来历任军事要职，使帝国濒临崩毁，深感惶恐，虽万死而不足赎我之罪也。”这句话间接承认了自己在长期侵略战争中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86)。

　　三、炮打盛京：本庄繁与九一八事变的军事指挥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精心策划的必然结果，而本庄繁作为关东军最高司令官，在事变爆发、战事扩大及最终占领东北全境的整个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关键作用——他并非事后被动追认下属的作战方案，而是在事变前积极统筹备战，在事变爆发的关键节点，拍板批准了进攻方案，并用自己的名义承担全部责任，将局部的军事冲突转化为全面的侵略战争。

　　3.1 战前运筹：关东军的临战准备与责任闭环

　　在九一八事变的策划阶段，事后的史料和研究结果表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关东军中层少壮派军官，是具体行动计划的直接制定者和直接策划人——他们长期秘密谋划，甚至不惜提前将原计划的事变时间从9月28日提前到9月18日，具体策划了柳条湖铁路的爆破计划、进攻东北军驻地的详细作战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本庄繁对事变不知情，或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事实上，他作为关东军的最高负责人，从到任的第一天起，就通过一系列公开的军事部署，为中层军官的秘密计划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战略支撑，将关东军的局部阴谋，转化为有明确军事支撑、可直接落地的国家侵略行动。

　　前文提到，本庄繁在1931年8月20日正式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后，立即马不停蹄地展开了一系列的战前动员部署活动。从1931年9月7日开始，也就是事变爆发的前11天，他又对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驻地，以及驻旅顺、大连的关东军部队，展开了第二轮更为密集、更为针对性的巡视检阅活动。在巡视过程中，他直接向关东军部队下达了明确的战备指示，要求“第一线部队要经常注意情况的变化，要有当事件突发时绝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特别是独立执行任务的小部队，要断然遂行自己的任务”;在专门针对驻沈阳北大营、飞机场的日军部队的演习中，他更是明确要求部队“必须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对沈阳城的关键战略目标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攻坚部署。他的这一系列公开战备动作，与板垣、石原等人在暗处策划的秘密爆破计划，形成了完美的配合——中层军官在暗处策划具体行动，而作为最高司令官的本庄繁，则在公开层面，完成了战略、战术及兵力的全面准备，为下属的秘密计划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军事背书。

　　更关键的证据来自本庄繁的官方通信记录——1931年9月15日，也就是事变爆发的前3天，他在给陆军大臣南次郎的一封绝密电报中，直接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解决满蒙问题的战略态度：“本职深信，此时断然采取坚决行动，解决满蒙问题，实为帝国生存发展之必由捷径。”从这封电报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不仅完全知晓近期将在东北发生的重大军事行动，更对采取武力侵略的方案是完全支持的，已经做好了随时追认、批准下属军事行动的正式准备(92)。

　　事变爆发前的另外一项关键证据，来自当时关东军的后勤准备记录——在本庄繁的亲自授意下，关东军于1931年8月底，悄悄从日本国内调来两门当时最先进的攻城重炮，将炮口精准瞄准东北军驻守的北大营及沈阳飞机场，并完成了所有射击诸元的标定;同时，关东军还将驻扎在日本国内的一个师团，秘密调到了朝鲜半岛，随时准备渡江进入中国东北增援。这一系列的军事部署，绝非中层参谋能够单独决定，必须经过关东军最高司令官本庄繁的亲自批准和全程统筹。这充分说明，他对事变的爆发不仅早有预知，更在军事部署层面，为事变的成功发动做了周密的、充分的前期准备。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左右，关东军按预定计划，由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的部分官兵，在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段，秘密引爆了预先埋设的炸药，炸毁了一小段铁路，随后将3具身穿东北军军服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主动攻击日军。这一蓄意制造的柳条湖事件，成为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导火索。事变发生后，板垣征四郎立即以关东军代理司令官的名义，首先下达了全面进攻的口头命令，随后打电话向当时正在旅顺的本庄繁紧急汇报，称“中国军队破坏满铁铁路，主动攻击我军，我军已陷入被迫反击的激烈战斗中”，并假借“事态紧急，必须采取断然措施”的名义，请求本庄繁正式批准其进攻计划。

　　接到这一紧急报告后，本庄繁立即召集参谋长三宅光治、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一众高级参谋，到关东军司令部紧急召开作战会议。在会议上，石原莞尔等人明确主张，立即将局部的冲突扩大为全面的进攻，他们声称：“我军现在处于以寡敌众的极大劣势，我们唯一的防御就是进攻，断然使用兵力，将满蒙地区完全占领。”根据石原莞尔等人的回忆，本庄繁在听完汇报后，沉思了约5分钟，随后毅然表示：“好吧，就由我自己来承担这件事的全部责任。”这句话，成为了决定中日两国后续历史走向的关键节点——随后，他正式签署命令，批准了板垣征四郎此前已经口头下达的全面进攻命令，要求关东军全线出动，对中国东北各地的东北军发起大规模进攻。

　　这一决策过程清晰证明：本庄繁绝非事后被既成事实绑架的被动执行者，而是在第一时间就主动追认、正式批准了下属的侵略行动;他的这一授权，是将关东军局部阴谋转化为全局性公开侵略战争的必备关键环节。按照当时日本陆军的体制，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并没有权力决定发起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有作为关东军最高司令官的本庄繁，才有权力下达正式的作战命令;事实上，板垣征四郎等人在事变爆发后的第一时间，也确实在等待本庄繁的最终决断，否则不敢贸然扩大战事。

　　与此同时，本庄繁还采取了另外一项关键的配套措施：他立即向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发出了一封绝密求援电报，要求驻朝鲜日军立即越过中朝边境，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增援;随后，他又下令将关东军司令部从地处后方的旅顺，直接迁往爆发事变的沈阳，以便就近统筹指挥前线作战。9月19日凌晨1时30分至2时之间，本庄繁正式向关东军下达了后续的扩大作战命令，将进攻范围从沈阳一地，扩大到南满铁路沿线的所有关键城市，要求驻辽阳的第2师团、驻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第1营、第5营等主力部队，迅速向沈阳、长春、营口等关键战略要地进发，全面攻击中国军队，彻底解除东北军的武装;随后，他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的核心人员，乘专列从旅顺紧急前往沈阳，于当天上午11点抵达沈阳，随即在沈阳城内的东拓大楼设立了临时司令部，就近统筹指挥前线作战。

　　这一系列的命令和后续行动，完整地展现了本庄繁在事变中的核心指挥地位：他没有任何犹豫或迟疑，更没有任何遵从日本文职政府限制战事扩大指示的想法，而是主动、持续地扩大了战事的规模，将一场由极少数中层军官策划的局部军事冲突，直接转化为日本全面侵占中国东北的大规模侵略战争。

　　3.2 火线指挥：从全面进攻到占领东北全境

　　在下达全面进攻的命令后，本庄繁随即赶往沈阳，亲自统筹指挥关东军的后续作战行动。作为一名有着30年军事生涯、多次经历实战指挥的高级将领，他充分发挥自己“中国通”的优势，根据东北军的兵力部署特点、各地的地形条件，制定了精准的分兵作战、快速推进的详细作战方案。

　　他的具体作战部署逻辑十分清晰：将关东军的主力兵分两路，一路由第2师团主力组成，直接集中攻击东北军的核心驻地北大营，以及沈阳城的各个战略要地;另一路由驻守在南满铁路沿线的独立守备队主力组成，沿着南满铁路，向营口、凤凰城、安东等沿线的关键城市快速推进;同时，他还命令驻长春的第3旅团主力，迅速向长春周边的东北军驻地发起攻击，抢占长春这一连接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的核心交通枢纽。在本庄繁的直接统筹指挥下，各路关东军部队发起了极为迅猛的进攻，沈阳城及周边的几个关键战略要地，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相继被关东军占领。

　　与关东军的迅猛进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北军的被动局面——由于此前蒋介石和张学良已经明确下达过“不予抵抗，力避冲突”的密令，驻守北大营、沈阳城的东北军部队，在接到冲突报告后，几乎没有组织起像样的抵抗，就被迫撤出了驻地，部分部队甚至在日军攻上来之前，就已经提前撤离了。这使得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关东军，在进攻过程中几乎没有遭遇有效的抵抗，进展速度远超事先的预期。9月19日拂晓时分，关东军就完全占领了东北军的核心驻地北大营;清晨5点30分左右，沈阳城的各个主要城门、城墙都被关东军占领;到上午9点，关东军已经完全控制了沈阳城的全部核心交通要道、重要军政机构及周边的所有战略要地，在沈阳城张贴了以本庄繁名义发布的“安民布告”，伪造了“日军是为了维护地方治安、保护侨民”的侵略借口。这张布告是事先就已经准备好的，从侧面证明了整个事变并非偶然事件，而是经过精心周密策划的有计划侵略。

　　在占领沈阳之后，本庄繁没有任何停顿，立即将此前的作战部署进一步扩大，下令关东军沿着南满铁路、中东铁路全线继续推进，攻占东北三省的所有关键战略要地，彻底消灭东北军的主力部队。在他的直接指挥下，关东军各路主力部队，沿着南满铁路、中东铁路全线快速推进，在短短一周时间内，就相继占领了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吉林等20多座东北大中城市及周边的所有战略要地;其中，长春作为连接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的核心交通枢纽，在9月19日一天内就被关东军完全占领。

　　在这一过程中，本庄繁最为担忧的，是战线快速推进后兵力不足的问题，因此他多次致电日本军部，请求批准驻朝鲜日军越境增援这一关键作战行动。虽然当时日本内阁曾暂时做出了“限制战事扩大”的表面决议，但日本军部很快就私下同意了本庄繁的请求，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随即率领驻朝鲜日军的主力部队，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增援，加入了对东北军的进攻序列。这一增援部队的到来，极大地增强了关东军的军事实力，让本庄繁得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指挥部队扩大占领范围。

　　在指挥军事进攻的同时，本庄繁还同步展开了对占领区的政治控制部署。他任命第2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为沈阳卫戍司令，负责管理沈阳城的警备和治安;随后，他又任命土肥原贤二为临时沈阳市长，负责接管沈阳城的地方行政权力;同时，他下令关东军在占领区内，全面收缴东北军的武器，彻底取缔了东北的所有地方行政机构，对占领区内的交通、通信、新闻传播等所有关键领域，都实行了严格的军事管制，完全剥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权力。

　　在本庄繁的直接指挥下，关东军的进攻进展异常顺利——1931年9月下旬，辽宁、吉林两省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关东军完全占领;1931年11月19日，关东军占领了黑龙江省的省会齐齐哈尔;1932年2月5日，又占领了在东北政治、经济、军事地位仅次于沈阳的哈尔滨;至此，中国东北三省的全部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内，就完全落入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关东军的这一快速制胜的结果，离不开本庄繁的精准战术指挥和统筹部署——作为长期研究东北军情的“中国通”，他精准抓住了东北军主力入关、后方兵力空虚的短板，采用了多点突击、快速推进、优先占领交通枢纽的正确战术，以极小的战术代价，实现了占领东北的核心战略目标。

　　3.3 责任闭环：“下克上”逻辑的破与立

　　战后，日本的部分史学家及军国主义的右翼分子，为了推卸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责任、为本庄繁的个人罪责进行开脱，提出了所谓“关东军独走”的荒谬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九一八事变是由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几名关东军中层少壮派军官，瞒着日本中央军部和本庄繁，私自策划、发动的一次军事冒险行动;本庄繁作为关东军的最高司令官，事先对具体的事变计划毫不知情，是在接到下属的既成事实报告后，不得不被动追认了下属的作战命令;日本中央军部及当时的日本文职政府，对事变的发生更是完全不知情，根本无法控制前线关东军的行动。

　　但历史事实及现存的权威原始史料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理论完全是经不起任何史料推敲的历史谎言。事实是，本庄繁并非被动追认下属的作战命令，而是始终掌握着关东军的最高指挥权，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中层策划军官，只是在他的授权和统筹指挥下，执行了他既定的作战方针;所谓“独走”，只是日本文职政府、中央军部和关东军之间，刻意演给国际社会看的一场政治戏码——日本中央军部私下完全支持本庄繁的行动，甚至给予他明确的指示;而表面上却装出对关东军的行动一无所知、被迫追认既成事实的样子，以规避国际联盟的谴责和来自国际社会的实际制裁。

　　最直接的核心证据，来自本庄繁自己书写的《本庄日记》。在日记中，他毫不隐晦地记录了自己在事变前、事变中的所有决策细节，完全没有任何“被下属胁迫、被迫接受既成事实”的感觉。例如，在1931年9月19日的日记中，他得意地写道：“拂晓，我军占领北大营，午时占领奉天城，接着占领东大营。本日进攻长春的战斗，极为顺利……关东军的行动，就好像在执行几天前就已经排练成熟的检阅演习一样神速。”从这段记录的语气可以看出，他对整个事变的推进节奏完全掌控，对下属的行动也是完全满意的，根本没有任何被欺骗、被蒙蔽的感觉。

　　另一项关键证据，来自事变后日本军部发给本庄繁的一封机密电报。1931年9月20日，也就是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日本陆军省致电本庄繁，发出了一道态度极为暧昧的密电：“关东军司令官之决心和处置深合时宜，完全符合军部的既定战略方针”——这封电报实际上是对本庄繁的侵略行动进行了正式的追认和私下鼓励，所谓“日本中央军部不知情”的说法，从这封电报的内容来看，根本就无法成立。

　　此外，当时的国联调查团在经过认真的实地调查、查阅了大量有关的原始史料、走访了事变的相关当事人后，也在正式的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日方于事前确有充分计划以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之战事，且此计划于9月18日至19日之夜见诸实行，迅速证确，实有完整的指挥链条。”这一结论，直接否定了所谓“关东军独走”的理论，从国际权威层面，确认了本庄繁在事变中的核心指挥责任。

　　事实上，在当时的日本陆军内部，有着极为严格、清晰的层级命令体系和责任连坐制度。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作为中层军官，根本没有权力擅自决定发起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更不可能在没有得到司令官正式授权的情况下，调动关东军的主力部队进行全面作战行动;唯一的合理解释是，板垣、石原等人的具体行动计划，是在得到了本庄繁的明确批准后才得以实施的;本庄繁作为关东军的最高司令官，对事变的整个策划过程和具体行动计划，是完全知晓、同意的。

　　从本质上来说，本庄繁在九一八事变中的整个表现，并不是所谓的“下克上”(下属反叛上级)的典型案例，而是日本军部与关东军高层之间，长期密谋、自上而下精心配合的一场有计划侵略表演——日本中央军部负责在后台制定大的扩张战略、提供兵力和后勤支撑，关东军则在前排实施具体的军事行动;所谓“中层军官独走”，只是他们共同营造的、用来迷惑国际舆论、掩盖侵略事实的逼真假象。本庄繁作为关东军的最高司令官，是连接日本中央军部和关东军中层策划军官的关键核心节点，没有他的事前战略支持和事后正式追认，中层军官的局部阴谋，根本不可能转化为大规模的、成功的全国侵略行动。

　　四、炮制傀儡：本庄繁与伪满洲国的建立

　　本庄繁的侵略罪行，并非只停留在军事指挥层面——在成功侵占中国东北全境后，他为了巩固日本的军事侵略成果，将东北彻底从中国的领土中分割出去，又亲自指挥了一系列的政治运作，炮制了伪满洲国这一傀儡政权，将日本“以华制华”的殖民战略完全落地。

　　4.1 殖民顶层设计：从军事占领到“以华制华”

　　在彻底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后，摆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对这片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进行长期的、稳定的殖民统治。日本当时的军国主义决策者们十分清楚，直接吞并东北、实施直接军事占领的话，会遭到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也会面临国际社会的舆论谴责，甚至可能引发直接的军事制裁。因此，为了掩盖其武力侵略的事实，化解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削弱东北人民的反抗意志，日本帝国主义决定，采纳本庄繁等前线侵华将领的建议，选择一个表面上由中国人主导、实则完全被关东军掌控的傀儡政权，作为日本在东北实施长期殖民统治的政治工具。

　　事实上，这一“以华制华”的殖民统治原则，正是本庄繁本人最先提出的。早在事变爆发之前，他就在给日本军部的机密报告中提出，要在东北建立一个“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实质上实权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的傀儡政权。在1931年10月6日，也就是事变爆发后的第18天，本庄繁就紧急约见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内田康哉，两人就未来如何统治东北的问题，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本庄繁正式提出了建立“新国家”的完整殖民顶层设计方案，明确提出了三条核心的殖民统治原则：“第一，满蒙地区必须完全脱离中国本土，在政治上实现彻底的‘独立’;第二，要将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统一整合为一个完全受日本控制的独立政权;第三，这个新国家，在表面上必须由中国人作为元首，进行日常的行政管理;但在实质上，其所有的军事、外交、财政、交通核心权力，必须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

　　这一方案，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实施殖民统治的顶层政治指导纲领，后续伪满洲国的整个政治架构设计，完全是按照这三项核心原则来进行的。在提出这一方案后，本庄繁迅速组织关东军的核心参谋人员，开始秘密拟定具体的“建国”方案，加紧筹建傀儡政权的步伐。

　　4.2 操纵筹建：威逼利诱下的傀儡政权

　　在完成军事占领后，本庄繁以关东军司令部为核心，开始紧锣密鼓地主导建立伪满洲国的具体进程。在他的直接统筹指挥下，关东军的核心参谋人员，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日本驻东北的总领事馆的高层官员们，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建国幕僚会议”。从1931年10月开始，这个会议在沈阳的关东军司令部内，连续召开了高达10次的绝密会议，专门讨论制定建立伪满洲国的具体方案细节;本庄繁虽然没有每次都亲自出席，但每次会议的进展，都需要向他进行单独的秘密汇报，所有的关键决策，都必须经过他的亲自批准才能正式实施。

　　1931年12月，为了对付国联调查团的到来，造成“既成事实”的假象，本庄繁召集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等核心下属，召开了一次绝密的扩大会议，最终审定了建立“新国家”的具体《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并将这一方案正式上报给日本军部。这一方案的核心内容，是要在东北建立一个由日本全面控制、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元首”的“独立国家”;随后，日本军部很快正式批准了这一方案，责令关东军必须在国联调查团到达中国东北之前，完成建立新国家的全部正式准备工作。

　　1932年1月，本庄繁经过精心挑选，任命板垣征四郎为关东军的全权特使，前往日本东京，向日本政府和军部详细汇报了建立伪满洲国的具体工作方案，进一步听取了日本中央决策层的指示和意见。同年1月22日，根据本庄繁的指示，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在沈阳的关东军司令部，主持召开了由关东军所有高级参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高层官员、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的外交官参加的绝密“建国幕僚会议”，具体制定了建立伪满洲国的所有细节性工作方案。在后续的一个月时间内，在本庄繁的直接统筹指挥下，这次会议的参会人员又连续召开了9次绝密会议，对“新国家”的政治架构、人选安排、统治区域划分及关键权力分配细节，进行了极为周密的讨论和具体部署。

　　在这一过程中，本庄繁最为核心的一项工作，是威逼利诱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出任伪满洲国的“执政”。他认为，利用溥仪这样的清朝末代皇帝作为傀儡政权的“元首”，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迷惑东北人民的视线、削弱东北人民的反抗意志，也可以在国际社会营造出“东北人民自愿脱离中国独立”的假象，为日本的侵略行径披上一件合法的政治外衣。为此，他专门下令关东军的核心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秘密前往当时溥仪居住的天津，威逼利诱溥仪前往东北;同时，他还授意关东军，在东北积极扶持张景惠、熙洽、臧式毅等亲日派的地方军政官员，让他们出面组建名义上是“东北地方民众代表”的请愿团，向关东军请求“建立新国家”，为后续的傀儡政权建立制造“民意基础”，以掩盖日本侵略者的真实幕后操纵身份。

　　1932年2月16日，在关东军的直接授意和严密监控下，张景惠、熙洽、臧式毅等东北亲日派的军政官员，在沈阳正式召开所谓的“东北政务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以张景惠为委员长的伪东北行政委员会，负责统筹筹建“新国家”的所有具体工作。同年2月25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正式发布由关东军直接拟定的“新国家”组织大纲，公开宣布要在东北建立一个全新的“满洲国”;随后，在关东军的直接操纵下，这个所谓的“东北行政委员会”，直接发表了一个脱离中国、实行“独立”的“建国宣言”。同年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宣布“成立”，以“年号大同”、“首都新京”(即原来的长春)为表面标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关东军的直接威逼利诱下，出任这个傀儡政权的“执政”——这正是本庄繁及日本帝国主义精心设计的结果。

　　在伪满洲国的整个筹建过程中，本庄繁始终起着主导、核心的作用——他是关东军与日本中央军部之间的最高联络者，所有的关键决策，都必须得到他的亲自批准;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具体执行的参谋人员，只是在他的授权和统筹指挥下，完成了具体的政治操作细节;没有他的统筹指挥，这个傀儡政权的建立速度，不可能如此迅速。

　　4.3 实质殖民：关东军与伪满政权的权力关系

　　伪满洲国的正式成立，完全是日本侵略者精心策划、直接操纵的结果;而本庄繁设计的“表面由中国人统治、实质实权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的殖民原则，也在这一政权的架构设计中，得到了极为充分的体现。

　　1932年3月10日，伪满洲国刚刚成立不久，在关东军的直接指示和严密操纵下，溥仪就被迫签署了一份由关东军预先拟定的绝密《国防及人口》文件。这一文件，是伪满洲国的最高权力契约，完全规定了这个傀儡政权的核心权力分配逻辑——文件的核心内容有三项：第一，伪满洲国的“国防”及内治安的维持，全部委托给日本关东军负责，关东军可以在伪满洲国的所有区域内，自由调动其军队，进行所谓的“国防任务”;第二，伪满洲国的所有铁路、港口、航空、通信等关键核心交通设施，全部委托给日本关东军管理、使用;第三，伪满洲国的所有核心行政部门的官员任免，都必须事先得到关东军的同意;关东军可以向伪满洲国的各个核心行政部门，直接派遣各类行政顾问和军事顾问，而伪满洲国的所有核心政策和政令的制定，都必须经过这些日本顾问的亲自审核签字，才能正式发布执行。

　　这一文件的条款，完全落实了本庄繁此前提出的殖民统治核心原则——在这份文件的规定下，伪满洲国的所有核心权力，包括军事权、外交权、财政权、交通权及官员任免权，实际上都完全被关东军牢牢掌握在手中;而溥仪等伪满洲国政府的官员们，手中没有任何实质权力，仅仅只是关东军的政治傀儡，是日本侵略者用来掩盖其殖民统治事实的工具。

　　与此同时，本庄繁作为关东军司令官，为了强化对伪满洲国的实际控制，还在关东军的内部，专门设置了一个所谓的“满洲国事务委员会”机构。这一机构的核心职能，是负责直接制定伪满洲国的所有核心政策、把控伪满洲国的所有日常行政工作进展，对伪满洲国的所有关键政令进行直接审核;此外，他还直接向伪满洲国的政府核心部门，以及伪满洲国的地方各省、各市的各级行政机构，派遣了大量的关东军军事顾问、日本行政顾问和高级官员，让他们以“指导”的名义，直接接管了这些机构的实际权力。在伪满洲国的整个行政体系内，实际上形成了这样的权力运行逻辑：所有的实际决策，都由关东军派出的各类日本顾问和官员做出;而伪满洲国的中国籍官员，只负责在决策文件上形式化地签字盖章，没有任何实际的决策权力。

　　这一权力架构设计，正是本庄繁的“以华制华”殖民战略的核心落地体现——通过这一傀儡政权的形式，日本帝国主义在表面上将东北的行政统治权交给了中国人，掩盖了其武力侵略的真实面目;但在实质上，伪满洲国的所有统治权力，都完全被关东军直接掌握，中国东北的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彻底沦为了日本的独占殖民地，东北的3000万同胞，从此陷入了长达14年之久的、极为悲惨的殖民统治深渊。

　　在伪满洲国的整个筹建和建立过程中，本庄繁是真正的幕后操盘手——他的殖民政治设计和统筹操纵，是这个傀儡政权成立的最核心关键前提;这一傀儡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的关键步骤正式落地，也将他的个人侵略罪行，从单纯的军事层面，彻底延伸到了政治层面。

　　五、文献综述与责任界定辨析

　　关于本庄繁在日本侵略扩张中的角色定位与战争责任，中、日、英三方学界长期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争议观点;结合权威原始史料的交叉验证结果，我们可以打破这些争议，对其真实的历史角色与罪责进行精准界定。

　　5.1 学界争议：“独走论”与“共谋论”的对立

　　如前所述，战后，中、日、英三方史学界，围绕本庄繁在日本侵略扩张中的角色定位及具体战争责任，形成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核心观点，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其行为的定性及责任的归属上。

　　5.1.1 日本学界的“被动执行者”观点

　　部分日本学者及军国主义右翼分子，坚持所谓“关东军独走”的荒谬理论，刻意将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的建立，完全描绘成关东军中层少壮派军官的“独走”行为，试图以此为本庄繁的个人罪责进行开脱。他们的主要论据有三点：第一，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中层策划军官，是具体事变计划的直接制定者和策划人，事先确实没有将完整的计划告知本庄繁及日本中央军部;第二，本庄繁在事变爆发后，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过，自己是“在收到下属的既成事实报告后，不得已才追认了作战命令”;第三，当时的日本文职政府，曾公开做出过“限制战事扩大”的决议，试图证明中央政府对关东军的行动完全不知情，无法控制前线的关东军。

　　基于这些所谓的论据，这部分日本学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本庄繁作为关东军的最高司令官，事先对具体的事变计划及伪满洲国的筹建方案毫不知情，是被下属的“独走”行为架到了火上，被迫追认了下属的作战命令;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维护日本的国家荣誉和军队的既有战果，并非主动承担侵略的核心责任，也没有主动参与到后续的侵略行动中。这一论调，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了推卸国家战争责任、美化军国主义历史、掩盖自己的侵略实质，进行的刻意政治宣传。

　　5.1.2 中、英学界的“核心责任者”观点

　　中国及西方的大多数学者，通过对权威原始史料进行交叉验证，一致否定了日本学界的这一荒谬“被动执行者”观点，他们的核心研究结论是：本庄繁并非被动的傀儡或被胁迫的被动执行者，而是九一八事变的最终决策拍板者、伪满洲国的直接幕后操纵者，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头号元凶之一。

　　这一方的学者，提出了三项无可辩驳的核心证据：第一，本庄繁在到任后，立即展开了密集的备战活动，包括巡视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驻地、组织针对性的军事演习、偷偷调运攻城重炮部署到沈阳城边，这些备战行动，绝非不知情的人会做的;第二，《本庄日记》的原文记载、关东军的官方作战命令、当时的机密电文往来记录，以及国联调查团的官方报告书，都清晰地证明：他在事变爆发后的第一时间，就毫不犹豫地批准了板垣征四郎等人的进攻方案，随后直接指挥部队持续扩大侵略范围，在伪满洲国的筹建过程中，所有的关键决策都需要经过他的亲自批准;第三，根据日本陆军的内部命令体系和责任连坐制度，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没有权力独自决定发起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有作为关东军最高司令官的本庄繁，才有权力正式签署发动全面进攻的作战命令;没有他的最终授权，中层军官的局部阴谋，根本不可能转化为全局性的成功侵略战争。

　　这一方的学者认为，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中层策划军官，确实是具体侵略方案的直接制定者，但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得到本庄繁的正式批准、追认和统筹指挥;他的角色，是将关东军中层参谋的局部阴谋，转化为日本国家层面的正式侵略行动的关键核心节点。

　　5.2 原始史料的交叉验证结论

　　结合《本庄日记》、关东军官方战史记录、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机密电文、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资料等多方权威原始史料进行交叉验证，可以清晰地得出以下三项无可辩驳的核心事实，完全破掉了日本右翼势力的“被动执行者”荒谬理论：

　　第一，本庄繁并非被动追认下属的作战命令，而是事变的最终决策拍板者。事实上，他对九一八事变的具体策划过程，是完全知情的——他上任后就立即统筹部署备战工作，早已做好了随时采取武力行动的精神准备;在事变爆发的关键节点，是他最终拍板批准了板垣、石原等人的进攻方案，并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承担了全部后续责任;没有他的这一授权，关东军的中层军官，根本没有权力调动部队发动如此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第二，本庄繁是伪满洲国的直接幕后最高操盘者。在伪满洲国的筹建过程中，他直接提出了“表面由中国人统治、实质实权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的核心殖民原则，审定了“新国家”的所有具体方案，直接统筹指挥了所有的筹建政治运作;他的指令，是关东军及伪满洲国所有政策的直接来源;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具体执行的参谋人员，只是在他的授权和统筹指挥下，才得以完成傀儡政权建构的具体工作。

　　第三，本庄繁的行动，并非“下克上”的典型案例，而是日本中央军部与关东军上下配合的有计划侵略行为。事实上，在事变爆发后，日本中央军部很快就私下追认了他的侵略命令;表面上的“限制战事扩大”的决议，只是演给国际社会看的一场政治表演;他的所有军事行动和政治运作，完全符合日本“大陆政策”的既定扩张战略;所谓“关东军独走”的理论，完全是日本侵略者为了掩盖其侵略事实，凭空编造出来的、用来欺骗国际舆论的拙劣谎言。

　　5.3 历史责任的多维界定

　　基于对权威原始史料的交叉验证结果，可以从三个完全不同的维度，对本庄繁的历史罪责及角色定位，进行清晰、精准的界定：

　　5.3.1 军事责任：侵略战争的直接指挥者

　　在军事层面，本庄繁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最高统筹指挥者，是指挥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全境的直接军事责任人。他在事变爆发前，积极统筹完成了所有的战备工作;在事变爆发后，他直接下令关东军全线出动，对中国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随后，他又统筹指挥关东军，在短短4个月内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制定了精准的多点突击、快速推进的正确战术;他的这一系列指挥行动，完全违反了国际法中“禁止使用武力侵犯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本准则，直接构成了国际法意义上的“侵略罪”;他的军事指挥，是日本能够快速侵占中国东北全境的核心关键前提。

　　5.3.2 政治责任：殖民统治的设计者与操盘手

　　在政治层面，本庄繁是伪满洲国这一傀儡政权的直接幕后操盘手，是日本在东北实施“以华制华”殖民统治政策的核心顶层设计者。他提出了“表面由中国人统治、实质上实权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的核心殖民统治原则，亲自审定了伪满洲国的整个政治架构设计方案，亲自操控溥仪及亲日派官员出任伪职，主导了伪满洲国的整个筹建过程;在他的统筹操纵下，伪满洲国沦为日本在东北实施长期殖民统治的政治工具，中国东北的3000万同胞，从此陷入了长达14年之久的、极为悲惨的殖民统治深渊;他的这一系列政治运作，本质上是为了巩固日本的军事侵略成果，把东北彻底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彻底破坏。

　　5.3.3 历史责任：军国主义扩张的典型执行者

　　从日本“大陆政策”的整体发展脉络来看，本庄繁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典型、关键的执行者，是连接日本中央军部和关东军中层策划军官的核心链条上的关键节点。他并非单纯的前线军事指挥官，而是以自己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中国通”的战略认知，积极支持、贯彻日本“大陆政策”的既定扩张战略，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他的个人行为，并非孤立的、偶然的军事行动，而是日本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他在东北的侵略成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军部的扩张野心，为后续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埋下了直接的祸根。

　　六、结语

　　综上所述，本庄繁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整个过程中，绝非战后日本右翼史学界所谓的“被动执行者”，或被下属绑架的“傀儡司令官”;恰恰相反，他作为关东军的第九任司令官，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决策拍板者、全面侵略战争的直接统筹指挥者，以及伪满洲国这一傀儡政权的直接幕后最高操盘手;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将东北变为其独占殖民地的整个过程中，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是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典型执行者，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甲级战犯。

　　梳理本庄繁的整个生平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个人堕落轨迹，与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整个推进过程，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过程，是完全高度重合的。他自幼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熏陶，青年时期加入日本陆军，长期在中国从事情报收集和军事、政治活动，是当时日本陆军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不仅没有让他产生丝毫的和平共处的想法，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用武力征服中国的侵略野心。1931年，在日本军部已经完成侵占中国东北的前期准备工作、即将发动事变的关键节点，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随后，他忠实、彻底地贯彻执行了日本中央军部的既定侵略扩张国策，将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的侵略构想，通过自己的亲手指挥，一步步转化为了实际的军事行动和殖民统治现实——在他的直接指挥下，日本关东军以极小的战术代价，侵占了中国东北的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随后建立了伪满洲国这一傀儡政权，在东北建立了极为残酷的殖民统治秩序;他的这一系列罪恶行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史上的典型标志性事件，也将近代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完全暴露无遗。

　　历史事实证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关东军中层少壮派军官，确实是具体侵略方案的直接制定者和策划人;但没有本庄繁这位关东军最高司令官的最终授权、追认和统筹指挥，这些中层军官的局部阴谋，根本不可能转化为大规模的、成功的国家侵略战争。他的核心作用，正是将关东军中层参谋的局部阴谋，与日本中央军部的既定侵略国策，进行了精准的衔接和统筹，成功地将侵略计划转化为了现实的殖民统治成果;他在侵略行动中表现出的“个人独断承担责任”的嚣张态度，本质上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以来的扩张野心的集中外化。

　　本庄繁的历史结局，是对其侵略行径的最正义的历史宣判：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他被盟军远东总司令部列为甲级战犯，在面临国际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前夕，畏罪切腹自杀，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他在自杀前的遗书中，虽然间接承认了自己在长期侵略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但却仍然在为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最后的辩解，将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完全推给了当时的日本文职政府，自己却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意。这充分说明，他是一个至死不渝的军国主义分子，终生都在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今天，我们重新深入研究本庄繁的个人历史角色，并非单纯地清算他的个人战争罪责，而是要通过这一典型的历史人物，彻底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长期侵略本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非少数军国主义分子的临时决策，而是其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本庄繁的个人侵略行为，并非孤立的、偶然的，而是日本整个军国主义扩张政策链条上的关键核心环节。同时，这一研究也有力地证明：九一八事变并非偶然事件，也不是关东军少壮派军官的“独走”行为，而是日本自上而下、长期预谋、精心策划的有计划侵略行动;伪满洲国也并非所谓的“东北人民的自愿独立选择”，而是日本侵略者用武力扶持的、用来掩盖其殖民侵略事实的典型傀儡政权，是日本“以华制华”殖民战略的具体落地体现。

　　历史不容篡改，罪责必须永久铭记。本庄繁的罪恶一生，清晰地展示了军国主义对国家、对民族、对个人的极度扭曲和带来的深重灾难;他在侵略战争中的核心角色，也再次证明了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为我们认识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的整体性、预谋性，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典型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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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资料(本庄繁部分)[Z]. 1946.

　　注释

　　1. 文中关于本庄繁战前准备、事变指挥及伪满洲国筹建的核心史实，均引自《本庄日记》、关东军官方战史记录、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机密档案、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资料，具体史料出处见参考文献。

　　2. 部分史实细节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伪满皇宫博物院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具体出处见参考文献。

　　3. 本文中对本庄繁的角色界定，综合了中、日、英三方权威学术观点及公开原始史料的交叉验证结果，具体论证依据见正文相关章节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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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Mukden incident https://kad-master.mitchelldigital.co.uk/wiki/Manchurian_in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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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Manchurian Incident https://encycloreader.org/r/citizendium.php?q=Manchurian_Incident

　　[37] Honjō Shigeru https://dewiki.de/Lexikon/Honj%c5%8d_Shigeru

　　[38] 在"日语"词典里ほんじょう‐しげる}的意思 https://educalingo.com/zh/dic-ja/honshiu-shikeru

　　[39] ????? ???????? ???????? https://www.marefa.org/Japanese_invasion_of_Manchuria

　　[40] 余戈:“九一八事变”祸首板垣征四郎 - 研究论文资料 - 抗日战争纪念网 https://m.krzzjn.com/show-1232-34904.html

　　[41]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意制造的侵华战争开端_新闻_央视网(cctv.com) http://news.cntv.cn/2015/08/24/ARTI14403995790824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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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西安事变数据库 https://www.sxlib.org.cn/dfzy/xasb/tslz/hxsj_18841/jm50ynzxlkkshnjzzfl_18867/201705/t20170525_718902.html

　　[58] 万封密电还原日本发动“九一八”脚本 https://www.dswxyjy.org.cn/BIG5/n1/2017/0919/c222139-295447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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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本庄繁[日本陆军大将]_百科 https://m.baike.com/wiki/%E6%9C%AC%E5%BA%84%E7%B9%81/1528221

　　[80] 本庄繁 - 日本战犯资料 - 抗日战争纪念网 https://m.krzzjn.com/show-2033-92814.html

　　[81] Shigeru Honjo https://grokipedia.opelly.me/articles/shigeru-honjo

　　[82] 旅顺关东军司令部旧址见证九一八事变与日本侵华阴谋 https://www.iesdouyin.com/share/video/7594268200565574950

　　[83] “TRUTH ”戳穿日寇的谎言--党史频道-人民网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5/0918/c85037-27604368.html

　　[84] 深度长文!九一八事变背后的政治角力_图文_理论大视野_文库_宣讲家网 http://www.71.cn/2021/0922/11429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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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毙命日寇:本庄繁(陆军大将) - 毙命的日寇将领 - 抗日战争纪念网 https://m.krzzjn.com/show-1549-91106.html

　　[87] 満洲事件費使用方の件1 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das/meta/C04011244400

　　[88] 【日本侵华罪证】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节录) - 战犯罪迹 - 抗日战争纪念网 https://m.krzzjn.com/show-460-53509.html

　　[89] 《中国档案报》：抗日战争档案汇编成果巡礼 http://www.jlsda.cn/G_NR_W.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13&wbnewsid=789374

　　[90] 深度长文!九一八事变背后的政治角力_图文_理论大视野_文库_宣讲家网 http://www.71.cn/2021/0922/1142910.shtml

　　[91] 第一巻 〔昭和6年9月13日から昭和6年9月19日〕 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das/meta/B02030192300

　　[92] 万封密电还原日本发动“九一八”脚本 https://www.dswxyjy.org.cn/BIG5/n1/2017/0919/c222139-29544704.html

　　[93] 巨变之夜:九一八!九一八! https://tt.jxnews.com.cn/news/1384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