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回忆第三师的战斗历程和苏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始末
来源：黄克诚 三野子弟    2021-01-22 10:17:02

　　新四军第3师是抗日战争时期开辟坚持苏北淮海、盐阜地区抗日斗争的主力部队，是由八路军一部分南下部队为主加新四军一部分部队合编发展起来的。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至11月举行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5月，中共中央在致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指出，今后八路军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华中。1940年春，中共中央作出八路军一部分主力南下，新四军一部分主力北上，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打开华中抗战局面的战略部署。

新四军3师师长黄克诚

　　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八路军第2纵队，任命我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我向中央建议另选派司令员，我只担任政委。中央旋派左权同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后左权同志回到八路军总部工作，由杨得志同志任司令员。第2纵队辖八路军115之344旅、河北民军一旅新编第2、第3旅，共约2万余人。我考虑2万余部队集中在冀鲁豫，回旋余地不大，不利于发展，遂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精神，向中央建议，将第2纵队分出一部分部队，越过陇海路，向华中发展。4月17日，中央电示：“新2旅及344旅共1.2万人，由太行出发，在冀鲁豫边界设法消灭石友三部后，准备随时调往陇海路南，配合彭雪枫部行动。”5月5日中央又指示：“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在可能发生全国性的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　遵照中央指示，我于1940年3月将河北民军1旅留下坚持太行山斗争，自率纵队直属队和344旅，越过平汉路，到冀鲁豫与新2、新3旅部队会合。第2纵队于5月中旬将向我根据地进犯的叛逆顽军石友三部大部歼灭之后，杨得志同志继续留在冀鲁豫，我率344旅(辖687、688、689团)、新二旅(辖4、5、6团)过陇海路南下。344旅由旅长刘震、政委康志强率领，于5月下旬先头出发，我与纵队参谋长韩振纪率纵队部、教导营及新2旅(由政委吴信泉、副旅长常玉清率领)于6月初出发。行进途中，杨得志同志感到留在冀鲁豫的主力不足，我即令新2旅之4团中途返回冀鲁豫。第2纵队南下之先头部队于6月20日到达豫皖苏边区新兴集，与彭雪枫同志率领的新四军第6支队会合。6月27日中央军委电示我部与彭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活动于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南，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与整训部队为中心任务。”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我任政委，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6月29日，中原局(1941年5月改为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来电，要我作东进准备，“20天后派三个团过津浦路活动”。彭雪枫同志起草了一份回电略谓：与敌伪顽长期斗争，以向西发展为有利，平原作战须有山地作依托;黄部应留下，培养主力，建立巩固根据地;一旦形势有变，即可西入伏牛山，南进大别山，等等。我因刚刚到达，情况不甚了解，以为仍受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指挥。于是，我同意了彭雪枫同志的意见，于7月1日以彭黄联名电复中原局。7月15日和17日、18日，刘少奇同志连续三次催我速率所部过路东进皖东北。我感到刘少奇同志电报与中央军委前电不尽一致，为弄清指挥关系以确定部队行动，我打电报请示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电指示我服从中原局胡服(即刘少奇)指挥。接毛泽东同志电报后，我立即将344旅及所属688、689两个主力团留给彭雪枫部(后编为新四军第四师第10旅)，自率344旅之687团、新二旅之5团、6团和教导营东进皖东北。在我到达之前，1939年4月成立了苏皖区党委，金明同志任书记。当时皖东北地区已有好几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张爱萍同志在这里组建了新四军第6支队的第4总队，张爱萍任总队长兼政委，并以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主任名义，领导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

1940年7月底，八路军、新四军在皖东北会师。

前排左起：常玉清、郭述申、韩振纪、韦国清、黄克诚、刘瑞龙;

后排左起：金明、xxx、邓逸凡、吴信泉、田守尧、张爱萍、xxx、李雪三

　　1938年7月，八路军115师第865团主力改编为苏鲁豫支队，1939年春，山东纵队挺进支队编为苏鲁豫支队4大队。1940年5月，苏鲁豫支队在彭明治、吴法宪(后为朱涤新)率领下，由苏鲁豫边南下，于1940年6月初到达苏皖边区，该支队之胡(炳云)、田(文扬)大队已先期挺进皖东北。还有一支部队是早先开辟邳、睢、铜游击根据地的山东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后改编为苏皖纵队陇海支队)，负责人是钟辉、韦国清、孙象涵、李浩然等同志。苏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江华同志也从山东带了一批干部和部队到达皖东北，刘瑞龙同志也到达皖东北参加领导工作。此外，淮海区还有一部分与党失去联系的同志，联络知识青年和爱国人士，组织了一批武装，展开抗日救亡活动。刘少奇同志曾于1940年6月6日向中央报告：“我在皖东北之部队，系统指挥不统一，内部外部情况均复杂，请中央及朱、彭令黄克诚同志速来苏皖地区统一指挥，任军区司令。如能多带兵力来为更好，否则不能完成任务。”

1940年，八路军第5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前排右三)同部分领导干部在一起

　　我于1940年8月7日率部到达皖东北后，于8月10日到达盱眙县中原局驻地，与刘少奇同志会面。遵照中央指示，研究苏皖地区我军各部队的统一编制、统一指挥问题。决定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所有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由我任司令员兼政委。第5纵队辖三个支队，每个支队辖三个大队(团)，共2万余人。第1支队由苏鲁豫支队编成，支队司令员彭明治，政委朱涤新，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第2支队由新2旅之5团、6团和344旅之687团编成，支队司令员田守尧，政委吴信泉，副司令员常玉清，政治部主任李雪三。第3支队由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和新四军第6支队之第4总队编成，支队司令员张爱萍，政委韦国清，副司令员孙象涵，参谋长杨志雅，政治部主任张震球。遵照中央关于“八二路军到华中后，坚决争取控制全苏北”的指示，我很快地结束了部队的整编工作，即着手部署开辟苏北地区的工作。第5纵队一支队已先期进入淮海区，开辟淮海区的抗日局面。第2支队之6团留在皖东北开辟工作，其余各部相继挺进淮海、盐阜地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统一整编新四军的指示，八路军第5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我任师长兼政委，彭雄任参谋长(1943年2月后为洪学智)，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原第5纵队之1、2、3支队，分别改为第3师之7、8、9旅(1941年9月，第3师之9旅与第4师之10旅对调建制)。1941年秋，张爱萍同志任副师长(1944年9月，张爱萍调任第四师师长)，1945年9月，刘震同志任副师长，洪学智同志任副师长兼参谋长。1944年从全师抽调骨干连队组建了师特务团。1945年3月，为支援皖江地区的斗争，组建了一个独立旅，并新组建了两个特务团，同时在淮海区组建新1、新2团。

黄克诚(左)与张爱萍

　　新四军第3师起初兼盐阜军区，辖皖东北、淮海、盐阜三个地区。1941年9月，新四军第4师由豫皖苏转至津浦路东，皖东北地区划归第4师活动地区。1942年12月到抗战胜利，第3师兼苏北军区，辖盐阜、淮海两个军区(1942年冬改为两个军分区)，分别由第8、第10旅兼。苏北地处陇海路以南、运河以东、大海以西。日军侵占苏北后，即抢占交通要道，逐步扩大伪化区。自徐州至扬州至沿运河线各城镇、陇海路东段各城镇以及连云港等港口，均被日军占据。在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则是国民党统治区，并建有县、区、乡、保各级政权，其为首者是江苏省主席兼苏皖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韩除拥有国民党主力部队第89军外，还有保安旅、常备旅以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等部，后来又从山东调来东北军霍守义部。韩德勤属于蒋介石嫡系顾祝同所部，是个出名的反共顽固派。韩早年曾率一个师参加“围剿”江西苏区，兵败被红军俘虏过。此番韩拥兵苏北，不思抗日，积极反共，千方百计要消灭新四军，被称为“磨擦专家”。1940年7月，陈毅、粟裕同志率部分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后，与先期北上的新四军部队会合，进驻黄桥地区。韩德勤自恃兵多势众，妄图将陈、粟部一举歼灭。陈毅同志渡江后，针对顽韩军步步进逼，战事不可避免之态势，曾报告党中央：“我们已集中的兵力不过7千左右，战斗人员不及5千，枪支4千余。而两李尚有7千余人，省韩有40个团约5万人，加上两李部队共约6万人左右。以我们现有力量对付两李已足够，但对付省韩则很不足……因此，请求4、5支队及八路军南进支队，速派增援部队。”当10月2日顽韩军向黄桥大举进攻时，陈毅急电我率部驰援。我回电告以即刻出发。10月4日中共中央就此发出指示：“韩德勤又大举压迫我军……八路军不能坐视。”“黄克诚部主力决心于本月4日开始行动，南下阜宁，并拟向盐城挺进，增援陈毅”。“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

　　遵照中央指示和陈毅同志电令，我于10月4日率八路军第5纵队主力兼程南下，突破顽军盐河、旧黄河等防线，连克佃湖、东沟、益林、阜宁、东坎、建阳、湖垛、苏家嘴等城镇，直下盐城。沿途歼灭顽军第10常备旅和独立第3旅等部，切断顽韩军之归路，动摇其侧背，威胁其大本营兴化，在战略上对进攻黄桥之顽军造成南北夹击之势。此时原拟打两个多星期的黄桥之战，至10月8日，仅6天时间，新四军即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韩德勤遭到惨败后，率残部退驻兴化、车桥、曹甸一带。10月10日，八路军第5纵队南下之先头部队第1支队所部，与新四军北上之先头部队，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地区胜利会师，完成了打通华北、华中联系的通道和打开苏北抗战局面的任务，粉碎了国民党妄图把我军限死在黄河以北的阴谋，为确立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会师后，陈毅同志特地从海安司令部乘汽艇沿串场河北驶盐城，慰问南下的八路军指战员，我从东沟赶到盐城相迎。这是我与陈毅同志自井冈山分手之后的首次重逢。相见之下，分外亲热。我们在盐城相聚几天，阔叙别情，感慨交集。陈毅同志就众多老战友们久别重逢，即兴赋诗云：“10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10月满天飞。”表达了广大指战员共同的喜悦心情。10月下旬，刘少奇同志率中原局机关由皖东半塔集到达阜宁，随即进驻盐城。11月中旬，陈毅同志亦率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挺进盐城。皖南事变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新四军军部。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在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中说：“苏北运河以东地区，应由陈毅、黄克诚部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由黄克诚部发展阜宁、淮安、盐城以北地区，陈毅部发展泰县、如皋及其以东地区。不仅扩大主力，并且应努力与地方党共同建立无数小游击队，建立政权，把这些地区抗日民主化。如此，方能击破韩德勤。”

　　长期以来苏北地区交通要道和重点城镇为日伪及国民党顽固派占据，广大农村则为国民党特务、反动地主武装所把持。当地一般地主均有武装，大者有五百人枪。这一带土匪众多，封建会道门武装组织遍及各地。民间枪支不计其数。当地的人民群众不仅屡遭日伪汉奸的烧杀抢掠，还备受顽军和特务、土匪、反动地主武装的骚扰残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国民党的反共欺骗宣传，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尚缺乏了解。为了执行中央的指示，在苏北广大地区开展我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我们到苏北后，在中原局(华中局)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扩大抗日武装，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清剿土匪，消灭反动地主的武装叛乱，粉碎日寇的“扫荡”，打破顽军的磨擦进攻，加紧进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我们刚到苏北，就遇到海啸成灾，疮痍满目，难民遍野。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曾迫于当地群众及士绅的一再呼吁，勉强拨了一点经费，修了海堤。但层层克扣，偷工减料，海啸到来，一冲即垮。我军到后，目睹人民群众离乡背井、苦不堪言的凄惨景状，决心重新修筑海堤。在中原局及华中总指挥部的支持下，采取发行修堤公债、以工代赈的办法，动员了上万民工，终于在1941年7月底，将全长90华里的海堤修成。海堤竣工的第二天，即遭到海啸袭击，且比前次的水位高出6寸，但大堤屹然不动，保障了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此同时，我们组织人民群众生产自救，初步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我们切实关心群众疾苦的实际行动，恰与国民党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行径形成鲜明对照。人民群众开始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为老百姓办好事的!”连一些曾对我们抱怀疑或抵触情绪的士绅，也渐渐改变了看法，开始向我们靠拢。当地群众还以领导修堤的我方县长宋乃德之名给海堤命名为“宋公堤”。通过一系列的群众工作，我们逐渐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为根据地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苏北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土匪出没地。我军到后，国民党顽固派更利用土顽、匪特纷起作乱。他们互相勾结，打砸抗日政府，杀害我方干部，抢劫残害群众，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为了保卫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巩固发展根据地，我们于1941年上半年开始，抽调主力及地方部队，大力清剿镇压土匪顽劣，迅速将横行苏北地区的股匪全部予以剿灭，使该地多年的匪患得以平息。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更加密切了与各阶层群众的关系。我们开始在苏北站稳了脚跟。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为了对付敌后斗争的各种严重情况，积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自1942年11月起，我们实行了精兵简政、主力地方化和一元化领导，成立了苏北区党委，统一全苏北党政军的领导。我任区党委书记，金明任副书记(1945年金明南下后为李一氓)。精简了机关，充实了连队。鉴于当时地方部队成分比较复杂，纪律松弛，干部缺乏带兵和作战经验，我们决定实行主力地方化，先后以四个主力团分散编入地方部队。这样一来，迅速加强和巩固了地方部队，使地方部队主力化。地方部队升级为主力后，又组建起新的地方部队。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主力化的结果，不仅巩固了地方政权，加速了地方建设，同时，也使主力和地方部队发展壮大起来。新四军第4师第10旅在豫皖苏失利后，于1941年9月与第三师第九旅对调，归入第3师建制。当时第10旅仅有两个团四个营，3200人。该旅进入苏北后，兼淮海军区。由于实行了主力地方化，在群众中生根立足，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战斗，两个团发展成为2个旅6个团，1.5万人。在盐阜区，第7旅、第8旅各有一个团实行地方化，不仅使地方武装大发展，主力部队也都扩大了二、三倍。在与日伪顽进行残酷的军事斗争的同时，我们在根据地内抓紧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军政机关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恢复和发展了中小学教育，并且办了冬学、公学，教育规模和质量都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逐渐向我党靠拢。我们在根据地内统一了税收制度，实行进出口管理，依靠公粮、田赋和盐税、关税，加上厉行节约，使苏北能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做到经济逐渐好转，军民生活有较大改善。我们还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逐渐停止法币在根据地内的流通，与敌伪顽作金融斗争。由于我们发行的货币只作为流通工具，不作为财政开支的来源，又据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因而币值稳定，信誉很高。我们在1942年6月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正确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采取和风细雨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帮助干部提高政治觉悟，没有搞“抢救运动”，因而没有伤害同志。通过整风，团结教育了广大干部，调动了大家的革命积极性，在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来的自卫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华中局的直接领导下，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刘少奇、陈毅同志十分重视对各阶层有代表性人士的工作，亲自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开明士绅以及广大知识分子接触，宣传我党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陈毅同志还倡议创建了“湖海艺文社”，与各界知名人士诗文交往，团结他们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发挥他们在抗战中的特殊作用。在当地颇具影响的人士，如李明扬、韩紫石、杨芷江、庞友兰、计雨亭等，在我党感召下，为抗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当时许多著名文化界人士和革命知识分子，如邹韬奋、范长江、钱杏邨(阿英)、沈其震、薛暮桥、贺绿汀等，纷纷来到苏北，不仅繁荣了根据地内的文艺宣传活动，而且还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文化战士。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我军的不断壮大，引起了日军的极大惊恐和仇视。1941年7月，日军1.7万余人，出动装甲汽艇百余艘，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对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扫荡”，妄图消灭我华中局及军部首脑机关，摧毁我苏北根据地。开始，华中局及军部在“保卫盐城”的口号下，作了以主力对敌实行迎击、阻击的军事部署。我基于华北反“扫荡”的经验教训，认为在敌我强弱悬殊的情况下，不宜对日伪军搞正面阻击，曾建议华中局和军部机关及早撤离盐城，转移到阜宁农村，跳出敌包围圈;部队实行分散游击，待机转入反击。同时又表示，如果已布置，当由军部决定，3师执行。军部决定“保卫盐城”，“击退敌人的进攻”，并直接指挥第3师第7旅、第8旅等部对日伪军作战。后来，盐城未能守住，机关、学校等撤退。主力部队利用河网港汊复杂地形对敌阻击、伏击歼敌后，转入日伪军侧后打击敌人，先后攻占敌伪占据的部分市镇，牵制了敌之行动。在苏中第1师部队积极出击、支援下，敌兵力开始南移，对苏中进行“扫荡”。我随即转入全面反击，连续收复阜宁、东沟、建阳等城镇，使敌顾此失彼。至8月下旬，经我苏北、苏中军民协同作战，共歼日伪军3800余人，击沉敌装甲汽艇30余艘，粉碎了日寇“扫荡”。1942年底至1943年冬，是苏北抗战斗争最艰苦的阶段，日寇集结重兵，先后对我淮海区和盐阜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1942年11月，日本华北方面军调动了日军第17师团一个旅团及伪军第36师等部，开始对我淮海区进行分进合击式的大“扫荡”。我淮海地区军民在地委书记金明和军分区司令员刘震的指挥下，以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在根据地内开展游击战，消耗、疲惫、迷惑敌人，机关和大部分主力则从敌合围间隙跳到边区，寻机歼敌。当敌人发现我主力在边区，随即折回企图寻找主力决战时，我主力又从敌伪军间隙回到根据地。经过反复周旋，使敌人处处扑空，被拖得精疲力竭。敌“扫荡”临近结束之际，日伪军在我根据地交通要道构筑碉堡，安设据点、抢修公路，扩大伪化区，企图分割蚕食我根据地。我第10旅兼淮海军分区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和交通破袭战，并采取袭击、围点打援等战术，先后攻克敌伪据点多处。到1943年，淮海区集中主力和地方武装，发动了春季和夏季攻势，先后拔除敌伪据点35处，使根据地基本恢复到“扫荡”前的态势，又一次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日军在“扫荡”我淮海区之后，紧接着对我盐阜区实行更大规模的“扫荡”。敌此次“扫荡”，由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拟定战役计划，调集日军第17师团、35师团、15师团和独立12混成旅团万余人及伪军徐继泰、李实甫、潘干臣、刘湘图、胡冠军、朱保元等部8、9千人，以海、空军配合，于1943年2月中旬，对我盐阜区分进合击，自北至南构成一弧形大包围圈，并以舰艇封锁我沿海港口，在飞机掩护下，实行“梳篦式”的反复搜索。为适应斗争需要，华中局和军部于1942年底转到淮南路东。我先率师部(区党委机关)跳出敌包围圈外，我军在第3师副师长兼第8旅旅长、盐阜地委书记张爱萍统一指挥下，首先避敌锋芒，采取内线与外线、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战法，开展了反“扫荡”斗争。在敌向我合围时，我以一部主力沿途阻击、袭扰、疲惫敌人，大部主力则转至敌侧后，寻机反击。敌合击扑空后，实行分区“扫荡”，我各地区相对集中兵力，袭击敌据点，予敌以沉重打击。地方武装和民兵则积极展开袭扰战，陷敌于四处挨打的境地。同时，新四军第1、第2、第4师部队也积极向当面之敌发起攻势，予我以支援配合。至3月中旬，敌被迫开始撤退，我军即集中主力进行反击，取得黄营子、单家港等战斗的胜利，旋即转入全面反击，连克敌伪据点10余处。在陈集战斗中，我第8旅第23团和旅特务营等部，以白刃格斗发起攻坚作战，守敌日军中队长以下全部就歼，缴获其全部装备。我第八旅第24团强袭敌八滩据点，毙伤日军中队长以下80余人，拔除敌据点。我军又乘胜收复滨海县小尖子地区，攻克陈家港。至4月中旬，历时两个月的盐阜区反“扫荡”胜利结束，共毙伤俘日伪军1800余人，攻克敌伪据点30余处，并争取一批伪军携枪反正。反“扫荡”的胜利，改善了苏北地区的战略态势，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热情，坚定了抗战的胜利信心。由于统战工作扎实有力，在日伪“扫荡”时，地主、士绅均能以各种形式帮助和同情我军，为我们保护干部，保存资料，抑制“伪化”等。盐阜区士绅在慰军大会上，称颂我军“运用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时分时合，神出鬼没，或攻或守，将卒用命，民族精神，发挥无余，民气鼓励，收效甚宏，由此足知中国之不会亡”。阜宁县国民党书记长亦称：“敌寇以泰山压顶之兵力，‘扫荡’新四军，新四军能保全主力，已属难能可贵。不料又大举反击，恢复阵地，足见抗战必胜之前途。”救国会领袖邹韬奋先生，目睹反“扫荡”的胜利，喜不自胜，感慨地说：“新四军与士绅朋友密切配合，能于生死之际互相信托，于敌伪高压之下毫无背离，此乃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之伟大成功，绝非谎言，余不到敌后根据地，余亦不信能做到如此成功之地步。”

　　以韩德勤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始终把我抗日根据地视作眼中钉，不断寻衅制造磨擦。因此，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成为坚持敌后抗战，巩固和建设根据地的一项重要任务。1940年10月黄桥决战胜利后，韩德勤纠集余部2万人退守曹甸、车桥、兴化一线，依托坚固据点继续与我为敌，并与向我皖东进犯的国民党反共军相策应，叫嚣要恢复黄桥战役前的状态。如何选择恰当时机，解决韩德勤顽军，消除苏北抗日斗争中的一大障碍，是苏北我军在同敌伪顽斗争中掌握主动权的重要一环。黄桥作战之后不久，中原局及华中总指军部〔1〕[指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意图乘胜攻占曹甸，消灭顽韩军，然后再西援皖东。当时我曾提出暂时不宜攻打曹甸的建议。认为：从苏北斗争形势看，我们刚刚占领淮海、盐阜地区，顽军残部、伪军、土匪、特务、反动地主武装等到处骚扰暴乱。根据地内很不稳定。当务之急，应是剿灭匪顽，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先把脚跟立稳，然后再相机解决顽韩军。而且，打曹甸与黄桥作战情况不同。韩德勤新败，退守老巢，从抗日统一战线中同顽固派斗争的原则考虑，我应站在自卫立场，不宜主动进攻。从军事上看，在水网地带攻坚作战，对我十分不利。中共中央于1940年9月10日指示中说：“对友军则不论如何，即使是最反动最顽固者，在目前时期中，在彼军未向我进攻或其进攻已为我击破时，均应采缓和态度，击敌和友，是我目前军事行动总方针。”其后，中央又指示：“我们应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御立场，他不进攻，我不乱动。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目前，即动手打韩德勤，……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估计到韩与蒋、顾之关系，他又是战区副总司令及省主席，暂时不宜取彻底消灭政策。”

　　后来，中央同意了攻打曹甸的计划，并由华中总指挥部直接指挥作战。在此情况下，我坚决执行华中总指挥部作战命令，由八路军第5纵队战斗力最强的第1支队(即后来的第3师7旅)和第2支队(即后来的第3师8旅)之687团分别参加攻打曹甸和车桥的战斗，并向华中总指挥部建议增调主力以加强攻击部队。华中总指挥部调集新四军第1、第2纵队和八路军第5纵队主力，于1940年11月29日开始对曹甸发起攻击。我又建议采取筑垒掘沟推进的战法，以持久作战解决曹甸顽军，未被采纳。部队乃用猛扑的打法，经勇猛冲杀，于12月15日突破顽军前沿阵地，歼敌8千余人，我军亦伤亡2千余人。此役我未达到战役目的而撤出战斗。1941年8月，当日军正对我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之际，韩德勤指使其部属江苏常备第7旅王光夏等部，乘机向我进攻，并在淮海区构筑据点，企图分割我根据地，策应由豫皖地区东犯的反共顽军汤恩伯部。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新四军第3师第8旅第22团于9月对顽军固守的号称“模范工事”的郑潭口发起攻击，全歼守军600余人，拔除了其插入我根据地内的钉子，取得了苏北攻坚战的首次胜利。是年10月，作为军部机动部队的第3师第7旅之一部与兄弟部队发起程道口战役，担任对敌中心据点主攻任务的第7旅第19团，以勇猛顽强的攻势，突破敌深沟高垒，攻克程道口据点，王光夏仅率百余人乘乱化装逃跑，其余1500余顽军全部就歼。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顽军对淮海区的进攻，使我淮南、淮北、淮海、盐阜四块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1943年日军对我盐阜区实行“梳篦式”大“扫荡”之前，曾先“扫荡”韩德勤所部。为了贯彻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应韩德勤所求，我们曾允准韩部和东北军霍守义部转移到我区暂避，并向其供应粮袜，接济经费，掩护其安全转转移至淮海区。尤其对东北军霍守义部，自该部南下苏北以来，我始终对其采取团结、忍让态度，晓以团结抗战大义。即使在我军同顽韩军交战，霍部通过我防区增援韩部时，亦未消灭它。我考虑的是，东北军发动“西安事变”，对促成全国抗战局面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我们不应该伤害它。及至1943年敌“扫荡”时，霍部在我们协助下，从苏北撤回淮北。但韩德勤却背信弃义，当其从淮海区西渡运河进入皖东北后，即强占我淮北区金锁镇、山子头一带，公然宣称要在洪泽湖畔建立反共基地。韩部所到之处，残酷破坏我抗日民主政权，捕杀我抗日干部和群众，并暗中勾结津浦路西国民党反共军王仲廉部，企图夹击我淮北新四军第四师，以实现其卷土重来的野心。为了保卫我抗日根据地，在军部统一指挥下，调动第3师第7旅、第2师一部，配合第4师主力，于1943年3月18日，向顽韩军占据的山子头据点发起反击，一举全歼韩德勤所部保安第3纵队、独立第6旅，击毙王光夏，生俘韩德勤。为了表示我军团结抗战的诚意，旋将韩德勤释放，并发还部分人枪。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留置于苏北的这一抗战障碍，终被彻底扫除。

　　1944年后，日军为加强太平洋战场和向正面战场进攻，从苏北抽走了部分兵力，战争的主动权逐渐转到我们手中，苏北我军开始了局部反攻，并进一步加强了根据地建设。是年四月，我军发动了高沟、杨口战役，拔除敌伪据点14处。5至10月，发动滨海地区攻势，攻克苏北产盐重地陈家港及合顺昌、通洋港、青龙港等据点，解放了日军掠夺盐、棉的基地合德，并攻克运河线上敌新设立的重要据点林公渡。随即又乘胜发起一系列攻势，将淮海区之敌分割在几个孤立区域内，并将我边沿区推向陇海路，使陇海路百余里地段处于我军打击之下。12月至1945年3月，重创敌从冀鲁豫南调以增援沿海的伪军孙良诚部。1945年2月，我强攻叶圩子据点，全歼守敌。4月发起阜宁战役，我和师参谋长洪学智指挥第八旅、第10旅各一部，师特务团，部分地方武装，攻克阜宁县城及据点20余处，歼孙良城部伪副师长以下4000余人。经过几年来的艰苦斗争和一年多来的局部反攻，敌伪已被压缩在一些孤立的城镇据点内，解放区进一步扩大，我军壮大了三倍，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不仅能在平原和水网地带的一般情况下作战，而且能对坚固设防的较大城镇进行攻坚作战。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第3师奉命集结主力，准备担负机动作战任务，进入战略反攻。我地方武装及民兵先后解放了沭阳、宿迁、泅阳、涟水等县城，迫使敌伪纷纷向主要点线收缩集中。敌占据淮阴、淮安和盐城三座县城，拒绝向我抗日军民缴械投降。我们计划集中第3师主力，首先攻取淮阴、淮安，然后打下盐城，逐个扫清根据地内残余敌伪，解放苏北全境，为尔后自卫作战准备战场.正在这时，接到军部命令，要我率第3师主力向淮南津浦路西出动，会同第2师部队，阻击桂系顽军东犯。我们在淮南路西等候半个月，未见桂顽东犯动静。我便与共同指挥津浦线作战的第2师政委谭震林联名打电报，向军部及中央建议回师肃清根据地内负隅顽抗的残余敌伪。经中央同意后，我即率部回师苏北，发动了两淮战役。9月6日，由第10旅、师特务团及地方武装攻克淮阴县城，全歼守敌伪师长潘干臣以下9千余人。9月22日，由第7旅、第8旅及地方武装攻克淮安县城，全歼守敌伪旅长吴漱泉以下6千余人。9月18日，第10旅及地方部队又对响水口一带伪徐继泰部发起攻击，歼敌近千人，攻克响水口、陈家港等市镇，控制了灌河两岸，完全解放了苏北盐场。我在淮南路西返回苏北途经华中局驻地时，得知苏联红军已出兵我国东北。我军也有少数部队进入东北。我即于9月14日打电报向中央及军委提出《关于目前局势和战略方针的建议》，建议速调5至10万大军到东北，创建全国总根据地。9月23日，两淮战役刚刚结束，我便接到中央命令，要我率新四军第3师主力开赴东北。9月28日，我们开始从淮阴出发北上。新四军第3师主力部队4个旅、3个特务团共3.5万余人，告别了并肩战斗5年的苏北人民，踏上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征途。

　　新四军第3师自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至抗战胜利5年中，共作战4700余次，歼敌伪顽6万余人，部队由2万余人发展到7万余人(包括主力和地方部队)，本身伤亡1万余人。开辟了拥有4万2千多平方公里土地和800多万人口的解放区。第3师第7旅除在苏北作战外，还作为军部机动力量，由军部直接指挥，转战淮北、淮南等地，纵横驰骋，屡立战功。第8旅之23团和淮河大队调归山东军区建制。独立旅调往皖江地区归第7师建制(第3师北上时归建)。第3师中有一批历史很久，素以骁勇善战著称的部队，如编入第7旅的原八路军115师之685团，其前身是井冈山时期朱毛红军的老28团、31团和黄公略的红三军。编入第8旅的原八路军115师之687团和编入第10旅的688团、689团，其前身是鄂豫皖红25军和陕甘红军刘志丹的红26军(后合编为红15军团)。这四个团在抗日战争初期，曾首战平型关告捷，威震敌寇。在开辟和坚持苏北抗战中，这批老部队又创造了新的战绩，打出了新的威风。华中局在1941年7月，向中央报告《新四军各师组织及工作概况》中曾指出，“3师的战斗力较强，部队充实，除9旅外，每团平均有2千人以上，基本上保持了过去的优良作风和制度，尤以政治工作能深入与反映部队的问题，保证一切，每一号召能很快地动员起来，自上而下地去推动执行”。“部队比各师要整齐，爱护武器较好，9旅在全军来讲，艰苦奋斗的精神可称模范”。第3师指战员中，曾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其中有在淮阴刘老庄战斗中，遭日军千余人合击，毙敌170余后，全连82人全部壮烈殉国，被朱德总司令赞为“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的第7旅第19团之4连;有在淮安茭陵大胡庄战斗中，与8倍之敌奋战一整天，予敌重大杀伤后，全连82人壮烈牺牲的第8旅第24团之2连;有在解放淮阴战斗中，以自己身体堵住敌人机枪射孔，为攻城部队开辟前进道路的战斗英雄徐佳标;有在连云港小沙东海上遭敌艇袭击，以木船、短枪、手榴弹与敌拼搏而壮烈牺牲的师参谋长彭雄、第8旅旅长田守尧等同志，等等。他们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人民军队气壮山河的英雄篇章，他们的精神将永垂千古!

　　(这是黄克诚1985年写的回忆文章，原载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上海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3师苏北委员会编的《苏北抗日根据地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