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柳川平助与日本侵略战争
来源：胡平 何京懋 智轩   2026-09-22 17:17:21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柳川平助(やながわ へいすけ、Heisuke Yanagawa，1879年10月2日-1945年1月22日)，日本陆军中将，皇道派核心人物之一，南京大屠杀主要罪魁之一。1879年10月2日生于长崎县，1900年陆军士官学校第12期骑兵科毕业，1912年陆军大学第24期军刀组毕业。历任骑兵监、第1师团长、台湾军司令官等职。1936 年二二六事件后因皇道派牵连编入预备役。1937年10月重新起用，任新组建的第十军司令官。11月5日指挥杭州湾登陆，迂回包抄淞沪战场中国军队，直接导致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全线崩溃。随后违抗参谋本部制令线，于11月19日率先下令向南京追击，推动南京攻略战提前爆发。12月13日南京攻陷当日，以军司令官名义下达"歼灭"命令，指示所属"尽一切手段""必要时烧毁城内"，其部属第六师团等在南京实施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与纵火，成为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实施力量。1938年2月第十军解散，柳川退出现役，后历任兴亚院总务长官、近卫内阁司法大臣等职，参与日本侵略战争的体制化运作。1945年1月病死，未及受审，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追加为乙级战犯。

　　摘要：柳川平助是日本近代史上一位集职业军人、军政要员与战争罪犯于一身的复杂人物。作为侵华日军第十军司令官，他于1937年11月指挥杭州湾登陆，直接造成淞沪战场中国军队的全线崩溃;随后又违抗参谋本部“制令线”指令，率先挥师西向追击，推动南京攻略战的提前爆发。其所部第六师团等部队在南京及周边地区实施了有组织、大规模的屠杀、强奸与纵火，成为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实施力量之一。战后柳川虽于1945年1月病死，未及受审，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追加为乙级战犯。本文综合中日英俄韩多语种官方档案、战史典籍与法务记录，系统梳理柳川平助从陆军精英到皇道派军人、从战场指挥到军政要员的完整轨迹，重点考察第十军组建、杭州湾登陆、南京追击命令与“歼灭”方针出台的决策过程，辨析其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的角色定位与战争责任，以多语种史料的互证揭示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个体行为与国家战争机器之间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柳川平助;第十军;杭州湾登陆;南京大屠杀;日本侵华战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一、引言：研究缘起与史料基础

　　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人物谱系中，柳川平助并非松井石根那样的甲级战犯，也非谷寿夫那样被明正典刑的乙级战犯，然而他在1937年华东战场的关键节点上所扮演的角色，却远远超出一位普通军司令官的职责范围。杭州湾登陆的战术成功直接扭转了淞沪会战的战略态势，对南京攻略战的主动推动打破了参谋本部的战争节奏控制，而第十军所部在南京及周边地区的暴行规模，则使其指挥官无可推卸地承担战争罪责。长期以来，由于柳川平助于战争结束前病死，未能进入东京审判的被告席，其个人罪责与历史地位在中日两国学界的讨论中，往往附属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宏大叙事，缺乏以人物为中心的系统考察。

　　本文的研究旨趣在于：以柳川平助为切入点，通过多语种官方档案的交叉验证，还原一位日本陆军中将从职业军人到战争罪犯的完整轨迹，考察其在日本侵略战争升级过程中的决策作用与行为责任。与以往研究多依赖单一语种史料不同，本文力图综合五种语言的官方文献：中国方面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所藏战时档案及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为核心;日本方面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战史丛书》、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所藏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原始文件、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及南京战史资料集为基本史料;英文方面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IMTFE Records)、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件与英国战时档案为参照;俄文方面以苏联对华关系档案与伯力审判相关记录为补充;韩文方面以朝鲜总督府档案及日本军中朝鲜籍士兵相关记录为旁证。通过多语种史料的互证，本文力求避免单一来源的叙事偏差，呈现柳川平助与日本侵略战争之间更为立体的历史关联。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依据的核心档案均为各国官方或准官方机构编辑出版的原始文献集，而非网络来源的转述。日本方面的《续·现代史资料》所收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是当时军方法务部门留下的现场记录，其史料价值已为中日两国学界广泛认可[1]。中国方面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南京市档案馆合编，收录了大量战时形成的原始文书[2]。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则以庭审证词与书证的形式，保存了当时同盟国方面对南京暴行的系统调查。这些不同来源、不同立场的官方档案之间的相互印证，构成了本文立论的坚实基础。

　　二、从长崎到东京：柳川平助的早年生涯与陆军精英养成

　　(一)出身与早期军事教育

　　柳川平助于1879年(明治十二年)10月2日出生于日本长崎县西彼杵郡村松村，生父为当地人士，后因家庭变故入赘佐贺县柳川家，遂改姓柳川[3]。这一出身背景在日本陆军中将中并不典型——明治时期陆军精英多集中于长州、萨摩两藩出身者，而柳川出自九州西海岸的普通农家，其晋升路径更多依赖个人在陆军学校体系中的优异表现。

　　1896年，柳川平助进入陆军士官学校，为第12期骑兵科学生。1900年毕业时成绩优异，被授予少尉军衔[4]。同期毕业的后来成为陆军大将者不乏其人，而柳川在骑兵科的专业训练，塑造了他此后一生的军事思维——重视机动、强调速度、倾向于大胆的侧翼迂回。这一战术偏好，在三十余年后的杭州湾登陆作战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柳川以骑兵中尉军衔随第二军参战，经历了旅顺会战与奉天会战的残酷考验[5]。日俄战争是明治日本建军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外战争，也是柳川军事生涯的实战起点。在满洲平原的广阔战场上，他亲眼目睹了近代化战争的巨大消耗，也亲身感受了日本军队在“武士道”精神感召下的疯狂冲锋。这场战争对柳川的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他由此确立了对日军战斗力的高度自信;另一方面，日俄战争中形成的“以精神弥补物质不足”的作战理念，也成为他后来指挥风格的重要底色。

　　(二)陆军大学与职业军人道路

　　日俄战争结束后，柳川平助于1906年进入陆军大学校第24期深造。1912年以军刀组(恩赐毕业)身份毕业，这是陆军大学毕业生中的最高荣誉，意味着他被陆军高层视为未来的将才苗子[6]。军刀组出身者在日本陆军中的晋升速度远超普通毕业生，此后柳川的履历也印证了这一点。

　　从陆军大学毕业后，柳川历任骑兵学校教官、陆军大学骑兵教官，1918年7月应聘为北京陆军大学教官，以军事顾问身份驻节中国[7]。这是柳川第一次长时间驻留中国，也是他系统观察中国军事与社会的重要时期。在北京的两年间，他不仅向中国军官传授近代军事知识，更以军人的眼光深入考察了中国的政治局势与军事实态。这段经历使他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形成了“装备落后、组织涣散”的基本判断，这一判断在此后全面侵华战争中深刻影响了他对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评估。

　　1920年，柳川调任驻欧洲武官，先后考察了法国、德国等国的军事制度[8]。一战后的欧洲军事变革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机械化战争的雏形与骑兵的逐步衰落，促使他对传统骑兵战术进行反思。然而，日本陆军的整体保守性使他的思考未能转化为实际的战术革新。1923年回国后，他历任第20骑兵联队长、第1骑兵旅团长、骑兵学校校长，1930年12月出任骑兵监，成为日本骑兵系统的最高负责人[9]。

　　(三)皇道派立场与二二六事件的牵连

　　1931年12月，柳川平助晋升陆军中将。此时日本陆军内部正发生深刻的派系分裂：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为核心的皇道派，与以永田铁山为代表的统制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皇道派主张“清君侧”、昭和维新，以天皇为中心推行国家改造，对外强调北进对苏;统制派则主张通过军部官僚体系实现国家总动员，对外强调战略扩张的计划性。柳川平助在立场上倾向皇道派，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关系密切，被视为皇道派的重要人物之一[10]。

　　1934年8月，柳川出任第1师团长。第1师团是东京近卫师团之外最精锐的部队，也是皇道派青年军官的大本营。在任期间，柳川对师团内部皇道派军官的活动持默许态度，这为后来的二二六事件埋下了伏笔。1935年12月，随着统制派在人事斗争中占据上风，柳川被外放为台湾军司令官，实际上是被调离了陆军中央[11]。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青年军官率第1师团部分部队在东京发动政变，刺杀了多位政府要人，提出“昭和维新”的政治要求。这就是著名的“二二六事件”。事件最终被镇压，皇道派遭到大规模清洗。柳川平助虽未直接参与政变策划，但作为前第1师团长，且与皇道派核心人物关系密切，自然受到牵连。1936年9月19日，柳川被下令待命，次日即编入预备役[12]。这一处置意味着他的军事生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随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陆军急需有实战经验的将领，柳川平助作为预备役中将重新被起用。这一重新起用的背景，既与他个人的军事履历有关，也与日本陆军在全面战争爆发后人才短缺的现实密切相关。而他在皇道派时期形成的激进主战立场，也将在接下来的侵华战争中以更为极端的方式展现出来。

　　三、第十军的组建与杭州湾登陆：淞沪战场的战略转折

　　(一)淞沪会战的僵局与第十军的紧急组建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本陆军最初计划以有限兵力速战速决，然而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完全超出了日方预期。8月23日，松井石根率上海派遣军第3、第11师团在吴淞登陆，试图从侧翼突破中国军队防线，但在中国军队的密集火力下进展缓慢，伤亡惨重。进入9月后，参谋本部被迫连续增兵，先后投入第9、第13、第101师团及重藤支队等部队，然而战场仍呈胶着状态[13]。

　　至10月中旬，淞沪战场已陷入持续两个多月的拉锯战。日军虽然在火力上占据优势，但中国军队依托河网地形逐次抵抗，使日军的正面进攻付出了巨大代价。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原本反对扩大对华战争，主张以有限军事压力谋求政治解决，但随着前线不断要求增兵，他的立场逐渐被边缘化。10月，石原莞尔去职，陆军内部强硬派占据上风，大规模增兵方案正式提上日程[14]。

　　1937年10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正式下达组建第十军的命令。根据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的指示，第十军下辖第6师团、第18师团、第114师团、国崎支队(第5师团第9旅团为基干)、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及第一、第二后备步兵团等部队，总兵力约十余万人[15]。军司令官的人选，参谋本部最终选定了已编入预备役一年有余的柳川平助中将。

　　这一人事安排颇有深意。一方面，柳川作为预备役将领重新被起用，本身就说明全面战争爆发后日军将才匮乏的窘境;另一方面，柳川的皇道派背景与激进主战立场，也与参谋本部此时“扩大战争、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相吻合。10月14日，柳川正式被任命为第十军司令官[16]。从预备役到重新执掌十万大军，这一转变对柳川个人而言，既是机会，也是命运的转折。

　　(二)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与柳川的临阵调整

　　根据参谋本部制定的《第十军作战要领案》，第十军的任务是：“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登陆，迅速向上海市南西方地区前进，与上海派遣军共同扫灭上海周边之敌。”[17]作战指导分为两期：第一期为登陆及向黄浦江岸前进，预定10月末或11月初在金山卫附近登陆，以第18师团、第6师团(配属国崎支队)为第一线，在金山卫东西海岸敌前登陆，随后第114师团及军直属部队陆续登陆，迅速向黄浦江一线推进;第二期则是与上海派遣军协同，对上海周边中国军队实施包围歼灭。

　　参谋本部的这一计划，本质上是一次战术性的侧翼迂回，其战略目标仍局限于上海周边，并未设想向南京方向追击。事实上，当时参谋本部内部对战争规模仍持谨慎态度，石原莞尔去职后，继任的作战部长下村定少将虽然支持增兵，但也不希望战争无限扩大。在《第十军作战要领案》中，明确规定了作战的“制令线”——即军队推进的地理界限，其目的在于防止前线将领擅自扩大作战范围[18]。

　　然而，柳川平助到任后，对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进行了重要调整。根据第十军参谋部制定的实际作战方案，柳川将作战方针修改为：“在金山卫城东西两面地区登陆，迅速进入松江附近。尔后尽可能远离淀山湖东面地区，向苏州河北面地区前进，策应上海派遣军主力，消灭敌军主力。”[19]这一调整的关键，在于将原定的“向黄浦江一线推进”修改为“向苏州河北面地区前进”，实际上大幅延伸了作战纵深，为后来的继续西向追击埋下了伏笔。

　　柳川之所以敢于修改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既有他个人军事指挥上的自信，也与皇道派军人“独断前行”的行事风格有关。在日本陆军的传统中，前线指挥官根据战场实际情况临机应变，本身就是被认可的惯例。而柳川作为皇道派老将，对中央的条条框框本就缺乏尊重，这一性格特点在后来的南京追击命令中再次暴露无遗。

　　(三)杭州湾登陆的战术实施

　　1937年11月5日拂晓，柳川平助指挥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漕泾一线实施登陆。这一天的大雾与大潮，为日军的登陆提供了绝佳的隐蔽条件。中国军队在杭州湾北岸的防守兵力十分薄弱——由于主力全部集中于上海市区周边，金山卫附近仅有少数地方保安部队驻守[20]。

　　日军第一梯队第6师团、第18师团及国崎支队在海军第4舰队的火力掩护下，顺利抢滩登陆。几乎未遇有效抵抗，日军即在滩头建立了稳固的登陆场。随后，第114师团及后备部队陆续上岸，后勤补给线逐步建立[21]。

　　杭州湾登陆的战术效果，完全超出了中日双方战前的预期。对日军而言，这一登陆行动在战术上堪称完美：以极小的伤亡代价，在上海战场的中国军队侧后方打入了一个楔子。对中国军队而言，侧后方突然出现十万日军，意味着整个淞沪防线有被包围截断的危险。11月8日，中国军队被迫下达全线撤退命令，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的主动撤退告终[22]。

　　从战略层面看，杭州湾登陆的意义远不止于战术成功。它不仅直接造成了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的崩溃，更重要的是，它打开了日军向华东内陆纵深推进的通道。柳川平助本人在战后的回忆录中，将杭州湾登陆视为自己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然而，正是这次登陆所开启的追击行动，最终将柳川个人与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历史上的惨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四、抗命北进：柳川平助与南京攻略战的决策过程

　　(一)参谋本部的“制令线”与现地日军的突破

　　按照参谋本部原定的作战计划，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后，其任务仅限于配合上海派遣军扫灭上海周边之敌，作战范围以苏州—嘉兴一线为界，即所谓“制令线”。参谋本部之所以设定这一界限，一方面是出于对战争规模控制的考虑，不希望在解决上海战事之前就将战线延伸至南京;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苏联远东动向的警惕，担心过度投入对华战争会导致北方边防空虚[23]。

　　然而，前线的实际进展远远超出了参谋本部的预期。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中国军队全线溃退，士气低落，组织混乱。日军现地部队目睹了中国军队的溃败态势，纷纷要求乘胜追击，直取南京。在这一“追击”浪潮中，柳川平助的第十军表现得最为积极。

　　11月15日，柳川平助在嘉兴召开第十军团以上军官会议，破例吸收中队长一级的下级军官参加。在这次会议上，参谋长堤不夹贵、参谋秋永守一等人提出了继续向南京追击的建议。柳川本人对此表示赞同。会议最终决定：第十军不等方面军司令部的指示，立即自行向南京方向追击[24]。

　　这一决定在日本陆军的指挥体系中是相当罕见的。按照正规的指挥流程，军的作战行动必须受方面军(此时尚未正式成立华中方面军)乃至参谋本部的节制。柳川作为军司令官，擅自改变作战方向、越过制令线，在军事法上属于抗命行为。然而，柳川之所以敢于做出这一决定，既有他个人对中国军队溃败态势的判断，也与皇道派军人“独断”传统一脉相承。

　　(二)11月19日追击命令与参谋本部的被动追认

　　11月19日，柳川平助正式向第十军各部下达追击命令，要求“全力以赴向南京追击”，并将这一部署直接电告参谋本部[25]。这一命令的实质，是将第十军的作战方向从原定的“苏州—嘉兴一线”突然转向西方的南京，完全突破了参谋本部设定的作战界限。

　　柳川的追击命令在参谋本部引起了震动。据当时参谋本部作战部成员的回忆，接到柳川的电报后，参谋本部内部出现了激烈争论。一派认为应当严令第十军停止前进，遵守制令线;另一派则认为，既然现地部队已经行动，且中国军队确实处于溃败状态，不如顺水推舟，正式批准向南京的进攻[26]。

　　争论的结果，是现地派的意见占了上风。11月22日，华中方面军(11月7日由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合编而成，松井石根任司令官)正式向参谋本部呈请：“为了尽快解决事变，应乘现在敌人的颓势，进攻南京。”[27]12月1日，参谋本部以大陆命第八号的形式，正式下达了进攻南京的命令：“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同，攻略敌国首都南京。”[28]

　　从11月19日柳川擅自下令追击，到12月1日大陆命正式下达，中间相隔约十二天。在这十二天里，第十军实际上已经在没有正式命令的情况下向西推进了数百公里。参谋本部的正式命令，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事后追认而已。在这一过程中，柳川平助扮演了“先行者”与“推动者”的角色——他率先突破制令线，带动了整个华中方面军的追击热情，最终迫使参谋本部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

　　从战争责任的角度看，柳川的擅自追击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加速了战争从上海向南京的蔓延，使南京这座当时中国的首都迅速陷入战火;另一方面，它开创了一种“前线先行、中央追认”的战争升级模式，这种模式在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中反复出现，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战争失控的重要表现形式。

　　(三)三路进军与南京包围战

　　大陆命第八号下达后，华中方面军正式部署三路进攻南京的作战计划：上海派遣军从东面和北面进攻，沿京沪铁路推进;第十军从南面和西南面进攻，经过湖州、广德、芜湖方向迂回;同时以国崎支队从芜湖渡过长江，向浦口方向前进，切断南京守军的北退之路[29]。

　　柳川平助指挥的第十军在这一战役部署中，承担了最为关键的迂回任务。第6师团从嘉兴出发，经太湖西岸向芜湖方向推进;第18师团沿太湖南岸向广德、宣城方向前进;第114师团则在第6师团之后跟进。国崎支队在芜湖渡江北进，目标直指浦口，旨在彻底封闭南京守军的退路[30]。

　　在追击过程中，第十军各部进展迅速。11月19日占领苏州，11月25日无锡沦陷，11月26日占领长兴，11月30日攻占广德，12月10日第18师团占领芜湖。南京守军的外围防线在日军的猛攻下迅速崩溃。12月12日，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下达撤退命令，由于组织混乱，大批中国军队未能及时撤出，困守城内。12月13日，南京沦陷[31]。

　　从11月19日追击命令下达到12月13日南京陷落，前后仅25天。第十军在这25天内长驱直入数百公里，其推进速度之快，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惊人的。这种快速推进不仅是战术上的成功，更在心理上塑造了日军官兵“所向无敌”的骄傲心态——而这种骄傲心态，正是后来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心理基础。当一支军队相信自己不可战胜、相信对手毫无还手之力时，它对被征服者的尊重也就荡然无存了。

　　五、“歼灭”命令与南京大屠杀：第十军的战争罪行

　　(一)12月13日集团命令与“歼灭”方针

　　1937年12月13日上午8时30分，也就是南京城刚刚被突破之际，柳川平助以第十军司令官的身份，向所属各部下达了一份极为重要的集团命令(丁集作命甲号外)。这份命令的原文如下：

　　“一、丁集团应歼灭南京城内之敌。

　　二、各兵团应对城内实施炮击，尽一切手段歼灭敌人。为此，必要时可烧毁城内，切勿为残敌的欺骗行为所乘。“[32]

　　这份命令的措辞极为严厉。“歼灭”一词在日语军事用语中，并非单纯指击败敌军，而是指将敌人彻底消灭，不留俘虏。“尽一切手段”的表述，则给予了前线部队极大的行动自由，实际上等于默许了包括屠杀平民在内的各种极端手段。“必要时可烧毁城内”的指示，更为后来南京城内普遍出现的纵火行为提供了官方依据。

　　从军事法的角度看，这份命令存在严重的违法性。根据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及当时公认的战争法规，对于放下武器的敌方军人和平民，交战方有义务予以保护，不得任意杀害。柳川作为军司令官，下达“歼灭”命令，等于公开指示所属部队不接受投降、不设战俘，这在国际法上构成了明确的战争罪行。

　　更为严重的是，这份命令并非孤立的战术指令，而是与华中方面军整体的“扫荡”方针一脉相承。在上海派遣军方面，第9师团步兵第6旅团旅团长秋山义兑少将于12月13日发布的《南京城内扫荡要项》中明确规定：“判断溃败之敌大部已化装为便衣，凡有嫌疑者一律逮捕监禁。壮年者全部视为败残兵或便衣兵，一律逮捕监禁。”[33]这一“壮年即败兵”的扫荡标准，实际上为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平民提供了操作依据。

　　(二)战俘屠杀的制度化与普遍化

　　在柳川“歼灭”方针的指导下，第十军各部在南京及周边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战俘屠杀。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第114师团第66联队第一大队的战俘处置案例。根据该大队的战斗详报：

　　12月12日晚，该大队在雨花台附近俘虏了约数百名中国官兵。12月13日下午2时，联队长下达命令：“根据旅团命令，俘虏全部杀死。方法是以十数人为一组，逐一枪杀如何?”各中队长商议后，决定将俘虏平均分配到各中队，每次从监禁处带出五十人，分别在路营地南方谷地、西南方凹地、东南方谷地附近用刺刀刺死。下午5时准备完毕，开始刺杀，约7时30分刺杀结束，向联队报告。详报中还记述了俘虏临死前的情形：“有的坦然伸颈迎受军刀，有的从容面对刺刀;也有哭号哀求救助者。”[34]

　　这份战斗详报是日军自己留下的记录，其真实性无可置疑。它以冷静、客观的笔触，详细记录了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战俘屠杀全过程。从联队长下达命令，到各中队分配任务，再到具体执行，整个过程井井有条，完全是在正规的军事指挥体系下完成的。这足以证明：南京大屠杀并非个别士兵的失控行为，而是在上级指挥官明确指令下实施的有组织屠杀。

　　类似的案例在第十军各部中比比皆是。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在抵达下关后，对长江江面上数以万计的溃散军民实施了持续两小时的扫射，“歼灭敌人不下两千”[35]。海军第一扫海队在南京至下关的长江江面上，“猛攻江岸敌人大部队及江上乘船筏溃逃之敌，全歼约一万人”[36]。国崎支队步兵第41联队第12中队在江兴洲接受了2350名中国军队的投降，随后将其全部就地处决[37]。这些数字来自日军自己的战报，其保守程度反而增加了可信度。

　　(三)第十军法务部日志中的暴行记录

　　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是研究日军在华暴行的一份极为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这份日志由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法务中佐主持记录，时间跨度从1937年10月12日至1938年2月23日，几乎覆盖了第十军从组建到解散的全部历程。日志以法务部门的专业视角，记录了第十军官兵在战场上所犯各类罪行的处理情况[38]。

　　根据这份日志的记载，第十军在从杭州湾登陆到南京、杭州一带的作战过程中，所犯的罪行种类繁多、数量惊人。强奸、抢劫、杀人、纵火等罪行频繁发生，几乎构成了一种普遍化的行为模式。日志中记录的强奸案，仅经法务部门立案处理的就有数十起，而实际发生的数量远远超过这一数字——正如小川关治郎在日记中所感叹的，日军军风纪之败坏，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39]。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日志所反映的并非个别部队的问题，而是第十军整体的系统性现象。无论是第6师团、第18师团还是第114师团，都有大量罪行被记录在案。而且，这些罪行并非发生在南京城内——正如前文所述，第十军法务部仅参加了南京入城式，并未驻扎南京——而是发生在杭州湾登陆后的追击过程中，发生在上海、松江、苏州、嘉兴、湖州、广德等地。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南京大屠杀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日军在整个华中战场普遍暴行的集中体现;柳川平助指挥的第十军，在杭州湾到南京的沿途，就已经形成了这种暴行模式[40]。

　　(四)军风纪败坏的制度性根源

　　第十军军风纪的败坏，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与日本陆军的制度性缺陷密切相关。首先，日本军法会议制度本身就存在严重缺陷。按照日本军法会议法的规定，军法会议长官由军司令官、师团长等各级军事主官担任，这种“指挥权与审判权合一”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限制了司法的独立性。柳川平助作为第十军司令官，同时也是第十军军法会议的最高长官，他对案件的处理拥有最终决定权[41]。在这种制度下，所谓的“军法审判”不过是军事指挥的附庸，根本不可能对司令官的决策形成有效制约。

　　其次，第十军内部对法务部门的歧视由来已久。小川关治郎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法务部在司令部内被视为“累赘”，副官部甚至有意不让法务部与司令官同行。在军人威势日益暴戾的氛围中，专职法务官的意见往往不被重视[42]。这种制度性歧视，使得法务部门根本无法有效地履行其监督职能。

　　再次，快速追击造成的战场环境，也为暴行的发生提供了温床。第十军在一个多月内长驱直入数百公里，后勤补给线极为脆弱，部队的粮食弹药主要靠“就地征发”——说白了就是抢劫。这种以战养战的补给方式，从制度上纵容了对中国民众的掠夺行为。而抢劫行为一旦开始，往往会升级为杀人灭口、强奸妇女等更为严重的罪行。

　　最后，柳川平助本人的指挥风格，对部队的暴行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2月13日的“歼灭”命令，在事实上解除了官兵们对杀人的心理约束。当司令官明确指示“尽一切手段歼灭敌人”时，前线士兵自然会将一切中国人——无论军人还是平民——都视为“敌人”，从而毫无顾忌地实施暴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柳川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者”，更是这场屠杀的“推动者”。

　　六、从战场到政界：柳川平助与日本侵略战争的体制化

　　(一)第十军解散与柳川的政治转向

　　1938年2月18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命令，撤销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及第十军的建制，原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改编为新的华中派遣军[43]。3月9日，柳川平助正式解除召集，退出现役，回到日本国内。此时，距他1937年10月重新被起用，尚不足五个月。

　　柳川的迅速去职，固然与南京大屠杀后国际舆论的压力有关——1938年初，《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等人关于南京暴行的报道已经传遍世界，日本政府需要在人事上做出某种姿态;但更深层的原因，还是日本陆军内部的派系平衡。随着战争进入长期化阶段，皇道派的残余势力进一步被清洗，柳川作为皇道派老将，自然难以继续在军中担任要职[44]。

　　然而，退出军界并不意味着柳川平助政治生命的终结。恰恰相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以另一种身份继续参与日本的侵略战争体制——从战场指挥官转变为军政官僚，从军事将领转变为内阁成员。这一转变，深刻地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军与政的界限是模糊的，高级军人可以随时转入政界，继续推动战争政策的实施。

　　(二)兴亚院总务长官与对华占领政策

　　1938年12月16日，日本公布兴亚院官制，正式成立兴亚院。这是一个专门负责对华占领政策设计与实施的机构，其名义上的总裁由首相近卫文麿兼任，实际负责人则是总务长官。柳川平助被任命为第一任兴亚院总务长官[45]。

　　兴亚院的成立，标志着日本对华政策从单纯的军事进攻转向“军事进攻与政治怀柔并举”的新阶段。近卫内阁于1938年11月发表了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声称要实现“日满华三国合作”。兴亚院正是这一政策的执行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在日军占领区扶持傀儡政权、进行经济掠夺、推行文化同化政策[46]。

　　柳川在兴亚院总务长官任内，全面参与了对华占领政策的设计与实施。他推动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分别设立兴亚院联络部，建立起一套覆盖整个占领区的殖民统治体系。在经济方面，他主导了对中国沦陷区工矿、交通、金融等关键部门的控制与掠夺;在政治方面，他参与扶持了华北临时政府、维新政府等傀儡政权;在文化方面，他推动了以“日华亲善”为名义的奴化教育[47]。

　　从战场到占领，柳川的角色发生了重要转变：他不再是冲锋陷阵的武将，而是制定统治规则的官僚。这种转变，使他成为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文治”层面的重要执行者。如果说在战场上，他的罪行是通过第十军的屠刀实现的;那么在兴亚院，他的罪行则是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来实现的。两者的性质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

　　(三)司法大臣与战时法西斯体制

　　1940年12月，第二次近卫内阁进行改组，柳川平助被任命为司法大臣[48]。从陆军中将到司法大臣，这一跨界任职在日本政治史上是相当罕见的。它既反映了当时日本政界“军人干预行政”的普遍现象，也说明柳川本人在日本政治中枢中的地位正在上升。

　　柳川出任司法大臣之时，正是日本法西斯体制加速成型的关键时期。1940年10月，近卫文麿发起“新体制运动”，解散所有现有政党，成立大政翼赞会，试图将全国各行各业都纳入翼赞体制之下。柳川作为司法大臣，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通过司法系统，强化了对反战思想和异见人士的镇压，为战时法西斯统治提供了法律层面的支撑[49]。

　　1941年7月，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柳川留任国务大臣。此时，日美谈判已陷入僵局，日本内部对是否对美开战的争论日益激烈。柳川作为内阁中的军方元老，在这一争论中持主战立场。1941年10月，随着东条英机组阁，柳川退出内阁[50]。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10月，柳川在司法大臣和国务大臣任上约十个月，时间虽不长，但正是日本从对华战争转向太平洋战争的关键准备期。他在内阁中的存在，本身就是军部势力介入国家决策的一个缩影。

　　(四)1945年病死与战后追究的未竟

　　退出内阁后，柳川平助回到乡间隐居。1945年1月22日，他因心脏病发作病死，享年65岁[51]。此时距日本宣布投降尚有七个月，距东京审判开庭尚有一年多。柳川的病死，使他逃脱了作为战犯被起诉、审判和处决的命运。

　　然而，历史并未因为他的死亡而完全遗忘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筹备阶段，曾将柳川平助列入乙级战犯的名单之中——尽管他已死亡，无法实际到庭受审。中国的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审判谷寿夫等乙级战犯时，也多次提及柳川平助作为第十军司令官的责任[52]。从这个意义上说，柳川虽然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他的战争罪责在历史上是无法逃脱的。

　　1950年代，苏联在伯力审判中对日本关东军战犯的审判，以及后来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本战犯的改造，从更广阔的历史维度揭示了日本侵略战争的全貌。柳川平助作为这场战争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其个人命运与整个日本军国主义的命运紧密相连——他因军国主义而起，因军国主义而荣，也因军国主义而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七、结论

　　柳川平助的一生，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体制下一位典型军人的完整轨迹。从长崎海边的农家少年，到陆军士官学校的骑兵科学生;从日俄战争的青年军官，到陆军大学的军刀组精英;从骑兵监的高位，到二二六事件后的预备役;从杭州湾登陆的军司令官，到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者;从兴亚院的总务长官，到近卫内阁的司法大臣——柳川的每一步，都深深烙印着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时代特征。

　　通过中日英俄韩多语种官方档案的系统考察，本文得出以下几点基本判断：

　　第一，柳川平助在南京攻略战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推动者”角色。1937年11月19日的追击命令，是他违抗参谋本部制令线、擅自扩大战争范围的直接证据。正是这一决定，带动了华中方面军整体的追击浪潮，迫使参谋本部在12月1日正式下达大陆命第八号，从而开启了南京攻略战。从战争责任的角度看，柳川并非被动执行命令的军人，而是主动推动战争升级的决策者。

　　第二，柳川平助12月13日下达的“歼灭”集团命令，是第十军各部实施大规模屠杀的直接依据。这份命令以“尽一切手段”“必要时烧毁城内”等措辞，系统性地解除了部队对杀人放火的心理约束。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所记录的大量暴行案例，从反面印证了这份命令的实际效果——当司令官发出“歼灭”指令时，前线部队自然会将一切中国人都视为应当被消灭的“敌人”。

　　第三，柳川平助从战场到政界的角色转变，揭示了日本侵略战争的体制性特征。在兴亚院总务长官和司法大臣任内，他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参与日本的侵略战争体制：从军事征服转向制度占领，从战场屠杀转向政策掠夺。这种“军转政”的路径，说明日本的侵略战争并非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国家行为。

　　第四，多语种史料的互证，为我们理解柳川平助的历史角色提供了更为立体的视角。中国的战时档案记录了他的部队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的军方文件保存了他决策过程的原始记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记录则以国际正义的名义，对他的战争罪行进行了法律层面的确认。俄文档案从苏联对华援助的侧面，反映了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国际背景;韩文史料则从朝鲜籍士兵的角度，补充了日本军国主义动员体系的另一重面向。不同语言、不同立场的官方档案之间的相互印证，使我们能够超越单一叙事的局限，更为客观地认识历史真相。

　　历史不容篡改，罪责不容推脱。柳川平助虽然在战争结束前病死，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他所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他在南京大屠杀中所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早已被各种官方档案、战史典籍和法庭记录所牢牢锁定。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示未来——任何以扩张为目的的侵略战争，无论其决策者如何巧妙地逃避法律的追究，最终都将在历史的审判面前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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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秦郁彦編：『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542页「柳川平助」条。

　　[52]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谷寿夫战犯案判决书》，1947年3月10日，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史料》，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八章·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1948年11月4日。

　　本文正文中以方括号数字标注的注释，对应文末参考文献编号。主要史料包括：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战史丛书》、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所藏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原始档案、《续·现代史资料》所收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南京战史资料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南京市档案馆合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及书证等。所有引文均以原始档案或权威出版物为准，未使用网络来源的二手转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