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山脇正隆与日本侵略研究 　　
——一名日本陆军大将的侵华履历、战争责任与战后审判考论
来源：胡平 何京懋 智轩   2026-10-18 19:26:40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由于网页兼容问题，文中韩文显示为问号，正在进行网页适配。）

　　山胁正隆(山脇 正隆 / やまわき まさたか 1886年3月2日-1974年4月21日)，生于日本高知县高冈郡甲原村，出身土佐士族家庭，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陆军大将、侵华战争罪犯。他接受完整的日本军国主义军事教育，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长期盘踞陆军省、参谋本部，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重要策划者与执行者。

　　全面抗日战争期间，山脇正隆担任日军第三师团师团长，率军侵入华中地区，参与枣宜会战，指挥部队进犯襄阳等地。他纵容麾下日军烧杀抢掠、残害无辜百姓，在华夏大地制造无数苦难。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的战斗中，山脇正隆所部正是正面进攻的日军主力，对中国军民犯下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

　　离开中国战场后，他出任婆罗洲守备军司令官，部队后改编为第37军，1944年晋升陆军大将，随后调任参谋本部副总参谋长。太平洋战争后期，他虽在日军高层内部反对贸然对美开战与本土决战，但这只是日本侵略集团内部的策略分歧，绝非反对侵略战争，不能洗白其侵略者本质。1945年5月，他被解除现役。

　　日本战败后，山脇正隆侥幸未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甲级战犯起诉，逃脱了正义审判，1951年其战争嫌疑被解除。战后他仍活跃于日本旧军国主义势力圈层，出任高知县乡友会会长、偕行社会长。日本部分史料刻意美化，将其包装为所谓陆军“和平派”，完全是歪曲历史的谎言。无论如何粉饰，都无法抹去他率军侵华、践踏中国国土、屠戮平民的累累罪证。1974年4月21日，山脇正隆在日本病死，终年88岁。

　　摘要：山脇正隆是日本陆军大学校第二十六期首席出身的“技术官僚型”将领，历任陆军次官、第3师团长、驻蒙军司令官、婆罗洲第37军司令官，1944年晋升大将。本文综合中文官方战史、《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所藏日本陆军公文、英文马努斯岛审判研究、俄文对日情报研究专著及韩文BC级战犯与强征劳工史料，以五语官方档案互证，重建其自1930年代起嵌入日本侵略国家机器的完整链条：对苏情报准备、侵华战场指挥、华北治安战、南洋占领统治及战后脱罪。文章指出，其“军务技术官僚”“反对对美开战”的表象，并不能消解其持续的战争责任;马努斯岛两次“无罪”判决，是同盟国选择性司法与技术官僚责任被遮蔽的典型个案。

　　关键词：山脇正隆;日本侵略;第3师团;枣宜会战;战争责任;马努斯岛审判;多语史料互证

　　绪论

　　在侵华日军高级将领的研究中，山脇正隆是一个长期被“表象”遮蔽的人物。日本陆军官方战史与人事记录显示，他系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步兵科、陆军大学校第二十六期首席出身[1][2]，是典型的参谋本部系统精英;其1938年出任陆军次官、1940年任驻蒙军司令官、1944年晋升大将并指挥婆罗洲第37军，履历几乎贯通日本侵略战争的各个阶段[1]。然而，中外史料又赋予他另一副面孔：因“反对对美开战”于1941年被转入预备役[1][15]，战后在马努斯岛受审并获无罪判决[14]。这副“行政技术官僚”“反军部扩张”的面孔，长期模糊了对其战争责任的考察，也使得山脇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日战争史与太平洋战争史研究之间的“边缘人物”：他在侵华战场的活动散见于官方战史，其南洋任职与战后审判又多见于英文与韩文文献，各语史料彼此割裂，鲜有人将其一生作为一条连续的责任链条来审视。

　　既有研究分布在不同语境的文献中，彼此缺乏贯通。中文方面，《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等官方战史译本翔实记录了第3师团在枣宜会战(宜昌作战)中的行动[8]，抗战纪念史料则将山脇列为乙、丙级战犯嫌疑人[20];日文方面，《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公开的陆军公文直接保存了山脇任陆军次官时接收关东军对苏调查资料的通牒[3]，以及婆罗洲守备军扩编为第37军的人事文书[13];英文方面，关于马努斯岛审判的同行评审论文系统重建了其被诉与两次脱罪的经过[14];俄文方面，俄罗斯学者佐里欣(А. Зорихин)的专著揭示了日本陆军对苏情报网络的长期经营，正是山脇早年在波兰武官任内及陆军次官任内所参与的反苏谍报活动的重要背景[5];韩文方面，内海爱子等学者对朝鲜人BC级战犯与强征劳工的记录，为考察婆罗洲占领统治下的责任提供了关键史料[17][18]。将这些分属不同语言与学科脉络的史料并置互证，是穿透山脇“技术中立”表象、还原其战争责任的必经之路。

　　本文的旨趣不在为山脇“定谳”其个人道德，而在借助五语官方档案与史书的互证，重建其作为侵略国家机器关键环节的历史实态。方法上，坚持以一手官方档案与官方战史为据，凡正文所引，均以上标方括号标注档案文号、藏所或史书卷章，文末统一附注释与参考文献。史料互证的目的，在于让读者看到：山脇正隆从对苏情报准备、侵华战场指挥，到南洋占领统治，再到战后脱罪，是一条连续的责任链条;“技术中立”或“反战”的标签，掩盖不了他在日本侵略体系中长期、具体的参与。这一个案也提示我们：考察战犯责任，不应只盯着前线屠戮者，还要审视那些以行政、情报与军政运作参与侵略的“军部精英”群体。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处理的时段跨度为1886年至1974年，横亘明治、大正、昭和三朝与战后半个世纪。之所以选择“全链条”式的纵向考察，而非仅聚焦其某一段任职，正是鉴于山脇履历的特殊性：他几乎是同时期日本陆军高级将领中，罕见地同时涉足对苏情报、侵华战场、华北占领与南洋占领四个环节的人物。这种履历的“全面性”，使其成为检验“技术官僚是否负有战争责任”这一议题的绝佳个案。同时，因一手档案在战争末期多有损毁与分散，本文对某些具体事件(如婆罗洲战俘处置的细节)只能依据可得的官方文书与学术研究作谨慎表述，凡证据不足之处，宁缺毋滥，不以臆测充之，这也是历史研究应有的边界。

　　一、陆军精英的养成与早期军旅(1886—1934)

　　山脇正隆生于1886年3月2日，卒于1974年4月21日[1][15]。他出身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步兵科，随后考入陆军大学校，以第二十六期首席毕业[2]。陆军大学校是旧日本陆军培养参谋与高级指挥官的精英机构，“首席”身份意味着他在同期数百名军官中居于首位，由此进入参谋本部系统的晋升快车道。其军衔晋升轨迹清晰而平稳：1929年8月晋升步兵大佐，1934年8月晋升少将，1937年11月晋升中将，1944年9月晋升大将[1]。值得注意的是，山脇与同期出身的许多“陆大组”将领一样，走的是一条由参谋本部、陆军省各要职逐步累积的“军政中枢”路径，而非单纯的战场悍将。这种身份，在战后的追责语境中往往被简化为“文职技术官僚”，进而成为其责任被稀释的起点。

　　理解山脇的养成，须置入日本近代军事体制的背景。自明治建军以来，日本陆军以“参谋与指挥分立”“军令与军政分立”为制度特色，陆军大学校毕业的“陆大组”被视为军界精英，掌握着参谋本部与陆军省的要职，主导着日本的军事决策。山脇以第二十六期首席出身，正是这一精英阶层的代表。他成长的年代，恰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完成对外扩张、并逐步确立对中国东北侵略布局的时期;作为军界精英，他自始便身处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逻辑之中。这一点，对于理解其后来的每一段任职——无论是情报、军政还是战场指挥——都具有奠基性意义[2]。

　　在佐官(校官)阶段，山脇的任职带有鲜明的“军政官僚”色彩。1931年8月，他出任步兵第22联队长[1]，这是其军旅生涯中一段难得的野战部队主官经历;1932年8月，调任教育总监部第一课长[1]，转入军内教育训练中枢，负责军官教育与作战原则的研究。必须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制造“满洲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山脇正是在这一时期获得“昭和六年乃至九年事变从军记章”[1]——这一勋章本身即表明其职业生涯从一开始就与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相绑定。1934年8月晋升少将后，山脇的职业路径愈发向“军部中枢的技术官僚”倾斜，而这正是理解其后一系列战争责任的关键入口：他不是远离战场的文职，而是既能统兵、又深谙军政运作的复合型高级军官[1]。

　　二、对苏情报准备与日波谍报合作(1934—1935)

　　1934年3月，山脇正隆被任命为驻波兰公使馆附武官，至1935年12月归国出任陆军省整备局长[1]。这段经历在很长时期内被日方史料轻描淡写，但恰恰构成理解其对苏扩张准备与情报网络责任的关键一环。波兰在1919—1920年波苏战争中凭借第二局密码破译部门(Biuro Szyfrów)成功截译红军密电而声名鹊起：1919年9月起，波兰密码破译军官扬·科瓦列夫斯基(Jan Kowalewski)等人陆续破译苏俄红军多个层次的通信密码，使波军能够预先掌握红军的调动与部署，对华沙保卫战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6]。日本陆军对这一“以弱对强、以密码破译制胜”的战例极为关注，并在1930年代与波兰情报机构建立了以“对苏谍报”为指向的紧密合作。英文学术研究证实：东京认定华沙是日本面向东西两个方向(苏联与德国)展开情报协调的战略支点，日本外交官与武官体系中设置了波兰情报联络的特定节点，双方交换关于苏联的情报与破译经验[6]。山脇正隆作为驻波武官，正处于这一合作网络的关键位置上。

　　俄文史料进一步坐实了这一反苏情报准备的深广度。俄罗斯学者佐里欣的专著《日本对苏军事情报：1922—1945年欧洲、近东与远东情报机构的对抗》系统梳理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关东军各情报机关对苏渗透的组织谱系，指出日本军方的对苏谍报网络自1920年代起即在哈尔滨、大连、东京等地层层铺开，并持续经营密码破译与移民特务等据点，其目标始终指向苏联远东与西伯利亚[5]。这一“对苏情报体系”与日本陆军的“北进”战略互为表里。山脇归国后出任的陆军省整备局长，主管兵员动员、装备整备与战备计划，其在波兰积累的对苏情报视野，被整合进日本陆军对苏作战准备之中。换言之，山脇并非纯粹的外交武官，其角色天然带有针对苏联的扩张性情报功能——这正是俄、英、日三语史料共同指向的结论[5][6]。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山脇所参与的日波谍报合作，是日本陆军“以第三国经验补己之短”的情报战略的体现。波兰在波苏战争中成功运用密码破译的经验，被日本陆军视作可资借鉴的范本，其核心价值在于：即便军事力量处于相对弱势，通过情报与破译优势亦能掌握对手动向、把握战机。这种“情报至上”的理念，深刻契合了日本陆军伺机对苏扩张的战略需要。而苏联方面，其情报机构同样对日本陆军在华、在欧的谍报活动高度警惕，双方围绕“北进”展开的情报攻防，构成了二战前夜东亚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5][6]。山脇正隆正是在这一情报攻防的日本一方，担任了连接波兰经验与日本陆军战略的关键角色。

　　三、陆军次官与侵华战争国家机器的运转(1938.12—1939.10)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山脇正隆于1938年7月出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同年12月10日升任陆军次官[1]，成为陆相板垣征四郎之下陆军省的实际行政执行者。陆军次官统管军务、人事、动员与兵站诸局，是侵华战争国家机器日常运转的中枢环节：无论是征发补充兵员、调配军需物资，还是协调各军兵力与下达军政命令，都须经过次官这一层级。山脇任次官期间，恰值武汉失守、中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本陆军一面继续对华作战，一面加紧对苏军事准备的“北进”部署，次官一职正是连接二者的枢纽。日方史料虽多着墨于其“行政干才”，但恰恰是这种“行政”，将一纸命令转化为战场上几十万日军的攻守与占领，其责任绝非“技术中立”所能开脱[1]。

　　一手档案直接记录了山脇在任内的反苏情报工作。1939年3月24日，关东军参谋长磯谷廉介致陆军次官山脇正隆，通牒“极东苏领及外蒙古调查资料提出之件”，由关东军向陆军中枢提交远东苏联领土与外蒙古的兵要调查资料[3]。这一通牒在格式上即是日本陆军长期经营的“兵要地志”情报体系的一环：此前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1937年)、板垣征四郎(1936年)均已向陆军次官呈递“极东苏领及外蒙古兵要地志资料”与“兵要地志资料”[4]。所谓“兵要地志”，是日军为准备对苏作战而系统测绘、汇编的敌方地形、交通、要塞与兵力配置情报。山脇以次官身份接收并汇总这些对苏作战调查资料，说明其在“反苏情报准备”链条上的具体作为并非孤例，而是制度化运转的一部分——它直接服务于日后日本陆军伺机“北进”甚至发动对苏战争的企图[3][4]。俄文方面，苏联档案中关于关东军“关特演”(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及日军对苏作战计划的大量揭露，正是这一情报与战备链条的最终指向[5]。

　　与对苏情报并行的是侵华战争的军政统筹。据《冈村宁次回忆录》等日方史料，陆军省次官层在指导对华作战、协调中国派遣军与关东军兵力配备中承担繁重事务[21]。山脇任次官期间，日本陆军正处在中国战场兵力吃紧与对苏戒备的两难之中，次官任内的动员、兵站与人事调配，直接支撑着侵华战争的持续扩大：从华北“治安战”的兵力补充，到华中战场的轮换整补，无不在其行政职权之内。这一段履历表明：所谓“军务技术官僚”，恰恰是以行政权力具体推动侵略国家机器运转的角色，其责任绝不因“非战场指挥官”而减轻[1][3]。

　　还必须注意到，山脇任次官的时间虽不足一年(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却正处于中国战场与远东格局的敏感节点。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中日战争转入相持;1939年夏，日本关东军又在中蒙边境诺门坎地区与苏蒙军队发生武装冲突并遭重创，日军“北进”受挫。在这一背景下，陆军次官既要维持对华侵略的军政供给，又要评估对苏冲突的进退。山脇任内接收的关东军对苏调查资料，正是这种“边侵华、边备苏”的双线布局的一部分[3][4]。由此观之，山脇在军政中枢的短暂任期内，其行政作为横跨侵华与备苏两条战线，进一步印证了其“技术官僚”角色背后的侵略性实质[1][3]。

　　四、第3师团长与枣宜会战的战场实态(1939.10—1940.9)

　　1939年10月26日，山脇正隆出任第3师团长[1]，首次成为侵华战场的高级野战指挥官。第3师团是日本陆军的常备老牌师团，自淞沪会战起即深陷中国战场：1937年11月参加上海会战，同年12月参加南京攻略战，1938年5月参加徐州会战，8月参加信阳攻略战，1939年3月参加襄东会战[7]。其中，第3师团参与南京攻略战，正处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暴行链条之中，这构成了第3师团作为侵略部队的沉重底色[7]。山脇接管这支久战疲惫的部队时，正值日军在中原战场酝酿新一轮攻势，等待他的将是其军旅生涯中最为关键的一场战役。

　　1940年5—6月的枣宜会战(日方称宜昌作战)，是山脇军事指挥责任的集中体现。此役由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统一指挥，第3师团与第13、第39师团等沿江北推进，企图围歼第五战区主力并相机攻占宜昌[8]。据中文战史文献，作战第一阶段，第3师团自随县地区北进，深入大洪山、桐柏山一带，遭中国军队顽强反击而陷入重围。山脇师团长向军部发出“四周都是中国军队，望火速增派援军，补给粮秣”的告急报告，园部和一郎被迫权衡是回援第3师团还是继续进攻第33集团军[10]。中国军队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正是在此役中，于湖北南瓜店一带率部与日军血战而壮烈殉国，成为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8][10]。这一役的惨烈，不仅在于战线进退，更在于中国军民的巨大牺牲，而山脇正是造成这种牺牲的日军师团一级指挥官。

　　经第一阶段苦战，日军虽解围却未能达成围歼目的。随后日军调整部署，实施第二阶段“汉水渡河、攻占宜昌”作战：第3师团等部西渡汉水，于1940年6月攻占宜昌[8]。日军《步兵第68联队第1大队宜昌作战战斗详报》等部队文书，记录了师团所属部队在宜昌作战中的渡河、攻坚与扫荡行动细节[9]。宜昌的沦陷，使日军得以持续威胁陪都重庆，中国军队随即展开大规模反攻，双方在宜昌周围反复争夺[8]。作为师团长的山脇，对这一场给中国军民造成巨大损失的侵略作战负有直接指挥责任;师团在占领地推行扫荡、掠夺与残酷守备，均在其指挥权限之内。日本国内的研究亦揭示，宜昌作战前后，日军在华作战普遍伴随“三光”式破坏与对平民的暴行，第3师团作为占领军正是此类暴行的实施者之一[8][9]。

　　从战役史的细节看，枣宜会战亦暴露出日军高级指挥系统内部的矛盾，而山脇正是其中的当事者。作战第一阶段，因中国军队的反击凌厉，第3师团一度陷于重围，山脇的告急报告与第11军主力继续猛攻第33集团军的决策之间形成冲突，暴露出日军各师团协同作战中的相互牵制与险情[10]。这种“师团长求援—军司令官两难”的紧张状态，既反映了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给予日军的重创，也说明作为师团长的山脇在实战中并非高枕无忧，而是承受着巨大伤亡与压力。换言之，山脇的侵华指挥，是在中国军民坚决抵抗之下艰难推进的侵略行径，其过程绝非轻松的“占领”，而是充满抵抗、消耗与暴行的血腥扩张[8][10]。此役之后，山脇的师团长任期行将结束，其侵华战场的指挥责任却已深深烙印于枣宜会战的史页之中。

　　五、驻蒙军司令官与华北“治安战”(1940.9—1941.1)

　　1940年9月29日，山脇正隆接替冈部直三郎，出任驻蒙军司令官[1]。驻蒙军辖区以张家口为中心，统辖察哈尔、绥远方向并操控“蒙疆政权”，是日军割裂中国北方、实施政治军事统治的战略单位[12]。其所辖地区，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晋察冀、晋绥抗日根据地活动的重要区域。此时正值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1940年8月至12月)之后，日本陆军调整华北政策，从单纯的军事占领转向以“治安战”“扫荡”对付中共抗日武装的持久作战，图谋彻底扑灭敌后根据地[11]。

　　在不足半年的任期内，山脇以驻蒙军司令官身份指挥了对晋察冀、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与封锁作战。《战史丛书·北支的治安战》等官方战史记录了驻蒙军在这一时期执行的反共“治安肃正”行动的规模与手段，包括反复的兵力“讨伐”、经济物资封锁与对根据地的毁灭性破坏[11][12]。这种“治安战”以摧毁中国抗日武装的生存条件为目标，其残暴程度远超一般作战。山脇虽在任时间不长，但其作为该战略方向最高指挥官的行政与军事责任是明确而不容回避的：他签署和执行的扫荡命令，直接造成了根据地军民的牺牲。此后，他被调离华北，进入其军事生涯中一段特殊的“蛰伏”期[1]。

　　驻蒙军的“治安战”，其政治军事目标远超单纯的军事“讨伐”。驻蒙军操控的“蒙疆政权”，是日本企图分裂中国、建立傀儡统治的工具;驻蒙军在“蒙疆”地区推行的经济掠夺与资源搜刮，服务于日本对华北资源的总体榨取。山脇作为驻蒙军司令官，正是这一政治军事统治体系的最高执行者[12]。同时，驻蒙军所面对的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日军以“治安战”对付敌后根据地，恰是意识到单纯军事占领无法征服中国后，转而采取的政治与军事并重的残酷手段。山脇在这一转变中扮演的角色，使其侵华责任从正面战场的“会战”扩展到了敌后战场的“治安战”，构成了其战争责任中不易为人注意、却同样沉重的一环[11][12]。

　　六、“反战”姿态与预备役沉浮(1941—1942.9)

　　1941年1月，山脇正隆调任参谋本部附，同年4月出任陆军大学校校长，9月复调参谋本部附，12月2日被转入预备役[1]。关于其被转预备役的原因，英文与日文史料一致记载：山脇因反对日本对英美开战(即反对扩大战争)，而在珍珠港事变前夕被军部“打入冷宫”，东条英机等对美强硬派执掌军部后，其一度脱离现役[1][15]。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沉寂近一年，直至1942年9月18日方被重新召集[1]。值得注意的是，山脇在担任陆军大学校校长期间，尚负责培养高级军官，旋因路线分歧被解职，足见军部内部围绕“南进/北进”“对美开战与否”的争斗之烈，也说明山脇本人处在这一争斗的漩涡之中。

　　这里必须审慎辨析“反战”一词的历史含义。山脇反对的是与美英开战这一“扩大战争”的选择，而非反对侵华战争本身。日方史料将其定性为“对美开战反对派”，强调的是其与东条英机等“对美强硬派”的路线分歧，而非其对中国侵略有任何否定[1][15]。从第三、四、五章的履历可见，他作为陆军次官支撑侵华军政、作为第3师团长与驻蒙军司令官直接指挥对华作战，其对“扩大战争”的异议，从未转化为对侵华与占领责任的任何停步。换言之，“反战”是一个被后世不断美化与放大的人设标签：它既符合山脇及其家族战后自我辩护的需要，也契合盟国审判中“技术官僚从轻”的倾向。但历史档案所载的具体作为，并不因这种“人设”而改变[1]。

　　还须指出，山脇的“反对对美开战”立场，本质上属于日本陆军内部“皇道派”与“统制派”、以及围绕“北进”与“南进”的路线之争的一部分，而非基于反侵略、反战争的道义立场。他反对的是战争方向的调整，担忧的是日本国力难以支撑多线作战，其着眼点仍在军国主义扩张的现实效益，而非侵略本身的非正义性。因此，将山脇的路线分歧等同于“反战”“和平”，是一种历史性的误读。这一误读在战后经由其本人及家属的叙事、以及同情者的回忆录而不断强化，最终塑造了“军部中清醒的良将”的形象[1][15]。厘清这一点，对于拨开笼罩在山脇身上的“反战”迷雾、正视其持续的战争责任，具有关键的辨析价值。

　　七、婆罗洲第37军司令官与南洋占领(1942.9—1945)

　　1942年9月18日，山脇正隆被重新召集，出任婆罗洲守备军司令官，驻古晋[1]。婆罗洲(今加里曼丹)为日本“南方作战”占领的重要资源区，以石油为战略重点，其油田区(美里、诗里亚、鲁通等)是日军南下资源掠夺的目标之一。1944年9月22日，婆罗洲守备军扩编为第37军，山脇升任该军司令官并同时晋升大将[1]。JACAR所藏人事文书显示，参谋本部在1942年5月即已筹划向婆罗洲守备军等南方部队增配人员，山脇的任命正是日本陆军向南方占领区充实统治力量的人事布局的一部分[13]。由此，这位曾长期经营对苏情报与侵华军政的“军部精英”，转入南洋占领统治的前台。

　　占领统治之下，第37军辖区内的强制劳动与战俘处置构成其战争责任的重要面向。中国历史研究院的专题研究指出，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台籍日本兵大量被派往英属北婆罗洲等地，从事修筑机场、碉堡、坑道及兵站后勤等劳役，这些殖民属民既是占领的协助者，也是被役使的牺牲品[16]。与此同时，大量朝鲜人被强征为劳工与军属送入南洋，韩文学术对此有系统的记录：内海爱子《朝鲜人BC级战犯的记录》揭示了包括婆罗洲在内的南洋战区中，朝鲜人被迫充当日军工役并参与占领统治的悲惨处境，其中许多人因涉占领罪行而被列入BC级战犯，成为日本侵略责任的殖民属民替罪羊[17];韩国民族问题研究所(???????)2025年北米和平研讨会资料，进一步梳理了BC级战犯审判中被忽视的朝鲜人、台籍士兵等殖民属民责任，指出审判在清算日本责任的同时，也把大量本应由日本统帅体系承担的责任转嫁到了被强征的殖民属民身上[18];东北亚历史财团(??????)所藏史料亦涉及日军在南洋的强征与慰安制度[19]。这些韩文史料，为考察山脇作为第37军最高指挥官对占领地强制劳动体系的责任，提供了关键证据[16][17][18][19]。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37军统治区内的澳军战俘处置问题。随着战争临近结束，盟军战俘与劳工的处境急剧恶化。英文与日文史料表明，山脇任内婆罗洲地区发生了对盟军战俘(包括澳军官兵)的不当处置乃至处决事件，这构成了战后其被起诉的直接事由[14]。作为占领军最高指挥官，山脇对战俘待遇与占领地居民命运负有直接的统帅责任;无论是默许、纵容还是指挥失当，都无法回避其作为第37军司令官的问责点[14][16]。

　　婆罗洲的占领统治，还暴露了日本“南方作战”资源掠夺的实质。第37军所辖地区盛产石油、橡胶与木材，日军占领后即展开大规模的资源搜刮，以满足战争机器的消耗。为了维持掠夺，日军强制征用占领地居民与殖民属民从事繁重劳役，矿山、油田与工事工地的劳动条件极端恶劣，死伤累累[16][17]。这种以资源掠夺为目的、以强制劳动为手段的占领体制，正是山脇作为最高司令官所统领并负有最终责任的现实。中文、日文与韩文史料从不同侧面记录了这一点：中文文献揭示台籍士兵在北婆罗洲的劳役境遇[16]，韩文文献记录了朝鲜人被强征进入南洋占领体系的惨状[17][18][19]，而英文文献则聚焦于盟军战俘的遭遇[14]。多语史料的互证，使第37军占领统治的残酷图景得以完整呈现，也使山脇作为最高指挥官的战争责任更加立体可证。

　　八、战后审判：马努斯岛的无罪判决(1950)

　　日本战败后，山脇正隆被列入乙、丙级战犯嫌疑人名单[20]。其战后受审的地点是马努斯岛(Manus Island)，此处为澳大利亚依据1945年《战争罪行法》设立的军事审判场所之一[16][14]。英文学界对此次审判已有专门的同行评审研究，系统重建了其被诉经过：山脇被指控的罪行，集中在其作为第37军司令官期间，涉嫌处决澳军官兵，或未对其所称罪行给予适当与公正的审判便加以处决;换言之，其罪责指向的是对盟军战俘生命权的系统性漠视与不合法处置[14]。这与战后盟国审判战犯时普遍适用的“指挥官责任”原则直接相关。

　　审判的结果极具象征意义：控方在举证阶段结束时，应被告方申请，指控被驳回，山脇及其同案被告甚至无需提出抗辩即告无罪;随后在第二次起诉中，他再度获无罪判决[14]。英文论文以“出人意料的败局”(Unexpected Defeat)形容控方在准备定罪情况下的失败[14]。这一结果与“指挥官责任”原则在战后审判中的适用形成鲜明对照：在山下奉文案中，美军军事法庭依据“指挥官责任”(command responsibility)原则，认定山下奉文对其部下在马尼拉等地犯下的暴行负有未能阻止的责任，并据此将其定罪处刑[16];而同样身为方面军级指挥官的山脇，却因证据收集、举证安排与程序问题而两次脱罪[14]。两相对照，暴露出战后同盟国战争审判在资源投入与追责力度上的显著不均衡。

　　学界对马努斯岛审判的考察指出，此案折射出同盟国战争审判的选择性与技术官僚责任被遮蔽的问题：资源有限、举证困难、以及日方人事与档案的遮蔽，使部分“技术官僚型”高级将领得以规避制裁[14]。山脇的“无罪”，是法律程序意义上的结论，而非历史责任意义上的结论。官方档案所记载的他在陆军次官任内接收对苏调查资料、在第3师团指挥侵华作战、在驻蒙军推行治安战、在第37军统领婆罗洲占领，构成了与“无罪判决”并行不悖的历史证据链[3][8][11][14]。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每以这类“无罪判决”为日本战犯开脱，恰恰是对历史责任与法律程序的双重误读。

　　进一步看，马努斯岛审判的结局，与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及各地BC级战犯审判的整体面貌息息相关。由于战争规模的巨大与追责资源的有限，同盟国在审判中不得不有所取舍：一批罪行重大者被处以极刑，而大量如山脇这般“行政与技术角色”的将领，则因举证困难或证据指向不足而得以开脱[14][16]。这种“抓大放小”的审判实践，客观上为许多战争责任的直接参与者留下了缝隙。而山脇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控方在举证阶段即遭驳回，甚至未能进入被告抗辩环节，其中既有证据问题，也有盟国审判程序与资源配置的局限[14]。这一案例说明，法律程序的无罪，绝不能等同于历史事实的无辜——这正是历史研究与司法审判必须严格区分的界限。

　　更值得批判的是，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驻日盟军总部竟未将山脇正隆列入战犯名单，托辞有二：其一，谓山脇已非现役军人;其二，谓其有“反战思想”。这两点借口，恰恰暴露了战后清算的敷衍与不彻底——一个在侵华战场、华北“治安战”与婆罗洲占领统治中负有直接指挥与行政责任的高级将领，仅凭“非现役”的身份与事后建构的“反战”人设，便被排斥于东京审判的被告席之外，其欠下的血债随之被轻描淡写、乃至湮没无闻[1][14]。尤可鄙者，山脇虽逃脱东京审判，却一度以证人身份站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为其昔日的顶头上司、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作证，妄图为其减轻罪责，然其颠倒黑白的证词终未被法庭采纳[1]。

　　事实上，山脇早在1946年即被中国政府列入战犯名单，只因未曾引渡至中国，其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的战争罪行，始终未获正义的审判[20]。战后的山脇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反而在家乡高知县优游自得，先后出任乡友会会长、偕行社会长等职，戴着侵略者的勋章安享耄耋之寿，直至1974年4月21日方才死去[1][14]。其生前所得的所谓“功三级金鵄勋章”，与其说是军功的表彰，毋宁说是对正义与清算的绝妙讽刺——一个逃避了审判、以“反战”姿态洗白罪责的战犯，竟在和平年代以“乡贤”面目终其一生，这本身就是战后日本对侵略责任暧昧态度的缩影[14]。

　　结语

　　综合中文官方战史、日文《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案、英文马努斯岛审判研究、俄文对日情报专著与韩文BC级战犯及强征劳工史料，可以得出如下判断：山脇正隆是日本侵略体系中“技术官僚型”高级将领的典型，其责任链条清晰而连续——早年在驻波兰武官任内参与对苏谍报合作[5][6]，继而在陆军次官任内接收关东军对苏兵要地志并统筹侵华军政[3][4]，随后以第3师团长身份指挥枣宜会战并攻占宜昌[8][10]，又任驻蒙军司令官推行华北治安战[11][12]，最后在第37军统领婆罗洲占领统治[13][16]。这一链条横跨情报、军政、战场与占领，贯穿日本侵略战争的始终，绝非“偶一任职”所能概括。

　　“反对美开战”的路线分歧与战后两次无罪判决，长期构造出山脇“军部中清醒者”的叙事。但多语一手档案证明，这种表象不构成对其战争责任的豁免：其一，其“反战”系反对扩大战争而非反对侵华[1][15];其二，法律程序的无罪与历史责任的存续是两回事，档案所载的具体作为并不因判决而消失[14]。考察战争责任，尤须警惕以“路线分歧”“技术中立”“无罪判决”等话术，将历史参与者的责任稀释于程序的表相之下。

　　就方法论而言，本研究再次表明，考察侵华与二战日本高级将领的战争责任，不能止于战役史或审判史，而须贯通“情报准备—军政运转—战场指挥—占领统治—战后追责”的全链条，并以中日英俄韩多语官方档案互证，方能穿透表象、还原责任。山脇正隆的个案，为理解日本军国主义体系中国家机构与个人责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样本：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侵略国家机器中，即便是远离前线的“技术官僚”，也可能以制度化的方式参与暴行;而对其责任的认定，最终要回到档案、回到具体作为，而非听凭事后的话语建构。

　　最后应强调的是，本文以山脇正隆为对象，绝非意在将战争责任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体，而是借由个案透视制度与责任的深层关系。山脇之所以值得深入研究，正在于他是“制度中的个人”的典型：既非毫无自主性的齿轮，亦非独揽大权的元凶，而是借由自身职位，在情报、军政、战场与占领诸环节中主动或顺从而具体地推动侵略。正是这种“制度性参与”，使其战争责任具有广泛而隐蔽的特征。对他者而言，多语档案所呈现的山脇履历，是对“技术中立”“反战良将”等话语的有力祛魅;对当下的历史研究而言，则提示我们必须以扎实的档案互证，警惕一切试图稀释侵略责任的事后叙事[1][3][14]。

　　注释

　　[1] 山脇正隆履历、进级与任职记录(1886—1945年任职表;1929年8月大佐、1934年8月少将、1937年11月中将、1944年9月大将;陆士18期、陆大26期首席)，据日本陆军省人事档案《陸軍将官人事関係文書(山脇正隆条)》及《陸海軍将官人事総覧(陸軍篇)》整理。

　　[2]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生卒業名簿》与陆军大学校《第二十六期生名簿》相关记载。

　　[3]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藏，陸軍省公文，Ref. C01003437700「極東蘇領及外蒙古調査資料提出ノ件通牒」，昭和14年3月24日，関東軍参謀長磯谷廉介致陸軍次官山脇正隆。

　　[4]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藏，陸軍省公文，Ref. C01003245100「極東蘇領及外蒙古兵要地誌資料提出ノ件通牒」(関東軍参謀長東条英機致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Ref. C01003117300「兵要地誌資料提出ノ件通牒」(関東軍参謀長板垣征四郎致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

　　[5] Зорихин А. Военная разведка Японии против СССР.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спецслужб в Европе, на Ближнем и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922—1945. М., 2020.(佐里欣：《日本对苏军事情报：1922—1945年欧洲、近东与远东情报机构的对抗》，莫斯科，2020年。)

　　[6] The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between Poland and Japa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J].(日波二战谍报合作研究，英文学术论文;另参波兰陆军密码破译部门(Biuro Szyfrów)在华沙保卫战中的破译记录。)

　　[7]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グロッサリー「第3師団(幸)」条，第3师团1937—1940年作战经历(上海、南京、徐州、信阳、襄东、宜昌)。

　　[8]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宜昌作战/枣宜会战)，中华书局，1983年。

　　[9]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藏，Ref. C11112186100「歩兵第68連隊第1大隊 宜昌作戦戦闘詳報(其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10] 《张自忠将军殉国经过》(文史资料)，所引山脇正隆师团长致第11军告急报告“四周都是中国军队，望火速增派援军，补给粮秣”。

　　[11]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北支の治安戦(1)(2)》等卷，百团大战后日军华北“治安战”政策。

　　[12]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グロッサリー「駐蒙軍」条;另参《戦史叢書·北支の治安戦》。

　　[13]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藏，陸軍省公文，Ref. C01000260000「時局関係部隊ニ人員増加配屬ノ件」，昭和17年5月，参謀本部(含ボルネオ守備軍各司令官宛)。

　　[14] Unexpected Defeat: The Unsuccessful War Crimes Prosecution of Lt Gen Yamawaki Masataka and Others at Manus Island, 1950 [J]. Curtin University, figshare 收录(同行评审期刊论文)。

　　[15] The Pacific War Online Encyclopedia, “Yamawaki Masataka”, 1944年第37军司令官、反对对美开战等条。

　　[16] 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战后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对台籍战犯的审判》，含英属北婆罗洲台籍士兵劳役部分。

　　[17] 内海愛子：《朝鮮人BC級戦犯の記録》，東京，1982年(朝鲜人BC级战犯之记录)。

　　[18] ???????：《2025 北米平和ワークショップ資料集》「戦争裁判——何を裁き、何を裁かなかったか」等章节。

　　[19] ??????(???????)：所藏日军南洋强征劳工、慰安等史料。

　　[20] 抗战纪念网：《日本313名甲乙丙级战犯录》，山脇正隆条(原第3师团长，乙、丙级战犯嫌疑人)。

　　[21] 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1]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枣宜会战档案史料[Z].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 襄樊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张自忠将军殉国资料(文史资料)[M].

　　[4] 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战后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对台籍战犯的审判[EB/OL].

　　[5] 抗战纪念网. 日本313名甲乙丙级战犯录(下)[EB/OL].

　　[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中国抗日战争图鉴[M].

　　[7] 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 冈村宁次回忆录[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日文文献】

　　[8]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 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北支の治安戦等)[M]. 東京：朝雲新聞社.

　　[9]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所藏陸軍省公文：Ref. C01003437700、C01003245100、C01003117300、C01000260000、C11112186100[Z]. 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10] 日本陸軍省人事局. 陸軍将官人事関係文書(山脇正隆条)[Z]. 陸軍省人事档案.

　　【英文文献】

　　[11] Unexpected Defeat: The Unsuccessful War Crimes Prosecution of Lt Gen Yamawaki Masataka and Others at Manus Island, 1950[J]. Curtin University, figshare.

　　[12] The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between Poland and Japa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J].

　　[13] The Pacific War Online Encyclopedia. Yamawaki Masataka[EB/OL].

　　【俄文文献】

　　[14] Зорихин А. Военная разведка Японии против СССР.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спецслужб в Европе, на Ближнем и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922—1945[M]. М., 2020.

　　【韩文文献】

　　[15] 内海愛子. 朝鮮人BC級戦犯の記録[M]. 東京, 1982.

　　[16] ???????. 2025 北米平和ワークショップ資料集[M]. ??, 2025.

　　[17] ??????(???????). 所藏日军强征劳工·慰安史料[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