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庄是位于滦县城西十五华里的一个中等农村。经回忆,1938年时的大门庄总人口是422人。其中男性青壮年(16-45岁)共有77人,而参加这一次大暴动的青壮年则高达38人之多。他们是张鹤鸣、张振宇、张瑞贞(女知识分子)、李永春、张文、张鹤儒、张礼泰、门玉良、张福、张永贺、李保中、×老七、钱永增、钱永海、李文焕、闫成发、阎成秀、门永昌、王振华、门玉恩、李永秀、李瑞、李德、李焕、温珍、温壁、温珠、张景、张学、张俊山、王哲、王钧、张景山、张景海、张景太、闫成起、门玉会、门致和等等。
参加暴动的人正好占村青壮年的百分之五十多。尚不包括1938年晚期参加革命的少数同志。上述人中,有党的地下领导人张鹤鸣、张振宇、张瑞贞、李永春等人,有小知识分子李保中、张礼泰等人,其余绝大多数是本村党组织影响下的贫雇农群众和中农群众。另外也有极个别的富农成份者为保留自己的手抢而入伍的如门玉会。参加暴动的这些人除主要领导人及一些骨干一直坚持到底(包括当年作战牺牲的温珠及1939年初牺牲的张鹤儒)之外,很大一部分在暴动受挫之后,也陆续返回家中,但随着冀东游击战争的发展壮大,他们中的多数人又陆续返回部队,其中不少人在抗日中后期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这些人中只有门致和及门玉会两个败类在以后的日子里日益走向反动,门致合于1939年底投降敌人,成了罪恶昭著的日本特务。
历史上的大门庄象所有中国农村一样,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封建压迫重重。抗战前该村共有土地2800亩,其中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土地集中在以地主分子门耀庭为代表的七户地主富农之家。广大雇农则有很少土地,而过着缺吃少穿的贫困生活,抗战前夕已到成婚年龄的青壮年,由于一贫如洗,结不起婚,过着独身生活的竟达3 0多人。由于阶级矛盾突出,在该村历史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大事:1933年长城抗战前后,兵慌马乱当中,在滦县一带有沉重的战争后勤负担。战役结束后,而门庄的地主富农以门耀庭、门老四为代表则企图趁火打劫,发国难财,把一切负担强加给广大的中农、贫农群众,要各户平均负担。广大中农、贫农则要求按贫富水平的负担能力合理负担。这时张振宇挺身而出,联合了数名先进分子,代表广大贫下中农的利益提出“合理负担”、“谁被扰谁承受”的口号。从比,与当权的地主、富农展开了持久斗争,以致这个不大的自然村竟从此分裂为两个行政村。以门耀庭、门老四为代表的七户人家为一个行政村,称为“大会”。以张振字为代表的广大贫农、中农为一个行政村,称为“小会”。这种局面竟然延续一年半之久。斗争结果,“小会”一方取得胜利。为此事张振宇曾被冠为“共党分子嫌疑”被捕,下牢受刑,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肉体折磨与政治风险。虽然当时该村还没有党的组织,但从此开始这个村的一些先进分子,如张振宇、张鹤鸣、李永春、王顺等人都确确实实地走上革命道路,不久都陆续参加了党的组织,并把“大会”、“小会”斗争中的基本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这件事对以后的1938年冀东武装暴动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在村子建立了党组织以后,尤其是“七七”事变以后,党组织就在基本群众中着手建立抗日救国会的组织。
1937年底,根据多余屯召开的冀东十县人民抗日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华北“抗日联军冀东第一支队”、“在北部山区首先发动游击战争”的决定。在年关之际,大门庄的张鹤鸣、张振字、张文等人,都按着党的要求,奔赴长城脚下参加了这支武装队伍,为举行更大暴动展开了紧张的准备工作。随暴动日期的日益临近,党领导机关选定在门庄开办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当时冀东主要领导同志中的胡锡奎、李润民、高培之等同志都是训练班的任课教员。参加训练班的学员除附近的一批地下党员、救国会员和滦县各学校的民先队员外,就是本村的党员、救国会会员。他们是张鹤鸣、张振宇、李永春、张文等人.他们除自己积极参加学习外,并为训练班所有同志提供食宿和安全保障。总之,1938年的上半年大门庄上述这些同志的家成了冀东大暴动准备工作的重要活动据点。
大暴动旗开得胜,滦县暴动起来的武装组建起“华北抗日联军第五总队”。门庄的地下党员、救国会员都成了这个总队重要的领导骨干,他们是:总队长张鹤鸣、副总队长兼第一大队长张振宇、供给处处长李永春、第三中队长张文等。
五十年过去了,上述提到的参加冀东抗日武装暴动的大门庄人,有许多人已经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是张鹤鸣,张瑞贞(刘建民)、张鹤儒、张文、张福、温珠、王哲、门永昌、张学、张俊山、李瑞、张森(化名张子元)、钱永海、钱永增、张景山等等。(选自《选编二》张礼泰同名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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