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国民党当局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以便协调前线国共两党两军的关系及解决战区出现的问题。因为李济深与中共的关系较好,蒋介石遂决定由李济深出面主持这个机构。
李济深起初不准备接受,但考虑到可以利用这个机构,作为“抗战民主斗争的阵地”,从而推动团结抗战,于是在冯玉祥、王葆真等人的劝说下,以抗日大局为重,摒弃前嫌,答应了蒋介石的建议。
1939年3月9日,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正式成立,李济深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虽然战地党政委员会的职责仅限于对战区中的国民党和政府进行指导、检查与督促,提出建议,不直接领导战区政府的工作,但李济深仍然克服困难,坚持把委员会办成推动各方力量团结抗日和坚持民主斗争的阵地。
在用人方面,李济深打破党派界限,主张“凡是主张抗日的都要用,凡是闹小宗派的、党派成见深的人都不能用”,迫使蒋介石答应“一切由李先生负责,决不干预,如有困难,仍当协助”。为了有利于团结抗战,李济深建议聘请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人士为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并接受张友渔、梅龚彬、胡兰畦、陶行知、黄炎培、季方、刘一峰等进步人士担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分会的委员(后因中共中央决定不参加国民政府的实际工作,周恩来没有就任)。李济深派往各地的指导员和视察员,不少是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的成员,如共产党员黄逸峰、陈希周和救国会领导人、“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等。李济深还主持创办了《战地通讯》杂志,作为战地党政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支持和资助钱俊瑞(中共党员)创办《战地评论》,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还发动在重庆的进步人士组织“战地座谈会”、星期五聚餐会,邀请中共党员牛逸夫、张友渔、韩幽桐,救国会人士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及进步人士林伦彦等人到会作报告或座谈,这些举措对宣传团结抗战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中共方面以叶剑英为代表,国民党方面以何应钦为代表,进行谈判。李济深则担当“中介人”的角色。谈判前,叶剑英常常与李济深先行接触,交换意见;在会谈中,李济深多半倾向或支持中共代表提出的政治主张。李济深还借推荐王葆真出任冀察党政分会副主任委员的契机,要求王葆真去洛阳劝说卫立煌以抗战大局为重,停止对共产党八路军发动“反共高潮”,并提议王葆真亲自前往,促成卫立煌与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直接会晤。后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议,保持了晋东南团结抗日的局面。
李济深“倾向中共”的态度及做法引起了一些国民党高层人士的不满,1940年春夏,蒋介石下令免去李济深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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