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宁抗日游击区
来源：“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2022-03-09 09:28:45

　　1933年5月，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在吉东传达贯彻之后，同中共宁安县委建立正式关系的平南洋反日游击总队改编为宁安工农义务总队，主要活动在宁安县东部大、小唐头沟和东南部的二、三道河子一带。东南山区的八道河子(今红旗林场)是中共宁安县委很早活动的据点之一，后来一度成为较为稳固的游击根据地。八道河子党支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八道河子农民自卫队在宁安县委直接领导下，是保卫八道河子根据地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1934年初，周保中率吉林救国军辽吉边区第一、第三连部队与工农义务队汇合于唐头沟。根据中共吉东局的决定，于同年2月成立绥宁反日同盟军办事处，欲图联合其他抗日武装，筹建绥宁反日同盟军，建立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武装。不久，这支部队的游击区域便由宁安东南山区扩展至西南山区、镜泊湖一带。同年5月，由县委另行组建的宁安游击队也诞生在宁安东南山区，东南山区便成为绥宁反日同盟军最早的游击根据地。同年6月，反日同盟军分兵活动时，绥宁抗日游击区又扩展至宁安西北山区一带。

　　宁安东南山八道河子游击根据地建立有农民委员会，宁安其它各地均建立了反日会。其中以东京城和卧龙屯所建反日会较早。1933年秋，原中共穆棱县委书记李范五调任宁安县反日会会长后，反日会工作得到加强。同时，绥宁反日同盟军在开展游击活动中，每到一地都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如在罗圈沟建立了1个反日会，会员40多人，还建立了1个反日会妇女部。据1934年6月的不完全统计，在宁安东南山区和西南山区(即二、三区)和牡丹江江西、江北部共建立了11个反日分会，共有约700名会员。青年反日会有10个分部;反日会妇女部有六七个分会，八九十名会员，其中朝鲜族会员20余名。

　　1934年12月，中共宁安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贯彻《一·二六指示信》以来的工作，指出：“首先要纠正过去关门主义的错误，要把反日会变成工农兵商学等的群众团体。它是一个反日统一战线的机关。”随之修改了反日会纲领和章程，在政治上转变了过去“太红”的错误，在组织上纠正了关门主义，反日会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1935年夏以后，中共宁安县委又将反日会普遍改建为抗日救国会，以便团结各民族更广泛的抗日阶层与群众，参加抗日斗争。这一年，仅宁安一县就发展3万以上的会员。该县的东京城区有70%以上的人都加入了抗日救国会。同东北其它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区一样，农民委员会、反日会和抗日救国会虽属群众抗日组织，却均执行了抗日政权的职权。宁安各地反日会和抗日救国会为协助抗日部队，在机构内部普遍设立交通部门，负责代部队传递信件，报告敌情;侦察部门负责搜集日伪当局和军队的动向;“打狗部”担负调查、逮捕汉奸走狗、特务等各项任务。

　　反日会和抗日救国会还负有组建地方武装的责任。东南山区八道河子自卫队是绥宁反日同盟军最早的组成部分之一。开始时，该自卫队是由十四五名朝鲜族青年组成的，有六七支钢枪，十七八支土枪，队员都很勇敢。当宁安游击队和工农义务队受挫时，八道河子自卫队均拨出人员和武器给予积极的支援，使其恢复了战斗力。八道河子自卫队作战勇敢，有效地保卫了反日同盟军的根据地。

　　此外，宁安游击区还组建了青年义勇军。八道河子组建有两队青年义勇军，共20人。其中一部后来在宁安县委组建宁安游击队时便被编入游击队。

　　宁安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内组建的反日妇女会，为抗日部队做军衣、军鞋，洗衣服，护理伤员，对反日部队给予了有力的支援。抗日儿童团组织在根据地内外也有发展。根据1934年8月的统计，儿童团员有130余人，其中朝鲜族20余人。宁安儿童团的工作很有特色。一是有较为系统的组织，建有4个“中队部”，县里有儿童局负责儿童工作;二是制定了《宁安县抗日儿童团章程》和斗争纲领。《儿童团章程》规定：儿童团的宗旨是“援助反满抗日的民族革命运动，养成最勇敢、最忠实的青年革命战士”。《儿童团斗争纲领》规定：“援助反满抗日的中华民族革命运动(当交通、侦探、站岗等)”“中韩民族联合起来，去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儿童团在根据地和抗日部队集结地站岗放哨，传送信件，探听敌人消息，成为反日会的有力助手。

　　反日会和抗日救国会的最重要工作之一，是协助各抗日部队筹款、筹粮，或代为筹办、购买军队需用的给养物资和枪械子弹等。绥宁反日同盟军为开辟部队的经费来源，除采取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财产充作军费以外，还提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共同抗日救国”的口号。具体办法是通过救国会或村长向地方提出一定数量的物资要求，由部队派人按期提取。1934年5月，周保中在宁安县卧龙屯召开抗日救国会和抗日部队军民大会，动员各界群众为抗日部队筹集粮食和衣物。之后，各地群众相互转告，积极为绥宁反日同盟军捐送给养和物资。据不完全统计，东京城救国会经于贵堂先后送给绥宁反日同盟军7000余市斤粮食;马河救国会经刘全贵给抗日武装送了4000余市斤粮食、10市斤豆油、20市斤盐;于家屯救国会经陈喜昌给抗日部队送了1500余市斤粮食、27套棉衣、27双鞋、27顶帽子、250市斤肉、20市斤盐;金坑救国会员孟发将自己家300余市斤粮食送给了抗日部队;莲花村救国会员朱德彩送了1200市斤粮食。还有许多救国会员冒险去县城为抗日部队采购棉布、胶鞋等物资，混过敌人岗哨，送到抗日部队密营。

　　当时，不少被迫担任伪保长、伪甲长的人，同时又是反日会、救国会会员，实际上形成了“内红外白”的两面政权。例如，腰岭子的刘甲长除代抗日部队筹款、筹粮外，还派人去县城为部队购买衣服和鞋等难以买到的物资，并同一些城内的商号和客栈联系好，保证进城采购物资农民的安全。勃海保被日伪当局称为“模范甲”，但这里的保长、甲长和广大爱国群众，绝大多数都积极热情地支援反日联合军。其中很多人都是冒着被杀头和坐牢的危险从事抗日工作的。东京城城内、城郊22个甲长，除城内3个甲长外，其余郊区的19位甲长在1935年冬都因从事抗日工作而被日伪警察机关逮捕，其中2人被枪杀，其余均被严刑拷打致伤致残。对此，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承认：“与其说是‘为匪团(敌人对抗日部队的诬称)武力所迫的不得已行为’，莫如说是一种主动的自发的有意识的同情反满抗日匪的倾向。”

　　在宁安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中共宁安县委还注重基层组织的建设。虽然由于抗日军队力量较弱，流动性大，但仍然建立了5个地方党支部，共有92名党员。团的组织，据1934年8月的统计，三区牡丹江江西有5个支部，30余名团员;二区有3个支部，团员20余人;八道河子支部团员7人;塔街(宁安县城)支部，团员7人。

　　1935年2月，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后，除以一部坚持宁安老游击区、特别是西南山区外，还以一部向东北的穆棱、密山、勃利等县和中东铁路北发展，另以一部向西南部的敦化、额穆等县和京图铁路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的游击区在宁安的中心，不仅从东南山区转向镜泊湖东岸、西南山区，而且还开辟了以额穆为中心的新游击区和恢复了穆棱、密山、勃利边界一带新老游击区。

　　穆棱县横跨中东铁路东段，交通便利。九一八事变后，是吉林自卫军、吉林救国军集中活动区之一。该县下城子先后是中共宁安中心县委和绥宁中心县委所在地，中共穆棱县委所属马桥河、下城子、兴源、穆棱、八面通、梨树镇等区委组织比较健全，党领导下的抗日活动十分活跃，早在1932年2月就建立了穆棱县反日总会，同年3月以后，又陆续建立了几支抗日游击队及其游击根据地——悬羊砬子、新安屯、狍子沟等，形成绥宁地区另一抗日中心区域。1934年11月，满洲省委巡视员吴平抵达穆棱县委，传达关于发展反日会的指示，还帮助穆棱县委制定了《穆棱县抗日总会章程》和《宣传行动纲领》。穆棱县的反日会迅速发展。

　　这一时期，宁安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区，虽然因部队流动性大不够稳定，但是根据地和游击区对于绥宁反日同盟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的抗日游击战争，还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