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来源：《团结报》 作者：徐世强 尤乾朋   2025-08-23 17:06:38

　　【精彩提要】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在抵御日本侵略者历史进程中，冀中抗日根据地被毛泽东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冀中军民采取了灵活多变对敌斗争策略，取得了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

　　冀中地区位于华北平原中部，处在北平、天津、保定与石家庄四城之间，下辖40余县，人口近千万。1937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在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带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指出：“红军作战的区域仍主要位于晋、察、冀三省交界处”。为实现此目标，师政委聂荣臻带领八路军115师一部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开创了第一个中共领导的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底，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先后在河北蠡县、博野等10余县建立了抗日政权。1938年春，冀中抗日根据地已扩大到30多个县。为加速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派黄敬到冀中主持工作。1938年至1942年，黄敬担任中共冀中区委书记。

　　政权建设

　　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内容。冀中区党委强调政权机构人员的组成要严格遵守“三三制”原则，即在各级政权组织中共产党员仅占三分之一，吸收广大非党人士参加抗日民主政权。

　　1938年4月至5月间，冀中行政主任公署正式成立(简称冀中行署)，这是冀中根据地统一的政权机构。由吕正操司令员兼任冀中行署主任。冀中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级制领导体制：冀中行署为冀中最高政权机构;县级政府负责处理全县行政，监督地方自治;村公所为政权的基层组织，专署及区公所则为辅助政权组织。

　　村级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与根基，黄敬着重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抗战初期一些不法分子出于不同目的混入了村政权，导致部分村政权出现领导混乱的现象。1939年3月，冀中区党委依据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出的《边区县政会议组织条例》和《关于健全村政权的指示》，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对各级县政权和村政权的改造工作。到1939年9月，除敌据点及敌占城市附近村庄外，冀中抗日根据地已完成了全部4900多个村政权的改造，保证了这些基层政权掌握在党员干部手中。

　　随着冀中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不断加强，1940年6月，冀中区党委颁布了《关于加强党对政权领导的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严格执行同级政权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及各种法令制度，严格区分政权内的党组织与政权机关党支部分工职责，党对政权的决定和指示，必须通过政权组织中的党团员去完成，党对政权的领导主要着重于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根据地政权机构主要负责执行日常的工作。这一决定，克服了党政不分的现象，保证了根据地政权机关工作的顺利进行。

　　经济工作

　　发展生产，尤其是发展农业生产，是解决根据地军需民食、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保障。

　　自1938年起，冀中抗日根据地各级政府成立了春耕、麦收、护秋委员会;在劳动生产过程中还组织了垦荒团、互助团、突击队等群众互助组织。1940年初，中共冀中区党委发出了“提高人民生产劳动热忱，提高生产率，增加生产量”的号召。号召发出仅一年，冀中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就获得了喜人的收成。据统计，1938年底至1942年初，冀中抗日根据地20个县扩大耕地面积达44.9万余亩，通过示范推广优良品种，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冀中根据地通过大生产运动克服了物质方面的困难，根据地军民的日常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

　　减租减息是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的经济土地政策。1938年2月10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为贯彻实施减租减息政策，黄敬等人到定县、安国县进行调查研究并与基层干部座谈，检查落实上级政府减租减息政策的执行情况。以霸县为例，1942年2月，“全县减租1200户，减租土地8122亩，减息900余户”。减租减息政策既保障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也保障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该政策的执行不仅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热情，有力支援了根据地的持久抗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无敌于天下’。”

　　宣传文艺工作

　　冀中区党委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宣传文艺工作。广大文艺宣传工作者充分发挥报刊、文学文艺作品、剧团演出等文化活动的战斗功能，鼓舞激发了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使冀中根据地的文艺宣传工作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

　　冀中根据地成立后，在安平县创办了《抗敌报》。1938年9月，冀中军区党委在驻地任丘青塔镇创办机关报《前线上》，后改称《前线报》。为了指导全区工作，冀中区党委创办了《冀中导报》，发行到各县机关、村镇和学校，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报道冀中区和其他根据地抗战情况。

　　宣传部门还及时报道根据地军民对敌斗争的英雄事迹和典型事件，以活生生的人和事，教育和鼓舞抗战军民。如冀中冉庄地道战、在白洋淀上与日军周旋的雁翎队、无极县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武强县誓死不屈的英雄少年温三郁，被称为“冀中子弟兵母亲”的拥军模范李杏阁等，都先后在《冀中导报》被介绍过，引起广泛的反响。据记载：“在抗日战争时期，地委、县委都有自己的小报，冀中先后共有报刊189种。”

　　为响应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大众化的指示，冀中区党委于1941年开展了“冀中一日”的群众写作运动，并把5月27日作为创作日。作者除知识分子、干部、战士、农民，还有请人代笔的文盲，稿件数量之大，作者范围之广，是一次群众性伟大的文艺创作运动。活动到10月末，共收到稿件5万余件，由王林、孙犁编印，精选出233篇作品，汇编为《冀中一日》一书。

　　为丰富文化生活与加强抗战宣传，还成立了冀中区党委直属的新世纪剧社。1940年春，新世纪剧社从华北联大学习回来后，黄敬听了社长梁斌汇报后，对剧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世纪剧社今后除了演戏唱歌之外，还要像只老母鸡那样的工作，下蛋孵小鸡，下很多的蛋，孵很多的小鸡，把冀中的文艺工作活跃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火线剧社在排演曹禺《日出》时，一时苦于找不到剧本，演出计划只能搁浅，后来通过北平的地下关系找来了《日出》剧本。

　　根据地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战士，出版了大量文学优秀作品。王林是冀中抗战文艺战线的骨干，他写过反映冀中抗战的长篇小说《腹地》、为抗战歌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作词等。梁斌创作了《爸爸做错了》《抗日人家》等剧本。孙犁出版了《荷花淀》《丈夫》等短篇小说。新中国成立后，取材于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学作品，如冯志的《敌后武工队》，李晓明、韩安庆的《平原枪声》和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被拍成电影、电视剧，经久不衰，并逐渐形成了“保定作家群”和“荷花淀派文学”等文学创作群。

　　对敌斗争

　　冀中地形以平原为主，处于敌伪统治腹心地带，斗争环境极为恶劣，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把握好对敌斗争策略是坚持平原游击战的关键。冀中区党委领导根据地广大军民，将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相结合，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结合冀中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套适用于平原游击战的斗争策略，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改造地形，通途变“天堑”。冀中地区以平原为主，且大部分城墙十分坚固，这样的地形、建筑对我不利。为了彻底扭转敌我双方的作战态势，冀中区党委动员广大军民掀起了破路、挖沟、拆城墙运动。根据地军民把大道挖成深约1.5米至1.7米、宽仅能行大车(大车是指仅凭畜力拉动的双轮车)的道沟，沟内挖有防空洞和射击掩体，既阻止敌人快速行动，又便于我军民隐蔽、作战和转移。仅1938年一年内就挖掘道沟7万多里。

　　改造地形的另一大工程是破路斗争，先后破坏了包括津保公路在内的各县城区道路，将冀中平原绝大部分车道变成崎岖不平的沟壑。到1940年春，实现了将平原变为“山地”的壮举，在冀中平原上构筑了新的“长城”，形成与敌作战的有利地形。

　　此外，为了避免敌人利用坚固的城墙固守，冀中军民在两个月内将根据地内24座县城墙尽数拆除破坏，后来冀中根据地部队反复袭城或攻城，往往是利用先前破坏的城墙段落，作为突破口而进入的。

　　地下“长城”，神秘莫测的地道战。聂荣臻曾赞誉冀中地道战：“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是华北人民保家卫国，开展游击战争，在平原地带战胜顽敌的伟大创举。地道战又一次显示出人民战争的无穷伟力”。从1941年冬起，日伪军对冀中根据地的扫荡、封锁达到顶峰。像根据地内的高平村，东西北三个方向1至5公里内就有三处日军炮楼，南面3公里处有公路。日伪军采用“五里一碉、十里一堡”的堡垒战术。实际上，冀中部分地区敌人封锁的密度远超这一标准。但冀中根据地军民没有坐以待毙，他们的对敌斗争由地上转入了地下。

　　起初在冀中平原如何开展地道战，冀中区党委有不同的认识，程子华政委亲自到蠡县一带调查研究，黄敬主持召开区党委会议，肯定了地道的作用并统一了思想，以区党委名义发出指示，利用地道与敌作战在冀中大平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实践证明，地道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坚持平原游击战的一种有效形式。

　　其中，清苑冉庄地道战是冀中根据地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典型范例，冉庄人民把土洞和地窖，逐户改造并发展成家家相通、环绕全村的地道网，巧妙地设置许多秘密瞭望孔和暗火力点，地道作战既利于隐蔽和转移，又便于防守和出击。冉庄兵民依托地道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先后共作战157次，杀伤日伪军267人。

　　日伪军为了强化治安，在华北游击区采取“铁壁合围”“蓖梳”等策略，冀中根据地的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难时期。此时华北地区出现三种政权形式：一是亲日政权，属于汉奸组织的降日伪政权;二是中间派政权，这种政权虽不忠心于敌，但也不支持抗日;三是中共的党员干部为群众所推荐，担任联络员和“伪村长”，成为抗日两面政权，表面应付敌人，实则忠于抗日。

　　1940年秋，黄敬在深入基层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对敌斗争的模范村，即深北县的西蒲疃村。这个村党支部头脑清楚，自敌人在该村建立据点开始，他们没有正面强硬对敌，村党支部为使人民群众免遭重大损失，采用灵活的两面策略来应付敌人。村政权夜里是名副其实的抗日政权，白天又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伪政权”。既迷惑了敌人，又保全了自身。据黄敬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1940年冬，黄敬到安平县召集汇报会，会上专门让西蒲疃村支书介绍他们村对敌斗争经验，会后黄敬向上级机关作了汇报。1941年6月，冀中区党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黄敬在报告中重点讲述了关于敌占区及落后区对敌工作的问题，他特意强调在这些地区可以实行革命的两面策略以应付敌人。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中，1938年至1942年对冀中抗日根据地来讲是极为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根据地广大军民，把党对根据地政权领导始终放到首位，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巩固与发展了冀中抗日根据地;通过发展经济、文化宣传工作不仅使持久抗战有了物质保障，而且激发了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抗战狂飙;面对残酷的战争环境，冀中根据地军民采取灵活多变的对敌斗争策略，取得了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正如聂荣臻所说：“冀中这块抗日阵地，是我们党领导首创的平原根据地，意义非常深远。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出借鉴的经验。”

《团结报》2025年8月14日 第8版 作者：徐世强 尤乾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