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松井石根与日本侵略战争研究
——基于中日英俄韩五语种史料的考察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26-10-27 15:32:02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松井石根((松井 石根/まつい いわね Matsui Iwane，1878年7月27日—1948年12月23日)，日本陆军大将，皇道派将领，甲级战犯，驻扎中国30年的中国通，大亚细亚主义鼓吹者，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1878年7月27日出生在日本名古屋市，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期间参加了日俄战争。二·二六事变后在整肃中退出现役，上海事变爆发后，作为攻坚战专家重新服现役，担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后改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他在1937年指挥5个师团的日本“华中支那派遣军”突破70个中国师顽强防守的塞克特防线，顺势攻陷当时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并纵容部下展开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遭到国际舆论的强烈抗议。1945年被盟军逮捕，1948年11月12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12月23日零时在东京巢鸭监狱伏法。2025年12月，在公开的东京审判核心检察官私人档案中，再次证实日军指挥官松井石根对南京暴行“完全知晓”，并认为“毫无借口”。

　　摘　要

　　松井石根是日本昭和时期侵华战争的重要将领，历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驻华武官、驻台湾军司令官，1937年8月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同年11月出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直接指挥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并酿成南京大屠杀惨案。本文综合中日英俄韩五语种官方档案、史书与军事典籍，系统考察松井石根的军事生涯、侵华思想的形成、华中方面军的组建与进攻南京的作战部署、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事实及其责任，进而梳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审判与定罪过程，并从国际法与历史记忆的角度总结历史教训。研究表明：松井石根之罪，不仅在于其所处战争机器的整体罪责，更在于他在明知部下暴行之时负有权力与义务却玩忽职守、未作有效制止，最终被国际正义法庭依法判处绞刑;对这段历史的学术研究，必须以多语种原始档案与严谨史实为基础，以实证对抗历史虚无主义。

　　关键词　松井石根;日本侵华战争;华中方面军;南京大屠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一、绪论

　　日本侵华战争是近代中国灾难深重的历史根源之一。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篇章。在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一系列严重战争罪行。松井石根作为指挥日军攻占南京的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正是这段历史中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键人物之一[3]。研究松井石根其人及其在侵华战争中的角色，对于厘清日本侵华战争的决策与指挥链条、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阐明战后国际审判的正义性，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战争史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尊重史实、以证据立论。围绕松井石根与南京大屠杀，中日两国学界积累了丰富的史料与研究成果。中方以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全72卷)与《南京大屠杀全史》最为系统，前者历时十年、先后组织百余名学者赴日、美、英等国及国内各地，搜集整理加害方日本、受害方中国与第三方美英等国的大量档案[1][2]。日方学界则以洞富雄、藤原彰、吉田裕、笠原十九司等学者的实证研究为代表，他们在日本国内长期坚持揭发与批判军国主义暴行，其学术勇气与史料功力值得重视[5][6][8][9]。

　　西文史料为南京大屠杀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第三方视角。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与庭审记录，以国际审判的权威形式确认了南京暴行的基本事实[3][19];Timothy Brook编选的《南京大屠杀文献》汇集了战时外籍人士的日记、函件与报告[11];1937年12月，《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从南京发出的系列报道，是最早向世界揭露日军暴行的英文报道之一[17]。这些英文史料与中日文档案相互印证，构成了多语种证据链的重要一环[1][3][11][17]。

　　值得说明的是，俄文与韩文史料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虽不如中日英三方系统，但并非缺位。俄文方面，约翰·拉贝的《拉贝日记》俄文版以完整、未经删减的档案原貌出版，是亲历者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即时书写的权威一手文献[10]。韩文方面，韩国学界长期关注日本殖民统治与侵略历史，由日中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的《开启未来的历史》，将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纳入东亚共同的历史记忆加以叙述[12]。本文在利用这些多语种史料时，坚持相互印证、交叉核验的原则，凡未经可靠出处支撑者一律不采信;同时如实说明各语种史料的范围与局限，不夸大其覆盖面[1][10][12]。

　　就研究现状而言，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始终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相伴。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抛出所谓『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试图否认这一铁案。对此，中日韩及国际学界以确凿档案予以驳斥：1997年笠原十九司出版《南京事件》，系统回应否认论调[5];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历时十年陆续出版，以七十二卷近四千万字的一手文献构筑起无可辩驳的证据体系[1][2];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更从国际层面确立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性[2]。本文即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展开，既是对既有研究的综合与梳理，也致力于从五语种史料互证的角度加以深化[1][2][5]。

　　本文以松井石根为线索人物，按其生平经历与战争进程的时间脉络，依次考察其早年军旅生涯与侵华思想、全面侵华中华中方面军的组建与作战、进攻南京与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认定，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与定罪，最后总结历史教训。全文坚持以官方档案、史书、军事典籍和权威学术论著为依据，确保行文逻辑连贯、史料出处精准，以严谨的实证研究回击任何企图篡改历史的错误论调[1][2][3]。

　　本文的学术旨趣，不在于为人物翻案或简单定性，而在于通过松井石根这一具体个案，反观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参谋机关与战争指挥体系如何塑造并纵容了一个又一个『松井石根』。这种从制度与个体互动视角考察战争责任的研究路径，正是当代战争史研究的重要方向[1][5][8]。换言之，松井之罪固然有其个人因素，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滋养他的军国主义制度本身;唯有把握制度与个人的双重维度，才能完整理解南京大屠杀的发生逻辑[3][5][8]。

　　在史料运用上，本文遵循『一手优先、多源互证、出处可考』的原则：凡涉及重大事实与数据，均以官方档案、判决文书、战史典籍为据，辅以当事国学者的一手整理成果;对转引材料标明原始出处层级，不采信无法核实的网络传闻与二手拼接[1][2][3]。中日英俄韩五语种史料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中文档案重在受害方与中方记录，日文史料重在加害方与军方文件，英文史料提供第三方目击，俄文与韩文文献则从国际传播与东亚共同记忆的角度加以丰富[1][5][10][12]。这种多语种、多视角的证据结构，是本文立论的基础。

　　对松井石根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还具有超越个案本身的国际法与人道意义。二战后确立的『指挥官责任』原则，正是以东京审判对松井等人的定罪为先例而逐步成型的;时至今日，在追究战争罪行、反恐与人道干预等国际实践中，这一原则仍具有重要参照价值[3][19]。因此，深入研究松井案，不仅是为了还原一段中国近代的苦难历史，也是为了总结国际社会捍卫正义、防止暴行重演的治理智慧[2][3][19]。这一双重意义，正是本文选题的现实关切所在。

　　二、军旅之路：松井石根的早年生涯与侵华思想的形成(1878—1937)

　　(一)出身与军国主义教育

　　松井石根，1878年7月27日生于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出身于一个已趋没落的武士家庭。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虽已失去封建特权，但忠君报国、尚武扩张的武士道精神与军国主义思想仍深植于其家族与教育环境之中。明治政府推行『富国强兵』方针，建立起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校为核心的军事教育体系，将效忠天皇、对外扩张的信念灌输给一代又一代军官。松井石根自幼向往军旅，身材瘦小而体质孱弱，却执意投身军界，先后进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89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九期，后进入陆军大学校深造[7][14]。

　　在陆军大学校期间，松井石根悉心钻研中国问题，研习中国文化与书法，并将中文作为主要外语，熟谙中国的社会、地理与历史。这种对华『了解』，并未使他产生尊重中国、珍视和平的立场，反而被他用作推行侵华政策的工具。日本近代所谓『兴亚论』『大亚细亚主义』思潮，由荒尾精等人鼓吹，主张日本应在亚洲承担所谓『领导』责任;松井石根正是这一思潮的积极信奉者与推进者[7][14]。他日后长期驻华、经营对华情报与渗透，皆与这种以『亚细亚连带』为幌子的扩张思想一脉相承。

　　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教育的要害，在于将扩张战争美化为所谓『圣战』与『国运所系』。从陆军幼年学校到陆军大学校的培养链条，使军官自幼年起便接受忠君尚武、尊崇武力的价值灌输;松井石根正是在这样的体系中完成了人格与信仰的塑造。他日后种种鼓吹扩张、漠视人道的言行，无不带有这一教育传统的深刻烙印。这种体制性、系统性的思想灌输，是理解包括松井在内的众多日本侵华将领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7][14]。

　　(二)日俄战争与大陆扩张的初体验

　　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松井石根中断陆军大学校学业，随日军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与俄军作战。在首山堡一役中，其所在中队几乎被俄军歼灭，松井本人大腿中弹负伤。战后他返回日本继续学业，1906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大学校并晋升步兵大尉。日俄战争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中国东北权益而进行的战争，战场却主要在中国领土之上，深刻暴露了日本对华侵略的本质。松井在战争中的亲身体验，使他切身体会到日本对大陆的军事扩张，也加深了他对东北亚地缘格局与日本所谓『大陆政策』的认识[7][14]。

　　日俄战争后，日本取得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权益，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渗透。松井石根的军旅轨迹，正是与这一扩张进程同步展开的。他由一名参与战事的青年军官，逐步成长为参谋本部中熟谙对华事务、力主大陆扩张的中坚人物。这一身份与思想的双重形成，为其日后在侵华战争中扮演关键角色奠定了坚实基础[7][14]。

　　尤为值得强调的是，日俄战争的主战场位于中国东北，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无论日俄双方孰胜孰负，受害最深的始终是中国的东北人民。松井石根随日军在中国东北作战的经历，非但未能使他认识到侵略战争的罪恶，反而使其将中国视为可任意宰割的对象[7][14]。这一历史背景，使我们得以看清松井侵华思想的深层根源，也再次印证了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1][7][14]。

　　日俄战争后，日本军部逐步形成以扩张中国大陆权益为核心的所谓『大陆政策』，与向太平洋扩张的『南进』路线相对。松井石根在参谋本部任职期间，长期身处这一扩张中枢，参与对华情报与战略谋划。他既非孤立的战争狂人，亦非被动执行命令的工具，而是积极推动、主动献计的扩张主义者。正是这种主动参与，使他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中无法以『奉命行事』为由开脱，而必须为自身的作为承担法律责任[3][7][14]。

　　(三)参谋本部任职与对华关系的经营

　　陆军大学校毕业后，松井石根进入参谋本部，先后担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奉天特务机关长、驻中国广东及上海武官、驻华公使馆武官、海参崴派遣军参谋、关东军司令部副官等职，前后驻华长达十余年。长期的驻华经历使他熟谙中国社会与军政情势，也成为日本军部制定侵华政策的重要参与者。1922年，他出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1925年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专司情报与对华事务;此后又曾出任驻台湾军司令官[7][14][15]。这些职务无一不带有浓重的对华扩张色彩。

　　在此期间，松井石根积极鼓吹『大亚细亚主义』，主张由日本领导所谓『亚洲复兴』，实质是为日本侵略扩张制造思想舆论。1933年，他晋升为陆军大将，并参与组织『大亚细亚协会』、自任会长，制造侵华舆论。他还曾试图拉拢中国国民政府，幻想以所谓『日中提携』之名换取中国对日本扩张的妥协;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抗日浪潮高涨，其政策设想归于破产[7][14][15]。松井的所谓『亚洲主义』，不过是披着『共存共荣』外衣的侵略说辞，这在其日后指挥侵华作战中表露无遗。

　　值得辨析的是，松井石根并非一味主张对华速战速决。他一度主张以所谓『日中亲善』『提携』笼络中国国民政府，幻想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与其说是对中国的善意，不如说是更高明的扩张策略。然而，当中国的民族觉醒与抗战决心使其阴谋难以得逞时，他迅速转向赤裸裸的军事征服[7][14][15]。这种『和缓』与『强硬』之间的灵活转换，恰恰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与虚伪面目[7][15]。

　　(四)一二八事变与侵华立场的固化

　　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日军进攻上海，中国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松井石根虽未直接指挥此役，但作为陆军高层对华强硬派的一员，其『以武力迫使中国屈服』的立场已相当鲜明。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借停战协定在上海及其周边取得驻兵等特权，进一步蚕食中国主权。1932年末，松井参加世界裁军会议后返回日本，参与筹备成立『大亚细亚协会』，持续鼓吹侵华舆论[7][14][15]。

　　一·二八事变及此后的华北事变，使日本逐步扩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在这一过程中，以松井石根为代表的军部强硬派主张对华采取更坚决的军事行动，其『亚洲门罗主义』『日中提携』等论调，均是掩饰扩张、麻痹中国民意的宣传工具[7][15]。松井在日本军界素以『中国通』著称，也正因如此，当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华东战场急需熟悉中国的高级指挥官时，日本当局将他推到了前台[7][15]。这一人事安排，既反映了松井个人的扩张野心，也折射出日本军国主义对华政策的整体走向[7][14][15]。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松井石根已是一位深具侵华野心、与军部扩张路线紧密相连的高级将领。他熟谙中国、长于情报、倾心扩张，且位居陆军高层，随时准备在侵华战争中被委以重任。他的这一思想底色与资历积累，为其日后在淞沪战场与南京前线的所作所为提供了内在逻辑与行动准备[7][14][15]。

　　综观其早年生涯，松井石根的侵华思想主要由三方面构成：其一，忠君尚武的军国主义信仰;其二，以『亚细亚连带』为名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其三，多年驻华积累的、将中国视为征服对象的优越心态。这三者相互交织，使他成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最危险的高级军官之一。正是带着这样的思想装备，松井在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际，迎来了其军事生涯中权责最重、也最血腥的角色[7][14][15]。

　　三、全面侵华与华中方面军的组建(1937)

　　(一)卢沟桥事变与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卢沟桥制造事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部随即向中国大规模增兵，战火由华北迅速蔓延。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摧毁中国的抵抗意志。松井石根此前已流露出『迅速拿下南京』的想法，认为攻占中国首都将迫使中国政府屈服。7月卢沟桥事变后，松井在一场演讲中即公开主张迅速攻占南京[13][14][15]。8月，日军在上海方向制造八一三事变，淞沪会战爆发，全面抗战由此进入华东战场[7][13][16]。

　　日本统帅部在华北战场之外开辟华东战场，有其深层的战略考量：一方面以重兵进逼中国政治经济重心，企图迫降国民政府;另一方面也有牵制中国兵力、扩大侵占地盘的意图。松井石根作为日本陆军中少数深谙中国、又极欲在侵华战争中建功的高级将领，被日本当局选中，成为华东战场日军的前线最高指挥官。这一人事安排，直接关系到此后南京的命运[7][13][14][15]。

　　(二)八一三淞沪会战与上海派遣军的组建

　　1937年8月，为扩大对华侵略、牵制华北战场，日本决定在上海方向开辟新的战场。8月15日前后，松井石根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率部赴华指挥作战。淞沪会战是抗战初期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中国军队浴血奋战达数月之久，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抗战事迹。上海派遣军下辖多个师团，兵力雄厚;随后，日军第十军又在杭州湾北岸金山卫登陆，形成两翼夹击之势[7][15][16]。

　　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抵抗日军优势火力，先后投入数十个师的兵力，涌现出八百壮士孤军坚守等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会战虽以中国军队的战术性撤退告终，却以三个月的持久抵抗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并使日军付出了沉重代价，为全国抗战赢得了战略准备时间[7][15][16]。松井石根在指挥上海派遣军的过程中，亲历了这场苦战，也由此更加急切地欲以攻占南京来结束战争、挽回颜面[13][14]。

　　淞沪会战后期，中国军队在腹背受敌、装备悬殊的不利态势下，为保存实力而被迫组织撤退。11月5日，日军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登陆，迅速切断沪杭铁路，向上海西南地区迂回推进;中国统帅部为免上海守军陷入包围，于11月8日下令上海守军撤退[15][16]。日军随即沿京沪线西进，占领苏州等地，向南京逼近[15][16]。淞沪会战的失利，虽使华东战局急转直下，但中国军队近三个月的顽强抵抗，也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的迷梦，为抗战全局赢得了宝贵时间[7][15]。

　　淞沪会战的全局意义，在于打破了日本迅速征服中国的妄想，为中国将抗战转入持久战创造了条件。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抵抗外侮的坚强意志，也使得日本军国主义不得不面对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7][15]。然而，淞沪的失守也意味着华东重镇相继落入敌手，南京由此直接暴露于日军的进攻锋芒之下。松井石根正是挟淞沪之胜，挥师西向，将矛头对准了中国首都南京[13][15][16]。

　　(三)华中方面军的组建与进攻南京的部署

　　为统一指挥华东日军作战，1937年11月7日，日本统帅部组建华中方面军(中支那方面军)，松井石根任司令官，并一度仍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12月2日改由朝香宫鸠彦亲王接任);冢田攻、武藤章分任正副参谋长。华中方面军下辖上海派遣军(含第三、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六师团等)与第十军(含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及国崎支队)等部队，总兵力达二十余万人[15][16]。这支庞大的作战兵团，其首要任务便是攻占中国首都南京。

　　日军攻占上海后，松井石根力主继续西进、进攻南京。11月22日，他正式向参谋本部呈报主张『必须攻占南京』，声称方面军以现有兵力不惜最大牺牲，估计最迟两个月内可以达到目的[13][15][16]。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攻占南京的命令，松井石根随即部署兵分多路进犯南京[13][15][16]。日本官方编纂的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对这一时期日军的作战部署与南京攻略有系统记述[7]。这一作战部署，直接开启了此后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进程。

　　进攻南京并非日本大本营的一致主张，军部内部曾存在分歧与争议。但松井石根等前线将领的积极推动，最终促使大本营下达了攻占南京的命令。这一决策过程表明，松井不仅执行了侵略战争，更以其主张深刻影响了侵华战争的进程，其主观上的扩张意志不容回避[7][13][14]。从战略上看，攻占南京意在摧毁中国抵抗意志、迫降国民政府，是日本『速战速决』方针的关键一环[7][13]。

　　在具体兵力运用上，华中方面军以第三、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六师团等为基干的上海派遣军沿京沪铁路正面推进，以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等为基干的第十军自杭州湾、太湖南侧迂回，力图对南京实施合围[15][16]。松井石根坐镇指挥，一面督促进攻，一面为后续的『肃清』与占领做准备[7][13]。这场对一国首都的合围攻击，从一开始就带有摧毁一切抵抗、不容俘虏存活的作战心理，为随后南京城内外的血腥暴行埋下了伏笔[3][7][13]。

　　四、进攻南京与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

　　(一)南京保卫战与日军的攻城

　　南京是中国国民政府的首都，具有重大政治象征意义。1937年11月，随着淞沪战场的失利，中国统帅部决定以部分兵力坚守南京，迟滞日军进攻、掩护大后方部署。12月初，日军华中方面军在松井石根指挥下兵分多路逼近南京。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华中方面军于12月上旬进抵南京时，南京约一百万居民中过半已逃离，仅留极少数外籍人士组织国际安全区;中国军队留城防守者约五万人[3][4]。12月12日夜，日军攻破南京城南门，守军大部经北、西城门突围，或弃械避入安全区;至13日晨日军进入南京城，南京宣告失陷[3][4][16]。

　　南京保卫战期间，中国守军依托南京城垣与外围阵地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日军凭借绝对优势的兵力与火力，先后突破外围防线，逼近城垣。12月12日夜，日军攻占城南后，中国守军在指挥紊乱、腹背受敌的困境中纷纷突围，南京随之陷落[16]。南京失陷之快，既与中国守军寡不敌众、指挥仓促有关，也与日军蓄意进攻首都、志在必得的作战决心直接相关[7][16]。日军攻占南京的决心，早在松井石根力主西进、大本营下达攻略命令之时便已注定[7][13][16]。

　　在南京沦陷前后，以约翰·拉贝为代表的十余名外籍人士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城内划设国际安全区，竭力收容难民、救治伤兵，并以日记、报告等形式留下了对日军暴行的直接记录。拉贝的日记后来以多种文字出版，其中俄文版以完整档案原貌面世，成为揭露南京暴行、彰显人道主义精神的重要文献[10]。然而，安全区及其外籍目击者的存在，虽然挽救了许多生命，却无法阻止日军对南京平民的大规模屠杀[3][10][17]。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坚持人道主义救助，其成员贝德士、马吉等人不仅收容难民，更以文字与影像记录日军暴行。约翰·马吉拍摄的胶片，成为南京大屠杀最早的影像铁证之一;贝德士等外籍人士此后亦赴东京审判出庭作证，其证词为法庭认定南京暴行提供了重要依据[3][10][17][19]。这些外籍人士的存在，使得南京大屠杀成为有大量第三方目击与记录的国际事件，其证据价值在战后审判中得到了充分体现[3][19]。

　　(二)屠杀经过与暴行之认定

　　日军进入南京后，随即展开了长达数周的大规模暴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中认定：日军攻占的是一座实际上已无抵抗的城市;日军士兵如野蛮部落般涌入城市施暴，宛如对待战利品一般，实施无差别的屠杀、强奸、掠夺与纵火。判决书指出，入城最初两三天内，至少一万二千名非战斗人员的中国平民男女老幼在无差别的屠杀中遇难;占领最初一个月内，约有二万起强奸案发生;日军任意掳掠、纵火，约三分之一城区被毁，仅太平路等商业街区即焚毁殆尽[3][4]。

　　判决书进一步认定：日军以『中国士兵脱去军装混入民众』为由，大规模组织屠杀适龄男性平民，仅此一类即有两万余名中国男性遇难;在长江沿岸，成批放下武器投降的中国军人于72小时内被机枪成组射杀，遇难战俘达三万余人。后来作出的估计显示，日军占领南京最初六周内，在南京及其周边遇害的平民与战俘总数超过二十万人，且此估计并不夸大——仅收尸组织等即掩埋了超过十五万五千具尸体，其中多数双手被反绑，尚有大量尸体被焚毁或投入长江，未计入此数[3][4]。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持续调查统计表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达三十万以上[18]。

　　关于遇难人数，各方统计口径有所不同，需要谨慎辨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八章估计，南京及周边最初六周内遇害平民与战俘总数超过二十万，且此估计未计入被焚毁或投入长江的尸体[3][4];法庭在论及松井等个人责任时，亦认定其间『逾十万人被杀』[3][4]。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依据历年调查、档案与文物，认定遇难人数达三十万以上[18]。这些数字在统计口径上虽有差异，但在『大规模、有组织屠杀确凿发生』这一核心事实上高度一致，共同构成对南京大屠杀铁案的确证[3][4][18]。

　　除大规模屠杀外，日军还犯下了骇人听闻的强奸、掠夺与纵火罪行。判决书指出，数千名妇女遭到奸污，许多女性在遭受凌辱后被杀、遗体遭残害;日军以『肃清败兵』为名进行的所谓『纪律整肃』，实为屠杀的代名词[3][9]。洞富雄、藤原彰、笠原十九司等日本学者依据日本军方文件、官兵日记与现场调查，从加害方一侧印证了这些暴行[6][8][9]。西文史料方面，德丁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外籍目击者的证词，以及拉贝日记，均与判决书的认定相互印证[10][17]。

　　综合判决书与各方史料，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类：一是对已放下武器或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军人进行集体屠杀，尤以下关、幕府山沿江一带的成批射杀与活埋最为惨烈;二是以『肃清败兵』为名对适龄男性平民实施的大规模捕杀;三是对妇女的集体奸淫，乃至奸淫后加以杀害;四是疯狂的城市掠夺与纵火，使南京城相当部分化为瓦砾[3][4][9]。这些暴行手段之残暴、规模之巨大，在人类战争史上亦属罕见[3][9]。

　　更值得注意的是加害方自身留下的记录。日本宪兵队邮政检查所截获的信件、日军官兵的日记与自供，以及日本外务省、领事机构向东京呈报的报告，均不同程度印证了暴行的存在[1][2][3]。日本学者洞富雄、藤原彰、吉田裕等通过系统整理这些日方资料，从『加害者』角度坐实了南京大屠杀[6][8][9]。这种来自加害方、受害方与第三方的多重证据交叉印证，使南京大屠杀成为铁证如山、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1][6][9]。

　　在档案文献之外，幸存者的口述史同样构成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珍贵资源。八十余年来，一批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通过口述访谈，还原了亲历的惨痛场景;中国学界对幸存者的系统调查与记录，为这段历史留下了鲜活而生动的证言[1][18]。尽管岁月流逝、幸存者日渐凋零，但他们的证词与档案文献相互印证，使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得以代代传承[1][18]。这些口述与文献、实物证据共同构成的证据链，正是南京大屠杀铁案不可动摇的根基[1][18]。

　　(三)松井石根的责任与态度

　　在南京暴行持续之际，松井石根于12月17日举行了『凯旋』入城仪式，并驻留南京数日，12月18日还为阵亡日军举行宗教法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松井入城后，从自己的观察与部下的报告中应当已经知晓暴行的发生;他承认曾从宪兵队及领事官员处获知军队的一些不端行为[3][4]。然而，法庭认定，松井『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去减轻这些恐怖』。判决书明确指出：他明知部下罪行，拥有控制军队与保护南京无辜市民的权力与义务，却玩忽职守，因而必须承担刑事责任[3][4]。

　　松井在事后辩称自己患病，但法庭认为其病情并不妨碍他指挥作战，也不妨碍他入城数日亲见暴行。耐人寻味的是，松井石根一方面在事后宣称对南京民众『深表同情』，另一方面却从未对暴行作出有效制止。日军暴行非但不是个别人的失控行为，反而在南京陷落后持续达六周以上，在松井入城之后仍延续数周[3][4]。这充分说明，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罪恶行动，而松井石根作为攻城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其默许认可，正是这场浩劫得以扩大蔓延的重要原因[1][3][4]。

　　南京大屠杀的责任并不止于松井石根一人，而是牵涉从大本营、方面军到师团、联队的整个指挥体系。松井作为华中方面军最高指挥官负有主要责任，其参谋长冢田攻、武藤章及下属部队长官亦各有其责[3][15]。战后对松井等人的审判，正是对这一责任体系的司法清算：它表明，指挥链条上每一环节的失职与纵容，都难逃法律的追究[3][4][15]。这一审判也为后世确立了指挥官对部下战争罪行承担责任的国际法原则[3][19]。

　　五、战后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定罪(1945—1948)

　　(一)战犯逮捕与起诉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根据《波茨坦公告》关于惩处战争罪犯的规定及战后盟国有关处置战犯的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5月3日在东京正式开庭，由中、美、英、苏等十一国检察官提起公诉，审判日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被列入起诉名单，作为甲级战犯受到审判。起诉书指控其参与共同策划、准备、发动侵略战争，并对违反战争法规与惯例的暴行负有责任[3][4][19]。东京审判的举行，标志着战后国际社会以法律手段清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开端。

　　战后对战犯的追究，经历了从战地审判到国际审判的演进。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外，盟国还在中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地设立法庭，审判了一批侵华日军战犯[15]。东京审判作为其中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审判，其程序设置与判决理据，对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具有深远意义[3][19]。松井石根作为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责任者被置于审判席上，既是历史对他个人罪行的追究，也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整体清算[3][4][15]。

　　(二)法庭调查与证据认定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历时约两年半的审理，听取了大量证人证言与物证。围绕南京大屠杀，法庭采信了包括中国幸存者、外籍目击者(如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贝德士等人)的证词，以及日本宪兵队、领事官员报告与当时媒体的报道等证据[3][19]。判决书指出，尽管日方证人否认暴行的规模，但不同国籍的第三方目击者的证词具有『不容置疑的可信性』，足以证明这场始于1937年12月13日、延续至1938年2月的暴行，其间数千名妇女遭强奸、逾十万人被杀害、大量财物被抢被烧[3][4][19]。

　　对于松井石根的刑事责任，判决书作了专门论述。法庭认定，松井是日本陆军高级将领，1933年晋升大将，1935年转入预备役，1937年奉召回役指挥上海派遣军，继而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率部于12月13日攻占南京[3][4]。法庭同时审慎区分了责任性质：鉴于证据不足以证明松井参与了侵略战争的共同谋划，法庭就其侵略战争相关罪状未予认定;但就南京暴行，法庭确认他负有直接的指挥责任[3][4]。这种严格的证据标准与责任区分，正是国际审判严谨性的体现。

　　南京大屠杀的举证，是东京审判中证据最为扎实、认定最为充分的环节之一。控方不仅依赖幸存者与第三方目击者的证言，还引入了收尸记录、慈善机构报告、外籍人士日记与影像等实物证据[3][19]。判决书对南京暴行的长篇认定，正是建立在这一多源证据基础之上的[3][4]。此外，除松井石根外，时任华中方面军参谋长的武藤章亦因任职于松井司令部期间亲历暴行而被判有罪并处以绞刑;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的认定是全面而彻底的[3][15][19]。

　　尤为重要的是，判决书在整体上对南京暴行作出了明确的法律定性，指出这场浩劫既非个别士兵的失控行为，也非战争中的偶然事件，而是日本军队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罪恶行动，其根源在于日本对华战争的性质与日军对战争法规的漠视[3][4]。这一整体定性，从法律上终结了此后日本右翼所谓『偶然暴行说』『虚构说』的争论空间，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定论提供了权威依据[2][3][4]。判决书的这一立场，至今仍是国际社会认识南京大屠杀性质的基本框架[2][3]。

　　(三)判决与处刑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出判决;11月12日，法庭正式认定松井石根犯有战争罪行，判处其绞刑。在判决所涉诸罪状中，法庭认定松井在第55项罪状(即『故意且不计后果地漠视其法定职责，未采取充分措施确保战争法规得到遵守并防止其被违反』)上有罪，而就共同策划发动侵略战争等罪状免于认定[3][4]。判决书在论及松井的责任时写道：他负有控制军队、保护南京无辜市民的权力与义务，『必须为其未能履行这一义务而承担刑事责任』[3][4]。

　　1948年12月23日零时，松井石根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与此同时被处决的还有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等甲级战犯[15]。松井石根以自身的下场，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承担了历史与法律的制裁。值得注意的是，在松井被召回日本之后，日本当局不仅未追究其责任，反而于1938年任命其为内阁参议官，并于同年授予其『中国事变』功勋;直至战后，才由国际法庭追究其罪行[3][4]。这一反差，恰恰凸显了战后国际正义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清算的不可或缺意义[3][4][15]。

　　据法庭现场与当时报载，年届七旬的松井在听候宣判时情绪剧烈波动，几近站立不稳;当审判长宣读绞刑判决时，他随即挺直身躯、颔首受刑[19]。无论其个人姿态如何，这一判决都向世界昭示：无论地位多高、权力多大，践踏人类基本准则、纵容战争暴行者，终将受到法律与历史的审判[3][4][19]。东京审判对松井石根的定罪与处刑，为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讨回了迟到的正义，也为后世留下了警示[3][19]。

　　六、结语：历史反思与启示

　　纵观松井石根的一生，从名古屋武士家庭出身，到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校的系统培养，从日俄战争到长期驻华经营，再到全面侵华中出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并指挥攻占南京，他的军事生涯始终与日本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路线紧密交织。松井石根并非孤立的『个人恶魔』，而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中居于指挥高位、负有重大责任的一员。他一手导演并纵容了南京大屠杀这场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浩劫，最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依法判处绞刑，这既是法律对战争罪行的清算，也是历史对军国主义暴行的审判[3][4][18]。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昭示我们：战争罪行必须受到追究，历史真相不容篡改。战后七十余年来，日本国内始终有右翼势力试图否认、淡化南京大屠杀，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翻案。对此，学界必须以确凿的档案与史料为武器。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为这段历史提供了国际性的官方确认[2]。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纂《开启未来的历史》，将这段惨痛记忆纳入东亚共同的历史认知，是面向未来的建设性努力[12]。

　　南京大屠杀不仅是中国的民族伤痛，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记忆。将这段历史纳入学校教育与国际交流，让一代代青年了解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珍贵，是防止悲剧重演的根本途径。日中韩三国共同历史教材《开启未来的历史》的编纂与传播，正是这一努力的具体体现;它不仅陈述史实，更致力于培育东亚人民对和平的共同珍视[12]。历史的记忆不能也不应被遗忘，唯有正视，方能前行[2][12]。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审判，确立了指挥官责任原则的重要范例：军事指挥官不仅不能亲自实施暴行，更不能在明知部下暴行时放任不管、拒不制止。这一原则经由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而成为国际刑法的基石，深刻影响了此后国际刑事司法的发展[3][19]。松井案的判决，为后世追究战争罪行、守护人道底线树立了标杆，其法理价值迄今仍具现实意义[3][4]。

　　本文基于中日英俄韩五语种官方档案、史书与军事典籍的考察表明，唯有坚持实证研究与多源互证，才能构筑起对抗历史虚无主义的坚实防线。松井石根的审判与处刑，为国际法上追究战争罪行、捍卫人道底线提供了重要范例;而对这段历史的严谨研究，则是我们铭记历史、珍视和平、警示未来的永恒课题。历史已经作出裁决，而正义的追问与记忆的传承，仍在继续[1][2][3][12]。

　　注　释

　　[1]　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全72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10年。该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委托搜集整理的档案汇编，历时十年、组织百余位学者赴日、美、英等国及国内各地搜访加害方、受害方与第三方史料。

　　[2]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等：《南京大屠杀档案》，2015年10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The Judg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1948年11月;其中第八章「常规战争罪行」对南京暴行作出事实认定。

　　[4]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

　　[5]　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东京：岩波书店(岩波新书)，1997年。笠原氏长期从事南京事件研究，并参与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教材编纂。

　　[6]　藤原彰：《南京大虐殺》(岩波ブックレット43)，东京：岩波书店，1985年。

　　[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第089、090卷等)，东京：朝云新闻社，1966—1980年陆续刊行;系日本官方编纂的军事战史。

　　[8]　吉田裕：《天皇の軍隊と南京事件》，东京：青木书店，1986年。

　　[9]　洞富雄：《南京大虐殺の証明》，东京：朝日新闻社，1986年。

　　[10]　约翰·拉贝：《拉贝日记》，俄文版(米哈伊尔·斯特罗夫斯基等译，完整呈现档案原貌);该俄文版据原稿完整出版，属亲历者即时书写的一手档案文献。

　　[11]　Timothy Brook, ed., Documents on the Rape of Nank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12]　日中韩三国共同历史教材编纂委员会编：《开启未来的历史》(日中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笠原十九司及韩国学者参与)。

　　[13]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所藏陆军省史料《南京总攻击(自包围至陷落)》等支那事变作战档案。

　　[14]　松井石根：《松井石根阵中日记》(上海派遣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任内手记，1937—1938年);战后由盟军当局收缴，为相关中日战史研究引据的一手史料。

　　[15]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制造南京大屠杀日军部队的下场和历史结局》。

　　[16]　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守卫南京之战与日军大屠杀》。

　　[17]　《纽约时报》德丁(F. Tillman Durdin)1937年12月18日发自南京的系列报道(《俘虏全遭杀害》《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扩大 一般平民亦遭屠戮》等)。

　　[18]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调查统计：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达30万人以上(纪念馆陆续公布的调查与展陈数据)。

　　[19]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Record of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1946—1948年)。

　　参考文献

　　[1]　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10.

　　[2]　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全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等.南京大屠杀档案[Z].2015(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4]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The Judg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Z].1948.

　　[5]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6]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Record of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Z].1946—1948.

　　[7]　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M].东京：岩波书店(岩波新书)，1997.

　　[8]　藤原彰.南京大虐殺(岩波ブックレット43)[M].东京：岩波书店，1985.

　　[9]　吉田裕.天皇の軍隊と南京事件[M].东京：青木书店，1986.

　　[10]　洞富雄.南京大虐殺の証明[M].东京：朝日新闻社，1986.

　　[1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M].东京：朝云新闻社，1966—1980.

　　[12]　约翰·拉贝.拉贝日记：俄文版[M].米哈伊尔·斯特罗夫斯基，等译.莫斯科：完整档案原貌出版.

　　[13]　Timothy Brook, ed. Documents on the Rape of Nanking[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14]　日中韩三国共同历史教材编纂委员会，编.开启未来的历史[M].东京：高文研;首尔：韩民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5]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南京总攻击(自包围至陷落)等陆军省史料[Z].

　　[16]　松井石根.松井石根阵中日记(1937—1938)[Z].

　　[17]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制造南京大屠杀日军部队的下场和历史结局[EB/OL].

　　[18]　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守卫南京之战与日军大屠杀[EB/OL].

　　[19]　F. Tillman Durdin. “All Captives Killed” and related reports[N]. The New York Times, 1937-12-18.

　　[20]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调查统计[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