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如何解决边区民众医疗
来源：红岩春秋杂志社   2022-07-16 10:43:06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军民生活营养不良，文化水平低，卫生习惯差，加之战争影响和封建迷信盛行，导致广大群众免疫力、抵抗力低下，人民的生命健康得不到保障。为此，聂荣臻倾注大量心血，狠抓晋察冀医疗卫生工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摸索出一条适合边区的医疗卫生道路，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组建军区医院

　　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山西省五台山地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为解决部队和群众的医疗卫生问题，聂荣臻意识到，必须组建相应的医疗机构。于是晋察冀军区刚成立，他就指示军区卫生部着手建立军区医院，并任命廖明亮为院长，刘小康为政委，林金亮为医务科长。

　　军区医院以中央派来五台山接收伤员的八路军后方医院二所的21名医疗卫生人员为基础组建。医院初建时，被服、粮食、经费需求量较大，卫生部与供给部需经常接触。按照规定，卫生部与供给部之间的工作都要向聂荣臻报告并征求意见，但这两个部门距离军区司令部较远，请示汇报极为不便。为了不影响工作的开展，聂荣臻特别批准两个部之间协商办理，不必向他请示、汇报，从而大大提高了医院的工作效率。

　　医院建成不久，白求恩率加拿大和美国医疗队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聂荣臻请他负责医院的工作。在一年多的工作时间里，白求恩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卫生部门工作的建议。在他的倡导下，军区卫生部和医院建立了志愿输血队、特种医院等，较好地解决了战场抢救的诸多问题。

　　由于对敌作战频繁，部队人员不断增加，战场救护医疗任务十分繁重，军区后方医院(即军区医院)的规模越来越大。加之医疗水平明显提高，军区医院被《八路军军政》杂志赞誉为“模范的伤兵医院”。

　　重视人才培养

　　聂荣臻十分重视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在他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卫生部与军区后方医院克服重重困难，首先开办了看护员与调剂员短训班。接着筹建医务干部训练班，对医生、医助进行培训。卫生部长叶青山、副部长游胜华亲自兼课，白求恩担任军区卫生顾问。

　　在晋察冀军区成立后一年多时间，卫生部和军区后方医院共培训医务人员170多名。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各军分区担任医生、医助。冀中军区和各军分区也开办了不少训练班，培养了一些初级医护人员，为战救医疗护理工作补充了技术力量。

　　为培养出一大批能够适应战争需要的医护干部，聂荣臻一直期望创办一所卫生学校。在他的努力下，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在河北省唐县牛眼沟村成立。江一真任校长，殷希彭、刘璞、陈琪园、张文奇等医学专家教授分别担任学校领导和做教学工作。白求恩亲自编写《外科教材》用于学校教育，还为边区建立了一整套医疗救护制度，对边区医疗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爆发后，平津地区大批学生来到边区，致力于医疗卫生事业。如崔健吾(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1941年在反“扫荡”中为掩护伤员牺牲)，来到边区后改行学医，以解决医生不足的问题。军区卫生学校像崔健吾这样的爱国学生有很多，学校成立不久，学员迅速增多。

　　白求恩牺牲后，为纪念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军区卫生学校改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至抗战结束，学校共培养医生、护士、药剂师1500余名。

　　聂荣臻十分爱护和关心医务工作者，他和白求恩的深厚友谊被传为美谈。白求恩逝世后，聂荣臻极为悲痛，亲自主持隆重的追悼会。聂荣臻晚年时仍念念不忘和白求恩的友谊，多次撰文纪念，并在《人民日报》发表《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寄托追思。

　　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中外医学专家和学者如柯棣华、巴苏华、傅莱等都曾在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工作。聂荣臻对这些医务工作者关照有加。当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物质条件很差，为了使这些同志有个好身体，聂荣臻就让学校开小灶。反“扫荡”打游击时，聂荣臻经常派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并配备乘马，方便他们转移。

　　聂荣臻十分关心医务人员的政治问题，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同志不但有知识，有技术，而且还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这是最主要的方面……不但战时我们需要他们，将来胜利了、搞建设，我们也需要他们。”在聂荣臻的亲切关怀下，许多医务工作者政治立场坚定，无私忘我工作，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除建设医疗队伍和培养医务人员外，聂荣臻还高度重视医疗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在他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的卫生宣传活动形式多样。如组织广大妇女学习卫生知识、宣讲人体生理常识;全面宣传妇婴保健工作、推广新法接生，被誉为“子弟兵母亲”的戎冠秀向妇女宣传怎样带好娃娃;提倡创造“三净四勤”的家庭卫生环境;教育广大儿童“不喝生水”“灭除蚊蝇”“保护学校环境卫生”等。

　　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报《晋察冀日报》设有科普专栏，在1941年2月19日的报纸上，刊登了《开展清洁卫生运动》的社论，后又发表《讲究卫生少灾病》《广泛开展防疫工作》《消灭春疫预防春瘟》《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等相关文章。还在庙会、集市上设宣传栏，提高边区人民的卫生知识。

　　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纠正了广大边区军民的不良卫生习惯，培养了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升了科学素养，降低了封建迷信思想对民众的束缚。

　　鼓励开发药物

　　聂荣臻主张加强中西医结合。《晋察冀日报》发表的社论《广泛开展卫生运动加紧防治流行性疾病》，号召“各地应广泛地尽可能的动员中西医医务人员和中西药品”。广大医务工作者在医疗救治过程中，中西医之间打破隔膜，视同一家，相互交流诊断情形与处方。在行医过程中，西医学会了号脉，中医学会了使用听诊器和注射器。

　　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缺医少药，除了缴获日军药品、发动药铺捐献、团结爱国商人从平津地区运送西药外，聂荣臻鼓励边区医务工作者自己动手开展药物生产。他任命有行医、制药经验的杜伯华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兼制药厂厂长，晋察冀边区先后建立了李各庄卫生材料厂和唐县制药厂。为补充医用药瓶，还开办了玻璃厂。据不完全统计，晋察冀军区制药厂在抗战期间共生产医药器械140余种，药品119种，14550磅;卫生敷料7种，35677磅，90953个;医疗器材21种，5595件。

　　1941年2月20日，聂荣臻在与卫生部部长游胜华联合签发的《关于自制代用药品问题的训令》中指出：“自敌对经济封锁加紧后，西药之购买与输入日益困难，而我们边区土产原料炮制之各种药品……虽因技术设置所限，提炼尚不纯良，外观不如舶来西药之精致，但所采用之原料亦多含有西药成分之原料，或按中医验方所配成，屡次试验均极有效。”高度评价了晋察冀边区的制药成果。

　　举办医疗合作社

　　聂荣臻指出，医院不仅给部队战士看病，也要给老百姓看病。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通过医疗合作社的方式给农民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给予农民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合作社医生一改过去需要病人家属接送的陋习，自带干粮、药品上门诊病。他们步行或乘驴车前往，不得接受病人礼物。遇有大病重症时，几个医生一起会诊，集体研究解决，治愈了很多疑难杂症。有的医疗合作社为了筹措经费，还开办了砖瓦厂、榨油厂、轧花厂、纺织组。经济条件好了，合作社请的医生也多了起来，还对家境困难的社员进行补贴，减免医药费。按1945年的统计，晋察冀边区共组织医疗合作社114个，医生507人;1940年至1945年间，边区共组织162组中医，治疗病人1213728人次，施账药费45941800元。

　　医疗合作社特别注意群众卫生，在走村串巷的治病过程中，医生们不失时机地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并贯彻防、治、养三结合的教育，注重改变边区百姓卫生习惯，以减少疾病发生。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医疗卫生事业在日军残酷“扫荡”，疟疾、回归热、痢疾等天灾疫病流行，人民群众发病死亡较多的严重情况下，克服医务人员缺乏、技术低下、药品拮据等困难，快速发展起来。它不仅使根据地无数将士解除病痛重返抗日战场，也保障了边区群众的健康。为了给群众治病，军区共组织医疗队(组)44个，发放药品5.6万余磅，服务、救治病人25.85万人。为了开展地方卫生工作，晋察冀军区还派遣优秀医务骨干开办中西医训练班、妇婴卫生训练班、村卫生员训练班等，并举办医药合作社，扶植地方卫生事业发展。这一系列举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民谋福祉的光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