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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南: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游击区
来源:人民网 作者:周德春   2021-08-24 15:03:14

  1935年2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余部奉命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在浙西南站稳脚跟并建立革命根据地,于全国革命低潮时掀起局部革命高潮,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浙西南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游击区,其革命活动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挺进师在浙西南站稳脚跟并建立革命根据地

  1935年1月,为掩护和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强敌围攻,指战员大部牺牲,北上行动失败。2月,突围转移至赣东北的先遣队余部,奉命以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长征。

  挺进师艰难转战,誓死挺进,至4月底取得斋郎大捷,方才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5月上旬,主力进抵浙西南腹地,受到当地进步群众组织——“青帮”的欢迎,获得群众依托,遂选取松(阳)遂(昌)龙(泉)云(和)、龙(泉)浦(城)江(山)遂(昌)东西两片区域“作为建立第一块根据地的基本区域”。

  有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挺进师迅速掀起革命高潮。正如粟裕所说:从1935年5月到9月中旬,我们在浙江建立的第一块游击根据地,已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五县之间建立起来,在浙江站住了脚跟。

  在浙西南,挺进师建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及其所辖的5个区委(县委),下属50余个支部;建立了玉岩、竹溪等苏维埃政府,下辖20余个乡苏维埃政府和近200个村苏维埃或分田委员会。革命武装迅速发展壮大,挺进师部队发展到千余人,建立下辖150余支游击队的松(阳)遂(昌)龙(泉)游击总队;成立了农会、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开展了查田、插标、分青苗的土地革命,呈现出“分田分地真忙”的热烈场面,成为中国革命低潮时新建立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挺进师始终在浙西南坚持并最后结束三年游击战

  面对浙西南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和浙江、福建地方武装对付不了挺进师的被动局面,国民党当局迅速抽调中央军入浙,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的7万兵力对付挺进师,于1935年9月19日开始大举“清剿”浙西南。挺进师实行“敌进我进”,留下第二、五纵队和地方游击队在根据地坚持,主力挺进敌后,吸引、调动、打击敌人。国民党军主力不为挺进师所调动,除派出约5个团的兵力追堵挺进师主力之外,大部队仍死死围住浙西南,血洗根据地。

  1935年10月,进入敌后的挺进师主力与叶飞等领导的闽东红军会合,联合组建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共同开展和坚持斗争,并根据敌人血洗浙西南之情,迅速开辟浙闽边游击根据地。根据地军民浴血抗击,牵制敌人几十个团的兵力,掩护了挺进师主力南下浙闽边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国民党第十八军撤离浙西南,浙西南长达8个多月的反“清剿”斗争结束,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迅速抓住敌情相对缓和之机,再次掀起革命高潮。其间,粟裕率部数次返回浙西南活动。至1936年底,挺进师不仅在浙南建立了游击根据地,而且恢复了浙西南的工作,游击区域扩大到30多个县。

  1936年底,国民党又调集10万兵力“清剿”闽浙赣皖边区。挺进师“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其间,粟裕率部在浙西南建立遂(昌)宣(平)汤(溪)游击根据地,依托根据地开展反“清剿”,使敌之“清剿”“未奏肤功”。

  1937年9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浙南历经两次谈判、一次会谈,与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绥靖主任公署达成合作抗日协议,浙南进入合作抗日阶段。此时,与临时省委失去联系、在浙西南独立领导斗争的粟裕,根据形势和传闻,分析并证实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之情,立即向遂昌县当局发出合作抗日倡议。9月18日,遂昌县当局复函,要红军派全权代表到金岸“接洽”,欲收编红军。粟裕识破对方阴谋,坚持要对方代表到根据地谈判。10月14日,对方代表抵达根据地中心门阵村,粟裕指派谢文清、刘清扬与之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至此,浙西南进入合作抗日阶段,挺进师三年游击战争结束。

  浙西南三年游击战的独特历史地位

  挺进师入浙之时,长征中的红军主力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击之中,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广大白区的工作均陷入困境,全国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挺进师迅速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最严密的腹心地区浙江燃起革命烈火,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浙江是蒋介石、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人的老家,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也是维系国民党“剿共”军费之财阀的盘踞地,“素称平安之区”。浙西南革命烈火的燃起,深深触痛国民党统治的中枢神经,不但吸引、牵制闽浙两省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而且迅速吸引国民党中央军,牵制第十八军为主力的7万兵力长达8个多月。这不仅直接减轻中央红军长征的军事压力,而且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后顾之忧,使国民党无法安心和全力“围剿”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从战略上策应了长征。同时,掩护挺进师主力南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减轻了闽东、闽北、皖浙赣等邻近游击区的军事压力,使这些游击区赢得了恢复和发展的机会。

  挺进师入浙时,浙江的中共组织已被严重破坏,遍及50余县的60余次革命武装暴动和红十三军的斗争均遭镇压,浙江的革命基业几乎被摧残殆尽。浙西南的革命斗争,重新燃起浙江革命烈火,为中国革命在南方建立了一个战略支点。

  1938年3月,挺进师主力编入新四军,驰骋抗日疆场,成为华中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并在解放战争中编入第三野战军,先后参加苏中、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战功卓著。其中共和国大将粟裕和少将陈铁军、张文碧、刘亨云等解放军高级将领,均直接出自挺进师。而包括刘英在内留在浙江的一大批干部,则成为浙江抗战和革命斗争的领导骨干、中坚力量。北上抗日先遣队幸存的革命火种,在浙西南得到保存,浙西南游击区为中国革命保存、造就了一支革命劲旅。

  挺进师在浙西南的斗争,不仅创造出“敌进我进”“化整为零”等游击战略战术,而且探索总结出“以最小牺牲换取最大胜利”等一整套军事原则,“反敌人之道而行”等一整套作战原则,“兜圈子”“8字形”等一整套行动原则,“多半选择小村庄”等一整套宿营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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