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举行战前动员随着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逐渐壮大,日本侵略者感到芒刺在背,急欲除之而后快。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随即改变战略,对正面的国民党军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制压作战”,集中主要兵力对八路军等敌后武装力量实施“治安作战”。为了消灭抗日根据地,日军加大“扫荡”力度,使用兵力超过50万,进攻手段经常翻新。
在这种情况下,敌后武装难免遭遇有些部队被敌人包围的情况。在抗战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被日军包围后旋即崩溃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始终与优势日军作战的人民军队,却在突围作战方面颇有心得,加之长期残酷的斗争现实,更使敌后武装磨练出一套突出重围的看家本领,屡屡创下成功脱险的精彩之作。
沉着冷静 有备无患
抗战期间,敌后武装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性,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明确要求:“(各级指挥部)应经常进行备战的组织工作,……平时即假想各种敌情,看好各方地形,预定使用游击队、民兵、自卫队的战法,并进行演习。”对于部队宿营地的选择和警备,新四军名将粟裕在《游击战术讲授提纲》中专门提到:“进入营舍前,应首先断绝营区四周的交通,封锁消息,选择营舍,以便于应战、便于出入的独立砖瓦房为宜。……在敌情紧张时,应特别加强警戒,派遣化装侦察,设置潜伏哨。”他还指出:“游击队处在敌人后方,随时有被敌人袭击的可能,应随时作好战斗准备。”
1942年5月,日军在华北发起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八路军冀中军区第22团分散行动,其中团部带着两个连转移到群众基础好、有地道作为依托的宋庄。6月8日夜,八路军一到宋庄,就着手修筑工事,不仅把路口堵死,把每个院落打通,还迅速从村里到村外筑起三道工事,把这里变成处处相连、火力交叉的防御堡垒,第22团首长还提出“多挖一锄头,少挨一块炸弹皮”的口号。9日晨,工事修筑完毕,八路军干部实地勘察,布置应急的战斗方案,以防日军突袭。没想到布置刚一完毕,警戒哨就传来消息:“村东北发现日军骑兵。” 此时是6月9日晨7时30分。战后了解,该部日军是由第26师团参谋军官组成的“战地参观团”以及护卫步骑兵,人数有300多人。双方交火后,八路军依托既有工事,予敌重大杀伤,此后周围的日伪军大量增援,攻打宋庄的兵力增至2500余人。八路军与敌逐屋争夺,激战16小时,终于拖到晚上日军停止进攻。午夜时分,八路军分路突围而去。此战歼敌400余人,八路军仅伤亡70余人,这正是战备意识强带来的好处。
1943年10月19日清晨,八路军太岳军区第2军分区第20团和第772团一部在反“扫荡”转移途中经过团城村,由于部队太过疲劳,指挥员周希汉决定就地宿营两小时,但要求“战士不能解背包,还要放好哨,东南两个山头要放小哨”。周希汉特别要求,在村东和村南三华里处各设一个紧急集合点,一旦有事,部队先到村东第一个集合点集合。随后,周希汉命令第772团第2连连长陈家贵在村西山头制高点布置一个排,并要求该连不能休息,作为机动部队。这些布置果然收到效果,团城村附近据点的日军寻迹包抄上来,没想到被八路军哨兵发现,不得不提早转入强攻,迅速进入战斗状态的八路军抢占制高点,遏制住日军攻势,坚持到夜间成功突围离去。一般情况下,突围部队在兵力、火力甚至天候、地形等作战要素上都处于弱势,仅靠官兵自发的求生本能是远远不够的。《孙子兵法》强调“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意思是突围不仅需要“战”的勇气,还需要“谋”的水平,二者缺一不可。我敌后武装在突围时的谋略往往极为精妙,达到孙子所说的“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的程度,日军包围部队往往在我军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等诸多计策中疲于奔命,最后露出破绽。
1941年11月5日,日军三万余人向沂南县留田村杀来,企图消灭山东八路军指挥机关。当天早上,留田周围均出现敌情,八路军第115师特务营在外围与日军激战,情况十分危急。15时许,山东八路军领导人罗荣桓决定从留田向南突围,这一决定令大家感到吃惊,要知道南面是日占区,敌人肯定有重兵截击。但罗荣桓指出,留田西面和东面都有密如蛛网的公路,日军早已布下“口袋”,同时日军主力正从北面压过来,倒是南面虽为日占区,但日军忙于围攻根据地,后方必定空虚,况且八路军主动打进日占区,肯定会让敌人猝不及防,迅速盘活战局。下定战斗决心后,罗荣桓命令部队做好突围准备,要求战士一律上刺刀,压满子弹,同时宣布严格的行动纪律,任何人不得自由行动,在突出合围圈之前,不许说话,不许咳嗽。当晚,数千名八路军战士利用敌人防区间隙,跋山涉水,巧妙地穿过三道日军封锁线,不费一枪一弹跳出包围圈,随行的德国记者汉斯·希伯将其赞誉为“无声的战斗”,称留田突围的指挥艺术“近乎神奇”。
而在1942年6月12日,冀中地区的八路军指挥机关被日军围困在南威县掌史村,八路军将领吕正操认为,村内的八路军虽有两千之众,但战斗人员不到一半,其余全是学员和后勤人员,不足以强行突围,遂决定就地固守,与敌打“蘑菇战”、“顶牛战”,坚守到天黑再行动。吕正操要求部队不许出击,敌人不到跟前不开枪,只准用步枪和手榴弹,紧急情况下才能用轻机枪,而且尽量点射,不要连发,没有上级许可不准使用重机枪和迫击炮,要故意示弱,让敌人摸不清底细。日军果然上当,以为面前不过是些“土八路”,仓促组织攻击,结果屡屡被八路军击退,期间八路军战士几次请求使用重武器,吕正操硬是压住不准用。到了夜里,吕正操率部突围,用迫击炮、轻重机枪等武器猛烈射击,将日军暴露在村外的火炮、重机枪悉数摧毁,被打蒙的敌人再也组织不了新的进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八路军转移西去。
■宋庄战斗中,指挥员仔细研究敌情
■1941年,突出日军包围圈的八路军部队转移到河北威县令行禁止 配合默契
遇到被围困的情况,我军的初始作战态势往往十分不利,这种时候尤其考验一支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在被包围的情况下,往往会陷入整体性混乱,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各部之间的配合更是一盘散沙,这一点在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的最后阶段表现得尤其明显。而敌后抗日武装在部队的战斗意志、组织性和纪律性方面则与国民党军形成鲜明的对比,即使是被绝对优势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仍然令行禁止、配合无间,这种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正是突围胜利的保证。
陆房战斗就是典型的案例。1939年3月初,八路军第115师第686团组成东进支队,进入鲁西建立根据地,日军急调8000多人,在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于5月初分九路向根据地扑来。凭借优势装备和兵力,5月11日,日军将八路军第686团(欠第3营)、津浦支队、冀鲁边第7团以及辎重部队、泰西地委、鲁西区党委等合围于肥城县安临站镇的陆房村。陆房村位于山地丘陵盆地中,东西宽约5华里,南北长约10余华里,四面环山,当时日军已经占领四周的制高点,八路军被压缩在盆地中的狭小地带,局面十分不利。11日白天,日军连续发动数次强攻,都被八路军一一化解,但八路军的数次突围也未能奏效。
入夜时分,双方都停止了行动,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深知形势危急,如果当夜不能有所作为的话,所剩力量已无法挡住日军明天的进攻。摆在八路军面前的有两条突围之路,分别是陆房村东南面的山间大路和西南面的山顶小路,前者地形复杂,便于隐蔽行踪,一旦被敌发现尚有强行突围的可能,从日军架起的火堆观察,那里的守敌人数不多,后者则要经过山顶,由于日军早已控制四周高地,选择这条路等于从日军防御主阵地通过,一旦失手,部队就陷于仰攻态势,很可能全军覆没。可是,陈光决定从小路秘密突围,出奇制胜,他向部队传达极为严格的突围纪律,禁绝声响喧哗。22时许,八路军开始突围,一路上,日军的火堆就在附近,日本骑兵从潜行的八路军身旁奔驰而过,日本哨兵喊话清晰可辨,但日军就是没发现八路军的动静,结果几千人奇迹般地从日军鼻子底下脱险。
沙窝突围战是另一个范例。1940年正月初三深夜,匡根山率领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5支队第2营、商河支队进抵山东沙窝、翟家一带,日伪军3000余人分乘50余辆卡车,在4辆坦克配合下直扑沙窝,企图将这支部队一举歼灭。为了减少损失,八路军决定让一支小分队佯装突围,牵制敌人,掩护随军的地方人员和伤病员转移出去。第2营第7连受领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的任务,他们故意做出向东突围的姿态,吸引日伪军的注意力,此后该连与敌激战一天,虽然被分割成两个部分,但仍然守住了沙窝村。入夜之后,被分隔开的第7连两部分不约而同地想到化装成日军的主意,其中一部30多人组成全副武装的“日军巡逻队”,在一名会说日语的战士带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巷子里走出来,向着烤火的敌人走去,趁着夜色堂而皇之地突出重围,而另一部30多人则首先派人干掉日伪军设在两所宅院房顶上的岗哨,由一名会日语的同志与几名战士装扮成日本哨兵,重新出现在房顶上,嘴里说着日本话,不时吹出几声口哨,以示正常。而其他战士则一个一个地由村里转移到村西围墙下,搭起人梯爬过围墙。只几分钟工夫,60多名战士便消失在茫茫黑夜里。沙窝村一战,八路军以几百人的兵力,突破了数千敌军的合围,而且消灭了300多名敌人,可谓平原突围战的奇迹。
兵法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这一点用在突围战斗上再准确不过。但这里的“生”和“存”都必须以强大的战斗力、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和坚定的战斗意志作为保障,而敌后抗日武装正是兼具了这些优点,才能创下战争史上的奇迹,获得如此之多的突围战斗胜利。 (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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