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井上继松(いのうえ つぐまつ，1883 年 5 月 —1966 年 12 月 24 日)，日本福井县人，军国主义海军中将，侵略战争的忠实爪牙。1904 年毕业于海军兵学校第三十二期，与战犯山本五十六同期，成绩第八，专攻水雷杀人术。日俄战争时即乘舰参战，一战后奉派海参崴派遣军司令部，充当武装干涉苏俄革命的帮凶。历任 "出云"" 长门 "等舰舰长，1932 年一?二八事变中出任第二水雷战队司令官，率舰封锁长江口、炮轰中国军民，欠下血债。后执掌海军大学校，疯狂灌输侵略思想，培植战争炮灰。1936 年任镇海要港部司令官，血腥维系对朝鲜的殖民统治。1937 年退入预备役，逃脱战后正义审判，1966 年 12 月 24 日病死，终年八十三岁。
摘要
井上继松是日本帝国海军中具有代表性的中级将领，其军事生涯横跨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西伯利亚出兵、一·二八事变等日本对外侵略的关键阶段。本文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案、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丛书、海军兵学校及海军大学校相关史料为核心，结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战犯处理档案、苏联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相关记录、韩国国家记录院镇海军港史料及英美海军部情报档案，对井上继松的生平履历、参战经历及其在日本侵略战争体系中的角色进行系统考察。研究发现，井上继松虽未跻身海军最高决策层，但其作为水雷专业军官的成长路径、在海参崴派遣军中的参谋勤务、出任“出云"舰与"长门"舰舰长的经历、一·二八事变中指挥第二水雷战队对华作战的实战、执掌海军大学校期间对侵略战争人才的培养，以及担任镇海要港部司令官对朝鲜殖民体系的维系，构成了日本帝国海军中级将官群体参与侵略战争的典型样本。本文通过多语种史料互证，还原井上继松在日本侵略战争链条中的具体位置，揭示日本海军"条约派"与"舰队派"之外的职业军官群体如何以专业技术之名行侵略扩张之实。
关键词：井上继松;日本海军;一·二八事变;西伯利亚出兵;镇海要港部;侵略战争
绪论
一、研究缘起与学术史回顾
在日本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的研究谱系中，学界长期聚焦于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永野修身等甲级战犯或海军最高层人物，对海军中将级别的中级将领关注相对不足。然而，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实际推行，恰恰依赖于大批中级将官在前线指挥、参谋策划、教育训练及殖民地守备等环节的具体执行。井上继松作为海兵32期毕业、与山本五十六同期的海军中将，其职业生涯几乎贯穿日本帝国海军从日俄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全部扩张历程，是考察日本海军中级将官群体与侵略战争关系的典型个案。
既有研究中，日本学者主要在海军将官辞典、海兵同期生名录及个别战役史中提及井上继松[1]。中国学界在一·二八事变研究中涉及日本海军第二水雷战队的作战行动，但未对其司令官井上继松进行专门考察[2]。俄国学界关于西伯利亚出兵的研究关注日本海军在海参崴的活动，但具体到派遣军司令部海军参谋的个案研究尚属空白[3]。韩国学界对镇海要港部的研究多集中于军港建设与殖民地经济掠夺，对历任司令官的个人履历缺乏系统梳理[4]。英文文献中，combinedfleet.com等海军史资料库收录了"出云"舰等舰只的航迹记录，但未将井上继松作为独立研究对象[5]。
二、研究方法与史料说明
本文采用多语种史料互证的方法，以官方档案、军事典籍和正式史书为核心史料，杜绝网络杂源。日文史料包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藏海军省公文、军令部文件及镇海要港部报告[6];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丛书《满洲事变》《支那事变陆军作战》等官修战史[7];《海军兵学校一览》《海军大学校一览》等官方出版物[8];《明治期大日本帝国海军将官总览》等正式编纂的将官名录[9]。中文史料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档案》[10];《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等官修史书[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相关研究档案[12]。俄文史料包括：苏联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藏远东方面军相关记录[13];《西伯利亚出兵史》等苏联官方战史著作[14]。韩文史料包括：韩国国家记录院藏《镇海要览》[15];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半岛驻屯日本军史料丛书》[16]。英文史料包括：美国海军部历史与遗产司令部藏相关情报档案[17];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部远东司文件[18]。
三、论文结构
本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八章。第一章考察井上继松的早年出身与海军教育经历;第二章分析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西伯利亚出兵中的活动;第三章探讨其在华盛顿海军条约体制下作为海军中坚的角色;第四章重点研究其一·二八事变中指挥第二水雷战队侵华的具体行动;第五章论述其执掌海军大学校期间对侵略战争人才的培养;第六章分析其担任镇海要港部司令官与朝鲜殖民统治的关系;第七章考察其转入预备役后的活动及战争后期的处境;第八章探讨其战后命运与历史评价。
第一章 早年生涯与海军教育(1883—1914)
一、出身与家庭背景
井上继松于明治十六年(1883年)五月出生于日本福井县，为井上龟吉之子[19]。关于其出身地，部分资料记为岐阜县[20]，但《明治期大日本帝国海军将官总览》明确记载为福井县出身，此说与海军兵学校入学时的户籍登记一致，应以福井县为准。井上继松的家庭并非萨摩、长州等传统海军藩阀出身，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日后主要依靠专业技术能力而非派系人脉晋升的职业路径。
明治中期的日本正处于"富国强兵"国策的全面推进期。1882年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谕》，确立了武士道精神与绝对忠诚的军人伦理[21]。1883年，即井上继松出生之年，日本海军开始实施大幅扩张计划，海军卿川村纯义提出《扩张军管建议书》，计划在二十年内建成一支拥有五十二艘军舰的舰队[22]。这一时代背景为井上继松日后投身海军提供了制度性土壤。
二、海军兵学校教育
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十一月十四日，井上继松以海军少尉候补生身份从海军兵学校第三十二期毕业，毕业成绩为一百九十二人中排名第八[23]。海兵三十二期是日本海军史上最为著名的期别之一，同期生中包括后来成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山本五十六(毕业成绩第十一名)、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军令部总长嶋田繁太郎等[24]。井上继松以第八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显示出其在海军基础学科方面的扎实功底。
海兵三十二期入学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前夕。1904年2月日本海军对旅顺口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正式爆发[25]。井上继松毕业后立即被分配到运输舰"韩崎丸"担任乘员，随后于1905年1月3日调往装甲巡洋舰"浅间"号[26]。1905年5月27日至28日，东乡平八郎指挥的联合舰队在对马海峡歼灭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史称日本海海战。井上继松作为"浅间"舰的少尉候补生参加了这场决定性战役[27]。
"浅间"舰是浅间级装甲巡洋舰的首舰，1899年于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建成，标准排水量9700吨，装备四门203毫米主炮，是日本海军"六六舰队"计划的核心舰只之一[28]。在日本海海战中，"浅间"舰隶属于上村彦之丞中将指挥的第二舰队第二战队，参与了对俄国舰队的追击和围歼[29]。井上继松在这场战役中虽为低级军官，但实战经历对其日后形成的海战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专业养成与水雷方向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八月三十一日，井上继松正式就任海军少尉[30]。此后数年，他在多艘舰艇上服役，逐步完成从候补生到专业军官的转变。1906年2月任"姉川"舰乘员，同年6月重回"浅间"舰，9月调往"朝雾"号驱逐舰[31]。1907年8月进入炮术学校普通科学习，同年9月28日晋升海军中尉，12月进入水雷学校普通科[32]。
炮术与水雷是日本海军军官的两大主要专业方向。井上继松先后接受炮术和水雷教育，但最终选择水雷作为其专业方向(日本海军称为"マークは水雷")[33]。水雷专业涵盖鱼雷、水雷、扫雷等技术领域，是驱逐舰、水雷战队等突击兵力的核心技术支撑。选择水雷专业意味着井上继松将主要在驱逐舰和水雷战队中发展，这一路径与山本五十六选择航空专业形成了鲜明对比。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十月十一日，井上继松晋升海军大尉，任"磐手"舰分队长[34]。同年12月调任"千代田"舰水雷长兼分队长，正式开始水雷专业军官的生涯[35]。1910年3月任"千岁"舰分队长，9月任舞鹤海兵团分队长[36]。1910年12月进入海军大学校乙种学生班学习，1911年5月进入水雷学校高等科，12月任第十五艇队艇长[37]。
海军大学校是日本海军培养高级指挥官和参谋的最高学府，分为甲种、乙种、专攻等不同班次。乙种学生主要面向大尉级军官，进行为期约一年的高等战术和参谋业务教育[38]。井上继松在海大乙种班和水雷学校高等科的学习，为其日后进入参谋岗位和指挥岗位奠定了基础。
四、大正初期的晋升与海大甲种学习
大正二年(1913年)十二月一日，井上继松进入海军大学校甲种学生班学习[39]。海大甲种学生是日本海军高级军官的必经之路，只有成绩优异的中佐级(入学时为大尉，毕业时通常晋升少佐)军官才能入选，每期约二十人左右[40]。甲种课程为期两年，内容包括高等战术、战略学、国际公法、海洋政策等，是培养舰队司令和军令部高级参谋的核心课程。
大正四年(1915年)十二月十三日，井上继松从海军大学校甲种第十三期毕业，同时晋升海军少佐，任驱逐舰"杉"号舰长[41]。海大甲种十三期的同期生中包括后来成为海军大臣的米内光政(海大甲种十四期，低一期)等人物[42]。井上继松以少佐军衔出任驱逐舰长，标志着其正式进入日本海军的指挥军官序列。
从1904年海兵毕业到1915年海大甲种毕业，井上继松用十一年时间完成了从候补生到少佐驱逐舰长的成长。这一时期正值日本海军在日俄战争胜利后加速扩张的阶段。1907年日本制定《帝国国防方针》，确立了以美国为假想敌、建设"八八舰队"的目标[43]。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以英日同盟为由对德宣战，出兵占领中国山东的德国租借地，并在南太平洋夺取德国殖民地[44]。井上继松在海大学习期间，正是日本海军从区域海军向世界海军转型的关键时期，其在校所学的战略战术课程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扩张导向的影响。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西伯利亚出兵(1914—1922)
一、一战期间的舰队勤务
大正四年(1915年)十二月，井上继松就任驱逐舰"杉"号舰长。"杉"号是神风级驱逐舰的三号舰，1905年竣工，标准排水量381吨，装备两座450毫米鱼雷发射管[45]。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日本于1914年8月对德宣战，井上继松指挥的驱逐舰主要在日本近海和中国沿海执行警备任务。
大正五年(1916年)十二月一日，井上继松调任第二水雷战队参谋[46]。第二水雷战队是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下属的主要突击兵力之一，通常以一艘轻巡洋舰为旗舰，下辖三个驱逐队共十二艘驱逐舰。担任水雷战队参谋是井上继松首次在舰队级指挥机构中任职，负责战术计划制定、舰艇调度和作战参谋业务。
大正六年(1917年)十二月一日，井上继松调任镇海要港部参谋[47]。镇海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是日本在1910年吞并韩国后重点建设的海军基地。镇海要港部于大正五年(1916年)四月一日正式开厅，此前是从巨济岛松津泊的防备队迁移而来，计划在镇海面非凤里至杏岩里一带的海陆区域约1312万坪的土地上建设各种军事设施[48]。井上继松在镇海要港部担任参谋，负责基地防卫计划和舰艇调度，这是他首次在殖民地海军基地任职，也为其日后出任镇海要港部司令官埋下了伏笔。
大正七年(1918年)十二月一日，井上继松回任第二水雷战队参谋[49]。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但日本海军的扩张并未停止。1918年，日本海军提出"八八舰队"建设计划，计划到1927年建成以八艘战列舰和八艘装甲巡洋舰为核心的主力舰队[50]。第二水雷战队作为联合舰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术训练和装备更新都围绕对美作战的"渐减邀击"战略展开。
二、西伯利亚出兵与浦盐派遣军
大正八年(1919年)九月十五日，井上继松调任军令部出仕兼参谋，九月三十日进一步兼任浦盐派遣军司令部附(海军派遣人员)[51]。这一任命标志着井上继松正式参与日本对苏俄的武装干涉行动。
西伯利亚出兵(日本称"シベリア出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对苏俄革命进行武装干涉的重要组成部分。1918年1月，日本海军以保护侨民为由，派遣战列舰"石见"号和"朝日"号前往海参崴，海军少将加藤宽治指挥的舰队于1月12日抵达海参崴[52]。1918年8月，日本正式大规模出兵西伯利亚，以"救援捷克军团"为名，实际上企图控制西伯利亚远东地区、攫取资源并遏制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蔓延[53]。日本先后投入兵力超过七万人，是所有干涉国中出兵最多的国家[54]。
浦盐派遣军(海参崴派遣军)是日本陆军在西伯利亚设立的最高指挥机构，司令部设在海参崴。由于西伯利亚作战涉及大量海上运输、海岸警备和登陆支援任务，日本海军向派遣军司令部派遣了海军参谋人员，负责协调陆海军联合作战[55]。井上继松以海军中佐(1919年12月1日晋升)身份担任浦盐派遣军司令部附，是海军派驻陆军指挥机构的联络参谋。
苏联方面的史料记载，1919年至1920年间，日本军队在海参崴及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实施了广泛的军事占领。日军控制了海参崴港、中东铁路东段以及滨海州的主要城市，并支持谢苗诺夫、卡尔梅科夫等白俄武装势力[56]。1920年3月发生的"庙街事件"(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中，日军与游击队发生激烈冲突，事后日军以此为借口占领了北库页岛[57]。井上继松在派遣军司令部任职期间(1919年9月至1920年9月)，正值西伯利亚干涉的关键阶段，其职责包括协调海军舰艇对陆军的火力支援、海上运输线的维护以及与协约国海军的联络。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浦盐派遣军关系文书》中记录了海军派遣参谋的日常勤务，包括每日态势报告、舰艇调度命令和陆海军联合演习计划[58]。井上继松作为水雷专业军官，在派遣军中可能还参与了海参崴港的水雷布设和扫雷作业。1919年至1920年间，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和白俄武装都曾在海参崴附近海域布设水雷，日本海军派遣扫雷舰艇进行清除[59]。
大正九年(1920年)九月六日，井上继松调任舞鹤镇守府参谋兼海岸望楼监督官[60]，结束了在西伯利亚的派遣任务。海岸望楼是日本海军在重要港湾设置的对海监视设施，负责监视可疑船只和通报敌情。井上继松在舞鹤镇守府的这一职务，与其水雷专业背景和在西伯利亚获得的海岸警备经验直接相关。
三、西伯利亚出兵的历史影响
西伯利亚出兵对井上继松军事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通过在浦盐派遣军司令部的任职，他获得了陆海军联合作战的实际经验，这在日本海军军官中并不常见。日本陆海军长期存在严重的对立情绪，海军军官普遍缺乏在陆军指挥机构任职的经历[61]。井上继松的这一经历使其在日后的指挥岗位上更注重与陆军的协调。
其次，西伯利亚出兵的失败教训对井上继松的战略判断产生了影响。日本在西伯利亚投入了大量兵力和资源，最终于1922年10月全部撤出(北库页岛占领持续至1925年)，未能实现其战略目标[62]。这一经历使井上继松对日本陆军的大陆扩张政策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也使其在后来的海军内部论争中更倾向于"条约派"的渐进扩张路线。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井上继松对西伯利亚出兵的参与本身就是日本侵略扩张的组成部分。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并非单纯的"救援"行动，而是具有明确的领土野心和意识形态对抗目的。苏联官方战史明确指出，日本干涉军在西伯利亚期间实施了大规模的掠夺和镇压，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63]。井上继松作为派遣军司令部的海军参谋，对这些行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三章 条约体制下的海军中坚(1922—1931)
一、华盛顿条约与海军调整
大正十年(1921年)十一月二十日，井上继松调任第二战队参谋[64]。第二战队是联合舰队下属的主力部队之一，通常以装甲巡洋舰或重巡洋舰为核心。此时华盛顿海军会议正在召开，1922年2月签署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对日本海军的规模和主力舰吨位进行了严格限制，规定日本主力舰吨位对美英的比例为6:10:10[65]。
华盛顿条约的签署在日本海军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论。以加藤友三郎为代表的"条约派"主张接受条约限制，通过经济建设和渐进扩张增强国力;以加藤宽治为代表的"舰队派"则反对条约，主张以对美作战为目标加速海军建设[66]。井上继松作为中级军官，其立场虽未在公开记录中明确体现，但从其日后的任职轨迹来看，他更多地体现了职业军官的技术理性，而非极端的扩张主义。
大正十一年(1922年)十一月十日，井上继松调任海军大学校教官[67]。这是他首次在海大任教，负责讲授水雷战术和舰队运动学。海大教官是日本海军中级军官晋升将官的重要台阶，能够担任海大教官意味着其专业能力得到了海军中枢的认可。
大正十二年(1923年)十二月一日，井上继松晋升海军大佐[68]。从1915年少佐到1923年大佐，井上继松用八年时间完成了两级晋升，这在日本海军中属于正常速度。大佐军衔是日本海军指挥军官的关键门槛，担任大佐后才有资格出任主力舰舰长和舰队参谋长，进而晋升将官。
二、"出云"舰舰长与在华活动
大正十四年(1925年)十二月一日，井上继松就任装甲巡洋舰"出云"号舰长[69]。"出云"舰是出云级装甲巡洋舰的首舰，1900年于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建成，标准排水量9750吨，装备四门203毫米主炮，曾参加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海海战[70]。
井上继松担任"出云"舰舰长期间(1925年12月至1927年2月)，该舰主要执行远洋训练和警备任务。根据combinedfleet.com收录的"出云"舰航迹记录，1925年2月"出云"舰在加拿大温哥华港入港时，其汽艇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拖船相撞沉没[71]。这一记录虽发生在井上继松就任舰长之前，但反映了"出云"舰作为练习舰队旗舰在北美西海岸活动的轨迹。
"出云"舰在日本海军侵华史上具有特殊地位。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出云"舰编入第三舰队，驶入上海黄浦江，担任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野村吉三郎中将的旗舰，成为日本海军侵华的象征[72]。中国抗日军民曾多次奋勇打击 ' 出云 ' 舰，1932 年王亚樵组织敢死队以鱼雷奇袭该舰，1937 年淞沪会战中中国空军和电雷学校鱼雷快艇亦多次英勇出击[73]。虽然井上继松担任"出云"舰舰长时尚未发生这些事件，但他对该舰的熟悉和指挥经验，为其日后在一·二八事变中指挥水雷战队在上海附近作战提供了基础。
三、教育局第一课长与海军教育行政
昭和二年(1927年)二月一日，井上继松调任海军省教育局第一课长[74]。海军省教育局是日本海军负责教育行政的中央机构，第一课主要分管海军兵学校、海军大学校等核心教育机构的课程设置、人事安排和教育计划[75]。井上继松担任教育局第一课长，标志着其从单纯的指挥军官向教育行政管理领域的拓展。
1927年的日本海军正处于"条约派"与"舰队派"斗争的关键时期。同年4月，田中义一内阁成立，积极推行对华强硬政策。6月至7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确立了将中国东北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的侵略方针[76]。在这一背景下，海军教育局的教育方针也开始向强化侵略战争意识的方向调整。井上继松作为教育局第一课长，参与了海军教育内容的修订，其中包括加强对中国国情和海洋扩张战略的教学。
四、"长门"舰舰长
昭和三年(1928年)十二月十日，井上继松就任战列舰"长门"号舰长[77]。"长门"舰是长门级战列舰的首舰，1920年竣工，标准排水量33800吨，装备八门410毫米主炮，是华盛顿条约后日本海军"七大战列舰"(Big Seven)之一，也是联合舰队的旗舰[78]。担任"长门"舰舰长是日本海军大佐所能获得的最具声望的职务之一，通常被视为晋升少将的必经之路。
根据日本海军研究者的记录，井上继松担任"长门"舰舰长期间，该舰并未编入联合舰队主力，而是处于相对"悠闲"的状态[79]。这可能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海军缩减训练经费有关。尽管如此，"长门"舰作为日本海军最强大的战列舰之一，其日常维护、训练和管理仍然是极为繁重的任务。
昭和四年(1929年)十一月三十日，井上继松晋升海军少将，同时就任海军大学校教头[80]。海大教头是海大校长之下的最高教学行政职务，负责日常教学管理和课程运营。从"长门"舰舰长直接晋升少将并出任海大教头，显示了海军中枢对井上继松教育管理能力的高度认可。
五、海军裁军与"舰队派"的抬头
1929年至1931年间，日本海军内部围绕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展开了激烈斗争。1930年1月，日本参加伦敦海军裁军会议，谈判期间海军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极力反对条约限制，声称政府干涉了天皇的统帅权，引发了所谓"统帅权干犯问题"[81]。最终日本于1930年4月签署了《伦敦海军条约》，但"舰队派"借此攻击政府和海军省"条约派"，日本政治的法西斯化倾向日益明显。
井上继松此时担任海大教头，虽未直接参与裁军谈判，但海大作为海军高级军官的培养机构，其教学内容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争论的影响。1931年9月，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日本海军虽未直接参与九一八事变的军事行动，但海军省和军令部对陆军的行动采取了支持态度，并开始加强在华沿海的军事部署[82]。
昭和六年(1931年)十二月一日，井上继松调任军令部出仕[83]。军令部是日本海军的最高统帅机构，出仕是一种过渡性安排，通常意味着即将获得新的指挥职务。此时距离一·二八事变爆发仅有不到两个月时间，井上继松在军令部的短暂任职，可能与海军正在策划的对华军事行动有关。
第四章 一·二八事变与侵华战争(1932)
一、事变爆发前的上海局势
1932年1月28日爆发的一·二八事变(日本称"第一次上海事变")，是日本海军在中国制造的重大侵略事件。事变的直接起因是1932年1月18日上海日本僧侣被殴事件，但深层原因则是日本为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侵占中国东北的关注、同时在长江三角洲建立侵华桥头堡而蓄意制造的事端[84]。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串通日本驻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由川岛芳子等人策划了一系列挑衅事件，最终引发中日军事冲突[85]。
事变爆发前，日本在上海已驻有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下辖约二十余艘军舰、海军陆战队约一千八百余人及武装日侨约四千人[86]。1月26日，日本海军省从佐世保军港急调第一水雷战队(旗舰"夕张"号轻巡洋舰，率第二十二、二十三、三十驱逐队共十二艘驱逐舰)，运载佐世保镇守府第二特别海军陆战队四百六十八人，于28日午后抵达上海[87]。至此，日本在上海集结了军舰二十四艘、飞机四十余架、海军陆战队一千八百余人[88]。
1月28日夜11时3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海军大尉鲛岛具重指挥下，以二十余辆铁甲车为前导，分兵五路从闸北各路口向中国第十九路军发动突然袭击[89]。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一·二八事变正式爆发。
二、井上继松就任第二水雷战队司令官
昭和七年(1932年)二月四日，井上继松被正式任命为第二水雷战队司令官[90]。此时距事变爆发已过去一周，日军在上海的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陷入苦战。日本海军决定进一步增兵，第二水雷战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派往上海的增援兵力。
第二水雷战队当时隶属于第二舰队，以轻巡洋舰"那珂"为旗舰，下辖多个驱逐队。根据"那珂"舰的航迹记录，该舰于1932年2月2日因第一次上海事变而出动，从事长江警备任务，停战后于3月20日返回[91]。这一时间线与井上继松2月4日就任司令官的记录基本吻合，说明第二水雷战队在井上继松到任前已开始向上海方向机动，井上继松可能是在赴任途中或抵达上海后正式接管指挥权。
第二水雷战队的编制在1932年初包括：旗舰"那珂"号轻巡洋舰(川内级，1925年竣工，标准排水量5195吨，装备七门140毫米主炮和四座双联装610毫米鱼雷发射管)[92];以及若干驱逐队，主要装备睦月级和峰风级驱逐舰。这些驱逐舰均装备有610毫米鱼雷发射管，是日本海军水雷战队的核心突击力量。
三、第二水雷战队在上海的作战行动
井上继松指挥的第二水雷战队抵达上海后，主要执行以下任务：
(一)长江口封锁与江面警备
第二水雷战队的首要任务是封锁长江口，切断中国军队的海上补给线，并在黄浦江和长江下游执行江面警备。"那珂"舰的记录明确提到其从事"长江警备"[93]。水雷战队的驱逐舰凭借高航速和强鱼雷火力，在长江口形成了对中国海军的绝对优势。当时中国海军仅有一些老旧的轻巡洋舰和炮舰，根本无力与日本水雷战队对抗[94]。
(二)对岸火力支援
在日军进攻上海市区和周边要点的过程中，第二水雷战队的舰艇执行了对岸火力支援任务。轻巡洋舰"那珂"的140毫米主炮和驱逐舰的120毫米主炮对中国军队的阵地进行了炮击。根据中国方面的战报，日军舰炮在吴淞、闸北、江湾等方向的轰击给中国军队造成了重大伤亡[95]。
(三)掩护陆军登陆
2月2日，日本内阁决定派遣陆军第九师团和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前往上海[96]。2月中旬，植田谦吉中将指挥的第九师团陆续在上海登陆。第二水雷战队负责掩护陆军部队的海上航渡和登陆作业，驱逐舰在登陆场附近执行反潜和警戒任务，轻巡洋舰则提供火力掩护[97]。
(四)参与第三次总攻
2月20日至25日，植田谦吉指挥日军对中国军队发动第三次总攻。第二水雷战队在此次进攻中执行了炮火准备和侧翼掩护任务。日军以优势火力猛攻庙行、江湾一线，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双方均伤亡惨重[98]。
四、白川义则到来后的作战
由于日军进攻屡屡受挫，日本军部于2月23日决定增派第十一、第十四师团，并由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99]。白川于2月29日抵达上海后，于3月1日发动第四次总攻，同时以一部兵力在七丫口登陆，从侧翼威胁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于3月1日晚全线撤退至第二道防线[100]。
在白川指挥的作战中，第二水雷战队继续执行江面封锁和火力支援任务。3月3日，国际联盟通过决议要求中日停战，日军于同日宣布停止战斗行动。3月20日，"那珂"舰在停战后返回日本[101]，第二水雷战队的上海作战任务基本结束。
五、一·二八事变的后果与井上继松的责任
一·二八事变最终以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的签署而告终。协定规定中国军队留驻昆山、苏州一线，日军撤回事变前原驻地，但允许日本在上海虹口、闸北、江湾等地驻军[102]。这一协定使日本在上海获得了事实上的军事特权，为1937年八一三事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井上继松作为第二水雷战队司令官，在一·二八事变中直接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其指挥的舰艇在长江口封锁、对岸炮击、掩护陆军登陆等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井上继松不是事变的策划者和最高指挥者，但作为前线指挥官，他对日本海军在上海的侵略行动负有直接的指挥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一·二八事变是日本海军首次在侵华战争中大规模使用水雷战队执行对岸炮击和封锁任务。在此之前，日本海军在侵华行动中主要使用遣外舰队和陆战队，水雷战队作为联合舰队的突击兵力，主要用于对美作战的"渐减邀击"战略。一·二八事变中第二水雷战队的运用，标志着日本海军开始将其主力作战力量直接用于侵华战争，这一趋势在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达到顶峰[10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档案》中，将一·二八事变期间在华日本海军军官列入战犯嫌疑名单，其中包括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野村吉三郎、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等[104]。井上继松作为第二水雷战队司令官，其名字虽未出现在已公开的战犯名单前列，但其参与侵华作战的事实在档案中有明确记录。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主要集中于甲级和乙级战犯，大量丙级战犯和中级军官未被追究，井上继松即属于这一情况。
第五章 海军大学校校长与侵略战争人才培养(1933—1935)
一、从第二水雷战队司令官到海大校长
一·二八事变结束后，井上继松于昭和八年(1933年)十一月十五日被任命为海军大学校校长[105]。从一线水雷战队司令官调任海大校长，这一任命既体现了海军中枢对井上继松教育管理能力的认可，也反映了日本海军在一·二八事变后对高级军官培养的重视。
海军大学校是日本海军的最高学府，其校长通常由资深中将或资深少将担任，是日本海军中最具声望的职务之一。海大校长不仅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更重要的是决定海军高级军官的培养方向和教学内容，对日本海军的战略思想和战术传统具有深远影响[106]。
井上继松于昭和九年(1934年)十一月十五日晋升海军中将[107]，同时继续担任海大校长。昭和十年(1935年)二月十四日，井上继松以海大校长身份兼任高等技术会议议员[108]。高等技术会议是日本海军的最高技术咨询机构，负责审议海军装备发展、技术革新等重大问题。井上继松以水雷专业军官的身份进入高等技术会议，说明其在水雷和鱼雷技术领域的专业权威得到了广泛认可。
二、海大教育与侵略战争导向
井上继松担任海大校长期间(1933年11月至1935年12月)，正是日本海军加速对外扩张的关键时期。1933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彻底摆脱了国际条约体系的束缚[109]。1934年12月，日本宣布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开始无限制地扩充海军军备[110]。在这一背景下，海大的教育方针也全面转向侵略战争导向。
海大甲种学生的课程设置包括战略学、战术学、战史、国际公法、海洋政策等科目。在井上继松任校长期间，这些课程的内容明显强化了对华作战和对美作战的导向。战略学课程重点讲授"海洋国策"和"南进论"，战术学课程则围绕对美"渐减邀击"作战和对华沿海封锁作战展开[111]。
战史课程是海大教育的核心科目之一。井上继松本人曾参加日俄战争的日本海海战，又在一·二八事变中指挥水雷战队对华作战，其实战经验自然融入战史教学之中。海大的战史教学以日本海军的"胜利传统"为主线，强调东乡平八郎在日本海海战中的"丁字战法"和日本海军的"突击精神"，同时也研究了一·二八事变中海军对华作战的经验教训[112]。
三、海大毕业生与侵略战争
井上继松担任海大校长期间，甲种学生班约有两期学生毕业。这些毕业生后来大多成为日本海军的中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海大甲种三十期左右的毕业生中，不少人在1937年后担任了水雷战队司令官、驱逐舰舰长、舰队参谋等职务，直接参与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作战行动[113]。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海大作为日本海军高级军官的"摇篮"，其教育方针和培养模式对整个日本海军的战争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井上继松作为校长，虽然任期仅两年多，但其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人才选拔方面的举措，不可避免地服务于日本的侵略战争目标。将海大教育置于日本侵略战争的整体链条中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军事教育机构本身就是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离开海大
昭和十年(1935年)十二月二日，井上继松调任军令部出仕[114]，结束了海大校长的任期。军令部出仕是一种过渡性安排，通常在任命新职务前的短暂等待期使用。此时的日本海军正处于废除华盛顿条约后的军备扩张高峰期，军令部正在制定新的对美作战计划和对华作战方案。井上继松在军令部的短暂任职，可能参与了相关作战计划的审议。
第六章 镇海要港部司令官与朝鲜殖民统治(1936)
一、就任镇海要港部司令官
昭和十一年(1936年)三月十六日，井上继松被任命为镇海要港部司令官[115]。镇海要港部是日本海军在朝鲜半岛设立的重要海军基地，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镇海湾，是日本海军控制对马海峡和黄海东部的战略要冲。
镇海要港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日俄战争时期。1905年2月，日本海军在镇海设立临时根据地，作为对马海峡警备的前进基地[116]。1911年1月16日，日本正式将镇海军港编入日本海军军制，根据《镇海军港及元山军港设置相关敕令》(敕令第452号、453号)，镇海成为日本海军的正式军港[117]。1916年4月1日，镇海要港部正式开厅，从巨济岛松津泊迁移而来的防备队在此基础上扩建，征用了镇海面非凤里至杏岩里一带约1312万坪的土地建设军事设施[118]。
镇海要港部司令官是日本海军在朝鲜的最高海军指挥官，负责镇海湾的警备、对马海峡的监视、朝鲜南部沿海的防卫以及海军基地的管理。司令官通常由海军中将担任，直接隶属于海军大臣[119]。
二、镇海要港部的战略功能
井上继松担任镇海要港部司令官期间，镇海基地的战略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马海峡警备
对马海峡是连接日本海和黄海的重要水道，是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咽喉。镇海要港部的舰艇负责对马海峡的日常警备，监视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和中国海军的动向[120]。在193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与苏联关系的紧张，对马海峡的战略意义更加突出。
(二)朝鲜南部沿海防卫
镇海要港部负责朝鲜半岛南部沿海的防卫，包括镇海、釜山、马山等港口的警备和沿岸防御设施的维护。朝鲜南部是日本本土与中国东北、华北之间的海上交通要冲，确保这一海域的安全是日本海军的重要任务[121]。
(三)海军基地运营
镇海要港部管理着镇海军港的各项设施，包括船坞、弹药库、燃料库、兵营、医院等。镇海军港是日本海军在海外的重要补给和维修基地，来往于中国沿海和日本本土之间的日本舰艇经常在此停靠补给[122]。
(四)殖民地镇压职能
作为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机器的一部分，镇海要港部的海军陆战队和宪兵队参与了对朝鲜人民反日斗争的镇压。1930年代，朝鲜半岛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持续高涨，日本殖民当局采取了高压政策，海军基地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朝鲜人民的威慑[123]。
三、镇海要港部与朝鲜殖民经济
镇海军港的建设和运营对朝鲜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殖民当局在征用大量土地建设军港的过程中，驱逐了当地居民，破坏了原有的渔业和农业生产[124]。军港建成后，大量日本海军人员和随军家属涌入镇海，形成了一个日本人聚居的"军港城市"，与当地朝鲜居民形成了明显的种族隔离和等级差异[125]。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韩半岛驻屯日本军史料丛书》第三卷《日本海军的韩半岛基地建设》收录了大量关于镇海军港建设的原始档案，包括土地征用文书、工程建设报告、物资调配记录等[126]。这些档案详细记录了日本海军在镇海的殖民掠夺行为，井上继松作为要港部司令官，对这些行为负有管理责任。
四、二·二六事件与日本海军的应对
井上继松担任镇海要港部司令官期间，日本国内发生了重大政治事件。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政变，刺杀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等要员，史称"二·二六事件"[127]。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迅速做出反应，横须贺镇守府的海军陆战队进入东京警戒，联合舰队也进入紧急状态。
镇海要港部作为日本海军在朝鲜的重要基地，在二·二六事件期间也进入了警戒状态。井上继松指挥镇海要港部的舰艇和陆战队加强了对朝鲜南部沿海的巡逻，防止事件蔓延到朝鲜[128]。二·二六事件最终以政变被镇压而告终，日本军部的法西斯独裁体制由此确立。
五、离开镇海
昭和十一年(1936年)十二月一日，井上继松调任军令部出仕[129]，结束了镇海要港部司令官的任期。在镇海任职仅九个月，这在日本海军将官的任期中属于较短的。可能的原因是海军中枢正在进行人事调整，为即将到来的全面侵华战争做准备。
昭和十二年(1937年)三月十五日，井上继松被列为待命[130]。三月二十五日，正式编入预备役[131]。此时距离七七事变爆发仅三个多月，日本正处于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夜。井上继松在54岁的年龄转入预备役，这在日本海军中将中属于较早的退役年龄。
关于井上继松提前退役的原因，现有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可能的因素包括：其一，海兵三十二期的同期生中，山本五十六、及川古志郎等人晋升更快，井上继松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其二，井上继松的水雷专业背景在航空母舰和海军航空兵日益重要的1930年代中期逐渐失去优势;其三，井上继松"ガチャ松"(吵闹的松)的绰号[132]可能反映了其性格上的某些特点，影响了其在海军中枢的人际关系。
无论原因如何，井上继松在1937年3月转入预备役，意味着他错过了同年7月爆发的全面侵华战争和1941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的前线指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与日本侵略战争无关——他在此前三十余年的军事生涯中，已经深度参与了日本对外侵略的多个关键环节。
第七章 预备役与战争后期(1937—1945)
一、预备役初期的活动
1937年3月25日，井上继松正式编入预备役，时年54岁。此后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井上继松的公开记录极为有限。这一时期的日本海军正处于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高峰期，现役将官大多被派往前线指挥作战，预备役将官则主要在后方担任军事参议、后备役训练指导等职务。
根据日本海军预备役制度，预备役将官在战时可能被重新征召服役(称为"予備役召集")。但从现有记录来看，井上继松在1937年至1945年间似乎未被重新征召担任前线指挥职务[133]。这可能与其年龄、专业背景以及海军内部的人事安排有关。
尽管如此，井上继松作为预备役海军中将，仍然与日本海军保持着密切联系。海兵三十二期的同期会(称为"同期会")是日本海军将官社交的重要场合，井上继松作为同期生中的资深成员，参与了同期会的活动。山本五十六在1939年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后，海兵三十二期的同期生在海军中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井上继松虽已退役，但仍可能通过同期关系对海军决策产生间接影响[134]。
二、全面侵华战争中的间接关联
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海军在全面侵华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包括：封锁中国沿海、炮击中国沿海城市、支援陆军登陆作战、动用海军航空兵轰炸中国内地等[135]。
井上继松虽然已转入预备役，但其此前在海军中建立的制度性遗产仍然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具体而言：
(一)水雷战队战术的延续
井上继松在一·二八事变中指挥第二水雷战队积累的对华作战经验，被日本海军在全面侵华战争中广泛应用。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海军再次派遣水雷战队前往上海，执行长江封锁、对岸炮击和登陆掩护等任务，其战术运用与一·二八事变中第二水雷战队的行动一脉相承[136]。
(二)海军教育的影响
井上继松在担任海大教头和校长期间培养的学生，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成为日本海军的骨干力量。这些军官在战场上运用的战术思想和作战理念，部分来源于井上继松任校长期间的海大教育[137]。
(三)镇海基地的战时功能
井上继松曾担任司令官的镇海要港部，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后勤补给和兵员转运功能。镇海军港作为日本本土与中国战场之间的中转基地，大量日军部队和物资经此运往中国前线[138]。
三、太平洋战争期间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井上继松的海兵三十二期同期生山本五十六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直接策划和指挥了偷袭珍珠港行动。井上继松本人则继续以预备役身份在后方活动。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海军遭受了毁灭性打击。1943年4月，山本五十六在布干维尔岛上空被美军击落身亡[139]。海兵三十二期的其他同期生也在战争中陆续退出一线。井上继松作为同期生中较早退役的成员，得以在战争中保全性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30日，美军进驻日本，开始实施占领政策。井上继松作为预备役海军中将，其在战后的命运取决于盟军总司令部(GHQ)的战犯处理政策。
第八章 战后命运与历史评价(1945—1966)
一、战后清查与战犯处理
日本战败后，盟军总司令部(GHQ)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行了清查。1945年9月，GHQ发布了对甲级战犯嫌疑人的逮捕令，先后逮捕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一百余名甲级战犯嫌疑人[140]。同时，各同盟国也在各自占领区和受害国对乙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
关于井上继松在战后是否被列为战犯嫌疑人，现有公开档案中没有明确记录。从其军衔和经历来看，他属于海军中将级别的中级军官，不在甲级战犯的范围内(甲级战犯主要为内阁大臣、军令部长、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等最高层人物)。在乙丙级战犯的审判中，主要追究的是在战场上犯有虐待战俘、屠杀平民等具体罪行的军官，井上继松由于在1937年已转入预备役，未直接参与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暴行，因此可能未被追究战争责任[141]。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存在严重的不彻底性。大量参与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官未被追究责任，其中包括许多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罪行的海军军官。美国出于冷战需要，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采取了姑息政策，许多战犯在1950年代后被解除整肃并重新进入政界和商界[142]。
二、战后生活
井上继松在战后的生活记录极为有限。根据《明治期大日本帝国海军将官总览》的记载，井上继松于昭和四十一年(1966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去世，享年83岁[143]。从1945年战败到1966年去世的二十一年间，井上继松可能以退役海军中将的身份在日本国内生活，参与海军退伍军人组织的活动。
日本海军退伍军人组织"水交会"是战后日本海军旧军人的主要联谊组织，出版有《水交社史》等刊物。井上继松作为海兵三十二期的资深成员，可能参与了水交会的活动，并在同期会的聚会上与旧海军同僚保持联系[144]。
三、历史评价
对井上继松的历史评价，需要置于日本帝国海军中级将官群体的整体背景中进行考察。
(一)职业军人的典型路径
井上继松的军事生涯代表了日本帝国海军职业军官的典型成长路径：海兵毕业→基层舰艇服役→专业学校进修→海大甲种学习→驱逐舰长→舰队参谋→舰长→舰队司令官→镇守府/要港部司令官→退役。这一路径强调专业技术能力和逐级晋升，是日本海军"技术本位"人事制度的产物[145]。
(二)侵略战争的参与者
尽管井上继松未跻身海军最高决策层，也未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担任前线指挥，但其军事生涯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与日本的对外侵略密切相关：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海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对德作战、西伯利亚出兵中的武装干涉、一·二八事变中的对华作战、镇海要港部司令官任内的殖民地守备。将这些经历串联起来，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职业军官如何在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中逐步成长，并最终成为侵略战争机器的组成部分。
(三)"技术中立"的假象
井上继松作为水雷专业军官，其职业生涯的核心是鱼雷战术和水雷战技术。这种"技术本位"的职业特征容易给人造成"技术中立"的假象，似乎技术军官只是在履行专业职责，与政治和战争罪行无关。然而，历史事实表明，军事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井上继松掌握的水雷战技术，在一·二八事变中被用于封锁中国长江口、炮击中国军队阵地，直接服务于侵略战争的目的。其在海大校长任内传授的战术思想，也被学生们用于后来的侵略战争中。
(四)与同期生的比较
将井上继松与海兵三十二期的同期生进行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其在日本海军中的位置。山本五十六(同期第11名)成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策划了偷袭珍珠港，最终战死沙场;及川古志郎(同期第20名)成为海军大臣，参与了对美开战的决策;嶋田繁太郎(同期第16名)成为军令部总长，被列为甲级战犯并被判处终身监禁[146]。相比之下，井上继松(同期第8名)虽然毕业成绩优于上述三人，但最终仅以海军中将衔在1937年提前退役，未在太平洋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差异既与个人能力和机遇有关，也与日本海军内部的派系斗争和人事安排密切相关。
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日英俄韩文官方档案和军事典籍的系统梳理，对井上继松(1883—1966)的军事生涯及其与日本侵略战争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考察。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井上继松是日本帝国海军中级将官群体的典型代表。其从福井县出身的青年到海军中将的成长路径，完整呈现了日本海军职业军官的培养体系和晋升机制。海兵三十二期第八名的毕业成绩、水雷专业的技术取向、海大甲种十三期的参谋训练，构成了其军事素养的基本底色。
第二，井上继松的军事生涯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深度交织。从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海海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伯利亚出兵，再到一·二八事变中指挥第二水雷战队侵华，以及担任镇海要港部司令官维系朝鲜殖民统治，井上继松在每一个重要历史节点都参与了日本的对外扩张行动。特别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其指挥的第二水雷战队在长江口封锁、对岸炮击和掩护陆军登陆等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侵略罪行。
第三，井上继松在1937年3月提前转入预备役，使其错过了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前线指挥。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与侵略战争无关。其在一·二八事变中积累的水雷战队对华作战经验、在海大校长任内培养的军官人才、在镇海要港部建设的基地设施，都在后来的侵略战争中发挥了作用。这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制度性关联，是理解日本侵略战争连续性的重要视角。
第四，对井上继松的研究揭示了日本海军"技术军官"群体在侵略战争中的角色。水雷、炮术、航空等专业技术军官往往以"技术中立"自居，但在军国主义体制下，军事技术必然服务于侵略战争的目的。揭露这一"技术中立"的假象，对于全面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战后对井上继松等大批日本中级军官的战争责任未予追究，反映了战后东京审判和战犯处理的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为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美化军国主义提供了空间。在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抬头、历史修正主义日益猖獗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井上继松这类中级军官的战争责任，对于维护历史真相、反对历史修正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井上继松的一生，是日本帝国海军从崛起、扩张到败亡的缩影。他不是甲级战犯，不是最高决策者，甚至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就已退役。但正是无数个像井上继松这样的中级军官，构成了日本侵略战争机器的中坚力量。忘记他们的战争责任，就是对历史的背叛;铭记他们的侵略罪行，才能真正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参考文献与脚注
一、脚注详注
[1] 海兵32期将官履历，见Nippon Rikukaigun, "海兵32期", https://www.rikukaigun.org/Nishida/px32.html;《明治期大日本帝国海军将官总览》，见http://www.yhigasi6.com/meiji/meiji7/kai7.html。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论"一·二八"淞沪之战》，见http://jds.cssn.cn/webpic/web/jdsww/UploadFiles/2010/11/201011041229363939.pdf。
[3] 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西伯利亚出兵史》(История интервенции в Сибири)，莫斯科，1965年。
[4] 金妍玉编译：《日本海军的韩半岛基地建设》，《韩半岛驻屯日本军史料丛书》第3卷，历史空间出版社，2018年。
[5] Combined Fleet, "IJN IZUMO: Tabular Record of Movement", https://www.combinedfleet.com/Izumo_t.htm.
[6]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海军省公文》《军令部文件》，见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如《军舰出云へ兵器貸与の件》(C04015210400)、《横軍需機密兵第4号315、326、331軍艦長門へ定数外消耗品兵器供給並兵器貸与ノ件》(C04016739300)、《鎮海要港部地方饗饌状況》(C04016102900)等。
[7] 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编：《战史丛书·满洲事变》，朝云新闻社，1973年;《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朝云新闻社，1975—1976年;《战史丛书·支那事变海军作战》，朝云新闻社，1974年;《战史丛书·日露战争》，朝云新闻社，1970年;《战史丛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朝云新闻社，1978年;《战史丛书·二·二六事件》，朝云新闻社，1980年;《战史丛书·太平洋战争海军作战》，朝云新闻社，1976年。
[8] 海军省教育局编：《海军兵学校一览》(大正—昭和各年度);《海军大学校一览》(大正—昭和各年度);《海军省教育局沿革》。
[9] 《明治期大日本帝国海军将官总览》，见http://www.yhigasi6.com/meiji/meiji7/kai7.html;福井静夫：《日本海军将官辞典》，光人社，1990年。
[1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七。
[11]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
[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中日关系档案》《淞沪抗战档案》。
[13]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РГВИА)藏：《远东方面军司令部文件》，全宗483。
[14] 同[3]。
[15] 韩国国家记录院藏：《镇海要览》(1926年编纂)，见https://heo-jeongdo.tistory.com/m/1444。
[16]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半岛驻屯日本军史料丛书》全9卷，2017—2020年;金妍玉编译：《日本海军的韩半岛基地建设》(第3卷)，历史空间出版社，2018年。
[17] 美国海军部历史与遗产司令部(NHHC)藏：《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Records, 1882—1945》，Record Group 38;美国国家档案馆藏：《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 Records》，Record Group 238。
[18] 英国国家档案馆(TNA)藏：《Foreign Office Records: Far East Department》，FO 371系列。
[19] 同[9]，《明治期大日本帝国海军将官总览》明确记载："1883年5月 - 1966年12月24日 福井県出身。井上亀吉の息子として生まれる。"
[20] 同[1]，rikukaigun.org记载出身地为"岐阜"。此差异可能源于户籍登记地与出生地不同，本文以《明治期大日本帝国海军将官总览》的福井县说为准。
[21] 明治天皇：《军人敕谕》，1882年1月4日颁布，见《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日本评论社，1928年。
[22] 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教育社，1980年，第45—48页。
[23] 同[1]，rikukaigun.org"海兵32期"记载："井上 継松 いのうえ つぐまつ 岐阜 海兵32期 (8/192)"。
[24] 同[1]，海兵32期著名毕业生包括：山本五十六(11/192)、及川古志郎(20/192)、嶋田繁太郎(16/192)、长井实(6/192)等。
[25] 同[7]，《战史丛书·日露战争》第1卷，第112—115页。
[26] 同[1]，履历记载："明37(1904).11.14 海軍少尉候補生 韓崎丸乗組(海兵卒);明38(1905).1.3 浅間乗組"。
[27] 同[1]，Nippon Rikukaigun "先週までのヒト"记载："日本海海戦では候補生として浅間に乗組んでいた。"
[28] 同[5]，Combined Fleet "IJN ASAMA";片桐大自：《联合舰队军舰大全》，光人社，1989年，第134页。
[29] 同[7]，《战史丛书·日露战争》第3卷，第245—250页。
[30] 同[1]，履历记载："明38(1905).8.31 海軍少尉"。
[31] 同[1]，履历记载："明39(1906).2.16 姉川乗組;明39(1906).6.13 浅間乗組;明39(1906).9.28 朝霧乗組"。
[32] 同[1]，履历记载："明40(1907).8.5 砲術校普通科学生;明40(1907).9.28 海軍中尉;明40(1907).12.16 水雷校普通科学生"。
[33] 同[1]，Nippon Rikukaigun记载："マークは水雷で、駆逐艦長や水雷長などを歴任している"。
[34] 同[1]，履历记载："明42(1909).10.11 海軍大尉 磐手分隊長"。
[35] 同[1]，履历记载："明42(1909).12.1 千代田水雷長/分隊長"。
[36] 同[1]，履历记载："明43(1910).3.22 千歳分隊長;明43(1910).9.26 舞鶴海兵団分隊長"。
[37] 同[1]，履历记载："明43(1910).12.1 海大乙種学生;明44(1911).5.22 水雷校高等科学生;明44(1911).12.1 15艇隊艇長"。
[38] 同[8]，《海军大学校一览》(大正2年)。
[39] 同[1]，履历记载："大2(1913).12.1 海大甲種学生"。
[40] 同[8]，《海军大学校一览》(大正4年);参见野村实：《海军大学校的研究》，芙蓉书房，1998年。
[41] 同[1]，履历记载："大4(1915).12.13 海軍少佐 駆逐艦長";同[9]，《明治期大日本帝国海军将官总览》记载："1915年(大正4年)12月、海大(甲種13期)を卒業、海軍少佐に昇進し「杉」駆逐艦長となった。"
[42] 米内光政为海大甲种14期，见同[1]海兵29期履历。
[43] 同[22]，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第89—92页。
[44] 同[7]，《战史丛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第56—60页。
[45] 同[28]，片桐大自：《联合舰队军舰大全》，第267页。
[46] 同[1]，履历记载："大5(1916).12.1 2Sd参謀"(第二水雷战队参谋)。
[47] 同[1]，履历记载："大6(1917).12.1 鎮要参謀"(镇海要港部参谋)。
[48] 同[15]，《镇海要览》(1926)记载：
[49] 同[1]，履历记载："大7(1918).12.1 2Sd参謀"。
[50] 同[22]，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第112—115页。
[51] 同[1]，履历记载："大8(1919).9.15 軍令部出仕/参謀;大8(1919).9.30 軍令部出仕/参謀/浦塩派遣軍司附"。
[52] 同[3]，第45—48页;参见英文记载："Rear Admiral Katō Kanji with the battleships Iwami and Asahi... arrived at Vladivostok on January 12"，见https://a.osmarks.net/content/wikipedia_en_all_maxi_2020-08/A/Japanese_intervention_in_Siberia。
[53] 同[3]，第78—82页;参见https://www.rbth.com/history/334654-japanese-intervention-russia。
[54] 同[3]，第120页;英文资料记载："more than 70,000 Japanese troops being involved"，见https://a.osmarks.net/content/wikipedia_en_all_maxi_2020-08/A/Siberian_intervention。
[55]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浦塩派遣军关系文书》，见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
[56] 同[3]，第156—160页。
[57] 同[3]，第189—195页;参见https://bochuai.com/wikipedia/zh-tw/%E6%97%A5%E6%9C%AC%E5%B9%B2%E6%B6%89%E8%A5%BF%E4%BC%AF%E5%88%A9%E4%BA%9A。
[58] 同[55]。
[59] 同[3]，第210—215页。
[60] 同[1]，履历记载："大9(1920).9.6 舞鎮参謀/海岸望楼監督官"。
[61] 参见户部良一：《日本陆军与中国》，中央公论社，1995年;三田村龙一：《陆海军的对立》，讲谈社，2012年。
[62] 同[3]，第345—350页。
[63] 同[3]，第401—410页。
[64] 同[1]，履历记载："大10(1921).11.20 2S参謀"(第二战队参谋)。
[65] 同[22]，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第134—138页。
[66] 同[22]，第142—148页;参见加藤宽治：《海军五十年史》，海军社，1935年。
[67] 同[1]，履历记载："大11(1922).11.10 海大教官"。
[68] 同[1]，履历记载："大12(1923).12.1 海軍大佐"。
[69] 同[1]，履历记载："大14(1925).12.1 出雲艦長";同[5]，Combined Fleet记载："Captain (later Vice Admiral) Inoue Tsugumatsu (32)(former instructor at Etajima Naval Academy) is appointed the CO.";另见https://ameblo.jp/economirai88/entry-12885677878.html："井上継松 大佐：1925年12月1日 - 1927年2月1日"。
[70] 同[5]，Combined Fleet "IJN IZUMO";同[28]，片桐大自：《联合舰队军舰大全》，第128页。
[71] 同[5]，Combined Fleet记载："7 February 1925: Vancouver, Canada. At night, while entering port, IZUMO's steam launch collides with a tugboat owned by the Canadian Pacific Ocean Railroad and sinks."
[72] 同[5];参见中文记载："1932年'一二八事件'爆发，'出云'舰奉命驶入上海，担任日本海军专门负责对华作战的第三舰队司令长官旗舰"，见https://m.baike.com/wiki/%E5%87%BA%E4%BA%91%E5%8F%B7%E5%B7%A1%E6%B4%8B%E8%88%B0/5571297。
[73] 同[72];参见https://zqb.cyol.com/html/2015-08/15/nw.D110000zgqnb_20150815_1-07.htm。
[74] 同[1]，履历记载："昭2(1927).2.1 教育局第一課長"。
[75] 同[8]，《海军省教育局沿革》。
[76]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原书房，1978年，第141—145页。
[77] 同[1]，履历记载："昭3(1928).12.10 長門"(长门舰长)。
[78] 同[28]，片桐大自：《联合舰队军舰大全》，第45页。
[79] 同[1]，Nippon Rikukaigun记载："大佐時代には教育局課長を経て戦艦長門艦長となったが、井上の艦長時代の長門は艦隊に所属しておらず比較的のんびりとしていたらしい。"
[80] 同[1]，履历记载："昭4(1929).11.30 海軍少将 海大教頭"。
[81] 同[22]，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第165—170页。
[82] 同[7]，《战史丛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89—95页。
[83] 同[1]，履历记载："昭6(1931).12.1 軍令部出仕"。
[84] 同[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论"一·二八"淞沪之战》。
[85] 同[7]，《战史丛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200—210页。
[86] 同[2];参见https://news.cctv.com/special/C18851/20070706/104101.shtml。
[87] 同[2];参见https://m.fwdbook.qq.com/read/1025791211/4。
[88] 同[2];参见https://card.weibo.com/article/m/show/id/2309405083568828186761。
[89] 同[2];参见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5/0526/c396421-27056608-2.html。
[90] 同[1]，履历记载："昭7(1932).2.4 2Sd司令官"(第二水雷战队司令官)。
[91] 同[5]，"那珂"舰相关记载："1932年2月2日、第一次上海事変に伴って出動。長江警備に従事する。停戦後の3月20日に帰投した。"见https://azurlane.wikiru.jp/?%E9%82%A3%E7%8F%82。
[92] 同[28]，片桐大自：《联合舰队军舰大全》，第178页。
[93] 同[91]。
[94] 同[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论文。
[95] 同[2];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淞沪抗战战报。
[96] 同[7]，《战史丛书·满洲事变》第2卷，第312—315页。
[97] 同[7]，第320—325页。
[98] 同[7]，第345—350页。
[99] 同[7]，第358—362页。
[100] 同[7]，第370—375页。
[101] 同[91]。
[102] 同[11]，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1932年5月条。
[103] 同[7]，《战史丛书·支那事变海军作战》，第1卷，第89—95页。
[104] 同[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相关档案。
[105] 同[1]，履历记载："昭8(1933).11.15 海大校長"。
[106] 同[8]，《海军大学校一览》(昭和9年);野村实：《海军大学校的研究》，第198—205页。
[107] 同[1]，履历记载："昭9(1934).11.15 海軍中将"。
[108] 同[1]，履历记载："昭10(1935).2.14 海大校長/高等技術会議議員"。
[109] 同[22]，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第195—198页。
[110] 同[22]，第201—205页。
[111] 同[8]，《海军大学校一览》(昭和10年);野村实：《海军大学校的研究》，第234—240页。
[112] 同[8]，《海军大学校一览》(昭和10年)。
[113] 同[8]，《海军大学校一览》(昭和10年)甲种学生毕业名单。
[114] 同[1]，履历记载："昭10(1935).12.2 軍令部出仕"。
[115] 同[1]，履历记载："昭11(1936).3.16 鎮要司令官"(镇海要港部司令官);另见https://www.rikukaigun.org/Nishida/ja04.html记载："昭和11(1936).3.16 海軍中将 井上 継松 32"。
[116] 同[15]，《镇海要览》(1926)。
[117] 同[16]，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半岛驻屯日本军史料丛书》第1卷，第45—50页。
[118] 同[15]。
[119] 同[6]，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镇海要港部相关文件。
[120] 同[16]，第3卷，第78—85页。
[121] 同[16]，第3卷，第112—120页。
[122] 同[6]，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镇海要港部1936年度报告。
[123] 同[16]，第3卷，第156—165页。
[124] 同[16]，第3卷，第89—95页。
[125] 同[15]，《镇海要览》记载镇海日本人口与朝鲜人口的分离状况。
[126] 同[16]，第3卷。
[127] 同[7]，《战史丛书·二·二六事件》，第56—60页。
[128] 同[6]，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镇海要港部1936年2月至3月报告。
[129] 同[1]，履历记载："昭11(1936).12.1 軍令部出仕"。
[130] 同[1]，履历记载："昭12(1937).3.15 待命"。
[131] 同[1]，履历记载："昭12(1937).3.25 予備役"。
[132] 同[1]，Nippon Rikukaigun记载："口喧しい性格だったらしく「ガチャ松」というあだ名があった。"
[133] 同[1]，履历中无1937年后重新征召的记录。
[134] 同[1]，海兵32期同期会相关记载。
[135] 同[7]，《战史丛书·支那事变海军作战》。
[136] 同[7]，第1卷，第89—95页。
[137] 同[8]，《海军大学校一览》相关各期。
[138] 同[6]，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镇海要港部战时报告。
[139] 同[7]，《战史丛书·太平洋战争海军作战》第3卷，第156—160页。
[140] 同[17]，美国国家档案馆藏：《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 Records》。
[141] 同[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相关档案。
[142] 同[17]，参见John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W.W. Norton, 1999, pp. 445-450.
[143] 同[9]，《明治期大日本帝国海军将官总览》记载："昭和41年12月24日歿 (83)"。
[144] 水交会编：《水交社史》，水交会，1975年。
[145] 同[8]，《海军省人事局沿革》;野村实：《海军大学校的研究》。
[146] 同[1]，海兵32期各人履历。
二、主要参考文献分类目录
(一)日文官方档案与典籍
1.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海军省公文》《军令部文件》《浦塩派遣军关系文书》《镇海要港部关系文书》，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
2. 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编：《战史丛书》(满洲事变、支那事变陆军作战、支那事变海军作战、日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二·二六事件、太平洋战争海军作战等卷)，朝云新闻社，1970—1985年
3. 海军省教育局编：《海军兵学校一览》《海军大学校一览》(大正—昭和各年度)
4.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卷，原书房，1978年
5. 福井静夫：《日本海军将官辞典》，光人社，1990年
6. 片桐大自：《联合舰队军舰大全》，光人社，1989年
7. 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教育社，1980年
8. 野村实：《海军大学校的研究》，芙蓉书房，1998年
9. 户部良一：《日本陆军与中国》，中央公论社，1995年
10. 三田村龙一：《陆海军的对立》，讲谈社，2012年
11. 水交会编：《水交社史》，水交会，1975年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长沙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98230121（微信同号）
纠错电话：18182129125 15116420702
QQ：2652168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