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南次郎与日本侵华战争述论
来源：胡平 何京懋 智轩   2026-09-28 17:11:38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南次郎(日语：みなみじろう;英语：Minami Jiro;1874年8月10日—1955年12月5日) ，日本陆军大将，骑兵出身，曾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和侵略东北，力主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1934年12月，任关东军司令官，拼凑华北、内蒙伪政权。后兼关东局局长、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投降后被列为甲级战犯，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摘要：南次郎(1874—1955)为日本陆军大将，历任陆军大臣、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朝鲜总督，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的甲级战犯。本文以中文、日文、英文、俄文、韩文五种语言的官方档案与权威史书为基础，系统考察其军事生涯与政策作为：陆军大臣任内主持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并对驻朝鲜日军越境增援予以追认，成为九一八事变扩大化的政策推手;关东军司令官任内推行“满洲国平时化”并策动华北分离;朝鲜总督任内推行皇民化、创氏改名与志愿兵制，将朝鲜半岛全面纳入日本战争动员体系。东京审判认定南次郎负共同谋议侵略战争及对中国实施侵略战争之责，判处无期徒刑。研究表明，南次郎作为军国主义体制的长期执行者，其个人职守与日本国家侵略机器高度耦合，是理解日本侵略战争责任问题的典型个案。

　　关键词：南次郎;九一八事变;关东军;朝鲜总督;皇民化;东京审判

　　1　引言

　　南次郎(みなみ じろう，1874年8月10日—1955年12月5日)，日本大分县人，出身日出藩士之家，陆军大将，骑兵科出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时期位居军部中枢的关键人物[1]。他一生职守横跨日本侵略扩张的最重要阶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任第二次若槻礼次郎内阁陆军大臣，1934年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1936年至1942年任朝鲜总督，战后以甲级战犯身份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15]。就其履历而言，南次郎几乎全程参与了日本从侵占中国东北、蚕食华北到统治朝鲜、动员战争的全部进程，是贯通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链条的枢纽性人物，也是理解“军阀支配”与“殖民统治”两大问题的典型个案[2]。

　　既有研究对日本侵华战争与东京审判已有充分论述，但多集中于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直接主事的“前线”战犯。南次郎虽身居陆军大臣、关东军司令官、朝鲜总督等要害职位，却因其行事相对低调、缺乏鲜明个人印记的“体制型”作风，长期未获与其实质地位相称的专门考察。事实上，南次郎的仕途几乎与日本军国主义从崛起、扩张到崩溃的全程同步，其每一段职守都与侵略扩张的深化相对应，恰可作为透视“体制性责任”的典型样本[2]。

　　就研究现状而言，国内学界围绕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与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已有系统整理，中央档案馆等编纂的档案资料选编为本文提供了第一手文献基础[1];军事科学院《中国抗日战争史》则从中华民族抗战全局考察了日本侵略扩张的进程与关东军的角色[8]。国外方面，日本防卫省《战史丛书》以军方内部资料重构了关东军从发动事变到经营满洲、策动华北的决策脉络[5][7];俄文《东京审判》与英文庭审记录完整呈现了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责任人的清算过程[13][14];韩文《日帝侵略韩国36年史》则从被殖民者视角记录了朝鲜总督府的统治[12]。上述成果从不同侧面勾勒了南次郎所处时代的面貌，但将其三个要害职守串联起来、集中考察其个人责任的研究仍相对薄弱，这正是本文尝试推进的方向。

　　为便于后文论述，需对两个核心概念略作界定。其一，“军国主义”指以军事力量为国家政策中心、以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的体制与思潮，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长期奉行“富国强兵”与“大陆政策”，是典型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其二，“甲级战犯”指东京审判中因策划、发动侵略战争而被起诉并追究个人责任的高级军政要员。南次郎作为军国主义体制的产物与甲级战犯，其个案兼涉制度史与个人责任两个层面，具有典型的研究价值[2][15]。

　　从史料与方法看，本文坚持“论从史出、言必有据”，以官方档案、权威史书与军事典籍为唯一依据，杜绝网络杂源。中方史料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与辽宁省档案馆所藏关东宪兵队档案为主[1][3];日方史料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丛书·关东军》、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为主[4][7];另参酌俄文《东京审判》、英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及韩文殖民统治史料，以多元视角互证，确保史实可靠、出处精确[13][14][12]。下文按时间序列，先叙南次郎早年军事生涯与军国主义思想的养成，次论其陆军大臣、关东军司令官、朝鲜总督三任内之作为，终以东京审判与其历史责任作结。

　　2　早年军事生涯与军国主义思想的养成(1874—1931)

　　南次郎出身于大分县日出藩士家庭，其父为藩士南喜平。1890年入陆军幼年学校，后入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1894年以少尉军衔参加甲午中日战争[1]。战后入陆军大学深造，1903年毕业，随即参加日俄战争，任骑兵中队长，参与围攻旅顺之役，其后转任大本营陆军幕僚[2]。此后历经陆军大学兵学教官、关东都督府参谋、骑兵学校教官、骑兵第十三联队长、军务局骑兵课长等职，1919年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继而历任骑兵学校校长、陆军士官学校校长、第十六师团长、参谋次长，1929年任朝鲜军司令官，1930年3月晋升陆军大将[1][2]。纵观其早年履历，南次郎长期在骑兵、教育与参谋系统间流转，兼具对中国驻屯军、朝鲜驻军的直接统辖经验，其对华、对朝事务的熟悉程度，是日后得以接连执掌关东军与朝鲜总督府的重要资本。

　　南次郎早年任职经历中，中国与朝鲜事务占据显著位置。1919年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反帝情绪高涨，日本在华势力受到冲击;其后他担任参谋次长、朝鲜军司令官，对中朝民众的反抗有着直接认知。这种认知非但未促使他反思侵略，反而强化了其以强力维持“既得权益”的立场，使他在处理中朝问题时更倾向诉诸军事手段[2][4]。

　　甲午中日战争与日俄战争是南次郎军国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背景。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举割占台湾，获得巨额赔款并确立了对朝鲜的主导地位;日俄战争后日本又夺取旅大租借地及南满铁路权益，在东北站稳脚跟[2][4]。两场战争的“胜利”经验，在日本军部中固化了“以战争谋扩张”的路径依赖，也使“满洲是日本生命线”成为陆军的主流信条。南次郎的军事履历恰与这一扩张进程同步，其思想与行动无不打上大陆政策的深刻烙印。

　　南次郎之所以能在军部中枢屡获要职，除履历完整外，亦与其稳健、保守的政治性格有关。他既非如荒木贞夫那般公开鼓吹“皇道”的狂信者，也非如东条英机那样独揽大权的强人，而是深谙陆军官僚运作的“内行”。这种性格使他在陆军大臣、关东军司令官等职位上都能获得军部主流认可，但也正因其事事服从体制、随波逐流，反而更易成为侵略政策的忠实执行工具[2][5]。

　　南次郎所接受并传播的军事教育，本身就是军国主义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他先后在陆军大学任教、出任陆军士官学校校长，以培养“忠君爱国”的军官为己任，其所灌输的“军令至上”“武备第一”理念，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军部骨干[5][2]。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次郎不仅执行侵略，也参与了侵略者队伍的再生产，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他个人的职务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南次郎与“东方会议”的关系。1927年，时任陆军参谋次长的南次郎参加了田中义一首相召集的“东方会议”，参与讨论并参与制定《对华政策纲领》。该纲领是日本侵华政策的标志性文件，其中宣称“对于满蒙，尤其在东三省地方……因我国防及国民生存关系上有重大利害关系”，并扬言“万一动乱波及满蒙……帝国不得不采取适当措施”[4]。日本外务省所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完整保存了这次会议记录与纲领全文，是研究该政策源流的第一手依据[4]。南次郎作为会议参与者与纲领的后续执行者之一，其侵华立场由此获得系统的政策表达，为其后的扩张行径提供了思想与纲领基础。

　　“东方会议”所定《对华政策纲领》虽以所谓“保护权益”为辞，实则确立了侵略扩张的方针：其中宣称“东三省之政局……帝国虽不无干涉之必要”，又直言“对于满蒙，尤其东三省……有重大利害关系”，为日后的武装侵略预留了法理口实[4]。南次郎作为陆军方面的参与者，对纲领的军事化倾向具有重要影响。此后他无论任陆军大臣抑或关东军司令官，均以执行这一纲领为职志，其侵华立场的一贯性由此可见[4][2]。

　　南次郎的军国主义思想，是明治以来日本“富国强兵”与大陆扩张国策长期熏染的结果。其所成长的明治中后期，正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割占台湾、通过日俄战争攫取南满权益的扩张年代，作为亲历两场战争并在大本营、陆军大学与驻外部队中历练的军官，南次郎接受了以“国防第一”为核心的军人价值观，坚信满蒙是日本“生命线”[2][4]。这种认识与陆军官僚的主流意识形态高度一致，使他在日后处理满蒙与朝鲜事务时，天然倾向于以武力与强硬手段解决问题，而非诉诸外交谈判。

　　3　陆军大臣任内与九一八事变(1931—1932)

　　1931年4月，南次郎出任第二次若槻礼次郎内阁陆军大臣[2]。此时日本正陷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国内阶级矛盾与政党政治危机交织，军部内部要求“改造国家”与对外扩张的势力日益抬头，关东军参谋部中的激进派更跃跃欲试，伺机制造事端[5]。南次郎任内主持并推动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确立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为关东军发动事变提供了政策依据[1][3]。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档案显示，该大纲一方面要求关东军“隐忍自重”，待内外形势有利再行武力;另一方面又明确以“解决满蒙问题”为目标，授予军部与关东军以武力行动的主动权，实为对侵略行动的预留与授权[3]。

　　在南次郎任陆军大臣期间，日本对华挑衅已不断升级。1931年6月至8月间，日本先后制造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关东军与陆军中央以此为口实，大肆渲染所谓“满蒙危机”，鼓吹以武力“根本解决”。南次郎支持军部强硬派的主张，对关东军的备战持放任态度[1][3]。据档案记载，陆军中央一方面约束关东军不得轻举妄动，另一方面又默许其扩充军备、制定作战计划，形成“中央欲管而实纵”的暧昧局面，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提供了土壤[3][5]。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一段并嫁祸于中国军队，随即炮击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九一八事变[1][3]。事变爆发后，南次郎作为陆军大臣，对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持积极支持态度。据中方档案与审判记录，南次郎在未获内阁与天皇批准的情况下，同意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所部越境进入中国东北，驰援关东军，使战事迅速由沈阳扩大至整个南满[1][13]。这一越境增援行动事后由军部与内阁以追认方式合法化，构成日本在东北全面军事占领的关键环节，也是九一八事变由“地方事件”演变为“全面占领”的重要转折[6]。东京审判在追究南次郎战争责任时，即明确将其任陆军大臣期间“参与策划并实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列为罪项[13][15]。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命令，日军得以在数月内侵占辽宁、吉林、黑龙江大部。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牵制中国兵力;同年3月1日，日本扶植清废帝溥仪在长春成立伪满洲国，东北由此沦为日本殖民地[6][8]。南次郎虽于1932年5月卸任陆军大臣，但他在任内对关东军侵略行动的默许、追认与支持，已构成九一八事变得以迅速扩大为全面占领东北的重要政策条件，成为东京审判追究其“共同谋议”责任的事实基础[13][15]。

　　就制度层面观之，南次郎任内的作为深刻暴露了日本“统帅权独立”体制的弊端。依照明治宪法与《军人敕谕》，日本军队统率权直属于天皇，不受内阁与议会约束;陆军大臣名义上列席内阁，实则首先听命于军部。于是关东军的擅自行动既能得到陆军中枢的默许，又能在事后以“既成事实”逼迫内阁追认[5][7]。日本战史亦承认，关东军以“维持治安”为名擅自出兵，陆军省中枢对此采取默认乃至纵容态度[5]。南次郎正是这一体制的典型受益者与执行者。事变之后，日本扶植溥仪建立伪满洲国，中国向国联申诉而无力挽回，日本对东北的侵略由此成为既成事实[6][10]。

　　从宪法结构看，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参谋本部与军令系统独立于内阁运作，这就是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其结果是在军政与军令之间形成双重机关：陆军大臣处理军政，参谋总长处理军令，两者均直接对天皇负责。当内阁试图约束军部时，军部常以“统帅权独立”“帷幄上奏”为借口加以拒绝。南次郎任陆军大臣期间，面对关东军的越权行动，非但未加制止，反而利用职务之便为其提供政策与法理掩护，充分体现了这一体制对文官政府的架空[5][7]。

　　南次郎任陆军大臣期间，日本政局持续动荡。1932年5月15日，陆军青年将官发动“五一五事件”，刺杀了首相犬养毅，政党内阁由此终结，日本加速滑向军部主导的体制。南次郎于同月卸任陆军大臣，改任军事参议官，旋任关东军司令官。这一人事安排表明，军部对南次郎在九一八事变期间的“作为”持肯定态度，其升迁本身就是对侵略行为的变相奖励[2][5]。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责任问题，日本右翼势力至今仍以“自卫”“解决悬案”为托词加以辩解，但大量档案证明，事变是关东军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柳条湖炸路、嫁祸中国军队等情节均有当时当事人的供述与文件为证[1][3]。南次郎作为事变时执掌陆军部的最高军政长官，其纵容与追认的态度，使事变得以在最短时间内扩大，这是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13][15]。

　　4　关东军司令官时期(1934—1936)：满洲殖民统治与华北蚕食

　　1934年12月，南次郎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同时兼任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集东北地区的军事指挥与外交全权于一身[2][7]。此一“特命全权”安排，意味着日本对伪满洲国的实际控制进一步强化。南次郎赴任后发表长篇声明，提出“满洲国平时化”目标，主张在巩固军事占领的基础上推进经济统制与殖民开发，使伪满洲国成为日本战争机器的稳固后方[7][10]。任内，日本对东北资源的掠夺进一步系统化，满铁、满洲重工业等垄断机构在关东军庇护下扩张，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遭到持续“讨伐”与残酷镇压[8]。日本防卫省战史《关东军(二)》对这一时期关东军“治安肃正”与殖民经营的具体过程有详尽记载[7]。

　　在“满洲国平时化”方针下，南次郎任内加速推进对东北的殖民经济改造。伪满当局设立满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垄断东北金融;将铁路、矿山、钢铁、电气等关键产业纳入“满业”等日资垄断体系，实行“日满经济一体化”;并对东北人民施行鸦片专卖等毒化政策以攫取利源[7][10]。与此同时，关东军对东北抗日武装进行连续“讨伐”，杨靖宇、赵尚志等领导的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抵抗，东北的殖民统治始终建立在血腥镇压之上[8]。

　　伪满洲国虽以“独立国”自居，实为日本操纵下的傀儡政权。其国务总理及各部长官多由汉奸充任，实权则操于关东军与日本派驻官吏之手，重要决策均须经关东军司令官及日方官吏同意[10][7]。南次郎以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的身份，是伪满政权的实际最高支配者，其任内推行的“满洲国平时化”，正是要将这个傀儡政权塑造为日本殖民统治的稳定工具[10]。

　　面对日本的侵略与殖民，东北人民展开了不屈的抵抗。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蜂起，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更在冰天雪地中坚持游击战争多年，杨靖宇、赵尚志等烈士的事迹彪炳史册[8]。南次郎任关东军司令官期间，正是日军对东北抗日武装“讨伐”最为残酷的阶段，其责任与东北人民的血泪直接相关[8][7]。

　　在经营满洲的同时，南次郎任内还高度重视对苏作战准备。关东军不断扩充兵员、修筑工事、囤积物资，并以“国防第一线”自居，将东北构筑为对苏作战的前进基地[7]。这种以扩张与备战为核心的殖民经营，使伪满洲国在实质上成为日本军事帝国主义体制的一部分，其危害不仅及于中国东北，也深刻影响了东北亚的国际关系格局。

　　华北问题构成南次郎任内另一重点。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关东军与天津驻屯军是其主要推手。南次郎作为关东军司令官，积极参与对华北军政当局的施压，促成《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不平等文件的签订，迫使中国军队与国民党党部退出河北、察哈尔等地，使华北门户洞开[8][9]。中方《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所收档案显示，关东军自恃武力，屡以强硬姿态干涉华北内政，南次郎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9]。华北事变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在北方的统治基础，为日后全面侵华作了准备[8]。南次郎任内，还积极推动溥仪于1934年“登极”为伪满洲国皇帝，强化殖民统治的“正统”外衣，同时大规模修筑军事设施、扩充关东军兵员与储备，为对苏、对华作战预作布局[7][10]。

　　华北“自治”运动的推进，充分暴露了关东军干涉中国内政的野心。1935年6月，日方借所谓“河北事件”逼迫中国签订《何梅协定》，中国军队及党部机关被迫撤出河北省;随后又迫使中国签署《秦土协定》，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省[9][8]。同年11月，日本扶植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分裂图谋，关东军参谋部在其中扮演了策划与指挥角色[9]。南次郎作为关东军司令官，对上述行动负有直接的军事与政策责任，是日本蚕食华北的关键推动者之一[9]。

　　在经济扩张的同时，南次郎任内还以关东军为后盾，将华北的经济命脉逐步纳入日本控制。日方通过“华北经济开发”计划，攫取华北的铁路、煤炭、棉纺织等资源，为其侵略战争输血[9][8]。这种以军事力量开路、经济掠夺紧随的扩张模式，正是南次郎所主持的关东军殖民经营的核心逻辑，也是日本由局部侵华走向全面侵华的经济基础。

　　在殖民经营之外，南次郎任内还推动日本向东北大规模移民，即所谓“满洲开拓团”政策，企图从人口构成上改变东北的民族面貌，将东北彻底“日本化”[7][10]。这种殖民移民政策与“满洲国平时化”相表里，其后果是造成东北土地与资源的进一步流失，也埋下了战后东北国际关系与民族问题的历史根源。

　　南次郎任关东军司令官期间，国际局势亦在剧变。1933年3月，日本以国联通过李顿调查团报告、不承认伪满洲国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在国际上陷入孤立。面对此局，日本非但无意收敛，反而加速了退出国联后由“国际协调”向“独断扩张”的转向。南次郎在东北与华北的步步进逼，正是这一转向在殖民前线的具体体现[8][7]。

　　1936年2月“二二六事件”后，日本军部借机肃整人事，南次郎作为旧军阀系统的代表被编入预备役，退出关东军。但其军事生涯并未就此终结，同年8月，他被任命为第八任朝鲜总督，开启了长达近六年的殖民统治[2][12]。

　　5　朝鲜总督时期(1936—1942)：殖民压迫与战争动员

　　1936年8月5日，南次郎就任朝鲜总督，至1942年5月29日卸任[11][12]。相较前任宇垣一成推行较为温和的“文化政治”，南次郎任内转为更为强硬的高压政策，以“国体明征”“日鲜一体”为标榜，全面强化对朝鲜的皇民化改造[12]。他提出的“鲜满一如”主张，力图将朝鲜与伪满洲国连为一体，服务于日本在东北亚的整体战略[8][12]。朝鲜总督府所编《施政三十年纪念》详载其任内施政纲领，是研究其殖民政策的第一手资料[11]。

　　皇民化政策的核心之一是“创氏改名”。1939年11月，南次郎任内以制令形式修正《朝鲜民事令》，强制规定朝鲜人改用日本式氏名，并于1940年2月正式实施[12]。此举旨在割断朝鲜民族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认同，从文化制度层面消灭其民族特性。与此同时，朝鲜总督府强力推行日语教育与神社参拜，废止朝鲜语在学校与公署中的使用，系统实施文化同化[12]。韩方官方史料《日帝侵略韩国36年史》对创氏改名及皇民化的实施过程有系统记载与批判[12]。

　　除创氏改名外，南次郎任内的皇民化政策还包括学校教育、思想统制与社会组织等层面。朝鲜总督府强制推行“皇国臣民誓词”，废止朝鲜语文教育，要求朝鲜学生宣誓效忠天皇并参拜神社;同时通过“内鲜一体”宣传，竭力抹杀朝鲜的民族历史与文化认同[11][12]。南次郎本人将这种同化政策表述为实现“一视同仁”的理想，实则意在彻底消解朝鲜民族的独立意识，为其永久统治朝鲜服务[11]。

　　南次郎任内的高压统治，遭致朝鲜人民持续的抵抗。自1919年三一运动以来，朝鲜民众的反日斗争从未间断，流亡海外的韩国临时政府亦不断开展独立运动。面对此起彼伏的反抗，南次郎采取“怀柔与镇压并用”的策略：一方面以“文化政治”“内鲜一体”粉饰统治，另一方面则强化宪兵警察体制，镇压一切独立活动，甚至将朝鲜视为战时“兵站基地”严加管控[12][11]。这种高压统治，成为战后韩民族国家建设难以回避的历史创伤。

　　战争动员是南次郎任内另一要务。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本将朝鲜作为重要兵站与兵源地。1938年2月，南次郎任内公布《朝鲜陆军志愿兵令》，以“志愿”为名开始征募朝鲜人入伍，为侵略军输送兵员[12]。此后志愿兵制度不断扩充，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已将相当数量的朝鲜青年纳入日本战争体制，为日后实施“朝鲜人征兵制”奠定了基础。南次郎自述其施政要旨在于使朝鲜“内鲜一体”，将朝鲜人民与朝鲜半岛资源全面纳入日本战争动员体系[11][12]。韩方史料证实，南次郎任内对朝鲜民众的反日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并将半岛划为战时兵源与物资补给基地[12]。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南次郎任内的军事动员也不断升级。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兵源与劳动力的需求激增，朝鲜被进一步作为“兵站基地”经营，大量朝鲜青壮年被征募入伍或强制征用为劳工，送往中国战场与南洋各地从事军事工程与生产劳动[12]。南次郎虽于1942年5月卸任，但其任内确立的志愿兵制度与皇民化动员模式，为日后日本实施全面的“朝鲜人征兵制”奠定了基础，朝鲜人民的战争苦难由此与日本侵略战争紧密相连[12][11]。

　　为支撑持续扩大的侵略战争，日本战时体制不断向朝鲜延伸。1941年日本颁布《国家总动员法》相关法令，朝鲜作为日本“内地”的延伸，全面纳入战时统制：粮食、物资被强制征购，劳动力被征用调配，学校被改造为军事训练机构。南次郎任内正是这一“战时朝鲜”体制的奠基期，其以军事优先为核心的殖民治理，为后来小矶国昭、阿部信行等继任者提供了制度范式[11][12]。

　　卸任朝鲜总督后，南次郎于1942年出任枢密顾问官，直至日本战败。在战争最后阶段，他作为军方元老仍活跃于政坛，但已不再直接掌握军事与殖民权力。日本投降后，他旋即被盟军列入战犯名单逮捕[2][13]。从其被逮捕到受审的过程可以看出，战后的清算尽管姗姗来迟，终究对包括南次郎在内的日本军国主义责任者作了历史的裁决[13][15]。

　　经济掠夺是南次郎殖民统治的另一重要面向。朝鲜总督府将朝鲜农业导向单一化的水稻生产，所产大米大量输往日本本土，酿成朝鲜民众“无米可食”的惨状;同时将朝鲜的矿产、森林等资源纳入战时统制，供日本战争机器攫取[11][12]。这种“农业朝鲜、工业日本”的殖民经济结构，使朝鲜在战争期间承受了远超其承受能力的资源榨取。

　　南次郎任内还积极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在朝鲜组织战时代官、妇女会等团体，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并要求全体朝鲜人向日本天皇遥拜、参拜神社，将个人的生死荣辱完全绑定于日本国家的战争目标[11][12]。这种触及信仰与日常生活的精神统制，较之单纯的经济掠夺更为深层，其目的在于从根子上剥夺朝鲜人的独立人格，使之甘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

　　南次郎的殖民政策，本质上是将朝鲜半岛彻底工具化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其任内皇民化与军事动员两手并用，深刻改变了朝鲜半岛的社会结构，也在东亚各国人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殖民创伤，成为战后东北亚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隐痛。

　　6　东京审判与历史责任(1945—1955)

　　日本战败投降后，盟军最高统帅部着手逮捕并审判战犯。南次郎于1946年作为甲级战犯被起诉，列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28名被告之中[13]。法庭审理历时近两年半，经过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作证，形成4.8万余页庭审记录[14]。南次郎在审讯中为其任内政策辩护，声称各职守均在“执行国家既定政策”[14]。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认定南次郎犯有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罪、对中国实施侵略战争罪，判处无期徒刑[13][15]。

　　在东京审判中，南次郎作为陆军大臣与关东军司令官时期的责任被重点追究。法庭起诉书共列举五十五项罪状，南次郎被指控参与共同谋议、发动并实施对华侵略战争、违反战争法规等多项罪行[14]。1948年11月判决时，法庭认定南次郎犯有起诉书第1项(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罪)与第27项(对中国实施侵略战争罪)，判处无期徒刑，对其余多数罪状则不予认定[15]。判决书指出，南次郎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及担任关东军司令官期间，参与策划并推动了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其行为构成对和平与战争法规的严重违反[15]。

　　从证据角度看，南次郎案的审理展示了东京审判对档案证据的重视。法庭采信了大量日方内部文件、会议记录与证人证言，以证明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侵略决策过程，其中涉及陆军省与关东军的往来文书尤为关键[14][1]。南次郎虽在辩护中以“执行命令”“不知详情”相推诿，但法庭依据书面证据认定其对侵略负有策划与实施之责，体现了“以证据定罪”的审判原则[15]。

　　俄文《东京审判》(Суд в Токио)作为苏联学界系统论述东京审判的权威著作，指出法庭对以武力推行侵略、破坏国际和平并实施暴行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予以清算，确认了侵略战争的非法律;南次郎作为长期主持关东军与朝鲜殖民统治的高级将领，其责任不可推卸[13]。英文庭审记录则完整保存了南次郎的起诉书、证词与辩护全过程，是研究其个人责任的第一手文献[14]。法庭《判决书》在论述共同谋议罪行时，将南次郎列入在策划与实施侵略战争中有实际作用的责任者之列[15]。

　　东京审判的判决并非毫无争议。荷兰籍法官罗林、印度籍法官帕尔等曾就审判的管辖权、适用法律及部分定罪提出异议，帕尔法官更主张全体被告无罪，认为盟国自身的战争行为使审判难言公正[13][15]。然而多数意见认为，东京审判依据《波茨坦公告》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而设，其清算战争罪行、确立个人责任的原则具有正当性与进步意义。南次郎的定罪，正处在这一国际法争论的核心，后世对东京审判的反思亦常以其个案为讨论对象[13][14]。

　　南次郎于1954年获假释出狱，翌年12月5日去世[1][13]。其一生以战犯身份作结，实为其参与并执行军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必然归宿。从历史法学角度看，东京审判对南次郎的定罪，不仅是个人的法律清算，更确立了“发动并扩大侵略战争者须承担个人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原则，其历史意义远超个案本身。

　　南次郎于1954年获假释，翌年12月5日在东京去世，终年81岁。作为甲级战犯，他既未如东条英机等7人那样被处以绞刑，也未如重光葵、东乡茂德那样在狱中深刻忏悔。历史地看，南次郎的终生监禁判决，是对其长期主持日本军事扩张与殖民统治的综合清算;而其在狱中对自身责任的表述，也折射出日本战犯群体对侵略历史缺乏彻底反省的普遍心态[13][15]。

　　判决作出后，南次郎被关押于东京巢鸭监狱服刑。作为被判无期徒刑的战犯，他在狱中陆续度过数年，直至1954年获假释。巢鸭监狱中的战犯生活与相互之间的分化，是观察日本战犯群体对待战争责任态度的窗口：有的战犯至死拒不认罪，有的则在狱中转向和平主义。南次郎本人并未留下系统性的忏悔文字，这与其“体制性执行者”的形象颇为一致[14][13]。

　　从国际法角度看，东京审判确立了一系列原则：侵略战争是国际法上的犯罪，发动侵略的个人应负刑事责任，服从上级命令不能免除个人责任等。这些原则经由纽伦堡与东京两场审判而成为国际刑法的基石。南次郎案正是上述原则的具体适用：他并非直接实施暴行的前线军官，却因批准出兵、经营殖民地、动员战争而获罪，这本身就是对“高级官员免责”论调的有力否定[15][13]。

　　7　结论

　　南次郎的历史，是日本军国主义从扩张、殖民到战败清算全过程的缩影。其一，就个人层面看，南次郎并非东条英机式的“最前线”战犯，而是长期身处军部中枢的“体制性执行者”：从陆军大臣任内默许并追认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到关东军司令官任内推动华北蚕食与满洲殖民，再到朝鲜总督任内系统实施皇民化与战争动员，其每一次职务履新都与日本侵略扩张的深化同步[1][13]。其二，就体制层面看，南次郎的作为深刻体现了“统帅权独立”下军部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制度缺陷，其个人选择既为侵略机器所裹挟，又主动充当了机器的关键部件，个人责任与体制责任在此高度重合[2][15]。其三，就历史教训看，东京审判对南次郎的定罪，确认了侵略战争责任必须追究到个人的国际法原则;而对侵略历史缺乏彻底清算与真诚反思的日本，其历史认识问题至今仍为东亚邻国所忧虑[13][15]。

　　南次郎的个案还提示我们，战争责任并不止于少数穷凶极恶的“主犯”。一个容忍军部凌驾于宪法之上、以扩张为“国策”的政治体制，必然产生大量如南次郎一般的中坚执行者;他们未必亲临前线，却通过批准出兵、经营殖民地、动员兵员等日常职务，使侵略机器得以顺畅运转。对这类“办公室里的战争”进行清算，是防止侵略历史重演的必要环节，也是历史研究应当直面的问题[2][15]。

　　本文依据中、日、英、俄、韩五种语言的官方档案与权威史书，对南次郎与日本侵华战争的关系作了系统考察。受史料条件所限，其任内若干施政细则与审判辩护策略的完整记录仍有待进一步发掘，希冀后续研究结合更多一手档案予以补正，以深化对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及其个人责任问题的认识。

　　从现实层面看，南次郎个案所揭示的历史教训至今仍具警示意义。当前，日本国内部分势力对侵略历史缺乏应有反省，修改和平宪法、美化军国主义的动向时有所闻。重温南次郎与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朝鲜殖民统治的历史，有助于廓清事实、以史为鉴，捍卫战后国际秩序与人类良知，也提醒人们警惕军国主义借“国家安全”“复兴”之名卷土重来的危险[13][15]。

　　综上，南次郎与日本侵华战争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体制之中的执行者”与“扩张链条上的枢纽”两个面向。他既非侵略政策的原创者，也非战场上的直接屠夫，却是使侵略从图谋变为现实、从局部扩及全域不可或缺的环节。正因如此，对南次郎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及其责任分配机制的检讨，其史学意义与现实警示不容忽视[2][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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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辽宁省档案馆.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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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Смирнов Л. Н., Зайцев Е. Б. Суд в Токио[M]. Москва: Воениздат,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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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Judgment[M]. Tokyo: IMTFE, 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