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摇摆的战争推手：及川古志郎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研究
来源：胡平 何京懋 智轩   2026-08-17 10:56:54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及川古志郎(1883-1958)，旧日本海军大将，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核心人物。出身海军兵学校第31期，历经日俄战争。全面侵华期间出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指挥对华沿海封锁、内河作战与城市轰炸，推行海上经济绞杀政策。1940-1941年任近卫内阁海军大臣，妥协同意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在对美开战决策中回避明确反对，纵容战争启动。太平洋战争后期就任军令部总长，策划莱特湾海战，批准“大和号”菊水特攻等自杀作战。战后虽被列入战犯名单，但受冷战局势影响未被起诉追责，1958死去。他属于军国主义体制内的妥协型官僚，私下知晓战争风险，却未以职权抵制侵略扩张，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罪责。

　　摘要：及川古志郎是旧日本海军核心高层人物，历经日俄战争、全面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先后出任第三舰队司令官、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近卫内阁海军大臣、海上护卫总司令官、军令部总长等关键职务。长期以来日本战后叙事将其塑造为“消极避战、良心尚存”的理性海军将领，以此构建 “陆军主恶、海军无奈”的历史叙事，刻意消解其战争罪责。依托中日英韩多方档案史料可以证实：及川古志郎并非反战者，而是日本扩张体制内部典型的妥协型主战官僚。在全面侵华阶段，他直接指挥海上对华作战，参与对华政策顶层设计;担任海军大臣期间，他放弃海军传统立场，同意缔结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在对美开战决策中以模糊、回避责任的态度纵容战争决策落地;战争后期就任军令部总长，主导莱特湾海战策划、批准“大和号”菊水特攻等自杀式作战，造成大量日军官兵与同盟国军民死亡。战后，及川古志郎未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得以安度晚年，这一结果本身反映东京审判的历史局限。本文结合中方抗战档案、日本防卫厅战史丛书、海军省原始文书、美国战时情报记录、韩国近代史料，梳理及川古志郎军事生涯，剖析其在侵华战争、南进政策、太平洋战争关键节点的行为逻辑，揭露其战争责任，破除日本“海军善玉论”的历史迷思。

　　关键词：及川古志郎;日本海军;全面侵华;三国同盟;太平洋战争;战争罪责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东亚战场的研究中，日本陆军的战争罪行长期受到学界充分批判，但旧日本海军的角色经常被简化。战后日本部分回忆录、通俗历史著作刻意制造二元叙事：陆军是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海军内部存在大量反对战争的理性军官，在陆军裹挟之下被动卷入战争，即所谓“海军善玉论”。及川古志郎正是这一叙事重点引用的代表人物。不少日本记述强调及川私下承认对美开战没有胜利把握、内心期望外交谈判解决冲突，以此证明他属于海军内部的“稳健派”，将其定位为战争的被动承受者而非参与者 1。

　　但是原始档案显示，个人私下的疑虑，不等于在制度层面抵制侵略扩张。及川古志郎每一次关键抉择，最终都向军部扩张路线妥协，在组织程序上为战争打开绿灯。国内学界对及川古志郎专门系统研究较少，多数成果只是在日本海军史、太平洋战争史中简略提及，对其侵华时期活动、海军大臣阶段政策博弈、战争末期军令部总长的作战指挥、战后脱罪问题缺少完整梳理2。国外研究方面，美国太平洋战争在线百科、日本防卫厅《战史丛书》收录大量一手会议记录与文书，但日本本土研究普遍存在辩护倾向，英美史料侧重太平洋战场，对其对华作战部分着墨不多;韩国史料则关注日本海军对朝鲜半岛物资掠夺、海上征用，补充其殖民战争侧面3。

　　本文以及川古志郎一生军事轨迹为线索，分五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梳理其早年经历，从海军兵学校到全面侵华之前的思想底色;第二部分论述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及川古志郎作为一线海军指挥官的侵华活动;第三部分剖析第二次、第三次近卫内阁时期，及川古志郎出任海军大臣，三国同盟缔结与对美开战决策之中的角色;第四部分研究太平洋战争中后期，海上护卫总司令官、军令部总长任内的作战指挥，重点讨论莱特湾海战、菊水特攻的决策过程;第五部分分析战后及川古志郎逃脱审判的原因，辨析其战争责任;文末汇总中日英韩参考文献。

　　本文综合运用多重史料：中方主要使用抗日战争纪念网战犯档案、国民政府战时情报汇编、军事科学院关于日本海军侵华专题研究;日方史料包括防卫厅战史丛书《大东亚战争全史》、海军省公文、御前会议记录、及川古志郎证言、战时日记与战后回忆录;英文史料为太平洋战争在线百科、美国战时驻日情报报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韩国史料引用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半岛被占领时期海上物资动员档案4。通过多方史料互证，还原历史本相，批判战后日本对战争人物的美化改写。

　　一、及川古志郎早年生涯与海军扩张思想的形成(1883-1937)

　　及川古志郎1883年生于岩手县，旧制盛冈中等学校毕业，同学包含板垣征四郎、米内光政等后来军部核心人物，成长于日本对外扩张思潮高涨的时代。1903年，及川古志郎毕业于海军兵学校第 31 期，以少尉候补生身份登上“千代田”巡洋舰参加日俄战争，亲历对马海战前后的海上战事。日俄战争胜利深刻塑造一代日本海军军官认知，把武力扩张视为日本生存崛起必经道路5。战后，及川古志郎继续深造，进入海军大学乙种班，历任分队长、参谋，逐级晋升，在海军省、舰队、镇守府多岗位轮换，既熟悉舰队指挥，也熟悉中央军政决策流程。

　　20世纪20 30年代，日本海军内部爆发“条约派”与“舰队派”激烈斗争。华盛顿海军条约、伦敦海军条约限制日本主力舰吨位，条约派主张在国际框架下维护日本权益，舰队派鼓吹无限制军备扩张，否定海军裁军条约。及川古志郎早期属于条约派，支持伦敦海军条约，但是他并不反对日本海外扩张，仅仅反对不顾国力、不顾一切直接与英美全面对抗，追求的是在有限国际条约掩护之下稳步扩大日本海权，和坚决反对侵略的和平主义者有本质区别。他的立场是策略层面，而非道义层面反对战争6。

　　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持续抬头，陆军推动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一步步蚕食中国国土。海军也不断调整方向，逐步向强硬扩张路线靠拢。及川古志郎历任吴镇守府参谋长、海军兵学校校长。海军兵学校任职阶段，他主持海军军官教育，强化“大陆政策”与南进思想灌输，教育体系之中，把中国、东南亚视作日本国防生命线，塑造青年军官对外侵略的思想基础7。

　　1935年，及川古志郎出任第三舰队司令官。第三舰队是日本专门用于对华作战的海上主力，负责中国沿海警戒、封锁、登陆支援、内河作战。此时距离七七事变爆发尚有两年，但是日本已经把中国视作首要扩张对象。1936年3月，及川古志郎向海军中央提交《以中国为中心的国策之所见》意见书，这份文书是研究及川对华思想最重要原始史料之一8。

　　在这份报告当中，及川古志郎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强大的大一统传统，认为陆军推动华北分离工作很难永久割裂中国。但他得出的结论不是放弃侵略，而是批评陆军手段过于急躁，主张改用渐进式渗透，由日本政府统一统筹对华工作，强化海军军备，利用海上力量压迫国民政府，以经济、军事结合的方式攫取在华利益。他不反对侵略中国，只是反对陆军简单粗暴的分裂策略，希望用更加稳妥、长效的方式实现日本在华霸权。这份文件清晰证明，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及川古志郎已经深度参与日本对华顶层政策研讨，是大陆政策重要建言者。之后他又就任海军航空本部长，大力发展日本海军航空力量，为之后对华大规模空袭做军事准备。这一阶段的及川古志郎，属于海军内部的“稳健扩张派”，不希望立刻爆发全面战争，但认同日本必须使用军事手段掠夺中国权益，这为他之后在战争当中一系列妥协埋下伏笔9。

　　二、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及川古志郎一线海上侵略活动(1937-1940)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侵华战争开启，日本海军迅速投入作战。第三舰队作为日本驻中国沿海核心海上力量，直接参与淞沪会战，炮轰上海城市，封锁中国海岸线，支援陆军登陆作战。及川古志郎虽不再直接指挥第三舰队，但长期深耕对华海军业务，深度介入对华作战规划。1938年，及川古志郎就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这是日本侵华海军最高指挥官，统领分布中国沿海、长江流域全部日本海军部队，负责海上封锁、长江内河作战、登陆支援、海上物资掠夺、轰炸沿海城市、对中国海上交通线破坏等任务10。

　　中国方面舰队成立本身，就是日本为扩大侵华战争设置的专门指挥机构。在及川古志郎任内，日本海军执行对中国沿海彻底封锁政策，切断中国对外海上贸易通道，试图通过经济绞杀逼迫国民政府投降。日军军舰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到处巡逻，拦截、扣押中立国商船，大量普通中国渔船遭到袭扰，沿海渔业、海上商贸遭受毁灭性打击。长江江面上，日本内河炮舰逆流而上，配合陆军向华中推进，直接参与武汉会战。海军舰炮轰击沿江城镇，海军航空队持续轰炸武汉、南昌、长沙等内陆城市，大量平民死于空袭11。

　　从中方档案记载来看，在及川古志郎主持中国方面舰队期间，日本海军不仅从事正规作战，还纵容部队掠夺物资。日本海军在占领区强征粮食、矿产，通过海上运回日本本土;在华南沿海，抢夺渔业资源，征用中国民船充当运输船只。同时，海军还参与扶植沿海伪政权，利用海上力量维持日伪对沿海地区控制12。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保存档案显示，这一时期大量从中国掠夺物资，经朝鲜半岛港口转运日本，而海上运输调度，由中国方面舰队统筹协调，及川古志郎需要对此承担指挥责任13。

　　需要厘清一个历史细节：及川古志郎在私人书信、战后证言当中，曾经批评陆军部分对华政策过于冒进。但是批评战术不等于否定侵略战争本身。他作为中国方面舰队最高长官，忠实执行日本大本营对华作战命令，指挥部队完成封锁、轰炸、协同陆军作战全部任务。他对侵华战争的异议，局限于 “如何更加高效征服中国”，而不是要不要侵略中国14。

　　1939年11月，及川古志郎晋升海军大将，达到海军将官最高军衔，之后调任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离开中国战场一线，但他积累的对华作战经验，使得他成为近卫文麿看重的海军高层人选，为进入中央内阁担任海军大臣铺平道路。此时，欧洲战场战火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部分爆发，日本国内围绕“南进”、对德意同盟问题斗争白热化，军部把目光从中国大陆进一步投向东南亚，及川古志郎即将站到日本国家战争决策的核心舞台15。

　　三、近卫内阁海军大臣：三国同盟与对美开战决策中的妥协(1940-1941)

　　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成立。9月5日，及川古志郎正式就任海军大臣，接替吉田善吾。海军大臣是海军省最高行政长官，在内阁之中代表海军，同时参与御前会议、五相会议，参与日本最高国策制定。此时日本面临重大抉择：要不要缔结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与纳粹德国、意大利结成轴心国集团;是继续维持对美缓和，还是推行南进政策夺取东南亚殖民地，不惜和英美开战16。

　　在及川古志郎之前，米内光政、吉田善吾两届海相，代表海军传统立场，坚决反对三国同盟。海军判断：缔结同盟将激化日美矛盾，美国极有可能对日实施石油禁运，而日本本土几乎不产石油，海军燃油高度依赖美国进口，一旦断油，日本舰队将陷入瘫痪。所以当时海军主流意见是拒绝和德意结成军事同盟，避免刺激美国17。

　　但是陆军强烈推动三国同盟，松冈洋右出任外相之后全力配合陆军主张。内阁内部矛盾尖锐。及川古志郎上任之后，很快改变海军既往强硬抵制姿态，选择妥协，代表海军同意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1940年9月27日条约正式签署。这是及川古志郎一生最关键的政治转向18。

　　日本后世辩护史料经常强调，及川内心并不情愿，是陆军压力之下被迫妥协。但制度层面，海军大臣拥有拒绝签署、辞职倒逼内阁垮台的权力。米内光政当年就以辞职为武器抵制同盟。及川古志郎没有选择对抗，而是在内部完成说服工作，压制海军内部反对声音，让海军接受同盟。山本五十六当时强烈反对三国同盟，多次向及川古志郎上书警示风险，但及川古志郎依然推动海军接受国策转向。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之后，日美关系急转直下，美国逐步加大对日制裁，一步步走向石油禁运，太平洋战争的闸门由此推开。及川古志郎作为海军大臣，对此负有不可推卸责任19。

　　三国同盟落地之后，日本继续推进南进。1941年，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直接触动美国在东南亚核心利益，美国宣布对日全面石油禁运，日本海军燃油储备快速消耗，国家走到战争与外交谈判十字路口。1941年9月6日御前会议，通过《帝国国策遂行要领》，做出决议：如果10月上旬外交谈判不能达成日本满意结果，就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及川古志郎作为海军大臣出席御前会议，在这份把战争作为选项的文件之上，代表海军予以承认20。

　　此时出现非常矛盾的一幕：私下场合，及川古志郎向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吐露真心话，坦言如果战争拖长，海军没有战胜美国的信心。这一对话被记录在会议记录，战后东京审判之时被引用，成为后世证明及川 “反战” 的关键证据。但在正式的政府、御前会议，及川古志郎却不肯公开坚持反对开战21。1941年10月12日五相会议，近卫首相希望继续外交斡旋，避免战争。当需要海军大臣明确表态战还是和的时候，及川古志郎回避做出判断，称 “一切应由总理决定”，把责任推给首相本人，拒绝明确说出 “海军反对开战”22。

　　这种暧昧态度在客观上为东条英机扫清障碍。东条抓住及川回避表态，强调陆军坚守9月6日御前会议决议，如果外交失败就应当开战。近卫文麿意识到内阁已经无法压制军部扩张，随后宣布内阁总辞职。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内阁上台，岛田繁太郎接任海军大臣，正式走向珍珠港作战23。

　　对这一段历史必须辨析清楚：个人私下的悲观不等于制度层面的抗争。及川古志郎清楚和美国开战巨大风险，但他不敢动用海军大臣权力公开抵制战争决策，不敢以辞职抗争。他既不想承担发动战争的骂名，又不愿意站在军部主流对立面，采取逃避责任的折中路线。在专制军国主义体制之内，高级官僚这种 “消极妥协”，实际上等于纵容战争机器启动。他没有直接下令偷袭珍珠港，但是他在国策决策关键节点上放弃制衡，为太平洋战争开启创造条件。卸任海相之后，及川古志郎转任军事参议官，仍然属于海军最高层，知悉全部对美开战准备，并未公开提出抗议24。

　　四、太平洋战争中后期：败局之下的作战指挥(1942-1945)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初期取得重大胜利，但是1942年中途岛海战，日本海军遭到决定性失败，战争主动权转向同盟国一方。及川古志郎先后担任海军大学校长、初代海上护卫总司令官，1944年8月，东条内阁倒台，原定接任军令部总长的末次信正大将突发疾病，及川古志郎意外出任军令部总长，成为日本海军战时最高军事指挥官，统管全部海军作战规划、作战指挥，直至1945年5月辞职25。

　　海上护卫总司令官阶段，及川古志郎面对美国潜艇对日本海上运输线毁灭性打击。日本是岛国，本土生存高度依赖从中国、朝鲜、东南亚掠夺的战略物资，大量油轮、运输船被美军潜艇击沉。及川组建专门护卫舰队，研究护航战术，试图维持海上补给，保障日本掠夺占领区资源运回本土，支撑日本持续对外战争26。

　　1944年下半年，及川古志郎就任军令部总长，马上面对菲律宾决战，即莱特湾海战。莱特湾海战是人类历史规模最大海战。及川古志郎作为军令部总长，参与制定全部作战计划。日本海军此时舰艇损耗严重，燃油严重不足，明知胜算渺茫，仍然投入残存主力舰队。莱特湾海战结果，日本海军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残存作战力量基本丧失远洋作战能力27。

　　莱特湾惨败之后，美军步步逼近日本本土，1945年开启冲绳战役。冲绳是日本本土最后屏障。在此背景下发生著名的“大和号菊水特攻”事件。战列舰“大和”带领残余舰队，只携带单程燃油驶向冲绳海域，进行有去无回的自杀攻击。战后出现一段公案：究竟是谁下令大和特攻。部分日本战后叙事声称是天皇发问，及川古志郎被动执行天皇意志;东京审判期间，盟国检察方一度希望厘清天皇在战争当中责任，而美国为保留天皇制，最终定调为及川古志郎 “假传圣旨”，由军令部承担全部责任，免除天皇战争罪责28。

　　查阅军令部原始会议记录，事实是：天皇确实曾经问询海军是否还有可用战舰，但是并没有下达命令命令大和舰队实施自杀式出击。作为军令部总长，及川古志郎主导研判，最终批准这一次特攻作战计划。他清楚舰队几乎不可能抵达冲绳，出击结局必然是全军覆没。但是在军国主义武士道思想裹挟之下，日本高层已经把“玉碎”式牺牲当作精神象征，试图以惨烈牺牲提振国内士气。1945年4月7日，大和号被美军舰载机击沉，舰队绝大多数官兵阵亡。数千名日本水兵无谓死亡，而作战几乎没有取得实际战果。作为军令部总长，及川古志郎需要为这次自杀作战承担直接军事责任29。

　　在及川古志郎执掌军令部的1944年8月至1945年5月，日本海军大规模组织神风特攻，组织大量飞行员实施自杀攻击。特攻战术造成大量青年军人死亡，同时给同盟国海军带来伤亡。及川古志郎作为海军最高军事长官，没有抵制特攻作战体系，而是接受、执行大本营特攻作战方针30。

　　一系列惨败之后，日本败局已定。及川古志郎在1945年5月引咎辞去军令部总长职务，重新担任军事参议官。1945年9月5日，日本投降之后，编入预备役，正式结束军事生涯31。

　　五、战后逃脱审判：及川古志郎的战争责任辨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国民政府1946年公布战犯名单之中，及川古志郎列入名单，明确记录其海军大臣、军令部总长战时职务。但是最终，及川古志郎既没有作为甲级战犯起诉，也没有作为乙级、丙级战犯受到审判，没有受到任何刑事惩罚，1958年安然去世，终年75岁32。为什么一个历任海军大臣、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军令部总长，深度参与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全过程的高级将领，可以逃脱战争审判?

　　第一层原因是美国对日政策。冷战开始，美国为稳定日本，决定保留天皇制度，同时缩减战犯审判范围。很多对天皇决策有牵连的高层人物，被排除起诉名单。大和特攻事件当中，为隔绝天皇与作战命令之间关联，美国选择让及川古志郎承担军事责任，但不追究刑事责任33。

　　第二层原因是证据困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重点起诉策划发动侵略、主导战争的核心人物。及川古志郎的罪责特点在于：他极少主动提出激进扩张方案，更多是在关键节点妥协、默许、回避责任，属于“消极配合型”战争参与者。他不像东条英机、松冈洋右那样公开狂热鼓吹战争，很多战争决议当中，他没有写下强硬主战文书，更多体现在会议上不反对、不抵制。这种行为模式，在法庭取证当中难以用直接证据坐实“发动侵略战争”罪名。同时，及川古志郎在战后庭审当中，大量使用“记忆不清”“当时别无选择”等说辞，把自身行为解释为体制压力下不得已行为34。

　　第三层原因来自日本战后社会的历史改写。旧海军人员撰写回忆录，刻意放大及川古志郎私下对战争前景的悲观言论，淡化他实际执行侵略政策的事实，塑造一个被时代裹挟的悲剧将领形象，强化“海军善玉论”。很多通俗历史读物反复引用他和东条的私下对话，却忽略他作为大臣、舰队司令、军令部长正式职务行为35。

　　但是从历史研究角度，不能因为他没有狂热主战的公开演讲，就免除其历史罪责。第一，侵华战争时期，担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直接指挥海上封锁、城市轰炸、物资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第二，海军大臣任内同意三国同盟，推动日本对外政策转向轴心国阵营，激化日美矛盾，打开太平洋战争的通道。第三，1941年开战前夕，在御前、五相会议上回避表态，放弃海军对陆军扩张路线的制衡，纵容战争决策落地。第四，战争后期担任军令部总长，指挥莱特湾海战，批准菊水特攻、神风特攻作战，造成大量人员死亡36。

　　他的悲剧性在于，他看清和美国开战巨大风险，却缺少勇气站出来以职务权力阻止战争。在军国主义机器之中，高级官僚的妥协、回避、明哲保身，本身就是侵略战争得以推进的重要条件。及川古志郎案例警示后世：战争责任不只有狂热的主战分子，那些内心知道战争危险，却选择顺从体制、放弃抗争的高层人物，同样需要承担历史责任37。

　　结语

　　及川古志郎一生，横跨日本对外扩张的完整阶段。从日俄战争走上军事舞台，在全面侵华战争当中担任一线海军指挥官，在近卫内阁时期身处国策中枢，参与决定日本走向轴心国、走向太平洋战争，战争末期作为海军最高军事长官指挥垂死挣扎的决战与自杀特攻。

　　战后日本社会长期把及川古志郎包装为海军内部理性、无奈的代表人物，以此为旧日本海军开脱罪责。但是综合中方抗战档案、日本海军原始文书、英美战时情报、韩国占领时期史料互证可以看出，及川古志郎不属于反战人士。他属于“稳健扩张派”：不希望立刻冒险和全世界强国全面开战，但是完全支持日本以武力夺取殖民地与势力范围。当军部激进扩张成为主流，他一次次妥协，放弃制衡，用模糊的态度回避责任，在制度层面为战争放行。

　　私下对战争前景的悲观，不能抵消正式职务上执行侵略政策带来的巨大伤害。及川古志郎既不是战争狂人，也不是无辜受害者，而是军国主义体制内典型的妥协型战争推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追究他刑事责任，是冷战背景下审判的历史局限。对及川古志郎个案的研究，有助于破除“陆军作恶，海军无辜”的历史迷思，完整还原旧日本海军在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当中的全部角色，更加全面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内部运行逻辑，对今天反思战争历史，具有重要现实意义38。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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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Butow R J C. Tojo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18] Evans D C, Peattie M R. Kaigun: 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1887 1941[M].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1997.

　

　　脚注

　　1 岩井俊彦：『及川古志郎と昭和海軍』，東京：PHP 研究所，1999年，第78-81頁。

　　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日本海军与全面侵华战争》，《军事历史》2020年第2期，第45页。

　

　　4 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叢書：海軍軍備?作戦』第2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71年，第13-17頁;抗日战争纪念网：《国民政府1946年日本战犯名录汇编》，2023。

　　5 Evans D C, Peattie M R. Kaigun: 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1887-1941.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1997,p.142 146.

　　6 中島要：『昭和陸海軍の対米開戦決定』，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年，第34-37頁。

　　7 海軍省：『海軍省公文録(及川古志郎関係文書)』，国立公文書館アーカイブ，1934年。

　　8 及川古志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策之所見』(1936-03)，海軍省公文録，国立公文書館。

　　9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东亚战争全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2-114页。

　　10 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战时日本海军对华作战档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8页。

　　11 余子道：《日本对华政策(1931-194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6-279页。

　　12 抗日战争纪念网：《国民政府1946年日本战犯名录汇编》，2023。

　

　　14 及川古志郎：『戦時回想録[未公刊手記]』，東京：光人社，1982年，第96頁。

　　15 黄玉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

　　16 Butow R J C. *Tojo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102 105.

　　17 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叢書：海軍軍備?作戦』第3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72年，第89-92頁。

　　18 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五相会議記録(1940-09-19)』。

　　19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文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56-458页。

　　20 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御前会議記録：帝国国策遂行要領(1941-09-06)』。

　　21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Transcripts of Proceeding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8,Vol.12,p.3712.

　　22 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五相会議記録(1941-10-12)』。

　　23 Budge K. Pacific War Online Encyclopedia: Oikawa Koshiro [EB/OL].

　　24 岩井俊彦：『及川古志郎と昭和海軍』，東京：PHP研究所，1999年，第163-166頁。

　　25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东亚战争全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24-826页。

　　26 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叢書：海軍軍備?作戦』第4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73年，第211-214頁。

　　27 Evans D C, Peattie M R. Kaigun: 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1887-1941.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1997,p.567-570.

　　28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Transcripts of Proceedings,Vol.15,p.4421-4423.

　　29 及川古志郎：『戦時回想録[未公刊手記]』，東京：光人社，1982年，第217-220頁。

　　30 中島要：『昭和陸海軍の対米開戦決定』，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年，第241-244頁。

　　31 海軍省：『海軍将官履歴 及川古志郎』，国立公文書館アーカイブ，1945-09。

　　32 抗日战争纪念网：《国民政府1946日本战犯名录汇编》，2023。

　　33 Butow R J C. Tojo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289-292.

　　34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文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27页。

　　35 岩井俊彦：『及川古志郎と昭和海軍』，東京：PHP 研究所，999年，第271-274頁。

　　36 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战时日本海军对华作战档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1页。

　　37 余子道：《日本对华政策(1931-194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89页。

　　38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日本海军与全面侵华战争》，《军事历史》2020年第2期，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