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军国主义的爪牙：厚东笃太郎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研究
来源：胡平 何京懋 智轩   2026-08-11 11:27:35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厚东笃太郎(こうとうとくたろう，1878年7月22日—1958年9月18日)，日本山口县人，日本陆军中将，陆军士官学校第 10 期、陆军大学第22期毕业，是参与侵华的日军将领。1929年晋升陆军中将，曾任旅顺要塞司令官，驻守中国东北旅顺，掌控当地要塞防务，配合关东军对东北的军事管控。1931年10月出任日军第十一师团师团长，1932年率该师团赴上海，参加 “一·二八” 事变，进攻上海地区，给中国军民带来深重灾难。1933年转入预备役，后担任三笠宫别当，脱离前线军事岗位。日本战败后，因其战前便已退出现役，未被列为战犯追究责任，1958年在日本死亡，终生未对其侵华行为进行忏悔。

　　摘要：厚东笃太郎是日本帝国陆军中将，历经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等重大侵略事件，作为第11师团师团长直接指挥日军在上海的七丫口登陆作战，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局部侵华战争的关键军事人物。相较于松井石根、白川义则等广为人知的战犯，国内学界对厚东笃太郎的专题研究较为薄弱，多国档案史料尚未得到充分整合。本文依托中文档案、日本防卫厅原始战史、英美外交文书、苏联远东情报档案、朝鲜半岛殖民史料，以批判史学视角，梳理厚东笃太郎的军事生涯，剖析其军国主义思想形成脉络，还原其在旅顺要塞任职、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中的军事行动，剖析日本军部对外扩张体制下中层高级军官的战争责任问题，反思战后东京审判对部分侵华战犯追责缺位的历史教训。本文指出，厚东笃太郎作为日本陆军精英军官，深度服务于大陆政策，指挥部队实施登陆作战，造成中国军民重大伤亡;因提前转入预备役，战后未受战争罪责审判，这一历史个案折射出日本军国主义集团战争责任的结构性漏洞。

　　关键词：厚东笃太郎;第11师团;一?二八事变;日本侵华战争;战争责任;多国史料

　　引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逐步突破华盛顿体系的国际约束，以武力为先导推行大陆政策，从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再到悍然进攻上海，一步步扩大对华侵略的规模与范围。在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当中，除广为人知的甲级战犯与高层决策者之外，大量陆军中将层级的军事官僚，是侵略政策落地执行的直接载体。厚东笃太郎(こうとうとくたろう，1878年07月22日—1958年09月18日)，陆军士官学校第10期、陆军大学校第22期毕业生，陆军中将，先后担任旅顺要塞司令官、第11师团师团长，亲身参与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期间驻守战略要地旅顺，1932年率第11师团赴上海参加一·二八事变，主导实施影响战局走向的七丫口登陆作战，给中国军民带来深重灾难。1933年厚东笃太郎转入预备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安然终老，自始至终没有受到任何战争法庭的罪责追究。

　　现有学术研究层面，国内战史研究大多聚焦一·二八事变整体战局梳理，对厚东笃太郎的人物记述多散见于各类战史片段之中，缺乏专门的专题考证与系统研究①。日本本土方面，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档案、旧陆军军官履历书记载其完整履历，但日本战后主流叙事刻意淡化其战争罪责，习惯于将其塑造为一名普通的职业军人，回避侵略战争的价值评判②。英、美外交档案保存了1932年上海战事大量第三方国际观察记录;苏联远东情报机构留存九一八事变前后旅顺日军布防、军备调动的系列情报卷宗;朝鲜半岛相关史料记录日本陆军士官教育体系对殖民地的军事动员逻辑。但中、日、英、俄、韩五语种史料长期处于分立状态，尚未被整合运用于该人物的个案研究。

　　本文主要采取批判史学的研究路径，多方比对中、英、日、俄、韩多语种原始史料，辨析日方官方战史文本自带的掩饰性叙事逻辑，结合中国受害方档案记录、第三方外交观察记录，考证关键军事行动的细节，剖析军官个体与军国主义体制之间双向塑造的复杂关系，区分个体罪责与制度罪责，反思东京审判的固有局限。

　　史料说明：中文史料主要包含国民政府战史档案、民国报刊文献、上海及东北地方文史资料;日文史料采用防卫研究所《旧陆军军人履历》《上海事变作战经过概要》、旧陆军省公文档案;英文史料采用英国外交部远东档案FO371系列、美国国务院驻华使领馆报告;俄文史料参考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所藏苏联工农红军远东情报局关于旅顺、关东军的情报卷宗;韩文史料参考朝鲜总督府军事相关文书，用以观察日本陆军士官教育体系的对外扩张底色。需要特别说明，厚东笃太郎本人并未留下完整自传或者回忆录，其思想倾向只能够通过任职履历、部队作战行动、日军作战命令文书等间接材料予以还原③。

　　第一章 厚东笃太郎的成长与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

　　1.1 出身与陆军教育背景

　　厚东笃太郎1878年出生于日本山口县。山口县旧属长州藩领地，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陆军军阀的核心策源地，大陆扩张思想在此地域拥有深厚的社会土壤。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面推行近代征兵制度，打造新式帝国陆军，将对外军事扩张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路径，长州藩出身的军人长期把持陆军核心权力，深刻左右日本对外政策走向④。

　　厚东笃太郎先后就读陆军士官学校第10期、陆军大学校第22期，完整接受日本帝国陆军一整套精英军事教育体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陆军大学校绝非单纯传授战术、兵器、地形等军事技术的教学机构，更是系统性灌输“皇国史观”“大陆政策”的思想驯化场所。学校教育将对外侵略塑造为日本国家的神圣使命，将对外战争阐释为大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向学员灌输武力夺取大陆权益的价值导向。

　　日俄战争爆发之时，厚东笃太郎以基层军官身份奔赴战场参战。日俄战争的胜利，对于这一代日本陆军军官产生了决定性的思想塑造效果。日本以小国战胜沙俄帝国的现实，极大强化陆军内部“依靠武力即可攫取大陆利益”的冒险认知，这套认知为此后数十年日本对外军事冒险埋下思想种子。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强占旅顺、大连租借地，将辽东半岛打造成为关东军的大陆大本营，厚东笃太郎日后重返旅顺担任要塞司令官，正是这一条侵略链条之上的关键一环⑤。

　　1.2 大正时代陆军派系与扩张思潮

　　大正时期，日本国内政党政治获得短暂发展空间，但陆军势力持续膨胀，军部干预政治的现象愈发突出。参谋本部、陆军省掌握巨大军事权力，“满蒙生命线”的论调在陆军内部逐步成为主流舆论。厚东笃太郎在此阶段稳步获得晋升，历任联队各级指挥职务，系统熟悉要塞防御、步兵野战、渡海登陆作战等多类军事科目。

　　从派系归属上看，厚东笃太郎并不属于狂热的少壮派军官集团，而是军部体制内部的稳健扩张派。所谓“稳健”，绝不代表反对对外侵略，而是主张依托已经成型的正规军事力量，步步蚕食中国领土，依靠建制师团完成对他国国土的占领与控制，反对无计划、无预案的激进暴走式政变。

　　日本陆军内部长期存在两种对外扩张路径：少壮派军官热衷于阴谋策划、军事政变、突发性事变;而以厚东笃太郎为代表的陆大出身中将群体，更擅长指挥正规师团实施有计划、有预案的军事进攻。二者行事手段存在差异，但对外扩张的核心目标高度统一，即攫取中国东北、华北、华中的各类战略利益，确立日本在整个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这也是解读厚东笃太郎历史角色的核心切入点：他并非事变阴谋的策划者，却是侵略战争现场极为重要的执行者⑥。

　　1.3 就任旅顺要塞司令官：经营满洲的军事支点

　　1929年8月1日，厚东笃太郎晋升陆军中将，正式就任旅顺要塞司令官。旅顺要塞是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盘踞在中国大陆最为重要的军事堡垒，扼守渤海海峡咽喉，同时也是关东军最重要的后方基地。旅顺要塞编制下辖重炮兵部队、多支守备部队，承担辽东半岛本土防卫、战时支援关东军作战的核心职能。

　　日文档案《旅顺要塞司令部沿革》明确记录，厚东笃太郎任职期间，主导要塞工事修缮加固工作，扩充弹药储备规模，同步完善登陆作战、抗登陆作战两套完整的作战预案⑦。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保存的苏联远东情报局档案可以佐证，苏联情报部门长期持续监视旅顺要塞的兵力调动情况，详细记录要塞火炮更新换代、兵员补充、物资囤积的各类情报，研判日本正在为远东方向的军事冲突做系统性准备⑧。

　　从殖民统治逻辑审视，旅顺要塞的意义远远超出单纯军事据点范畴，它是日本经营满洲殖民地的象征符号。日本将旅顺打造为向中国东北持续渗透扩张的桥头堡。厚东笃太郎在旅顺任职的两年时间，恰好处于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历史前夜。作为要塞最高军事长官，他深度嵌入关东军整体战备体系，为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关东军大规模兵力调动提供坚实后方支撑。

　　第二章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厚东笃太郎(1929-1931)

　　2.1 九一八事变中的旅顺基地角色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骤然爆发。关东军通过阴谋爆破柳条湖铁路的手段，悍然进攻沈阳，随后迅速展开对中国东北全境的军事占领。此时厚东笃太郎正担任旅顺要塞司令官。旅顺要塞部队没有直接奔赴沈阳一线参与正面进攻战斗，但是承担着不可替代的战略职能。其一，要塞库房保管海量重炮与作战弹药，战时源源不断向关东军输送作战物资;其二，警戒整个渤海湾海域，防备中国军队实施海上反击;其三，持续监视苏联远东边境方向，威慑苏联，防范苏联直接介入东北战事;其四，作为后备兵员集散地，为关东军前线部队补充作战人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记载，事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在向日本递交外交抗议文书的同时，高度关注旅顺日军的一举一动，警惕日军依托旅顺基地继续增兵扩大战事⑨。英国国家档案馆FO371系列档案之中，英国驻奉天总领事多次向伦敦外交部报告旅顺要塞兵力动态，记录厚东笃太郎作为要塞主官开展兵力调度的相关活动⑩。

　　厚东笃太郎在九一八事变当中，虽没有直接指挥野战部队冲锋陷阵，但是他执掌的旅顺要塞，是关东军敢于放手实施军事冒险的重要后方保障。日本军部的战争机器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完整链条：阴谋策划、前线突击、后方要塞支援、后勤物资补给，链条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有对应的军官承担职责。过往的研究大多聚焦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事变核心策划者，却普遍忽视要塞指挥官这一类后方关键人物。厚东笃太郎的历史存在，恰恰代表侵略机器当中“后方支点”这一类角色的战争责任。

　　2.2 调任第11师团师团长，备战对华作战

　　1931年10月1日，厚东笃太郎转任第11师团师团长。第11师团别称善通寺师团，属于日本甲种常备师团，兵员主要征召自日本四国善通寺地区，装备精良，训练完备，是日本陆军核心野战机动力量之一。

　　第11师团原本驻防日本本土。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日两国民族矛盾全面激化，上海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日本军部作出战略预判：上海极有可能爆发大规模冲突。上海既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同时聚居大量日本侨民。军部的战略逻辑十分清晰：一旦上海开战，就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上海，压迫南京国民政府，逼迫国民政府在外交层面承认日本侵占东北的既成事实。在这一战略判断之下，第11师团被选定为可以快速投送到中国上海的主力机动师团。

　　日本陆军省人事档案显示，军部遴选厚东笃太郎出任第11师团长，主要看重两点履历优势：第一，拥有要塞海岸防务经验，熟悉渡海登陆作战;第二，亲身参加日俄战争，具备大规模兵团野战指挥经验?。1931年末至1932年初，第11师团于日本本土加紧开展登陆战术、滩头攻坚科目训练，为渡海侵略中国开展充分战前准备。

　　第三章 一·二八事变：厚东笃太郎与第11师团上海作战

　　3.1 一·二八事变爆发与日军增兵背景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正式爆发。日本海军陆战队率先向上海闸北发起进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打响淞沪抗战。日军最初严重低估中国军队的抵抗意志，海军陆战队遭受沉重打击。日本军部紧急向上海派遣陆军部队，先后调遣第9师团、混成第24旅团投入战场，战局依旧陷入僵持，日军伤亡持续扩大。日本内阁经过反复权衡，决定再次增调第11师团奔赴上海参战。

　　白川义则大将就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敲定整套作战方案：正面战线继续向庙行、江湾一线实施强攻，同时派遣第11师团前往长江南岸七丫口实施远距离迂回登陆，包抄中国守军侧翼与后方，切断十九路军以及后续增援的第五军的撤退通道，力求实现围歼上海中国守军的战略目标。这一决定整场战局走向的迂回登陆作战任务，交由厚东笃太郎麾下的第11师团全权执行。

　　这是整个一?二八事变当中最具备决定性意义的作战行动。日本防卫研究所《第一次上海事变作战经过概要》完整留存第11师团海运输送、海上换乘、滩头登陆的全过程记录。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保存中国方面针对日军登陆行动的情报研判材料，中日双方史料可以实现互证。英国、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外交报告，记录长江口江面日军舰艇大规模集结调动，提前预判日军即将实施登陆作战。

　　3.2 七丫口登陆作战：厚东笃太郎的战术指挥与战地责任

　　1932年2月下旬，厚东笃太郎率领第11师团搭乘日本海军多艘运输舰艇，秘密向长江口机动集结。部队在军舰上完成登陆换乘作业，刻意绕开吴淞正面交战区域，向上游长江南岸的七丫口方向机动。1932年3月1日凌晨，厚东笃太郎在巡洋舰“那珂”号之上正式下达登陆指令，第11师团各部随即展开抢滩登陆行动。

　　七丫口一带中国守军兵力配置十分薄弱。日军登陆成功之后，立刻向浏河方向快速推进。本次登陆彻底扭转上海战场的整体态势。当时中国军队绝大部分兵力集中部署在江湾、庙行、吴淞前线阵地，后方浏河防线兵力空虚，日军突然从侧后方突入战场，中国守军立刻陷入被合围的巨大风险。为避免主力部队遭到包围歼灭，1932年3月1日夜间，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只能够选择全线向后撤退。

　　多方史料在此处呈现明显叙事差异。日本官方战史极力美化本次登陆行动，将其渲染为一次天才式战术机动，刻意淡化战争的侵略属性，单方面强调日军战术层面的优越性，对于登陆之后发生的平民伤亡一笔带过?。反观中国方面档案，大量记载日军登陆推进沿途，沿江村镇遭到焚烧劫掠，普通百姓承受战火屠戮。英美外交人员的现场记录同样证实，日军登陆之后，长江南岸沿江城乡遭受严重破坏。

　　作为师团最高军事指挥官，厚东笃太郎需要对部队全部作战行动承担直接指挥责任。师团一级高级指挥官，对下辖各联队的作战纪律、战地行为负有管束之责。日军部队登陆以及推进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类战地暴行，师团司令官无法以“前线士兵自行所为”的借口推卸自身责任。按照近代战争法的相关原则，高级指挥官负有预防、制止部队暴行的法定职责，未能履行管束职责，即应当承担相应战争责任。

　　3.3 《淞沪停战协定》签署与第11师团撤离上海

　　日军占领上海部分区域之后，在欧美列强的外交斡旋之下，中日双方开启停战谈判。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正式签署。协定条款规定上海周边区域不得驻扎中国正规军队，日军分批撤出上海。完成作战任务之后，第11师团撤回日本本土休整。

　　现存实物史料“颁恩赐上海出征纪念厚东第十一师团长”铜瓶，是日本官方专门为此次侵略战争制作的纪念器物，器物铭文直接将厚东笃太郎与上海出征绑定，是该师团侵华史实的实物罪证?。

　　返回日本本土之后，厚东笃太郎继续担任第11师团师团长职务至1933年3月，之后正式编入预备役。日本陆军中将转入预备役存在多重现实诱因，既有年龄制度因素，也包含军部内部派系人事调整的考量。但核心历史事实不容篡改：他完成上海侵略作战任务之后，没有受到军部内部任何追责处分，完整保留全部荣誉，获授功三级等勋位。

　　第四章 厚东笃太郎预备役时期与二战全程(1933-1945)

　　4.1 脱离现役之后的社会活动

　　1933年3月30日，厚东笃太郎正式编入预备役序列。1935年12月，受命担任三笠宫别当，负责皇族三笠宫崇仁亲王的侍从辅佐事务，属于皇室相关文职，不再直接执掌野战部队指挥权。

　　史学界由此产生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疑问：拥有一·二八事变重要战役指挥履历的中将，为何45岁左右便转入预备役?日本旧陆军惯例之下，陆军大学校出身的中将，大量人员可以进一步晋升大将。目前学界存在两种主流解释：第一，一·二八事变结束之后，陆军内部派系斗争加剧，开展大规模人事轮换调整;第二，面对国际社会的外交压力，日本军部选择将一部分前线作战指挥官转为预备役，以此降低国际舆论的关注程度。

　　这里必须厘清关键概念：转入预备役不等于脱离军国主义阵营。日本预备役高级军官，依旧和陆军省、参谋本部保持紧密联系，活跃于社会各界，持续宣扬皇国扩张思想。全面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全程，厚东笃太郎没有再次被征召，出任野战部队主官。这一点是他和诸多乙级、丙级战犯明显的区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不在现役指挥岗位，没有直接指挥南京大屠杀、华中会战等后续重大作战。但是，这一客观情况，不能够抹去他在1931-1932年已经犯下的侵略战争罪责。

　　4.2 二战结束与战争罪责的缺位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东京审判正式开庭，起诉审判甲级、乙级、丙级各类战犯。大量参与侵华战争的日军军官遭到逮捕审讯。但是厚东笃太郎并未被列入战犯名单。

　　造成这一历史结果存在多重现实因素：第一，他自1933年就离开现役岗位，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再也没有重返野战指挥岗位，检方搜集证据阶段，注意力更多集中于1937-1945年战争主犯群体;第二，东京审判审判重心偏向全面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对于1931-1932年局部侵华战争相关人物关注度不足;第三，厚东笃太郎后期长期从事皇室侍从类文职工作，给盟军调查人员造成一种“远离战争”的错误印象;第四，盟军占领当局史料搜集工作存在客观局限，对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侵华日军中层高级军官的梳理排查不够完整?。

　　厚东笃太郎1958年9月18日于日本去世，终年80岁。直至生命终结，他从来没有为旅顺要塞备战、九一八事变后方支援、一?二八上海登陆作战等一系列侵略行为接受法庭审判，没有作出公开认罪，也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层面的惩罚。

　　第五章 厚东笃太郎个案批判：体制、个体与战争责任辨析

　　5.1 军国主义体制之下的战争执行者

　　厚东笃太郎并不是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阴谋发起者，策划事变的核心人物是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田中隆吉等人。但战争机器完整运行链条当中，除策划者之外，还有决策者、执行者等多重角色。如果缺少大量训练有素的高级执行者，少数人的阴谋无法转化为现实当中的战火与屠杀。

　　厚东笃太郎完整接受皇国史观的思想驯化，效忠天皇以及日本大陆扩张的基本国策。军部下达进攻上海、实施七丫口登陆的命令之后，他充分发挥自身专业军事能力，不折不扣完成侵略作战任务。他是军国主义体制培养塑造出来的职业军人，同时又依靠自身的军事行动，服务并且进一步强化这套对外侵略的体制。史学研究不能简单套用“只是执行上级命令”这套说辞为其开脱历史罪责。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明确：军人并不拥有无条件服从侵略命令、造成大规模平民伤亡命令的权利。师团司令官属于高级指挥官，具备相当程度独立判断空间，必须对作战行动以及行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承担历史责任?。

　　5.2 多国史料视角下的叙事博弈

　　不同语种、不同立场的史料，对于厚东笃太郎的历史叙事存在巨大分歧，各方叙事背后暗含不同的价值立场。

　　日本防卫厅官方战史文本，重点记述战术细节，刻意渲染指挥官军事指挥才干，淡化战争侵略本质，回避平民伤亡史实，将战争简化为国与国之间纯粹军事对抗，刻意回避战争罪责问题。日本旧陆军履历书，只客观记录官职变迁、勋位授予，完全不涉及战争暴行相关记载。

　　中文史料，包括国民政府档案、战时报刊、地方文史资料，忠实记录日军进攻带来的军民伤亡，记录登陆作战给国土安全带来的严重危机，站在受害国的立场保存侵略历史事实。

　　英、美外交档案作为第三方视角，更多关注远东国际力量格局变化，重点记录日军兵力调动情报，较少顾及普通民众遭受的苦难，优先维护列强在华既得权益。

　　俄文档案更多立足于苏联国家安全角度，重点关注日本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军事威胁，记录旅顺要塞军备建设情况，将厚东笃太郎视作日本远东军事威胁体系当中的组成部分。

　　韩文殖民时期史料，则从日本陆军教育体系角度，展现这套培养厚东笃太郎的军事制度，同样被运用于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陆军士官学校吸纳朝鲜籍青年，为日本对外战争输送人力。

　　开展批判史学研究，就必须将多语种史料放在一起对照互勘，识别日方战史自带的自我美化叙事，平衡第三方外交记录，立足受害国历史记忆，还原被遮蔽的历史真相。

　　5.3 东京审判的历史局限：被遗漏的早期侵华军官

　　厚东笃太郎这一个案，充分暴露出东京审判与生俱来的历史局限。审判工作重心高度集中于1937年之后全面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对于1931-1932年局部侵华战争当中的一大批高级军官，追责工作存在大量空白地带。大量亲身参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日军军官，仅仅因为后期退出现役等客观原因，就逃脱国际法庭的法律审判。

　　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事变策划者被认定为甲级战犯接受审判，但是大量在一线执行侵略任务的中将群体，很多没有站上被告席。这一批军官在战后日本社会，以普通旧军人身份继续生活，军国主义思想没有经过法律层面彻底清算。这也为战后日本社会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的滋生留存土壤。

　　5.4 警惕战后“普通军人”叙事陷阱

　　战后日本社会长期流传一套叙事话语：很多旧日军军官仅仅是服从国家命令的职业军人，个人并不具备战争罪责。厚东笃太郎就是极易被包装成“普通军人”的典型历史人物。

　　批判史学研究需要戳破这套迷惑性叙事：职业军人身份，不能够天然免除侵略战争的历史罪责。一名军官主动接受军国主义体制的培养，占据侵略战争的关键岗位，指挥部队对邻国发动军事进攻，造成大量无辜民众死亡，无论他是否属于事变阴谋的发起者，都理应承担对应的历史责任。区分“策划者”与“执行者”，不等于免除执行者的历史罪责。

　　5.5 厚东笃太郎个案的史学价值

　　过往国内抗日战争史研究，研究对象大多集中于顶层决策者、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对于大量承上启下的中将层级军官的个案研究相对稀缺。而恰恰是这一批中层高级军官，将军部的扩张计划转化为真实的军事行动。对厚东笃太郎开展个案考察，能够帮助我们跳出“少数战犯作恶”的简单化叙事，看见日本军国主义是一套自上而下完整运转的官僚军事体系，每一个岗位上的军官共同推动侵略战争不断扩大。研究这一类被遗忘的战争执行者，能够丰富我们对于日本侵华战争整体面貌的认知，弥补现有研究的薄弱环节。

　　第六章 结语

　　厚东笃太郎是日本昭和早期侵华战争当中极具代表性的高级军事执行者。他成长于长州藩军国主义浓厚的社会土壤，完整接受日本帝国陆军精英军事教育，亲身经历日俄战争，执掌旅顺要塞，为九一八事变提供坚实后方军事支撑;1932年率领第11师团实施七丫口登陆作战，直接改写一·二八淞沪抗战战局，给中国军民带来深重灾难。1933年转入预备役之后，虽不再执掌野战部队，但是其此前已经完成的战争行为，已经构成日本对华侵略战争重要一环。受人事变动、史料搜集局限、审判重心偏移多重因素影响，厚东笃太郎逃脱战后国际法庭审判，得以在日本平静终老。

　　通过中、英、日、俄、韩多语种史料互证可以清晰看见：日本对外侵略，绝非少数阴谋家的单独作恶，而是一整套军事官僚体系协同运作的结果。内部有阴谋策划者，有内阁决策者，有要塞守备后方支撑者，有渡海登陆的前线指挥官，链条当中每一个环节的军官共同推动侵略步步升级。仅仅惩处少数顶层主犯，远远无法完成对整套军国主义体系的彻底清算。

　　回望这段历史，带给当下的启示十分明确：历史研究不能只聚焦知名度高的战犯，同样需要重视那些被主流历史叙事遮蔽的中层高级军官。正视这一部分人物的战争责任，有助于完整还原日本侵华战争的全貌，回击历史修正主义宣扬的“普通军人无罪”的错误论调，铭记侵略带来的民族苦难，守护真实的战争记忆。

　　脚注

　　① 余子道：《一?二八淞沪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7-52 页。国内既有成果多梳理战役全局，缺少针对厚东笃太郎的专门人物考证。

　　②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旧陸軍軍人履歴書：厚東篤太郎》，東京：防衛研究所アーカイブ，JACAR 档案编号 A03031142300。日方履历只记录职务勋赏，回避战争责任评判。

　　③ 日本陸大同期会：《陸大第二十二期記録》，東京：芙蓉書房，1978 年，第 189 页。该同期会资料没有收录厚东笃太郎个人回忆录。

　　④ 福島啓治：《昭和陸軍中将人物事典》，東京：光栄出版，2002 年，第 217-218 页。

　　⑤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第 42-45 页。

　　⑥ 張憲文：《日本侵华罪行史料汇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31 页。

　　⑦ 旅順要塞司令部：《旅順要塞司令部沿革》，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档案 C04030778000。

　　⑧ РГВА. Документы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РККА о японских войсках в Ляодунском полуострове 1929?1931，Фонд 458，Опись 1，Дело 1247。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档案。

　　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全宗号 2，案卷 2417，《关于旅顺日军动向情报》。

　　⑩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 FO 371/15462, Report from Mukden Consul?General, 1931年09月25日.

　　11.陸軍省：《陸軍省年報(昭和 6 年)》，東京：国立公文書館，1932 年，第 206 页。

　　1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第一次上海事変作戦経過概要》，東京：防衛研究所戦史室，1959 年，第 112-118 页。

　　13.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32, Vol.3, Report from Shanghai Consul, Feb.27,1932.

　　14.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第一次上海事変作戦経過概要》，第 121 页，日方战史侧重战术成功，极少记录平民损失。

　　15.苏智良：《上海事变史料与实物研究》，《史林》，2013 年第 6 期，第 86 页。

　　16.福島啓治：《昭和陸軍中将人物事典》，第 218 页，学界两种推测。

　　17.步平、荣维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278 页，论述东京审判史料搜集的局限。

　　18.《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相关指挥官责任条款。

　　19.黄美真：《九一八事变史料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342 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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