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在河北阜平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边区为统制与建设经济得设立银行发行钞票”的提议案,决定成立“晋察冀边区银行”。3月20日,晋察冀边区正式成立了晋察冀边区银行,经理关学文,副经理胡作宾,总行设有发行科、出版科、会计科、营业科、秘书室、文书股、庶务股、运输队和警卫队。因为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后曾多次转移,因此被群众称为“游击银行”。
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后,随着形势的需要,又先后在冀中、冀西、冀热辽建立了分行,领导各区银行工作。到1939年下半年,银行在根据地各专区均设立了办事处,在大多数县设立起代办所,部分县如阜平、行唐、东冶设立了营业所,贸易口境设立了兑换所,在广大农村则由合作社代理信用业务,此外,还建立起严格的边币保管与金库制度。随着银行各机构的完善,银行的各项业务也快速展开,具备组织和调剂边区经济功能的金融网络基本形成。
晋察冀边区银行的货币发行和信贷活动,都贯彻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为边区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大力扶持农工商业发展,边区银行成立伊始,便把向群众贷款作为自身的主要业务活动之一。这其中,农业信贷可谓是所有业务中的“重中之重”。农业贷款用途,主要以解决牲畜、种子、农具、肥料、兴办农田水利以及贫苦农民在春耕季节的口粮为主。在利率上,银行实行低利放贷,对特殊情况,经群众讨论,可获免息甚至部分或全部豁免贷款,使广大群众从封建高利贷的剥削中解放出来。同时,晋察冀边区银行根据边区的实际情况,把贷款和实物有机结合起来,导入更加灵活的“贷实还实”“贷实还款”“贷款还实”等“实物信贷”方式,客观上促进了农、工、商业的交流与协同发展。
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后,发行“晋察冀边币”作为本位币流通。边币的面额有5000元、2000元、1000元、500元、100元、50元、10元、5元和5角、2角、1角、5分等10余种。发行货币的同时,晋察冀边区银行开始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以巩固独立自主的边币市场,稳定根据地的物价。如针对当时大量存在的“冀钞”,晋察冀边区银行采取的办法是坡度贬值和降低比值的办法。所谓坡度贬值,就是1元旧“冀钞”在根据地中心阜平一带规定值为5角,离中心地带远一点则定值为6角,更远一点定值为7角、8角,一直推到敌占区,使“冀钞”使用范围逐步退到敌占区;降低比值就是使“冀钞”比值始终低于敌占区,如敌将“冀钞”9折使用,边币就以7折兑换,以鼓励商人到敌占区去换贷。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冀钞”便被边币驱逐出境。对其他杂钞,则动员群众到敌占区购物或通过贸易机构到敌占区使用,对各县“土钞”则命令发行人收回。
此外,晋察冀边区银行还依据物价波动情况和边区进出口的淡旺季情况,适时调整晋察冀边币与其他钞票的比价。为打击敌人兜售假钞的行径,晋察冀边区银行配合边区政府,在群众中持续开展反假钞的各种宣传教育活动。这些举措的实施,不仅很快清除了根据地流行的各种钞票并行的乱象,打击了敌人的各种经济掠夺活动,统一了边区的货币市场,更有力地支持了抗战和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因此深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欢迎。群众亲切地称晋察冀边币为“抗日票”“红票子”。随着晋察冀边币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内蒙古、山东等抗日根据地的流通,流通人口增长至3000多万。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晋察冀边区银行人员随同八路军指战员进入张家口,代表政府接收伪蒙疆银行,对敌伪财产进行了认真清查。9月17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张家口开业。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晋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连成一片。为了更好地支援解放战争,根据中央指示,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于1948年4月11日迁入石家庄市,与冀南银行联合办公。为了贯彻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的精神和统一两行工作步调,两行于5月初在石家庄召开了扩大的联席会议,并于7月合并组成华北银行,晋察冀边币随之停止流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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