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淮宝县
来源：洪泽报 作者：王前生   2022-12-14 16:13:23

　　淮宝县在抗日战争时期行政区划的变迁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东进抗日，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统一部署，1940年8月，新四军五支队司令罗炳辉率领所部及四支队七团和八路军南下部队六八七团，协同作战，成功开辟淮宝抗日根据地。8月底，成立淮宝县委，9月中旬，组建淮淮宝泗联防办事处，简称“淮宝联防办事处”，主任李斌，县治岔河镇。为什么叫淮宝联防办事处而不叫淮宝县政府?从民国旧县界讲，这块地区是淮阴、淮安、宝应、泗阳、盱眙五县边缘地区，各占一部分，主要是淮安、宝应两县分属的地方。区域包括民国时宝应县三区的一部分，盱眙县五区蒋坝一带，淮安县的十区和八区的一部分，淮阴县的滨湖地区。据当时县委书记周爱民(五支队民运科长)后来回忆，当时的想法是全境解放后还要恢复旧县制，所以就叫淮宝办事处，不叫淮宝县政府。淮宝办事处这个名字是他起的，报五支队政治部和淮南路东区党委批准决定的，但党委叫淮宝县委。因为当时规定，不管多少党员，都可以按照地域成立县委。1940年9月23日，淮淮宝泗联防办事处一分为二，以洪泽湖大堤为界，在堤西成立淮泗联防办事处，谢楠任办事处主任兼党的工作委员会书记。堤东为淮宝联防办事处，李斌任办事处主任。此时的淮宝联防办事处，隶属淮南路东人民抗日联防办事处(后改为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

　　淮宝县辖境是洪泽湖大堤以东，南三河以北，淮阴、淮安城南，宝应县运河以西。

　　县委成立以后，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划分区域，因为是刚刚开辟的新区，这个地区还不稳定，干部人数极少，一下子管理全境显得力不从心，只好将所辖地域划分为三种类型：中心区、游击区、边缘区。中心区就是根据地;游击区，就是靠近根据地的地区，有抗日力量存在，抗日政府还没有站住脚跟，无法建立区乡民主政权，是下一步开辟的重点地区;而边缘区则是贴近日伪顽统治的地区，有伪政权和敌伪据点的地区，虽已划入新政府辖区，但还是抗日民主政府鞭长莫及之地，作为将来抗日根据地扩展的地区。所以淮宝县委和淮宝联防办事处首先将中心区划分为万集、仁和、南甸、盱宝、高良涧、黄集6个区和蒋坝、岔河两个镇。县委决定以后，还提交参议会讨论通过，并做了决议。

　　1940年12月，随着人民武装力量的逐渐壮大和中心区的日益巩固，淮宝县委、淮宝办事处成立了林集区，当时林集区只有新河西岸是解放区，新河东还是边缘区，建有敌伪据点，双方相距很近，隔一条新河相望，河上有一座土桥，桥上铺着一条条木板，桥下可行船，为了阻止敌人，区委命人把桥面上的木板拆掉了。新河东因为靠近运河封锁线，开辟工作非常艰难。

　　1940年12月，仁和区区队20多人携枪叛逃到临河乡，与反动的小刀会一起，反对新四军和人民政府，区队叛逃事件政治影响很坏。同时仁和区南面游击区扩大。因此，淮宝办事处决定撤销仁和区，成立吕良区，辖白马湖以西，浔河以南、三河以北14个乡。

　　1941年8月23日，因淮北根据地军政委员会书记、四师政委邓子恢请求，华中局同意将淮宝划归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管辖。从此，淮宝便成为新四军四师的防地和后方，成为淮北抗日政府苏皖行政公署的粮仓和财政支柱。

　　同年8月下旬，淮宝县联防办事处决定，从吕良区中划建南宁区。吕良区公所设于吕良镇，下辖8个乡。南宁区公所设于南宁乡如来庵，下辖8个乡。1942年6月，再从吕良区中划建东湖区，区署张集乡，下辖5个乡。

　　1941年10月，经淮北苏皖行政公署批准，淮宝县联防办事处改称为淮宝县政府。

　　1941年11月底，继新四军五支队十团三营端掉黄集区北面盐河附近桂张庄的土顽堡垒之后，随着各种条件的逐步成熟，淮宝县政府决定开辟盐河以北地区，当时，估计能开辟控制的和半控制的范围大约20平方公里，10个左右的乡，大约40000人口。淮宝的范围将扩大十分之一。后正式决定将花河以北边区的名称，暂时以盐河中间的王大桥命名为王桥区，辖15个乡、122个保。后来经过错综复杂的斗争，直到1942年初，群众才真正发动起来，区、乡政权得以稳固，可见，从敌占区、伪化区过渡到根据地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1942年10月，王桥区中心乡不断扩大与巩固，有条件大力发展游击区，缩小敌占区。原王桥区建制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淮宝县委、县政府及时撤销王桥区，将盐河南8个中心乡划归盐南区，将盐河南岸的葛堆、宋朝、官庄、马厂乡及其以北直到淮安、淮阴城边的中心乡、游击区、敌占区划归盐河区。不久，改为盐北区。

　　盐北区，是面临两淮城市的三角地，即淮安城运河以西，淮阴城运河以南，洪泽湖大堤的高埝、武墩、码头以东，南面有东西走向的盐河、花河成为三角下面的横线，是淮宝县的北大门。当时这块地方较为安定的中心乡是宋朝乡，游击区是官庄、马厂、葛堆乡，盐河北的洪　、张集、王桥、集义等7个乡，敌占区是三乐、华亭、福缘、周圩、李集、北武、七里、南武、拱北、龙江等10个乡。这18个乡的面积约20多平方公里。经过一年的拼搏，盐北区以周范乡、张集乡为基地，将改造两面派乡、保政权的工作推进到高升桥(距淮阴南门五里)、如意桥、黄码头(距淮安西门五里)一线。

　　为了适应反“扫荡”形势，加强机动灵活性，便于指挥和隐蔽，1943年春，淮宝县对区划进行及时适当调整，把原来的岔河、高涧、韦集、林集、黄集、吕良、盱宝、南宁等8个行政区，化大为小，划分为胡桥、越城、林集、黄集、南宁、盱宝、南甸、范集、新集、盐河、张桥、东湖、韦集、王桥等14个区，另设置岔河、蒋坝、高涧、仁和4个市。

　　1944年7月，在南宁区和林集区之间，位于白马湖以东、大运河以西，原为宝应县三区的地域设立山阳区，便于开辟和打通运河敌伪封锁线，此地临近运河线的八浅和黄浦两个敌伪据点。

　　1944年秋，全国抗战转为局部反攻，淮宝境内已基本成为解放区，形势比较稳定了。为了精简机构和人员，保持区队作战实力，淮宝县委、县政府决定将小区合并为大区，共10个区，基本恢复到1942年10月调整区划前状态。

　　1945年8月，中共淮宝县委辖区委12个，即胡桥、林集、盐北、盐南、黄集、越城、盱宝、南宁、吕良、东湖、韦集、山阳区委。9月，东湖区委并入山阳区委后，随划宝应县。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15日，淮北行政公署根据边区行政委员会十六次常委会决议及第一专署提出对路东各县行政区域调整意见，作出《为进一步巩固与建设路东解放区各县行政区域重新调整的决定》，此《决定》中指出：“淮宝县辖原淮宝县全部及原淮泗县之陈集区、河东区、顺河区(以赵公河为界)等共11个乡”。原文刊载在1945年10月25日《政府工作通讯》上。

　　以上即是淮宝县在抗日战争中行政区划的变迁。

　　淮宝抗日根据地的重要贡献

　　自从罗炳辉率领新四军五支队于1940年秋开辟淮宝以来，相继成立淮宝县委、县政府和各类抗日协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通过借粮斗争和减租减息运动，政治热情、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这块神奇的抗日根据地，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淮宝县刚刚开辟时，隶属于皖东抗日根据地路东区省委领导，当时县委书记、各区的区委书记都是新四军五支队和皖东路东省委调配任命的，五支队第十团驻防淮宝地区。邓子恢任新四军第四师政委和淮北区抗日根据地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向中共中央华中局报告，将淮宝县划归淮北根据地管辖，1941年8月23日，华中局批准了邓子恢建议。从此以后，淮宝便成为淮北抗日根据地的辖区，逐步成为新四军四师和淮北根据地的坚强后方。

　　一、淮宝建立了一支地方武装，并源源不断为主力部队输送兵源。

　　1940年冬天，淮宝独立团正式成立，团长黄一平，政委周爱民。1942年元月，淮宝县地方武装实行精兵简政。精简后的淮宝地方武装组织状况为：县独立团辖5个步兵连，共550人，步枪371支，轻机枪2挺。县政府设立县总队部，区设大队部，乡设中队部，保设分队部，共有人数1327人，步枪1081支，轻机枪2挺。全县民兵组织中模范队有8934人，青年队有2976人，普通自卫队有8213人，老年队员、妇女会员、儿童团员有463人，共计20586人，占全县人口的8.3%。民兵有步枪1167支，大刀1675把，土枪土炮3500支(门)，其它类型刀170余把。1944年秋，淮宝县响应淮北区党委号召，为将来大反攻做准备，积极扩军，淮宝独立团扩充到1500人，区、乡队都相应进行了扩编，增加人员，提高战斗力。

　　这支地方武装，在县委领导下，配合新四军主力部队，粉碎了日伪军扫荡、清乡、伪化的阴谋，保家卫国，扩大与巩固了淮宝抗日根据地。淮宝地方武装，经过培训和战斗锻炼，每年都源源不断地向新四军主力部队输送兵源，成熟的老战士上升补充主力后，又有一批新青年民兵参加地方部队。每年都要搞两次参军活动，每次少则近千人，多则一千人以上，前后历时五年，淮宝约有五千多名青年参军抗日。

　　二、淮宝是淮北的重要粮仓。

　　抗战时期，每年两次征收爱国粮，分为“夏征”、“秋征”。据当年在淮宝从事财经工作的田垒回忆，早在1940秋季，为保证军队的粮食供应，还采取按原有的乡镇和保，分配征收粮食包干的任务，动员农民(贫雇农除外)在自愿的原则下负担抗日救国公粮，在很短的时间里，群众纷纷自愿送缴抗日救国粮一万石以上(每石约一百四十斤)，共约一百四十万斤。到了1941年，改按每个农户实收的产量(主要靠自报)的百分之三来缴纳抗日救国公粮，同时县政府还规定每口人实收产量不足一百斤的不征公粮。1942年，淮宝县政府实行改赋征粮，彻底改革税赋，按照新的办法征粮，由于政策对头，广大农民踊跃缴纳抗日救国粮，这一年约计征收近一千万斤粮食。各区乡设立了临时收粮点，并组织大批民船民工及时地把征得的大部分粮食，运往洪泽湖西淮北公署。从那以后，每年都征收一千五百万斤以上的粮食，解决了长期以来部队粮食供应困难的问题。这是淮宝人民对抗日救国又一重大贡献。

　　三、淮宝是淮北公署人力、物力供应的重要基地。

　　1945年8月下旬，为了支援主力部队解放淮阴、淮安，在淮北公署统一部署下，淮宝人民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全县组织二千多名民兵、五千多民工，随军上战场，挖战壕、抬担架，做向导，黄集、盐南、盐北、胡桥等区队都参加了攻打两淮的战斗。民工将十多万斤大米、小麦和二十多万斤的柴草，连续不断地送到战斗的最前线。

　　四、淮宝是新四军四师的后方。

　　四师在此创办了手榴弹厂、被服厂、纺织厂、军械修理厂，为四师各部队前线作战提供大量物资。新四军四师的后方医院分别设在淮宝吕良区的吕良桥附近和南甸区的三庄村，这两个后方医院治好一批又一批伤病员，让他们重返抗日战场。

　　五、淮宝为部队和地方政府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942年10月，抗大四分校从洪泽湖西鲍集镇迁到淮宝朱坝的曹王庄一带，肩负教学与对敌斗争的双重任务。校长是彭雪枫，副校长是陈锐霆，陈校长还兼任淮宝县委书记。彭雪枫师长牺牲后，该校于1944年10月12日，又迁回半城，改名为“雪枫抗日军政大学”。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还在仁和集创办了“江淮大学”，校长韦悫，大多数学生来自上海、苏州的爱国进步青年，先后毕业120多名学生。1942年淮宝县委又创办了淮宝中学，吸收大批进步青年进校读书，培养一批知识青年投身革命，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1945年2月，县委一次就抽调二百多区、乡干部进淮宝中学培训，学习政治理论、军事知识，培养地方根据地建设的领导骨干。

　　六、淮宝是淮北根据地和四师进行政治、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

　　新四军四师的许多重要活动选在淮宝举行。津浦路西反顽失利后，1941年5月，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率部转移至津浦路东的皖东北，不久又转移到淮宝进行整训，7月19日至25日在仁和集左家楼举行了第四师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全面回顾了四师三年来豫皖苏边区斗争，总结了三个月路西反顽失利的经验教训，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华中局委员邓子恢主持会议，史称仁和集会议。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是新四军四师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整军、建军会议，达到了统一思想、明确方向的目的。从此，第四师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了恢复与发展的新阶段。

　　正是在仁和集会议上，由彭雪枫同志提议，四师军政委员会一致同意，做出决定：组建一支骑兵团。同年8月1日上午，在淮宝县岔河镇街东的一个大广场，举行新四军第四师骑兵团成立大会，由师参谋长张震代表彭雪枫师长宣布骑兵团的正式成立，以及黎国新任骑兵团团长兼政委的命令。第四师骑兵团的成立，标志着新四军在淮北抗日根据地有了一支机动性较强的骑兵部队。

　　淮宝县处于淮南、淮北、苏中、苏北四大战略根据地的交汇地区，有着非常重要的地缘优势，不少领导同志对淮宝县的建设都非常重视和关心。1940年10月下旬，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高良涧附近召开的淮宝县干部会议上，对淮宝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五支队政治部主任张劲夫、淮宝县委书记周爱民、淮宝县联防办事处主任李斌向刘少奇同志汇报开辟淮宝的经过和分化瓦解小刀会的经验。

　　1941年6月下旬，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到淮宝县检查工作，还到淮宝县青干培训班作报告。1941年10月，淮北区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子恢同志到淮宝视察工作。1942年11月上旬，淮北区党委副书记刘子久同志到淮宝县传达和部署反“扫荡”斗争。1943年11月，淮北苏皖边区政府主席刘瑞龙同志到淮宝县岔河区滨河乡， 搞互助合作运动的试点。

　　七、淮宝是淮北行署和四师财政的重要支柱。

　　邓子恢同志当初之所以请求华中局将淮宝县划归淮北根据地的版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淮宝在淮北地区是一个比较富庶的地区，而其它几个县比较贫困。事实也证明了邓政委的判断和眼光，淮宝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确成为淮北行署和四师的“钱袋子”。

　　据当年负责淮宝银号工作的郭体祥(解放后曾任安徽省副省长)回忆，淮宝成为四师的后方，医院、抗大、贸易公司都设在这里，县财政收入，主要是靠盐税、烟叶子税、地方税等。这些货物经过林码头到浔河、洪泽湖、淮河运到敌占区去，叫“出口”，物资出口，就向县政府交税。林集、高良涧是船码头，岔河、蒋坝集市十分繁华，当时每天收税可达一万多元(法币)。而龙头洋布一匹的价格才二十四元到二十六元。淮宝银号每个月都要运送一次钱到湖西淮北公署的总金库去，每月都要送几十万元。每次都用白洋布口袋把钱装好，县总队派武装护送，乘船过洪泽湖到半城，交淮北公署总银号。郭体祥说，当时淮宝县的财政收入可以负担四师部队和淮北区党政机关所需的被服、医药、津贴、菜金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当然，那时生活很艰苦，官兵平等。

　　总之，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淮宝县委、县政府、淮宝人民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