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豆选”实践
来源：团结报 文/何瑞    2024-05-27 14:53:02

　　【精彩提要】

　　随着抗日根据地民主建设的发展，“豆选”逐渐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投票办法。“豆选”方式，给予不识字的群众冲破文化和政治局限、用手中的选票表达个人真实意见的机会，并在实际的选举实践中体验到什么是民主，从而促使其真正参政议政、当家作主。

▲“豆选”现场

　　1937年，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单纯依靠政府和正规军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要取得抗战建国的胜利，最根本的就是要‘唤起民众’”。毛泽东创造性地将抵抗日本侵略与维护民族独立权和争取人民民主权利结合起来。关于动员民众的方式，毛泽东指出“民主是抗日的保证”，而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实行普遍的彻底的民主选举制度，建立新政权。当时，即便中国共产党在边区进行了多元广泛的群众动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抗战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但土豪劣绅在乡村社会的影响依然不可小觑，尤其是尚未进行土地革命的地区，乡村政权仍为旧势力把持，广大农民处境悲惨，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权利。因而，通过普遍的民主选举建立起农民自己选出并参与其中的、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尤为重要。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各级参议会条例》等明确规定了凡居住在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18岁，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宗教信仰、财产状况、文化程度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由于当时边区民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除了对有一定文化的选民采用最基本的“票选法”外，边区民众还结合实际情况创造出形式多样的选举方法，如对识字不多的选民采用“画圈法”“画杆法”“画点法”，不识字的选民采用“投豆法”“烧香点洞法”，对因病有事不能到会的选民采用“背箱法”等。灵活多样的投票方式极大激发了边区群众政治参与和民主选举的热情。随着抗日根据地民主建设的发展，“豆选”逐渐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投票办法。“豆选”一般是把豆投至瓷碗、土碗或纸糊的碗里。实际投豆时不一定用碗，有时也会使用其他容器。“豆选”形式多见候选人背对投票者，其后置投豆容器。

　　1942年5月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的解释及其实施》中提到“豆选”并对其做了解释，认为“投豆子”可以补救代写之不足，最适合文化水平低的地区，计票明白不复杂，选民也容易“解得开”，在乡市选举很合适。事实上，在此之前边区各地已经有诸多“豆选”实践。1936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部长兼秘书长的谢觉哉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负责陕甘根据地各级政权建设，进行县、乡两级的民主选举。谢觉哉以保安县(今志丹县)为试点，深入麻子沟乡试验乡选。他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向群众宣讲选举的意义、方法，热情鼓励农民关心选举、参与选举。基于当地人民大多不识字、无法填写选票的情况，谢觉哉与当地群众商议出了以投豆代替投票的选举办法，以“豆选”方式行使民众的民主权利。(本书编写组：《谢觉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这次乡选试点是陕北人民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甘陕交界的新正县1941年开始施行“三三制”，五种选举方法(举手表决、投豆、烧孔、票选、聘请)中即包括“豆选”。具体操作为，将候选人的名字贴在碗上，由选举人将豆投在自己同意当选的人的碗内，谁得豆多谁当选;乡级选举，特别是选乡长时比较慎重，多采用这种方法。(《新正县“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情况》，载政协正宁县委员会：《正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97年，第81页)20世纪40年代中期黄齐生所作《延安选举见闻记》中，对“豆选”有详细深入的记录。他总结了选举时所用的投票方法(投票、投豆、香点、举手)，其中说明“投豆”为不能执笔写字的男女选举人而用，其法多样，并基于真实观察列举了用碗承受异色豆子、用异色袋子承受同色豆子两种“豆选”办法。(黄齐生：《延安选举见闻记》，《民主》星期刊第27期，1946年3月30日)

　　1946年至1947年间，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再次来华，在延安等地历经九个月考察后于1949年出版《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其中也提及“豆选”。斯特朗采访延安劳动模范杨步浩时，对方提到“在旧社会我们没有选举权，现在人人都有选举权”。斯特朗对不识字的杨步浩如何投票非常好奇，杨向其介绍：“我将我的豆子投进碗里。他们在窑洞外面发给我豆子，然后我走进窑洞，那里有几只碗，每只碗代表一个候选人。后来，大家都看着他们统计豆子。”可见这时的“豆选”在依旧体现普遍性、平等性的同时，秘密性方面进一步提升。1944年到1946年间，杨步浩所在村办了三次选举，分别从1944年的7或8名、1945年的4名、1946年的2名候选人中选出村长，杨步浩通过“豆选”三次参与了村长选举;此外，还选过县人民代表和边区人民代表。

　　对于不识字的选民而言，“豆选”方式的优势非常明显，但又由于豆子获取的便捷性，传统乡村社会中的熟人网络、人情搭建，乃至当时依然存在的阶级压迫，“豆选”过程中也呈现出一些问题，影响其公正与秘密性。在“豆选”实践的不断推进中，中国共产党集合人民群众的智慧，逐渐摸索出多种改善“豆选”的办法，如在碗上糊纸并扎孔以遮蔽投票多寡，在碗内装水以弱化投豆时豆子与容器的撞击声，将碗底朝上，给豆涂色等。

　　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之下，简便易行并逐步完善的“豆选”方式，给予不识字的群众冲破文化和政治局限、用手中的选票表达个人真实意见的机会，并在实际的选举实践中体验到什么是民主，从而促使其真正参政议政、当家作主。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灵活而在地的“土”方法，掷地有声地传达出自身鲜明的主义，高举民主大旗，在扎实推进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赢得民心，把稳了乡村基层治理权力，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抗日群众动员，进行根据地建设，引领抗日战争走向胜利。陕甘宁边区的“豆选”作为基层民主政治实践的历史案例，对今天我们深入阐释、理解和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刻内涵提供了重要镜鉴。

　　《团结报》2024年5月23日文史周刊5版　　作者：何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