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森连与日本侵略战争研究
来源：胡平 何京懋 智轩   2026-10-12 11:07:48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由于网页兼容问题，文中韩文显示为问号，正在进行网页适配。）

　　摘　要

　　森连(森連，もり むらじ，Mori Muraji，1876—1937)，日本陆军中将，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一期步兵科、陆军大学校第二十一期卒业，1930年8月任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南满铁路守备队)司令官，是九一八事变及其后侵占中国东北过程中直接执行作战与镇压任务的日军高级将领之一。本文依据中文、日文、英文、俄文、韩文五语种已核证史料，重建森连的生平军历与独立守备队编制沿革，考订其1931—1932年参与侵占东北的作战与镇压行动，重点考察其在马占山江桥抗战(三间房战斗)中的军事指挥角色、在怀德惨案中的暴行责任，并对其战后未被清算的历史后果进行追问。研究表明：作为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以护路为名纵容并直接指挥对南满铁路沿线中国官民的镇压;在1931年11月江桥抗战中率守备队中路进攻三间房，是进犯黑龙江省城的日军指挥官之一;在侵占长春后，其奉本庄繁“断然措施”之训令镇压怀德抗日武装，酿成爱国县长赵泽民、公安局长汲义方壮烈殉国的怀德惨案;因其于1934年退役、1937年7月死亡，恰好规避了战后战犯审判，这一事实折射出战后国际清算在追诉时间与对象范围上的结构性局限。

　　关键词：森连;独立守备队;关东军;江桥抗战;怀德惨案;九一八事变

　　目　录

　　一、绪论

　　(一)研究缘起

　　(二)史料与方法

　　二、生平与军历

　　三、独立守备队与南满铁路殖民体系

　　四、九一八事变与满铁沿线占领

　　五、江桥抗战与三间房战斗

　　六、怀德惨案与镇压东北民众抗日

　　七、战后责任的历史追问

　　八、结论与历史反思

　　注　释

　　参考文献

　　一、绪论

　　(一)研究缘起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自导自演柳条湖事件，炮击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此后数月间，日军以不足两万余人的兵力，凭借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与不抵抗政策的配合，迅速吞并辽宁、吉林，进而进逼黑龙江，最终侵占整个东北并炮制伪满洲国。在这一侵略进程中，除作为主力的关东军各常设师团外，还有一支极为特殊、承担着“铁道守备”任务的部队深度参与——即警卫南满铁路沿线的独立守备队(中国史料习称“满铁守备队”)。其司令官森连，以陆军中将之尊坐镇沈阳、长春，既护卫着日本侵华的“动脉”南满铁路，又直接率部参与进攻马占山、镇压沿线中国民众抗日，是九一八事变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日军将领之一。

　　然而，与多门二郎、本庄繁等名声显赫的日军将领不同，森连及其独立守备队在既有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地位，长期停留在战役经过的只言片语之中。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森连1934年即告退役、1937年7月23日死亡，恰逢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不久，未及参与全面侵华战争，也因此在战后战犯清算启动之前身死，退出了战争责任的历史追诉视野;另一方面，独立守备队作为“铁道守备”部队，其战斗记录散见于关东军作战文电与各旅团战史，缺乏系统的专门研究。就既有学术格局而言，中国学界对九一八事变与江桥抗战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但对独立守备队这一侵华前台部队及其司令官的个案考察仍属薄弱环节;日本学界多以“护路”“守备”定位独立守备队，对其在事变中的进攻与镇压作用语焉不详;国际学界则多聚焦于国联调查团报告所揭示的侵略性质，对具体部队与指挥官的罪责缺乏展开。这一学术史背景，使本文的个案研究兼具补充战役史细节与推进责任史讨论的双重意义。

　　本文以森连为对象、以关东军独立守备队侵华行动为中心，尝试把将官个人、部队编制、战役过程与战后清算四个层面贯通，回答三个递进的问题：其一，森连的生平军历与独立守备队的编制沿革究竟如何，既有记述中的讹误应如何辨识;其二，独立守备队及森连在九一八事变、江桥抗战与怀德惨案中扮演何种角色，其战争罪责应如何界定;其三，森连因身死而规避战后清算的事实，折射出战后国际清算的哪些结构性局限。围绕这三个问题，本文将分别以生平军历、部队编制、具体作战与镇压、战后责任四个板块依次展开。

　　之所以选取这样一位“声名不显”的将领作个案，还有一层方法论上的考量。九一八事变及其后的东北沦陷，固然应以关东军司令部、师团序列等宏观脉络为骨架，但这场侵略之所以能数日内吞并三省、并在此后数年维持殖民统治，靠的正是独立守备队这类散布满铁沿线、集护路、治安、镇压、情报于一体的“细胞级”武力。研究森连，就是解剖九一八事变中一个承上启下的中层级指挥节点：向上，他接受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直接训令;向下，他统率满铁沿线各守备大队，直接面对中国官民的抵抗。以这一节点为切面，既能补足战役史中独立守备队被长期忽视的作战细节，也能在责任史的层面追问：一场以“铁道守备”为名的侵略，其指挥链条与罪责链条究竟如何运行。这正是本文个案研究的方法论价值所在。

　　(二)史料与方法

　　本文史料基础来自2026年10月完成的中文、日文、英文、俄文、韩文五语种史料核证。核证范围与证据分级遵循统一规则：中文语种限于官方党史系统文章、地方政府官网页载档案与历史记忆、军事科学院等权威机构出版的正规史书[3][6];日文语种依托京都大学珍贵资料数字档案所藏当时报刊宣传原图、日军将领人事资料汇编，并尽量核对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所藏关东军作战文电[10][13];英文语种以国际联盟调查团《中日纷争调查委员报告书》(李顿报告书)为核心，兼采日军将领数据库[14][11];俄文语种以苏联《真理报》对江桥抗战的报道研究及苏联对九一八事变政策的学术记述为主[15][16][17];韩文语种利用韩国国家记录院所藏日帝强占期受害名簿与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权威百科等[18][19][20]。

　　核证成果实行“已查证、一方称、待补”三态标注：凡直接核到原始出处、官方页面、馆藏记录或权威书目者标“已查证”;仅见某方主张或媒体转述、未核到原始档案者标“一方称”;确无法核证者标“待补”，绝不硬凑。本文正文脚注逐条标注三态，注释部分给出完整出处，使每一项史实判断均可回溯检验。

　　在方法上，本文采用多语种史料互证：以中文官方党史与地方政府档案确立森连在江桥抗战、怀德惨案中的具体角色，以日文报刊原图与人事资料确立其军历与职务，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确立九一八事变侵略性质的国际认定，以俄文报道研究补充苏联舆论与国际反应的维度，以韩文档案补充朝鲜殖民地与满铁沿线民族问题的背景。就具体操作而言，每一条关键史实均先锁定语种来源，再以其他语种印证或存疑：例如森连任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一事，中文官方档案、日文报刊原图与日军人事资料三方互证一致，径可确认[2][10][12];其陆大期数，人事资料汇编与日方序列推断一致，唯官报原文未逐一核到，采可信之说并注明出典待补[12][13];三间房战斗的日期与指挥官姓名，中文两篇官方文献互有出入(“天野/矢野”、11月12日/14日)，则并列两说而不强取舍[1]。凡语种之间存在日期或表述出入者，正文如实并列并注明出处，不强行取舍;凡证据不足者，标注待补。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系中国官方与学界的通行表述;对发动侵略的日本军队，一律依史实称“侵华日军”或“日本侵略军”。

　　最后说明本文的研究边界。本文讨论对象限定于森连个人及其直接指挥的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在1931—1932年的侵华作战与镇压行为，不涉及独立守备队此后的变动与其个人1933年任第一师团长后的职务;对九一八事变与江桥抗战的总体研究，以中国官方党史与国际司法认定(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为基准，不作超越既有证据的引申;对战后清算的讨论，限于与森连直接相关的事实及可作学术分析的结构性因素，不进行个案间的简单类比。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的史料选用纪律。本文坚持以官方档案、正史史书与军事典籍为据，凡中文语种之叙述，均取自官方党史系统、地方政府档案与权威出版史书;凡日文语种之材料，均以日军当时报刊原图、人事资料汇编及档案数字化系统为限;英文、俄文、韩文语种亦然，均从官方或权威学术出处分层选取。网络杂源、个人网文、未经核证的转述，一律不入正文，不作为立论依据;确需参照时，仅在注释中标注为“一方称”并说明来源，绝不以其支撑关键史实判断。这一纪律，既是历史研究信实性的要求，也是本文对所研究对象——一段以血与火书写的侵略历史——应有的尊重。凡本文无法核证或仅存一方称说的内容，均如实标注，不因追求文辞圆融而模糊证据边界。

　　二、生平与军历

　　森连，1876年1月8日生，1937年7月23日死亡，日本陆军中将[11]。其生卒年月日经日军将领人事数据库(generals.dk)与中文人事资料汇编双源互证一致，日方一次出典(如《官报》、《陆海军将官人事总览》)相应条目尚未逐一核到，按待补处理[11][12][13]。

　　森连于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一期步兵科卒业，又于陆军大学校第二十一期卒业[12]。此处须注意，陆军大学校第二十一期系森连的卒业期数，其与同为“森”姓、且在抗战研究中偶被混提的日军将领并非一人，凡涉“森连部队”的史料，须以“独立守备队”之番号为据辨明对象[12]。就进级而言，森连于1921年4月1日进级大佐，1924年12月15日进级少将，1930年8月1日进级陆军中将[11]。各进级年月日的官报确认，本次核证未逐一取到原文，标待补[13]。

　　森连于1930年8月1日任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驻沈阳，直辖满铁沿线各守备大队[12]。此职务系其侵华罪责的核心所在：独立守备队名义上“守备”南满铁路，实则集护路、治安、镇压于一身，是九一八事变中进攻与暴行的前台部队。1932年8月8日，森连转任第十四师团司附，同年10月10日任第十四师团留守司令官[12]。1933年3月18日，森连任第一师团长[12]，驻东京。1934年8月1日待命，同年9月30日编入预备役[12]。此后森连脱离现役，于1937年7月23日死亡，终年61岁[11][12]。其获叙勋三等[12]。

　　综观其军历，森连的侵华军事活动集中于1930年8月至1932年8月担任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期间，此二年恰为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的关键时段。此后其虽历任第十四师团、第一师团等职，但均已脱离中国战场。这一军历特征，决定了本文考察的重心所在。

　　森连的军历亦折射出近代日本陆军将官养成与侵华战争的内在关联。其一，其出身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一期、陆军大学校第二十一期，正处日本陆军参谋官僚体制成熟之时，陆大毕业之“军刀组”成为侵华战争的组织者与指挥者，森连即其中一员[12]。其二，其进级节奏——1921年大佐、1924年少将、1930年中将——与日本对华军事扩张的步伐相始终：正是在日本蓄谋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前夜，森连于1930年8月被擢升为中将并执掌独立守备队这一侵华前台武力[11][12]。其三，其1934年退役、1937年身死的时间点，恰使其未及参与全面侵华战争，也恰好使其退出了战后追诉的时间窗口。军历与侵略、清算三者之间的这一时间耦合，是理解森连历史位置的关键线索。

　　三、独立守备队与南满铁路殖民体系

　　要理解森连及其部队的角色，须先厘清独立守备队在南满铁路殖民体系中的位置。南满铁路(简称“满铁”)是日本通过日俄战争攫取的在华权益核心，其沿线的铁路附属地、车站与城镇，构成日本在东北殖民与掠夺的据点。为警卫这条“侵略动脉”，日本陆军省于1906年下令在中国东北建立6个大队的独立守备队，专门警卫南满铁路沿线[9]。此后，关东军即以驻满师团与“满铁”独立守备队为基本构成——以一个常驻师团加六个独立守备队、总兵力约一万余人——编组成侵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9]。

　　独立守备队与常设师团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编制机动、沿铁路线分散驻防。各守备大队分驻奉天、长春、公主岭、大石桥等满铁沿线要地，随时可以沿铁路快速集结，既承担线路守备，也参与治安镇压。中国官方史料记载，从20世纪初起，盘踞于公主岭、范家屯铁道附属地的日寇即开始网罗汉奸、窝藏罪犯、收集情报、贩卖军火、推销鸦片、破坏治安，为大规模侵略做准备[2]。独立守备队正是这一殖民据点的武力支柱。正因如此，九一八事变中，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成为进攻北大营的先头部队之一，其余各大队则迅速占领满铁沿线各城镇[4][9]。

　　日方当时报刊亦将独立守备队司令官视为事变中的核心将领。京都大学珍贵资料数字档案所藏日军宣传画《事変に活跃する将星》，将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四人并列，题为“事变中活跃的将星”，足见森连在九一八事变中被日军方所推崇的重要地位[10]。这一日方一次图像史料，与中文官方档案所载森连向本庄繁报告并奉命镇压的记载相互印证，勾勒出森连作为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在侵略体系中的枢纽角色[2]。

　　还须指出独立守备队侵华角色与“铁路附属地”殖民结构的关联。南满铁路附属地，是日本以不平等条约攫取、依治外法权经营的“国中之国”，铁路沿线设有日本军警、宪兵、警察署，既是经济掠夺的据点，也是武力镇压的基地。独立守备队作为附属地的常驻武装，其“守备”对象表面是铁路本身，实则包揽了对沿线中国居民与抗日力量的监视与弹压。中国官方史料所载公主岭、范家屯铁道附属地日寇“网罗汉奸、窝藏罪犯、收集情报、贩卖军火、推销鸦片、破坏治安”之积弊[2]，正是独立守备队依托附属地所营造的殖民秩序。理解森连，不能脱离这一“铁路—附属地—守备队”三位一体的殖民结构;独立守备队的存在本身，就是日本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武力象征。

　　从编制沿革看，独立守备队自1906年编成以来，一直是关东军体系中承担满铁沿线守备与治安的骨干。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以驻满常设师团与六个独立守备队构成主要兵力，总数约一万余人[9]。独立守备队以大队为单位，分驻南满铁路沿线奉天、长春、公主岭、大石桥等要地，平时护路、定期“肃正”沿线“治安”，战时则投入作战。其司令官一职自设立起即由陆军中将或少将出任，直接受关东军司令官节制。森连于1930年8月出任此职，正处日本蓄谋侵华、事变一触即发之际;其执掌独立守备队的两年，恰与九一八事变及东北沦陷的进程相始终[12]。这一职务的“护路”与“镇压”双重属性，决定了森连侵华罪责的独特形态：他不是以师团长身份正面攻城略地，而是以护路队司令官身份，在满铁沿线这一侵略的最前沿，直接执行对铁路的占领控制与对中国官民的镇压弹压。这种形态的侵略，较之于师团正面作战，更具日常性、隐蔽性，也更具殖民统治的典型性——它说明，日本对东北的侵占不仅是战时的军事行动，更是一种依托铁路与附属地长期经营、武力镇守的殖民统治。

　　四、九一八事变与满铁沿线占领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并嫁祸中国军队，随即炮击北大营，发动九一八事变。其中，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直接向北大营进攻，第29联队向沈阳城进攻[4][9]。事变在数日内即波及满铁沿线各地。

　　就森连及其独立守备队而言，其侵略行动与其“铁道守备”职能互为表里。事变前后，怀德县所处的公主岭、范家屯铁道附属地一带，中国官民的反日情绪与行动已高度组织化。怀德县爱国县长赵泽民(1899—1931)、公安局长汲义方(1903—1931)到任后，明察暗访，整肃县内警纪，将县公安队部署于铁道沿线两侧，严查日寇通匪、卖鸦片、贩军火，惩处汉奸，震慑了日寇[2]。1931年9月12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窜到公主岭，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即向其报告：“中国官民排日行动已非常组织化……近来轻视我军，向我满铁及附属地方移动。威胁我军，不法行为明显。”13日，本庄繁对森连强硬训斥：“对不法之徒要主动采取断然措施，在完成铁道守备的同时，必须扫除帝国俗民之不安。”[2]

　　这段官方档案所载的森连报告与本庄繁训令，是理解森连侵华罪责的关键文献。它表明：其一，森连作为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其职责并非单纯的铁路守备，而是以“护路”为名、以镇压中国官民反日行动为实;其二，其对怀德一带中国官民“排日行动”的“组织化”报告，直接促成了本庄繁下达“断然措施”之训令，从而为随后制造的怀德惨案提供了指挥链上的依据。事变发生后，9月18日晚，日寇公主岭铁道守备队抢先侵入公主岭河南街;9月19日，日寇强制接收中华民国公主岭、范家屯地方机关、团体，局势骤变[2]。

　　就森连在事变中的具体位置而言，其虽非直接指挥柳条湖爆破与北大营进攻的第一线军官，但作为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其统辖的各守备大队正是事变中占领满铁沿线、控制交通枢纽、维持“治安”的主要武力。事变爆发后，日军以关东军司令部所辖驻满部队迅速扩大占领，独立守备队沿南满铁路线攻占、控制沿线各城镇与车站[4][9]。在这一进程中，森连所奉行的“铁道守备”与“扫除帝国俗民之不安”的双重职能，使独立守备队成为日军在满铁沿线推行殖民秩序、镇压中国民众反抗的工具。怀德一带中国官民的激烈抵抗，正是对森连及其部队所代表的殖民统治的直接反弹;而森连对此的应对——报告、受命、进而镇压——完整呈现了侵华日军“护路”外衣之下的侵略本质[2]。

　　五、江桥抗战与三间房战斗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辽宁、吉林，进而进逼黑龙江。1931年10月，马占山受命出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组织抵抗[3][5]。10月28日晚，马占山接到洮昂路局报告：日本关东军多门师团及满铁守备队数千人乘军列开进洮南，威逼中国军队退出铁路线[1]。这一记载表明，满铁守备队(独立守备队)自江桥抗战酝酿阶段即已集结参战。

　　1931年11月4日，日军以多门师团步兵第16联队3个大队及南满铁路守备部队几个大队为主力，共6000余人进攻江桥、大兴一线，打响了江桥抗战。中国守军2700余人依托阵地，诱敌深入、近距歼敌，毙伤日军1000人以上[1]。此后数日，日军增调铃木旅团等部，总兵力增至1万余人，连续猛攻，中国守军血战三昼夜，毙伤日伪军近4000人，自身伤亡近2000人，大兴阵地工事全毁，马占山遂下令将主力撤至三间房第二道防线[1]。

　　三间房，本是齐齐哈尔通向泰来的一处村落，北距齐齐哈尔70华里，地处洮昂铁路与滨洲铁路交汇的北满交通枢纽。日军欲夺黑龙江省城，过江桥、大兴后必经三间房，故三间房实为保卫龙江的第二道防线[1][4]。1931年11月12日下午1时许，沉寂四天的江桥战事再起：日军约500骑兵向中国守军第二道防线左翼最薄弱的乌诺头、张家花园、三间房等处猛攻，被吴松林旅奋力击退。战事稍停一小时后，日军以重炮8门、飞机10余架地空联合轰炸守军阵地，由天野、长谷、铃木三旅团长指挥左右翼，满铁守备队司令森连指挥中路，共计7000余日伪军分三路呈口袋式的进攻阵势，向三间房推进[1]。

　　这正是森连作为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亲自上阵指挥侵华作战的直接记录。在森连指挥中路进攻之时，马占山赶到三间房阵地，急令增派张殿九旅孙鸿裕团进入一线，三个旅合成一体，血战至傍晚6时，日军终于招架不住，在炮兵掩护下拖尸撤退[1]。11月13日晨，日军再以500余名步兵在飞机、火炮掩护下冲击乌诺头阵地，又被遏制，上午10时败下阵去[1]。此后双方对峙，至11月17日，日军多门二郎中将率部以坦克8辆、大炮30余门向三间房阵地总攻，中国守军拼死抵抗，伤亡极大[4]。18日，马占山部弹尽援绝，被迫撤出三间房，退往齐齐哈尔方向。江桥抗战——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爱国官兵第一次大规模抵抗日军侵略的壮举——在坚持半个多月后结束[3][5]。

　　江桥抗战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其打破了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不战而胜”的速胜迷梦，打响了中国人民正面武装抗战的第一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明确指出，“江桥反击战打响了关外抗战第一枪”，它拉开了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序幕，黑省之抗日义勇军也由此出现[8]。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亦确认，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爱国官兵所进行的大规模抵抗日军侵略的壮举，表现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3]。在这一壮举之中，森连及其独立守备队扮演的是进犯者的角色：他们以优势兵力和炮火，企图一举击溃守军的抵抗。中文官方史料记载，在三间房战斗中，守军以不足4000人的兵力(据黑龙江省政协记载)，面对日军约3万人的增援集结，血战至力竭[5]。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指挥中路进攻的事实，使其成为这一进犯行动的直接指挥官之一，也使其罪责深植于江桥抗战的烽火之中[1][4]。

　　关于森连在三间房战斗中的角色，中文官方史料明确记载其“指挥中路”进攻[1]。须说明的是，各文献在个别细节上互有出入：马志伟文(《人民政协报》载人民网党史频道)记三间房战斗中路进攻为11月12日、指挥官为“天野、长谷、铃木”三旅团长及“满铁守备队司令森连”;另有文献记作11月14日、指挥官写作“矢野、长谷、铃木”及“满铁守备队司令森连”。两说在“天野/矢野”及日期上略异，但“森连指挥中路”之核心事实一致，本文并列存异、不作强行取舍[1]。无论如何，森连作为独立守备队司令官率中路进攻三间房，是江桥抗战第二阶段的关键事实;独立守备队作为进犯黑龙江省城日军序列中的一翼，参与了这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大规模武装抵抗的正面较量[1][4]。

　　还须置于战斗全局中审视独立守备队的进犯角色。三间房战斗并非孤立的遭遇战，而是日军蓄谋夺取黑龙江省城、铲除马占山抵抗的整个战役的一环。此前日军已在大兴、江桥一线三度受挫，毙伤惨重，遂增调兵力、重整攻势;三间房作为北满交通枢纽，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1][5]。在11月12日及此后数日的战斗中，日军以多路纵队、炮兵与航空兵协同进攻，企图一举突破第二道防线;马占山则亲临前线、调整部署，以苑崇谷、吴松林、张殿九等旅据守，血战不退[1]。独立守备队在这一战役中被赋予进攻任务，其司令官森连亲自指挥中路，说明这支“护路”部队在侵华作战中早已逾越铁路守备的界限，成为正面进攻的组成部分[1][4]。守军以劣势兵力与火力坚持抵抗，毙伤大量日军，终因弹尽援绝而撤退——这一结局，既彰显了中国军民抵抗侵略的意志，也坐实了进犯者森连及其部队的战争罪责[1][3][5]。

　　六、怀德惨案与镇压东北民众抗日

　　江桥抗战之外，森连及其独立守备队另一项罪责集中在怀德惨案。怀德县地处南满铁路公主岭、范家屯沿线，是独立守备队“铁道守备”的直接辖区。如前所述，森连1931年9月12日向本庄繁报告怀德一带“中国官民排日行动已非常组织化”，13日即奉命“对不法之徒主动采取断然措施”[2]。

　　九一八事变后，赵泽民、汲义方决议组织民众抗日以雪国耻。他们镇压汉奸、收编土匪，组织了一千多人的抗日武装，秘藏伪奉天地方维持会、自治指导部各项布告，不予执行[2]。1931年12月1日，日寇两路进犯怀德，赵、汲佯装撤出、设伏歼敌，击毙日寇小路、大山等七人，击退进犯之敌，缴获长短枪21支、马9匹[2]。12月2日，赵泽民誓师，有志愿抗日者400余人，汲义方率众宣誓三呼“不当亡国奴”[2]。

　　怀德民众的坚持抵抗，招致日寇更大规模的报复。1931年12月15日下午，长春日寇清水中佐、吉田大尉、提中尉带日军500余人，携精良武器，于范家屯下火车，由东路进犯怀德县城;公主岭日寇及“全胜”匪队800人，于16日夜由公主岭出发，向县城进犯[2]。12月17日上午，日寇炮击东北门、骑兵冲城，两路敌军包围东、南、西三个城门，两架敌机扫射守军。赵泽民裹伤督战，南门、东门相继陷落，守军死伤惨重。12月18日，赵泽民率余部177人退至杨大城子，不幸被伪军王永清(原匪首“天下好”)设伏诱捕[2]。12月20日，日寇、汉奸、土匪至赵等被押处，剥衣绳绑，鞭抽刑拷。12月21日，日寇将赵泽民、汲义方、郎英山用绞轮处死，碎其体骨，扔入狗圈。时年，赵泽民33岁，汲义方29岁[2]。赵泽民、汲义方率众守土抗日90天，以身殉国。

　　怀德抗战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自发抵抗的谱系中，自有其一席之地。东北民众抗击侵略的斗争，既有东北军爱国官兵的正面会战(如江桥抗战、哈尔滨保卫战)，也有义勇军、抗日联军等武装的游击斗争[8];怀德一县，则是基层政权与民众武装相结合的守土抗战典型。赵泽民身为县长、汲义方身为公安局长，在国难当头之际并未弃守，而是以“无国安有家”之志、以“此生与虏争价值，强于老死伴草眠”之誓，组织民众殊死抵抗九十日[2]。其殉国之际，赵泽民年仅33岁、汲义方年仅29岁。他们的牺牲，与江桥抗战中浴血的三间房守军一样，共同构成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众反抗侵略、捍卫主权的历史见证。而制造这场惨案的日伪军，其指挥链条上承森连及独立守备队——正是森连的“排日行动”报告与本庄繁的“断然措施”训令，为这场屠杀提供了上级授权。怀德一城的血泪，是森连侵华罪责最沉重的注脚之一[2]。

　　怀德惨案中，森连的责任链条清晰可辨：其作为驻长春地区的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向本庄繁报告怀德“排日行动”并奉命采取“断然措施”，是镇压怀德抗日官民的直接指挥背景[2]。须辨明的是，部分中文史料将“侵占长春的日军司令官”称为“森连师团长”，实系以职级相称——森连时为陆军中将、独立守备队司令官，职级相当师团长，其实际职务据日方人事资料为“独立守备队司令官”[2][12]。本文按官方档案采“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之职名，并注明中文史料“师团长”之异称。无论职名如何，森连作为驻满铁沿线日军高级指挥官，对怀德惨案负有不可推卸的指挥与纵容责任。

　　怀德抗战与怀德惨案，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自发抵抗的谱系中具有典型意义。它并非正规军的正面会战，而是地方县长、公安局长依托县城民团与民众武装展开的守土抗争：赵泽民、汲义方以县政府为中枢，整肃汉奸、收编匪部、组织千余武装、坚守九十日，直至城陷殉国[2]。这场抵抗的悲壮结局——赵、汲被俘后受尽酷刑、被日寇以绞轮处死并碎其体骨扔入狗圈[2]——正是日寇对反抗者施以最残暴报复的缩影，也从反面印证了森连及独立守备队所奉行的镇压逻辑。就责任认定而言，怀德惨案暴行的直接执行者是进攻县城的日伪军，但作为镇压怀德抗日官民的指挥链条上的一环，森连“对不法之徒主动采取断然措施”的报告与受命，构成本案责任的有机构成[2]。这种“报告—奉命—执行”的链条，正是理解森连这类护路部队指挥官战争罪责的关键切入点。

　　七、战后责任的历史追问

　　森连的战后命运，与其侵华罪责构成鲜明的反差。如前所述，森连于1934年9月30日编入预备役，1937年7月23日死亡——这一时间恰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不久[11][12]。因其在战后战犯审判启动之前身死，森连既未被列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被告名单，也未被中国、苏联等国战犯审判所追诉，更无从被引渡受审。就现有所核证史料而言，无论中国战犯笔供档案，抑或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文献，均无森连之名[13]。

　　这一“身死而脱责”的事实，须置于战后国际清算的整体背景中理解。就国际舆论而言，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即向国际联盟控诉日本侵略。国际联盟于1931年12月决定派出调查团，1932年2月由英国人李顿爵士率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实地调查，同年10月2日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中日纷争调查委员报告书》(李顿报告书)[14]。报告书确认日本之行动不能以自卫论，满洲国并非真正独立国家，建议恢复中国主权并给予东北自治、保证日本经济利益——此系对九一八事变侵略性质的国际司法认定[14]。李顿报告书关于江桥抗战之记述亦为中文官方史料所引证[1]。这一国际认定，是判定森连及日军在东北侵略行为性质的法律与史实基准。

　　就俄文史料而言，苏联《真理报》在江桥抗战期间对前线战况密切关注、及时跟踪报道，其对江桥抗战关注度之高居外媒之首，且报道更全面、详尽，立场倾向鲜明，扩大了江桥抗战的国际影响[15]。这一研究揭示，江桥抗战与森连所参与的侵华作战，曾置于苏联舆论与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之下。就政策层面，苏联对九一八事变采取“不干预政策”，坐视东北被日军占领，其远东政策随后随局势演变[16];与此同时，据苏联方面资料，苏联驻东北领事馆曾以半官方形式援助中国军队，马占山部队亦曾获得武器供应[17]。这些史实共同勾勒出苏联作为东北邻国在事变中的复杂角色，也说明森连的侵华行径处于当时的国际博弈视野之中。

　　就韩文史料而言，南满铁路与东北殖民体系直接牵连朝鲜殖民地。东北的朝鲜族中，很多是为了躲避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而逃亡至此;日本通过东洋拓殖会社和“满鲜拓殖会社”帮助这些朝鲜农民夺取汉族土地，而朝鲜族农民在殖民会社的扶植过程中又遭受残酷剥夺，加剧了民族矛盾[21]。朝鲜人自1938年前被禁止参军，此后日本转向强制征发，据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权威百科记载，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以兵员与物资供应为名，对朝鲜人实行了大规模强制的“强制连行”与“强制动员”[18][19]。韩国国家记录院所藏“日帝强占期被害者名簿”(含“被征用死亡者连名簿”等)，即为这一殖民强制的官方档案遗存[18]。这些韩文史料表明，森连所护卫的南满铁路殖民体系，是日本对东北与朝鲜殖民地实施一体化压榨的枢纽，其侵略罪责不仅限于中国，还牵动着朝鲜被殖民民族的历史创伤[18][19][21]。

　　从制度层面审视，森连之所以能“身死而脱责”，还须归因于战后对日战犯清算的两重结构性限制。其一，是追诉对象的选择性。东京审判仅对28名甲级战犯起诉，聚焦于政治与军事领导层;中国审判虽追诉范围更广，但以实际到案受审者为限;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则集中于关东军细菌战系统。森连既非甲级战犯，又未及被中国、苏联审判实际追诉，其1937年身死使一切引渡与审判程序无从展开[13][14]。其二，是追诉时间的封闭性。战后战犯清算以1945年后启动的审判程序为限，凡在清算启动之前死亡者，即永久退出追诉视野;森连恰恰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初、战后审判启动之前八年身故，成为时间性的“漏网者”[11][12]。这两重限制叠加，使森连的侵华罪责虽有多语种史料为证，却始终未进入任何审判程序。应当强调，这种“未受审”不构成罪责的消解——历史罪责的认定以史料与史实为据，不以司法程序的完成与否为转移;恰恰是这种“身死脱责”与“罪证确凿”的反差，构成对战后清算不彻底性的历史控诉。

　　综上所述，森连作为侵华日军高级将领的战争罪责，并未因其1937年身死而在历史上消解。其一，其指挥之侵华行动——率中路进攻三间房、镇压怀德抗日民众——均有中文官方档案与史书为证，罪责确凿[1][2];其二，其侵略行为处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所认定的侵略性质、苏联《真理报》的舆论关注与韩国殖民档案的历史记忆之中，构成多语种史料可证的战争罪行[1][14][15][18];其三，其因身死而规避战后清算，正暴露出战后国际清算的有限性：清算以审判启动时为限，凡在此前身死者即退出了追诉视野;清算以政治军事领导层与在役将官为主要对象，师团级以下及已退役者往往漏网。森连的个案，是这一制度性局限的又一注脚。

　　八、结论与历史反思

　　本文以五语种已核证史料为基础，重建了森连的生平军历与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编制沿革，考订了独立守备队及森连在1931—1932年侵华作战与镇压中的具体角色，并对其战后未被清算的历史后果进行了追问。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关于森连其人。森连(1876年1月8日—1937年7月23日)系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一期、陆军大学校第二十一期卒业，历任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司令官(1930—1932年)、第十四师团留守司令官(1932年)、第一师团长(1933—1934年)等职[11][12]。其生卒年月日经多源互证一致，各进级年月日的官报原文尚未逐一核到，标待补[13]。

　　第二，关于独立守备队与森连的侵华角色。独立守备队系警卫南满铁路的日军部队，是关东军的构成骨干之一，名义护路、实则镇压[9]。森连作为独立守备队司令官，1931年9月向本庄繁报告怀德一带“中国官民排日行动已非常组织化”，并奉命对“不法之徒”采取“断然措施”[2]。在1931年11月江桥抗战中，森连率守备队中路进攻三间房，是进犯黑龙江省城日军序列中的直接指挥官之一[1]。此后，其所属部队参与制造怀德惨案，致使赵泽民、汲义方殉国[2]。

　　第三，关于战争罪责的界定。森连的罪责，集中体现为以护路为名的镇压、直接指挥进攻与纵容暴行三个层面。怀德惨案中赵泽民、汲义方率众守土抗日90天以身殉国，江桥抗战中中国守军血战三间房，均是中文官方档案确证的受害史实，森连对此负有直接的指挥与纵容责任[1][2]。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九一八事变侵略性质的认定，是判定其罪责的国际基准[14]。

　　第四，关于战后清算的追问。森连1934年退役、1937年7月死亡，恰在战后战犯审判启动之前身死，因而规避了东京审判及中国、苏联等国战犯审判的追诉[11][12]。这一事实折射出战后国际清算的结构性局限：清算以审判启动时为限，身死即脱责;清算以领导层与在役将官为主要对象，已退役及师团级以下者多漏网。森连的个案再次表明，侵略战争的罪责认定不应以战犯是否到案受审为转移，而应始终以史料为据、以史实为凭。

　　在史料与方法层面，本文的经验再次说明：对侵华日军中级将领的个案研究，唯有打通中、日、英、俄、韩五语种史料，以“已查证、一方称、待补”三态标注严格管理证据，才能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推进。多语种互证的价值，不仅在于增加史料数量，更在于暴露单一语种史料的盲区：日方报刊与人事资料长于军历而短于罪责表述，中文官方档案长于受害与镇压记载而作战细节偶有出入，国际报告提供了权威认定却止于宏观层面，俄、韩史料则划定了研究不得越界的边界。本文遗留的待补项——森连各进级与任命的日方官报原文、独立守备队在江桥作战的日方一次文电、怀德惨案中森连直接下达命令的一手档案等——有待档案开放与后续研究逐步补齐。就方法论而言，这些待补项并非研究的缺憾，而是证据链的真实边界;如实标注而非以推测填充，正是历史学区别于文学叙事的根本所在。就现实意义而言，对森连与独立守备队的追问，最终指向对战争责任不容模糊的坚持：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无论战犯是否到案受审，侵略战争的暴行记录与责任认定，都必须以史料为据、以史实为凭，代代传承，不容抹杀。

　　注　释

　　[1] 马志伟《彪炳史册的江桥抗战》，原载《人民政协报》，人民网党史频道转载，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2015/0528/c85037-27070077.html(已查证;载三间房战斗、森连“指挥中路”、江桥抗战全程;“天野/矢野”、11月12日/14日两说并列存异)。

　　[2] 公主岭市人民政府官网《赵泽民 汲义方》，http://www.gongzhuling.gov.cn/zjgzl/lcwh/lsjy/201106/t20110619_7713077.html(已查证;载森连向本庄繁报告、本庄繁训令、怀德惨案、赵泽民汲义方殉国)。

　　[3]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知识问答(1—50)》，http://www.dswxyjy.org.cn(已查证;“28.谁指挥了江桥抗战?答：马占山”)。

　　[4]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人民网党史频道《三、东北沦陷与东北人民的英勇斗争》，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2015/0526/c396421-27056835.html(已查证;三间房防线、独立守备第2大队进攻北大营、11月17日多门二郎总攻)。

　　[5] 黑龙江省政协《回望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https://www.hljzx.gov.cn/contents/68/7363.html(已查证)。

　　[6]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已查证该书存在并载江桥抗战;具体卷页待补，正文未引页码)。

　　[7] 新华网《江桥抗战遗址寻访》，https://www.news.cn/2022-09/16/c_1129006459.htm(已查证;引《中国抗日战争史》记江桥抗战)。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周兴梁《东北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进行的关外抗战》，http://jds.cssn.cn/newzxdt/202101/t20210128_5300902.shtml(已查证;“江桥反击战打响了关外抗战第一枪”)。

　　[9] 中国军网《今天，来扒一扒这支“德”字号的恶魔部队》，http://www.81.cn/zt/2021nzt/mjjybsb90zn/ymzx/10091045.html(已查证;关东军编制、独立守备第2大队进攻北大营、独立守备队6个大队警卫南满铁路)。

　　[10] 京都大学贵重资料数字档案《事変に活跃する将星》，https://rmda.kulib.kyoto-u.ac.jp/item/rb00030380(已查证;日方一次报刊宣传原图，题注“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

　　[11]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数据库“Mori, Muraji”条目，https://generals.dk/general/Mori/Muraji/Japan.html(已查证;1876.1.8—1937.7.23，陆军中将，1921年大佐、1924年少将;系志愿数据库，日方一次出典待补)。

　　[12] 抗日战争纪念网转军团网《森连——陆军中将》，https://m.krzzjn.com/show-3128-155481.html(已查证;陆士11期、陆大21期，1930.8.1独立守备队司令官、1932.8.8第十四师团司附、1932.10.10第十四师团留守司令官、1933.3.18第一师团长、1934.8.1待命、1934.9.30预备役、1937.7.23死亡，功三级;系日方人事资料之汇编转引，官报一次出典待补)。

　　[13] 森连各次进级与任命的日方《官报》原文、独立守备队在江桥之作战文电，本次核证未逐一取到原档号(待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所藏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相关文电目录，亦因未逐一核读而标待补，绝不虚列档号)。

　　[14] League of Nations,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中日纷争调查委员报告书》，李顿调查团报告书)，1932年10月2日发表(已查证;确认日本行动不能以自卫论、满洲国并非真正独立国家;关于江桥/大兴战斗之引文见[1]转引)。

　　[15] 《九一八事变后〈真理报〉关于江桥抗战报道述论》(学术论文，维普网，https://m.qikan.cqvip.com/Article/ArticleDetail?id=7106184502)(已查证论文存在;苏联《真理报》对江桥抗战关注度高居外媒之首、报道详尽且立场鲜明)。

　　[16] 人民网军事频道《“九一八事变”：斯大林对日本坚持不干预政策》，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4/0917/c172467-25680488.html(已查证;苏联对九一八事变采取不干预政策)。

　　[17] 抗日战争纪念网《中国局部抗战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引苏联学者资料(已查证转载;苏联驻东北领事馆以半官方形式援助中国军队、马占山部队获武器供应;系一方称，原始俄文文献待核)。

　　[18] 韩国国家记录院(?????)《?? ??? ??? ??》(日帝强占期被害者名簿，含“被征用死亡者连名簿”等)，https://www.archives.go.kr(已查证官方档案存在)。

　　[19]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 ????”(朝鲜人强制连行)条目，https://encykorea.aks.ac.kr/Article/E0073592(已查证;1931—1945年日本对朝鲜人实行强制连行)。

　　[20] 东北亚历史财团(???????)资料，https://contents.nahf.or.kr(已查证机构学术资料存在;涉朝鲜人强制动员背景)。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孙瑜《“建设”还是“侵略”：战后日本右翼的“建设东北论”辨析》，http://jds.cssn.cn/xscg/xslw/202309/t20230912_5685042.shtml(已查证;东北朝鲜族背景、“满鲜拓殖会社”压榨)。

　　参考文献

　　(一)中文

　　1. 马志伟：《彪炳史册的江桥抗战》，《人民政协报》2015年，人民网党史频道转载。

　　2. 公主岭市人民政府官网：《赵泽民 汲义方》，2011年。

　　3.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知识问答》。

　　4.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人民网党史频道：《三、东北沦陷与东北人民的英勇斗争》。

　　5. 黑龙江省政协：《回望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

　　6.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

　　7. 周兴梁：《东北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进行的关外抗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站。

　　8. 孙瑜：《“建设”还是“侵略”：战后日本右翼的“建设东北论”辨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站。

　　9. 中国军网：《今天，来扒一扒这支“德”字号的恶魔部队》。

　　(二)日文

　　10. 《事変に活跃する将星》，京都大学贵重资料数字档案。

　　11. 抗日战争纪念网转军团网：《森连——陆军中将》。

　　(三)英文

　　12. League of Nations,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Lytton Report), 1932.

　　13.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 “Mori, Muraji”.

　　(四)俄文

　　14. 《九一八事变后〈真理报〉关于江桥抗战报道述论》(论文)。

　　15. 苏联对九一八事变政策相关研究(含《真理报》报道)。

　　(五)韩文

　　16. ?????：《?? ??? ??? ??》。

　　17. ???????????：“??? ????”。

　　1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