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是一个极端困难的年头。这年春夏,接连干旱,入秋后又持续无雨,田土龟裂,赤地千里,其间又发生严重蝗灾,致使夏秋两季严重歉收,不少地块甚至绝收。
严重的自然灾荒使根据地的军民生活极端困难。一天,正在砖窑上干活的阳北地下党负责人徐毅突然接到地下交通员送来的上级党组织紧急指示,要求徐毅不惜一切代价,迅速为八路军南下部队(即太岳支队)筹集四百斗军粮,以解部队燃眉之急。
接到上级指示,徐毅心里犯开了愁。早在去沁水东西峪请示、汇报工作时,区党委就要求各地地下党做好一切准备,支援大军南下,那么,为部队筹集军粮,自然也是地下党的任务之一。但是,筹粮的事却很不好办,敌占区各村均遭受着灾荒的折磨,日本鬼子并不以灾荒而稍发慈悲,反而不顾一切地横征暴敛,甚至明火执仗进行抢劫,使人民犹如雪上加霜,要完成筹粮任务,确实颇费踌躇。
困惑之下,徐毅决定首先从大宁村着手,寻找解决的方法。他召集张仲荃、郭维邦、琚景云、刘嘉珍、何象立几个支委,秘密进行商讨。
当徐毅说明筹粮意图后,几个支委你看我,我看你,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徐毅问:“怎么,大家感到这个事很难办吗?”
看到徐毅征询的目光,作为五区分委书记兼村党支部书记的张仲荃只好首先发表意见。他说:“徐书记,为八路军筹集军粮,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咱们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大部分都被日本人抢去,等于是喂了狗。现在咱们的部队有困难,为什么不能为他们弄点粮食?我说完全应该,但是,要筹粮,存在着三个难题。”
徐毅问:“哪三个难题?请你说明白些。”
张仲荃说:“第一,今年是灾荒年,收成很差。村民们本来就没打多少粮,还要完成鬼子的征收,据我了解,许多群众很早就家无囤粮,靠吃野菜挖草根刮树皮过日子,有的甚至在吃观音土。让他们再拿粮食,我觉得很难。第二,即使一些家户有所余粮,我们这儿是敌占区,不能公开征收。否则,一旦被鬼子听到风声,招致鬼子的扫荡,会给群众带来很大灾难。第三,即使我们千方百计筹到粮食,这四百斗粮可不是个小数字,现在鬼子封锁很严,连带几斤粮都要被当作私通八路问罪,这四百斗粮怎么运出去?”
张仲荃的话,句句都是实情。徐毅觉得这事确实非常棘手。他转问其他人:“仲荃说了筹粮的困难,那么你们几位有什么高见?大伙来共同想想办法。”
看到大家都面露难色,徐毅引导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面对什么困难,都要想方设法去克服它,而不能被任何困难所压倒。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之所以特殊,就是别人最难以忍受的压力,我们能够忍受,别人最难以办到的事情,我们凭借自己钢铁般的意志和高度的智慧,能够从最不可能之处找到可能的办法,并且把它办好。大家说是不是这样?”
徐毅的话激发了支委们的情绪,一时沉寂的气氛活跃起来。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了一番,但说来说去,徐毅还是觉得不甚理想。
这时,徐毅注意到,在大家的议论中,郭维邦始终在静听别人讲话,没有参与发言。于是就将郭维邦的军:“老郭,你是大宁村的核心人物之一,就筹粮这件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郭维邦这才慢腾腾地开了口。他说:“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不知能不能行得通?”
性急的张仲荃说:“老郭,你老是火烧眉毛不着急,有什么好主意快说出来,让大伙一起参谋参谋嘛。”
徐毅接话道:“仲荃说得对,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你的想法哪怕不成熟,但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大伙一合计,不就成了一条好计谋了吗?”
郭维邦不好意思的笑笑说:“我是这样想的,今年灾害这么重,一下要筹集四百斗粮食,确实有难度。能不能采取借粮的办法。”
“借粮?向谁借粮?”大伙一时没反应过来。
“向村中的富户借。”郭维邦加重语气说。
张仲荃想了想,明白了郭维邦的意思。他说:“这确实是个好办法。村里那些狗财主们,平时搜刮了群众那么多血汗,虽然是灾荒年,他们却照样吃香喝辣,甚至囤积居奇,大放高利贷,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吐出来一些,支援抗日。”
徐毅也兴奋的说:“维邦同志这个办法,就是从最不可能之处想出的高招,我看值得采取。”
郭维邦又说:“三八年我担任村长时,大宁村曾经在地富中推行过减租减息政策,但十二月事变以后,国民党来了,日本人也跟着来了,这项政策就没有再推行下去,地富对穷人的租息又回到老样子。也就是说,减租减息并没有伤了这些人的元气,让他们拿出一部分粮食支援抗日,他们还是有这个承受能力的。”
徐毅沉吟着说:“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对地富目前不实行剥夺的方式,只要他们不坚决与人民为敌,我们还是尽量不伤及他们的利益。当然,眼下为了抗日大局,向他们借些粮也可以,但是,地富豪绅从来就和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们如果以抗日的名义向他们借粮,难保不引起他们的仇恨而向鬼子告密,这又是个难题。”
郭维邦又是一语惊人:“以鬼子名义借。”
徐毅和几个支委眼前一亮:这个郭维邦,肚子里还真有些道道。
何象立道:“维邦说的确实是个好主意,捅到了财主们的软肋。他们这些人,从来和我们就不是一条心,许多人内心还希望得到鬼子的保护。同时他们也知道鬼子残无人性,翻脸不认人,因而也十分害怕日本鬼子。如果以鬼子的名义向他们征粮,他们虽然心疼,可又不敢不出。这样,咱们的难题就解决了。”
刘嘉珍插话道:“郭维邦说的这个办法确实好。但是,根据徐书记说的政策,我认为,这四百斗粮食也不能完全让富户出。我看可以定个杠杠,按照占有土地的情况,大户出三十斗,小户出二十斗,不足部分,咱们党员带头,发动群众捐献一些,也就够了。”
徐毅高兴的说:“大家的意见都很好,这真应了那句古话: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看这个事情就可以定下来了。明天,就安排郭维仁,让他以日伪村公所的名义向富户借粮。他是管财粮的日伪副村长,干这事名正言顺。为不引起地富怀疑,一般村民也要进行捐献,从而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说到这里,琚景云提出新的问题:“四百斗粮食怎么存放。如果放在村里,目标太大,让日伪知道了抢去,那咱们不就白辛苦了?”
徐毅说:“这事由仲荃来办,我想不会有难处吧。”
张仲荃说:“可以。这批粮食不是给太岳支队吗?征齐以后,立即动员可靠村民,连夜运往白岩山后的白龙庙存放,那儿离太岳支队驻地很近。我们一运上去,马上通知部队取走,鬼子即使知道了,也只能是干瞪眼。”
这时,又有人提出异议:“这么大的行动,鬼子不可能不知道,瞒得了一时,瞒不了长久,一旦鬼子知道后追查,咱们没有个应对理由,肯定会招致鬼子报复,使百姓受到牵连。”
是啊,鬼子一旦追查怎么办呢?
徐毅思索片刻,缓缓说道:“我倒有个主意,不知行不行。”
看着大伙信任的目光,徐毅做了一个双手背缚的姿势说:我这个主意叫苦肉计。”
“苦肉计?”众人不解。
徐毅解释道:“是这样,与其让鬼子知道后追查,倒不如咱们在把粮食送出去后,立即差人向鬼子报信,就说八路军突然袭击,把给皇军准备的粮食武装劫运走了。村公所的人想保护,被八路军捆绑起来,不能动弹,只好眼睁睁看着八路军把粮食抢去。这样一来,我们就占了主动,给鬼子造成了假象,使他们自认倒霉,从而避免鬼子的报复。”
支委们喝彩道:“徐书记的这个主意好,称得上是一条万全之策。”
徐毅说:“这样做的话,恐怕要让郭维仁受些苦头了。”
郭维邦说:“郭维仁是咱们的人,也是我的本家弟兄,这个工作我来做,他不会不同意。”
刘嘉珍补充道:“我看咱们还可以用八路军太岳支队的名义写个假收据,日本人一来,让郭维仁把这个假收据一亮,整个事情就天衣无缝了。”
至此,一个瞒天过海的筹粮计划圆满形成。徐毅兴奋的一拍桌子说:“同志们,整个计划看来没什么问题了,大家分头行动吧。到时候,我把咱们办事处的程廷章主任、李景波队长调回来配合你们,你们运粮时,他们在村外放上一阵枪,就会使这出戏唱得越发逼真。”
在张仲荃、郭维邦的秘密安排下,担任日伪村副的地下党员郭维仁打着为皇军借粮的旗号,以村公所的名义,向村中大小富户下达了借粮任务,并且让村公所联络员王书正敲着锣沿村通知。正像郭维邦分析的那样,这些土财主们虽然对一下子拿这么多粮心疼得滴血,可又怕日本人翻脸对他们不利,只好咬咬牙,按着村公所下达的数量交了粮。普通老百姓在党员们暗中做了工作后,知道是为自己的队伍筹粮,所以,家中再困难,也要拿出一些,这样,往常最让村公所头疼的筹粮任务,不到三天就很快完成。
粮食征齐后,张仲荃、郭维邦等主事者动员可靠的贫苦村民,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驴驮人担,把粮食突击抢运到白龙庙,徐毅则派出地下交通员通知太岳支队,于当晚组织人员将粮食全部运回到后方基地。
接下来,张仲荃、郭维邦开始实施这个连环计的最后一个环节——苦肉计。粮食运走的当晚,张、郭二人把郭维仁留在村公所大庙里,郭维邦说:“老财哥,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我们必须把你捆起来,然后让王书正去报信,说是八路军干的,这样,你可要吃些苦了。”郭维仁说:“没关系,你们尽管捆,不要手软,把我捆紧些,才能骗过他们。”
王书正说:“把我也捆上吧,捆些伤,我去报信时鬼子才能相信。”张仲荃、郭维邦含泪让人给二位上了绑,把他们推到一间屋子关了起来。
一大早,刘村据点外突然走来一个慌慌张张的人。站岗的伪军用枪一指喝道:“站住,干什么的?”来人急忙弯腰鞠躬说道:“老总,我是大宁村的联络员王书正,有十万火急的事向太君报告。”站岗伪军说:“这天还没大亮,太君正在睡觉,你有什么事,过一会再说吧。”
自称王书正的人急急说道:“我村昨夜遭到八路军的武装抢劫,村里为皇军征集的几百斗粮食都被八路抢走了,你赶快向皇军通报一声。”
站岗伪军一听,还真是个紧急大事,急忙回到据点内把日军小队长松尾叫醒,汇报了此事。松尾一听,像弹簧一样从床上蹦起来,瞪着三角眼问:“八路的抢粮,这是真的吗?”
站岗伪军答道:“送信的人还在外面,他说要亲自见你。”
松尾下令:“让他快快的进来。”
不一会儿,王书正站到了松尾面前。松尾问:“你的,什么的干活?”
王书正说:“我的,联络员的干活。”
松尾又问:“你的报告,八路的抢粮,真假的干活?”
王书正说:“太君呀,千真万确。前几天,皇军不是下令让我村征粮么?说是建设仕么王道乐土,我村村公所响应皇军号召,主动发动全村无论贫富都向皇军捐献粮食,一共收了四百多斗,就说一两天内给皇军送来。谁知,昨天晚上,忽然来了一帮穿灰布军装的,不是八路能是谁?他们进村就打枪,枪声响得像爆豆子似的,老百姓吓得都不敢出来。他们趁机冲进村公所,立逼着管财粮的副村长郭维仁把库房打开,郭村长不同意,他们就把他上了绑,关进屋子。然后,用枪托把库房大门砸开。又强迫老百姓驴驮人担,为他们运粮。一夜之间,把所有的粮食都运走了。”说到这里,王书正假装痛哭起来。
松尾听了王书正的话,不仅不相信,反而起了疑心,他一把抓住王书正的衣领,喝问道:“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私通八路的干活。”
王书正语带哭腔道:“太君呀,八路军进村抢粮,好多人都看见了。为了制止抢粮,我也被八路捆了一绳子,你看,我这身上、手上都是捆的伤。八路这样对我,我恨透了他们,哪还能去私通呢?”
松尾看了看,王书正的身上、手上还真是青一道紫一道的,这才疑心小了一些,但仍不放心的问道:“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王书正说:“八路走后,村公所的一个人偷偷把我放了,我不顾满身伤痕,就赶紧跑来给皇军报信。”
松尾又问:“你们郭村长的,他的现在哪里的干活?”
王书正说:“郭村长现在还被上着绑,关在屋子里。怕皇军不相信,谁也不敢放他。太君,你快去看看吧。”
听到这里,松尾暴跳如雷,他大声喊道:“全体集合,大宁村的开路。”
据点里响起一片刺耳的集合哨声。
一个时辰以后,松尾带着日伪军来到大宁村。一进村公所大庙,就见一片狼藉,门窗被砸坏,满地都是撒落的粮食,确像经过了许多人的洗劫和践踏。
王书正带着松尾来到关押郭维仁的地方。松尾亲眼看见郭维仁被五花大绑,由于捆得太紧,皮肤都变成了黑紫,郭维仁躺在地下,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
松尾一努嘴,一名日军士兵上前,用刺刀挑断了郭维仁身上的绳索。由于整夜被捆,血液已经淤积,而今突然松开,血液急速流动,郭维仁一下子就晕了过去。
松尾命令道:“救活他,我有话问他。”
王书正赶忙找来一碗热水,给郭维仁灌了下去,又前胸后背按摩了一阵,郭维仁才慢慢醒转过来。
郭维仁睁开眼睛后,看到四周站满了日本人,眼前还站着一名军官,赶紧一骨碌爬起来,连连鞠躬:“太君,我的无能,粮食都被八路抢去了。”
松尾骂道:“你的,大大的饭桶。”
郭维仁满脸羞愧的说:“是,太君,我的大大的饭桶。”
松尾问:“郭的,你的老实说,是八路军抢走了粮食,还是你私通八路,欺骗皇军的干活?”
郭维仁双手一摊,辩解道:“太君,我哪敢欺骗你呀。八路军一来,就逼我和联络员王书正给他们打开库房的门。我俩不答应,八路军就把我俩捆起来关进屋子,村里好多人都可以为我作证,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呀。”
松尾又问:“你说八路抢粮,有证据的干活?”
郭维仁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赶忙在衣服口袋里来回乱摸,最后摸出一张纸条来,递给松尾说:“太君请看,这是八路给我打的收条,上面还盖着章。临走前,八路把纸条掖到我口袋里,告诉我要保存好,让我以后凭这个收条去跟他们要粮。”
松尾接过收条,只见上面写着:今收到,大宁村抗日军粮四百斗。落款是八路军太岳南进支队,下面还盖了一个鲜红的大公章。
这张收据正是素有能工巧匠之称的刘嘉珍伪造的,公章也是刘嘉珍在肥皂上(有的说是在萝卜上)刻好后盖上去的。
松尾拿着纸条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也寻不出什么破绽,但他又不甘心这么认输,他三下两下把这张收据扯碎,狠狠的扔到地下,又拔出指挥刀指着郭维仁威胁道:“你的,要注意八路动向,一有情况,要随时向皇军报告。要是胆敢私通八路,统统死了死了的。”
郭维仁故作害怕的连连点头:“请太君息怒,我的对皇军大大的忠心,我一定要尽心尽责,为皇军效劳。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你尽管砍我的脑袋好了。”
松尾哼了一声,收回指挥刀,带着日伪军无可奈何的返回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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