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3）
来源：360图书馆   2017-12-15 10:24:07

　　1945年1月，中共晋绥分局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决定把敌人挤到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为全面反攻创造条件。2月，晋绥军区发动春季攻势，大青山和雁北地区也转入局部反攻阶段。在为期70天的春季攻势中，八路军从绥西、绥中连续攻占多处敌人据点，把解放区扩大到4万平方里，直接威胁平绥铁路。在平绥铁路以南地区，八路军重点攻击境内敌人据点，收复国土7200平方里、村庄357个，解放同胞19000人。整个大青山地区，敌伪节节败退，日伪兵力被迫集中到铁路沿线的重点城镇。6月，八路军发动夏季攻势，塞北军分区部队在平绥路南北两侧向敌人进攻54次，攻破一批敌人据点。7月，敌人被迫从绥中、绥西撤退21个据点。归绥的日军部队只有300人，主要靠伪军1000多人支撑局面。伪蒙疆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青山抗日军民正进入全面反攻的前夜。

　　为迎接反攻阶段的到来，1945年2月至7月，八路军晋绥军区先后派出2个步兵团，中央军委从延安派出1个骑兵旅奔赴大青山，壮大了大青山根据地的军事力量。1945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塞北工委改组为中共绥蒙区委员会，由高克林任书记，高克林、姚喆、张达志、乌兰夫、杨植霖、苏谦益、白成铭、曹振之、康健民等10人为委员。7月，绥蒙政府成立，乌兰夫任主席，杨植霖任副主席。塞北军区改为绥蒙军区，姚喆任司令员，高克林兼任政委，张达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还加强了各级党政军领导机构。在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四节 日伪的殖民化经济和社会状况

　　一、日伪统治时期的殖民化经济

　　设立银行，统制金融 1937年11月22日，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第二天，改组伪察南银行，合并旧绥远平市官钱局(五原、临河分局除外)及丰业银行而成立蒙疆银行，额定资本1100万元，由察南、晋北、蒙古三伪自治政府各认400万元，实收仅300万元。总行设在张家口，丰镇、平地泉等地设分行，伪满新京与日本东京设有办事处。伪蒙疆银行处于国家银行地位，成为伪蒙疆政权统制金融的唯一机关。

　　伪蒙古联盟实业银行成立于1938年3月1日，隶属伪蒙联盟自治政府，资本总额100万元，是没收归绥、包头、集宁、丰镇等18家钱庄银号成立的。总行设在归绥平市官钱局旧址，在丰镇、集宁等县均设有分行。伪蒙疆银行成立后，立即发行伪钞。伪蒙疆银行发行的钞票分100元、10元、5元、1元4种，并铸有钢质硬币，分5角、3角、1角3种，到1939年11月止，就发行了5400万元。伪钞与日元挂钩，后与美元联系。1942年9月5日，与察南实业银行和晋北实业银行合并，成立同和实业银行，原蒙古联盟实业银行改成同和实业银行厚和分行。同和实业银行成为蒙疆银行统制管理下的商业银行，并先后在德化、商都、集宁、兴和、丰镇、乌兰花、隆盛庄、陶林、卓资山、旗下营和武川设立支行。

　　为巩固伪币价值，同时防止第三国商人活动，垄断沦陷区货物，1937年11月15日公布通货取缔令，在伪蒙疆区域内施行外汇贸易管理，凡煤炭、金属等37种矿物及皮毛、油料、棉花、棉织品等输出时，须得伪蒙疆政府许可，并须将所得外汇，按1先令2便士的汇率，结售于伪蒙疆银行。为了打击法币，强行规定2元法币兑伪蒙疆银行的伪币1元，以伪蒙疆券套取的法币购买外汇。 1940年9月2日，公布了《货币取缔法》，规定任何人不得持有除蒙疆银行券以外的其他货币，并禁止把蒙疆银行券携带出境，违者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并没收所持货币。1941年8月，颁布《汇兑取缔法》，进一步取缔私自兑换货币，限制私人间的汇款额度。还采取各种严厉措施，搜刮伪蒙疆区域内的金银。

　　垄断工商业 从日本及伪满洲国购买砂糖、煤油、酒类、杂货、烟草、纺织物等，向蒙疆输入;输出平绥沿线有粮食、蒙盐、皮类、牲口等。1937年度营业总额达229万余元。对于广大农村日寇也不放过，通过设置合作社，发展合作社社员的方式，把伪钞打入农村，控制农村经济。据1938年年底统计，采取抵押等方式向农村贷款2000余万元(蒙疆银行券)。通过合作社，农村的商业往来和金融流通全部得到控制。

　　蒙疆地区与绥西犬牙交错，为了破坏抗战后方的经济，抢夺战争资源，套取法币，日伪政权积极奖励走私。走私货物数量最多为布匹，次为日用品、化妆品，再次为纸烟洋烛，再次为煤油、火柴。

　　掠夺资源 首先日伪政权通过直接开采丰镇、兴和的煤，丰镇老官坟的云母矿，兴和县的石墨矿，年产40万斤左右，补助日本国内工业需要。在伪蒙疆政权区域内，按口计粮，不准私存，面粉每月每人6斤，距城镇10里以内者，每户按人口计，只准买1日粮，30里可以买3日粮。为了征购粮食，强摊硬派。在盟劝业厅设畜产科，各旗行政科设畜产股。1941年，伪“蒙疆政府”政务院下设兴蒙委员会，成为“蒙疆”牧业行政中枢。其次，积极推动牲畜品种改良。先后制定了《蒙疆畜产政策要纲》、《蒙古马大增产计划》、《家畜五年改良计划》等政策，推动改良工作。再次，统制收购和输出。

　　榨取税收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税捐分为部、盟、市三种。部税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财政部直接征收者，有鸦片税，年收50万元;蒙盐税，年收40万元;统税，年收40万元;印花税，年收14万元;关税，年收10万元;官产收入，年收6400余元;杂项收入1000余元。共计154.74万元。察哈尔盟，年收1868726元;巴彦塔拉盟，年收2820880元。察、巴两盟收入即绥远各县及察北各县税捐总和。主要税目有：鸦片税、盐税、统税、关税、田税、契税、烟酒税、印花税、牙税、营业税、牲畜税、牧畜屠宰税、斗税、矿业税、斗捐、车捐、房铺捐、船筏捐、杂捐、税外收入等，种类繁多。

　　统制交通 平绥铁路由日军铁道部户泽司令直接管理，伪蒙疆政权交通部仅有权参与张家口至包头营业计划权，其他不能过问。为了掠夺资源和军事需要，日伪政权在蒙疆地区还积极修筑公路，伪蒙疆联合委员会于1939年8月决定修建自北京经集宁、归绥等地到包头的公路大干线，即所谓的“兴蒙道路”。强征民工建成今乌兰察布地区的韩家棚、后河、高庙子等地的石桥。使各县偏僻地点亦多能通行汽车。今乌兰察布地区境内的主要路线有：归绥至大同，经白庙子、西沟门站、凉城县、杀虎口至大同;凉城至陶林，经香火地、宁太乡、恒丰村、卓资山至陶林县;凉城至隆盛庄，经香火地、天成、丰镇、永善乡至隆盛庄;隆盛庄至集宁，经顶隆镇，东北经弓清镇、意糕乡至集宁，西北直达集宁县;集宁至归绥，经卓资山、三道营、白塔至归绥。

　　1938年10月，张家口蒙疆汽车公司，设平地泉(今集宁区)汽车营业所，有美国制造的福特牌汽车10余辆，先后开辟平地泉至土牧尔台，平地泉至商都，平地泉至陶林三条路线。1939年，蒙疆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丰镇设运输支所，在德化、商都、乌兰花设驻站所;用来控制汽车运输业。

　　察哈尔和绥远省的邮政机构，在张家口组织了邮电总局，重要城市一律通电话，市外及乡村重要据点亦有长途电话，由蒙疆电讯株式会社经营。1936年“蒙古军政府”在德化市成立电报局，安装人工电报机1部，电话总机1台50门，建成德化市至温都尔庙，至商都、康保的电话线路。1937年蒙疆运输公司所属平地泉机动车营业所，开辟平地泉—土牧尔台委办汽车邮路;同年，四子王旗河子市成立邮寄代办所，武川—河子市—乌兰花—王府之间两日一邮。1940年，百灵庙—锡拉木伦—王府—朱日河长途电话架设完成，供盟、旗专用;同年，德化开通5个乡公所的电话。在丰镇、兴和、陶林、凉城等县，则充分利用民国时期已建成的邮路、电报、电话线路，为日伪政权所垄断。

　　纵毒敛财 强迫并鼓励种植鸦片。平绥铁路沿线10里以外，均属鸦片种植区域。在指定区域内，若不种植鸦片，亦须照缴烟税。丰镇、凉城、兴和、集宁等地成为伪蒙疆的鸦片主产区。伪蒙疆政权税收，鸦片税占大半。鸦片烟土按照质量分五等，压等收购。售卖时，优劣搀匀，一律优等作价。伪蒙疆政权还专门成立了鸦片收购机关“蒙疆土药股份有限公司”，总店在张家口，在兴和、集宁、丰镇设有分店。1940年4月17日，“蒙疆土药股份有限公司”解散，改设“蒙疆土业组合”，在乡村设立收纳处，专门收购鸦片。分配给各政厅及各盟，各政厅及各盟分配给适宜栽培的辖区各旗县，并指定鸦片种植者。农户收获后的鸦片依政府指定价格，出售给特殊会社──蒙疆土药公司。土药公司再将收购的鸦片缴给清查总署，清查总署根据统计的吸食鸦片人员的数量和吸食数量，按照指定价格分配给伪蒙疆各地，其余鸦片根据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谋略输出到第三国。私售或私藏鸦片，一经查出即行严惩。鸦片税收比1936年以前翻了近一倍。

　　二、社会状况

　　在日伪政权统治下，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变动。日本侵略者成为太上皇，掌控着社会的全部资源和其他人的生存权。在各级行政机构中，日本人以参事官、次官顾问等名义，居于政权的主要位置，没有日本人点头，机构无法运转，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在军事上，日军布防在张家口、归绥等重要城市。蒙古军中，日本人以军事顾问、军事教官等名义控制着蒙古军的全部权力。警政方面同样如此。在经济上，各大公司重要岗位均有日本人出任。以伪蒙疆银行为例，除总裁包悦卿外，副总裁寺峙英雄，总务处官员全部是日本人。“蒙疆银行完全听命于日本副总裁与指导役之操纵”。依附于日寇的伪官吏、伪军警，在本国人面前耀武扬威，在日本人面前摇尾乞怜。当时流行的顺口溜“学会日本话，就把洋刀挎，吃饭喊咪西，骂人喊八嘎”，是对这些人的形象描述。广大人民在政治恐怖、捐税劳役加重、物价飞涨、物品短缺的日子里，艰难地谋生。

　　伪蒙疆政权的捐税种类繁多，总计有契税、营业税、屠宰税、田赋、禁烟特税、地捐、房捐、户别捐、杂种捐、家畜课金、牧野课金、车课金、地捐附加捐、房捐附加捐、门户捐、契税附加捐、营业税附加捐、屠宰税附加捐、禁烟特税附加捐、车捐、游兴饮食捐、接待人捐、观览捐、屠宰场使用费、代用官舍使用费、诊疗所使用费、交易场使用费、证明书发给手续费、鸦片吸食证手续费、婚书手续费、营业许可证手续费、户口簿手续费、屠宰检查手续费、店簿手续费、官斗手续费、督促手续费、交易手续费等37种。1941年，陶林县陶凉区西富圣乡支出各种捐税费等合计52046元，全乡共计510人，6200亩耕地(实有5200亩)，人均负担102元，每亩地负担8.39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为了搜集战争物资，要求各商号、住户捐献废钢铁，数量不够，轻则挨打受罚，重则坐牢。不少居民的铁锅、铁盆都捐献了出去。皮毛、大米、白糖、面粉都成了军需品，民间不得私藏。城镇居民只配给少许面粉，多是杂粮和“三合面”(掺和糠皮、棉花籽和少许粮食制成)。民众终日不得一饱。形成吸毒、赌博、娼妓、糜烂的社会风气。

　　鸦片不单是为了吸食和出售营利，还变成了代用货币。商号往来，买房置地，娶媳聘女，甚至机关转账，税务收支，行贿送礼，都使用鸦片。

　　各地开设的赌场冠以“俱乐部”美称。麻将、牌九、盒子宝、骰子宝、掷骰子等赌具，应有尽有。俱乐部以月租金的办法包给当地或外地的土豪、恶棍。土豪、恶棍承包后，再以“分红”和“工资”形式，招揽所需人员。集宁俱乐部从早上10点开始一直开到晚上10点，内设高级和普通赌场。前来赌博的人有以赌博为生的赌棍，有家中富有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也有想占点小便宜的手艺人、小商人、农民。进俱乐部的结果，大部分是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日军所到之处，妓业繁荣。集宁是个不满2万人的城镇，有日本、朝鲜、中国妓院20余处，有明、暗娼妓近千人，几乎占集宁成年妇女的1/10。

　　第五节 文化教育与宗教

　　一、文化

　　中共游击根据地的诗歌：在绥东归凉县境内处于战乱状态，中共游击根据地的文化主要有民歌流传，类似于“打油诗”、“顺口溜”和信天游，军队战士则称之为“枪杆子诗”，当时流传于归凉县境内的有如“打油诗”

　　干豌豆，夏军川，杀人放火在蛮汉山。

　　请财神，要洋钱，家家户户不安然。

　　这首打油诗在归凉县流传较广，是对“干豌豆”肖顺义和夏军川等土匪抢掠的控诉，说明在20世纪30年代，当地人民深受其害。

　　前边走的黑狗队，后边跟着日本鬼。

　　但怕遇上八掌柜，大刀砍你秃脑袋。

　　这首打油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传播于丰镇、凉城和山西省的左云、右玉一带。黑狗队指日伪警察，八掌柜是对八路军的称呼。

　　岱海滩“哼哼”调：

　　开口不把旁人来骂，骂一声保队副枪崩猴。

　　捉上我家的男人走，回来你就要卖寡妇。

　　动不动你就说通八路，八路军来了家家有。

　　天下八路那样多，你们欺压百姓是借口。

　　总有一天碰上八大哥，看你个没头鬼活多久。

　　这是一首当地妇女被伪乡保人员抓走自己的丈夫，在痛苦中自编自唱的小曲。当时八路军在岱海滩一带活动，当八路军转移后，伪保警队来找群众的麻烦，按通八路制造罪名，抓捕群众关押或充当壮丁。

　　又如顺口溜式的快板书：

　　日寇进了归绥城，又在包头扎大营。

　　日本鬼，不是人，杀人放火太狠心。

　　旗下营，卓资山，到处都把伪军安，

　　杀猪羊，抢姑娘，拉粮拉草要大烟。

　　地冻三尺来进攻，烧光抢光又杀光。

　　心中火，怒冲天，不灭敌人不算人。

　　半夜三更下了山，大家去缴鬼子枪，

　　游击战，持久战，要把敌人消耗干。

　　大青山来蛮汉山，抗日兄弟遍山野。

　　日本鬼，快完蛋，抗日胜利在眼前。

　　这一首顺口溜在1945年广泛流传于绥远、察哈尔西部地区。

　　又如有赞颂游击队八路军的顺口溜：

　　游击队，八路军，是咱人民的子弟兵。

　　救国救民打日寇，尽给人民哪办事情。

　　穷人有了游击队，儿孙后辈不受罪。

　　穷人有了八路军，说出话来有人听。

　　八路军，好作风，背上背的个洗脸盆。

　　穿的草鞋没后跟，打起仗来敢拼命。

　　吃的野菜吞的糠，草绳麻袋当衣裳。

　　头枕砖，脚登墙，铺的土炕盖的房。

　　报刊：1936年(民国25年)10月16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在兴和县进行革命工作的刘澜涛(化名刘振汉)，改组并重新出刊《兴和周报》，由刘澜涛任社长兼编辑。25日重新出刊，刊期另起。从此，该报面目一新，成为积宣传中共抗日主张的喉舌。公开申明：“本现代新闻工作人员应有之精神，站在人民大众立场，兴救亡图存之观点，提醒同胞对国难的认识与兴和人民应负重大使命之了解。至于对民生疾苦之披露，县政应兴应革之讨论，及其他国防智识之灌输、救亡理论之研究等，亦为本刊应负之使命”。内容有兴和要闻、时事简述、自由论坛、塞声4版。改组后，发行量大为增加。“为引起国人对绥东的严重注意，”除分寄省内各大报馆及学校外，还寄赠平、津、沪、汉、晋、陕、宁、甘各地报馆与学校，对当时的抗日斗争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1937年(民国26年)夏，兴和沦陷前停刊。

　　1936年(民国25年)11月21日，由绥远旅北平同乡会创办《绥远旅平同乡救亡会刊》(周刊)，油印16开。1936年11月中旬，绥远傅作义部队在绥东红格尔图痛击进犯之日伪军，一时举国沸腾，群情振奋。该刊应时而生，把抗日的呼声“送到每个人的耳中，唤醒了全国人的注意，打动了每个救亡人的心肠”。刊名又题作《救亡周刊》，出刊总数不详。

　　电影：1936年7月，日军策划了侵略绥察地区的绥东战役。主战场在今乌兰察布地区的红格尔图镇，次战场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百灵庙镇和四子王旗大庙。在这次战争中，以傅作义为首的爱国将领指挥国民党军队与地方武装一道进行顽强抵抗并大获全胜。绥东抗战的胜利，鼓舞了全体人民的抗日斗志。为了庆祝这次胜利，同年12月2日，国民政府中央摄影场及新闻影业公司为了满足全国同胞的希望和要求，派摄影队赴绥东前线拍摄了纪录片《绥远剿匪录》。12月中旬在红格尔图的敖包格尔(长胡子营盘)开始拍摄，摄影队还到红格尔图让当地军民重演打击日军的战斗，又到四子王旗和百灵庙拍摄由副军长曾延毅指挥的孙兰峰旅、王靖国第70师和孙长胜骑兵师全歼伪军的战斗场景。这部黑白影片(无声)1937年11月在南京公演。中国电影资料馆存有这部电影的拷贝。

　　二、史学

　　1937年日伪商都县政府编纂《商都县事情》，以总务科长刘荫榛为编纂委员长，总务股长赵儒元、教育主任金绶、行政科员邢棣华为编纂委员的编纂委员会，由县长朱之一作序。全书分12章，记述了商都县的历史沿革、地志、风俗、山川、河流、气候以及社会经济等情况。更为重要的是书中对该县民国时期的农、工、商业和交通、教育等方面做了详细介绍。

　　1939年，察哈尔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从满文转译了《元史》，于1943年由蒙疆政府主席府印刷处印刷，为铅印本。

　　三、教育

　　(一)旗县的教育

　　察哈尔右翼四旗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侵占后,各旗小学相继因战乱而停课，1939年相继恢复，并出现了苏木间联合办学的状况。1943年，察哈尔右翼牧群小学校长高力明赛建立了右翼牧群小学女子分校。1944年商都旗小学也建立了女子部，为反对封建陋习，提高察哈尔蒙古族妇女的文化素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这一时期，四旗的小学校被纳入日本在蒙疆地区的社会殖民教育体系，在课程中，每周日文课占7—10小时以上，蒙文课仅占了3—5小时，不准学习汉文。毕业后可全公费考入察哈尔盟张北青年学校、巴彦塔拉盟师范学校、厚和蒙古中学、察盟师范学校、厚和军官学校等中等学校,高等学校有张家口兴蒙学院和蒙医学院、蒙古文化学院等。仍然为奴化教育，曾经激起察哈尔蒙古族学生举行罢课和反日学潮。

　　四子王旗在1938年时，将前国民党学堂，改为旗立学校，教室由过去的蒙古包改建为土房，修建了校墙，有学生40余人。1941年后该校改名为兴蒙学校，由日本人牙库严莫和山本任日语教员，由于实行殖民化教育，曾引起蒙古族师生的不满，先后有桑杰栋伊德等多名学生离校回家。1942年该校又于补力太建立一个分校，有学生30余名，在蒙古包中上课。同年又设立了阿日特斯格女子小学和策根达赖女子小学，在今查干敖包苏木和查干补力格苏木境内。两校各有学生八、九十名，两所小学由旗衙门贡扎布协理统管，校长分别为斯仁格力和道尔吉斯楞。不同的是两所女子小学，除习文化外，还要学习挤奶、剪羊毛、制做奶食、做毛毡，帮厨做饭等畜牧业经济技能知识。教师由旗衙门笔贴式按月轮流到校授课。另外，有寺庙学校20余座，较著名的喇嘛小学有四所，均设立于1941年。即满都拉庙喇嘛小学、哈布其勒庙喇嘛小学、都呼莫庙喇嘛小学、锡拉木伦庙喇嘛小学。主要课程有《蒙古字母》、《圣谕广训》、《四十惟先》、《成吉思汗》等为内容的蒙古语文，以及算术、图画、体育、日语、经文等。四所喇嘛小学共有学生140余名。上述各学校在1945年秋，由于时局动荡而全部停学。

　　此外，各县的教育由于受到战争的冲击，虽然在1939年后，各县的学校逐渐恢复，但入学的学生较1936年以前大为减少，各县学校的教材均由日方选定，汉语授课的同时并授日语。进行殖民化教育，灌输奴化思想，宣传亲日防共反华的政策。与此同时，则教会学校发展很快，在丰镇、兴和、凉城、陶林、商都、化德及察右四旗、四子王旗境内均有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教育是服务于宗教的传播。

　　(二)中共游击政权的教育

　　中共游击政权从1939年开始在蛮汉山区创办有碾房窑、白银厂汉、十八沙乎、常胜乡、小南沟、三犋窑、好赖沟等小学。这些学校都是秘密创办起来的，每个学校的学生一般在十六、七人，年龄参差不齐，主要为当地的农家子弟。教师由中共游击政权从农村知识分子中聘用。教师的报酬从根据地公粮中支付，每年发给教师5石莜麦。

　　学校没有固定的课本，教材五花八门，有绥东专署(后改称绥南专署)归凉县委自编油印识字课本。如《抗日救国三字经》、《救国四言杂字》等，还夹杂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名贤集》等旧学教材，以及珠算、算术等知识。在办学形式上因生而宜，既有常年制，也有春冬学，既有全日制，也有半日制不等。有的甚至是随军学校和临时识字班，如1942年到1943年的好赖沟随军儿童学校。这些学校虽诞生于兵荒马乱的岁月，办学措施也很不完善，但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在1939年至1940年，中共归凉县在群众中办起识字班，开展扫盲识字运动，组织群众利用田间地头和晚上时间学习。1941年，《绥察行政公署施政纲领》中规定“努力发展农村教育，开展识字运动和社会教育”。经组织上严格挑选17名地下党员、入党对象参加了松树沟识字班的学习。而后巩固了后什村、大小抢盘、大榆树、大东沟、明星沟等地的识字班。同时游击根据地开展了对干部的教育，开办各种形式的训练班。进行文化补习的主要内容，一般是学习语文和简单的数学，学习珠算，学习中外地理、历史和自然常识。学习的主要内容有抗战形势、经典著作，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民族民主革命》、《中国革命运动史》、《联共(布)党史》等，还有上级有关法令、条例等。办过的干部教育培训班主要有：1940年绥南专署办的区政府工作人员训练班一期15人，时间半个月，学完后大部分人被分配到区政府工作，少数回村搞地下工作。1941年底，绥察行署办的绥南短期会计训练班一期5人。1942年6月，绥察行署办的绥南短期游击队员训练班一期20人。1943年绥南地委办的党训班一期170人，时间3个月，学习内容除识字课外，还有党课学习。

　　四、喇嘛教的衰落

　　1937年日军占领整个今乌兰察布地区后，有关喇嘛教事务先后由伪蒙疆政权的总务部、民政部和兴蒙委员会统管。其间对蒙古喇嘛教也采取了强调政教分离，严格控制和种种改革政策措施。1940年12月，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提出《宗教施策》，决定在德化设立喇嘛训练所，成立喇嘛印务处，整理本庙经济，提高喇嘛素质。1943年5月，在张家口召开蒙古佛教复兴会议，成立了喇嘛印务处，成为管理喇嘛和寺庙的专门机构。虽然蒙古喇嘛教出现哀落的趋势，但仍为蒙古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在蒙古人精神生活及其蒙古地区的政治生活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四子王旗和察哈尔右翼四旗的喇嘛庙的喇嘛，占有很大的人口比例。喇嘛教还支配着当时的政治局面，如在1933年，德王发动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时，正在百灵庙等地讲经游历的西藏班禅活佛也曾施加影响，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寺庙还是牧畜的最大所有者，如四子王旗锡拉木伦庙有牲畜2万余头(只)。而寺庙的财富被上层喇嘛所聚积，用于礼佛、诵经及供养庞大寄生阶层喇嘛等宗教事业上。寺庙经济的恶性膨胀，为广大蒙古族普遍贫困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天主教的兴盛

　　1937年凉城县天主教对教区的管辖作了重新划分，以弓坝河为界，以南的4所教堂归大土台教堂管辖，由郑国良神甫任本堂神甫;以北的8所教堂归新堂管辖，由此天主教的中心由原旧堂转移到新堂，由李圣泽任本堂神甫。其时，新堂教堂的财产有骡子10匹，牛10头，铁轱辘车2辆，土地60多顷，固定劳力50多个，农忙季节加派临时工250人，年收租1000石，约3.5万斤。

　　1938年凉城县天主教开始进入了兴盛时期，由高益谦神甫任本堂神甫，王再高神甫任副本堂神甫。当时全县天主教徒租种堂内土地所交纳的粮食全部收归新堂教堂。在县内设有3个收粮点，每个点由本堂神甫派备一名跑摊的，人称“二掌柜”。凡是教徒租种教堂的都由“二掌柜”根据土地质量的好坏，按“一、九”、“二、八”、“三、七”比例分成，也叫“挑丰收”，每年收粮50多万斤，由新堂管理支配。当时总堂财产已拥有骡子27匹，牛10头，羊100多只，铁轱辘车7辆，花轱辘轿车2辆，房屋420间，总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有固定劳力100多人，农忙季节短工可达500多人。拥有土地100顷，有3处农庄。教徒已达10000多人。并兴办了方济格修会国际修女院，有修女10人。同时附设医疗诊所，由外国籍修女“二姑奶奶”等3人为教徒为当地的人免费治病。献堂会国籍修女院，有修女10人。教会还有自办男、女学校，男学校的教师由天主教堂从教徒中聘请选用，经费由天主堂支付，每年培养学生70多人。高小毕业后，选送到厚和豪特(今呼和浩特)、南壕堑的尚义中学继续读书。女校的教师由“献堂会”的修女担任或从教会培养，每年培养学生200多人。后改为国立，建立婴儿院收养各地弃婴300多人，疯、傻、双目失明的妇女50多人，残疾孤儿40多人，由教会直接抚养。同时还开办了商号10多处。1941年，新堂教堂由集宁教区派郝有瑞神甫任副本堂神甫。后又由郝有瑞神甫任本堂神甫，负责新堂教堂管辖的8个教堂的教务。弓坝河以南的4个教堂由集宁教区派来王俊鹏神甫作本堂神甫负责教务。凉城县天主教的兴盛时期，一直维持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伪政权倒台，其后渐次走向下滑的局面。在卓资山1944年天主教徒发展到2000余人。