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晋绥 : 晋绥八分区交通线
来源：新闻资讯   2017-12-14 15:40:14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侵华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地进攻、“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我实行封锁、包围、分割，延安我党中央通往敌后各根据地的交通屡屡受阻，不能直达。于是横贯在黄土高原上的晋绥交通线就出现了。晋绥是山西省和绥远省的简称。晋绥抗日根据地位于山西省西部和绥远省中东部，西临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东南面至同蒲铁路，与路东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北岳区和晋冀豫的太行区、太岳区相呼应。晋绥边区是阻敌西进的屏障，是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的前卫阵地，是党中央所在地延安通往敌后各根据地和北平、天津等地区的必经之路。因此晋绥边区担负着繁重的交通接送任务。在此期间罗贵波同志和我参加了交通接送的具体领导和组织工作，对此项任务的艰巨性感受颇深。

　　在8年抗日战争中，战斗在晋绥边区交通线上的军民，穿过敌人一道道严密的封锁线，游刃于星罗棋布的敌据点、碉堡间，巧妙的避开出扰和“扫荡”的敌军，把延安派往或从延安返回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及平、津等地的干部护送到太行、太岳、北岳三个地区，然后转送出去;把敌后各根据地到延安的干部接过来，护送过黄河到延安。8 年间安全地接送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数以万计的干部，包括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同志和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还安全接送了延安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及平、津往返的大量重要文件和军需物资，光荣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在晋绥边区，这些贯穿在犬牙交错的敌占区、游击区的我们的交通线，被誉为“钢铁走廊”。

　　敌人早就察觉了我们的交通线，并千方百计进行破坏、阻截、封锁。特别从1941 年开始，侵华日军接连在晋中平川敌占区推行“强化治安”，对我边区实行“蚕食”政策，在我山区不断“扫荡”，对我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使整个根据地处在日伪军分割、包围、封锁之中。还在公路和同蒲铁路沿线以及汾河沿线，相继增设了许多据点、碉堡。在一段时间里，我们抗日根据地渐渐缩小，财政经济困难，对敌斗争更加艰苦，晋绥边区的接送任务也更加繁重。1942 年延安整风，1945 年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各根据地和平、津等地的主要领导干部和代表，都要经过晋绥到延安，还要经过晋绥返回去。当时我们缺乏交通工具，就连骡马、自行车也很少，因此不论负责接送的，还晏被接送的多靠步行。每次穿过敌占区都需要整整一夜的急行军，行动必须迅速、秘密。

　　1942年11月，刘少奇同志从华中回延安经过太岳区由武装护送到平介县(敌占区)，再由交通队秘密护送到晋绥八分区。因为是夜间行动，路又长，一夜走不完这漫长的敌占区平原，必须在敌占区停留一天。在群众掩护下刘少奇同志在平遥县仁庄平安地住了一夜，傍晚继续向文水边山进发。当走到文水苏家堡，没见到与接应卫队联系的交通员 归来，于是便在一座古庙旁等候。突然，侦查员报告，前方上贤村一带有敌人埋伏，护送的人犹豫地望着少奇同志。少奇同志沉着而又诙谐地说：“我不是早已说过，完全听从你们的安排吗!既然没有与部队联系上，我看可以返回仁庄再住一天，那里群众基础好。”这样又返回仁庄住了一天。第二天这一行人，顺着田间小路步行30多公里，到达水县崖头村，由晋绥三分区部队送过离岚公路，经兴县前往延安。

　　1943年9月，彭德怀、刘伯承等同志一行40余人去延安，由晋绥八分区和太行二分区共同接送。在清源县汾河渡口，只有一条能载七八个人的小船，除掩护的几名同志和彭、刘首长乘船外，其他人都涉水过河。他们通过太汾公路，一口气走了30多公里的夜路，拂晓到达清源边山。正待休息时，忽听山坳里响起枪声，不多时得到报告，清源城有四五百敌人向这边开来。护送人员顿时紧张起来了，刘伯承同志却笑着说：“莫来头(没关系)，敌人来了我们就打，打不赢就走嘛!”彭总用望远镜观察后说：“看来敌人不是朝我们来的。”不出所料，来接应首长的游击四大队赶到了，报告说敌人是出来报复的，已被我们打退。彭总询问了草庄头战斗经过和八分区“挤敌人”的情况。他到了晋绥军区指示军区把八分区“挤敌人”的草庄头战斗作为典型战例通报全区，又建议中央军委给八分区增加了两个团的部队。

　　通过化装，利用“合法”身份白天通过封锁线，也是接送干部常用的一种方法。护送陈毅同志去延安就是这样做的。1943 年 11月，陈毅同志携秘书警卫员一行 5人，从新四军总部出发，到达八路军总部山西省左权县。1944 年初，由晋绥八分区负责送往延安。原定的行动路线，由于途经地区有了敌情，只得改变途径，并且天黑前必须化装出发。他一身绅士打扮，穿着长衫，躺在马车上装病。党支书的儿子扮作陈毅的“儿子”随车送“父亲”到城里看病。警卫员也改装打扮成仆人。交通队员、武工队员化整为零，分散在大车前后保护。一遇上敌人盘查，陈毅同志就哼哼叫痛不迭，好像病得很重，就这样平安地过了太汾公路。到了下石沙兵站时，陈毅同志作了一首七律《过汾河平原》：

　　饮马汾河蜀客忙，悠悠河水诉兴亡。

　　霸图衰歇三分晋，块土开基一统唐。

　　屡沦夷狄空形胜，豪夺人民腐稻粱。

　　丘貉古今同一慨，曳兵弃甲暗投降。

　　公开的武装接送，规模有大有小，如接送彭真、聂荣臻、程子华等领导去延安，送抗大总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女子大学的师生赴华东、苏北、山东等地，就是采用小规模的武装公开接送。武装接送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接送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当时胡宗南 10万大军包围我陕甘宁边区。386旅参谋长周希汉奉命带两个团负责护送，罗贵波奉命带3个团，由几个县的游击队配合负责接送。这一天炮兵团在团长武亭带领下，从左权县出发经榆次、太谷进入晋中平川。炮兵团和护送部队通过同蒲路，拂晓前涉过汾河，长长的队伍不见首尾，上百匹骡马驮拉着数十门大炮和大量辎重，宛如一条游动的巨龙，冲过敌封锁线，穿过平川敌占区。由于接送双方事先均派出侦察部队，对行军路线及沿途敌情、地形等作了周密侦察，派出的预伏部队对沿线敌据点实行封锁性警戒，沿途有地方党和群众的配合，部队行动秘密迅速。直到天亮后，我军跨越太汾公路时，敌人才发觉，虽曾数度出来企图阻截，但均被我预伏警戒部队打退。战斗中我决死二纵队四团团长王何全光荣牺牲。炮兵团到达清、太、徐边山后，由120师特务团护送胜利抵达延安。

　　在我们的交通线上，还活跃着一些秘密的机要交通员。延安与敌后各根据地之间来往的党的许多重要秘密文件主要由他们接送。他们原则上与公开交通是分开的，但有联系，必要时协同配合，互通敌情，共同应付敌人。他们常年徒步跋涉，夜行晓宿，往返一次需要一个月左右。

　　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开辟的这条“钢铁走廊”在抗战时期平均每月完成接送任务将近20次，安全地接送了数以万计的干部(不包括建制部队)，其中有刘少奇、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彭真、杨尚昆、罗瑞卿、陈赓、陆定一、薄一波、程子华等领导同志，还接送了大批抗日团体的人员和联大、抗大等师生，以及美军联络组、日本工农学校等国际友好团体和人士，还有许多民主人士，并接送了大量重要文件、枪炮弹药、医疗器械、药品、电讯器材、布匹、棉花等军需物资。敌人满以为只要加强对我交通线封锁、控制，就可以阻止、破坏割断栽们的交通，但是敌人的企图失败了。我晋绥军民克服了种种困难，扫除了一切障碍，扞卫了这条“钢铁走廊”。

　　在扞卫这条“钢铁走廊”过程中，晋绥军民特别是敌占区和游击区的人民群众付出了血的代价。如平介县三家村的高大娘，为了掩护八路军，在家里挖了密室，我们过往干部常住在那里。敌人知道后把她抓起来酷刑毒打，把她脚上的筋都抽了，逼她供出八路军藏在什么地方。她宁死不屈，趁敌人不备夺过一颗手榴弹拉断了弦炸死在场的敌人，她也壮烈牺牲。又如民兵马二则，他公开身份是村公所村警，他把从冀中前往延安的20 余名干部分别安排在老百姓家里掩护。到天亮时据点的日军突然包围了该村。他想回村送信已来不及了，敌人便把他抓住审问八路军在哪里，他说不知道。后来敌人就把他捆绑起来，吊在树上毒打，他只字未吐。敌人无计可施，用刺刀把马二则活活捅死。1941年5月，党中央要把从延安抗大、陕公、鲁艺、女大毕业的一批学生输送到太行二分区抗日根据地，再由那里到苏北敌后工作。上级把任务交给清太徐游击四大队二连，由他们把这批人护送到榆次县徐东区群众基础较好的橙桥村，准备当晚通过同蒲铁路。他们把这批人分散安置在老百姓家里，由二连长贾绪同带一支小分队隐蔽在村附近监视敌人。下午二时，日伪军200多人忽然向橙桥村扑来，我掩护部队与其展开激战，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趁敌人再次组织进攻的间隙，部队领导和带队干部研究决定，留下贾绪同带一个班阻击敌人，其余部队掩护过路人员转移。敌人见我军撤退立即疯狂进攻，我阻击部队顽强抵抗，就这样一直战斗到天黑，过路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区，并于当晚顺利通过同蒲铁路。但贾绪同和他带领的那个班除副班长张福荣一人外，其余同志都壮烈牺牲。

　　我们的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我们的交通员，我们的八路军指战员和我们的交通站、情报站、敌工站的同志们历经千辛万苦，流血流汗，光荣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接送任务。正是他们用汗水、鲜血和生命铸成了这走“钢铁走廊”，并用汗水、鲜血、生命扞卫了这条走廊，使之直通革命圣地--延安，通向我抗日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