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2018-12-01 11:00:17

　　一、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931年9月18日，日军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下令撤退。4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亡国的惨痛之中。

　　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一切有民族良知的人们，都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当时，晋城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一直没有得到恢复。但在党中央的号召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晋城的抗日救亡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

　　1931年12月18日，山西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省城学生，向省政府和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请愿，要求停止内乱，一致抗日。当请愿队伍行至省党部门口时，遭到反动军队开枪镇压，当场死伤十多人，这就是震惊全省的“一二•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晋城各县群众在省城人民的带动下，掀起驱赶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和查封县党部的运动。晋城县群众提出了要把蒋系国民党赶出晋城的口号。接着，各县知识界、教育界也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成立反日团体，用告同胞书、报刊载文等形式，敦促政府抗日。高平知识界发动士绅捐款，办起《平民报》，进行反日爱国宣传。赵树理在上党简易师范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剧团，排演反蒋抗日节目。他们分别在高平、晋城、阳城演出后，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陵川杨村学校也组成一个剧团，排演了反映绥东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后，人民群众陷入亡国惨境，奋起抗击侵略者的话剧《绥东之夜》，在各乡村巡回演出。他们还在演出现场发动群众制作绣有“民族英雄”字样的慰问袋，送往绥东抗日前线，慰问抗日将士，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热忱。

　　1932年初，在太原三晋中学读书的陵川籍共产党员薛佑之，利用寒假回陵川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薛佑之在太原参加了山西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并参与了省学联组织的向省政府、国民党省党部的请愿活动，亲眼目睹了“一二•一八”惨案。回到陵川后，他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教师和学生集会、讲演，并组织群众到大街上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的游行示威。示威队伍所过之处，都高呼口号，号召社会各界抵制日货，销毁商店出售的日货，要求群众不购买日货。这次游行示威声势大，参加人员多，活动范围广，在陵川县前所未有。通过这次活动，教育了群众，鼓舞了大家的抗日斗志，使抗日救国思想深入人心。

　　1936年夏，晋城东沟镇县立第三高小教师徐一贯，在校长陈引聚的支持下，在第三高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徐一贯因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曾被长治省立四师开除学籍。他到东沟任教后，参加了上海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新知研究会，被聘为该组织所办刊物《中国农村》的通讯员。他先后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界救国联合会等取得联系，并经常收到这些组织寄来的各种刊物和信件，了解到全国的抗日救亡情况。他组织学生成立第三高小新知研究会，传阅进步书刊，探讨革命理论。根据《中国农村》所拟题目，讨论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进行社会调查和阶级分析，批判阎锡山的唯中论等，并将讨论结果寄往《中国农村》。在徐一贵的带领下，第三高小的抗日救亡活动非常活跃。学生们自觉地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参军到抗日前线，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他们还创办“春雷”壁报，转载和刊登各种刊物上抗日救亡的文章和同学们写的文章，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为了让广大的农民群众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中来，学生们组织了曙光剧团，排演《放下你的鞭子》等各种抗日剧目，在周围农村演出，深受群众欢迎。第三高小的抗日救亡活动引起晋城县当局的不满，认为他们是搞赤化活动，组织封建顽固势力对他们进行舆论围攻，但终未阻止他们的抗日活动。

　　二、红军东征对晋城的影响

　　1936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实现红军“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决定东征。2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一举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进入山西。红军到达山西后，立即实行战略展开。右路军宣传队于3月间到达沁水、高平、阳城部分地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扩大红军队伍，筹集抗日经费等工作。红军还发动贫苦农民打击土豪劣绅，争取群众支持。

　　红军东征使各县顽固派和土豪劣绅十分恐慌，他们组织防共保卫团到处盘查行人，捉拿红军侦探，见生人就抓。主张公道团对红军造谣诬蔑，进行欺骗宣传。但这种倒行逆施未能阻止红军的活动。红军宣传队所到之处，都受到劳苦群众的热烈欢迎，沁水樊庄村张宝田等许多贫苦农民听了宣传后毅然参加了红军。

　　红军东征虽然到达晋城的地方很少，时间很短，但却让晋城人民目睹了活生生的红军形象，彻底打破了阎锡山的欺骗宣传。红军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进一步推动了晋城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红军宣传队带领贫苦农民打土豪、斗恶霸，使群众感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是抗日的队伍，很多贫苦农民自愿加入红军。红军东征为后来的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在晋城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

　　三、晋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红军回师陕北后，党中央毛泽东积极促成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亲自给阎锡山写信，希望与他“联合抗日，共赴国难”。

　　1936年10月，薄一波受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指派，到山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成立了由薄一波任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委。薄一波回到太原后，接办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并经阎锡山同意，对牺盟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吸收了大量共产党员和进步的抗日人士，把牺盟会改造成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和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山西工委也借此取得合法地位。

　　11月，省牺盟总会举办村政协助员训练班。村政协助员的主要职责是：①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②发展牺盟会组织;③为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挑选学员。晋城各县均派爱国青年参加了培训。经过培训，分赴各县乡村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2月，省牺盟总会派遣的村政协助员来到晋城各县。当时正值西安事变发生并得到和平解决，极大地鼓舞了晋城人民的士气。村政协助员借机与广大群众相结合，教育群众怎样才能实现“消除社会不公”、“制裁坏官坏人”，如何“组织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晋城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热潮。这是晋城农村继大革命后又一次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批村政协助员在农村工作期间，不怕困难，吃住在群众家中，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和牺盟会宗旨，发展牺盟会员。他们利用过春节、闹元霄的机会，向群众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进攻绥远的目的就是要用武力侵略中国，使中国亡国灭种，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道理。还将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的领土、掠夺中国的财产、武器装备等数字印成传单，向群众散发，使群众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觊觎全中国的侵略野心。

　　村政协助员赵资深被分派在晋城东沟镇县立第三高小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发动工作。在校长陈引聚(陈引聚早在1936年冬在太原受训期间就加入牺盟会，是晋城最早的牺盟会员。)的支持下，同进步教师徐一贯、苗国珍、宋光华等人一道，组织学生和群众利用排演抗日戏剧、印发传单、办壁报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教师和学生加入牺盟会，并建立了第三高小牺盟支部。牺盟支部成立当天，入会人数就达31人，负责人徐一贯，成员有苗国珍、宋光华，这是晋城建立最早的牺盟支部。牺盟支部成立后，立即同省牺盟总会取得联系，总会责成太原女师教员张淑芝为联络人，经常给牺盟支部寄来各种抗日宣传品和省牺盟总会领导人的讲话材料。他们将这些材料在“春雷”壁报上连续刊出，并经常组织会员进行学习，进一步了解全国的抗日形势，开阔眼界。第三高小师生在牺盟会的组织下，经常进行军事训练，学习射击、投手榴弹等基础军事知识，掌握杀敌本领，随时准备参军开赴抗日前线。

　　村政协助员韩德茂、刘文甫带领10多人来到阳城。这些人中间有一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他们深入到乡村后，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发动工作，发展牺盟会员，动员爱国青年参军。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便在大宁、侯井等10多个编村建立起牺盟支部和牺盟小组，入会人数达3000余人，其中，张健民、秦友三、靳玉峰等54人报名参军，到太原国民兵军官教导团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经过培训，他们都加入抗敌决死队，立誓不取得抗战胜利不回家乡。

　　来到陵川县的村政协助员有徐牲之等10多人，他们分别深入到各编村和学校，在全县农民和小学教员、学生中发展了一大批牺盟会员，并分别在杨村、平城等村建立了牺盟支部。

　　与此同时，晋城革命摇篮获泽中学的校园内再次掀起抗日救亡热潮。这年放寒假，学生们都自愿不回家过年，在县城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他们写标语，发传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企图侵略全中国的狼子野心。学生们在进步教师孟新恒(在山西大学读书时，以“共产党嫌疑”被开除学籍)的组织下，排演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流亡曲》等剧目，在街头和附近农村演出，还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讲演和游行。学生们的抗日活动引起晋城县当局和顽固派的不满，在新学期开学时孟新恒被校方辞退。

　　各地村政协助员经过数月努力，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晋城地区几乎所有的区、村干部、小学教师、高年级学生、开明士绅都参加了牺盟会，并建立了牺盟会组织，仅晋城县统计，牺盟会员就达2万多人。不仅如此，还动员了一大批知识青年到太原参加国民兵军官教导团集训。经过集训，大部分青年参加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股十分重要的力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晋城党组织领导晋城人民经历了极其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程，经历了由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大转折。这个时期，由于受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晋城党组织遭到了几次大的破坏，一批优秀共产党员被捕，甚至牺牲。经验证明，“左”的错误与右的错误一样，同样会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处于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大多数，更容易产生“左”的错误，纠正和克服“左”的错误，甚至比纠正和克服右的错误更困难些。因此，既要反对右的错误，又必须时刻警惕和反对“左”的错误对党的侵袭。晋城党组织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振旗鼓，不屈不挠，将更加勇敢地去迎接全民族抗战高潮的到来。

　　中共晋城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