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档案中的晋绥边区抗战
来源：山西党史网   2022-08-02 14:40:11

　　抗日战争时期的晋绥边区包括晋西北和大青山两个区域，全区为高原地带，均是绵延不断的山脉，西与陕甘宁边区跨黄河相望，东与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隔同蒲铁路相接，北至内蒙古百灵庙、乌兰花一带，与外蒙边境咫尺之遥。1940年后，陕甘宁边区南、北、西及晋西南被国民党军三面包围，晋绥成为延安与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以及外蒙古和苏联联系的主要通道，同时又是隔绝日军、保卫陕甘宁的钢铁屏障。在晋绥军民的浴血奋战下，整个抗战期间延安得以远离战火，为进行整风、教学、大生产、大练兵、召开党的七大创造了稳定的环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积蓄了力量。今天，让我们打开尘封的档案，再现晋绥边区军民浴血抗战的场景。

抗日战争时期的晋绥边区形势图

　　破袭：利剑划破日军囚笼

　　1940年初，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从冀中回到了晋西北。受1939年大旱影响，当地粮食严重歉收，八路军与日军作战时，不得不以黑豆、野菜充饥果腹。1940年，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所作的《绥米葭吴清及晋西北经济考察报告》记下了这段历史：

　　民国廿九年转回晋西北后，当时正值新、旧军冲突刚结束。旧军之破坏搜刮，加之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军饷之无故停发以及经济上之封锁，又加之春、夏、冬的大“扫荡”，经济上之大破坏，以及民国廿八年之大旱过去，晋西北之穷困，因此部队的物质生活，便大感困难。当时吃的粮食大部是黑豆，这种粮食如果作马料和喂猪是很好的，但完全用作吃饭是很少见的，吃了最易生病，特别是肠胃病(痢疾病)。但我们连这种粮食也吃不饱。因为粮食很少，一天只能吃到二至三顿稀糊糊，有时连糊糊也吃不饱，简直就是喝黑豆汤，吃蔬菜。至于油盐，因为没有钱，每人最多亦仅能维持一二钱。吃菜很少，大部分挖野菜吃……在这一年，整个部队人员因没有足够的油盐和最低限度的营养和物质供给，以致身体全部削弱了，发生了夜盲、肠胃病、皮肤病等，或因营养不良身体衰弱而致死亡的，因为没有适时的鞋袜穿而把手脚冻坏的，为数亦不少。严寒的十月天以至十一月间，仍穿着仅仅一套贴肉的单衣同敌人搏斗，也常常光着脚行军作战。不仅一般人员是这样的，就是师长、政治委员及伤病员同志，也过着这样的生活。

　　由于生活没有保障，严重影响了部队将士的健康。据《一二〇师(晋绥军区)卫生工作概况》(1944)记载：

　　民国廿九年粮食困难，部队全吃黑豆，又吃不饱，因此肠胃病发生很多，占健康数百分之二十……最严重的是特务团三支队，民国廿九年发生病员占健康数百分之五十，在部队中死亡数占百分之十二……皮肤病很严重，占百分之三十。

　　敌后抗战的严酷环境，使得八路军难以具备基本医疗条件，药材极其困难，治疗伤口只能借助猪油和烧酒且限量使用，在《一二〇师关于卫生材料供给方法的通令》(1940)中这样规定：

　　配药膏子(猪油代替)每旅团卫生机关每月准用四斤，营卫生所准用二斤。配碘酒(用烧酒代替)每旅团卫生机关每月准用四斤，营卫生所准用二斤。

　　在《一二〇师卫生部关于晋西北卫生医疗报告提纲》(1943)中也提到：

　　药材的困难：敌区购买需要经无数封锁，不是买不得就是买得后被敌人劫去。本区域除少数中药外，西药方面根本未有购买的所在处。总卫每一季领发，虽有少数发给，但所发的药材还不够一季使用千分之一。

　　除了生活条件和医疗状况，弹药更是奇缺。这一年，八路军总部发布致各兵团首长等的通电，号召全军节省子弹：

　　子弹缺乏，成为空前未有，特别是将来，在华北最严重最困难。问题一方面，现已无存弹药，制造困难。另方面主要的在国民党限共反共的政策下，限制发给我军弹药，计去年共发给弹药不及二百五十万发，而其中只准了六十万发，现已领到二十五万发外，其余拖延到现在不发，估计今后将更严格限制我军弹药，或完全不发弹药给我军。因此，以各种办法收买与节省子弹，成为目前及将来最迫切的问题。

　　1940年，一二〇师也发出《关于建立会计审计预决算制度的通知》，规定：“各部队今后作战必须报统计所消耗之弹药，注意收集弹壳，做到一个壳换一粒子弹，否则不补充弹药。”这年5月，一二〇师修械厂(后改为晋绥兵工厂)在陕西佳县牸牛沟成立，生产子弹、手榴弹、炮弹、掷弹筒和枪支，自力更生解决困难。

　　与缺粮、缺衣、缺药、缺弹相对应的，是日军的疯狂进攻。1940年2月，日军的肃正作战“要在去年的基础上，尽快建成特殊地区巩固的华北，用以示范并指导中国的治安建设”，要“将各项工作有机地统一于剿灭共军的前提之下”积极进行讨伐。当年，日军先后对晋西北进行了春、夏、冬3次大规模“扫荡”。

　　一二〇师部队积极反“扫荡”，连续不断地作战，其中6月19日至21日的米峪镇歼灭战，堪称经典。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政委李井泉指挥一二〇师独立第二支队和三五八旅两个团，在伏击阵地待敌未果后，分两路主动出击迎敌，准备以预期遭遇战消灭敌军。6月19日拂晓，左路与日军遭遇交火，右路迅速赶来完成包围，经两昼夜激烈战斗，在米峪镇国练村歼灭日军516人，俘敌9人。

　　1940年8月，八路军主动出击，发起声势浩大的正太路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按照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一二〇师和晋西北新军先后出动25个团及民兵游击队，破袭山西平遥以北的同蒲铁路与汾(阳)离(石)公路，拔据点、打援敌、破交通，有力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8月20日夜，三五八旅第四团在团长张秀龙率领下，向忻(州)静(乐)公路上康家会日军据点进攻，经过两小时激战，全歼守敌。次日凌晨，由静乐增援康家会的日军被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全歼。

　　此战一举切断了忻静公路，拉开一二〇师参加百团大战的序幕。百团大战使日军的华北交通线基本瘫痪，据《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记载：

　　盘踞华北一带的共军，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谓“百团大战”，于昭和15年8月20日夜，一齐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是矿山)进行奇袭，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间和巨款方能恢复。

　　1941年，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谈到百团大战时说：

　　昭和15年，重庆方面敌之抗战特点，作战非常消极，至今未曾出现主力部队的反击作战。只有共产军去年8月在华北发动大规模攻势。(《东条英机在日本参众两院的演说》)

　　作为中共敌后抗战的战略枢纽，迎来送往是晋绥边区一项重要的日常任务。为此，1940年10月间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刚结束，一二〇师便专门成立晋西北交通司令部，由参谋长周士第兼任交通司令部司令员;组建晋西北交通转运大队，担负对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根据地人员、物资、经费的护送任务。重要首长和大队人马路过，则由一二〇师派出主力部队沿途护送，如刘少奇、彭德怀及各地“七大”代表赶赴延安，抗大总校、陕北公学迁离延安等。同时还有大批部队路过，如华北部队回防陕甘宁迎击国民党反共高潮，抗战胜利后延安派出的大批干部、部队开赴新战场，都要通过这里。

　　除了安全警卫，过路人马住宿所需的被褥、柴米油盐、牲口草料、民伕大车，甚至部分路费等后勤保障，全部由晋绥边区提供。后来，贺龙在晋绥分局高干会上作《关于目前时局和任务的报告》(1946)，指出：

　　客人蛮多，我们这个穷主人就很难做，但也还是做了。晋西北的老百姓很好，在抗战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沿路菜、炭、草都用完了，好多毛驴都给搞走了……这个地区这样小这样穷，这样大的负担，老百姓也没有怨言。

　　坚守：经受“治安强化运动”的严峻考验

　　百团大战后，国民党经济封锁与日军军事进攻的双重压力，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

　　早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胜利后，恼羞成怒的日军就开始了疯狂“扫荡”。1940年12月，日军集中2.5万余人对晋西北进行冬季大“扫荡”，两度进占并血洗兴县。据统计，在这次冬季“扫荡”中，根据地有4000多名群众被杀害，1.9万多间房屋被焚烧。

　　为统一指挥晋西北和绥远的八路军主力及地方部队作战，1940年11月7日，晋西北军区在兴县李家湾成立，由贺龙兼任司令员、关向应兼任政治委员、续范亭任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兼参谋长、甘泗淇兼政治部主任。

　　1941年2月，为加强打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治安强化运动”计划，还增加攻击目标，欲置共产党于死地而后快。3月底，日军开始了第一轮“治安强化运动”，向华北各根据地发起疯狂“扫荡”。

　　为加强陕甘宁边区防务，同时防范日军和国民党军进攻，4月13日，毛泽东、朱德等发来指示：“一二〇师兵力须在保卫边区同时又相当兼顾晋西北之两点上。”(电文中的“边区”指陕甘宁边区)接到命令后，一二〇师随即命令独立第一旅第七一五团西渡黄河开赴佳县防务，同时令雁北支队由恒山返回绥德归还第三五九旅建制，其他部队则继续原地坚守。为使晋西北能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后方，5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兴县黄河西岸的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统辖府谷县城以南及神木县、榆林县、佳县的部分地区，1937年7月由原神府特区改称)划归晋西北管辖，当地保安部队归一二〇师指挥。

　　1941年7月7日，日军在华北开始实施第二轮“治安强化运动”。就在同一天，“七七抗战”四周年纪念大会暨晋西北抗战烈士纪念碑(该纪念碑立于兴县城西拜塔墕村坪地上，后被洪水冲走)落成典礼在兴县举行，纪念碑上分别刻有“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二〇师抗战烈士纪念碑文”和“山西新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文”(曾刊载于1941年7月7日《抗战日报》)，彰显抗争到底之决心。

刊登在1941年7月7日《抗战日报》上的纪念碑文

　　一二〇师的纪念碑文为：日寇侵华，得寸进尺，大好河山，横遭蹂躏，七七事变，抗战军兴，我军请缨东渡，驰赴华北战场。四年来，奋勇杀贼，冒狂吼之炮弹，迷漫之毒气，凛冽之冰霜，饥饿之侵袭，三晋山野，燕北平原，海岸榆关，绥蒙沙漠，入死出生，以保国土，倭奴挫败，贼胆为寒，此乃我军手创之伟业，亦即共产党之光荣也。唯是弹雨枪林，前赴后继，无数英勇战士与共产党员亦为革命事业而牺牲，壮烈声励，河山变色，鲜红热血，洒地生辉。兹值抗战四周年纪念，寇贼未除，大仇待报，抚今念故，悲感横生。特会同军政民就蔚汾之滨，建一烈士之碑，工程虽小，意义殊深。悼死者之遗芳，励生者以前进，行见我忠勇烈士永与河山并寿，日月争辉。新中国诞生之日，亦即先烈含笑九泉之时，谨勒数言，以作纪念。碑文落款是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山西新军的纪念碑文是：抗战军兴，全国奋起。山西地处国防前卫，御侮义不后人。各界于牺牲救国同盟会、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山西省总工会领导之下，于危急之时，高举统一战线之旗帜，堪策抗日救国之主张。发动民众，组织武装，三晋青年，河汾豪杰，不分阶级党派，不问宗族信仰，一致团结，同赴疆场。遂成决死队、工卫旅、暂一师诸子弟兵团，坚持抗战……于艰苦奋斗之中，作英勇壮烈之牺牲者，为数亦颇不少，拼将生命，开辟解放之路，挥洒热血，灌溉自由之花，振民族之声威，伸正义于宇寰，彪炳勋业，河山永固，丰伟功绩，日月争辉。值此抗战已届四载，胜利之前程可期，追怀烈士，宜有纪念，用勒真理，永垂不朽。落款是总指挥续范亭，副总指挥雷任民、张文昂，政治部主任罗贵波。

　　在日军威逼利诱下，1941年9月11日，阎锡山派赵承绶在汾阳与日军签署了停战协定及基本协定〔日军《对山西军基本协定与停战协定签订的报告》，方面军密特1号，昭和16年9月12日。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C04123533500〕，暗中停止抗日，接受日军任命和援助。

　　11月1日，日军又开始第三轮“治安强化运动”。一波接着一波的猛烈进攻，使得敌后抗日根据地日渐缩小。严峻的形势更加激发了中共抗战到底的决心，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强调指出：

　　我们一无飞机、大炮、坦克，再则我们的步枪、机枪质量也差，子弹也日益困难，想要单靠我们自己力量办到有极优良的步枪、机枪，有极充足的子弹，在目前条件下，已是完全的空谈，更不必说飞机、大炮、坦克了……因此只有下决心依靠群众、民兵及部队之抗日坚决性、积极性，依靠全民皆兵，依靠群众的落后武器，依靠这些武器的数量，使敌人到处因我们的手榴弹、地雷、土枪、土炮而疲于奔命，同时主力军除炸弹外并积极设法修理机械与充实自己的子弹，只有这样，才是在今天坚持敌后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唯一道路。

　　1942年是中共抗战最困难的一年。1月，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一部偷袭兴县，占领兴县县城和李家湾。3月底，日军开始了第四轮“治安强化运动”。5月间的“五一大扫荡”，使冀中根据地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部队减员将近一半，达46.8%。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日军袭击中牺牲。6月13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忧虑地写道：

　　华北华中斗争极紧张残酷，要熬今明两年须要极大牺牲，两年后如能保存现有军队(五十七万)的一半，全国则保存现有党员(八十万)的一半，便是胜利。

　　5月14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第八十五大队600余人及伪军警备队100余人，从东村出发偷袭兴县军区领导机关，并于17日拂晓占领兴县。一二〇师和新军部队在日军撤退途中的田家会村将其包围聚歼。此次战斗毙日军大佐以下500余人，俘日军25人、伪军21人。

　　就在当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以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地区的军事指挥，增强经济互补。同时委任贺龙为联防军司令员、关向应为联防军政治委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高岗为代理政治委员、林枫为副政治委员。联防军直辖一二〇师、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炮兵团等部。中共中央政治局赋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三项职权：“一、统一晋西北和陕甘宁两区域的军事指挥与军事建设。二、统一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建设。三、统一两个区域的党政军民关系。”

　　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1942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绥分局，统一领导晋西南工委、绥察工委和新成立的晋西北区党委。晋绥分局于当年8月正式成立，书记由关向应担任，林枫为副书记，在关向应养病期间主持工作。

　　在日军大规模“扫荡”下，尽管有田家会这样漂亮的局部歼灭战，但仍难以扭转大局。7月间，日军对大青山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一二〇师骑兵支队主力被迫转移到山西右玉，只留下少量部队在大青山坚持。8月6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布《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实施要纲》，提出在“打击共产军”的同时，在物资上也要实施彻底的封锁。10月8日，日军开始了第五轮“治安强化运动”。10月1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三、第十六旅团万余人对晋西北开始“扫荡”。

　　一轮接一轮的“治安强化运动”，给各敌后根据地造成了极大困难。由晋绥边区行署作的《晋绥边区七年来的财政情况》(1948)报告显示：“到一九四二年，我们地区原来七个完整县缩到四个完整县，人口只剩七十余万。” 此时的晋西北根据地人口减少约三分之一，面积缩小四成，情况最严重的第八军分区，面积缩小90%以上。

　　9月15日，林枫被任命为一二〇师暨晋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10月，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仍由一二〇师兼。10月31日，毛泽东致电林枫：

　　晋西北只有人口七十万至一百万，望检查如此迅速缩小的原因，与周、甘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即具体的积极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取积极政策，否则地区再缩小，前途甚坏。

　　11月26日，一二〇师独立第一旅西渡黄河到绥德，接替三五九旅防务，并兼绥德警备司令部。当天，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第八十五大队再次偷袭兴县。

　　1942年12月31日，毛泽东向共产国际汇报说：

　　日军在华作战的31个师中，我军部队抵抗15个师，而国民党军队抵抗16个师。本年内在华北、华中敌后游击区，我军在同日军作战中受到很大损失。在一些平原地区，我军部队已无法存在，而我们的山地区域大大缩小了……可以预计，明年山区里的状况将会非常艰难，因为日本人不是把大部力量集中在平原，而是在山区。部队的粮食和人员补充，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大的难题。我们将顽强地坚持留在敌后，这样做，毫无疑问，我们的力量不可避免要受到较大的削弱。

　　鏖战：收复被日军“蚕食”的地盘

　　实际上，通过各根据地军民的顽强抗争和积极作战，1943年的局面并没有进一步恶化，反而触底反弹进入上升趋势，逐步恢复并扩大了前两年被日军“蚕食”失去的地盘。

　　1942年，在一份日军的《华北方面军综合战果》中写道：

　　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自毛泽东提出“向敌人挤地盘”后，晋绥分局很快发出《关于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1942年11月)，一二〇师暨晋绥军区随即组织大量武装工作队(武工队)，迅速展开对敌斗争，“挤”敌作战。据统计，在八路军全面抗战的第六个年度，即1942年7月至1943年6月，一二〇师兼晋绥军区部队作战1755次，日均作战近5次。据《一二〇师抗战第六周年战术经验总结》记载：

　　自一九四三年一月至六月加强对敌斗争以来，共进行大小战斗七百一十一次，主动战斗占全部战斗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五，被动战斗只占百分之十二点二八，而伏击、袭击战又占主动战斗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二五。敌我伤亡的对比是一千三百四十比八百二十五人，即敌人伤亡一点八四人，我伤亡一人。

　　据《一二〇师暨晋绥军区抗日战争史》记载：

　　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我二、三、六、八分区军民已基本上把敌人挤到据点和交通线附近，汾(阳)离(石)、离(石)岚(县)、忻(县)静(乐)等公路，已经处于我严重威胁之下。全区在八百二十七个自然村摧毁了“维持会”，在五百三十五个自然村建立或恢复了抗日民主政权。

　　1943年7月后，整个晋西北的形势已由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转变为敌退我进的主动局面。到年底，根据地人口恢复到100万人。

　　9月下旬，日军对晋西北“扫荡”。后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著的《华北治安战》记载：

　　第一军对盘踞在兴县、岚县、临县附近的共军，以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的主力从宁武、崞县地区，以第六十九师团的一部从汾阳、离石道方面，进行了夹击作战的部署。该两部队于9月26日开始攻击，至11月上旬，“扫荡”了兴县附近及黄河沿岸的晋西北根据地一带。

　　其间，晋绥军区部队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周士第指挥下，决心消灭孤军进犯兴县的日军第六十九师团第九旅团第八十五大队。10月4日，日军在兴县以西的小善畔村被八路军包围，双方开始激战。6日，日军向东南突围，次日逃至兴县以南20公里的甄家庄时，再次被晋绥军区部队包围，战至11日拂晓，敌大部被歼，零星残敌乘夜逃向附近山林，战斗胜利结束。歼灭日军700余人、伪军100余人，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15挺、长短枪200余支、子弹3万多发及其他军用物资。我军伤亡216人，内有连级干部5人。

　　1943年，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下，两个边区的财政经济均有了很大起色。后来，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专门谈道：

　　一九四三年的财政方针是统一领导，分区统筹……特别主要的是这一年晋绥给以很大的帮助，送来大量特产，并由陕甘宁代销晋绥特产抽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作为财政收入，其余作为财政家务之积累，这样建立了雄厚的家务，使党政军人员生活，进入相对的丰衣足食程度。(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1943年11月，晋西北和塞北(由绥远、雁门两区合并而成)两个行政公署合并，改称晋绥边区行政公署。自此，晋西北根据地与大青山根据地合称为晋绥边区。

　　敌后抗战，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解决战斗与生产之间的矛盾，在不影响作战的前提下发展生产。这方面，晋绥边区摸索出一套成功经验。1944年3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敌后军民的道路——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的社论，重点介绍了晋西北民兵英雄张初元，赞扬“他在民兵的组织上来了一个革命”，是“劳力与武力结合的范例”。张初元的典型事迹被宣传之后，很快成为各根据地学习的榜样。1944年10月，新华书店晋西北分店发行《晋绥大众报》记者马烽写的通俗小说《张初元的故事》，开篇即写道：“劳动英雄张初元，又拿镢头又拿枪。保卫建设根据地，帮助穷人把身翻。”

　　1944年，晋绥军民继续开展“挤敌”作战，扩大解放区。第六军分区〔下辖宁武、静(乐)宁(武)、忻县(西)、崞县(西)四县〕忻县蒲阁寨驻有日军据点，周边十几里的群众坚壁清野，断了据点的生活来源，半年后日军被迫撤走。6月，晋绥边区行署、晋绥军区司令部联合发出通令，嘉奖围困蒲阁寨敌据点获胜的有功人员，六分区武工第四大队副政治委员刘笃庆被授予“特等战斗英雄”。后来，周士第写过一篇《把敌人挤出去》的文章，专门谈到蒲阁寨。

　　这年8月底，英国路透社记者武道、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和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专程赶到晋绥边区采访。在八分区，他们目睹了八路军火烧汾阳机场、袭击机场附近的电力公司、袭击汾阳城东门外的火柴厂和公共汽车站。福尔曼后来在《北行漫记》中写道：

　　战士们从城里回来。一长队的人在曲折的山径上蜿蜒而行。多伟大的场面啊!他们身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战利品——来复枪，机关枪，剑，钢盔，电话，战旗，毛毯，大衣，一包包的盐，一袋袋的米，一匣匣的香烟和火柴，甚至还有几辆脚踏车。有几个兵还带了几瓶苏打水和日本酒。一个人戴了一副死了的日本兵的眼镜。他们似乎完成了远比命令多得多的工作。

　　1944年，福尔曼在晋绥八分区拍摄的敌后群众

　　八分区军民的出色战斗，传到了延安。9月30日，毛泽东致电林枫、吕正操说：“请你们考虑，在其他分区也令他们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

　　胜利：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林枫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4月25日，朱德在会上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报告给出的统计数据是，“遍于华北、华中、华南十九省地区的解放区，解放人口共计九千五百五十万”，各解放区抗击的日军，占当时侵华日军(东北除外)总数的56%，抗击的伪军占95%。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中共实至名归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6月25日，《晋绥大众报》开始连载马烽、西戎创作的《吕梁英雄传》。其以真实人物为原型，以晋绥边区一个村庄为背景，讲述了抗战时期晋绥军民艰苦斗争、英勇杀敌的故事。首开解放区长篇小说的先河，被《新华日报》《大公报》等转载。小说后来经作者修改，由新华书店(1949年5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4月)先后出版，是20世纪50年代人们耳熟能详的一部重要抗战作品。1951年被翻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发行。

　　1945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开赴晋西南，打击日军，收复国土。7月10日，贺龙命令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从陕甘宁边区赶回吕梁。5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决定：一、以林枫等16人为中共晋绥分局委员，林枫、张邦英、张稼夫、吕正操、赵林、武新宇为常委，林枫为书记。二、成立吕梁军区，以张宗逊为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贵波兼政治部主任，解学恭为参谋长。(张宗逊时任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吕梁军区由三五八旅兼)

　　7月26日，中、英、美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8月10日，延安发布进军令，要求各解放区立即开始大反攻，“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11日，延安又连发6道命令，下令“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贺龙所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以“配合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进入内蒙及绥察热等地作战”“所有山西解放军统归贺龙指挥，统一行动”，以“肃清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之敌伪军”。

　　8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由晋绥军区主力4个旅(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二、三旅)组成晋绥野战军，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兼任野战军司令员，关向应兼任政治委员(因病未到任)，李井泉兼任副政治委员(代政治委员)。8月31日，贺龙致电中央军委，决定率5个主力团北上绥远，南线由吕梁军区司令员张宗逊指挥三五八旅控制晋中平川。

　　自对日军大反攻以来，至9月初，中共军队扩大到127万人，解放区人口达到1.26亿人，收复县城285座(人口与县城不包括东北，反攻前县城89座在内)。晋绥边区也相继收复绥远、晋南的多座城市，“所属县政府由二十八个发展到五十个，人口由一百零九万八千五百七十五人增加到三百零七万八千八百五十二人，面积由十五万平方里，扩展为四十九万多平方里”。(晋绥边区行署《晋绥边区七年来的财政情况》，1948年3月。“平方里”指平方华里)

　　由于人口稀少、负担能力低，全面抗战时期，坚守晋绥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发展不大。1937年8月红军整编时，一二〇师为1.4万人，其中8218人东渡黄河开赴前线(其余部队留在陕甘宁，被划入八路军留守兵团)，到1940年部队发展到55890人。后来历经数次精简，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时，部队总数仅为4.5万余人，比红军整编时扩大3倍多。同期，八路军从4.6万人发展到102.9万人，扩大22倍多。

　　从部队数量上看，1940年后，一二〇师几乎没有扩展，但作战次数与歼敌人数均超过两位数，累计作战次数占八路军作战总数的10.1%，累计毙伤敌军占八路军毙伤总数的14.1%。

　　抗战期间，一二〇师暨晋绥军区部队平均每千人作战224次，高于八路军平均数值1倍多;平均每千人毙伤敌军2231人，高于八路军平均数值2倍多;每毙伤敌军千人时自身伤亡461人，比八路军平均值低5%。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为尽快接收抗战胜利成果，当天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中央组织部在一个星期内组织一个干部团(其中有连级干部到旅级军政干部)，准备交由吕正操、林枫带去东北。

　　9月中旬，延安干部团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一部到达兴县，与晋绥军区抽调的第三十二团及能组建10个团的连以上干部400余人，共同组成干部团。9月18日，林枫在晋绥边区纪念九一八事变14周年大会上讲话，对晋绥边区干部作了临别赠言：

　　晋绥边区的工作近几年抓到发动群众一条，但不够。群众在有的地区尚未发动起来，特别是新区域，有的地方发动了群众，但不够深入。这几年主要工作是减租，老地区做好了三分之二，三分之一还没做好……基本上各种工作的提高，靠群众觉悟的提高，同时，希望同志们思想上要提高……晋绥的工作很多，我认为就这两件要紧：发动群众、提高思想。如果这两件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就有基础;如果这两件工作做不好，其他工作做了也是形式。

　　他在讲话结束时说：“我在这里工作了几年，有些问题处理得不妥当。最后一句话，向大家道歉!”听到他这样谦虚克己的话，全场立刻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9月22日，林枫率干部团从兴县出发，开赴东北。中共中央调时任抗大总校政委的李井泉担任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兼晋绥军区代理政治委员，中央党校四部主任张邦英调任晋绥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张稼夫继续担任分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

　　自此，晋绥边区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本文原载于《党史文汇》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