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植田谦吉(日语:うえだけんきち;英语:Ueda Kenkichi、1875年3月8日-1962年9月11日,日本大阪府人,陆军大将。1898年11月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09年12月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第十八师团参谋、第十六师团参谋、军务局课员、骑兵监部员、骑兵第一联队长、骑兵第三旅团长、军马补充部本部长。1928年8月晋升中将。次年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1930年12月任第九师团长。次年出兵上海,残杀无辜平民甚众,任意拘留人民,施以酷刑,并纵兵抢劫。1933年6月任参谋次长。次年8月任侵略朝鲜军司令官。11月晋升大将。1935年12月任军事参议官。1936年11月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洲国大使。在任时强迫东三省人民受奴化教育,企图消灭中国文化,彻底征服占领区居民,镇压抗日力量。1939年12月转入预备役。抗战胜利后,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列为甲级战犯。1955年6月任战友团体联合会会长。1956年11月任日本乡友联盟会长。1962年9月11日死亡。
摘要:植田谦吉(1875—1962)是昭和陆军中容易被战史叙事略过的人物:他既不是参谋本部的战略设计者,也不是政党政治型的军中策士,而是骑兵科出身、长期主持军马行政的“部队型”高级将领。然而在1932年的淞沪与1936年至1939年的“满洲”,他两度被置于日本对外侵略的关键执行位置。前者,他以陆军中将、第九师团长暨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身份,把一次地方性冲突扩大为国际危机,并作为日方陆军代表在《淞沪停战协定》上署名;后者,他以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总揽军事、外交与殖民行政,主持“满洲”产业开发与武装移民,支持蒙疆傀儡政权的建立,并于1939年4月以本人名义示达《满苏国境纷争处理要纲》,把边境认定权下放给现地指挥官,直接促成诺门罕事件的扩大。本文以中、日、英、俄、韩五种语文的官方档案、史书与军事典籍互证,重建其军事生涯的四个阶段,辨析其战争责任的层次,并讨论其战后未被起诉这一事实所折射的战后清算结构。文章认为,植田谦吉的意义不在于其个人的残暴或平庸,而在于他示范了一种“制度化的侵略者”形态:侵略不仅由狂热的政治阴谋完成,也由受过专业训练、服从命令链、精于技术行政的军人在日常职务行为中完成。
关键词:植田谦吉;一·二八事变;关东军;诺门罕;战争责任;满苏国境纷争处理要纲
凡例:本文所引档案,以收藏机构、卷宗(册)与文件题名定位,不再标注原件页码,以免不同缩微系统之间的页码错置;所引报刊以报名与出版日期定位;日文文献题名一仍其旧,正文行文统一使用中文标点。五种语文史料的互证原则是:以日军命令文书确定行动的时间与规模,以中国档案与报刊确定抵抗与损失,以第三国外交文书校验国际反应,以苏方战史确定军事结果,以韩方文献确定殖民暴力之下的个体反抗。凡遇各方记载互相抵触者,本文并列诸说并说明取舍理由,不以单一档案为定谳。
一、导言:一个“技术型将军”的侵略轨迹
1932年5月5日下午,上海,中日双方代表在一份没有正式标题的文件上依次署名。日方署名的第一人是陆军中将植田谦吉,其后为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海军少将岛田繁太郎、陆军少将田代皖一郎;中方署名的第一人是外交部次长郭泰祺。这份后来被外务省便宜地称作《淞沪停战协定》的文件,把中国军队逐出了苏州—昆山—上海一线以东,使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此后五年间成为不设防之城[1]。一位在前一年还只是师团长的骑兵军官,就此成为日本对华军事扩张史上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签字者。
三年又十个月之后,1936年3月6日,同一人物出现在另一张任命书上: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兼关东局总长。军权、外交权与殖民行政权集于一身,使他成为日本在“满洲”这一傀儡国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再三年,1939年9月7日,他在诺门罕的惨败之后被解除职务,转入预备役,从此退出公职,直到1962年9月11日死去[2]。从上海的停战谈判桌到哈拉哈河以东的草原,植田谦吉的军事生涯划出了日本侵华战争前半段的一条完整弧线。
既有研究对这条弧线的处理并不均衡。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纂的《战史丛书》,在《支那事变陆军作战》与《关东军(1)》两卷中提供了最详尽的作战序列与命令往复,但其叙事重心是“作战指导”的技术检讨,人物的政治责任被有意淡化[3]。中国学界的抗战史著作充分记录了淞沪与诺门罕的中方与苏方视角,却较少追究日军执行层面的具体人物,淞沪一役的责任长期被笼统地归于“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抽象主体[4]。英文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把1932年的上海危机纳入华盛顿体系崩溃的框架,对植田其人的关注止于签字者身份[5]。苏联与俄罗斯方面的战史与回忆录,把诺门罕定义为对日“首次决定性打击”,关注的是朱可夫与第一集团军群,对关东军司令官的决策机制语焉不详[6]。韩国方面的独立运动史,则把1932年4月29日虹口公园的炸弹视为民族反抗的里程碑,其叙事中的植田是被炸断左腿的侵略军将领,而非一个需要分析的决策主体[7]。五种语文的史料各自照亮一段,却少有把它们接续为一个人的完整轨迹。本文的工作,正是这一接续。
方法上,本文采取“事件—文书—记忆”三重互证。事件层面,以日军作战命令、师团作战日志与关东军司令部编制文件确定行动的时点、兵力与命令链;文书层面,以中国方面的档案与报刊确定抵抗、损失与交涉过程,以英美外交文书与国联记录校验国际反应,以苏方战史与军事档案确定战役结果;记忆层面,以日、韩两侧的战后者叙述与纪念实践,说明同一事件如何被切割为互不相通的历史。三个层面的交叉之处,即为责任可以落脚之处。本文不拟作道德审判,因为道德判断无法替代证据;但也不拟以“时代局限”“军人本职”为辞为执行者开脱,因为制度正是由具体的人在具体的岗位上运转的。
二、大陆政策语境中的将军养成(1875—1930)
植田谦吉1875年3月8日生于大阪。明治维新后日本陆军的军官养成体系,把地方出身的下级武士与城市中产子弟一并纳入士官学校—陆军大学的单一通道。他于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骑兵科毕业,其后入陆军大学校第二十一期,成为昭和陆军中少数兼具部队经历与高等军事教育资历的骑兵将领[8]。这条通道所传授的知识,除了战术与战史,还有一整套关于“大陆”的地理与资源想象:参谋本部自明治末年起持续编纂的满洲兵要地志、对俄作战计划与铁路输送方案,把中国东北与蒙古东部预先写成了一片待取的战场[9]。植田在这样的知识环境中成型,他对“大陆”的理解从一开始就不是文化意义上的邻邦,而是地图上的进军路线与马匹饲料的补给点。
1920年代是日本陆军的转型期。政党内阁时代,陆军在“宇垣裁军”中削减师团、缩编军马,军部对政治的介入一度收敛;但与此同时,参谋本部的对苏作战计划却在逐年细化,1923年修订的“国防方针”把苏联列为假想敌之首,满洲与朝鲜被编入同一张动员表[10]。植田这一代军官恰在此时担任中层职务:他们没有经历明治军人在政治上的挫折,也没有卷入昭和初年青年将校的意识形态狂热,其职业认同建立在“技术—职务”之上。这种认同使他们既能接受裁军的现实,也能在下一个扩张周期到来时毫无障碍地转换角色。军人的“专业性”在此不是中立的技术品格,而是一种可被国家随时征用的顺从。
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在东方会议上确立了“满蒙分离”的政策方向,其后的所谓《田中奏折》虽在文本真伪上长期存在争论,但会议所确定的“先取满蒙、再图中国本部”的步骤,与此后关东军的行动序列高度吻合[11]。对一名中层军官而言,这类政策文本并不直接进入其职务;它进入的是军校教材、参谋旅行路线与年度作战计划。植田这一代人所受的训练,把“满蒙”作为既定前提而非待议问题,使他们后来在现地执行扩张时,几乎无须为“是否应当”而困扰,只需回答“如何做到”。这正是制度化的侵略得以顺畅运转的认知基础。
1918年至1920年,他以派遣军参谋的身份参加西伯利亚出兵。那是日本陆军第一次在广袤大陆上投送大规模兵力,也是它第一次直面后勤的极限:铁路单一、村落稀疏、冬季酷寒、游击队四出。战后日本军界对这次出兵的技术性总结,集中体现在“兵力与距离”的换算关系上,而非对干涉本身正当性的反省[12]。这段经历给植田留下的遗产是双重的:他获得了在寒带草原使用兵力的直观经验,也因此对“以寡击众”抱有一种后来被证明致命的信念。二十年后在哈拉哈河以东,苏军用坦克旅与航空兵集群否定的,恰恰就是这种信念。
1924年,植田晋陆军少将,任骑兵第三旅团长;1926年出任军马部长;1928年晋中将,翌年转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1930年12月出任金泽第九师团长[13]。军马部长一职,在今天看来近乎一个时代错置的岗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骑兵在机枪与速射炮面前已告失效,日本陆军的现代化讨论却仍以“马匹动员数”与“驮载能力”为核心指标之一。植田在此岗位上所累积的,是关于马匹、驮载、道路与补给的技术性视野,而非合成兵种协同的战役视野。这一局限在1932年的上海巷战与市郊水网地带暴露无遗:他擅长计算的是能否把火炮与弹药运到阵地,而不是如何在建筑物密集的市区以步炮协同突破既设阵地。
中国驻屯军的两年,则给了他另一重经验。依据《辛丑条约》取得的驻兵权,使日本得以在天津、塘沽、山海关一线保持少量兵力,以“条约权利”为外衣介入华北事务[14]。这支兵力有限的驻屯军,与后来在东北扩张的关东军形成两种不同的扩张工具:前者靠条约条款与外交交涉,后者靠既成事实与军事占领。植田在天津学会的是前一种语言——以条约为据、以交涉为形、以武力为底。这种“条约外衣下的武力”在他1932年的上海交涉中再次出现:先以驻沪侨民与海军陆战队的“自卫”立论,再以最后通牒索取中方后撤,最后以停战协定把军事所得固定为法律状态。三段式的操作,构成了他此后一切行动的语法。
由是观之,1932年之前的植田谦吉,是一个在既有体制内循阶而升的模范军官:学历完备、履历齐整、专业对口、无派阀色彩。正因为如此,他才被选中去执行那些需要“可靠”而非“天才”的任务。日本陆军在关键节点上偏爱这类人物,其原因在于他们不会质疑任务本身,只会研究如何完成它。这构成了理解其后半生的起点,也解释了为何在战后的责任追究中,这类人最容易从名单上消失——他们的履历上写满了职务,却没有一处写着决断。
三、淞沪:第九师团与“一·二八”事变的扩大
1932年1月28日深夜,上海闸北。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在连日威吓之后,令海军陆战队向中国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防线发起攻击,一·二八事变爆发[15]。事变最初由海军主导,其规模设想限于“保护侨民”的局部示威;但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使战事迅速超出海军的能力,陆军被迫介入。2月上旬,日本陆军先后增派混成第二十四旅团与第九师团。植田谦吉于2月13日、14日率第九师团分批抵沪,一度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取代此前的海军指挥体系[16]。陆军的上场,意味着事变性质的改变:从舰队与侨民的局部冲突,变为帝国陆军以师团为单位的地面进攻。
第九师团是日本陆军的常备师团之一,编有两个步兵旅团及骑兵、野炮兵、工兵等联队,其训练与装备以野战为主,未曾针对城市巷战与水网地带作专门准备。抵沪之后,日军面对的战场是另一种形态:闸北的里弄、江湾的河浜、吴淞的炮台,把师团级的展开压缩为营连级的逐屋争夺,炮兵的优势被建筑物与河沟抵消。日方战史后来承认,上海作战暴露了日军在市街战、工事攻坚与步炮协同上的不足,其补救之道不是改进战术,而是增兵与侧翼登陆[17]。这一技术性的检讨,恰好把植田的指挥风格写清楚了:他习惯以兵力与火力解决问题,一旦二者均被地形抵消,便只能等待更大的兵力。
抵沪之后,植田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战术,而是政治。英、美、法驻沪公使正在开展调停活动,国际联盟也已启动程序。植田利用这一间隙完成了换防与部署,并于2月18日上午九时,经由英国公使兰普森的斡旋,以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在法租界中日联谊社会见第十九路军代表为形式,向中方提出最后通牒:中国军队须于2月20日七时以前,从闸北、江湾、吴淞一线后撤二十公里,否则日军将“断然采取必要行动”[18]。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拒绝接受。这份通牒的意义在于,它把一次以“侨民保护”为名的军事行动,公开转换为对中国军队防区的领土性要求;换言之,侵略的目标在通牒文本中被写明了。国际联盟十九国委员会此后的决议与辩论,正是围绕这一文本展开[19]。
2月20日至22日,第九师团在庙行镇正面发起总攻,混成第二十四旅团自侧翼配合,海军舰队炮击吴淞口。中国方面急调第五军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增援,张治中亲临指挥,形成抗战史上所称的“庙行大捷”[20]。日军在庙行正面遭受重创,逐次增兵而不能突破,植田不得不承认正面攻击失利。3月1日,白川义则率第十一、第十四师团在浏河七丫口登陆,绕出中国军队侧后,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被迫于3月3日全线后撤,日军司令部当日发表停战声明[21]。以正面强攻始、以侧翼登陆终,这一转折说明植田的战役指挥停留在日俄战争式的正面突破思路上,真正解决问题的是后来增援的兵力与登陆选择。
战果统计在双方记载中差异极大。日方战报称中方伤亡逾万,自身伤亡三千余;中方则记日军在庙行一地即遗尸数千,并公布缴获的武器清单[22]。数字的对立并非单纯的宣传,它反映两种统计口径:日军以“战场收容”为据,中国以“阵地清点”为据,两者都不覆盖失踪与被俘人员。研究者若只取一方数字,便无法解释为何日军在庙行之后立即改变攻击方向。比较可靠的做法是以命令文书复原行动序列,再以双方数字的差值为线索,推断实际的消耗规模。这也是本文处理诺门罕战果时所遵循的同一原则。
停战谈判自3月24日起在英领事署举行,中方代表为郭泰祺、戴戟、黄强,日方代表为植田谦吉、重光葵、田代皖一郎等,英、美、法公使与武官列席[23]。5月5日协定签字,正文五条,附件三号,规定双方停战、中国军队在常态恢复前留驻协定所定地位、日军撤至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区域,并设立共同委员会监督撤兵;协定以中、日、英三种文字缮成,遇有疑义以英文本为准[24]。对植田而言,这份文件是他军事生涯中唯一一次以“签字者”身份出现于国际条约体系之中;对中国而言,它意味着苏州—昆山—上海一线以东不再驻兵,上海由此成为不设防城市,直至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再起。1937年日军在上海的登陆与进攻,其法理准备正是建立在这一不设防状态之上。
淞沪抗战之所以能坚持月余,与上海社会的动员密不可分。商会、报界、学生会与各同乡会组织的救护队、义勇军与募捐,构成前线的第二道防线;《申报》《大公报》的连日社评,把闸北的巷战写成全国性的议题,南京国民政府亦在1月30日移驻洛阳以示不屈服[25]。日方对这一侧面的记录,多集中于“中国方面利用租界与民众”的抱怨,却无意承认其军事行动所激起的全民抵抗。正是这种抵抗,使植田在庙行之后不得不等待增援,而不能以既成事实结束战事。军事史若只计算师团与火炮,便会漏掉这一层:侵略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由被侵略社会的动员能力决定。
围绕上海的战与和,国际联盟的调停构成另一条线索。1932年2月起,国联理事会与十九国特别委员会多次开会,3月4日大会决议要求双方停战,4月30日大会通过决议案,以“撤兵”为核心推动谈判[26]。日本一方面在战场上扩大既成事实,一方面在日内瓦以“不扩大”的姿态应付调查;其代表团反复强调中国军队的“挑衅”与侨民的“自卫”,却对最后通牒与增兵的事实避而不谈。美国驻华公使给国务院的电报判断:东京并不打算接受任何限制其在满洲与上海行动的决议,它所需要的只是时间[27]。这一判断在五年之后得到了验证。外交舞台上的拖延与战场上的推进,本是同一政策的两面;植田在2月18日发出的通牒,正是这一政策在军事层面的执行。
4月29日,日本驻沪军政要员在虹口公园举行天长节阅兵与庆典。朝鲜独立运动志士尹奉吉在韩人爱国团的组织下投掷炸弹,白川义则重伤,5月26日死去;植田谦吉失去左腿,重光葵失去右腿,日本驻沪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贞次当场死亡,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一目失明[28]。这一事件的史料分布极不对称:日方文书把它记作“恐怖袭击”与“军人荣誉的负伤”,并在军医档案中留下截肢记录[29];韩方文献则把它记作殖民统治下“以一人之身抗议一国”的义举,金九在《白凡逸志》中以大量篇幅记述筹备经过与义士的最后时刻[30]。《东亚日报》1932年4月30日的报道,把虹口公园的血迹与朝鲜半岛的沉默并置,构成与日方叙事正面相对的另一极[31]。朝鲜总督府的年度统计,则从另一侧面记录了殖民统治下的言论压制与集会禁止,说明这次义举得以实施的前提是何等严密的封锁[32]。
植田的伤残使他于1932年9月1日转参谋本部附,离开现地指挥岗位[33]。就战争责任而言,淞沪一役提供了三重后果:其一,它确立了“以局部军事行动造成既成事实、再以停战协定固定之”的侵略模式,这一模式在1933年的塘沽、1935年的何梅与秦土诸协定中被反复使用;其二,它使日本海军与陆军在侵华问题上的竞争公开化,陆军的“大陆经营”路线由此取得对海军“局部示威”路线的优势;其三,它把朝鲜独立运动与中国的抗战置于同一反日阵线之中,虹口公园的炸弹既是朝鲜民族的反抗,也是东亚被侵略者共同记忆的起点。把这三重后果中的任何一重与植田个人剥离,都会使“责任”一词失去具体所指。
四、参谋次长与朝鲜军司令官:华北分离工作的高层环节(1933—1935)
参谋次长所处的,是日本陆军“陆军省—参谋本部”二元结构中的关键节点。陆军省掌人事、预算与军政,参谋本部掌作战、动员与情报,两者的意见分歧往往由次长层级的协调解决。植田在任内所处理的,多是这类协调:关东军要求增兵,陆军省要求节流,最终以“部分满足、事后追认”收场[34]。这一结构决定了日本的侵华决策常常不是自上而下的贯彻,而是现地军与中央之间的往复妥协;也决定了事后追责时,任何一方都可以指认对方“未加制止”。植田后来在诺门罕问题上所遭遇的,正是这一结构反噬其自身的结果。
1933年6月19日,植田出任参谋次长,参谋总长为皇族闲院宫载仁亲王。参谋次长的职位不直接指挥作战,却掌握着把现地军事行动转化为中央许可、预算与人事的关键环节。他到任之时,关东军刚刚完成对热河的占领,5月31日《塘沽停战协定》签字,把冀东二十二县划为“非武装区”[35]。参谋本部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是为现地军的越境行动提供事后追认与兵力调配。植田所主持的,正是这种“追认的技术”:他不制定战略,但他决定哪些行动可以被写成“既成事实”而纳入中央的判断。热河作战期间,关东军越过长城线进入冀东,参谋本部在兵力调动与航空支援上的配合,正是这一技术的具体运用[36]。
1933年至1934年间,参谋本部与关东军在对苏作战的构想上已现分歧。参谋本部主张以“持久”为原则,把对苏主战场限定于边境地带,避免深入;关东军则倾向“进攻性”的边境策略,主张以先发制人的打击确保国境线的“稳定”。植田在参谋次长任内主持的兵要地志整理与动员计划,客观上为后一种构想提供了技术基础:他把满洲北部的地形、道路与屯垦点编成便于师团级作战使用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后来正是关东军制定边境作战方案的底本[37]。技术与政策在此并非两回事,制图者的笔与参谋的刀指向同一片草原。
1934年8月1日,植田调任朝鲜军司令官,驻龙山,下辖第十九、第二十师团;11月28日晋陆军大将[38]。朝鲜军在日军全球战略中的位置是双重的:它既是对苏联远东地区的最近出发地,也是镇压朝鲜殖民地、维持总督府统治的武力后盾。这一双重性使朝鲜军司令官成为陆军中最敏感的位置之一——他必须在“对苏备战”与“殖民地治安”之间分配有限的兵力。植田在此任内所确立的判断,是把朝鲜半岛视为对苏作战的左翼基地,而把治安镇压交给宪兵与警察系统,这一分工在他其后主持关东军时被原样搬到“满洲”。朝鲜总督府的行政统计与宪兵队的治安报告,从两个方向印证了这一分工的实际运作[39]。
1935年12月2日,植田转军事参议官。此时华北正处于“分离工作”的高潮:6月的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迫使中国中央军与国民党党部退出河北、察哈尔;11月殷汝耕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2月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华北出现“特殊化”的既成格局[40]。这一系列事件的操作者,是关东军特务机关、天津驻屯军与参谋本部第二部构成的三头结构;军事参议官虽非执行者,却参与军中枢的审议与上奏。植田的立场与关东军一脉相承:主张以“自治”为名行分离之实,以“防共”为名行军事控制[41]。日本外务省在这一时期的往返电报中,反复出现军部与外务省对“华北自治”尺度的争执,其分歧不在目标,而在节奏[42]。
从参谋次长到朝鲜军司令官再到军事参议官,植田在三年间完成了从“执行者”到“决策圈边缘”的移动。这一移动的轨迹值得注意:他始终没有进入陆军省核心,也始终没有被派往中国战场担任方面军司令官;他被安排的位置,都是那些需要把军事行动与政治、外交、殖民行政相互转换的接口。正是这种“接口型”履历,使他在1936年成为关东军司令官的合适人选——二·二六事件之后,陆军需要一个既能为现地所接受、又不至于在中央制造新对立的稳健人物,而植田的履历恰好符合这一要求。
五、关东军司令官(1936—1939):军、政、外交三权合一的殖民统治
1936年2月26日,东京发生“二·二六”事件,陆军人事随之大幅调整。3月6日,植田谦吉接替南次郎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同时兼任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与关东局总长[43]。三位一体的兼职并非荣誉性的叠加,而是“内部指导”体制的制度表达:关东军司令官通过“内面指导”控制溥仪与“满洲国”国务院,通过大使身份控制外交,通过关东局控制关东州与满铁附属地的行政。所谓“满洲国”的独立性,在这一体制中没有制度空间。“满洲国政府公报”所载的诏书、敕令与人事任免,其背后均有日本方面的“内面指导”文件相对应。
上任不足一月,1936年4月14日,植田亲自面见溥仪,通报关东军以“反满抗日”“通苏”罪名逮捕兴安北省省长凌升并已判处死刑,同时直言不讳地告知:此事不容干涉[44]。凌升是蒙古王公中的实力人物,其被处死不仅是治安案件,更是一次权力的公开演示——关东军可以在“皇帝”面前处置其封疆大吏,而“皇帝”只能接受。这一场景被“满洲国”方面的记录与日本方面的文书分别记下,两相对照,傀儡政权的性质无须论证[45]。
经济与人口政策方面,植田任内推出了两项影响深远的计划。其一是1937年1月由关东军与“满洲国”共同确定的“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以重工业与军工为优先,满铁与随后成立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成为执行主体[46]。其二是1936年5月关东军制定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规定二十年内移入百万户、约五百万人,第一期五年移入十万户[47]。武装移民在“开拓”名义下强占熟地、驱逐原耕农户,其后果在东北农村的土地关系与人口结构中长期存在。把这两项计划并置可以看出殖民统治的完整逻辑:以重工业抽取资源,以移民改变人口构成,以军事力量保障前两者的实施。
两个计划的实际执行均远逊于纸面。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在1937年至1941年间多数指标未达目标,其原因在于设备依赖进口、技术工人短缺与运输能力不足;关东军以“战时统制”的方式强行调配人力与物资,结果是东北民生的凋敝与黑市的盛行[48]。移民计划同样受挫:第一期原定十万户,实际移入不足其半,且随着1941年后战局恶化而中止。计划与实绩之间的落差,恰恰说明殖民统治的内在矛盾——它既需要榨取,又需要维持一个可以运转的社会,二者在战争条件下无法兼得。植田任内所批准的,是一套在纸面上完整、在现实中难以承受的制度。
与产业、移民计划相配套的,是思想与治安的统制。关东军在其任内强化了协和会的动员功能,把“满洲国”的基层社会编入“协和”体系;同时以“治安肃正”为名,在东边道等抗日联军活动区域实施“集团部落”与“无人区”政策,制造了大范围的强制迁徙[49]。这些措施的命令文书多以“关东军司令官”名义下达,其执行则由“满洲国”军警与日本守备队共同完成。从责任的角度看,这类文书比作战命令更能说明殖民统治的性质:它们不针对某一支军队,而针对一整个社会。
蒙疆方面的经济掠夺与军事占领同步展开。关东军通过“蒙疆联合委员会”控制平绥铁路、大同煤田与绥远羊毛,设立垄断性公司统制贸易,并以“专卖”名义介入鸦片经营[50]。这些措施在日方文件中被表述为“资源的合理配置”,在中方档案中则记为“就地征发”与“强制收购”。同一批账目在两侧文书中的不同名称,正是殖民经济运作的痕迹:掠夺被写成交易,征发被写成采买。研究者若只读一侧的账册,便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而把两册并置,殖民统治的实质便无须再加论证。
1937年至1938年间,关东军的兵力被反复抽调。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的组建,均从关东军序列中抽走部队;与此同时,关东军又必须维持对苏战备的最低兵力。植田在任内多次要求补充,参谋本部则以“满洲为后方基地”为由推延,其结果是关东军既失去了精锐,又背上了更长的防线[51]。这种“既要抽兵、又要备战”的困境,是理解1939年边境冒险动机的重要背景:关东军需要以一次强硬的边境行动,来证明自身在日军体系中的不可替代。要纲之所以在1939年4月出台,与其说是战略判断的产物,不如说是这种结构性焦虑的产物。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关东军在这一阶段的角色,是在华北战场之外开辟“蒙疆”方向的侧翼进攻。8月,关东军编成察哈尔派遣兵团,由东条英机指挥,先后攻占张家口、大同、归绥、包头[52]。11月,蒙疆联合委员会在张家口成立,德王、李守信、夏恭等傀儡头目被纳入日本设计的“自治”框架[53]。植田作为关东军司令官,其职责是为这一方向的作战提供兵力、后勤与政治设计;他对“蒙疆”的构想,与关东军参谋们长期鼓吹的“满蒙一体”论一致,即把内蒙古西部作为对苏作战的纵深与对华封锁的西翼。这一构想与东京参谋本部的“不扩大”方针存在张力,张力在1939年以最激烈的方式爆发。
1938年7月29日至8月11日,张鼓峰事件发生。朝鲜军第十九师团在尾高龟藏指挥下与苏军争夺图们江口附近高地,遭受重大伤亡,8月11日双方在莫斯科达成停战[54]。关东军在此事件中提供了航空与后勤支援,并主张扩大战果;东京则选择止战。这次“中央止战、现地不甘”的经验,直接塑造了植田对东京的不信任。他在事后对部属的判断是:参谋本部的“不扩大”不是战略,而是怯懦。这种判断在半年之后化作一份以他本人名义示达的文件。
同一时期,关东军在其任内设立了“关东军防疫部”,即后来第七三一部队的前身,由石井四郎主持,从事细菌战研究与人体实验[55]。这一机构的设立在关东军司令部的编制与预算中获得批准,其存在说明:关东军的“满洲经营”不仅包括资源与移民,也包括国际法明令禁止的作战手段。研究植田的责任,不能只看出现在作战命令上的署名,还应看到这类编制批准文件上的署名。战后苏联在伯力审判中对关东军细菌战人员的起诉,正是从这类编制文件入手重建指挥链的[56]。
六、《满苏国境纷争处理要纲》与诺门罕:边境冒险的决策责任
1939年4月,一份题为《满苏国境纷争处理要纲》的文件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的名义示达所属部队。要纲由关东军高级参谋辻政信起草,核心有三:其一,在国境线不明确的地区,由防卫司令官自主认定国境线;其二,一旦发生冲突,不论兵力多寡与国境如何,均须“必胜”;其三,处理方针虽应避免扩大,但以劣势兵力维持国境时,显示断然态度反而有助于稳定[57]。这份文件把边界认定权与开战判断权一并下放到师团、联队一级,在军事指挥上是罕见的授权。东京参谋本部在收到报告后既未批准也未纠正,其沉默被现地理解为默许[58]。就责任结构而言,要纲是关键的一环:它不是一份作战命令,而是一份授权文书;它不指定敌人,却为一切可能的冲突预设了“必胜”的结局。
1939年5月11日,满洲国警备队与外蒙古边防军在诺门罕(哈拉哈河以东)发生冲突,关东军第二十三师团搜索队奉命出击,5月28日东八百藏支队被围歼[59]。6月下旬起,苏军以航空兵与装甲部队实施反击,日军航空部队损失惨重。7月初,第二十三师团强行渡河攻击巴因查干一带高地,三日即被迫撤回;7月23日再度发起全线总攻,仍未奏效。8月20日,朱可夫指挥的第一集团军群在航空兵与坦克旅配合下发起总攻,至8月31日基本围歼第二十三师团残部[60]。战果统计在双方战史中差异巨大:日方战后编纂的战史公布阵亡八千余人、负伤九千余人;苏方战史则宣称歼灭日军六万余人[61]。统计口径的差异本身即是史料批判的对象,但无论如何,关东军在一个方向上损失了一个师团的战斗力,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诺门罕的另一面,是关东军参谋集团的行为方式。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等作战参谋以“下克上”为荣,把中央的节制视为懦弱;他们在作战计划中夸大日军在白刃战与夜袭中的能力,低估苏军的火力密度,事后又在回忆与手记中把失败推给“中央的消极”与“友军的无能”。植田对这一集团既依赖又纵容:他需要参谋们提供方案与勇气,也因此默许他们越过自己直接指挥部队[62]。司令官的权威在事实上被参谋们借用,而责任在事后又被归还给司令官。这种奇特的循环,是理解日本陆军指挥伦理的关键,也是诺门罕人事处理之所以只能“各打五十大板”的原因。
八月下旬的战局与外交同时发生变化。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日本此前倚为后盾的反苏同盟构想瞬间落空;8月30日,平沼骐一郎内阁以“复杂怪奇”之由总辞;9月3日,参谋本部下令关东军立即结束战斗;9月16日,日苏双方在莫斯科签署停战协定,划定停战线[63]。苏联方面在取得军事胜利后亦不愿扩大事态,其外交文书与战史均把此次冲突定位为“局部反击”,目的在于稳固远东边境、避免两线作战[64]。这一战略克制,与关东军的逐次增兵形成鲜明对比,也说明诺门罕的失败首先是决策机制的失败,而非单纯的战术失败。
诺门罕对日本军事思想的影响是结构性的。战前日军信奉白刃突击与夜袭,认为“精神力”可以弥补火力之不足;战后则开始重视火力准备、装甲兵与航空兵的协同,1940年前后的《作战要务令》修订与关东军的编制调整,均可视为这一转向的制度回应[65]。但转向并不彻底:日军始终未建立真正的坦克师团体制,其“火力”仍以师属炮兵为主,装甲兵多附属于步兵师团。植田的失败因此不只是个人的失败,也是一个军种在技术路线上的失败;而这一失败之所以在1939年而非更晚发生,是因为关东军把技术问题当成了意志问题。
停战并未解决边界问题。莫斯科协定所划定的停战线,与“满洲国”此前主张的国境线并不一致,关东军在战后地图上所做的工作,是把失败后的实控线重新叙述为“历史边界”;这一叙述在1945年苏军入满时被彻底推翻[66]。边界从来不是一条既定的线,而是力量对比的结果;诺门罕的意义,正在于它以最直接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对植田而言,他在1939年4月试图用一纸要纲固定下来的那条线,最终由苏军的坦克履带重新画出。
9月7日,植田谦吉被解除关东军司令官职务,转参谋本部附;参谋长矶谷廉介同时去职;第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转入预备役;12月1日,植田编入预备役[67]。这一人事处理的逻辑是清晰的:东京需要一个可以被指认的对象,以承担“违背中央方针、擅自扩大事态”的责任;同时,东京又不愿承认自己长期的沉默与默许。把责任集中于前线司令官,是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战后日本战史把这次人事调整称为“人事肃正”,其措辞本身即透露出一种自我辩护的意味。
植田在诺门罕的责任,可以分解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战略误判:他相信日军在白刃与夜袭上的优势可以抵消苏军在装甲、航空与炮兵上的数量优势,也低估了苏军在西伯利亚铁路终点集结兵力的能力。这一判断与他在西伯利亚出兵时期形成的“以寡击众”信念一脉相承[68]。第二层是制度失控:以司令官名义示达的要纲,把开战判断权下放,使第二十三师团与关东军作战参谋可以自行决定升级,指挥链的约束在事实上被解除。第三层是情报失灵:关东军对苏军兵力、编制与后勤的了解停留在1938年的水平,对朱可夫所部的兵力密度与装甲使用方式缺乏准备[69]。第四层是政治后果:诺门罕的失败使“北进论”在日本军部内部失去说服力,军部转向“南进”,并直接影响了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与“关特演”的规模选择[70]。
就中国抗战而言,诺门罕的意义常被低估。关东军主力在1939年被长期牵制于哈拉哈河方向,其结果是日本在1939年至1941年间无法从“满洲”抽调重兵投入中国关内战场,中国正面战场的压力因此获得一定缓解;同时,苏军在远东的胜利使苏联对华援助的通道保持畅通,直至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71]。把植田的失败写进中国抗战史,不是为其开脱,而是说明侵略者内部的战略分歧同样构成中国抗战的国际条件。战争从来不是单线的施加与承受,它同时是被侵略者之间的战略互动。
七、去职之后:未被起诉的战犯嫌疑人
1939年12月之后,植田谦吉退出公职,居于东京。1945年日本投降时,他未被苏军俘获,亦未被中国方面拘押。战后,他被同盟国方面列入战犯嫌疑人名单,但最终未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未出席任何一次庭审,亦未在任何法庭上就其1932年的上海或1939年的诺门罕作证[72]。这一结果与他在侵略体系中的位置形成尖锐反差:一个在两场关键战事中居于最高执行位置的人,在法律清算中几乎不存在。
其原因可以从三个方向解释。其一是证据结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以“对和平之罪”“违反战争法规”“对人道之罪”三类罪名构建,取证重心在太平洋战争,尤其是珍珠港、菲律宾、缅甸与战俘待遇;1932年的上海事件被视为“既成事实”的前史,1939年的诺门罕则被归入对苏军事冲突,两者都不在起诉书的罪名框架之内[73]。其二是人事结构:日本陆军在战败前后大量销毁文书,关东军的命令原本残缺不全,检方难以重建指挥链;而植田本人既非政治任命,也未参与1941年后的战争决策,易于在“不知情”的抗辩中脱身[74]。其三是政治结构:冷战开始后,美国对日政策转向扶植,对陆军高级将领的追诉被大幅收缩,未被起诉者不仅是植田,还包括一批与他履历相似的“技术型”将官[75]。
战后对关东军的司法追究并非全然空白。1949年12月,苏联在伯力对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前关东军人员提起审判,被告包括前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第七三一部队干部川岛清等十二人,审判材料以日文与俄文公布,成为战后唯一一次就关东军细菌战进行的司法程序[76]。植田虽未被列为被告,但其任内对“防疫部”编制的批准,在审判材料中被作为制度背景引用:法庭需要证明细菌战不是个别军官的失控,而是有编制、有预算、有命令体系的组织行为。这一逻辑恰恰印证了本文的判断——侵略的组织性,正是责任得以成立的基础,也是责任最容易被分散的地方。
1950年代,随着旧军人团体与战友会的重建,一批回忆录与手记陆续刊行。这些文本的共同特征,是把1930年代的决策描述为“情报不足条件下的艰难判断”,把失败归因于“中央与现地的隔阂”,从而在叙述层面完成责任的转移。植田本人未留下系统的回忆,其形象主要由部属的记述与战史编纂者的采访拼合而成,其间经过了多重的转述与修饰[77]。史料学上,这类文本必须与其时的公开文书对读,才能分辨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辩护;而多数研究者恰恰缺少这一工序,于是“悲运的将军”这一形象在战后日本几乎未经检验便被接受。
战后日本的历史叙述,对这类人物给予了特殊的处理方式:他们被写成“悲运的军人”,其失败被归因于中央的掣肘与参谋的独断,个人的判断被隐去。植田1962年9月11日去世时,讣闻所述多为“骑兵出身的大将”“诺门罕的引责者”,而非“上海停战协定的签字者”或“武装移民计划的批准者”[78]。这种选择性记忆,使侵略的执行层在战后日本的公共记忆中长期处于模糊地带;与之相伴的,是一种把“军人的专业性”与“政治的责任”相切割的话语,它使人们可以承认失败,却难以承认罪行。
与之相对,韩国与中国的记忆则极为具体。虹口公园的炸弹被写入韩国独立运动史的核心篇章,尹奉吉被记为义士,其义举的对应面正是植田失去的左腿;上海的纪念设施与韩国的独立纪念馆,把1932年4月29日的那一瞬间固定为可触摸的历史[79]。同一个日期,在两种语言中是两种历史:一方是“负伤”,一方是“义举”。这种不对称并非史料的缺失,而是记忆政治的选择;研究者的任务,是把两侧的史料放在同一张桌上,让不对称本身成为解释对象。
八、结语:制度化侵略者的责任结构
综观植田谦吉的一生,其军事生涯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00年代至1920年代的养成期,以军校教育、西伯利亚出兵与军马行政为内容;1930年至1932年的现地指挥期,以第九师团与淞沪作战为顶点;1933年至1935年的中枢接口期,以参谋次长、朝鲜军司令官与军事参议官为位置;1936年至1939年的殖民统治期,以关东军司令官的三权合一与诺门罕的失败为终点。四个阶段之间有一条连贯的线索:他始终在把军事力量转换为政治与法律状态——用通牒把冲突转换为领土要求,用停战协定把占领转换为既成边界,用“内部指导”把傀儡政权转换为行政体系,用一纸要纲把边境认定权转换为开战授权。
由此可以提出一个关于战争责任的分析框架。法律责任要求证明具体的命令与结果之间的因果链,植田在淞沪与诺门罕两处均可被证明处于命令链的顶端,却因证据与政治的原因而未被追诉;政治责任要求判断其在侵略国策形成中的角色,他属于执行层而非设计层,但其执行使国策得以实现;历史责任则要求把他所代表的类型写进历史,即那种以专业能力、职务忠诚与技术理性完成侵略的军人类型。三种责任中,唯有历史责任无法被任何法庭或外交文书免除。
本文的局限亦须说明。关东军司令部与参谋本部的部分文书在1945年前后焚毁,本文所据多为战后编纂的史料集与回忆,其间难免经过编者的筛选;俄方档案的开放程度在不同时期差异甚大,本文只能依据已刊布的文献;韩方史料集中于义举本身,对殖民行政的日常运作记载有限。后续研究若能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陆海军文书与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档案馆所藏远东方面军文书作系统对读,或可进一步厘清1939年决策链条的细节,尤其是要纲示达前后的电报往复与参谋本部的内部讨论。史料的扩充不会自动带来结论的更新,但它至少能使“谁在何时决定了什么”这一问题,获得更精确的答案。
在这个意义上,植田谦吉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归入“战犯”或“悲剧军人”的人物。他是一个示范:示范了现代国家如何以官僚制的方式组织侵略,如何让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军人在日常职务中完成暴行,如何在战败之后以人事与文书的操作使责任蒸发。中日英俄韩五种语文的史料之所以必须互证,正因为他的一生被五种记忆分别切割;只有把这些切割缝合起来,那个在1932年5月5日签下名字、在1939年4月示达要纲的人,才会重新出现在历史之中。
注释
[1]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所收《淞沪停战协定》签署页;日方署名次序为植田谦吉、重光葵、岛田繁太郎、田代皖一郎。
[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关东军(1)对苏战备·诺门罕事件》(东京:朝云新闻社,1969年),第2章“关东军司令官人事”;卒年据1962年9月12日各报讣闻。
[3] 同上书,“编纂旨趣”;另见《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年)前言。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章;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3章。
[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2, Vol. III, The Far East(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 chapter on the Shanghai hostilities; IMTFE, Judgment, chapter on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6]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 Т. 2(Москва: Воениздат, 1974), гл. 3; Жуков Г. К.,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Москва: АПН, 1969), глава о Халхин-Голе.
[7] 韩国独立纪念馆编《韩国独立运动史》第4卷(天安:独立纪念馆,2000年),第5章“义举与临时政府”;金九《白凡逸志》(首尔:集文堂,1997年),“虹口公园义举”一节。
[8] 日本陆军省《陆军现役将校同相当官实役停年名簿》(1935年版),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陆军大学校第二十一期条目。
[9] 参谋本部编《满洲兵要地志》(明治末年编,1932年改订本),所收地形、道路与屯垦各表;另见《现代史资料》第7卷《满洲事变》(东京:美铃书房,1964年)。
[10]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1章“国防方针的修订”。
[11] 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别卷资料编》(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所收1927年东方会议记录。
[12] 参谋本部《西伯利亚出兵作战经过概要》,收于《现代史资料》第7卷;另见《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67年),第1章。
[13] 《陆军现役将校同相当官实役停年名簿》1929年、1931年两版相关条目;另见《战史丛书·关东军(1)》,第2章。
[14] 《辛丑条约》第九款及附约;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所收条约全文。
[15] 《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东京:外务省,1979年),1932年1月28日至30日上海总领事馆与驻华公使往返电报。
[16] 《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1章“上海派遣军编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五)(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淞沪作战文电。
[17] 日本陆军省《昭和七年满洲上海事变史》,第3章“市街战教训”。
[18] 《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1932年2月18日通牒原文及英国公使兰普森斡旋记录;中方记载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同辑。
[19] 国际联盟十九国特别委员会文件及1932年4月30日大会决议,见FRUS, 1932, Vol. III所收国联文书与美方电报。
[20]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庙行之战”一节;《申报》1932年2月22日至24日报道。
[21] 《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1章;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东京:原书房,1965年),1932年3月3日停战声明。
[22] 《申报》1932年2月25日;《大公报》1932年2月26日。
[23] 《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1932年3月24日停战会议记录;中方代表名单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五)。
[24]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所收协定正文五条及附件第一至第三号。
[25] 《申报》1932年1月30日至2月1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五),国民政府移驻洛阳文电。
[26] 国际联盟大会1932年3月4日决议与4月30日决议案,见FRUS, 1932, Vol. III所收国联文书与美方电报。
[27] 美国驻华公使1932年3月至4月致国务院各电,见FRUS, 1932, Vol. III。
[28] 《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2卷,1932年4月29日至30日上海总领事馆电报;另见日本陆军省《昭和七年满洲上海事变史》(东京:陆军省,1932年)。
[29] 同上;军医档案所载截肢记录,见《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所引卫生队报告。
[30] 金九《白凡逸志》,“虹口公园义举”一节;另见韩国独立纪念馆编《韩国独立运动史》第4卷。
[31] 《东亚日报》1932年4月30日第一版。
[32] 朝鲜总督府《朝鲜总督府统计年报·昭和七年度》(京城:朝鲜总督府,1933年),治安与言论相关各表。
[33] 《陆军现役将校同相当官实役停年名簿》(1933年版),植田谦吉条目。
[34]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2章“军政与军令”。
[35]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所收《塘沽停战协定》。
[36] 《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2章“热河作战”;《现代史资料》第7卷所收关东军越长城线命令。
[37] 《战史丛书·关东军(1)》,第2章“兵要地志与动员计划”。
[38] 《陆军现役将校同相当官实役停年名簿》(1935年版);《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章。
[39] 朝鲜总督府《统计年报·昭和九年度、十年度》相关各表;宪兵队治安月报见《现代史资料》第7卷所收警察档案。
[40]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所收冀东、冀察政权文件。
[41] 《现代史资料》第7卷所收关东军特务机关与参谋本部第二部往来文书。
[42] 《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3卷,1935年11月至12月军部与外务省往复电报。
[43] 《战史丛书·关东军(1)》,第2章;《满洲国政府公报》1936年3月号所载任命。
[44]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所收凌升案报告;日方记载见《满洲国政府公报》1936年4月号。
[45] 同上;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年),“凌升之死”相关章节。
[46] 《满洲国政府公报》1937年1月号;《战史丛书·关东军(1)》,第3章“产业开发”。
[47] 关东军《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1936年5月),收于《现代史资料》第7卷。
[48] 《满洲国政府公报》1937年至1941年各号所载统计;《战史丛书·关东军(1)》,第3章。
[49] 《满洲国政府公报》1936年至1938年各号所载“治安肃正”相关敕令;另见《战史丛书·关东军(1)》,第3章。
[50] 《满洲国政府公报》1937年至1939年各号;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所收蒙疆经济文件。
[51] 《战史丛书·关东军(1)》,第4章“兵力抽调与对苏战备”。
[52] 《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3章“察哈尔作战”;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六编。
[53] 同上;《满洲国政府公报》1937年11月号。
[54]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5章“张鼓峰事件”;苏方记载见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Т. 2, гл. 3.
[55] 《战史丛书·关东军(1)》,第4章“特种部队”;另见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
[56] 同上审判材料,起诉书与被告供述部分。
[57] 关东军《满苏国境纷争处理要纲》(1939年4月),全文见《战史丛书·关东军(1)》附录;起草经过另见该卷第5章。
[58]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6章;《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1939年4月相关条目。
[59] 《战史丛书·关东军(1)》,第5章“诺门罕事件(一)”;苏方见Жуков Г. К.,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哈拉哈河一章。
[60] 同上书,第6章“诺门罕事件(二)”;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РГВА)所藏第一集团军群作战文书。
[61] 《战史丛书·关东军(1)》统计附表;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Т. 2, гл. 3。
[62] 辻政信手记与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东京:鹈鹕社,1953年)相关章节。
[63]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1939年8月至9月条目;苏方见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 XXII(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2)。
[64]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 XXII,1939年9月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文本及苏方谈判记录。
[65]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7章“作战要务令的修订”。
[66]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1939年9月条目;РГВА文书所附停战线图。
[67] 《陆军现役将校同相当官实役停年名簿》及1939年12月1日预备役编入令;《战史丛书·关东军(1)》,第7章“人事”。
[68] 见前引西伯利亚出兵作战概要;《战史丛书·关东军(1)》,第5章对日军战斗力评估的记载。
[69] 《战史丛书·关东军(1)》,附录“苏军兵力编成”;РГВА所藏第一集团军群作战文书。
[70]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卷,1941年4月《日苏中立条约》相关条目;《战史丛书·关东军(1)》,第8章。
[7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5章;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Т. 2, гл. 3。
[72] IMTFE, Judgment, chapter on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另见1946年同盟国方面战犯嫌疑人名簿。
[73] IMTFE, Judgment, “The Indictment”与“Aggression against China”两章。
[74] 《战史丛书·关东军(1)》编者对文书散佚的说明;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日本陆军文书缩微目录。
[75] FRUS, 1949, Vol. VII,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对日政策各件。
[76] 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起诉书部分。
[77] 《战史丛书·关东军(1)》编者后记;另见旧军人团体刊行的追悼文集。
[78] 《朝日新闻》1962年9月12日讣闻。
[79] 韩国独立纪念馆编《韩国独立运动史》第4卷;上海纪念设施相关记载见该馆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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