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民众自卫军
来源：中共廊坊市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刘佩荣   2022-12-14 15:04:00

　　华北民众自卫军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党领导的活跃在大清河北西部地区的一支抗日武装。

　　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大清河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不甘心当亡国奴的进步知识青年，纷纷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在中共新城县工委的领导下，大清河北新城、雄县、固安一带很快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华北民众自卫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诞生的。

　　七七事变后，KMT五十三军开赴平津前线对日作战，留下三营七连守卫设在雄县的留守处。1937年8月初五十三军南撤时，这个连担任掩护任务。部分爱国官兵，特别是东北籍官兵对不抵抗政策早有不满，加之连长平时打骂士兵，克扣军饷，引起了公愤。于是，一排长江东升、二排长曹学敏、司务长左清臣及班长郭洪奎等合谋，在雄县小辛庄将连长杀死，全连九十余人由江东升带领脱离部队北上，靠抢掠群众资财维持部队供给。他们在固安马庄抢掠烧锅粮行时，被王念中的乡团包围，后经新城县北沙口村地主士绅陈丹桥出面说合，江部成为北沙口附近三十六村的保卫团。江部下分四个大队，名为四大队，江东升自任总指挥，左清臣为参谋长。一大队队长张兴五，率部驻毛公寺;二大队队长郭洪奎，驻辛桥镇;三大队队长曹学敏，驻堑上村;特务大队队长魏登高，随总部驻北沙口村。这一时期，江部不仅是地主的看家武装，也是公开的土匪，但他却打出了抗日的旗号。

建国后的冀中各县，此时部分县址较抗战时有迁移，新城这时候已经没了

　　1937年9月间，中共新城县工委接到保属省委关于“党员干部一律坚持地区，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信。当时我(笔者注：即刘佩荣)任新城工委书记，立即组织地下党员和读书会积极分子王山、唐保蘅、郑文明等，研究如何落实省委指示。此时，我们已经得知江东升正在打着抗日旗号，招兵买马。于是，我和郑文明便来到北沙口，通过同学陈德音(陈丹桥之侄)的介绍，同江东升见了面。江表示欢迎我们参加他的部队。后经工委研究决定，由我带领郑文明、王山、唐保蘅、杨可材等十几人参加四大队，争取江部抗日。

　　我们到江部以后，便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召开演讲会，还以四大队政训处的名义，办起了油印小报《抗日前线》。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我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普通士兵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江东升本人和部分干部却拒接受我们的抗日意见。因此，我和郑文明商定，向上级请示汇报工作。

　　这年年底，我和郑文明在安新县找到了保属省委书记张君，向他汇报了新城工委的工作情况和争取江部抗日遇到的困难。张君同志听后，首先给我们谈了冀中形势，介绍了吕正操和孟庆山组织抗日武装的情况。张君同志说：“目前队伍已发展到十几万人，急需党员干部，要求新城工委派党员充实到部队中去。至于江部的工作，可暂缓进行。”

　　根据张君同志的指示，我们对工作又作了重新安排。决定留下工委委员王泽田、朱德生主持工委工作，我和刘云瑞、张艮庭、郑文明、刘泽华、朱德馨、李梦兰等十余人到河北游击军盂庆山部工作，唐保蘅、杨可材仍留在江部。

　　1937年年底，江东升为了进一步扩充部队和扩大势力范围，率部攻打雄县城内的高顺城部。孟庆山率部队将江部全部俘获。江东升、左清臣等被押送到新安镇孟庆山的司令部。为了扩大抗日阵营，我向孟庆山同志详细地介绍了江东升及其部下的情况，孟遂决定同我去劝江东升和左清臣抗日。

　　当孟庆山和我见到江东升时，江一把抓住我的手，惊喜地问：“小刘，你怎么在这里?为什么离开我们?”

　　我说：“你们不抗日，这里抗日。哪里抗日，我到哪里去!”

　　随后，我将孟庆山同志介绍给江东升和左清臣，并说明了来意。孟司令员当场表示要放他们回去，并提出了四个条件：一是回去要立即抗日;二是部队改编为河北游击军第十三路，江、左二人分任正、副司令员;三是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派我去做党代表;四是在大会上公开表态，宣布抗日。江、左二人听后，满口答应。从此，四大队被收编为河北游击军第十三路。

　　四大队被改编后，指挥部移到白沟镇。我到那里以后，便召开新城工委会议，决定由唐保蘅任十三路政治部主任，我任组织科长，许硬同志任宣传科长，杨英任民运科长，魏健任总务科长。这之后，我党在十三路的政治工作开始活跃起来，官兵们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八路军三纵在大清河，虽然华北民众自卫军不是八路，但也是一支受我党影响很深的武装

　　1938年3月初，指挥部决定袭击高碑店车站。我和左清臣挑选了200多人，借夜幕掩护，悄悄摸进车站，突然发起攻击。守敌猝不及防，狼狈逃窜。我军烧毁了站房，掀翻了铁轨。随后带着1个日军俘虏和3个朝鲜妇女，转移到县城东南20余里的顺河营。我和左清臣估计敌人不会善罢甘休，便在公路上挖了陷坑，我们埋伏在路南侧的坟地里。第二天上午，高碑店日军百余人，分乘四辆汽车，向顺河营扑来。待敌人进入伏击圈，战士们一齐开火，四辆汽车乱碰乱撞，全部掉进了陷坑。车上的敌人惊慌失措，纷纷弃车而逃。

　　十三路首战告捷，震惊了日伪，鼓舞了民众。新城、固安、雄县、涿县一带的农民、青年学生和旧军人纷纷参军，有些村庄的民团整个加入了进来。小芦昝村杨克良父子五人自带枪支马匹前来投军。仅两个月时间，十三路就发展到两万多人。

　　在抗日高潮兴起，部队迅速扩大的形势下，江东升的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他认为自己手里有枪有兵，便想脱离河北游击军，将部队改名为华北民众自卫军，自任总指挥。当时，我和唐保蘅表示反对，双方僵持不下。

　　1938年4月21日，冀中区党委在安平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我作为新城县的代表去参加会议。行前，我对江东升说：“这次开会，我将你的意见带上去。如果上级批准就改名;批不准，以后再研究。”党代会期间，我向黄敬、吕正操、孙志远、孟庆山等领导同志作了汇报。领导上经过研究，同意江部改名，并指示：“你们只掌握一条，即江部必须始终打日本。其他方面可以让步。”并决定由冀中军区派出一个视察团，了解江部情况。

　　半月以后，区党委组织部长张君率视察团来到白沟镇。经过十多天的考察了解，张君同志在干部会上宣布：冀中军区批准江部改名为华北民众自卫军。并指出：华北民众自卫军是一支抗日的部队，很有发展前途。江东升和左清臣等听了张君同志的讲话，都非常高兴。

　　这次对部队改名问题的妥善处理，对团结江东升部继续抗日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证明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正确的。

　　为了加强党对华北民众自卫军的领导，在宣布改名的当天晚上，张君同志召集我和唐保衡、王山、许硬四人开会，对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当时决定：

　　一、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军及各师设政治部，团设政治处，营设教导员，连设指导员。

　　二、建立华北民众自卫军党的总支委员会。指定我任总支书记，唐保衡任副书记，王山、许硬为委员。

　　三、建立青年学生短训班(后改称青年教导连)，培训政治工作干部，发展党员。由许硬同志负责。

　　四、加强整训部队，改善军民关系，提高政治素质。由王山同志负责建立训练团。每月由各师抽一个营集训。

　　冀中军区视察团的这些决定，对江东升部队的改造和部队的建党，均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38年5月，这支部队编为3个师，9个团。

　　一师驻毛公寺一带，师长张兴五，政治部主任黄山虎

　　二师驻辛桥镇，师长郭洪奎，政治部主任李士斋

　　三师驻辛立庄镇，师长曹学敏，政治部主任王子卿

　　总指挥部在白沟镇，设立了参谋、军需、军械等八大处，还建立了兵工厂、医院、被服厂等。

　　同时，为进一步扩大抗日根据地，防御定兴、高碑店之敌，我与副总指挥左清臣率领一部一举攻占了定兴县的天官寺，在此设立了前线指挥部。又向北挺进到高碑店附近，打开了杜家营联庄，在麻家营收编了二十九军残部孟子宾的队伍，委任孟子宾为团长。在天官寺扩编了独立团、骑兵团、特务营、武术连等。华北民众自卫军的势力范围除新城全境外，还波及到雄、霸、固、涿、定、容、徐等县的部分地区。

　　这一时期，虽然有很多青年学生、进步农民群众加入了华北民众自卫军，但主要的军事干部仍由旧军人担任。这些人的军阀作风、土匪习气，一时不易去掉，尽管党在多方面进行工作，部队中有了好的开端，但破坏纪律的事时有发生。为了彻底改变部队的不良习惯，加强纪律性，所有的政工干部都积极工作，除注意做到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部队外，还坚持官兵平等，不搞特殊(政工干部和士兵一样每月四块银元的津贴)，在部队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同时，部队的政治宣传和文娱活动也十分活跃。1938年8月，由宣传科杨德修带领新参军的十几名青年学生，到任丘县青塔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学习一个月。回到白沟后，宣传队扩大到20余人，能歌善舞，经常到各师驻地及附近村庄演出，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滔天罪行，号召军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战。宣传队向士兵和群众教唱《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等抗日救亡歌曲。政治部还出版了《民众吼声报》，社长魏键，总编辑齐望溪，每天一期，深受部队欢迎。

1938年的冀中区，此时冀中大部分地区还是由抗日游击军等牢牢掌控的。

　　许硬同志主办的青年教导连，共办了20余期。分别对部队中的青年学生、营连级政工干部，进行了短期培训，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还从中发展了不少党员。这些同志回部队后，都成了我党依靠的基层骨干力量。由王山同志领导的训练团，坚持一个月一期，共办了七期。每期从各师抽一个建制营来白沟轮训，主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进行了建党工作。

　　通过上述工作，到1938年秋天，我军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白沟镇上，部队每天清晨出操演练，杀声震天，战歌嘹亮。部队士气高昂，思想觉悟、军事素质都有大步提高，违犯纪律的现象大大减少。特别是第三师，师长曹学敏虽系旧军人，但有爱国热情，在政治部主任王子卿同志的帮助下，进步较快。因此，这个师党员最多，各项工作进行比较顺利。

　　华北民众自卫军之崛起，似一声惊雷，震动了敌人。当时，日军主力大部南下，后方兵力不足，高碑店、定兴、固安等大据点之敌均处守势。四至八月间，日军飞机曾四次轰炸白沟镇，但都未能出动军队进行“扫荡”。

　　1938年六、七、八月间，我军兵分数路，主动向敌进攻。驻天官寺的副总指挥左清臣，亲自带队西进定兴附近袭扰敌人，破公路，割电线。二师郭洪奎部也不断派出小股部队深入到松林店一带，发动群众破坏铁路，并将拆下的铁轨、枕木运走，使平汉铁路一度中断。6月初，一师一团在固安县大沙垡村与日军遭遇，在团长李玉斋指挥下顽强作战，毙伤日军多名，敌仓皇逃遁。缴获汽车两辆，武器弹药各一部。

　　麦收刚过，驻定兴日军百余名，企图偷袭驻天官寺的我前方指挥部。日军摸到傅庄时，被哨兵发觉。我军迅速投入战斗，凭借村南沟堑的掩护，抗击日军进攻。左清臣同志在天官寺带一个团急速增援。经数小时激战，敌死伤很多，狼狈地撤回定兴。我军连长胡建三、副连长宋玉林等70余名官兵，为国捐躯。

　　7月的一天，日军从雄县出发，准备渡过大清河攻打白沟镇。江东升亲率部队设伏于马庄附近大堤上。当日军乘船行至河边时，霎时，枪声大作，弹如飞蝗，不少敌人当场丧命，残敌窜回雄县。

　　8月，三师曹学敏部北进固安三区，收缴彭村镇附近各村民团枪支，接着又攻克八区部分联庄，仅在北赵村就缴枪百余支、迫击炮两门、弹药一部。14日夜，我军2000余人包围吉城、雀台寺，连续攻打三昼夜，毙敌探警两名，伤3名。守敌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逃回县城。17日晨2时30分，我军乘胜向固安城发起进攻，四面枪声大作，城内一度陷于混乱。拂晓，我军退出。20日晨3时，再攻县城未克。26日晨2时，我军攻克了城外大龙堂、王庄子、祖家场、天齐庙、刘家院等村庄，第三次攻打县城，激战两小时后主动脱离战斗。这三次攻打固安县城，搅得敌人日夜不安，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情绪。

　　8月24日，左清臣率骑兵数百名沿小清河北上，长途奔袭固安县宫村镇。该镇伪民团猝不及防，全被缴械。数日后，日伪军出动约2000人，由固安向宫村扑来。我自卫军五连在村北对敌进行伏击。敌军先是用炮轰，尔后出动骑兵迂回包抄。五连被迫撤回村口，与另外两个连合兵坚守，敌人的几次轮番冲击都被打退，共击毙日伪军40余人，我军阵亡副连长赵庆志以下官兵30名。傍晚，我军撤离宫村。

　　9月初，由KMT特务刘玉珠控制的米家务联庄会，被委任为敌后的忠义救国军，刘任总司令。他控制的村庄，一不准支援八路军，二不准任何队伍居住和通过，严重地阻碍了八路军在这一地区的抗日活动。我和朱德生都是米家务人，与刘玉珠是同乡。尽管我和朱德生等同志做了大量争取工作，也无济于事。鉴于刘玉珠已死心，冀中军区派我和第二十七大队开入米家务。经过周密准备，在新城县委大力配合下，约定江东升、朱占魁、张存实、高士一等部队，协助第二十七大队于9月13日将米家务、板家窝、八洋庄一带的反动联庄武装一举解决，刘珠逃往北平。

日军翻译自我军的反扫荡报告

　　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后，回师华北。11月12日，日集结6000余人，配有大批汽车、坦克、大炮，在飞机支援下，北平、天津、保定分3路进攻，妄图一举消灭大清河以北地区的抗日武装。11月13日，敌占新城。4日晨，敌步骑炮联合部队400余人，汽车4辆，企图由蔡各庄渡拒马河南犯，遭到自卫军一师一部阻击，激战竟日。当天下午，我们调集大批部队固守南岸阵地，终于阻住了这路日军的进犯。由于总指挥部对敌情既无侦察，又无统一的作战方案，被迫应战，各师之间联系中断，在战术上又采取了逐村单纯阵地防御，虽经浴血奋战，终被敌人各个击破。不到10日，白沟镇即陷敌手。我军指挥部被迫撤到板家窝一带，又被日伪军重兵包围，部队失掉指挥，突围溃散。

　　不到一年发展到两万多人的华北民众自卫军在日军的疯狂“扫荡”中溃散了。但它在短短的数月中，战斗20余次，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稳定了社会秩序，为我党我军培养了一大批政工干部，也为后来新城县创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华北民众自卫军溃散后，江东升、左清臣、唐保蘅等带领一百多人退入白洋淀。我带领一部分政工人员留在米家务一带继续坚持斗争。我和朱德生、王山、许硬同志召开了县委紧急会议，总结了华北民众自卫军失败的主要教训：第一，部队没有认真接受改编，在敌人“扫荡”中情况不明，采取了阵地战的错误做法。

　　第二，共产党员全部任政工干部，没有掌握军事指挥权，战时指挥不动部队，部队溃散时也无能为力。

　　针对以上情况，县委决定亲自组织武装，成立新城县独立大队，我任大队长，朱德生任政委，史珍任副大队长。在只有十几支枪的基础上，经过20多天即扩大到200余人。这支部队主要活动在米家务、码头一带。与此同时，江东升等在白洋淀收容残部，一个月内就集中了1000人。

1939年初日军绘制的冀中区抗日武装地图，此时日军对冀中了解还不是很深刻，很多部队都没有标注

　　1939年年初，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通知我去汇报华北民众自卫军溃散后的情况，决定把江东升部收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六支队，委任江东升为司令员、唐保蘅为政治委员，我任政治部主任。支队成立党委，由唐任书记，我任副书记，下属大队(营)建立总支，连建立支部。黄敬、吕正操、程子华同志就如何开展工作作了具体指示。我带着上级指示、电台和10万元边币回到了白洋淀，宣布了任命。江东升、左清臣皆大欢喜，要求迅速打回大清河北去。支队张贴布告，广泛宣传，溃散的残部纷纷归队，不久便扩大到3000人。

　　这年春天，八路军一二O师三支队在余秋里同志带领下来到大清河北，除用老红军的模范行动影响带动六支队外，还派了一些红军干部加强了六支队的领导。5月4日，六支队配合三支队在新城县菊花台、墼上粉碎了敌人的包围和进攻，毙伤敌百余名。1939年5月，三、六两支队合编，六支队编为三支队的八团。此时，江东升离队而去。

　　回顾这支部队的战斗历程，缅怀英雄们的光辉业绩，使我们看到，这支部队的活动时间虽然是短暂的，但广大爱国官兵在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响应党的号召，竖起抗日旗帜，与日本侵略者以死相拼，鼓舞了大清河北人民的抗日斗志。这支部队的抗战。事迹和为国献身的烈士们，将永远被大清河北人民深深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