滦县与丰润交界处有一个陈官营,属滦县榛子镇管辖。这个村当年有七八十户人家,分布在名叫北山、东地儿、西场三处,其实,这三处是一个行政村。陈官营当时是抗日基本村,党组织建立较早,群众基础好,中共冀东党政军领导李运昌、李楚离、丁振军、周文彬、胡志发等人经常到这里开展工作,也吃住在此。赵各庄矿的节振国,在抗日大暴动后带领特务大队与冀东军分区第十二团陈群一起,也常在这一带活动。节振国吃住的地方基本上就在陈官营北山赵立国家。
赵立国,其实是位女子,她的丈夫叫刘玉林。1940年,刘玉林比赵立国大16岁,属于老夫少妻。刘玉林老实厚道,不善言语;妻子也没有文化和名字,都叫她“刘玉林家的”。后来八路军经常来,“刘玉林家的”思想进步,性格开朗,爱说爱笑,大家就给他取名“立国”,娘家姓赵,所以又叫赵立国。是抗日救国的意思。节振国游击队的一位队员管她叫大妗子,那么,节振国等人也都叫她“大妗子”。这一称呼传开,凡来北山的抗日人员,都习惯又亲切地称她大妗子。赵立国也不辜负“大妗子”的称号,拿八路军游击队的战士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当仁不让地做起大妗子的事业。刘玉林呢,在立国的带动下,也干起抗日救国的工作,成为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
且不说立国怎样为八路军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收养伤病员,单说她为南来北往的干部、侦查员、伤员做饭,有一天,竟然先后做了十七遍。1939年五月的一天,敌人清乡扫荡来到陈官营。这时候,北山有一批八路军的伤员,立国得到敌人包围的消息,便马上转移伤员。有些伤员伤势严重,只得用担架抬,靠人背,地洞口小,不好进入,立国发动妇女,自己也顾不了什么闲话,能背的背,能抱得抱,等敌人到来,全部伤员进了地洞。敌人落了空不甘心,牵来狼狗侦破。那狼狗遍地嗅,嗅到北山山边的独户刘瑞家,就嗅到一节电池,又从炕洞里嗅到两支旧枪。这下可坏了,敌人不管你说什么,认定刘瑞家就是“匪窝”,刘瑞不在家,烧毁了刘瑞的房屋,带走了他的哥哥刘彬,到榛子镇据点砍了头。立国虽然这次幸免于难,没有被敌人抓住什么把柄,却早就被敌人盯上了,时刻都有被捕的危险。
果然,1944年腊月二十一的凌晨,榛子镇据点的日伪军来到北山,抓住立国。一个叛徒上前对她说,立国同志啊,你还认识我吗?今天八路军完蛋了,我也不干咧,我昨天给你的那两支枪交给我吧?于沐之在哪?立国面对叛徒回答说:啥?你说啥?什么栗子果子的,我这儿没有哇!连吃的都没有,哪儿有那玩意儿!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可是不认识你呀!伪军头目一看立国装疯卖傻,上来就给她几个大嘴巴,恶狠狠地说,别他妈装傻充楞,你整天窝藏八路军,谁不知道!赶快把藏的枪交出来吧!立国情知不好,既不辩解也不求饶,咬紧牙关就是不吱声。四个日本兵把她吊在院外树上毒打,她还是不言语。
敌人见立国昏死过去,又从树上放下来,拽进院里,把她仰面绑在桌子上,头耷拉在桌子外面,从嘴里灌凉水,边灌边问。这样折腾有十个小时,立国昏死多次,早就不会说话了,嘴和鼻孔像泉眼一样往外冒水、血沫子。敌人毫无办法,就在家里翻箱倒柜,也找不到什么值得拿的东西。临走,敌人哄骗她的女儿淑芳和10岁的儿子刘双,说让他们到榛子镇取东西再回来,两个孩子被他们连哄带抓地带走了。
敌人刚走,立国被在家避难的大妗子解救。她苏醒过来问俩孩子去哪儿了,大妗子说被敌人带走了,立国说,快给我叫回来。大妗子说,那敌人就放?立国说,你就说他妈已经死了!
大妗子追出去,边跑边哭呼喊:淑芳啊......双儿啊.....快回来呀!你妈死啦......咱们啥也不要啦!......当时被带走的还有地下党员朱银,他的头被敌人打破鸡蛋大的一块,淌着血,双手被反绑着,对敌人说,大人都死了,要孩子有啥用?敌人也想,扣押人质对立国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带着也是麻烦,干脆放了吧。俩孩子幸免于难。
天黑下来,确认鬼子走了。立国强挺着起来,在儿女们的帮助下,挪到地洞口,喊出藏在洞里的八路军伤病员张福、吴树田等。伤病员们见立国被折腾得这样,都泪流满面,说,我的大妗子,你咋不把我们说出来呢,让你受这样罪!——傻孩子!你以为说出来我就得好吗?他们饶不了我,你们也白搭咧,今后谁打鬼子?
第二天,敌人又来了。他们是按照吃打不过的陈英提供的情报来搜40担粮食的。粮食藏在刘瑞家房下大沟的山洞里,陈英只知道立国经常给八路军藏东西,具体位置不清。立国此时也转移到别处避难养伤,敌人又一次徒劳枉返。(摘自陈相《古镇风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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