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抗日根据地战时的温饱问题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2020-07-01 11:24:24

　　民以食为天。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严重破坏中国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共根据地大多数身处敌后，直接面对日本军事力量的压迫，遭受影响尤为巨大。整个战争时期，日军对根据地的摧残和打击从未间断，烧杀可谓家常便饭：“敌几次在井陉杀良民，填满了米汤崖、黑水坪、温塘等地吃水井，上面以大石压着，周围四方人民来找自己亲人者，观此情形泪流满襟，捞上往往不是自己亲人，因此死尸铺满了附近广场，无首的无四肢者、一身两段者、割生殖器者、女生殖器插物者、割五官者等死的悲惨，观不忍观。”抢夺更不可免，抢夺对象包括粮食、牲口、农具、衣物等各种物资：“抢夺办法多是组织灾民，利用灾民之饥饿进行抢取和灾民对半分，或抢一石交敌八斗，小的农具家具归灾民，所有在敌武装掩护进行，能抢走的抢走，不能抢走的即进行破坏，烧毁。”

　　遭受日军破坏地区，民众生活空前困难，“当你在任何一个庄村开饭时，都会有一群全身很瘦，肚子很大的小孩群集在你的周围，目光不动的盯着你，时刻可以看见嘴中在吞着自己的唾液”。日军烧杀抢掠既缘于野蛮本能，也是对根据地民众的示威，冀望以此打击根据地的战力，离散根据地的民心，这些举措起初收到一些效果。出于对八路军不能阻止日军“扫荡”的不满，山西省武乡县民众一度流传歌谣：“八路军来至[自]四川，穿的黄小布衫，吃的是合理负担，敌人来了钻到后山，敌人走了出来宣传。”极端的例子，甚至“老汉从茅厕里跑出来，用拐棍打要粮的军队，以及把军队吃饭的饭碗夺了，不叫吃饭”。

　　烧杀抢掠固然可以吓阻民众于一时，却无法让民众归心。随着根据地顽强坚持，民众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群众在几年的斗争中特别在去秋的反‘扫荡’中，有他的政治经验，知道敌人不能长期控制我根据地，信赖我军与抗日政权，他不会轻信敌人的话而受其欺骗。”八路军干部冯毅之的亲身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个村(长秋村)自从抗战以来，敌伪顽曾焚烧过无数次，头几次我也在场，情景与现在完全不同。他们见到自己的房屋用具燃起熊熊烈火，一切化为灰烬，真是痛不欲生，怒骂敌人，也埋怨我们，大哭大嚎，象活不成了的样子，现在却再听不到埋怨的话语和哭嚎声音了。他们除了尽力扑灭火焰，抢救剩余用物外，只是满怀着复仇的沉默。

　　连续的烧杀，激起民众的敌对情绪。山西武乡的调查说，日军“残暴的烧杀(烧房三万余间，烧粮二万余担，杀人七百多，伤一百三十余人)，粉碎了武乡人民‘哪个朝廷不纳粮’的幻想，激起深刻的民族仇恨”。刘荣观察到，是否遭受日军烧杀直接影响民众态度：“下午到白家惠，借书，均碰钉子。当时对该村印象特别不佳，探其原因，百姓没有受到敌人施毒，人民的思想进步、开化较之于别村差。”当然，民众情绪的改变，也和中共艰苦的努力分不开：“有些地方在敌人烧杀后，情绪很低落，悲观失望，不满八路军，以为八路军不打日寇，不保卫他们的村庄，这时到一地方......亲自帮助群众造房子，捐粮食等——经过这个过程后，群众看到到底是自家人，又特别相信、爱护，把仇恨心转移到敌人方面。”

　　日军的烧杀抢掠破坏根据地的生存资源，造成民众生活水准急剧下降。1940年，王紫峰在根据地找一些群众调查当地物价，发现“各种物价都较卢沟桥事变前涨了三、四倍，而工价一般只增加了一倍或不到一倍，吃亏的主要还是工人和军人”。关系基本生存的粮食普遍匮乏。1941年，晋冀豫根据地的报告写道：“冀西、晋中人民无糠可吃，树皮吃光，平定、昔阳、和顺、邢台、赞皇等县平均每月饿死45人。”山西辽县战前粮食产量年均24万石，1939年减少到12万石，下降50%。尽管后期有些地区出现改善的趋势，但战时根据地民众基本生活尤其粮食供应的紧张状态应无实质改变。1944年，晋冀鲁豫边区的调查显示：“冀西、豫北一带，终年不断吃糠，而且占着相当大的比重，即所谓‘半年糠菜半年粮’。晋东[西]南各县，过去生活虽也同样简朴，但吃糠的地方还是很少的，但自抗战以来，不断遭受敌人的破坏掠夺，人民原有一些积蓄已消耗殆尽，加之四二、四三，两个连续的荒年，到现在吃糠的也比过去增加了。”

　　艰困的局面，直接影响和威胁到个体生存。张南生日记写道，由于日军“扫荡”的破坏，民众流离失所，一间破庙里住着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和四五个小孩，“老头说原有数间房，2头毛驴，四十亩地，好地往年吃不了，还剩下一点(估计是个中农)，房子被鬼子烧了，驴子被拉走，地被去年大水冲了32亩。今天只得在庙里住，卖点饭过日子”。相对富裕的地主、富农生活也不好过：“现在有2个地主和一个富农(地主降为富农)，吃的是红粮或玉黍蜀，其他6个富农是红粮配上多半数的花生饼子?吃窝窝头的。大多数是吃树叶稀饭。”山西阳城、沁水一带民众生活极端贫困：

　　普遍的群众是喝着米羹饭(水里边下一些米和菜，加一些调和)。当然这种饭也因阶层的不同而有好坏之别了，普通的中农每日三餐米饭能下米6合—9合(以人为单位)。贫农就又不同了，每日每人用米3合—6合，而且不是纯米，要拌一些玉米渣子或糠的。富农人家每日3顿米羹饭仍同中农一样，只是每隔数日吃一次豆面条和子饭而已。地主一般的情形和富农同，但和子饭吃的次数比较多些，有时还吃一两顿小米干饭或吃干豆面条罢了。

　　刘荣经过阜平时，到一个老百姓家中，“烧茶水，要做饭，但没有东西做，吃的只是枣泥和树叶子。阜平好多老百姓都是如此，......阜平地区贫瘠，走遍四省真是罕见”。这样的情景，不一定为战时所独有，但战争的确加剧着贫困的状态。极端困苦之下，选择自尽的也不罕见：“自从4月底下了一场雨，至今没再下雨，旱情仍然相当严重。......有个孤苦的老人，挑了一担瓦罐来担水，在回去的路上，眼看就要到家了，不小心失足，把瓦罐打碎，水全洒在地上。他想来想去，感到没了活路，解下腰带在树上吊死了。”

　　匮乏的环境下，人们的心理企求大大降低，刘荣写道：“昨天王永炎有幸搞来了一点驴肉，虽不多，每人还是吃了六片，觉得格外香，因为好久好久没有吃过肉了，环境使得把吃肉的念头也打消了，只是想有新小米做一餐焖米饭吃，就真心满意足了!”当年的回忆中提到八路军想尽办法解决吃饭问题的场景：“五花八门的‘饭’做出来了。一种是用杨槐花和杨槐叶，先在开水里烫了，掺上榆树皮磨成的面，还少量掺上一点豆面，放些盐巴，和成饼，在锅上蒸熟，色黄，战士们高兴地叫它为‘鸡蛋糕’。......再一种是把杨槐叶、杨槐花和野菜洗净后放在锅里煮，等煮烂后，加上一些榆树皮面和盐巴，再放上一点油星子，因为汤里有树叶、树皮和野菜，所以战士们风趣地叫它为‘三鲜汤’。”相比战士们，农民的想像力有限得多，他们想像中，“蒋委员长也不过是每天吃饺子吧”。

　　大生产运动前，八路军的生活常常比当地民众还更艰苦，“沿滹沱河边群众生活较部队上好几倍”。山西口述访谈中老百姓心目中的八路军形象是：“连旱烟也吃不上，吃的就是那芥黄黄苗子，好多那种都是。(后来)住下和老百姓惯了，问老百姓寻上些旱烟，纸烟根本没有。后来部队生产自救，在粮食问题上才缓过来。那会儿就是吃煮黑豆、煮荞面，那可是艰苦咧!”晋西北地方贫瘠，部队生活更为困难：“四〇年晋西北部队异常困难，士兵受冻受饥，因而致病而死，逃之而亡的数千人，......兵士中吃黑豆者有，抢饭吃者有，完全无被盖者有(独二旅一个营三百多人只有三十床毯子)。”平时伙食太过清淡，偶尔会餐，就出现这样的场景：“红烧肉吃了两块便没有了，虽然馒头每人五个是吃饱了，但肉并未解过馋。在吃的时候，刚吃下两个馍菜就冲光了，在冲的时候谁也不肯讲话，冲锋结束喝开水时，都称赞这个会餐还很好，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机会。”这里的“冲”字，贴切传达出会餐时人们心无旁骛、争先恐后的情景。

　　八路军纪念馆雕塑

　　当然，不同地区情况并不完全一样，陕甘宁后方地区的干部、军队比之前方，处境明显更好一些。曾志回忆，1939年到延安时，发现延安的生活比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好：

　　在上海天天与我们作伴的是酸菜和开水泡饭，就这么还经常吃不饱。延安虽吃小米，且壳子多，口感不好，拉嗓子眼儿，但管饱。这很重要。道理明摆着：吃饱肚子比什么都好。菜也不错，不是白菜，就是土豆，没有断过顿，量又多。……延安的群众很少种菜，也不大会种菜。可是大路菜，例如萝卜、白菜、土豆、红枣都还容易买到，就是猪肉、鸡蛋之类也并不缺，还便宜。一斤猪肉就两角钱。

　　如果说曾志是干部或许供应好一些，何方当时还是普通学员，他的回忆代表更多普通人的感觉：“在延安的吃饭问题，除一个短时期外，基本上都可以吃饱，只是油水太少，作为细粮的面食很稀罕，大米饭好像没吃过，一年四季全是小米干饭和稀饭。......由于很少吃面食，所以大家，特别是北方人，一遇到吃馒头或面条就像没了命一样。”大生产运动后，延安伙食状况更为好转，从敌后来到延安的八路军干部发现：“延安党校伙食，每天都是四菜一汤。大盆四方块红烧肉，让你吃个够。我问他们是不是都是七大代表吃这么好。答复的是你来已减少了一半，过去是八个菜。”相比之下，直到1944年，太行根据地的军队生活仍很艰苦，“只能吃小米一斤四两，七钱清油还吃不到三钱，用菜蔬弥补，勉强够吃”。

　　延安生活较之前方根据地更为优裕的现实，不免引发一些牢骚：“我到绥德见到大光商店、独一旅商店，吃得很好，架子很大。我说王八蛋们吃的和肥猪一样!我们在前方和敌人拼，挡着敌人，你们在后方快乐逍遥。咱们应该换换班!”这应该是当时不少前方将士到延安后的共同心理。由于客观环境的差异，即便中共这样一支强调平均、平等的力量，也不可能消灭地区间的差距，放到历史的环境中观察，这应该不难理解。同样在前方，官兵差距也客观存在。抗战时期，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后，按照正规军的标准，官兵差距较之红军时代放大，所谓“干部生活从营以上即很好(连的倒很苦)，越上越好”。当然，这里的所谓“好”，只是内部间的比较，整体上说，贫穷、匮乏是普遍现象，解决温饱问题始终是当务之急。

　　(本文原题为《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首发于《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作者黄道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本文为该论文的第一部分，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