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运昌与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
来源：《百年潮》2019年2期   2023-01-31 10:03:43

　　2019年是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爆发81周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4周年。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中，1938年7月6日爆发的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是一次历史地位極其特殊、暴动规模大、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它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最成功的一次人民战争性质的抗战合作，它的胜利因此具有非比寻常的政治及军事意义。作为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的历史性成果，八路军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最终实现了中共中央在冀东建立反攻前进基地的战略构想，为中共在战略反攻阶段先机解放东北奠定了坚实的战略基础。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李运昌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冀东大暴动的直接执行机构——冀热边特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冀东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以及此后八路军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其历史地位和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1937年7月初，李运昌在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及白区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在与他的谈话中，首次提到了中共中央准备在冀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此次谈话共有四点精神，其中最重要的三点是：“2.中央决定改组河北省委，任命你为河北省委书记，原省委书记高文华(湖南人，是个老同志)另有任用;3.华北各界成立的救亡会，要改为‘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会，要吸收国民党和一些爱国的民主党派参加;4.运昌同志回去后，要准备开展游击战，进行武装抗日。”这三点包含了中共日后领导发动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的三项最重要的组织原则：第一，改组“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为武装抗日组织;第二，吸收国民党及爱国人士参加;第三，李运昌负责准备开展冀东抗日游击战。可以说，上述谈话中这三大要点，就是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的战略规划及源点。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暴动的目标，但基本的组织架构已经确立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此时李运昌等人正在从延安返回冀东的途中。华北危急的形势，促使他们更加紧迫地投入到武装抗战的组织准备工作中。新的河北省委领导班子很快在天津组建完成。9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河北省委正式改组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新成立的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会中，除了中共党员和地方党组织代表，中共领导下的工会、青年、妇女团体代表以外，同时吸收了国民党各派系的代表和爱国人士参加。他们当中有国民党中央系代表、天津电报局局长王若禧，阎锡山系代表、天津电话局局长张子奇，桂系代表刘绍襄，久大精盐公司经理赵显斋，大学教授杨十三，冯玉祥旧部、国民党党员洪麟阁，滦县民团团总高志远等。为了体现中共团结抗战的诚意，自卫会推举国民党人王若禧担任主任，中共党员李楚离任党团书记。就这样，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指引下，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了国民党及爱国人士的武装抗日团体正式走上了抗战历史的舞台。9月底，刘少奇写信指示河北省委，要求不失时机地抓紧准备冀东抗日武装起义。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的战略目标正式提出了。

抗战期间李运昌在看地图

　　此时，中央考虑到李运昌的综合优势：出生成长在冀东，从1933年起就在家乡地区创建了群众性抗日组织“京东御侮救亡会”，并长期从事白区地下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对冀东地区的情况十分了解，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同时，李运昌还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大革命期间曾在广东汕头地区领导创建农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和杨石魂一起领导了广东最早的“普宁暴动”，拥有组织暴动的军事斗争经验。于是，1937年10月，刚刚担任河北省委书记不久的李运昌，又被中共北方局火速派往冀东，担任新成立的冀热边特委书记，负责直接领导冀东大暴动的筹备和实施。

1925 年李运昌在黄埔军校

　　12月，李运昌在滦县多余屯主持召开了京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华北人民抗日自卫会冀东分会。李运昌被推选为主任，委员有王平陆、高志远、洪麟阁等人。这就是冀东抗日大暴动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多余屯会议”。这次大会为冀东大暴动确定了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将冀东各阶层民众代表的抗战意志和决心都发动了起来，为大暴动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队伍上做了充分准备。

　　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7月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前夕，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冀东地区已经逐步形成了实施暴动的大好形势。冀热边特委所辖的迁安、遵化、蓟县、丰润、滦县、乐亭、玉田、昌黎8县的武装抗日自卫会员多达1.5万人。在全冀东初步形成了15个暴动中心地区，其中12个是在中共直接领导下。其他3个地区则由高志远、陈宇寰、洪麟阁率领的两三千人掌控。除此之外，其他各类有组织的抗日救国会、学生会、妇女会等成员，也有近万人。

　　1938年5月，在河北省委安排下，华北人民抗日自卫会在天津召开会议，商讨推选暴动领导人及部队组建问题。李运昌、洪麟阁、高志远、杨十三、王仲华、李楚离等人参加了会议。在冀东暴动的组织筹备工作中，无论是从前期战略规划、领导能力、斗争经验、党组织体系上，还是从所辖自卫队人数、掌控暴动中心区数量上，中共都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因此暴动最高指挥官毫无疑问应由中共代表担任。但国民党代表洪麟阁和民团头领高志远却一反常理，纷纷跳出来反对，导致协商陷入僵局。最终，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中共代表同意由高志远出任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洪麟阁、李运昌任副司令，并各兼一路、二路军司令。由于暴动部队组建尚不完备，统一指挥难以实现，所以暴动期间三路抗联部队互不隶属，各自全权行动。会议同时决定，为了加强政治领导，自卫会派遣中共党员李楚离、王仲华分别加入洪麟阁、高志远的部队参与指导工作。

　　国共两党在冀东抗日联军的指挥权问题上是进行了斗争和妥协的。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此次暴动计划的战略规划者、核心组织者和主要实施者，但最终他们却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让出了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的职位，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政治主张的真诚体现。

　　1938年5月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四纵宋时轮、邓华率部5000余人从平西根据地出发，挺进冀东地区，策应冀东大暴动，同时着手开辟抗日根据地。到6月下旬，四纵主力已经到达蓟县靠山集、将军关、下营一线，从战略上对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进行了强有力的支援。

　　6月下旬，李运昌在丰润田家湾子主持召开中共冀热边特委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黎巨峰、王大中、洪麟阁、杨十三，及高志远的代表刘冠英。会议商定起义部队番号为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简称冀东抗日联军，通过了中共提出的《冀东抗日联军行动纲领》，并决定1938年7月16日为暴动日期。

　　此时，冀东先后爆发了多起小规模暴动，引起了日伪的高度警觉。为了摸清敌人动向，李运昌于6月底赶到唐山，同中共打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警务科的地下党员朱欣陶取得联系，获悉敌人已经察觉了暴动迹象，正在准备全力镇压。在此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李运昌连夜骑自行车赶回冀热边特委所在地。经特委紧急磋商后决定，武装暴动提前于1938年7月6日举行，并火速密报各县委及暴动中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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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6日，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爆发了!

　　暴动的第一枪首先在滦县港北村打响，李润民、高培之、张鹤鸣等人率先揭竿而起。7月7日，李运昌和孔庆同、丁振军等率部在丰润、迁安边界的岩口村发起暴动。7月8日，洪麟阁和杨十三、李楚离在遵化县地北头村发起暴动。此后，高志远和陈宇寰在滦县南部、乐亭一带发起暴动。

　　就这样，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以烈火燎原之势迅速扩展，冀东地区北起兴隆、青龙长城沿线，南到渤海之滨，西起潮白河，东到山海关，一共有21个县发动了抗日暴动，参加人员多达20万之众。其中在冀东抗日联军旗帜下，由冀热边特委领导的抗联第二路军李运昌部发展到5.5万人，共组成28个总队，12个独立大队和区队，成为冀东抗日联军的核心力量。高志远部发展到1.4万人，共建立了13个总队。洪麟阁的第一路军发展了4500多人，共建成3个总队。据后来资料统计，在暴动期间的20次大规模作战中，有12次是由李运昌部完成的，高志远、洪麟阁部各2次，其他系统的暴动部队“忠义救国军”和丁万有部各2次。

　　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彻底摧垮了日本侵略者在冀东地区经营6年之久的敌伪组织，先后创建了11个抗日政权，在武汉会战的关键时刻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有力牵制，支援了全国抗战。8月中旬，冀东抗日联军与八路军四纵主力在遵化铁厂镇胜利会师。8月22日，中共冀热边区委员会向中共中央并转蒋介石委员长发出了冀东大暴动胜利通电。这一通电庄严宣告了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的胜利，在冀东抗战史乃至中国抗战史上都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

　　8月27日，四纵党委、冀热边特委和抗联各部负责人在铁厂召开会议，确定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并成立了冀察热宁军区。9月初，李运昌率部配合四纵主力进军都山，着手开辟都山抗日根据地。进军途中，李运昌指挥部队在森罗寨、包各庄一带歼灭伪满军一个营，俘伪营长以下200余名伪军，取得了一场重大胜利。此后，四纵及抗联部队连续遭到了敌人“围剿”，被迫放弃了创建都山抗日根据地的计划。9月中旬，四纵在迁安县莲花院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商议整顿部队和建立根据地问题。正是在此次会议上，四纵领导首次作出决定，主力部队撤回平西，留下三个各百余人的游击支队坚持游击战。

　　10月8日，八路军四纵党委与中共河北省委、冀热边特委、冀东抗日联军负责人在丰润县九间房召开会议。会议由邓华主持，出席会议的有马辉之、姚依林、胡锡奎、李运昌、李楚离、王仲华、高志远、洪麟阁、杨十三等人。会议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形势，提出了四纵和抗联主力西撤的方案。此方案获得了与会者多数人的支持，反对的只有李运昌和洪麟阁。

　　李运昌后来回忆道：“我在九间房会议上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赞成西撤，并阐述了在冀东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优势和理由，但赞成者很少，只有洪麟阁表示赞成。马辉之还代表组织，专门找我谈话，让我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另据邓华后来回忆：“李、洪不愿意走，只把少数部队西撤。那时高已有四、五千人到路北，他们愿意走。”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及北方局领导多次与四纵往来通电，希望他们克服最大的困难，坚持实现在冀东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目标。10月1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王稼祥联名致电冀热边特委并告宋时轮、邓华：“你们应坚持冀热察边的艰苦斗争，创造根据地，培养基干部队，准备持久，以最大决心克服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为着上述任务的完成而奋斗到底。”10月17日，刘少奇又电示河北省委：“冀东游击队四五万人一起西退，是很不妥的计划。部队不巩固，纪律不好，不能长途行军，危险极大……全部退却冀东游击战争即不能坚持，因此我们不同意总退却。”可惜，中央这些正确的方针最终都没能得到落实。

　　10月中旬，部队开始西撤，总计有5万余人。西撤部队共分三个梯队：第一梯队由邓华的八路军支队和高志远的抗联部队组成;第二梯队是洪麟阁和陈宇寰的抗联部队;第三梯队是李運昌率领的抗联部队，负责殿后。

　　由于暴动部队缺乏粮草保障，长途行军缺衣少食，走在前面的部队还能勉强筹集维持，走在后面的部队则根本无粮可筹，加之天气渐寒，部队越走军纪问题越严重，刘少奇电报中最担心的问题终于发生了。而此时，敌人已经获悉抗联部队西撤的消息，开始集结兵力围追堵截。抗联部队除了高志远部千余人在四纵掩护下通过潮白河封锁线，顺利进入平西外，后续洪麟阁、李运昌的部队均遭到敌人重兵阻击，经过数次战斗，抗联部队损失惨重。洪麟阁本人也在蓟县马伸桥台头村壮烈牺牲，其余部千余人由李楚离率领，在平谷县北的樊各庄与李运昌部会合。此时抗联部队仅剩6000余人，军心涣散，逃兵严重，根本无力闯过敌人重兵把守的潮白河、平古路两道封锁线。如果继续西撤，势必会有腹背受敌、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李运昌果断提出召开紧急会议，检讨西撤计划，研拟应急方案。胡锡奎、李楚离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李运昌始终坚持停止西撤，重返冀东。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争论，会议最终决定，冀东抗联部队停止西撤，返回冀东，坚持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李运昌(1941年)

　　此后，李运昌和李楚离分别率部从南北两路返回冀东。在途中，李运昌部与刚从武汉调回的日军小林部队一个旅团遭遇，打了一场恶仗，减员严重。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缩小目标，李运昌在迁安县莲花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抗联部队分散坚持，待机集中。到1938年11月，部队在迁安县柳沟峪集中时，李运昌的司令部直属部队仅剩130人，而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中共党员、暴动的骨干。

　　面对眼前残酷、险峻的危局，对于曾经经历了大暴动胜利辉煌的李运昌来说，真是不胜痛惜，感慨万端。原本充满光明的抗战大好局面，却因为错误的西撤计划导致形势急转直下。不但牺牲、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严重挫伤了冀东民众的抗战热情，而且没能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冀东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的既定战略方针，这样血的教训实在太惨痛了。对此，中共中央在1938年11月25日的电报中已经作了客观中肯的评价。

　　而此时，如何继续坚持冀东的抗日斗争，就成了摆在李运昌面前刻不容缓、攸关冀东抗战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在柳沟峪，李运昌召集全体同志开了一次特殊的会议。在会上，他为大家回顾了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讲述了红军长征百折不挠的英勇事迹，鼓励同志们在危难中坚持斗争，抗战到底。最后他鼓励同志们说：“大暴动以前，我们什么也没有，只能遭受帝国主义和汉奸们的欺负。暴动了，我们有了自己的武装。虽然眼下我们暂时受挫折了，队伍小了，可我们还有基础，革命的火种熄灭不了，我们就像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一样，继续和敌人作战。抗日的红旗要扛到底，不打败日本侵略者绝不罢休!”

　　就这样，李运昌率领的冀东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的英勇战旗，不但没有在敌人的血腥屠杀中倒下，反而浴血飘扬，一往无前。到1938年底，李运昌已经重新集结起抗联部队1400余人。到1939年夏末，全部冀东游击部队已经扩展到4000多人。他们与八路军四纵留下的三个支队相互配合，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为实现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戰略目标前赴后继，血战到底。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堪称青史定论，特录如下：“10月下旬，李运昌率领冀东抗联剩下的部队2000余人返回丰润、滦县、迁安地区，与原来留守的部队一起，继续坚持冀东的游击战争，为开辟冀热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