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山西省晋城、沁水、阳城等地遭遇重点攻击,中共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受到严重破坏,晋豫区党委被迫撤离阳城县,移驻平顺县,晋豫边区一时成为国民党和阎锡山的驻防区。
1941年5月,侵华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中条山地区20多万国民党驻军溃退到黄河以南,晋西南一时成为“真空”地带。日军占据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设立据点100多个,并在各地建立起“皇协军”和多种伪组织。一些国民党溃军和当地土匪趁机占山为王。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北方局电令八路军和驻在平顺县的晋豫区党委南下,重新开辟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并对开辟根据地的基本方针、党组织建设、建立统一战线、组织群众性游击战争、瓦解伪军与土匪、基层政权建设等项工作,提出一些具体要求。
1941年7月,八路军总部兵分两路,开赴晋豫边区创建抗日根据地:一路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十六团、牺盟会决死一纵队五十九团、二一二旅等部队为主,挺进中条山以北,在冀氏镇石槽村建立岳南(太岳南部)地委和山西省第三专员公署岳南办事处。一路由三八六旅十七团和十八团、牺盟会决死一纵队五十七团,组成太岳南进支队,向中条山挺进,开辟中条山根据地。晋豫区党委随同太岳南进支队重返中条山,重新开辟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
邓小平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以中共北方局党委委员、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和太行区党委书记的身份,前往太岳区视察工作,在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等人陪同下,从太岳区党委驻地沁源县阎寨村出发,赶赴太岳区南部地区冀氏镇石槽村指导工作。
邓小平果断决定对阎锡山六十一军实施自卫反击。1942年4月15日,邓小平指挥太行军区三八五旅、太岳军区三八六旅、决死纵队一旅和二一二旅总共10个团的兵力,在浮山县和翼城县一带发起浮翼战役。4个旅、10个团分成两个纵队,右纵队由陈锡联、谢富治指挥,左纵队由李聚奎、刘忠、周希汉指挥,经过两天激战,消灭阎锡山六十一军1100多人,取得反击作战的胜利,有力地遏制了阎锡山军队的进犯,扭转和稳定了岳南地区的局势。阎锡山六十一军军长派人求和,邓小平以“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为重,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策略,同阎锡山六十一军订立了《共同抗日作战协定》。
邓小平事后告诫太岳区以及晋豫区党政领导干部:“在反对顽固派的摩擦斗争中,不能一味打击,还要做团结抗战的工作,既要斗争,又要团结,以斗争求团结,斗争是手段,团结是目的。”
在冀氏镇石槽村期间,邓小平直言不讳地批评岳南地委迟迟未能打开工作局面。1942年4月26日,岳南地委在冀氏镇石槽村召开地、县两级领导干部会议,邓小平在讲话中概括地总结了开辟岳南抗日根据地以来的工作,提到今后的任务时指出:岳南地处太岳前沿,是太岳区和中条区的联结通道,一定要打通。尽快把这块宝地开辟好建设好,既可以巩固太岳抗日根据地,又可以为我们挺进中条地区、创建中条区抗日根据地提供有利条件。他强调,开辟和建设岳南根据地,要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尽快改造基层旧政权,建立县、区抗日民主政权,组建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民兵组织,发展地方游击队。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群众团体。要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要从斗争中发现和培养先进分子,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二是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救国统一战线政策,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力量,团结得越多越好,要辩证地掌握斗争和团结的策略,要把打击的主要目标对准日军,加强对日伪军的斗争。三是当前应做好两项工作,一方面,组织几支精干的小部队,配备一定数量的党政干部,轻装深入到岳南地区西部的浮山、翼城、临汾、襄陵、曲沃等地,去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摧毁阎锡山顽固军残存的游杂武装及其政权组织,建立县、区、村三级抗日民主政权,组建自卫队、民兵和县、区抗日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开展敌占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另一方面,要坚决消灭由封建反动势力和国民党特务操纵的反动武装“红枪会”,要通缉捉拿祸首,揭露打击反动的上层头领,反复讲解党和政府的政策,争取广大的基层会众,瓦解取缔红枪会组织,迅速稳定岳南地区东部士敏、沁水等县的局势和社会秩序,进而开展高平县的工作。
石槽会议以后,邓小平部署三八六旅七七二团,5月4日从士敏县东峪、西峪出发,前往士敏县中部地区关爷岭,武力剿灭“红枪会”,活捉其首领及骨干分子45名。5月11日,沁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召开宣判大会,判处“红枪会”会长及副会长死刑,立即执行;当场释放认罪态度较好的胁从分子,打击少数,争取多数,一举瓦解了“红枪会”,稳定了沁河两岸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随后又在沁水、士敏、阳城、晋城等地,恢复建立起一批县、区、村三级抗日政权。
邓小平这种雷厉风行的务实作风,成为晋豫边区各级干部学习的榜样。时任岳南地委书记的韩柏后来回忆说:“邓小平一来岳南,就解决问题了。他到哪里都很干脆,下面提出问题,再难的问题他也给解决,他就是这样一种处事果断的作风。”
1977年7月,邓小平召见国防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张文峰(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岳南地区士敏县委书记)时,对这段历史仍然记忆犹新。邓小平对张文峰说:“那时,如果不果断地彻底地解决沁水县的‘红枪会’问题,直接决定着我们能否在岳南地区站住脚,并且直接影响着我党我军能否恢复建立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进程。”(梁大位)
(摘自《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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