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堀悌吉与日本侵略战争：条约派提督的命运与日本海军的战争走向
来源：胡平 何京懋 智轩   2026-09-16 11:32:55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堀悌吉(ほり ていきち，Hori Teikichi，1883年8月16日—1959年5月12日)，日本帝国海军中将，出生于大分县，本姓矢野，十岁过继堀家。1904 年以首席成绩毕业于海军兵学校第32期，与山本五十六为同期同学及终生挚友，后毕业于海军大学校第16期优等。历任 "陆奥" 号舰长、海军省军务局长、第三战队司令官、第一战队司令官等职。作为海军 "条约派" 核心人物，他积极参与华盛顿及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主张对美协调与军备控制。1932年率第三战队参与一?二八事变，因指挥持重遭舰队派攻讦。1934 年 "大角人事" 中被编入预备役。后任日本飞行机社长、浦贺船渠社长，战时从事军需生产。战后撰写回忆录，反思海军扩张路线，被誉为 "海军第一头脑"。1959年病逝于东京，享年 75 岁。

　　摘要

　　堀悌吉是日本帝国海军中最具争议性的将领之一。作为海军兵学校第32期首席毕业生，他以卓越的才识被誉为"海军第一头脑"，与山本五十六结为终生挚友。本文以中日英俄韩五语种官方档案、史书与军事典籍为基础，系统考察堀悌吉从日俄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完整生涯，重点分析其在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一·二八事变及"大角人事"中的关键角色。研究表明，堀悌吉作为日本海军"条约派"的核心人物，其国际协调路线与对美慎重立场，在19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全面抬头的背景下遭到系统性清除。1934年被编入预备役不仅是个人仕途的终结，更标志着日本海军内部理性声音的消弭，为日后对美开战的战略冒险铺平了道路。本文同时指出，堀悌吉在预备役时期担任日本飞行机社长与浦贺船渠社长，客观上参与了日本战争经济体制的运转，其历史定位不应简单化约为"反战英雄"，而应置于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整体结构中加以审慎评估。

　　关键词：堀悌吉;日本海军;条约派;大角人事;一·二八事变;海军裁军

　　引言

　　在日本帝国海军的历史谱系中，堀悌吉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他既非如东乡平八郎般的"军神"，亦非如山本五十六般因奇袭珍珠港而名噪一时的战将，却在战后日本海军史的叙事中被反复提及，甚至被称为"海军兵学校毕业生中最好的头脑"[1]。岛田繁太郎在战后回忆中曾坦言："如果在战争爆发前由堀悌吉担任海军大臣，时局或许会得到更为适切的处理。"[2]这一评价背后，折射的是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惨败后对自身历史道路的深刻反思。

　　然而，既有研究对堀悌吉的考察多集中于其作为"条约派"代表人物被清洗的经过，对其在一·二八事变中的实际指挥、预备役时期与战争体制的关联、以及战后历史记忆的建构等维度，尚缺乏系统的多语种史料互证。日本学者宫野澄的传记作品《海军的逸材 堀悌吉》虽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生平叙事[3]，但受限于单一语种史料，对中国战场档案及俄文、韩文资料的利用不足。山口县立大学渡边裕鸿的论文聚焦于堀悌吉失脚过程的派系分析[4]，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照，但该研究未及展开堀悌吉在侵略战争整体结构中的位置。

　　本文的核心问题意识在于：堀悌吉的个人命运如何折射出日本海军从国际协调路线转向对外扩张道路的历史逻辑?他在一·二八事变中的"慎重"指挥究竟是战术理性还是对侵略战争的消极抵抗?其被编入预备役后，以企业经营者身份参与军需生产的经历，应如何在战争责任的框架下加以定位?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广泛征引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海军省公文、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案、外务省外交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件、俄罗斯中央海军档案馆日俄战争记录及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史料，力求在多语种史料互证的基础上，还原堀悌吉与日本侵略战争关系的历史实相。

　　第一章 堀悌吉的早年经历与海军生涯起步(1883—1921)

　　一、出身与海军兵学校时代

　　堀悌吉于明治十六年(1883)八月十六日出生于大分县。其本姓矢野，父亲为务农的矢野弥平，十岁时成为堀家的养子，遂改姓堀[5]。大分县地处九州东北部，幕末时期为丰后国佐伯藩领地，明治维新后虽不再是政治中心，但尚武传统深厚，明治时期出过多位海军将领。这一地域背景对堀悌吉选择海军道路不无影响。

　　明治三十四年(1901)，十八岁的堀悌吉考入海军兵学校，成为第32期学生。同期入学的还有后来成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山本五十六(时名高野五十六)、盐泽幸一、吉田善吾、岛田繁太郎等人。这一期后来被称为"逸足齐聚"的年级，出了四位海军大将，而堀悌吉始终是其中的佼佼者[6]。据《海军兵学校毕业名册》记载，堀悌吉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以首席成绩毕业，成绩远超同期第二名，被教官誉为"兵学校创立以来的秀才"[7]。

　　堀悌吉与山本五十六的友谊始于海军兵学校时代。山本在后来的书信中多次提及，自己始终对堀抱有"畏友"般的尊敬，认为堀的学识与判断力远超同侪[8]。两人性格迥异：山本激进果敢，堀则沉稳周密，这种互补性构成了他们终生友谊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山本在海军兵学校的成绩仅位列第十六名，与首席的堀悌吉差距显著，但这并未妨碍两人建立深厚的信任关系[9]。

　　二、日俄战争体验与反战思想的萌芽

　　堀悌吉毕业时正值日俄战争激战正酣。他被分配到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的旗舰"三笠"号上服役，以少尉候补生的身份亲历了明治三十八年(1905)五月二十七日的日本海海战[10]。这场被称为"东方纳尔逊式胜利"的决战，对年仅二十一岁的堀悌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据堀悌吉在昭和二十一年(1946)撰写的手记中回忆，日本海海战中俄国舰队官兵随舰船沉没的惨状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写道："俄国水兵与战舰一同沉入海中的景象，令我初次体认到战争的悲惨本质。此后我对海军的思考，皆以此一体验为根基。"[11]这一表述与他后来一贯主张的军缩路线形成了清晰的思想脉络。俄罗斯中央海军档案馆所藏的日本海海战俄方记录亦证实，此战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阵亡人数超过四千八百人，而日军仅损失鱼雷艇三艘、伤亡约七百人[12]。这种悬殊的伤亡对比，对于身处胜利一方却目睹敌方惨状的年轻军官而言，其心理冲击是可以想见的。

　　日俄战争后，堀悌吉继续在海军中稳步晋升。明治四十年(1907)晋升海军中尉，大正二年(1913)毕业于海军大学校第16期，成绩优等[13]。海军大学校是日本海军培养高级参谋与指挥官的最高学府，能以优等成绩毕业者寥寥无几。在校期间，堀悌吉系统研习了战略学、战术学、国际公法与海军军备理论，为其日后参与裁军外交奠定了知识基础。

　　大正三年(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堀悌吉以海军少佐军衔参与了日军对青岛德国租借地的进攻作战，担任第二舰队参谋[14]。此战是日本在一战中唯一的大规模地面作战，堀悌吉在其中积累了陆海协同作战的经验。然而，与许多因一战胜利而更加迷信武力的日本军人不同，堀悌吉从欧洲战场的惨烈消耗中看到了总体战时代战争的巨大破坏性，这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军备控制的信念。

　　三、精英之路与对美认识的形成

　　大正十年(1921)，三十八岁的堀悌吉已晋升海军中佐，成为海军中备受瞩目的精英军官。是年十一月，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召开，日本首席全权代表为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堀悌吉被任命为随员，随同赴会[15]。这是堀悌吉首次登上国际外交舞台，也是他军缩外交生涯的起点。

　　华盛顿会议期间，日本面临的核心议题是主力舰保有量比例。加藤友三郎从日本财政现实出发，主张接受对美六成的主力舰比例，认为日本无力支撑与美国的军备竞赛[16]。堀悌吉作为随员，负责整理会议记录、分析美方提案并为加藤提供技术咨询。据外务省所藏《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关系文书》记载，堀悌吉在会议期间提交了多份关于美国海军造舰计划与日本财政承受能力的分析报告，其结论与加藤的协调路线高度一致[17]。

　　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会议上日本代表团内部存在严重分歧。首席随员加藤宽治海军中将强烈反对接受对美六成比例，主张坚持七成底线，与首席全权加藤友三郎发生激烈对立[18]。堀悌吉在这场争论中坚定站在加藤友三郎一方，这一立场选择奠定了他日后"条约派"的身份标签。美国国务院所藏《美国对外关系文件》记录了日本代表团内部的紧张关系，指出加藤宽治曾多次在私下场合表示不满，而堀悌吉等年轻军官则被视为加藤友三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19]。

　　华盛顿会议最终于大正十一年(1922)二月签署《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日美英三国主力舰比例为3:5:5。日本虽然接受了低于预期的比例，但通过条约成功冻结了美国的造舰计划，赢得了十年的军备休整期。堀悌吉在会后的报告中写道："军备之限制，非独为财政之纾困，实为和平之保障。帝国海军之使命，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而非穷兵黩武。"[20]这一表述集中体现了他此后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

　　第二章 军缩外交中的堀悌吉(1921—1931)

　　一、从华盛顿到伦敦：条约派的形成

　　华盛顿会议后，堀悌吉在海军中的地位稳步上升。大正十二年(1923)出任海军省军务局第二课长，大正十五年(1926)晋升海军大佐并出任"陆奥"号战列舰舰长[21]。"陆奥"号是日本海军"八八舰队"计划的核心战舰之一，以长门级二号舰闻名于世，担任其舰长是日本海军军官的极高荣誉。堀悌吉在舰长任内表现出色，对舰员训练与战术革新多有建树。

　　昭和四年(1929)九月六日，堀悌吉被任命为海军省军务局长，同时兼任将官会议议员[22]。军务局长是海军省中仅次于海军大臣、次官的第三号实权人物，负责海军军政的全面统筹，包括军备计划、编制管理、条约履行等核心事务。堀悌吉时年四十六岁，以海军少将军衔出任此职，在当时被视为破格提拔，也反映了海军省内协调派对他的高度信任。

　　堀悌吉就任军务局长之际，正值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筹备的关键时期。昭和五年(1930)一月二十一日，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开幕，会议旨在将华盛顿条约的限制范围从主力舰扩展至辅助舰(巡洋舰、驱逐舰、潜艇等)[23]。日本代表团首席全权为前首相若槻礼次郎，海军方面的代表为海军次官山梨胜之进，而堀悌吉作为军务局长，在国内负责会议方针的制定与代表团的后方支援，是事实上的政策起草者[24]。

　　日本在伦敦会议上的核心诉求是"三大原则"：对美水上辅助舰七成、大型巡洋舰七成、潜艇保有量七万八千吨[25]。堀悌吉在海军省内部的讨论中指出，考虑到日本财政状况与美国的造舰潜力，坚持七成原则虽为理想，但在谈判中应保有弹性，以达成实质性的军缩成果为优先目标[26]。这一立场与军令部内部以末次信正为首的强硬派形成尖锐对立。军令部认为，辅助舰比例直接关系到对美作战的"渐减邀击"战略，低于七成就无法保证在西太平洋的战术优势，因此绝不可让步[27]。

　　二、统帅权干犯问题与条约批准的斗争

　　伦敦会议的谈判过程充满波折。经过反复磋商，日本最终于昭和五年(1930)四月二十二日签署《伦敦海军条约》，接受了对美辅助舰约六成九的比例，大型巡洋舰仅为六成，潜艇则与美国同为五万二千七百吨[28]。这一结果远低于军令部的预期，随即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所谓"统帅权干犯问题"的政治风暴。

　　军令部认为，伦敦条约中关于辅助舰的限制涉及天皇统帅权范围内的兵力编制问题，政府在未取得军令部同意的情况下签署条约，构成了对统帅权的侵犯[29]。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率先发难，拒绝在条约的兵力变更事项上副署，海军大臣冈田启介陷入两难。堀悌吉作为军务局长，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一方面向冈田海相说明条约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与军令部进行艰苦的内部协调[30]。

　　据《加藤宽治日记》昭和五年五月条记载，加藤宽治此时已转任军事参议官，但仍积极参与舰队派的反条约运动，多次与末次信正密会，策划倒阁与阻止条约批准的行动[31]。加藤在日记中写道："堀悌吉之流迎合政府，不惜牺牲海军之根本，实为帝国之罪人。"[32]这一记载表明，舰队派已将堀悌吉视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之一。

　　在海军省与军令部的僵持中，昭和天皇最终作出裁决，确认政府有权签署条约[33]。伦敦条约于昭和五年(1930)十月一日获得批准。然而，这场斗争严重撕裂了日本海军，条约派与舰队派的对立从此公开化、白热化。堀悌吉在批准后的军务局内部会议上表示："条约之成立虽为万幸，然海军内部之裂痕已深，此后之协调更为艰难。"[34]这一判断不幸言中。

　　三、条约派的理念与困境

　　伦敦条约批准后，堀悌吉继续担任军务局长至昭和六年(1931)十一月。在这两年间，他致力于条约的履行与海军内部的和解，但成效有限。舰队派利用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情绪高涨的时机，不断攻击条约派的"软弱外交"，要求退出裁军条约、加速海军扩张[35]。

　　堀悌吉的军缩理念并非简单的和平主义，而是基于对日本国家利益的冷静计算。他在昭和六年(1931)五月的将官会议上发言指出："帝国之国力，若与美国进行无限制之造舰竞争，必至财政破产。华盛顿、伦敦两条约所确立之军缩体制，实为帝国维持西太平洋优势之最善途径。一旦废弃条约，美国之工业潜力将在数年内远超帝国，届时帝国海军将陷入绝对劣势。"[36]这一分析体现了他作为战略家的深远眼光，后来的历史发展完全印证了这一判断。

　　然而，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势力急剧膨胀的政治氛围中，堀悌吉的理性声音日益被边缘化。昭和六年(1931)十一月二日，他被免去军务局长职务，转任军令部出仕[37]。这一异动被视为舰队派反攻的开始。同年十二月一日，堀悌吉出任第三战队司令官，离开海军中央，被派往舰队任职[38]。从执掌海军军政核心的军务局长到一线战队司令官，这一调动虽在形式上属于正常人事轮换，但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已暗含贬谪之意。

　　第三章 一·二八事变与"卑怯"之争(1932)

　　一、上海事变的爆发与第三战队的派遣

　　昭和七年(1932)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一·二八事变(第一次上海事变)爆发。事变的直接导火索是一月十八日日本僧侣在上海被袭击事件，但深层原因是日本海军为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事变的关注、同时在华中地区建立新的侵略据点而蓄意制造的军事冲突[39]。

　　事变初期，日军在上海的兵力主要是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下辖的海军陆战队约两千五百人，以及轻巡洋舰"大井"号、驱逐舰若干艘[40]。盐泽幸一狂妄宣称"四小时即可占领上海"，但遭到中国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顽强抵抗，进攻屡屡受挫[41]。

　　在此背景下，日本海军省紧急增兵。昭和七年(1932)二月二日，日本海军将在华舰船统一整编为第三舰队，以野村吉三郎中将为司令官，下辖第三战队(司令官堀悌吉少将，辖轻巡洋舰"那珂"、"阿武隈"、"由良")、第一水雷战队(司令官有地十五郎少将)、第一航空战队(航空母舰"加贺"、"凤翔")等部[42]。堀悌吉于一月底刚刚就任第三战队司令官，随即率部开赴上海战场。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淞沪抗战情报》记载："二月三日，敌新增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多艘抵沪，编为第三战队，由敌少将堀悌吉指挥，配合第一遣外舰队向我吴淞炮台及闸北阵地猛攻。"[43]这一记载证实了堀悌吉所部在上海战场的投入。

　　二、吴淞炮台攻防中的"慎重"指挥

　　堀悌吉率第三战队抵达上海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配合陆军登陆，攻占吴淞炮台，以打通黄浦江航道。吴淞炮台是中国军队在长江口的核心海防要塞，装备有大口径要塞炮，对日军舰船构成严重威胁[44]。

　　然而，堀悌吉在攻击吴淞炮台的行动中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据其本人战后回忆，当舰队接近吴淞炮台时，遭到中国守军的突然炮击，他并未立即下令反击，而是指挥舰队暂时退避，待重新布阵后再转入攻击[45]。这一指挥决策在当时的舰队派军官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卑怯"行为。

　　《堀悌吉关系资料集》中收录的战后手记详细记载了此事："吴淞炮台之敌炮突然开火，我战队在狭窄水道中难以展开。若贸然反击，不仅命中率低下，且有暴露舰队位置招致更大损失之虞。余乃下令暂时退避至敌炮射程外，重新制定攻击方案后再行进攻。此乃战术上之当然处置，不意竟成为日后被攻讦之口实。"[46]

　　参与此战的第一水雷战队司令官有地十五郎少将对此极为不满，在舰队内部散布堀悌吉"畏战"的言论。据海军省人事局第一课长清水光美战后证言："有地第一水雷战队司令官对第三战队的作战指挥说三道四，最终导致逸材被葬送。"[47]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植松练磨少将也对堀悌吉的指挥多有批评，认为其过于保守，错失战机[48]。

　　然而，从纯军事角度分析，堀悌吉的指挥并非没有道理。吴淞炮台工事坚固，中国守军作战顽强，日军在一月底至二月初的多次进攻中均付出了惨重代价。据中国方面战报，二月三日至四日，吴淞炮台守军还击沉日军驱逐舰一艘、击伤炮舰三艘，击毁日机多架[49]。在这种情况下，贸然以轻巡洋舰编队强攻炮台，确实可能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堀悌吉的"慎重"本质上是对部下生命的负责和对战术合理性的坚持，但在崇尚"猪突"精神的日本海军中，这种理性反而成了罪名。

　　三、派系攻讦的政治化

　　上海事变期间，对堀悌吉的攻讦很快从战术评价升级为政治斗争。舰队派核心人物、第二舰队司令官末次信正中将此时正率部在上海附近海域担任侧应任务。他多次向堀悌吉提出派遣第二舰队增援的请求，但均被堀以"作战计划已定，临时增加不同指挥系统的部队只会造成混乱"为由拒绝[50]。

　　据堀悌吉回忆，末次信正因此"极为失望且怀恨在心"[51]。末次是舰队派的实际领袖，与加藤宽治关系密切，在海军中拥有庞大的人脉网络。堀悌吉与末次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海军大学校时代，两人就因学术观点不同而产生不和;堀悌吉后来与末次的政敌山梨胜之进密切合作，更使关系恶化[52]。上海事变中的这次拒绝增援，成为两人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

　　上海事变结束后，关于堀悌吉"卑怯"的流言在海军内部广泛传播。《加藤宽治日记》昭和七年八月十二日条记载："闻堀悌吉之战舰'那珂'号航海长言，上海战时堀之指挥实有不堪者。此人之才虽可用，然其胆气不足以当大任。"[53]这一记载表明，舰队派正在系统地收集和传播对堀悌吉不利的信息，为日后的人事清洗做舆论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对堀悌吉的评价相对正面。野村在战后回忆中并未指责堀悌吉的指挥，反而认为其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保持了冷静[54]。野村本人后来在虹口公园爆炸事件中被朝鲜义士尹奉吉炸伤，失去一眼[55]。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所编《日帝强占期军事资料集》收录了尹奉吉义举的详细记录，其中提及当时出席"天长节"庆祝活动的日军将领名单，堀悌吉作为第三战队司令官亦在列[56]。这一史料从侧面证实了堀悌吉在上海事变全程的存在。

　　第四章 大角人事与海军"良心"的清除(1933—1934)

　　一、舰队派的全面反攻

　　昭和八年(1933)是日本海军史上的关键转折点。是年三月，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军国主义势力在国内全面抬头。在海军内部，以大角岑生海军大将为大臣的新一届海军省领导层，开始系统性地清除条约派将领，这一系列人事调整史称"大角人事"[57]。

　　大角岑生(1876—1941)，海军兵学校第24期毕业，曾任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昭和六年(1931)十二月出任海军大臣。他本人并非坚定的舰队派，但在政治上善于见风使舵，为巩固自身权力基础，主动向以伏见宫博恭王为后台的舰队派靠拢[58]。太田久元通过对海军省先任副官岩村清一日记的分析指出，大角海相为维持自身地位，"主动迎合伏见宫与舰队派的意向，策划了将条约派将官逐一编入预备役的路径"[59]。

　　大角人事的打击对象包括谷口尚真、山梨胜之进、左近司政三、寺岛健等一批条约派核心人物[60]。其中，山梨胜之进是伦敦会议时的海军次官，条约派的名义领袖;左近司政三是伦敦会议全权首席随员。这些人的被清除，使海军省的协调派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

　　二、堀悌吉被编入预备役的过程

　　在大角人事的清洗名单中，堀悌吉是最为特殊的一个。他不仅是条约派中最年轻、最有才华的将领，更被广泛视为未来海军大臣的有力候选人。舰队派深知，若不趁此时机将其清除，日后堀悌吉一旦上台，舰队派的扩张路线将面临根本性挑战[61]。

　　堀悌吉于昭和七年(1932)十一月十五日从第三战队司令官转任第一战队司令官[62]。第一战队是联合舰队的核心战力，下辖战列舰"长门"、"陆奥"等主力舰，司令官一职地位显赫。这一任命在当时被视为对堀悌吉的安抚，表明海军高层尚未完全放弃他。然而，昭和八年(1933)十一月十五日，堀悌吉再次被调任军令部出仕，失去了实际指挥权[63]。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他的海军生涯已进入倒计时。

　　昭和九年(1934)十二月十日，堀悌吉被下令"待命";十二月十五日，正式被编入预备役[64]。从军令部出仕到待命再到预备役，整个过程仅用了一个月，速度之快异乎寻常。据《海军省任免令》记载，同时被编入预备役的还有左近司政三中将(三月三十一日)等多人，但堀悌吉的安排被特意推迟到年底，显然是为了避开舆论的集中关注[65]。

　　关于堀悌吉被编入预备役的直接原因，官方说法是"定员调整"，但实际原因是派系斗争。高木惣吉(海军兵学校第43期)在战后著作中明确指出："当时的大臣大角岑生大将是机会主义的罪魁祸首，他对昭和七年上海事变中从军的堀第三战队司令官吹毛求疵，最终剥夺了被称为海军希望的山本级首席的前途。"[66]这一评价虽带有高木个人的立场倾向，但基本事实得到了多方史料的印证。

　　人事局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时任人事局长的阿武清少将(1930年12月至1933年11月在任)是有地十五郎、植松练磨的海军兵学校同期同学，长期在军令部第一部任职，与伏见宫关系密切[67]。人事局负责人事方案的起草，阿武的立场对堀悌吉的命运产生了直接影响。堀悌吉本人在回忆录中也将阿武清列为导致其失脚的关键人物之一[68]。

　　三、山本五十六的反应与海军内部的震荡

　　堀悌吉被编入预备役的消息，对其挚友山本五十六造成了巨大冲击。当时山本正以海军少将身份出使欧洲，在柏林收到了海军省军务局长吉田善吾(海兵32期同期)发来的绝密电报，得知了这一消息[69]。

　　山本在给堀悌吉的信中写道："堀兄：自吉田第一信得知君之命运以来，怏怏之情难以抑制。出发前我已向总长及大臣相当直言，大体安心出发，不意竟至如此，诚觉意外。……海军之前途真令人寒心。面对如此人事横行之今日海军，虽欲努力救济，亦觉无能为力。"[70]这封信言辞恳切，充满了对好友的同情和对海军前途的忧虑。

　　山本还将堀悌吉的去职与海军战斗力的损失直接挂钩，他对身边人说："失去堀悌吉，等于损失了一支巡洋舰队。"[71]这一评价后来被广泛引用，成为堀悌吉历史定位的重要注脚。山本认为，堀悌吉的战略头脑和协调能力，在日本海军中无人可以替代。

　　岛田繁太郎在战后的回忆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后悔。他说："如果在(日美)开战时期，堀悌吉等人作为海军大臣在任，或许能更适切地处理时局。"[72]岛田本人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担任海军大臣，是对美开战的直接决策者之一，他的这一反思具有特殊的分量。

　　堀悌吉被编入预备役后，日本海军的条约派势力基本被清除殆尽。昭和九年(1934)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宣布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昭和十一年(1936)一月十五日，退出伦敦海军裁军会议[73]。日本海军从此走上了无条约时代的扩张道路，"大角人事"清除了最后的内部制约力量，为日后的战略冒险打开了闸门。

　　第五章 预备役时期的堀悌吉与战争体制(1935—1945)

　　一、从海军中将到企业经营者

　　编入预备役后的堀悌吉，时年五十一岁，正值盛年。离开海军后，他很快转入实业界。昭和十一年(1936)十一月四日，堀悌吉出任日本飞行机株式会社取缔役，随后就任社长[74]。日本飞行机(NIPPI)是日本重要的航空器制造企业，主要生产螺旋桨、机翼结构件及其他航空零部件，与海军有密切的军需合作关系[75]。

　　堀悌吉出任日本飞行机社长，并非偶然。一方面，他在海军省任职期间长期负责军备计划，与军需产业界有广泛的人脉;另一方面，海军方面也希望通过安排退役将领进入相关企业，加强对军需生产的控制和协调[76]。据《日本飞行机五十年史》记载，堀悌吉在任期间，公司的海军订单大幅增加，生产规模迅速扩大[77]。

　　此后，堀悌吉又兼任浦贺船渠(浦贺ドック)社长。浦贺船渠是日本重要的造船企业，位于神奈川县浦贺，承担海军舰船的建造与维修业务[78]。堀悌吉以预备役海军中将的身份同时执掌航空与造船两大军需企业，其在日本战争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二、与山本五十六的持续交流

　　尽管离开了海军现役，堀悌吉与山本五十六的友谊并未中断。山本在昭和十二年(1937)出任海军省次官后，仍经常与堀悌吉会面，就海军战略与时局交换意见。据《山本五十六文书》记载，山本在这一时期写给堀悌吉的书信多达数十封，内容涉及海军航空建设、对美关系、内阁动态等多个方面[79]。

　　昭和十六年(1941)，日美关系急剧恶化，开战已不可避免。时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山本五十六，在十月十一日写给堀悌吉的信中表达了极度矛盾的心情："大势已陷入最坏之境地。个人意见(反对开战)与正相反之决心已然下定，唯有在这一方向上一往无前，当前之立场实在奇妙。这或许就是天命吧。"[80]这封信是研究山本战争观的核心史料，而收信人正是堀悌吉——唯一能让山本袒露真实想法的人。

　　山本在信中所说的"个人意见与正相反之决心"，指的是他内心深知对美开战必败，但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又必须全力以赴制定作战计划。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只有在最信任的老友面前才得以表露。堀悌吉收到此信后，在日记中写道："山本之苦境，余深能体会。然事已至此，唯有祈祷其能以最小之牺牲换取早日讲和之机。"[81]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山本五十六于昭和十八年(1943)四月十八日在布干维尔岛上空被美军截击阵亡。堀悌吉得知噩耗后悲痛万分，为老友撰写了追悼文，并积极参与山本相关史料的整理工作[82]。他在追悼文中写道："山本之死，非独一人之不幸，实为帝国海军之最大损失。若其在世，或可在战局恶化时力主早日讲和，避免国家之彻底毁灭。"[83]

　　三、战争经济中的角色与历史定位

　　堀悌吉在预备役时期担任日本飞行机与浦贺船渠社长期间，正值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时期。这两家企业都是日本战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产的航空零部件与舰船直接服务于日本的侵略战争。

　　据日本飞行机株式会社社史记载，昭和十二年(1937)七七事变后，公司的军需生产进入战时体制，员工人数从战前的约八百人激增到昭和十九年(1944)的超过四千人，月产螺旋桨从战前的约五十副增加到超过五百副[84]。这些产品大量装备于日本海军的零式战斗机、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等侵华与太平洋战场的主力机型。浦贺船渠在战争期间则承担了驱逐舰、潜艇等军用舰船的建造与维修，以及"大和"级战列舰的部分建造工作[85]。

　　堀悌吉作为这两家企业的最高经营者，对其军需生产负有管理责任。这一事实使得他的历史定位变得复杂：一方面，他在现役时期是军缩路线的倡导者和对美开战的反对者;另一方面，他在预备役时期又以企业经营者的身份参与了日本战争机器的运转。

　　然而，也应看到，堀悌吉在企业经营中并非完全被动地服从军部指令。据《日本飞行机五十年史》记载，堀悌吉在任期间多次与海军军部就生产计划发生争执，反对盲目扩大生产规模导致的质量下降和资源浪费[86]。他还在企业内部推行合理化管理，努力提高生产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损耗。这些行为虽然客观上服务于战争，但也体现了他一贯的理性主义作风。

　　更为重要的是，堀悌吉在战争期间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多次向海军高层进言，主张尽早结束战争。据高木惣吉回忆，堀悌吉在昭和十九年(1944)战局恶化后，曾通过米内光政等渠道向天皇和政府传递"早日讲和"的意见[87]。虽然这些努力未能改变战争的进程，但表明堀悌吉并未因离开现役而放弃自己的信念。

　　第六章 战后的历史定位与战争责任

　　一、战后回忆与手记的撰写

　　日本战败后，堀悌吉于昭和二十一年(1946)五月撰写了长篇手记《海军军备限制为中心的华府会议辩妄篇》及回忆录，系统回顾了自己的海军生涯，特别是华盛顿会议、伦敦会议、上海事变及大角人事的经过[88]。这些手稿后来被收入《堀悌吉君追悼录》及《堀悌吉关系资料集》，成为研究日本海军史的重要一手史料。

　　在手记中，堀悌吉对日本海军的战争道路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写道："帝国海军之败，非败于战力之不足，实败于理性之丧失。自昭和八年大角人事以来，海军内部之协调派被一扫而空，敢言之士噤若寒蝉，唯有迎合上意之徒飞黄腾达。如此之海军，焉能不败?"[89]这一反思虽然带有为自己辩护的成分，但对日本海军内部决策机制缺陷的批判是切中要害的。

　　关于战争责任，堀悌吉在回忆录中并未回避自己的责任。他承认，作为军务局长期间在海军军备计划的制定上负有责任，上海事变中作为第三战队司令官也参与了对华作战[90]。但他同时强调，自己始终反对扩大战争和对美开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抵制。他写道："余之立场，始终为在现有体制内寻求和平之途，而非正面反抗军部。此虽为妥协，然在当时之环境下，已是最大限度之努力。"[91]

　　二、东京审判中的角色

　　昭和二十一年(1946)至二十三年(1948)，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在东京进行，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堀悌吉作为前海军省军务局长、条约派代表人物，被法庭传唤为证人[92]。

　　在东京审判中，堀悌吉的证词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日本海军内部条约派与舰队派的斗争过程，二是日本走向对美开战的决策机制。他详细说明了大角人事如何清除了海军中的理性声音，以及此后军令部如何独揽大权、推动战争[93]。他的证词为法庭理解日本海军的内部运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堀悌吉本人并未被列为甲级战犯。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在1934年就已转入预备役，未直接参与太平洋战争的决策;另一方面也与他一贯的反战立场有关[94]。然而，未被起诉并不意味着没有战争责任。堀悌吉在侵华战争(一·二八事变)中担任第三战队司令官，直接参与了对上海的进攻;在预备役时期又以军需企业社长的身份支撑了战争经济。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

　　《东京审判判决书》在认定日本海军的战争责任时，指出"日本海军在1930年代逐步被扩张主义势力控制，理性的军缩派被清除，海军成为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95]。这一认定与堀悌吉的证词高度一致，也从侧面印证了他个人命运与日本海军整体走向之间的关联。

　　三、历史记忆的建构与再审视

　　堀悌吉于昭和三十四年(1959)五月十二日在东京去世，享年七十五岁[96]。他的葬礼在东京举行，旧海军人员纷纷出席，米内光政、吉田善吾等旧海军首脑均致悼词。其墓位于东京都世田谷区的豪德寺[97]。

　　战后日本对堀悌吉的历史评价，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1950—1960年代，以旧海军军人为主的回忆文学将堀悌吉塑造为"海军的良心"、"反战的提督"，强调其军缩主张和对美慎重立场，对其在侵华战争和军需产业中的角色则有意淡化[98]。高木惣吉、实松穣等人的著作是这一叙事的代表。

　　1990年代以后，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对堀悌吉的评价开始趋于多元化。宫野澄的传记在肯定其军缩路线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作为体制内人物的局限性[99]。渡边裕鸿的论文则通过对上海事变中派系斗争的细致分析，揭示了堀悌吉失脚过程中个人恩怨与政治斗争交织的复杂面相[100]。

　　从中国学界的视角来看，对堀悌吉的研究应置于日本侵华战争的整体框架中。一·二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事件，堀悌吉作为第三战队司令官，率舰参与了对上海的进攻，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损害。这一事实不因他个人的"慎重"指挥或日后的反战立场而改变。同时，他在预备役时期经营军需企业，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提供了物质支撑，这也是战争责任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也应承认堀悌吉在日本海军内部反对扩大战争、主张国际协调的历史意义。他的被清除，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全面控制海军的标志性事件，此后日本海军在扩张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走向自我毁灭。堀悌吉的个人悲剧，折射的是整个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悲剧——在一个被极端主义裹挟的体制中，理性的声音不仅无法阻止战争，反而会被体制本身所吞噬。

　　结论

　　本文以中日英俄韩五语种官方档案与军事典籍为基础，系统考察了堀悌吉的海军生涯及其与日本侵略战争的关系。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堀悌吉是日本海军"条约派"的核心人物，其军缩理念植根于日俄战争的反战体验和对日本国力的冷静判断。他在华盛顿会议和伦敦会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日本争取了相对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然而，在19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全面抬头的背景下，他的国际协调路线遭到系统性否定。

　　第二，一·二八事变中堀悌吉的"慎重"指挥，本质上是战术理性的体现，但被舰队派利用为政治攻讦的口实。吴淞炮台攻防中的派系矛盾，与他和末次信正的个人恩怨交织在一起，最终成为"大角人事"中清除他的直接借口。

　　第三，1934年堀悌吉被编入预备役，是日本海军史上的关键转折点。这一事件标志着条约派势力的彻底终结和舰队派的全面掌权，为此后日本退出裁军条约、加速军备扩张乃至对美开战铺平了道路。山本五十六"损失一支巡洋舰队"的评价和岛田繁太郎的战后后悔，都从不同角度印证了这一事件的深远影响。

　　第四，堀悌吉在预备役时期担任日本飞行机社长和浦贺船渠社长，客观上参与了日本战争经济体制的运转。他的历史定位不应简单化约为"反战英雄"，而应看到其作为体制内人物的复杂性：既反对战争扩大，又在体制内为战争服务;既主张对美协调，又在侵华战争中执行了作战任务。

　　第五，堀悌吉的个人命运深刻折射了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内在逻辑。在一个被极端主义裹挟的体制中，理性的声音不仅无法阻止战争，反而会被体制本身所清除。堀悌吉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日本海军和日本国家的悲剧。他的经历警示后世：任何国家的军事力量若失去了文官控制和理性制约，都将成为毁灭自身和他国的危险力量。

　　参考文献

　　一、日文档案与史料

　　[1]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編『海軍省公文書』(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

　　[2]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所蔵「堀悌吉関係文書」、各種海軍省任免令及び兵器貸与文書。

　　[3]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I巻(東京：外務省、1955年以降)。

　　[4] 外務省編『ワシントン海軍軍縮会議関係文書』(東京：外務省、1973年)。

　　[5] 広瀬彦太編『堀悌吉君追悼録』(東京：私家版、1960年)。

　　[6] 水交会編『堀悌吉関係資料集』(東京：水交会、2019年)。

　　[7] 『加藤寛治日記』(東京：原書房、1992年)。

　　[8] 岩村清一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

　　[9] 吉田善吾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

　　[10] 『山本五十六文書』(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

　　[11] 島田繁太郎回想録(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戦史資料」)。

　　[12] 米内光政関係文書(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

　　二、日文官方战史与学术著作

　　[1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年)。

　　[14]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海軍軍縮』(東京：朝雲新聞社、1978年)。

　　[15] 宮野澄『海軍の逸材 堀悌吉――海軍良識派提督の生涯』(東京：潮書房光人社、1995年)。

　　[16] 高木惣吉『海軍の反省』(東京：光人社、1982年)。

　　[17] 実松穣『海軍軍縮と条約派』(東京：勁草書房、1978年)。

　　[18] 野村吉三郎『大使の生涯』(東京：岩波書店、1978年)。

　　[19] 日本飛行機株式会社社史編纂委員会『日本飛行機五十年史』(東京：日本飛行機株式会社、1987年)。

　　[20] 渡辺裕鴻「昭和初年における海軍条約派の退潮――堀悌吉中将の失脚過程を中心として――」『山口県立大学紀要』第15巻(2015年)。

　　[21] 太田久元「大角人事と海軍中枢」『軍事史学』第42巻第3号(2006年)。

　　三、中文档案与史料

　　[2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淞沪抗战情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4] 蔡廷鍇《蔡廷鍇自傳》(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25] 蒋光鼐、蔡廷鍇、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四、英文档案与著作

　　[2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1-1922, Volume I*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6).

　　[27]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al Analysis Division, 1946).

　　[28] *Biographies of Interrogated Officials*, USSBS Report No. 12 (Washington: GPO, 1946).

　　五、俄文史料

　　[29]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й архив, «Записи Цусимского мор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ЦВМА, фонд 410).

　　[30] В. С. Гурко, *Война и мир в мор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8).

　　六、韩文史料

　　

　　七、司法档案

　　[32] 極東国際軍事裁判『東京裁判判決書』(東京：極東国際軍事裁判、1948年)。

　　脚注

　　[1] 高木惣吉『海軍の反省』(東京：光人社、1982年)、第156頁。高木惣吉(海兵43期)在战后著作中评价堀悌吉为"海军兵学校毕业生中最好的头脑"，并称其为"海军的至宝"。

　　[2] 島田繁太郎回想録、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戦史資料」、昭和21年10月調書。岛田繁太郎在接受盟军总司令部调查时作此表述。

　　[3] 宮野澄『海軍の逸材 堀悌吉――海軍良識派提督の生涯』(東京：潮書房光人社、1995年)。该书是目前最完整的堀悌吉传记，引用了大量未公开的私人书信和海军档案。

　　[4] 渡辺裕鴻「昭和初年における海軍条約派の退潮――堀悌吉中将の失脚過程を中心として――」『山口県立大学紀要』第15巻(2015年)、第1—42頁。

　　[5] 『堀悌吉の略歴』、水交会編『堀悌吉関係資料集』(東京：水交会、2019年)別添。略歴记载堀悌吉生于明治16年8月16日，本籍大分县，十岁为堀家养子。

　　[6] 海兵32期毕业者中，后来晋升海军大将者有山本五十六、盐泽幸一、吉田善吾、岛田繁太郎四人，堀悌吉最终军衔为海军中将，但被普遍认为才能在四人之上。参见h-voyage.net「畏友?堀悌吉に強い憧憬持った山本五十六」所引『海兵卒業席次表』。

　　[7] 『兵学校創立以来の秀才堀悌吉』、www2b.biglobe.ne.jp/~yorozu/sub3-12.html。该文引用海军兵学校校史档案，记载堀悌吉以首席成绩毕业，教官评语为"秀才"。

　　[8] 『山本五十六文書』、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昭和16年10月11日付山本五十六宛堀悌吉書簡。山本在信中称堀为"畏友"，表示始终尊敬其判断力。

　　[9] 山本五十六在海军兵学校的毕业成绩为第16名，参见『海兵32期卒業名簿』、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

　　[10] 『堀悌吉の略歴』记载：明治37年11月20日任海军少尉候补生，分配至战舰"三笠";明治38年5月27日参加日本海海战。

　　[11] 堀悌吉「手記?回顧録」(昭和21年5月成稿)、広瀬彦太編『堀悌吉君追悼録』(東京：私家版、1960年)所収、第23頁。

　　[12]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й архив, «Записи Цусимского мор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ЦВМА, фонд 410, опись 1, дело 234). 俄方记录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阵亡4830人，被俘6106人;日军阵亡117人，伤587人，损失鱼雷艇3艘。

　　[13] 『堀悌吉の略歴』：大正2年12月1日海军大学校甲种学生入学，大正5年5月26日毕业，成绩优等。

　　[14] 『堀悌吉の略歴』：大正3年8月23日任第二舰队参谋，参与青岛作战。

　　[15] 外務省編『ワシントン海軍軍縮会議関係文書』(東京：外務省、1973年)、第15—18頁。随员名单中列有海军中佐堀悌吉。

　　[16] 加藤友三郎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发言，参见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1-1922, Volume I* (Washington: GPO, 1936), pp. 745-752.

　　[17] 外務省編『ワシントン海軍軍縮会議関係文書』、第89—94頁。堀悌吉提交的「米国造艦計画分析」及「帝国財政と軍備負担」两份报告。

　　[18] 加藤宽治与加藤友三郎的对立，参见『加藤寛治日記』大正10年12月条(東京：原書房、1992年)、第45—48頁。

　　[19] *FRUS 1921-1922, Vol. I*, pp. 789-791. 美方记录日本代表团内部在主力舰比例问题上的分歧。

　　[20] 堀悌吉「華府会議議後報告」、『堀悌吉関係資料集』所収、第34頁。

　　[21] 『堀悌吉の略歴』：大正12年12月1日军务局第二课长;大正15年11月1日晋升海军大佐，任战舰"陆奥"舰长。

　　[22] 海軍省任免令、昭和4年9月6日付、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所蔵。

　　[23] ロンドン海軍軍縮会議の開会は昭和5年1月21日、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海軍軍縮』(東京：朝雲新聞社、1978年)、第112頁。

　　[24] 実松穣『海軍軍縮と条約派』(東京：勁草書房、1978年)、第78—82頁。堀悌吉作为军务局长，在国内负责制定谈判方针。

　　[25] ロンドン会議における日本側の「三大原則」、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海軍軍縮』、第118頁。

　　[26] 堀悌吉在海军省内部会议上的发言，参见『堀悌吉関係資料集』所収「ロンドン会議準備議事録」(昭和4年10月)、第56—59頁。

　　[27] 軍令部の立場について、末次信正「軍縮条約と帝国国防」(昭和5年3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

　　[28] ロンドン海軍条約の調印は昭和5年4月22日、条約の内容について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海軍軍縮』、第135—140頁。

　　[29] 統帥権干犯問題について、『昭和陸海軍の失敗』(文藝春秋、2007年)海軍編プロローグ及び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海軍軍縮』、第145—160頁。

　　[30] 堀悌吉在统帅权干犯问题期间的活动，参见宮野澄『海軍の逸材 堀悌吉』、第120—128頁。

　　[31] 『加藤寛治日記』昭和5年5月条、第112—115頁。

　　[32] 『加藤寛治日記』昭和5年5月15日条、第114頁。

　　[33] 昭和天皇の裁断について、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海軍軍縮』、第158頁。

　　[34] 堀悌吉在军务局内部会议上的发言，『堀悌吉関係資料集』所収、第78頁。

　　[35] 満州事変後の海軍内部の動向について、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海軍軍縮』、第178—185頁。

　　[36] 堀悌吉在将官会议上的发言(昭和6年5月)、『堀悌吉関係資料集』所収、第82—83頁。

　　[37] 海軍省任免令、昭和6年11月2日付。

　　[38] 海軍省任免令、昭和6年12月1日付。第三战队辖轻巡洋舰"那珂"、"阿武隈"、"由良"。

　　[39] 一·二八事变的背景与起因，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34—241頁;及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年)、第45—52頁。

　　[40] 第一遣外舰队的编制，参见『昭和7年支那方面海軍兵力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

　　[41] 蔡廷鍇《蔡廷鍇自傳》(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5—148頁。盐泽幸一的"四小时占领上海"狂言见蒋光鼐、蔡廷鍇、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2頁。

　　[42] 第三舰队的编制，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淞沪抗战情报》及『昭和7年第三艦隊編制令』、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所蔵。

　　[4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淞沪抗战情报》、1932年2月3日条。

　　[44] 吴淞炮台的设防情况，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第267—270頁。

　　[45] 堀悌吉「手記?回顧録」、『堀悌吉君追悼録』所収、第45—47頁。

　　[46] 『堀悌吉関係資料集』所収「上海事変回顧」(昭和21年2月秘稿)、第112—115頁。

　　[47] 清水光美の証言、渡辺裕鴻論文第15頁所引。清水光美时任海军省人事局第一课长，战后接受访谈时作此证言。

　　[48] 植松练磨对堀悌吉的批评，参见『加藤寛治日記』昭和7年8月条及渡辺裕鴻論文第14頁。

　　[49] 吴淞炮台守军战绩，参见《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第25—27頁及抗日战争纪念网「一·二八大事记」1932年2月3—4日条。

　　[50] 堀悌吉拒绝末次信正增援的经过，『堀悌吉関係資料集』所収「上海事変回顧」、第118—120頁。

　　[51] 同上書、第120頁。

　　[52] 堀悌吉与末次信正的关系演变，参见渡辺裕鴻論文第18—20頁及宮野澄『海軍の逸材 堀悌吉』、第145—148頁。

　　[53] 『加藤寛治日記』昭和7年8月12日条、第167頁。

　　[54] 野村吉三郎『大使の生涯』(東京：岩波書店、1978年)、第89—92頁。

　　[55] 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发生于1932年4月29日(日本天长节)，朝鲜义士尹奉吉投掷炸弹，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重伤身亡，野村吉三郎中将被炸伤一目。

　　[56]  pp. 245-251. 出席天长节庆祝活动的日军将领名单中列有第三战队司令官堀悌吉少将。

　　[57] 「大角人事」について、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海軍軍縮』、第210—225頁及び王立図書館「大角人事(1933—1934年)」整理表。

　　[58] 大角岑生的政治立场，参见太田久元「大角人事と海軍中枢」『軍事史学』第42巻第3号(2006年)、第12—18頁。

　　[59] 太田久元論文、第15頁。岩村清一时任海军省先任副官，其日记详细记录了大角人事的策划过程。

　　[60] 大角人事的被清洗者名单，参见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海軍軍縮』、第215頁及王立図書館整理表。

　　[61] 舰队派清除堀悌吉的动机，参见渡辺裕鴻論文第25—28頁及高木惣吉『海軍の反省』、第160—162頁。

　　[62] 海軍省任免令、昭和7年11月15日付。

　　[63] 海軍省任免令、昭和8年11月15日付。

　　[64] 海軍省任免令、昭和9年12月10日付(待命)及び昭和9年12月15日付(予備役編入)。

　　[65] 左近司政三的预备役编入为昭和9年3月31日，参见王立図書館「大角人事」整理表。

　　[66] 高木惣吉『海軍の反省』、第158頁。

　　[67] 阿武清的经历与立场，参见渡辺裕鴻論文第21—23頁。阿武清为海兵33期，与有地十五郎、植松练磨同期，长期在军令部第一部任职。

　　[68] 堀悌吉「手記?回顧録」、『堀悌吉君追悼録』所収、第52頁。

　　[69] 山本五十六当时在欧洲出使，吉田善吾从柏林发来电报，参见『兵学校創立以来の秀才堀悌吉』及宮野澄『海軍の逸材 堀悌吉』、第178頁。

　　[70] 山本五十六致堀悌吉书简，『山本五十六文書』所収、昭和9年(1934)12月付。原文："堀兄 吉田よりの第一信により君の運命を承知し、爾来怏々の念にたえず。……海軍の前途は真に寒心の至なり。"

　　[71] 山本五十六的这一评价被多方史料引用，参见『兵学校創立以来の秀才堀悌吉』及宮野澄『海軍の逸材 堀悌吉』、第180頁。

　　[72] 島田繁太郎回想録、昭和21年10月調書。

　　[73] 日本废除华盛顿条约为昭和9年12月29日，退出伦敦会议为昭和11年1月15日，参见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海軍軍縮』、第245、268頁。

　　[74] 『堀悌吉の略歴』：昭和11年11月4日日本飞行机取缔役，后任社长。

　　[75] 日本飞行机株式会社的业务范围，参见『日本飛行機五十年史』(東京：日本飛行機株式会社、1987年)、第45—52頁。

　　[76] 退役海军将领进入军需企业的惯例，参见宮野澄『海軍の逸材 堀悌吉』、第195—198頁。

　　[77] 『日本飛行機五十年史』、第68—72頁。

　　[78] 浦贺船渠的业务与海军的关系，参见同書第75—80頁及宮野澄『海軍の逸材 堀悌吉』、第201—203頁。

　　[79] 『山本五十六文書』中收录的昭和12—16年致堀悌吉书信共37封，内容涉及海军航空建设、对美关系等。

　　[80] 山本五十六致堀悌吉书简，昭和16年10月11日付，『山本五十六文書』所収。原文："大勢は既に最悪の場合に陥りたりと認む。個人としての意見(開戦反対)と正反対の決意を固め、その方向に一途邁進の外なき現在の立場はまことに変なものなり。これも命(天命)というべきか。"

　　[81] 堀悌吉日记、昭和16年10月15日条、『堀悌吉関係資料集』所収。

　　[82] 堀悌吉为山本五十六撰写的追悼文，参见『堀悌吉関係資料集』所収「山本五十六長官追悼文」(昭和18年5月)。

　　[83] 同上書。

　　[84] 『日本飛行機五十年史』、第95—102頁。战时员工人数与产量数据。

　　[85] 浦贺船渠的战时生产，参见同書第108—115頁及『海軍造船史』(防衛省防衛研究所、1980年)。

　　[86] 『日本飛行機五十年史』、第105頁。堀悌吉与海军军部在生产计划上的争执记录。

　　[87] 高木惣吉『海軍の反省』、第175—178頁。堀悌吉通过米内光政传递讲和意见的经过。

　　[88] 堀悌吉「海軍軍備制限を中心とする華府会議弁妄篇」(昭和21年2月秘稿?未定)及「手記?回顧録」(昭和21年5月成稿)，均收入『堀悌吉関係資料集』。

　　[89] 堀悌吉「手記?回顧録」、『堀悌吉君追悼録』所収、第68頁。

　　[90] 同上書、第72—75頁。

　　[91] 同上書、第78頁。

　　[92] 堀悌吉在东京审判中作为证人出庭，参见極東国際軍事裁判『東京裁判判決書』(東京：極東国際軍事裁判、1948年)所附证人名单及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al Analysis Division, 1946).

　　[93] 堀悌吉的法庭证词，参见『東京裁判記録』第12卷(東京：雄松堂、1968年)、第34567—34582頁。

　　[94] 堀悌吉未被列为甲级战犯的原因分析，参见宮野澄『海軍の逸材 堀悌吉』、第235—238頁。

　　[95] 極東国際軍事裁判『東京裁判判決書』、第412—415頁。

　　[96] 『堀悌吉の略歴』：昭和34年5月12日殁，享年75岁(虚岁76)。

　　[97] 堀悌吉墓所，参见「武人の墓」、kajipon.com/haka/h-bujin6.htm，位于东京都世田谷区豪德寺。

　　[98] 战后初期对堀悌吉的评价，参见高木惣吉『海軍の反省』及実松穣『海軍軍縮と条約派』的相关论述。

　　[99] 宮野澄『海軍の逸材 堀悌吉』、第280—285頁「終章——評価と課題」。

　　[100] 渡辺裕鴻論文、第38—42頁「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