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石原莞尔(日语汉字：石原莞爾;日文假名：いしはら かんじ或いしわら かんじ;1889年1月18日-1949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鼓吹者，日本陆军中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与伪满洲国的核心设计者，日本侵华战争与军国主义扩张理论体系的重要炮制者。
石原生于山形县，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陆军大学，凭借所谓 "军事天才" 跻身参谋本部中枢。1928 年出任关东军作战参谋后，他系统炮制 "满蒙生命线论"，宣称满洲是日本的 "生命线"，为侵占中国东北制造理论借口。1931 年，石原与板垣征四郎等人密谋发动九一八事变，成为事变的核心策划者之一。事变后，他参与炮制伪满洲国，鼓吹 "王道乐土"" 五族协和 "，企图以殖民话语粉饰对东北的军事占领与资源掠夺。
在思想层面，石原提出 "最终战争论"，宣称人类历史将走向所谓 "最后的大战争"，主张日本以东北为基地 "北进" 对苏、进而称霸亚洲;又提出 "东亚联盟论"，主张以日本为中心统合东亚，为全面侵华与建立所谓 "大东亚共荣圈" 提供意识形态外衣。这一整套侵略理论，本质上是日本大陆政策与军国主义体制在军部中枢孕育的产物。
石原后期因扩张时机与手段同东条英机等 "统制派" 发生冲突，主张 "不扩大" 侵华、避免过早对美开战，1941 年被排挤出陆军转入预备役。但这一对立并非出于和平立场，而只是扩张次序与方法的纷争，不构成对其战争责任的豁免。石原莞尔于1949年8月15日因膀胱癌死于家中，未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追诉。
从中国受害方、日本发动方以及苏联、朝鲜(韩)等周边利害方的档案互证看，石原莞尔既是体制的产物，也是体制的推动者，其策划九一八、炮制伪满洲国及推动日本侵华，对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
摘要
石原莞尔是日本近代陆军史上以“满洲事变”策划者著称的关东军参谋，也是“最终战争论”“东亚联盟论”等侵略理论体系的炮制者。本文以中国中央档案馆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藏关东军参谋部文书、《现代史资料·满洲事变》及日本防卫厅战史部《战史丛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与耶鲁大学出版社的英文专著、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历史文献局与国防部《军事历史杂志》的官方文献、韩国学中央研究院与国史编纂委员会的相关档案史书等五语种史料为互证基础，考察石原莞尔从陆军精英教育、赴任关东军，到策划实施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再到退出陆军中央而终被边缘化的完整轨迹，剖析其“满蒙生命线”“最终战争论”“东亚联盟论”的理论实质。本文的中心论点是：石原莞尔并非孤立的“天才军人”，而是日本大陆政策与军国主义体制在军部中枢孕育出的代表性人物;九一八事变与伪满洲国的建立，是其个人构想与陆军体制合谋的结果;日本侵华是军国主义长期推行的必然产物，而非个别军人“偶然妄动”;石原后期与东条英机的对立，并不构成对其战争责任的豁免，恰恰印证了侵华战争卷入之深、责任之广。五语种官方档案互证显示，无论从中国受害方、日本发动方，还是从苏联、朝鲜(韩)等周边利害方的记录看，石原莞尔对日本侵华均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
关键词：石原莞尔;满洲事变;最终战争论;东亚联盟论;日本侵华;战争责任
目录
摘要
一、绪论：问题的提出、学术史与史料基础
(一)研究问题：个人“偶然”还是体制“必然”
(二)学术史回顾
(三)史料基础与方法
二、思想形成：陆军精英教育与“满蒙”观念(1889—1928)
(一)出生与陆军精英教育
(二)日俄战争与大陆政策
(三)陆大教官时期的“满蒙”论
三、石原构想与满洲事变(九一八)的策划实施(1928—1931)
(一)赴任关东军与皇姑屯事件背景
(二)石原作战计划与“石原构想”
(三)柳条湖事件与军事占领
(四)国际反应：苏联的不干涉与万宝山事件
四、伪满洲国与“王道乐土”的侵略本质(1932—1937)
(一)满洲国的成立与溥仪执政
(二)“五族协和”意识形态的批判
(三)朝鲜人的工具化与独立运动的镇压
五、最终战争论与东亚联盟论：侵略的理论体系
(一)战争史大观与最终战争论
(二)对苏“北进”与对美“最终战争”的预设
(三)东亚联盟论的实质
六、与统制派东条的矛盾与边缘化(1937—1941)
(一)卢沟桥事变与“不扩大”之争
(二)与东条英机的对立
(三)太平洋战争与退出现役
七、结论：战争责任与历史定位
注释
参考文献
中文档案与史书
日文史料与军事典籍
英文专著
俄文官方文献
韩文档案与史书
一、绪论：问题的提出、学术史与史料基础
(一)研究问题：个人“偶然”还是体制“必然”
关于日本侵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的发动，史学界长期存在“偶然论”与“必然论”之争。“偶然论”强调事变系关东军少数少壮军官趁政府“不扩大方针”之机擅自制造，是军部“下克上”的产物;“必然论”则主张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是其自明治以来大陆政策长期推行的必然结果，九一八只是这一政策的一次集中爆发。石原莞尔恰处于这一争论的核心位置：他既是关东军策划满洲事变的作战参谋，又是以“最终战争论”为国家侵略张目的理论家，其个人角色究竟应如何定位，直接关乎对日本侵华责任与性质的理解。本文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石原莞尔在九一八事变与伪满洲国建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其理论体系具有何种侵略实质，以及应当如何从个人与体制两个层面认定其战争责任。这一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厘清一个人的历史位置，更在于透过这个个案观察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生成机制与运作逻辑：当参谋本部培养的精英军官系统性地走向对外侵略时，所暴露的绝非一两个“狂人”的偶然冲动，而是整个体制在军部化、扩张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1]。
从史料学的角度看，围绕石原的研究必须警惕两类误区。其一是将石原简化为“阴谋家”或“疯子”，从而回避体制责任;其二是过分拔高其“战略天才”，甚至借其后期与东条对立来为其开脱。要突破这两类误区，唯有回到多语种一手档案，通过事实重建其行动与责任。本文正是在这一方法论自觉之下，尝试以档案互证的方式，为石原的战争责任给出一个经得起史料检验的判断。
(二)学术史回顾
围绕石原莞尔的研究，五语种学界各有积累。中国学界以档案整理为基础，中央档案馆所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系统公布了事变前后的官方档案，为个案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史料基础[2]。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将九一八置于日本大陆政策演进的长时段中考察，揭示了事变与明治以来扩张路线的连续性，指出日本对华侵略始终以“满蒙”为战略枢纽[3]。马晓娟《石原莞尔与侵华战争》则以石原为中心，剖析日本陆军“中坚层”的战争观与侵华战略实践，明确指出其“最终战争论”“东亚联盟论”均服务于侵华，并较早从个案出发反思日本军人个体与体制的关系[4]。日本学界依托参谋本部与关东军文书编纂了系统的资料集，《现代史资料》第7卷《满洲事变》汇集了关东军参谋部的作战计划与石原所拟文件，为研究石原构想提供了第一手依据[5];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则辑录了石原的国防论述，补充了其思想形成期的材料[6]。英文世界以马克·皮蒂(Mark R. Peattie)的传记最为权威，该书详述了石原的生平、构想及其“最终战争论”的战略观，是研究石原不可绕过的基石[7];吉桥猛(Takehiko Yoshihashi)的《奉天阴谋》则从阴谋论角度考察了军部崛起的过程，强调关东军参谋层的主导作用[8]。俄罗斯学界与官方文献关注苏联视角下日本侵满对远东的威胁，俄联邦外交部历史文献局与国防部《军事历史杂志》均刊有相关官方史料，反映苏联对日本“北进”企图的警惕[9][10]。韩国学界及官方档案则从朝鲜人被日本用作侵满工具、以及朝鲜人在满洲的独立运动被镇压等角度，为考察石原所倡“五族协和”的殖民本质提供了被压迫民族一侧的见证[11]。五语种史料互证，正可弥补单一语种文献的视角局限，也提醒研究者：任何关于“个人—体制”责任的判断，都应放到多国档案交叉印证的框架中检验。
五语种学术传统各有所长：中文学界长于档案整理与历史定性，日文学界长于资料编纂与制度研究，英文学界长于战略分析与国际视角，俄韩学界则提供了受害方与第三方旁证。将这些资源汇通互证，既能避免单一视角的偏颇，也有助于在国际学界建立关于石原问题的客观共识。本文虽以中文学术规范行文，但力求在史料与判断上兼收五语种成果，以实现真正的互证。
(三)史料基础与方法
本文坚持以官方档案、正史史书与军事典籍为主要史料来源，杜绝网络杂源。档案层面，中方以中央档案馆系统公布侵华档案为纲，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收录战犯供词、军部文书等一手材料，从受害方视角还原九一八全过程;日方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所藏关东军参谋部《满洲事变报告书》等一次文书为据，从发动方视角记录其军事行动[12];韩方以国家记录院及朝鲜总督府警务文书为据，从被压迫民族视角记录殖民统治[13]。史书层面，中方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为代表，日方以日本防卫厅战史部《战史丛书·关东军》为官方战史依据，其由退役军官撰述、系统叙述作战经过，是研究关东军行为的重要参考[14]，韩方以国史编纂委员会所编《日帝侵略下韩国36年史》《韩民族独立运动史》等官方史书为据[15]。军事典籍层面，除石原本人所著《最终战争论·战争史大观》外[16]，其战争观念所受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等西方军事经典的影响亦需辨析[17]。在方法上，本文采取“档案互证”的路径，将中方受害视角、日方发动视角与俄韩等周边利害方记录对照印证，对相关判断既肯定其史料支撑，也如实交代史料层级与可能存在的解读分歧。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史料选取上严格遵循“官方档案、史书、军事典籍”三类，凡未经权威馆藏著录或无法追溯来源的二手网络材料一律不采，以确保结论可据、出处可溯。
二、思想形成：陆军精英教育与“满蒙”观念(1889—1928)
(一)出生与陆军精英教育
石原莞尔于1889年1月18日出生于日本山形县西田川郡鹤冈，其父为下级警官[7]。1909年，石原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随后进入陆军大学校，于1922年毕业。日本陆军大学校以培养高级参谋人才为宗旨，课程重视战史与战略，石原在此接受了系统的军事精英教育，并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战争史观。皮蒂指出，石原的“最终战争论”正是在陆军大学校任教期间逐渐酝酿成型的[7]。与此同时，日本陆军大学校的课程偏重对拿破仑战争以来欧洲军事经验的研习，石原由此接触到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等命题，并将其作了帝国主义的引申[17]。更关键的是，石原深受日莲宗信仰影响，其历史观带有浓厚的历史决定论与“末世战争”色彩。日莲宗所倡“国难”与“救济”观念，被石原改造为“日本负有领导世界之天命”的狂妄信念，这为其日后以“必然”姿态论证侵华提供了思想底色[16]。石原不仅是一位军事参谋，更是一位试图以“世界史哲学”包装侵略的宗教化战略家，这使其区别于一般的技术型军官，也使其理论的欺骗性更强。
还应指出，石原所受的精英教育并不止于战术与战略。陆军大学校的高材生在日本军界被视为“军刀集团”的骨干，被寄予参与国家战略设计的厚望。石原由此养成了一种“以军部自任、代天皇立言”的心态，认为自己有义务为日本的前途设计战争方案。这种教育与心态，使石原把“满蒙”问题自觉纳入其世界战略图景，也使他日后能够以其学识为侵略提供貌似严密的论证。正因如此，石原理论才比一般军人的叫嚣更具迷惑性，也更应受到深入批判。
(二)日俄战争与大陆政策
明治维新后，日本经甲午战争吞并中国台湾、控制朝鲜，又经1904—1905年日俄战争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南满铁路与旅大租借地等权益，确立了向中国大陆扩张的“大陆政策”基本方向。日俄战争对石原影响至深：它使日本首次以战争方式攫取了中国东北的南满权益，也向日本军界展示了“以武力扩张国权”的可行路径。井上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以军事为立国之本，军部在对外扩张中居于核心地位，形成“军事优先”的政治结构[18]。石原成长于这一军国主义氛围之中，其“满蒙”观念正是大陆政策在军部中枢的延伸。沈予将日本大陆政策的演进梳理为从“征韩论”到“满蒙生命线论”的完整链条，石原所鼓吹的“满蒙”正处在这一链条的末端，是政策逻辑发展的必然落点[3]。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进一步揭示了军部体制对对外侵略的推动，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自确立之日起即以对亚洲大陆的扩张为其立国方向，石原所属的陆军系统正是这一体制的执行主体[26]。日本陆军大学校的战史教育又使他将战争视为推动历史的手段，石原由此把“满蒙”问题由资源与国防问题上升为关乎日本“世界帝国”命运的战争哲学问题[17]。这一思想进程表明，石原的观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日本大陆政策与军国主义教育长期塑造的结果。
从日本近代史看，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接连胜利，极大地强化了日本军政两界“以战争扩张”的信条。甲午战争使日本吞并台湾并取得对朝鲜的控制，日俄战争又使其夺取南满权益，这些既得利益反过来又刺激了进一步扩张的欲望。井上清的研究揭示，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在连续对外战争胜利中不断自我强化，形成了“战争—扩张—再战争”的循环[18]。石原正是这一循环中的一环，其“满蒙”观念与“最终战争论”，都是日本帝国扩张逻辑的必然延伸，而非个别天才的异想。
(三)陆大教官时期的“满蒙”论
1922年毕业后，石原留任陆军大学校教官，讲授战史。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提出了“满蒙非汉民族之领土，反而与我国关系密切”的论断，公开鼓吹日本应独占中国东北[4]。这一论调并非石原独创，而是明治以来日本军部与舆论界“满蒙非中国领土论”的延续，其作用是为侵占中国东北提供“法理”与“历史”借口。日本军部早年即通过“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宣传，把对中国东北的觊觎包装为“自卫”与“共存”的需求。角田顺所编《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收录了石原此期的国防论述，显示其已把“满蒙”视为日本国防与经济生存的“生命线”，并开始设计以独占满蒙为基础的国防体系[6]。1928年10月，石原奉调关东军参谋，这标志着他从理论鼓吹走向了对中国东北的直接谋划。从陆大教官到关东军参谋，石原完成了一名军国主义知识分子向侵略行动策划者的转变，而推动这一转变的，正是其观念中根深蒂固的“满蒙”执念与日本扩张主义的双重驱动。
应当指出，石原这一时期的思想已经系统化为一套完整的“满蒙”战略观。在他看来，满洲问题并非孤立的地方问题，而是日本“世界帝国”进程的起点。这种把局部扩张与全球野心相连的思维方式，使石原得以跳出一般军人的战术视野，从“世界史”的高度为其侵略规划路线。而正是这种“战略高度”，让他的理论更具迷惑性，也更需从学理上予以彻底清算。
三、石原构想与满洲事变(九一八)的策划实施(1928—1931)
(一)赴任关东军与皇姑屯事件背景
石原赴任关东军之际，正值日本在中国东北扩张的关键时期。1928年6月，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策划了炸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企图借东北混乱之机扩大占领。此事件虽未立即引发全面占领，却暴露出关东军少数军官“以谋略解决问题”的取向，也为石原到任后继续推进武力占领路线埋下了伏笔。石原到任后，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结成紧密的策划集团，逐步形成了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为核心的“石原构想”[1]。板垣主外务、石原主计划，二人分工配合，成为关东军内推动事变的核心。皮蒂与吉桥猛的研究均指出，石原在关东军任内的核心目标，是制造一场足以促成日本全面控制“满蒙”的事变[7][8]。关东军参谋层的这种越权策划，本身就体现了日本陆军“统帅权独立”体制纵容军官擅自行动的积弊。
(二)石原作战计划与“石原构想”
石原到任后，随即着手制定侵占中国东北的作战与统治方案。《现代史资料》第7卷所收关东军参谋部文书与石原所拟《满蒙问题私见》等文件，显示了其在军事占领、傀儡统治、资源经营等方面的系统设计[5]。石原构想的核心内容包括：以铁路为扩张触角、以“保护日侨”为开战借口、以速决战占领全东北、进而将东北纳入日本“国防”与“产业”体系。石原深知日本国力有限，主张以“闪电式”的既成事实迫使政府和国际社会接受，这一思路成为关东军行动的基本方针。1936年2月，石原还推动出台了以军需产业扩张为内容的“石原构想”国防经济方案，主张把东北建设为日本发动“最终战争”的资源基地[4]。这一构想已远超单纯的军事占领，而是完整的殖民与战争经济蓝图，其将东北定位为日本“战争资源供应地”的做法，暴露了其对东北人民利益的彻底漠视。
石原构想的另一要害，在于其将东北视为日本“国防”的延伸。他声称，若不控制满蒙，日本即无法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也无法保障本土的资源供给。这一“国防论”把对别国领土的侵占说成是自卫所需，是日本大陆政策惯用的说辞。然而，东北本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无论民族、经济还是国防，都与东北血肉相连，石原所谓“满蒙非中国领土”“满蒙为日本生命线”，不过是侵占领土的托词。中国档案对日军在东北殖民统治的记录，正是对这类说辞最直接的反驳。
(三)柳条湖事件与军事占领
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炸毁南满铁路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以此为借口发动军事进攻，此即九一八事变(日本称“满洲事变”)。中央档案馆所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与JACAR所藏关东军参谋部报告书，均记录了事变当夜关东军的军事部署与后续占领行动，证实事变系关东军蓄谋制造[2][12]。作为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共同主导了事变的策划与实施。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虽提出“不扩大方针”，但关东军仍迅速占领沈阳、长春、吉林，进而于1932年初相继攻占齐齐哈尔、锦州、哈尔滨等地，控制了整个中国东北[1]。中国档案资料记录了日军占领过程中的军事行动与对东北人民的镇压，石原在其中既是军事占领的运筹者，也是“既成事实”战略的推动者，其策划之力贯穿事变始终[7]。
(四)国际反应：苏联的不干涉与万宝山事件
九一八事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五语种史料从不同侧翼记录了这一点。苏联方面，1929年刚因中东铁路权益与东北当局发生武装冲突(中东路事件)，对日本势力侵入东北高度警惕[10]。事变后，苏联政府虽对日本侵犯其在中东铁路的权益提出抗议，但为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仍采取“不干涉”的中立立场[23]。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史料记载，日本1931年侵华并占领满洲，直接威胁蒙古与苏联远东，促使苏联调整对日战略[24]。韩国方面，1931年7月发生的万宝山事件为九一八事变作了舆论铺垫：日本以“保护朝鲜农民”为名，制造朝鲜农民与中国农民的冲突，并煽动朝鲜境内排华暴动，为侵华制造借口[11]。韩国国家记录院所存档案，记录了万宝山事件及日本借朝鲜人问题干涉东北的事实[25]。苏联与朝鲜两方面的记录表明，石原所策划的侵华行动，从一开始就具有牵动远东国际格局的扩张性质，也印证了“满蒙生命线论”与朝鲜殖民网络的内在勾连——日本正是通过制造“保护朝鲜人”的借口，把对东北的侵占粉饰为“日鲜满共存”，从而模糊侵略的实质。
在国际层面，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诉诸国际联盟，国联虽派出李顿调查团并发表报告，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却无力制止日本的侵略。日本于1933年退出国联，进一步暴露出其无视国际秩序、以武力扩张的帝国主义面目。韩国国家记录院所存国际联盟调查团相关档案，记录了国联调处的过程[25]。这一国际背景说明，石原所推动的侵华行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挑战国际秩序的性质，其“既成事实”战略正是利用国际社会调处迟滞的空隙逐步得逞。
四、伪满洲国与“王道乐土”的侵略本质(1932—1937)
(一)满洲国的成立与溥仪执政
1932年3月，关东军扶植清废帝溥仪成立伪满洲国，定“首都”于长春(改称“新京”)，以溥仪为“执政”，1934年又改称“皇帝”。日本防卫厅战史部《战史丛书》与《现代史资料》第11卷《续满洲事变》记录了满洲国成立的过程，证实其系关东军武力与傀儡手段相结合的产物[14][19]。石原莞尔是满洲国设计的重要参与者，其“王道乐土”论调旨在把殖民统治粉饰为“五族协和”“日满亲善”。然而，所谓“王道乐土”实质上是日本独占东北、实施殖民掠夺的代名词。日本通过关东军司令官实际掌控满洲国军政大权，溥仪不过是受其摆布的傀儡，所谓“独立国”从未具有真正的主权，这从日本战史对满洲国“由关东军扶植”的坦率记载中即可得证。
满洲国的政治设计处处体现日本的控制：关东军司令官兼任关东局总长与满铁总裁，实际掌握满洲国军政大权;溥仪及其“宫内府”不过是象征性的傀儡。日本通过“日满经济一体化”攫取东北资源，通过“开拓团”推行殖民垦殖，将满洲国打造为日本战争机器的一部分。石原虽主张满洲国“独立”，但其所谓独立始终以日本为主导，从未允许东北人民自主，其设计从一开始就是殖民统治的方案。
(二)“五族协和”意识形态的批判
“五族协和”(日、满、汉、蒙、朝五族)是伪满洲国官方标榜的意识形态。路易丝·扬(Louise Young)在《日本的总体帝国》中指出，满洲国是日本“总体战争”动员体制的殖民实验场，其“五族协和”“王道乐土”话语服务于掩盖民族压迫与经济掠夺[20]。石原莞尔正是这一话语的主要塑造者之一，他将满洲国设想为日本“最终战争”体系中东亚集团的一环[16]。中国档案资料揭示了“五族协和”话语下日本对东北人民的奴役与资源掠夺，所谓“王道乐土”恰是侵略与统治的遮羞布[2]。从史实看，日本在满洲国推行的是以日本为尊的等级秩序，五族之中日人凌驾于他族之上，所谓“协和”不过是殖民统治的宣传辞令。石原以“王道”为中国古代圣王治国之道的比附，将侵略包装为“仁义”之举，其理论欺骗性由此可见一斑。
石原以“王道”为名，实则是以儒家政治话语为殖民统治披上道德外衣。所谓“乐土”，本应意味着百姓安居乐业，而满洲国的现实是日本宪兵与特务横行、资源被掠夺、民族遭奴役。路易丝·扬的研究进一步揭示，满洲国作为日本“总体战争”的动员场，其移民、资源开发、殖民文化皆为战争服务，与“王道”相去甚远[20]。因此，“五族协和”“王道乐土”不仅是宣传口号，更是掩盖侵略的意识形态工具，石原正是这一话语的创造者与推动者。
(三)朝鲜人的工具化与独立运动的镇压
在石原“五族协和”与“满蒙”构想的殖民框架下，朝鲜人处于特殊的被役使地位。日本吞并朝鲜后，大量朝鲜人被驱使移入满洲，日本一方面以“保护朝鲜人”为名扩张领事权与干涉东北，另一方面将朝鲜人作为殖民垦殖与军事扩张的工具[25]。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所编《日帝侵略下韩国36年史》《韩民族独立运动史》及朝鲜总督府高等警察文书《不逞团关系杂件》，记录了在满洲朝鲜人的苦难处境及朝鲜独立运动团体遭日本镇压的事实[15][21][13]。这些档案显示，日本殖民当局一方面利用朝鲜人垦殖东北、巩固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又对在满洲坚持抗日独立的朝鲜人团体进行严密监控与残酷镇压，充分暴露了“五族协和”口号的虚伪。石原所设计的殖民体制，正是在这些被压迫民族的血泪之上构筑的，其对朝鲜人的“纳入”与“镇压”并行，构成其殖民构想的又一罪证。
从朝鲜(韩)的视角看，日本殖民当局把朝鲜人作为侵满的“桥头堡”，既利用其垦殖与军事服务，又以其为借口向东北渗透。所谓“保护朝鲜人”，实质是扩张领事裁判权与干涉东北内政的幌子。韩国官方档案所录朝鲜人被迫移居满洲、土地被侵夺、抗日团体被镇压的事实，构成了对石原“五族协和”论最有力的反驳[21]。这些被压迫民族的血泪记录，是评价石原殖民构想时不可或缺的证据。
五、最终战争论与东亚联盟论：侵略的理论体系
(一)战争史大观与最终战争论
石原莞尔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最终战争论”。在其所著《战争史大观》《世界最终战争论》中，石原把世界战争史描绘为一条由“强国对弱国之战”向“大集团对大集团之战”演进的历史，宣称人类终将爆发一场以日本所领导的东亚“大集团”为一方、以美国所领导的美洲集团为另一方的“最终战争”[16]。据此，石原主张日本必须先行控制满蒙、整合东亚资源，方能在“最终战争”中获胜。皮蒂指出，石原这一理论具有宏大的战略构想色彩，但其前提是承认并推动日本对亚洲的支配[7]。中山隆志亦指出，石原的“最终战争论”与德国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相通，是帝国主义战争理论的变体[22]。中国学界则明确批判这一理论为日本侵华张目，指出其所谓“历史必然”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滥用，与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4]。石原理论的要害在于，它以“世界史规律”为名，把日本对邻国的侵略说成是“天命所归”，从而在道德与逻辑上为暴行开脱。
还需要看到，石原的“最终战争论”虽然以“世界史”为框架，其实质却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世界简化为东西两大集团的对抗，把日本说成是“代表亚洲”的一方，却闭口不谈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与压迫。这种以“宏大历史”掩盖具体罪行的话语策略，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最具欺骗性的部分。石原的理论之所以危险，不仅在于其军事上的冒险，更在于它把侵略哲学化、必然化，为一代日本军人的战争罪行提供了“道义”支撑。
(二)对苏“北进”与对美“最终战争”的预设
石原的战略构想以苏联为现实的陆上威胁、以美国为终极的“最终战争”对象。关东军自建立之初即以苏联为首要作战对象，日本防卫厅战史部《战史丛书·关东军(1)对苏战备·诺门罕事件》记录了关东军对苏作战的准备[14]。石原主张“北进”优先，认为日本应先经营满蒙、巩固对苏前沿，再图与美国决一高下[16]。1939年诺门罕(哈勒欣河)事件中，日本关东军遭苏蒙军队重创，俄联邦外交部历史文献局官方史料记载了苏日冲突及其对日本“北进”企图的打击[9]。这一事件从侧面印证了石原“对苏构想”的冒险性质，也暴露了其“最终战争论”与日军实际战力之间的巨大落差。还应看到，石原对苏对美的战略设计，无论其结果如何，都以日本吞并满蒙、支配东亚为前提，其对美国开战的“最终战争”设想，更是把日本乃至整个东亚拖入更大规模战争的根源之一。
诺门罕事件不仅暴露了关东军的虚弱，也深刻影响了日本陆军内部“北进”与“南进”的路线之争。俄方档案显示，苏军在与日军的冲突中占据优势，日本“北进”设想遭遇重创，此后日本逐渐将扩张重点转向南太平洋，终致与美国冲突[9]。石原虽主张对苏“北进”，但其构想建立在过高估计日本军力的基础上，一旦付诸实施便遭惨败。这一事实说明，石原的“最终战争论”不仅在道义上荒谬，在战略上亦属冒险，其理论从构思到实践都充满了自我膨胀的虚妄。
(三)东亚联盟论的实质
石原于1933年提出“东亚联盟论”，主张日本、“满洲”、中国在“政治独立、经济一体化、国防共同化”的名义下组成所谓“东亚联盟”，实则企图以日本为中心统合东亚，为其侵华与称霸提供意识形态外衣[4]。皮蒂指出，“东亚联盟论”与“最终战争论”一样，以“人种竞争”与“历史必然”为词，本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纲领[7]。中国学者批判指出，所谓“政治独立”是对中国主权与独立的否定，所谓“经济一体化”是殖民掠夺的美化[4]。五语种史料互证表明，石原的理论体系无论以何种“联盟”“共荣”为名，其指向都是日本对亚洲的支配与对中国的侵略。所谓“东亚联盟”，不过是以“共荣”外衣掩盖“共祸”的侵略同盟，其构想为后来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提供了思想先声。
石原的“东亚联盟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进一步发展为“大东亚共荣圈”，其本质一脉相承：以日本为中心，以“共存共荣”为名，行殖民扩张之实。历史已经证明，所谓“东亚联盟”“共荣圈”，带给亚洲各国的是战争、掠夺与奴役。石原作为这一思想谱系的重要源头，其责任不限于一时一地的具体行动，更在于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长程扩张提供了理论支持。
六、与统制派东条的矛盾与边缘化(1937—1941)
(一)卢沟桥事变与“不扩大”之争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由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此时石原已调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战争指导课长，一度参与对华政策制定。在是否扩大侵华的问题上，石原与军部内的“扩大派”发生分歧，主张对华“不扩大”、优先经营满蒙以对苏[7]。然而，其“不扩大”主张并非出于和平立场，而是基于其“最终战争论”的战略次序考量——石原担心对华全面战争会打乱其对苏、对美布局，故主张先巩固满蒙、避免深陷中国战场。这一分歧暴露出石原与军部主流在扩张时机与次序上的矛盾，而非在侵略本质上的对立[7]。换言之，石原反对的不是侵华本身，而是“过早”与“过广”地卷入侵华，其出发点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利益。
石原主张“不扩大”侵华，一方面源于其战略考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资源与战力的算计。在石原看来，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对华长期战争，若深陷中国战场，将无法兼顾对苏对美。然而，这一“冷静”算计非但未否定侵略，反而凸显了侵华本身的冒险性——连主张有限扩张的石原都承认日本无力应对全面战争，这恰恰说明日本侵华是一场穷兵黩武的豪赌。石原与扩大派的争论，不过是这场豪赌中不同赌徒的分歧。
(二)与东条英机的对立
石原与东条英机的对立，是日本陆军内部派系争斗及其个人权力博弈的集中体现。东条英机主持关东军宪兵、特务机关并推行对华扩张，主张对美开战，与主张“先北后南”“避免过早对美决战”的石原形成尖锐冲突[7]。爱德华·德里(Edward J. Drea)在《日本帝国陆军》中指出，日本陆军中枢的分歧并不在是否扩张，而在扩张的时机与限度，围绕侵华与对美政策的争论始终在扩张主义框架内展开[27]。1941年，东条出任首相后，将石原转入预备役，彻底排挤出陆军中央。皮蒂指出，石原与东条的对立，是“战略构想家”与“实务扩张派”在方法上的分歧，两人在侵略中国、维护日本帝国霸权这一根本方向上并无二致[7]。石原被排挤，反映的不是其良知的觉醒，而是其构想已不符合东条政权穷兵黩武的现实需要。
石原与东条的矛盾，还折射出日本陆军内部“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派系斗争。石原虽非典型的皇道派成员，但其反对军部主流、主张以战略构想指导政策的立场，使其与东条所代表的统制派实务路线格格不入。这场斗争的结果是东条当政、石原出局，日本由此彻底走上穷兵黩武的战争道路。石原个人的失势，并未改变日本侵略的进程，反而说明其“构想”最终让位于更加盲目的扩张。
(三)太平洋战争与退出现役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石原公开表示反对，认为日本对美开战违背其“最终战争论”的战略判断。绪方贞子(Sadako N. Ogata)在《满洲的抗命》中指出，日本军部在侵华进程中屡屡无视政府“不扩大”方针而自行其是，石原所代表的关东军一系正是这一“下克上”传统的源头[28]。战后，石原受到盟军方面的注意，但于1949年8月15日病逝，未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追诉[7]。中国学界认为，石原后期反对对美开战，不应被误读为其对侵略的忏悔——他反对的只是扩张的时机与对象，而非侵略本身[4]。五语种史料互证显示，石原从九一八的策划者到战后被边缘化，其一生与日本侵华相始终，即便在失势之后，其“最终战争论”“东亚联盟论”仍为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4][7]。
石原战后虽未被追诉，但其思想影响并未随其逝世而消失。其“最终战争论”“东亚联盟论”被日本右翼势力承袭，成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思想资源之一。中国学界与亚洲各国学界对石原思想的持续批判，正是为了揭示其侵略本质、防止其毒害流毒后世。从历史责任的角度看，石原对战争理念的塑造，与他对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一样，都是其战争罪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因他个人命运的浮沉而被淡化。
七、结论：战争责任与历史定位
综合五语种官方档案与史书的互证，可以对石原莞尔与日本侵华的关系作出如下总体判断。
其一，石原莞尔是九一八事变与伪满洲国建立的直接策划者与核心设计者。中方档案、日方关东军文书与英文研究相互印证，确认了其作为关东军作战参谋主导事变谋划的事实[1][5][7][8]。其二，石原的“满蒙生命线论”“最终战争论”“东亚联盟论”构成了一套服务于侵华的完整理论体系，其以“历史必然”“人种竞争”“王道乐土”为词，实则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美化殖民统治、为称霸亚洲张目[4][16][20]。其三，石原个人与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关系是“个人—体制”的相互成就：他既是大陆政策在军部中枢孕育的产物，又反过来以其构想推动了体制的扩张，二者密不可分[3][18]。其四，石原后期与东条英机的对立并不构成对其战争责任的豁免——他所反对的只是扩张的次序与对象，其一生与日本侵华相始终，其对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及此后日本侵华战争的发动与推进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4][7]。
需要强调的是，对石原战争责任的认定，不是要将全部责任归咎于一人，而是要通过这一个案透视日本军国主义的体制性责任。石原既是体制的产物，也是体制的推动者;他个人的狂妄、才识与野心，唯有放在日本大陆政策、军部政治与对外侵略的总体框架中，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日本侵华战争是日本国家与军国主义体制共同发动的，对石原个人的追责，最终指向的正是对这一体制及其侵略历史的深刻反思。
从苏联、朝鲜(韩)等周边利害方的官方记录看，日本侵华从一开始就具有牵动远东国际格局的扩张性质，石原所设计的殖民框架深刻裹挟并侵害了中国东北人民及在满朝鲜人等被压迫民族[24][25][21]。苏联的记录印证了日本“北进”对远东和平的威胁，朝鲜(韩)的记录则揭示了石原“五族协和”殖民话语对被压迫民族的伤害。石原莞尔并非可以脱离体制单独评价的“天才军人”，而是日本大陆政策与军国主义体制的缩影。对其战争责任的认定，最终必须回到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华民族与亚洲各国人民所犯侵略罪行的整体历史之中。五语种官方档案的互证，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也昭示着对日本侵华历史真相的考察，唯有超越单一视角、广采多方档案，方能逼近历史的真实，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铭记历史、以史为鉴。
注释
[1]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全20卷)，中华书局2020年版。
[2] 中央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
[3] 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4] 马晓娟：《石原莞尔与侵华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5] 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编：《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
[6] 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67年版。
[7] Mark R. Peattie, Ishiwara Kanji and Japan'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8] Takehiko Yoshihashi, Conspiracy at Mukden: The Rise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9]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历史文献局：《关于哈勒欣河事件》官方史料(访问于2026年)。
[10] 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军事历史杂志》：《纪念中东路武装冲突90周年》，2019年。
[11]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民族文化研究所：《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万宝山事件”条(访问于2026年)。
[12] 国立公文書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关东军参谋部编《满洲事变报告书》等文书(1931年)。
[13] 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史数据库：朝鲜总督府高等警察文书《不逞团关系杂件——朝鲜人·在满洲之部》(访问于2026年)。
[14] 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关东军(1)对苏战备·诺门罕事件》，朝云新闻社1969年版。
[15] 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日帝侵略下韩国36年史》第5卷，1970年。
[16] 石原莞尔：《最终战争论·战争史大观》，中央公论新社(中公文库)1997年版。
[17] 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18] 井上清著，宿久高、林少华等译：《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9] 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稲葉正夫编：《续·满洲事变》(现代史资料11)，みすず书房1965年版。
[20] 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1] 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民族独立运动史》第2卷，1987年。
[22] 中山隆志：《战略论大系10：石原莞尔》，芙蓉书房出版(访问于2026年)。
[23] 苏联外交部编：《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相关卷(访问于2026年)。
[24] 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远东情报史——日本1931年侵华与满洲占领》(访问于2026年)。
[25] 韩国国家记录院：满洲事变及国际联盟调查团相关记录、间岛朝鲜人问题档案(访问于2026年)。
[26] 井上清著：《日本军国主义》(中译本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7] Edward J. Drea, Japan's Imperial Army: Its Rise and Fall, 1853-1945,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9.
[28] Sadako N. Ogata, Defiance in Manchuria: The Making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931-193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参考文献
中文档案与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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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史料与军事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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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英文专著
Mark R. Peattie, Ishiwara Kanji and Japan'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Takehiko Yoshihashi, Conspiracy at Mukden: The Rise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Sadako N. Ogata, Defiance in Manchuria: The Making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931-193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Edward J. Drea, Japan's Imperial Army: Its Rise and Fall, 1853-1945,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9.
俄文官方文献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历史文献局：《关于哈勒欣河事件》官方史料。
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军事历史杂志》：《纪念中东路武装冲突90周年》，2019年。
苏联外交部编：《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相关卷。
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远东情报史——日本1931年侵华与满洲占领》。
韩文档案与史书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民族文化研究所：《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万宝山事件”条。
韩国国家记录院：满洲事变及国际联盟调查团相关记录、间岛朝鲜人问题档案。
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日帝侵略下韩国36年史》第5卷，1970年。
国史编纂委员会编：《韩民族独立运动史》第2卷，1987年。
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史数据库：朝鲜总督府高等警察文书《不逞团关系杂件——朝鲜人·在满洲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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