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翻译与传播实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07-09 14:39:19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翻译向国外传递自己的声音，向世界讲述延安故事，使各国人民看到了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提升了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为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时期的革命文化翻译活动对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翻译活动是宣传的利器

　　乃瑞华 屈静茹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而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抵御外敌、坚持抗战，最终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延安成为“革命圣地”。中国共产党不怕艰苦、不畏牺牲的斗争精神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扩大了对内对外的影响力。党领导下的翻译活动作为一种宣传的有力武器，成功地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

　　传播革命精神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边组织翻译马列著作以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另一方面接收并翻译外电新闻报道以了解世界和战争局势，还翻译了国外的文艺作品以激励民众的斗志。

　　1938年，延安马列学院下设马列学院编译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编译出版马列著作的机构，负责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相继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列宁选集》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大规模翻译和传播，推动了全党开展马列主义学习和研究的热潮，提升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丰富了人民的革命思想，坚定了人民的抗战决心。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得到大规模翻译和传播，为马列主义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先进政党的形象。

　　为了全面团结各种抗日力量，党组织翻译介绍具有积极思想内容的外国反法西斯文学作品，传播革命精神，鼓舞中国人民抗日斗志。在这些翻译文学作品中，仅苏联文学作品就超过190篇，其中所展示的保家卫国情怀唤起了边区广大人民群众强烈的情感共鸣。这些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饱含传播全民族抗战精神，成为抗战中革命宣传的重要武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凝聚人民群众力量的革命政党形象。

　　向世界讲述延安故事

　　当时，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边区人民的广泛拥护，革命力量逐渐壮大。然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以来对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采取严密的军事包围和政治经济新闻封锁，使得外界很多人对于延安和解放区的情况一无所知，边区成了“红色孤岛”。同时，国民党利用形形色色的反共宣传机器，长期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歪曲报道，妄图使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在世界的传播受到极大阻碍。为了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争取国内外公众的认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精心组织外交翻译活动，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努力，先后接待多批外国记者采访和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通过他们的客观报道和评述，中国共产党的真实、积极形象得以更全面、立体地呈现给国际社会。从1936年到1944年形成了延安对外交流的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对外翻译口笔译形式共存。

　　第一次翻译高潮(1936—1937年)，主要是个别外国记者对陕北苏区的采访活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6月来到保安采访，他是第一个冲破艰难险阻到苏区采访，并把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世的外国记者。毛泽东同志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非常重视这次交流活动，并提供了一切可能的帮助，努力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传播给全世界。斯诺采访了毛泽东同志并与其展开了十几个晚上的长谈，毛泽东同志以独有的人格魅力、风趣幽默的用语和深入浅出的表述，用最生动、最简洁的语言向世界讲述“伟大的中国红色革命”，使各国人民看到了“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整个采访过程由复杂的口笔译翻译流程完成。斯诺还采访了其他领导人，并对苏区的文化、教育、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调查，发表了30余篇报道。从此延安与世界有了联系，中国共产党真实、立体的形象也被斯诺以及后来采访的其他外来记者传播到世界。他们先后抵达延安“红色中国”和毛泽东同志等一起续写“延安故事”。

　　第二次翻译高潮(1938—1939年)，主要是外国记者和医生在解放区的考察和医疗援助，活动区域包括陕甘宁边区及八路军、新四军转战的广大地区。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美联社驻北平记者霍尔多·汉森先后采访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将领和普通士兵，拍摄了大量的战斗和生活的照片。美军军官卡尔逊也在1938年两次到访晋察冀边区前线，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进行考察。这段时间，国际友人主要在抗战前线进行釆访和考察，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战地翻译活动的产生，翻译者后来成长为新中国的首批外事、外交人员。

　　第三次翻译高潮(1944年)，是一些美国记者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采访，其中有爱泼斯坦、福曼等。离开延安后，这些外国友人把他们在延安和根据地亲历的实际情况介绍给全世界，向世界进一步揭开了“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也在国际上得以彰显。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翻译活动全面展开外交活动，成功地向国际社会传播了党的正面形象，让世界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客观的了解，重塑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这一时期，党对自身形象的成功塑造和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

　　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把握翻译服务民族复兴的作用，助力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延安时期，翻译对内对外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今天，我们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从延安时期翻译服务革命和国家发展的历程中汲取力量，通过增强国家翻译能力，推动中国与世界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互联互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好中国良好形象，我们既要通过“自塑”还要借助“他塑”，以翻译为媒，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党在延安时就十分重视讲好“自己的红色革命故事”，不仅通过“自塑”传播形象，也注重通过翻译用国际声音讲好“自己的故事”，借助国内外媒体平台和各方人士力量，提升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打下了坚实的舆论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如果没有“他者”的认同和“他塑”，仅仅依靠自己的声音独自完成政党形象的塑造，影响力终究是有限的。这对今天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有着现实启示。

　　翻译是国际传播的重要媒介，要发挥翻译沟通中外、连接世界的桥梁作用，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延安时期的翻译活动是延安与世界沟通的纽带，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信息交流的桥梁，是译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凝聚广大群众力量的有力武器，也是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重要渠道。在新时代，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需要以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作为支撑，而翻译在其中发挥着沟通中外价值认同和综合语言文化差异的关键作用。加强对中国思想理论的译介，广泛宣传中国理念主张，要充分发挥语言优势参与国际传播，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更好地通过翻译向世界介绍具有中国特色、蕴藏中国智慧、体现中国精神的优秀文化。只有通过增强国家翻译能力，促进中华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融通，方能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模态话语分析视域下陕西纪录片陕西形象建构研究”(2022K030)、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多模态话语分析视域下纪录片陕西国际形象构建与传播研究”(2022HZ085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翻译学院高级翻译学院)

　　通过国际友人传播延安形象

　　焦艳伟 于英俊

　　延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经济、军事、文化方面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全面的封锁，中国革命进程受到极大阻碍。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中国共产党需要联合外界力量主动挣脱桎梏，积极传播抗战思想。因此，中国共产党以开放的态度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参观考察，借助外国记者传播边区的革命文化，最终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谛，赢得了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支持。

　　对外传播的成功经验

　　设立外事机构。为了给外国记者进入各根据地提供方便，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了一批外事机构。1936年1月中共西北办事处设立外交部，开展外事活动，并接待外国友人。1938年3月，边区政府秘书处设立招待科，负责接待到访延安的中外来宾。1939年，招待科更名为延安交际处。外国记者到访延安进行采访与考察均由外事机构协调安排。外事机构的设立在开展外宾接待、外交宣传、联络输送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执行了将中国革命文化宣传出去，把国际友人争取过来的外事任务。

　　广邀外国记者来访。据统计，延安时期先后有美、英、苏、德等十余个国家百余位国际友人来到陕甘宁边区采访、参观、考察、学习、工作或战斗，其中有很多是新闻记者。1936年6月，埃德加·斯诺到达陕甘宁苏区东部的前沿指挥中心——安塞县的白家坪，成为第一个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外国记者，并在伦敦的《每日先驱报》、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等国际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共产党信息的通讯报道。1937年，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来到延安，撰写了许多著名的战地通讯，报道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情况。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抵达延安，进行了为期一个月左右的参观访问。其中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和美联社记者斯坦通过新闻媒介积极地向国际社会传播他们所看见的真实的延安。这些外国记者的对外报道，向世界展现了未经歪曲的边区真实面貌和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风采，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妖魔化中国共产党的丑陋谎言。

　　允许自由采访。中国共产党竭尽全力为外国记者提供方便，保证他们的采访不受时间、地点、对象的限制，采访的对象从各个级别的高级官员到平民，采访的地点涵盖陕甘宁边区政府、学校、医院和各边区工厂，使外国记者更加充分地了解边区的革命生产生活和抗战的真实情况。中国共产党对外国记者的全景式开放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形成了鲜明对比。

　　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作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自身素养在革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锲而不舍的革命精神、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客观冷静的战略分析，使外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大为折服。毛泽东提出的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让斯诺印象深刻，他认为毛泽东具有“非凡的头脑”和“当机立断的魄力”。美国进步女记者斯特朗也被“毛泽东直率的言谈，渊博的知识”所折服。周恩来同样给斯诺留下了“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的良好印象。外国记者报道中“他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睿智形象，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污蔑的最有力的抨击，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时代意义与当代启示

　　延安时期革命文化的对外传播内容以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作战思想和指导方针、敌后抗战实况和边区生活为主，以维护和平为传播目的，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首先，促进了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及边区情况，从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其次，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影响。延安时期革命文化的对外传播塑造了良好的中国共产党形象，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际支持。最后，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延安时期革命文化的对外传播推动了外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于边区的援助，有助于英美及苏联政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

　　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今天，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需要我们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延安时期对外传播中国革命文化的成功经验，给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周恩来曾经强调，“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虚张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因此，开放和真实是当年外国记者对延安的最大感受。真实是传播的生命，事实是新闻的本源。中国的发展成绩斐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向外国记者讲述中国故事时，我们依然要坚持开诚布公、坦诚相待的原则，坚持客观现实，既要把成绩摆在别人面前，又不能把自己的缺点藏起来。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就必须要做到实事求是，发真声，讲真事。

　　第二，发挥外媒的桥梁作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延安时期革命文化传播出去，经验之一就是充分发挥外国记者的桥梁和媒介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当前，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空前紧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不能忽视外国媒体的传播价值。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讲好中国故事，要加强与外国媒体的互动交流，积极邀请外国记者来华参观、考察，鼓励他们多向世界报道真实的中国，多向世界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使他们成为中国故事的见证者和传播者。

　　第三，提升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延安时期，在与外国记者的互动交流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展现出的敏捷的思维、广博的学识和独到的观点，令外国记者大为折服。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良好素养极大改善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印象，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作为讲好中国故事媒介主体的领导干部，需要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将中国故事讲得更好、讲得更令人信服。

　　新时代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任重道远，国际话语体系中“西强我弱”的态势仍然存在。借鉴延安时期外国记者助力革命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经验，我们要秉持实事求是的传播原则，充分发挥外媒的他塑作用，同时提升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真正做到讲好中国故事、推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本文系2022年度陕西省文化和旅游重大社科类研究课题“文化和旅游领域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2022HZ1342)、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中华优秀文化翻译与国际传播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翻译学院高级翻译学院)

　　延安时期的翻译文学

　　张莹 谢晨阳

　　不同历史阶段的翻译文学，由于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呈现出不同的文学创作特色。延安时期的翻译文学对研究延安时期的社会文化起到关键作用，是深入了解延安时期社会全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鼓舞民众夺取胜利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的重要时期，延安时期的翻译文学，在硝烟四起的战争背景下，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抗战文学意识形态。这一时期的文学以报告文学和小说为主要体裁，兼有短篇小说、儿童文学等多种文学形式，以鼓舞士气，宣传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英雄主义，控诉战争为主要内容，肩负了延安时期文化和政治的双重任务。

　　翻译文学是延安时期报刊的版面之一，内容涵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文艺论著、理论，国际新闻的翻译，其中对苏联文学家、战地记者爱伦堡报告文学的翻译尤为活跃，以真实再现战争实况和鼓舞人心的报道，激发民众的斗志，坚定胜利的决心。延安时期的翻译文学以异国他乡人民英勇斗争、流血流泪的战争影像折射中国人民艰苦奋战、顽强抵抗的精神，以翻译作品的形式承载着延安时期最鲜活、最生动、最形象的抗战记忆。

　　延安时期的翻译文学是反映战争现实的翻译文学——以报告文学为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短小精练的篇幅，真实生动地重现战争的残酷，揭露侵略者的丑陋嘴脸和卑劣行径。以爱伦堡和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战时报道，如《祖国在危急中》《希特勒军队的真面目》等最为中国民众所熟知;延安时期的翻译文学是能够鼓舞人心的翻译文学，在抗战和反法西斯战争背景下，翻译文学必须具备一定的鼓动性，能够激发人民群众尤其是文化素质较低的工农兵的抗战情绪和爱国主义情怀。如爱伦堡笔下的《列宁格勒永远是我们的》《斯大林在激战》呈现了血淋淋的战争场面，法西斯侵略者的恶行被一一呈现，广大读者的爱国情怀、民族情感和革命激情也被一一点燃。

　　延安时期的翻译文学是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融合的翻译文学。战争是残酷的，流血的，同时也是体现人道主义大爱精神的。战争时期的文学需要塑造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的英雄形象，增强民众战斗力，让广大民众坚信战争终会取得胜利，增强人民的战斗信心。但也需要如潘菲洛夫《目击记》中“仁爱”“尊重每一个生命”的医护人员安托妮娜，在满目疮痍的战争中，救死扶伤、抚慰民心，安慰饱受战争煎熬的人民的心灵。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是毁灭，是冷酷的现实，但战争中也有值得我们敬爱的跨越种族、跨越国别的大爱精神。人道主义的翻译文学既能唤醒人们的良知和仁爱之心，又与残暴、伪善的侵略者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效果不言而喻。

　　助力党的红色文化宣传

　　延安翻译文学在战争和革命的影响下，其翻译目的、翻译手段、翻译影响等方面有独特的功能性。其特有的纪实性、革命性和宣传性构建了延安时期翻译文学的主体方向。

　　首先，延安时期的翻译文学具有纪实性和真实性。虽然文学作品的本质是人们对人生和世界的感知，是认知和情感的交融，能够给人以美感，给人以艺术享受，但延安时期的翻译文学由于历史使命的特殊性，规避了其纯“美感”的一面，以纪实为主。如《刽子手和他的走卒们》《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他们将被迫偿还》等，以真实记录战争的残酷、百姓的疾苦为主要内容，以反映战争带来的毁坏和灾难为目的，以描写冷酷的战场和反抗者的英勇为主要手段。用最真实的战争场景控诉侵略者，用最纪实的英雄事迹激励反抗者，用最热切的话语期盼战争的胜利。

　　其次，延安时期的翻译文学具有革命性。延安时期翻译文学的革命性体现在翻译文本选择上，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作品，如《不可征服的》《斯大林城在激战》等无不反映出对侵略者的仇恨、对战争胜利的渴望和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侵略者灭绝人性的残暴行径得以展示、反抗者奋勇杀敌的英雄事迹得以宣传、工农兵的战斗意识得以增强、广大民众的凝聚力得以提升。同时，延安时期翻译文学的革命性还体现在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红色政权上。大量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和相关文学作品是当时主要的译介之一。在苏联“红色文化”的影响下，延安时期翻译文学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红色革命意识形态，为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文化宣传提供助力，为武装斗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文化基础。

　　最后，延安时期的翻译文学具有教育性和宣传性。“文学必须成为在抗战中教育群众的武器”，延安时期的翻译文学必须以教育广大民众为核心，为抗战提供强有力的宣传。在延安艰苦的抗战环境中，需要用革命的思想鼓励工农兵以主人翁的姿态融入当下、加入战斗，认识到“国之兴亡，匹夫有责”;需要宣传革命思想，加强人民对战胜侵略者的信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最终会走向胜利的信心，对全民族解放的信心。延安时期翻译文学的宣传，不仅激励鼓舞了工农兵和广大民众，也为延安与国际社会的交流提供便利，为延安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融提供可能，有利于延安的国际化形象塑造。

　　见证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延安时期的翻译文学是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桥梁，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正面形象的表现，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国际话语权的保障，是中国最终取得战争胜利的文化基础。这是延安时期翻译文学所特有的翻译功能，也是翻译与政治的融合、翻译与宣传的交接。延安时期的翻译文学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积极正面形象的宣传，有利于形成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民族统一战线，有利于中国新文学和翻译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延安时期的翻译文学见证了中国从抗战伊始到革命胜利的全过程，见证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被迫挨打走向革命胜利的艰辛。

　　总结和分析延安时期翻译文学作品的语言特色、文体特征、叙事手法和主题把控，有助于进一步解读延安时期人民的思想意识，有助于进一步解析延安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对中国应用语言学、翻译学研究和中国特殊时期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研究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系2022年度陕西省文化和旅游重大社科类研究课题“文化和旅游领域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2022HZ1342)、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中华优秀文化翻译与国际传播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翻译学院高级翻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